0%

藏文典籍也呼應此一說法。其為：文成公主與吐蕃使臣，來到丹瑪岩前，在岩石上刻了七肘高的彌勒像、普賢行願品經文。

不論是青海路古道，還是川康路古道，雖然兩路人馬各執一詞，爭個不休；但是，對文成公主曾經過境青海省玉樹州的結古鎮，雙方倒是均無異議。也就是說，唐蕃古道雖分兩路，卻在玉樹結古鎮會合了。由此可知，結古鎮在唐代即為唐蕃交通重鎮，古道的東西兩路在此會合後，合成一路而入藏，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關於玉樹的文成公主寺，近代有許多相關的報導與考察報告。但是，各家說法的出入很大。尤其是對廟裏的九尊雕像，有的說是文成公主和八位宮女雕像，有的說是佛像。對這一問題，也是各執一詞，均以親眼目睹為證。

從這一則報導開始，有許多提到文成公主寺的文章，說廟裏的雕像，以文成公主像為主尊。也有提到另外八尊雕像的，說是文成公主的侍女。還有說及文成公主及八名宮女雕像，均著唐代宮裝的。繪影繪形，甚至以照片為證。

該廟志所意圖表明者，最初雕刻佛像者，是文成公主；當時只是粗雕。後來，金城公主修蓋佛殿蔽護，繼而又派人加工精雕，乃有後來之規模。

《大日如來寺廟志》中載有四句詩，原文為藏文，譯為漢文為：

中國大陸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文物參考資料》對文成公主寺有一則報導：

上述《文物參考資料》又說，在今貝溝口南邊，有一處山崖叫吉拉崖，崖上有五尊天然形成的度母像，至今猶清晰可見，為藏民心目中的天然勝地，其上並建有度母廟。

至於藏學的學術論著，論及文成公主寺者，都認為廟裏這九尊雕像為佛像。他們所根據的主要資料是該寺的寺廟志——《囊巴囊澤簡錄》漢譯《大日如來寺廟志》。——據該寺廟志所記：相傳，文成公主因長途跋涉，在貝溝休息了一個月。在此期間，文成公主曾令隨從工匠，於懸崖上雕刻佛像九尊，中間端坐的佛像藏名囊巴囊澤，梵語摩訶毗盧遮那，漢譯大日如來。左右各侍立四尊菩薩，分上下兩層。這八尊隨佛菩薩分別為普賢菩薩、文殊菩薩、金剛手菩薩、除蓋障菩薩、虛空藏菩薩、觀世音菩薩、彌勒菩薩、地藏菩薩，共八大隨和圖書佛菩薩。

西元七零一年，唐中宗景龍四年，唐蕃第二次聯姻，金城公主來到通天河南岸的貝溝，她看到文成公主所雕刻佛像，受到風吹雨打的剝蝕，就令人修蓋佛殿以遮蔽之。金城公主入藏得子赤松德贊後，於西元七三〇年又派人修建貝溝佛像殿，併加工雕刻原來文成公主令工匠所刻之佛像，然後，在廟殿門旁刻石記載曰：「為了祝願萬民眾生，赤德祖贊父子（此子即赤松德贊）幸福平安，佛教昌盛，依照原刻佛像再加工精雕細刻，修蓋此殿。」

《大日如來寺廟志》又記載了：

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首府結古鎮南面約五十里之巴塘，有一山谷名「百南巴」，現仍存有一座規模不大，以文成公主石刻像為主的紅色寺院建築。寺院東側和*圖*書的峭壁上刻有藏、漢文字四塊岩石，因風化侵蝕，原來字跡多不清楚，比較清楚的有「為波羅為密多」等漢文佛經詞句。

金城公主生子赤松德贊之事，首先出現在藏文典籍《巴協》一書之中，此事已被本世紀初出土的敦煌藏文寫卷及漢文史料所否定。《巴協》屬於十世紀之後佛教後弘期的作品，是後弘期的佛教徒，為了穩固佛教在西藏的發展，而進行改編的作品，充滿宗教色彩。佛教徒往往為了宗教目的，採錄若干民間傳說，設計編撰一些引人入勝的故事，以達到弘法的目的。藏區許多寺廟志充滿宗教色彩，其所記吐蕃時期諸事，和藏文典籍所記者，大同小異，也都必須予以存疑。

《大日如來寺廟志》並未記下撰著日期，其所記諸事，很明顯與後弘期藏文典籍的精神，一脈相傳。所以，該廟志的性質，與所謂的藏文典籍是很類似的。所述「文成公主初刻貝溝佛像，金城公主和圖書再加工精雕」，勿寧說是一種自圓之詞，用以解釋佛像的形成過程，使其更為合理；並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兩位大唐公主有所關聯。

左邊崖壁上，有吞米桑布扎親手書寫的，藏文說明文字十八行。右邊崖壁上有吞米桑布扎親手書寫的，由工匠摹刻的梵文十二行、藏文美術字三十行。以及文成公主親手書寫的漢字楷書十六行。廟左入口處，對面峭壁上端，有紋刻的佛像九尊，下端有紋刻的吞米桑布扎藏文頌詞三十行，另在貝溝兩端的石崖和山頂上，也紋刻了許多佛塔、經文、六字真言等。因佛經經文字數在十萬以上，所以貝溝又有十萬經文的意思。

當地傳說，文成公主在大日如來寺建成之時，當地藏民與文成公主隨從人等，共同舉辦了慶祝活動。並編成舞曲，曲目為「阿姐甲薩（漢妃姐姐）」，流傳至今。每逢節日慶典，必定獻演，以紀念文成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