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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雖然常常被稱為納粹黨的「思想領袖」，而且也的確是納粹黨的「哲學家」，但是他也是個才力平庸的人。有人把羅森堡當作俄羅斯人，也許是有些根據的。像許多俄羅斯「知識份子」一樣，他是波羅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後裔。他是一個鞋匠的兒子，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生於愛沙尼亞的勒伐爾（現在叫塔林），一七二一年以來愛沙尼亞一直是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他選了到俄國而不是到德國去上學，一九一七年在莫斯科大學得了一張建築學的畢業證書。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時候，他一直待在莫斯科，很可能，像他在納粹黨內有些仇人後來所說的那樣，他當時曾有過做個年輕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的念頭。一九一八年二月，他回到勒伐爾，自願參加當時開到那個城市的德國軍隊，但是因為是個「俄羅斯人」而被拒絕了。他於一九一八年年底終於到了慕尼黑，最初是在流亡在當地的白俄當中活躍起來的。

「在一切權威蕩然無存的時候，只有一個來自人民的人才能確立權威——獨裁者在廣大群眾中間紮根越深，他就越能瞭解在心理上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工人們也就越不會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躍的人民階層中也就會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本人同群眾並無共同之處；像一切偉人一樣，他有偉大的人格——必要時他不會怕流血而退縮。重大問題總是由血和鐵來決定的——為了達到他的目標，他不惜踐踏他最親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須嚴酷無情——必要時，他可以用他的軍靴踩著他們（人民）前進——」

在演講的時候，希特勒第一次闡明了德國工人黨的二十五點綱領。這個綱領是德萊克斯勒、弗德爾和希特勒三人匆匆忙忙地擬出來的。會上的噓叫聲，大部是針對他宣讀的綱領內容而發的，但是他還是認為綱領已全部得到通過，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時候，這個綱領成了該黨的正式綱領。後來，為了策略上的原因，希特勒在一九二六年還宣佈這個綱領是「不能改動的」。

但是在開始的時候，他並沒有感覺到德國工人黨有什麼重要意義。他去參加該黨集會是奉命而去的。這次集會參加的一共只有二十五人，地點是在施端納克勃勞啤酒館的一間陰暗的房間裡。希特勒從開始一直坐到散場，覺得會議開得很沉悶，一點也沒有什麼好印象。他說，這是「一個與其它許多新組織沒有什麼不同的新組織，當時的時代是這樣一個時代：任何人都對現狀不滿，都覺得有必要組織一個新黨。這種新組織遍地皆是，過不了很久又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我覺得德國工人黨沒有什麼不同」。在弗德爾發言結束後，希特勒正要離開時，一個「教授」站了起來，反駁弗德爾的論點，並且建議巴伐利亞同普魯士脫離關係，另外同奧地利組織一個南德意志國家。這在當時的維也納是個很流行的主張，但是它卻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據他虧來自己說，此事使他站起身來對「這位有學問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話顯然說得十分尖銳，據希特勒說，那位「教授」「像隻落水狗般」夾著尾巴溜走了，而其餘的聽眾則「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個無名小子。有一個人——據希特勒說當時沒有聽清他的姓名——在後面追上來，把一本小冊子塞在他手裡。

這些人就是希特勒開始要想當曾經為世界貢獻過路德、康德、歌德、席勒、巴哈、貝多芬、布拉姆斯的民族的獨裁者的時候糾集在他周圍的角色。

一個從事政治的人，需要觀察、分析和加以利用的事件和不斷變化的局面，真是接二連三，令人目眩頭暈。一九二一年四月，協約國向德國提出了賠償要求——為數達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折合三百三十億美元。德國人馬上嚷嚷他們無法償付。馬克原來對美元的比價是四：一，現在開始下跌，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已跌到七十五：一，一年後跌到四百：一。埃爾茲伯格在一九二一年八月被暗殺。一九二二年六月發生謀刺當初宣佈成立共和國的社會黨人菲力浦．謝德曼事件。同月二十四日，外交部長臘思瑙在街頭被刺殞命。在這三起案件中，兇手都是極右翼的人。搖搖欲倒的柏林全國政府為了對付這一挑戰，終於宣佈了一項特別規定的共和國保護法，其中對政治恐怖行動規定了嚴厲的懲罰辦法。柏林方面要求解散許多武裝團體和結束政治上的無賴行為。但是，巴伐利亞政府即使在溫和派的萊亨菲爾德伯爵（他於一九二一年接替極端派的卡爾）領導下，也發現要遵守柏林全國政府的決定是很困難的。當它企圖實行取締恐怖活動的法律時，巴伐利亞右派（現在希特勒已是他們的公認年輕領袖之一）組織了一個推翻萊亨菲爾德和進軍柏林顛覆共和國的陰謀。

然而，作為士兵來看，他仍是個奇怪的傢伙，他的不止一個戰友都這麼說。不像別的士兵，他從來沒有後方寄來的信件和禮物。他從來不要求休假，甚至連一般戰士對女人的興趣也沒有。對於前線的骯髒、蝨子、泥濘、惡臭，他從來不抱怨訴苦，而最勇敢的軍人對這些也難免有怨言的。他是個熱情的戰士，對於戰爭的目的和德國的明顯的使命始終極其認真。

「舉行會議的酒館是一家開設在赫倫街、名叫老羅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過燈光陰暗、空無一人的餐廳，打開門到後面的一間屋子裡，同委員會打了一個照面。在一盞昏暗的煤氣燈下，圍著桌子坐著四個青年，其中就有小冊子的作者，他一見我進去就馬上非常高興地招呼我，歡迎我這個德國工人黨新黨員。

對希特勒說來，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在他想進入的政治領域中，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認。特別是，這給了他一個機會來試驗和鍛煉他的演講本領——正如他一向所認為的那樣，這是要做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第一個先決條件。他說：「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廣眾說話的機會，過去我完全無意識地靠直覺而認為具有的東西，現在得到了證實，那就是：我是能夠『演講』的。」這個發現使他非常高興，雖然這件事並不特別奇怪。他過去一直擔心他的嗓子可能由於在前線中了毒氣而永遠給毀了，現在他發現已經復原，足以使「至少在一個班的小房間裡每個角落」都能夠聽到。這一才能日後使他很輕易地成為德國最富於口才的演說家。他在電臺上演講時，幾乎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夠用他的聲音來左右千百萬聽眾。

也像其它千百萬德國人一樣，希特勒是個勇敢無畏的士兵。後來有些政治敵人攻擊他在戰鬥中表現膽怯，但是應該說句公道話，在他的紀錄中沒有一絲一毫證據，可以證明這種攻擊是有根據的。他經過了不到三個月的訓練後，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底到達前線，擔任巴伐利亞後備步兵第十六團第一營的傳令兵。第一次伊普爾戰役，英軍阻住了德軍向英吉利海峽方面的挺進。就在這次戰役的四天激戰中，希特勒所屬的部隊傷亡慘重。根據希特勒寫給他在慕尼黑的房東一個名叫波普的裁縫的信，他的團一共三千五百人在四天激戰後只剩下六百人了，軍官只剩下三十名，四個連的番號不得不撤銷。

