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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詩書典籍的翻譯，漢文佛經的藏文譯著對吐蕃時期的宗教之影響，不容忽視。此外，《唐會要》及《冊府元龜》均記載：「吐蕃曾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德宗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年），唐朝遣良秀、文素二僧入蕃，並且每年更換。」這一記載印證了藏文典籍《蓮花生傳》所記的「漢僧數人入蕃譯經」一事。從藏文《大藏經》的〈丹珠爾目錄〉中，所列的六、七百種譯經，可以找出，譯自漢文的佛經有三十一種。《舊唐書》記載：唐德宗時，「先陷蕃僧尼將士八百人自吐蕃還」。也就是說，在唐德宗之前，已有中土僧尼留在吐蕃。

二十世紀出土的敦煌古西藏文獻，其中赫然出現《尚書》、《禮記》、《春秋》、《戰國策》、《孔子項託相問書》等古藏文譯本，譯文正確流利。不但證實了中土詩書典籍確曾大量輸入吐蕃，也指出吐蕃許多文人的漢文造詣之深。流利的藏文譯本，使中土的詩書典籍，對吐蕃文明以及後世的西藏文化，投入變遷的因素，形成巨大的影響。

敦煌出土的一部漢文書《頓悟大乘正理決》，提供了一椿重要事件的佐證記錄。此事在第一章介紹桑耶寺時，已經提及。本書記載唐朝僧人摩訶衍等三人赴吐蕃弘法，並與印度僧人辯論佛經事；即藏傳佛教史上著名的「頓漸之爭」，也就是中土佛教與印度佛教的義理辯論大會。書中的結論是，摩訶衍所代表的中土頓派禪宗，大獲全勝。吐蕃贊普大宣詔命曰：「摩訶衍所開禪義，ｗｗｗ.hｅｔｕbｏoｋ.ｃoｍ•ｃｏｍ究暢經文，一無差錯。從今以後，任道俗依法修習。」擁印僧的吐蕃貴族不服，發動暗殺、誣陷等報復行動；雙方鬥爭慘烈。然而，十一世紀出現的藏文典籍，則有不同的說法，其記為：摩訶衍辯論失敗，返回中土。——這件事告訴我們，印度佛教之進入吐蕃，除了面臨苯教勢力的一再反噬，也與漢傳佛教勢力歷經了艱苦的鬥爭過程。

吐蕃對互市的需求，除了以馬、牛牲畜及羊毛，換取絲綢之外，另一項大宗的需求，就是茶葉和茶磚了。《唐國史補》記載，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用茶種類之多，如數家珍。當時，吐蕃社會嗜茶已漸成風尚。藏地氣候並不適茶樹之生長，均仰賴唐蕃互市，以馬、牛及羊毛交換得來。

另外，值得一提的，《冊府元龜》記載：西元八百二十四年，「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圖，山在代州，多浮圖之跡，西戎尚此教，故來求之。」相傳，五台山是觀世音菩薩在中土的道場，為佛教聖山之一。十一世紀之後的藏文典籍，亦常提到中土的五台山，視為觀世音菩薩在中土的居所。藏人朝聖的地方，如果第一選擇是聖城拉薩，第二選擇就是中土山西省的五台山了。自古以來，有些藏僧到五台山朝聖之後，就此常駐修行的或接受當地信徒供養的人，不在少數。久而久之，為五台山的佛教文化，注入了變遷的因子。今日，五台山顯密寺廟雜然並存，也成為漢傳佛教和*圖*書與藏傳佛教的交流中心。我在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五台山訪視，深覺藏傳佛教寺院建築宏偉，美侖美奐，且香火鼎盛；很有凌駕漢傳佛教寺廟勢力的態勢。

藏傳佛教雖是獨樹一幟，仍免不了中土禪宗的影響。在本書第二章亦曾提及，摩訶衍在離開吐蕃之前，建了一座小佛寺。除了居住在此寺中的少數禪宗大師，還有一些頓門派的譯師仍生活在吐蕃。另外，印度某些成就派的代表人物，也陸續來到吐蕃，他們的義理，在理論上與禪宗有所關聯。常有奇蹟顯現的頓悟之道，順理成章的被歸入成就派。有些難以理解的奇蹟，被認為接近巫術，吸引了本性敬天畏神的西藏民眾。禪宗的教理，明顯存在於一些成就派的教義中。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寧瑪派，也是俗稱的紅教，與本土的苯教，淵源最深。寧瑪派就把禪宗教理的某些內容，吸收到他們的教義之中。

唐朝文化輸入吐蕃，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在十一世紀以後，陸續出現的藏文典籍所載，還有更多。藏文史籍所載者，有的明顯為本土文化，或其他外來文化如印度文化者。這些藏文史籍偏偏將其說成是從唐朝傳入；有的更一步，甘脆說成是文成公主帶來引入。為什麼藏人如此厚待唐朝？尤其是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在西藏的文化象徵，實源自於此。

