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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的支持者，都是吐蕃王族的後裔。他們在當時，雖只是占領一個小地方為王，不再擁有往日祖先的光榮王統。但是，他們的作為，對其他新興的領主，卻具有相當的示範性。

在西藏復興的佛教，和吐蕃時期的佛教，不可同日而語。佛教和苯教經過長期的鬥爭，互相滲透融合，已經形成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以印度佛教的經典教義為基礎，在宗教儀式、神靈家族等方面，吸收了許多苯教的成分。後來，在寺院僧伽組織制度等方面，又受到「政教合一」的影響，使佛教更形「西藏化」。藏傳佛教被稱為喇嘛教，雖然在字義上解釋不清（註），但是，具有西藏的特徵，也可以說是典型的西藏文化之一。

這種方式的「政教合一」，說穿了，是地方勢力與宗教勢力的相勾結。起初，是為了在鬥爭中求勝，為了謀得更好m.hetubook.com.com的出路。後來，演變成不斷的擴張勢力。由於地方勢力要靠宗教勢力來鞏固，宗教勢力要靠政治勢力來維護；基於擴張勢力與地盤的需求，就不能免於與其他政教勢力互相對立，甚至水火不容的地步。

與阿底峽大師進藏同時，大食（阿拉伯）軍隊侵入中印度，伊斯蘭教在印度發展迅速。與此同時，印度的本土宗教婆羅門教，再度復興，形成新古典派的印度教。佛教在印度逐漸衰落，佛教徒受到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迫害，大部分佛教學者和僧人，逃往東印度、緬甸、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等地，也有一部分經阿薩姆、尼泊爾逃來西藏。西藏在吐蕃時期的學佛經驗之上，加以分裂期的學佛需求，又逢印度佛教徒大量湧入；因而，佛教在西藏復興，並非偶然。

他們學成返藏後，在領主的支持下，www.hetubook.com.com大量建寺，度僧傳戒。並修復了於吐蕃時期在拉薩、桑耶等地所建的寺院。僧人人數逐日增加。到了十世紀，佛教在衛藏地區已經恢復了，史稱「下路弘法」。

九世紀下半葉，權力經過重新分配，割據一方的新興領主，已經擁有相當的實力。佛教前弘雖然失敗，但是在前弘期已經奠下相當的基礎，佛教在這一片沃土上，正醞釀著新的發展。

從十一世紀中葉到十二世紀下半葉，出現了一些著名的大寺院。例如：夏魯寺、熱振寺、薩迦寺、丹薩替寺、止貢寺、蔡巴寺、楚普寺等，這些大寺院所代表的龐大政教勢力，是佛教再興起的標幟。

從吐蕃權力中心衛藏地區，逃往西康、青海地區的佛教僧人，並沒有中斷佛事活動，傳到喇欽上師時，已經有了相當的名氣。當時，衛藏地區hetubook.com.com有一些失去原有地位的貴族後裔，為了尋求出路，前往康地求師學佛。當時的桑耶寺領主，也是吐蕃王族的後裔，為了利用佛教以使政權得到穩定，便出資讓立志學佛的魯梅等十人，前往青海西寧一帶，學佛取經，師事喇欽大師。

西元十世紀，當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同時，卻在西藏得到復興的機會。

逃往西部阿里的吐蕃王族後裔，占據阿里地區，建立了古格王朝。當時的古格王，大力倡佛，於西元一〇四二年，延請印度超岩寺住持阿底峽大師，來到阿里。除了建寺修塔外，並大量翻譯佛經。同時還整理修訂吐蕃時期所翻譯的經典，仿桑耶寺修建了托林寺。以此為基礎，阿底峽大師展開了他的影響力，向衛藏方向逐漸擴散。阿底峽大師後來成為四大教派的傳承之祖。到了十一世紀，阿里的佛教已有相當的hｔtps://ｍ.hｅtｕｂoｏｋ•ｃｏｍ.com規模，史稱「上路弘法」（註）。

在新興領主的大力扶持利用之下，迅速發展起來的藏傳佛教，和政治、經濟，緊密的結合一起。這些領主，既是地方頭人，又是寺院的大施主。他們通常以施主的名義修造寺院，有的甚至自己出家為僧。如此一來，本身既是政治領袖，又是宗教寺院首領，形成僧俗一體、政教不分的形勢。領主家族的利益便與寺院僧眾的利益，結合成為一體，須臾不可分離。

吐蕃王族對藏人而言，畢竟是唯一絢爛的、光榮的過去，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後來，不論是元代薩迦王朝的昆氏家族，或是明代帕竹王朝的朗氏家族，其族譜都上述到吐蕃王族的某一贊普，均自稱為該贊普的旁支後裔，並以繼承吐蕃傳統為榮。

分裂期的各個新興領主，他們行政決策的參考，縱使沒有上路、下路弘法的示範ｍ•hetｕｂｏoｋ.ｃｏｍ.ｃom，傾向於學習吐蕃王朝的政制與作法，也是必然的。——至關重要的，就是結合佛教勢力，對抗苯教祭司或明或暗的威脅，以鞏固王權。此點與吐蕃王族的作法，如出一轍。於是，在各領主頭人重視佛法的鼓勵之下，藏人的向上出路之一，就是學習佛法。

九世紀初，吐蕃王朝覆亡後，佛教徒四散逃亡。西藏各地方勢力相繼興起，爭戰不息，使得西藏中心地區的衛藏區，在一百三十七年之久，見不到佛教教法和穿袈娑的僧人。在動亂中，人民希冀安定，地方統治者也需要維持穩定的方式。於是，佛教又成為可以利用的手段；西藏當時的形勢確是佛教復興的溫床。

所以，在元朝蒙古人的勢力進入之前，西藏的形勢是數個大教派各據一方，彼此分庭抗禮的局面。瞭解當時西藏的局勢，對代表薩迦派的薩班及其後繼者八思巴與元朝汗王，兩者之間所締結的「檀法關係」，才能有一個清楚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