「經過了兩天傷盡腦筋的思考以後，我終於決定我必須採取這一步驟。

這種日子過得並不長久。他在一九二一年就認識了希特勒，參加了黨，對黨（和希特勒個人）慷慨捐獻，並且用他過人的精力幫助羅姆組織了衝鋒隊。一年後，一九二二年，他擔任了衝鋒隊隊長。

一九一九年九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陸軍政治部的一項命令，要他調查一下慕尼黑一個自稱「德國工人黨」的小小政治團體。軍方對工人的政黨一直都很疑忌，因為這些政黨都是由社會黨和共產黨控制的，但是這個政黨卻被認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說，他「完全不知道」這個政黨。但是在他要調查的該黨會議上預定要發言的一個人，卻是他所認識的。

因為當時在巴伐利亞，分離主義的傾向很強烈。巴伐利亞人經常同柏林的中央政府發生衝突，他們要求減少——而不是增加——中央集權，以便巴伐利亞能夠實行自治。事實上，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實也是如此，柏林的命令在各邦沒有什麼權威性。而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則不僅是在巴伐利亞的權力，而且是最後在全國取得權力，為了要掌握和行使這一權力，就需要一個像他已經設想到的那種獨裁政權來作為高度集中的權力機構，取消各邦的半自治地位；而在魏瑪共和國政體下，就像在霍亨佐倫帝國政體下一樣，各邦都有自己的議會和政府。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一上臺以後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迅速實行該黨黨綱中很少人注意到、或者說很少人認真對待的這最後一點。我們不能怪他言之不預，因為他是一開始就用書面提出了充分的警告的。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維也納的時候，他認為社會民主黨對他們的政治敵人實行了「可恥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恐怖手段」，他對於他所說的這種「恐怖手段」，很感興趣。現在他就在自己的反社會主義的黨內充分利用了這種恐怖手段。在開始的時候，退伍軍人在集會上的任務是壓制搗亂份子，必要的話，把他們轟出去。

這個綱領當然是騙騙工人、下層中產階級和農民的大雜燴，到納粹黨執政的時候，大部分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許多對德國問題寫文章的人都嘲笑過它，而且這個納粹黨領袖後來聽到有人提到其中的某些內容時也頗為難堪，下不來台。但是，正如《我的奮鬥》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則一樣，這個綱領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三帝國是執行了的，對德國國內外千百萬人民造成了災難深重的後果。

於是，「我終於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ｗｗｗ•hｅｔｕｂoｏｋ.com.ｃom。我決定投身政治」。

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發現這個寄寓的城市幾乎面目全非了。這裡也發生了革命，維特爾斯巴哈朝的國王也已經退位。巴伐利亞現在落在社會民主黨的手中，他們成立了一個巴伐利亞「人民國」，以庫特．艾斯納為首，他是生於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猶太作家。艾斯納在慕尼黑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長著一臉灰白色的大鬍子，戴著夾鼻眼鏡，頭上是一頂黑色的大帽子，個子卻特別矮小。他在十一月七日那天帶領了幾百個人，大搖大擺地經過街頭，不發一槍就佔領了議會和政府的所在地，宣佈成立共和國。三個月後他被一個年輕的右派軍官安東．阿爾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殺。工人們於是成立了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壽命不長。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柏林派來的正規軍和巴伐利亞「自由團」義勇軍開進了慕尼黑，推翻了共產黨政權。為了報復蘇維埃槍殺十幾名人質，他們屠殺了好幾百人，其中也有許多非共產黨人。雖然在名義上暫時恢復了一個以約翰內斯．霍夫曼為首的溫和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巴伐利亞政治中的真正權力已轉入右派之手。

這個年方三十的奧地利人，無親無故，無產無業，既無一技之長，也從無正常職業，在政治方面更無任何經驗，他要在德國謀政治方面的發展，前途是一點也不光明的。在開始的時候，有一個短短的時期，希特勒也明白這一點。「好多天以來，」他說，「我一直在考慮應該怎麼辦，每次考慮結果總是清醒地認識到，像我這樣一個無名之輩，要採取任何有益的行動，連最起碼的基礎也不具備。」

「權力慾和個人野心使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柏林逗留六周後回到他的崗位上來了，而他的柏林之行的目的至今沒有透露。他以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借他背後曖昧不明的人之手，在我們隊伍中間製造分裂和不和，從而促進猶太人和他們朋友的利益。越來越清楚，他的目的完全是利用國家社會黨作為跳板，來實現他自己的不道德目的，篡奪領導權，以便在這個重要關頭，迫使黨走上另外一條軌道。他在數天前發給黨的領導人的一份最後通牒，非常清楚他說明了這一點，在這份最後通牒裡，他提出了種種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要對黨擁有唯一的和絕對的獨裁權力，而委員會，包括黨的創建人和領袖、鎖匠安東．德萊克斯勒，應該退隱——

希特勒要做藝術家沒有成功，做宣傳家卻成了一個大師，他在一九二〇年夏天觸動了一個靈機，不能不叫人認為是天才的表現。他看到，納粹黨所缺少的是一個能夠表達這個新組織的主張，打動群眾的心靈的徽號，一面旗幟，一種象徵，希特勒認為，群眾必須要有一面明顯的旗幟來隨之前進，為之鬥爭。他在多方考慮和試了不少圖樣以後，想出了這樣一面旗幟：紅地白圓心，中間嵌個黑「卐」【編者：維基是這樣解釋這個符號的：「梵文：好運的象徵，是古代印度宗教的吉祥標誌。中國唐代武則天將卍定為右旋，定音為『萬』，義為『吉祥萬德之所集』。」納粹符號則是左旋。】字。帶鉤十字的萬字雖然是襲用古代的，日後卻成了納粹黨的有力的和嚇人的標記，最後也成了納粹德國有力的和嚇人的標記。希特勒從哪裡得到這個念頭，用「卐」字來做黨旗和黨徽，他在《我的奮鬥》中並沒有提到，雖然他曾就這件事寫了很長的一段話。

希特勒日後最親信的下屬在這個時候大多數已經入黨，或者不久就要入黨。魯道夫．赫斯是在一九二〇年加入的。他是一個居住在埃及的德國批發商人的兒子，十四歲以前是在埃及度過的，十四歲後回萊茵區上學。戰爭期間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團服役，雖然當時並不相識。兩次受傷後，他做了飛行員。戰後他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經濟學，但是大部分時間似乎在散發反猶小冊子和同巴伐利亞當時極為猖獗的各色各樣武裝團體毆鬥。

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在德國工人黨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簡稱由此而來——的那一天，希特勒正式脫離了軍隊。從此以後，他要把他的全部時間用在納粹黨上。不論當時或者以後，他都不從黨裡支取任何薪水。

「我不名一文，沒有收入，這一點在我看來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較困難的則是，我是個無名之輩，僥倖活著或者死去，連最近的鄰人也不會加以注意。此外，還有由於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難。