不論孰勝孰負，其後的結果是，中土禪宗在西藏的影響力轉弱；以印度漸門派為主，並結合吐蕃本土苯教的藏傳佛教，在西藏逐漸生根茁壯，結出璀璨的文化奇葩。

吐蕃贊普在河源親迎文成公主之時，「嘆大國服飾之美」，就脫和-圖-書下氈裘襲紈綺；對其臣民有示範的作用。高宗嗣位後，曾賜吐蕃使者「雜彩三千段」。《敦煌吐蕃歷史文書》亦記載了中土絲綢大量傳入吐蕃：「以唐人歲輸之絹繒，分贈各地千戶長以上官員。」接著，金城公主入吐蕃，帝贈錦繒數萬。開元七年（西元七一九年），吐蕃遣使求和，唐玄宗「因賜其束帛，用修前好，以雜彩二千段賜贊普，五百段賜贊普祖母，四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註），一百五十段賜坌延達，一百三十段賜論乞力徐，一百段賜尚贊咄及大將軍、大首領各有差。唐皇后亦以雜彩一千段賜贊普，七百段賜贊普祖母，五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可以說，充分反映了吐蕃王室權貴酷愛絲綢的現象。

高宗登基，吐蕃贊普松贊干布上書以賀，奏書上並提及「請蠶種，造酒、碾、磑、紙、墨等工匠。」高宗批示許可。這是中土工匠技藝輸入吐蕃的最早記錄。碾、磑是指石磨的種類。藏文典籍記載：文成公主曾在康地蓮花草原指導藏人建造水磨，水磨是運用水力推動石磨，可以大量節省勞力，提高生產速度。《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記載，噶爾欽陵歌曰：「青稞水稻長原上，入於水磨即成粉」，噶爾欽陵是噶爾東贊之子，此歌詞說明了水磨傳入吐蕃不久後，即推廣於吐蕃。

《冊府元龜》記載：吐蕃遣使來迎公主之時，兼學漢語。而在文成公主入藏不久，吐蕃隨即派遣子弟到唐朝留學。《唐書》記載：「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國學就是唐朝的國子監，是唐朝的最高學府，設於長安。當時，學者雲集京師，盛況一時，升講筳者至八千和-圖-書餘人。在當時各外族之間，頗有名氣，可說是譽滿海內外，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外族，均有子弟請入國子監就讀。

進入唐朝國學就讀的吐蕃人，十分勤學，唐朝臣工對他們深為讚賞，認為「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持銳，善學不回。」吐蕃人學有所成者，不在少數。譬如，前面提到的仲琮，頗為精通漢文，與皇帝從容應對，連唐人也自嘆不如。還有，唐朝之時，四夷大多派遣子弟入侍，蔚為風潮。一度掌握吐蕃兵權的大相論欽陵，也曾經趁著這個風潮，來到長安充當「侍子（其實就是質子）」，「遂得遍觀中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為邊害。」這些來長安學習的吐蕃人，與其他四夷的留學生們，均是脫下氈裘改穿漢裝，皆通漢語，知曉中土法規，眼見衣冠之儀制，目擊朝廷典章，尤其勤學經國之術與兵法。因此，在萬歲通天二年（西元六九六年），唐臣薛登奏上〈請止四夷入侍書〉，以減少邊害。

在古代吐蕃早期，有許多地方仍以木簡記事，出土的吐蕃簡牘可以說明這一點。而敦煌藏文文書和佛經，大多已是紙卷文獻，所用紙張幾乎都是唐代的產品，且多在河西製造。值得一提的，十一世紀的阿里古格王朝，位於西藏極西的帕米爾高原附近，在其殘存宮室中所得佛經用紙，經由碳十四測定，均為唐代紙張。

金城公主進藏時，唐皇特賜龜茲樂。西元八百二十二年，劉元鼎出使吐蕃，吐蕃贊普隆重招待劉元鼎，劉元鼎的筆記，記下了吐蕃贊邀宴的實況：「大享於牙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https://www.hetubook.com.com唐朝中土的許多樂器，今日仍存在拉薩。大昭寺內就珍藏了據傳為文成公主帶入吐蕃的琵琶、笙、腰鼓、箜篌等古代樂器多件。依照傳統慣例，大昭寺在每年藏曆二月二十三日，都會舉行亮寶會，將寺內珍藏的寶物，在拉薩街上遊行展示。

《舊唐書》記載了，松贊干布時，吐蕃主動吸收唐朝文化的另一種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後，除了派遣酋豪子弟申請進入國學來唐留學之外，「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也就是邀請中土文人入藏辦理文書典籍等事宜。其後，在金城公主入藏之後，向唐朝請求詩書典籍多種。——開元十八年（西元七三一年），「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春秋、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當時，唐臣于休烈上書唐玄宗說：「若予吐蕃諸書，使知用兵權略，更生詐變，非中國利。」玄宗交中書門下會商後，裴光庭奏稱：「若予吐蕃詩書，可使其漸受文化薰陶；休烈但知書中有權略變詐之語，而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結果是「允其所請」。唐朝乃至於中土一切王朝，教化異族的胸襟，足令後人感佩。而以大家長自居的心態，對外族常不設防，其心智常被自尊自大所矇蔽，也頗令後人感嘆。

而吐蕃民間喜愛絲綢的情況亦然，反映在吐蕃一再遣使來唐，請開絲市一事。吐蕃人民對唐朝的絲綢非常喜愛，常用牛、馬來換取。武則天臨朝時，唐蕃在益州互市；中唐末年憲宗元和年間，唐蕃又在隴州塞互市，各自交換物資，吐蕃輸出以牛、馬牲畜與羊毛為大宗，唐人輸出則以絲綢、茶磚為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