原來在幾個星期以前，他在陸軍訓練班上聽到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的一次講課。弗德爾是個土木工程師，經濟學方面的怪人，他堅決相信，除了「創造性」和「生產性」的資本之外，還有一種「投機性」的資本，這種「投機性」資本就是德國大多數經濟問題的原因。他主張禁止這種資本，一九一七年，他組織了一個團體來實現這個目標，這個團體的名稱叫做「德國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戰鬥聯盟」。經濟學一竅不通的希特勒聽了弗德爾的演講後很受影響。他認為弗德爾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個新政黨的基礎的基本先決條件」之一。他說，在弗德爾的演講中。「我感到有一個可以用於這場未來鬥爭的有力口號」。

在夏初的時候，希特勒到了柏林，同北德民族主義份子聯繫，並且到他們精神上的大本營國民俱樂部去演講。他此去是想要掂量一下把他自己的運動擴大到巴伐利亞一邦的境外、擴大到整個德國的可能性。也許他能夠為了這個目的結下一些有用的聯盟。就在他外出的時候，納粹黨委員會的其它委員認為，推翻他的領導的時機已經來到。因為他對他們太獨斷獨行了。他們打算同南德有同樣思想的團體結成聯盟，特別是同「德國社會黨」結成聯盟，這個黨是希特勒的死敵和競爭者、一個著名的反猶主義者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紐倫堡組織的，委員會的成員們都認為，如果這些團體和它們的野心勃勃的領袖能夠同納粹黨合併，希特勒的地位就會降低了。

「卐」字的歷史同人類一樣悠久。在特洛伊的廢墟中，在埃及和中國的廢墟中，都有人發現過「卐」字。我自己也曾在印度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遺物中看到過它。在近代，愛沙尼亞和芬蘭這樣一些波羅的海國家的國徽中也出現過它，德國自由團人員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戰鬥中曾在那裡看到過。埃爾哈特旅在一九二〇年卡普政變期間開進柏林時曾經把它漆在鋼盔上。希特勒在奧地利的時候無疑在某個反猶政黨的黨徽中看到過它，也可能是埃爾哈特旅來慕尼黑的時候加深了他的印象。他說，許多黨員們向他提出的圖樣不約而同地都有一個「卐」字，而且有一個「來自斯端恩堡的牙醫師」確實提出了一個「一點也不壞而且同我的圖樣很相像的」旗幟的圖樣。

創建國家社會黨的人就是這麼一批無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是在開始形成一個在十三年內將席捲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而且為德國建立第三帝國的運動。思想混亂的鎖匠德萊克斯勒提供了一個核心，酗酒的詩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礎，經濟學怪人弗德爾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有相公痹的羅姆提供了陸軍和退伍軍人的支援，至於將一個原來不過是酒館小房間裡的辯論會的組織建設成為一個勢力強大的政黨，這項工作的領導責任現在就落在這個年紀不滿三十一歲、以前完全默默無聞的流浪漢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一九二〇年初，希特勒把黨的宣傳工作接了過來，自從他在維也納社會黨和基督教社會黨的活動中看到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以來，他一直對之非常下功夫。他立刻開始組織這個小得可憐的黨做夢也想不到的最大規模的集會。時間訂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會場假座著名的霍夫勃勞豪斯啤酒館的宴會廳，其大可容近二千人。希特勒在委員會中的同伴們都認為他這樣做是發瘋了。哈勒辭職表示抗議，由德萊克斯勒繼任，他也仍然表示懷疑，希特勒強調說，準備工作是他個人負責進行的。他對這次集會非常重視，因此在《我的奮鬥》第一卷結束時還把這次集會作了一番介紹，他解釋，這是因為，從這次集會開始，「黨擺脫了小俱樂部的狹隘束縛，第一次對我們時代的最有力因素——輿論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他因為作戰英勇曾兩次受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得了一枚二級鐵十字獎章，一九一八年八月又得了一枚一級鐵十字獎章，在前帝國軍隊中，後一種獎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個團裡的一個戰友說，他得到這個令人羨慕的獎章是因為他隻身俘獲了十五名英軍；還有一個戰友說是法軍。李斯特團正式團史中並沒有提到任何這樣的功勳，它對於許多獲得獎章的成員的個人功績都沒有提到。不論原因是什麼，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獲得了一枚一級鐵十字獎章。他一直自豪地佩著這枚獎章，直到臨死。

那個牧師告訴他們，那個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經退位，逃到荷蘭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經宣佈成立共和國。次日，十一月十一日，將在法國的貢比臬簽訂停戰協定。戰爭已經打敗了。德國要聽任勝利的協約國擺佈。那個牧師說著說著就哽咽起來。

希特勒對他的獨特創造感到非常喜歡。「這是一個真正的象徵！」他在《我的奮鬥》中驚歎說，「紅色象徵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徵民族主義思想，『卐』字象徵爭取亞利安人勝利的鬥爭的使命。」

這個微不足道的政黨有兩個成員值得在這裡一提。他們日後證明對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和_圖_書。在慕尼黑陸軍第七軍區參謀部工作的恩斯特．羅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參加了這個黨。他是一個體格魁梧的職業軍人，脖子粗壯像頭公牛，眼睛細小像只肥豬，臉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一九一四年給子彈打掉了，他生性|愛好政治，有天賦組織能力，像希特勒一樣，他對民主共和國和他認為應該對之負責的「十一月罪人」懷有強烈的憎恨。他的目標是重建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的德國，他同希特勒一樣認為只有靠一個以下層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才能做到這一點，不像大多數正規軍官，他本人就是來自這個階級，他是一個狠毒、無情、猛幹的人，不過也像許多早期納粹黨人一樣，是個有相公癖的人。他參與建立了第一批納粹黨打手，後來擴建成為衝鋒隊，一直由他領導，直到一九三四年他被希特勒處決為止，羅姆不僅給這個新黨帶來了大批退伍軍人和自由團義勇軍，成了該黨初期的骨幹，而且由於他是控制著巴伐利亞的陸軍的一名軍官，也為希特勒和他的運動取得了當局的保護，有時甚至是支持。沒有這種幫助，希特勒要想煽動人民推翻共和國的運動，也許是永遠不能夠得到真正開展的。可以肯定，沒有巴伐利亞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無事地採取他的恐怖和恫嚇手段的。

這個酗酒的詩人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發現了他一直在尋找的人。難道還有比這更自然的事情嗎？他在德國工人黨內成了這個新起的年輕人的親密顧問，借書給他閱讀，幫助他提高他的德文——文字的和口頭的——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廣大朋友，其中不僅有願意出錢捐助該黨經費和維持希特勒生活的闊佬，而且有像魯道夫．赫斯和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這樣的未來助手。希特勒對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沒有減退過，《我的奮鬥》中最後一句話就是表示對這位古怪的導師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該書的結尾中說——「最優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後在他的行動中，一生致力於喚起我國人民」。

武裝的自由團在德國各地紛紛建立，由國防軍秘密提供裝備。起初他們只是被用來在發生糾紛的東部邊境同波蘭人和波羅的海一帶的人毆鬥，但是不久就開始支持推翻共和政體的陰謀了。一九二〇年三月，自由團的一個聲名狼藉的埃爾哈特旅在一個叫做埃爾哈特上尉的冒險家率領下佔領了柏林，讓一個極右派的庸碌無能的政客沃爾夫岡．卡普博士擔任總理。正規軍在馮．西克特將軍率領下按兵不動，共和國總統和政府則倉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會舉行了一次總罷工，才恢復了共和政府。

的確，當他在戰爭中途養腿傷的時候，不是親眼在德國本國看到過這一點嗎？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傷癒出院後，曾到首都去觀光，然後又去慕尼黑，他到處都看到「惡棍無賴」詛咒戰爭，希望戰爭早些結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除了猶太人之外還有誰？他發現「辦公室裡猶太人充斥。幾乎每一個辦事員都是猶太人，每一個猶太人都成了辦事員——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間，幾乎全部生產工作都是在猶太人的財政控制之下——猶太人掠奪了整個國家，把它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我懷著恐懼的心情眼看著災禍臨頭——」他看到的情況，使他不能忍受，據他說，他對又回到前線感到很高興。

煽動人心的演講能力和態度激進、面面俱到的綱領，對於一個努力想要吸引人們注意和取得群眾支持的新成立的政黨來說，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僅僅這些條件還是不夠的。希特勒現在就在開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條件——多得多的條件，他的奇特的天才開始露出了苗頭，發生了作用。他覺得，群眾所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些主張——那是說他能夠不斷地打入他們心坎的一些簡單的主張——而且也需要標誌和象徵，那樣才能夠取得他們的信任；需要有聲有色的大場面，那樣才能夠喚起他們的熱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動，這種行動如果成功的話，就能夠吸引追隨者並且使他們感到有壓倒弱者的力量。（大多數德國人不都是崇拜強者的嗎？）

自從在維也納挨餓的日子以來在他心中沸騰的各種各樣思想現在都找到了一個發洩的出路，迄今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來的內在精力現在開始迸發出來了。他促使他們原來是縮手縮腳的委員會開始組織規模較大的集會。他親手在打字機上打請帖，發請帖。後來他說起，有一次，他發出了八十份請帖以後，「我們坐著等待客人們來臨。一個小時後，『主席』不得不宣佈『開會』。一共仍舊只有七個人，我們自己的七個人」。但是他並不氣餒。他用油印辦法增加了請帖的數目。他籌到了一些錢在本地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開會的通知。他說，「這次成功簡直是驚人的。出席的有一百一十一個人」。原來預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發表了主要講話後作第一次「公開」演說。但是該黨名義上的首腦哈勒表示反對。「這位先生為人肯定是正直的，」希特勒後來說，「但是他卻認為，搞別的名堂，我也許還行，演講卻絕對不行。我一共講了三十分鐘，在此以前，我只是自己直覺地感到而一點也沒有把握的事情，現在卻為具體事實所證實了：我是能夠演講的！」據希特勒自稱，他的滔滔雄辭使聽眾像「過電」一樣激動，其反應之熱烈，從會後大家捐獻了三百馬克這件事可以得到證明，這暫時減輕了他們黨在經濟上的困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一個陰暗的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嚐到了他出於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稱之為本世紀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一個牧師到柏林東北波麥臘尼亞小鎮帕澤瓦耳克軍事醫院來對傷兵宣佈一個簡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當時正在那個醫院休養，他一個月以前在伊普爾中了英國毒氣，雙目暫時失明。

赫斯寫了一篇得獎學術論文，很受希特勒賞識，題目是：《領導德國恢復舊日光榮地位的人應當是怎樣一個人？》

顯然，希特勒在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認為有價值的，因此陸軍繼續雇用他，派他在當地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新聞局工作。德國陸軍一反過去傳統，現在熱衷於政治，特別是在巴伐利亞，它在那裡終於建立了一個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為了要擴大它的保守的影響，它給士兵開了「政治訓練」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參加了其中的一個班，而且是一個注意聽講的學員。據他自己的敘述，有一天，在聽講時，有人為猶太人說了一句好話，他就忍不住插嘴進去。他的反猶宏論顯然使他的上級軍官聽了很高興，他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個團裡擔任教官。其主要任務就是同危險的思想——和平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作鬥爭；在陸軍心目中看來，這就是它在這個曾經對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國中的作用。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仔細閱讀了德萊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冊子。他把當時情況詳細地寫入了《我的奮鬥》。當時是清晨五時，希特勒醒了，按照他所說的習慣，躺在第二步兵團營房裡的床鋪上，看著耗子啃齧他總是在前一天晚上撤在地上的麵包屑，「我一生嘗夠了貧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夠想像小生物的饑餓和快樂。」他記起了那本小冊子，就取出來閱讀。小冊子的書名叫《我的政治覺悟》。叫希特勒驚異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過去幾年中確立起來的很多思想。德萊克斯勒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要以工人階級群眾為基礎，然而不像社會民主黨，卻要保持強烈民族主義的政黨。德萊克斯勒曾經參加過愛國主義的祖國陣線，但是不久就對它那似乎與群眾毫無聯繫的中產階級傾向感到幻滅。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在維也納的時候，希特勒也為了同樣的原因瞧不起資產階級——他們完全不關心工人階級家庭和他們的社會問題，因此，德萊克斯勒的主張肯定引起了他的興趣。

一九二三年三月，一個名叫恩斯特．（普茨）．漢夫施丹格爾的哈佛大學畢業生以《人民觀察家報》為抵押品，借給納粹黨一千美元，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的母親是個美國人，他的講究風雅的家裡很有錢，在慕尼黑開設一家藝術出版公司。在通貨膨脹的日子裡，這筆錢折成馬克是一筆驚人鉅款，它給納粹黨和它的報紙幫了很大的忙。不僅如此，漢夫施丹格爾一家的友誼還不止限於金錢上的幫助。他們是慕尼黑第一個向這個喧鬧滋事的年輕政客打開大門的富有望族。普茨成了希特勒的好友，希特勒後來任命他擔任該黨外國報紙部負責人。漢夫施丹格爾是個古怪的、瘦長得出奇的人，他那刺人的機智稍許補救了他那淺薄的頭腦。他是個鋼琴家，晚上與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曾有多次，甚至在他的朋友在柏林執政了以後，常常中途告退，奉召去見元首。據說，他的鋼琴彈奏——他猛擊琴鍵——和他的俏皮話對於希特勒在忙碌了一天之後頗起安定精神、甚至振作精神的作用。後來這個脾氣古怪然而性情和藹的哈佛大學畢業生，像希特勒其它一些早期夥伴一樣，也不得不離開德國逃命。

「大廳裡有喊叫聲，猛烈的撞擊聲，一些最忠實的戰友和其它擁護者同搗亂份子打了起來——後者是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秩序過了好一會兒才慢慢恢復。我又能繼續講下去了。半小時以後，鼓掌聲慢慢地開始壓倒了叫喊聲——將近四小時以後，大會己散，大廳漸空的時候，我知道，現在我們的運動的原則已經跟著德國人民一起走了出去，這些原則不可能再被遺忘了。」

綱領第一點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個大德意志國家內統一起來。希特勒擔任總理後併吞奧地利及其六百萬日耳曼人的時候，侵佔hetubook.com.com蘇台德區及其三百萬日耳曼人的時候，他所堅決要求的和得到的不正是這一點嗎？他要求歸還但澤和波蘭境內一些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以致造成德國對波蘭的進攻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正是為了這一點嗎？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有這麼許多人對於希特勒不厭其煩地用書面寫下來的納粹目標，不是漫不在意，就是一笑置之，難道不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在慕尼黑的啤酒館裡宣佈的綱領中的一些反猶項目，肯定是個不祥的預告。其中規定：在德國，猶太人不能擔任公職，甚至不能享有公民權利，不能參加新聞工作。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後到德國的猶太人一律都要驅逐出境。

「德軍並沒有在戰場上被打敗。它是背後中了國內賣國賊的暗劍。」

「元首」現在開始改組納粹黨。施端納克勃勞酒店後面陰暗的酒室，在希特勒看來簡直是「一個停屍間，而不是一個辦公室」，現在已棄置不用了，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裡設立了新的辦公室。這裡地方比較寬敞，光線比較明亮。辦公室先賒購了一架艾德勒牌的舊打字機，後來又逐步添置了保險箱、文件櫃、傢俱，安裝了電話，聘請了專職秘書。

希特勒甚至沒有預定要當主要演講人。這個角色保留給一個名叫約翰內斯．丁菲爾德博士的推行順勢療法的醫生，他是一個用「日耳曼納斯．阿格里柯拉」的假名向報上投寄經濟學文章的怪物，沒有多久就變得默默無聞了。他的演講結束後，台下毫無反應，接著希特勒開始演講。據他的描寫，當時情況如下：

至於顏色，希特勒當然不要他痛恨的魏瑪共和國的黑紅黃三色。他不想採用前帝國的紅白黑三色旗，但是他喜歡這三種顏色，不僅因為一據他說——這三種顏色是「現有色彩最協調的顏色」，而且因為這三種顏色是他曾經為之戰鬥的德國軍旗的顏色。不過它們得換個形式，於是便加了一個「卐」字。

例如，他對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幾乎是自始至終容忍的。這個道德敗壞的虐待狂，原來是個小學教員，從一九二二年起，是希特勒周圍聲名最為不堪的人之一，到一九三九年，他的紅運才終於結束。他自己吹噓是個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詐他情婦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熱的反猶活動，不僅使他臭名遠揚，而且還搜刮到大批錢財。他辦的一份著名黃色週刊《衝鋒隊員》專門靠刊載關於猶太人的性罪行和猶太人的「祭祀殺人」的恐怖故事賣錢，其內容之淫穢猥褻，甚至使許多納粹黨人也感到噁心。施特萊徹也是個著名的色情文學提倡者。他的外號叫「弗朗科尼亞的無冕國王」，他的老巢設在紐倫堡，在這裡，他說的話就是法律，任何人得罪了他，就免不了下監牢或者受酷刑。直到我最後在紐倫堡看到他精神萎頓地坐在被告席上受審判之前，我每次看到他時，他總是有一根皮鞭執在手中或者插在腰帶上，他常常大笑著自誇抽過別人無數鞭子。

不久又給衝鋒隊員和黨員的制服設計了「卐」字臂章。兩年後，希特勒設計了納粹的錦旗。供在群眾遊行時使用和在群眾集會的主席臺上裝飾。這種錦旗模仿古代羅馬的圖樣，上面是個黑色的金屬「卐」字，有一隻鷹踩在一個銀色的花環上，下面是個長方形金屬框，刻有納粹黨的縮寫字母，掛著有流蘇的繩子，整個錦旗就是一面方形的「卐」字旗，上面寫著：「覺醒吧，德意志！」

事實上，由巴登的馬克斯親王領導的政府不顧魯登道夫的停戰要求，堅持了好幾個星期之久，因為在九月底以前，總司令部一直沒有把惡化中的軍事形勢告訴給政府。

與此同時，在慕尼黑舉行的另外一種軍事政變卻比較成功。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國防軍推翻了霍夫曼的社會黨政府，成立了一個以古斯塔夫．馮．卡爾為首的右翼政權。現在這個巴伐利亞首府已經成了德國國內各種決心要推翻共和國、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體、否認凡爾賽和約的束縛的一切勢力的磁力中心；在這裡，自由團的雇傭兵，包括埃爾哈特旅的成員，得到了庇護和受到了歡迎。在這裡，魯登道夫將軍同一批其它心懷不滿的退伍軍官定居下來，在這裡，策動了多次政治暗殺，其中包括對馬修斯．埃爾茲伯格和瓦爾特．臘思瑙的暗殺。埃爾茲伯格是個溫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氣在將軍們打退堂鼓的時候出來簽訂停戰協定；臘思瑙是當時才華出眾、頗有學識的外交部長，極端派痛恨他，因為他是個猶太人，同時因為他執行了全國政府的政策，設法至少履行凡爾賽和約中一部分條款。

「說真的，我非常吃驚。他們先讀了上次會議的記錄，對秘書投了信任票。接著司庫作了帳目報告——這個組織一共只有七馬克五十芬尼的經費——也對司庫投了信任票。這也記入了會議記錄。接著第一主席讀了給基爾、杜塞爾多夫和柏林的來信的答覆，人人都表示同意，接著是就收到的來信作了一個報告——

這些指責基本上都是正確的，雖然由於還有一點可笑的反猶成分（希特勒的行為像個猶太人！）而減弱了力量。但是把這些指責公開，並沒有給反叛者帶來他們可能預期的結果。希特勒馬上控告小冊子起草人對他誹謗中傷，而德萊克斯勒本人在一次公開集會上不得不否認這本小冊子與他有關。在黨內兩次特別會議上，希特勒強使對方接受他的和解條件，修改了黨章，撤銷委員會，由他擔任主席，擁有獨裁權力。失敗受辱的德萊克斯勒當名譽主席，這是明升暗降，不久就銷聲匿跡了。正如海頓所說，這是保王黨對圓頭黨的勝利。但是它的意義還不僅如此。就在當時當地，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確立了「領袖原則」，這個原則始而作為納粹黨的黨紀，繼而成了第三帝國的國法。「元首」在德國舞臺上出現了。

「他是怎樣進行他的活動的呢？完全像個猶太人。他歪曲每一樁事實——國家社會黨黨員們！對於這種角色，快打定主意吧！千萬不要做出錯誤的決定來。希特勒是個奸雄——他認為他能夠——用各種各樣假話來欺騙你們。」

在這個混亂的時候，巴伐利亞右派是哪些人？他們是正規國防軍；他們是希望維特爾斯巴哈王室復辟的保皇派；他們是一批看不起柏林民主共和國的保守派。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成分也逐漸起了變化，主要成分已是為數眾多的一批復員軍人，他們的世界在一九一八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也是那些無處紮根的人，他們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回到他們在一九一四年離開的那種和平社會中去的道路；也是那些在戰爭中變得心腸狠辣、性格粗暴的人，他們擺脫不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惡習，像希特勒（他有一個很短的時候曾經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後來說的那樣，他們「變成了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為一種永久存在的狀態」。

「我們都咒罵他，覺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屬那個連中一個士兵後來追憶說，「當我們都詛咒戰爭的時候，我們中間就有這個白烏鴉不同意我們咒罵。」另外一個人說他「坐在我們食堂的角落裡，雙手抱頭，默默沉思。他會突然跳起來，興奮地走來走去，說我們儘管有大炮，還是得不到勝利，因為德國人民的無形敵人比敵人的最大大炮還要危險」。接著他就會對這些「無形敵人」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一場狠毒的攻擊，他不是在維也納知道了他們是萬惡之源嗎？

只有在兩次大戰之間在德國待過的人才知道德國人民相信這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傳說的普遍程度。能夠揭露這一傳說不確的事實遍地皆是。但是右派的德國人不願正視這些事實。他們從來沒有停止叫喊過，有罪過的是「十一月罪人」——這是希特勒深深地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個稱呼。在他們看來，德國軍方狡猾地卑怯地誘使共和國政府簽訂軍事領袖堅決主張簽訂的停戰協定，後來又勸告政府接受凡爾賽和約，這些事實都是無關緊要的。而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一八年接掌政權是十分勉強的，而且完全是為了要保全國家，使它不致於陷入勢將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極度混亂狀態。這一點似乎也是不重要的。德國的崩潰不是社會民主黨的過錯。責任完全在於掌握政權的舊秩序。但是千百萬德國人都不願承認這一點。他們要為戰敗、為他們的恥辱和悲慘處境尋找代罪羔羊。他們很容易使自己相信。代罪羔羊就是簽訂了投降協定和建立民主政府並廢除原來專制政體的「十一月罪人」。德國人容易受騙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常常講到的一個題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這一點。

這也許談不上是「藝術」，然而卻是最高超的宣傳。納粹黨現在有了一個任何其它政黨所不能比擬的標記，帶鉤的十字彷彿具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吸引著在戰後初期混亂的年代中一直徬徨無依、生活沒有保障的下層中產階級，鼓舞他們朝著一個新的方向採取行動。他們開始在它的旗幟底下聚集起來了。

「我們需要一個頭子，」當時在慕尼黑工作的新聞記者海頓引述埃卡特一九一九年對勃倫納賽爾酒館的常客作的演講說，「他要能夠吃得消機槍的聲音。群眾是需要嚇一嚇的。我們不能用軍官，因為大家現在不再尊重他們了。最好是一個能說會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麼腦筋——他必須是個單身漢，這樣我們就能吸引婦女。」

最後，綱領中有兩點是希特勒一當總理後就馬上加以執行的。那就是要求廢除凡爾賽和約和聖歇爾曼條約的第二點。最後堅決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第二十五點。這一點，同要求所有日耳曼人統一在https://www.hetubook.com.com德國之內的第一點和廢除和約的第二點一樣，是在希特勒堅持下列入綱領的。這一點說明，即使在他的黨除了在慕尼黑以外很少為人所知的時候，他已經不惜冒失去本地群眾支持的危險而開始把眼光放到更遠的地方去了。

一九二一年夏天，這個後起之秀的煽動家，在表現出不僅作為一個演講家而且作為一個組織家和宣傳家方面的這種驚人的才能之後，無可爭辯地掌握了黨的領導權。他立刻給他的同志第一次嚐到了他的冷酷無情、機智狡猾的手段的滋味，而靠了這種無情和狡猾的手段，他以後將在許多更加重要的危機中取得許多成功。

在戰爭中他一共受傷兩次，一次是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在索姆戰役中腿部受傷。在德國醫療復原後，他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回到以該團原來團長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團，這時他已被提升為下士，同年夏天參加了阿臘斯戰役和第三次伊普爾戰役。在一九一八年春、夏德軍最後一次全面攻勢中，他那一團處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後一次伊普爾戰役中，在十月十三日的晚上，英軍向瓦爾維克以南的一個小山頭大放毒氣，他當時中了毒氣。「我跌跌撞撞地回來，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陣痛，」他敘述道，「身邊帶著我所傳遞的最後一份戰況報告。幾小時後，我的眼睛燒得像通紅的煤塊一樣；周圍一片漆黑。」

德萊克斯勒所拉到的會員從來沒有超出四十個，一九一九年一月，他的委員會同一個叫做「政治工人集團」的差不多的團體合併，後者原來是由一個名叫卡爾．哈勒的報社記者領導的。新組織的成員不到一百個，名叫德國工人黨，由哈勒擔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後來無聲無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卻恭維哈勒是個「正直的」和「確實很有教養的」人，不過對於他缺乏「演講天才」表示惋惜。也許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筆帶過的光榮，主要是因為他頑固地認為希特勒演講拙劣，這種看法使這個納粹黨的領袖一直很惱火，他在自傳中一點也沒有隱諱這一點。無論如何，德萊克斯勒似乎是這個規模很小、默默無聞的德國工人黨的主要推動力。

這些要求在其它委員看來是太過分了。他們在黨的創建人安東．德萊克斯勒領導之下，起草了一份攻擊這個未來的獨裁者的罪狀，印成小冊子散發。這是希特勒受到他自己黨內最激烈的一次攻擊，攻擊他的這些人對於他的性格和他的作風都有親身的體會。

像魯道夫．赫斯一樣，赫爾曼．戈林也是在戰爭結束以後一些時候到慕尼黑大學來，名為來學經濟學的。他也拜倒於阿道夫．希特勒個人的魅力之下。戈林是德國著名的戰時英雄之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戰鬥機中隊最後一任隊長，德國戰時最高獎章功勳獎章的獲得者，他要回到和平時期單調的平民生活中間來，比大多數退伍軍人更覺困難。他開始在丹麥，後來在瑞典做了一個時期的運輸機駕駛員。有一天，他駕駛飛機送埃立克．馮．羅森伯爵到斯德哥爾摩附近後者的宅邸裡去，在那裡作客的時候，同羅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林．馮．肯佐夫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墮人了情網，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困難是，卡林．馮．肯佐夫夫人患有癲癰病，結過婚，有個八歲的兒子。但是她還是設法解除了婚姻關係，同這個英俊的年輕飛行員結婚。她的財產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過著豪華的生活，一面讓他在大學裡鬼混。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慕尼黑蘇維埃政權被推翻的時候，他正處在槍火密集的地方，腿部受了傷。一年後有一個傍晚，他去聽希特勒演講，對他的口才佩服得五體投地，就參加了黨，成了這位領袖的親密朋友、忠實信徒、私人秘書。也就是他，向希特勒介紹了當時慕尼黑大學地緣政治學教授卡爾．霍斯霍弗將軍的地緣政治思想。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師離開帕澤瓦耳克以後，阿道夫．希特勒「接著過著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說，「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騙子、罪人才希望敵人能發慈悲。在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長了仇恨，對那些幹出這件事來的人的仇恨——卑鄙的墮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這個時刻弄清楚這件荒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憤慨和羞辱。同這種悲慘境遇比較起來，我的眼痛算得了什麼呢？」

這大概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像狄特里希．埃卡特、戈林、漢夫施丹格爾這樣境況較好的朋友無疑會「借」錢給他付房租、買衣服、備膳食的。他的需要也很簡單。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伊薩河附近提爾契街下層中產階級區一套共有兩間房間的公寓裡。冬天他穿一件舊軍大衣——後來由於許多照片，德國國內幾乎人人都很熟悉這件大衣。夏天他常常穿「萊德霍森」，這是大多數巴伐利亞人在宜人的氣候中喜歡穿的皮短褲。一九二三年埃卡特和埃塞為希特勒及其友人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弄到了一所名叫普拉特霍夫的旅館作為夏季避暑的地方。希特勒很喜歡這個美麗的山間鄉下風光，後來就在這個地方蓋了寬敞的別墅伯格霍夫，在戰爭爆發之前，這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很大一部分時間就是在這裡度過的。

難怪希特勒喜歡這個青年人。赫斯所描繪的領袖，也許不是希特勒在當時的肖像，但是卻是希特勒所想要實現的——而且後來確是實現了的——肖像，赫斯雖然為人嚴肅，刻苦好學，但是他仍是個才力有限的人，對於想入非非的意見很容易聽得進去，而且會極其狂熱地去執行。幾乎一直到最後，他都是希特勒的最忠誠和最受信任的追隨者之一，是少數幾個沒有個人野心的人之一。

希特勒發現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後，就立刻趕回慕尼黑，來收拾這些「愚蠢的瘋子」——他在《我的奮鬥》中是這麼稱呼他們的——的陰謀。他表示願意退出黨。這是黨所吃不消的，因為委員會其它成員馬上認識到，希特勒不僅是他們最能演講的人，而且也是他們最優秀的組織家和宣傳家。此外，他們的大部分經費現在也靠他募集，來源除了他發表演講的群眾性集會上的捐款以外，還有其它的方面，其中包括軍隊方面。如果他走了，襁褓中的納粹黨肯定要夭折。委員會不讓他辭職。希特勒在地位鞏固了以後，現在就迫使其它領袖全面投降。他要求讓他當黨的唯一領袖，擁有獨裁權力，取消委員會，停止同其它團體、諸如同施特萊徹的團體的勾勾搭搭。

在納粹黨獨裁者周圍的圈子裡還有一大批不那麼有名氣、但大多數是比較臭的人。希特勒在李斯特團中的上士馬克斯．阿曼是個粗魯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組織工作很能幹，他被派擔任黨的總務主任和《人民觀察家報》的經理後，兩方面的財務情況就很快得到了整頓。希特勒選了一個名叫烏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私人衛士。格拉夫是業餘摔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愛吵架滋事的人。「宮廷攝影師」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許多年來唯一可以為希特勒拍照的特許的攝影師。他對主人像狗一樣忠誠，最後終於使他發了財，成了百萬富翁。另一個親信是克利斯蒂安．韋伯，他是個馬販子，原來在慕尼黑一家酒館當保鏢，愛喝啤酒，嗜之若命，在這些日子裡接近希特勒的還有赫爾曼．埃塞，他的演講能力不輸於領袖，他在《人民觀察家報》上的反猶文章是黨報的一個主要特色。他毫不隱諱，有一個時候，他靠幾個情婦的倒貼過著舒服的生活。他是個出名的敲詐能手，甚至他自己黨內的同志如果觸犯了他，他也會「揭露，」他們，因此使黨內一些年紀較大、為人比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開除出黨。「我知道埃塞是個無賴」，希特勒有一次在公開場合回答說，「但是只要他對我有一天的用處，我就留他一天。」他對待他的親信，幾乎都是用這個態度，不論這些人的來歷——甚至現在的情況——是多麼曖昧。殺人兇手、拉皮條的、性|欲倒錯的、吸毒犯或者尋常的無賴，在他看來都沒有什麼關係，只要對他有用。

這樣，希特勒和許多德國人一樣，對於「背後中了暗劍」的傳說，慢慢形成了一種執迷不悟的信仰。這一傳說日後在破壞魏瑪共和國和為希特勒的最後勝利鋪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它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這一傳說純屬子虛，總司令部實際首腦魯登道夫將軍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堅決主張「立即」停火，他的名義上的上級馮．興登堡陸軍元帥支持他的主張。在十月二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會議上，興登堡重申總司令部關於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說：「軍隊不能再等待四十八小時。」興登堡在同日寫的一封信中斷然聲稱，軍事形勢要求「立即停止戰鬥」。根本沒有提到「背後中了暗劍」。這位德國偉大的戰爭英雄表示相信這個神話是後來的事。在戰爭結束一年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國民議會調查委員會的一次調查會上，興登堡宣稱，「一位英國將軍說得很不錯，德軍是『背後中了暗劍』」。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當時的情景說，「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著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發燒的腦袋埋在毯子和枕頭下——這樣，一切都白費了。一切犧牲和困苦都白費了——我們儘管心中懷著死亡的恐懼，還是盡了我們的天職，但是這樣的時刻都白費了；二百萬陣亡烈士的犧牲也白費了——但是他們是為了這樣的結局才犧牲的嗎？——我們經受這種種遭遇，難道只是為了讓一幫卑鄙的罪犯能夠欺淩我們的祖國嗎？」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心愛的祖國所遭到的災難，使他更加不能忍受。www.hetubook.com.com在他看來，正如在幾乎所有德國人看來一樣，這場災難是「極其荒謬的」和平白無故的。

阿道夫．希特勒就這樣成了德國工人黨委員會的第七名委員。

襁褓中的民主的魏瑪共和國陷於重重困難之中，它的生存不僅經常受到來自極右方面的威脅，而且也經常受到來自極左方面的威脅。

這些穿制服的無賴後來已不能滿足於在納粹黨的集會上維持秩序了，不久就開始去搗亂其它黨的集會。一九二一年曾有一次希特勒親自率領衝鋒隊去襲擊一個名叫巴勒施塔特的巴伐利亞聯邦主義者預定要發表演講的集會，使巴勒施塔特挨了一頓揍。希特勒因此被判處三個月徒刑，結果只關了一個月。這是他第一次嚐到鐵窗風味，出獄以後，彷彿成了一個志士，反而比以前更加受人擁護了。「那沒有關係，」希特勒對警察當局吹噓說，「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巴勒施塔特沒有能講成話。」正如希特勒幾個月以前對一批聽眾所說的一樣，「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將來要毫不客氣地防止——如果必要的話，用武力來防止——一切可能渙散我國同胞思想的集會和講演」。

那一天，希特勒後來又驚異地接到一張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參加了德國工人黨。「我真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他後來回憶說，「我絲毫無意參加一個現成的政黨，我要自己組織一個。他們對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張了，根本不能考慮。」他正要這麼寫信作覆，但是「好奇心又佔了上風」，他決定去參加他們邀請他出席的委員會會議，親自說明他不參加「這個荒唐可笑的小團體」的原因。

就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開始了他的活動。

黨綱中不少段落顯然僅僅是投合下層階級的情緒的騙人玩意兒。當時下層階級處境極為困難，激進的甚至社會主義的口號是很容易打動他們的。例如，第十一點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第十二點要求將托拉斯收歸國有，第十三點要求國家分享大工業的利潤，第十四點要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機。第十八點要求對賣國賊、高利貸者、投機份子判處死刑，第十六點要求保持「一個健全的中產階級」，堅決主張將壟斷性的大百貨商店收歸公有，廉價租給小商人，這些要求都是在德榮克斯勒和弗德爾的堅持下列入的，他們兩人顯然真的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後來當大工業家和大地主開始大批捐款給納粹黨的時候，這些要求頗使希特勒感到難堪，當然，根本談不上執行了。

結果證明，不僅對希特勒，而且對整個世界，這都是一個命運攸關的決定。

當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時，他發現他所屬的那一個營處在「士兵委員會」的掌握中。這種情況使他十分反感——他說——於是他決定「立刻儘快離開」。這年冬天他在奧地利邊境附近的特勞恩施大因的一個戰俘營擔任警衛，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奮鬥》中談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滿」，完全靠用馬槍對準三個來捉他的「惡棍」才免於被捕。在共產黨政權被推翻後不久，希特勒立刻開始他所謂的「第一次多少有點政治性質的活動」。這就是向第二步兵團調查委員會提供情報，這個調查委員會是為了要調查慕尼黑出現為時短暫的蘇維埃政權的責任屬誰而成立的。

金錢也開始源源不斷地來了。將近一年以前，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納粹黨買下了一家負債累累的虧本報紙，名叫《人民觀察家報》。這是一張每週出版兩次的反猶小報。收買這家報紙的六萬馬克究竟是從哪裡弄來的，希特勒嚴守秘密，但是據說，這是靠埃卡特和羅姆勸誘里特．馮．埃普少將籌集來的。埃普少將在國防軍中是羅姆的指揮官，本人也是納粹黨員。這筆錢很可能來自軍方的秘密經費。在一九二三年初，《人民觀察家報》改為日報。這樣，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國政黨所必備的條件——一家報紙來宣傳黨的主張。辦一家政治性日報，需要更多的錢，現在這些錢的來源，在黨內某些比較無產階級化的粗人看來，一定是有些奇怪的。富有的鋼琴製造商的妻子海倫．貝希施坦因太太是來源之一。她第一次同這個年輕的煽動家碰面後，就對他產生了好感，當他在柏林的時候，邀他到貝希施坦因家中下榻，為他舉行招待會，讓他會見有錢的人，還對他的運動捐助了數量可觀的款項。資助這家新辦日報經費的，還有一部分來自一位格特魯德．馮．賽德立茨大太，她是個波羅的海沿岸的人，在芬蘭幾家賺錢的造紙廠裡擁有股份。

羅森堡在這個時候認識了狄特里希．埃卡特，通過埃卡特又認識了希特勒。羅森堡在一九一九年年底參加了納粹黨。一個擁有一張建築學畢業證書的人，對於連建築系也考不進的人來說，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深刻的印象。羅森堡的「學識」也使希特勒深為心折。他也賞識這個年輕的波羅的海人對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的憎恨。就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埃卡特死前不久，希特勒派羅森堡擔任《人民觀察家報》的主編，在以後許多年內，他繼續吹捧這個頭腦完全糊塗的人，這個思想混亂淺薄的「哲學家」，把他當作納粹運動的思想導師，外交政策的權威人士之一。

因此，可能有人會問，他靠什麼生活呢？黨內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時也不免納悶。一九二一年七月黨委員會一些反叛的委員起草的罪狀中直率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如果有任何黨員問他靠什麼為生，原來的職業是什麼，他就不免狂怒起來。迄今為止，他沒有作出過答覆。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無愧的，特別是鑒於他同女人們來往頻繁，花費不貲。他在女人們面前還自稱為『慕尼黑之王』。」

「討厭啊，討厭！這是最糟糕不過的俱樂部生活！難道我要參加這個組織嗎？」

這個人是安東．德萊克斯勒，鎖匠出身，他可以說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奠基人。德萊克斯勒是個面有病容，目戴眼鏡的人，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能夠獨立思考，但是頭腦偏狹，思想混亂，文章固然寫得不好，演講更是糟糕，他當時在慕尼黑鐵路工廠工作。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組織了一個「獨立工人委員會」同自由的工會中的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鼓吹為德國爭取「公正的」和平。實際上，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據工人階級路線促進和平協會」這個運動的一個分支機構（德國當時和後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都有不少這種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行使壓力的團體）。

「這是我一生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決定。跨出了這一步以後，就再也沒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一九二〇年夏天，在該黨的「德國工人黨」的名字前添上了「國家社會主義」而成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縮寫為Ｎ．Ｓ．Ｄ．Ａ．Ｐ．，簡稱納粹黨，這是大家現在所熟知的名稱）。以後不久，希特勒就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軍人組成「糾察隊」（Ｏｒｄｎｅｒｔｒｕｐｐｅ），由曾經坐過牢的鐘錶匠艾米爾．莫里斯指揮。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鎮壓，他們有一個時期曾偽裝為該黨的「體育運動部」，但是隔不了多久，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他們正式定名為衝鋒隊（Ｓｔｕｒｍ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縮寫為Ｓ．Ａ．）。衝鋒隊員穿褐色制服，他們大部分是自由團中的冒險家，負責指揮的是約翰．烏里希．克林茨赫，他是聲名狼藉的埃爾哈特上尉的一名下手，後者曾因為謀殺埃爾茲伯格案被判徒刑，最近才被釋放出獄。

但是坐在這間燈光昏暗的後室裡的這些小人物身上卻有什麼東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組織一個不僅僅是通常意義的政黨的新的運動」。那天晚上，他回到營房，「考慮我一生中最難回答的問題：我是否應該參加？」他承認，理智告訴他要推辭。但是——正因為這個組織無足輕重，一個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機會「進行真正個人的活動」。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夠「給這個任務」幹些什麼。

希特勒後來控告這本小冊子的作者犯了誹謗罪，在審訊時答覆了這個問題。法院問他靠什麼為生，他回答說：「我為國家社會黨講演時，不取分文。但是我也為其它團體講演——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收取一定的費用。我的午飯是輪流同黨內同志一起吃的。此外，還有一些黨內同志給我一些為數不大的幫助。」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二十一歲，常常被稱為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個機智的新聞記者，同時又是一個平庸的詩人和劇作家。他翻譯過易卜生的《派爾．金特》（《Ｐｅｅｒ　Ｇｅｎｔ》），寫過一些從未上演過的劇本。在柏林，他曾經像希特勒在維也納一樣，過了一陣子波希米亞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個酒鬼，吸過嗎啡，據海頓的材料，還進過精神病院，在那裡，他才總算能把自己的劇本上演，讓病人來當演員。他在戰爭結束時回到故鄉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藝術家薈集的施瓦勃林區的勃倫納賽爾酒館裡，在一群欽慕者前面，宣傳亞利安人的優越性，主張消滅猶太人，推翻柏林的「豬玀」。

不過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的動盪年代中，很少時間供他休息玩樂。他有一個黨要建設，要在一批同他一樣不講信義、不擇手段的人的激烈競爭下保持控制。而且，巴伐利亞邦中爭取公眾注意和支持的右翼運動不止一個，納粹黨不過是其中之一：再擴大些說，在整個德國，這種右翼運動還有好些。

自從他站在他母親墓邊以來，他第一次——據他自己說——痛哭失聲。「我禁不住哭了。」像當時和以後的千百萬同胞一樣，他不能接受這個鐵一般無情的事實：德國在戰場上已經戰敗，打輸了這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