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十一月四日是德國陣亡將士紀念日（Ｔｏｔｅｎｇｅｄｅｎｋｔａｇ），慕尼黑市中心要舉行軍事檢閱，報上已經宣佈，在一條通向英烈祠的狹隘街道上設立的檢閱臺上，接受軍隊敬禮的，除了眾望所歸的盧伯萊希特太子之外，還有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施勃納——里希特和羅森堡向希特勒建議，用卡車裝運幾百名衝鋒隊，在受檢閱的軍隊來到之前包圍這條小街道，用機槍加以封鎖。希特勒然後登上檢閱台，宣佈革命，在手槍威脅下勸說這些權貴參加革命，幫助他領導革命。這個計畫很中希特勒的意，他表示熱烈贊成。但是在約定的那天，當羅森堡提前趕到這個地方作偵察時，他頗為沮喪地發現，這條狹隘的街道被一大批全副武裝的警察完全警戒起來了。這個計畫，也就是「革命」，不得不因此放棄。

「當我第一次站在理查．華格納的墓前時，我對他不禁肅然起敬，因為：他不許墓碑上刻寫『樞密顧問、音樂指導理查．馮．華格納男爵閣下之墓』。我尊敬他，因為他和德國歷史上許多別的人都對歷史貢獻了他們的名字而不願有任何頭銜。我在那些日子裡願意充當一名鼓手並不是出於謙虛。這是最高的願望——其餘都是不足道的。」

希特勒也認識到，如果施特萊斯曼贏得更多的時間，並且恢復國內平靜成功的話，他自己的機會就會喪失。因此他要求卡爾和洛索夫趁現在柏林方面還沒有向慕尼黑進軍之前就向柏林進軍。他開始懷疑，三巨頭不是膽怯了，就是打算在沒有他參加的情況下搞政變，鬧分離，要巴伐利亞脫離德國。希特勒狂熱地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的統一的德國，對於這種政變他是絕對反對的。

沒有清洗司法系統是另一個致命錯誤。司法當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濫用法律來為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不可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歷史學家弗朗茲．Ｌ．紐曼說，「政治審判是德意志共和國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一九二〇年發生卡普政變後，政府對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國罪起訴，只有一個人即柏林警察局長受到了判決——五年「光榮監禁」。普魯士邦不發給他年金時，最高法院還下令照舊發給。德國某地的一個法院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裁決，要發給卡普政變軍事首腦馮．盧特維茨將軍積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時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間的年金。

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在帝國總理、巴登的馬克斯親王辭職以後，所謂多數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力浦．謝德曼領導下，在柏林的帝國議會開會，他們對於下一步應該怎麼辦，完全茫然不知所措。馬克斯親王剛剛宣佈了德皇的退位。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認為德皇威廉的兒子之一——隨便哪個都行，只要不是那個放蕩成性的太子——可以繼承皇位，因為他主張按照英國方式成立君主立憲政體。埃伯特雖然是社會黨人的領袖，卻懼怕社會革命。他有一次曾經說過，對社會革命，「我恨之入骨」。

魏瑪臨時政府，除了埃爾茲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張接受和約，理由是它的條件是能夠輕易規避的），都堅決反對接受凡爾賽命令——現在大家這樣來稱呼和約了，站在政府背後作為後盾的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從極左直到極右。

一九一九年晚春的時候，德國人受報應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協約國未經與德國協商片面規定的凡爾賽和約條件於五月七日在柏林發表。對於一個到最後一刻鐘還耽溺在幻想中的國家的人民來說，這是個驚人的打擊。全國紛紛舉行憤怒的群眾集會，對和約表示抗議，要求德國拒絕簽字。在魏瑪議會期間擔任總理的謝德曼叫嚷道：「誰在這個和約上簽字，就讓誰的手爛掉吧！」五月八日，臨時總統埃伯特和政府公開聲稱，和約條款是「不能實現和不能負擔的」。第二天，在凡爾賽的德國代表團照會固執的克萊孟梭說，這種和約是「任何國家所不能容忍的」。

但是有一個人例外，而如果大家效法他的榜樣的話，這一天的結局就可能不同了。魯登道夫並沒有臥倒。他以最優秀的軍人傳統，傲然挺立，在副官施特萊克少校的跟隨下，面對著警察的槍口，泰然自若地繼續前進，一直到達奧第昂廣場。當時看來，他一定是個孤單的、奇怪的人。沒有一個納粹黨人跟著他，甚至連他們的最高領袖阿道夫．希特勒也沒有跟著他。

這時好像變戲法一般，施勃納——里希特接來了魯登道夫將軍。這位戰時英雄對於希特勒在這件事上完全把他蒙在鼓裡隨便擺弄很是生氣，一等到進了後室，知道要擔任德國獨裁者的竟是這個前陸軍下士，而不是他自己時，他就更加不滿了。他對這個魯莽無禮的小子一句話也不願說。但是希特勒並不在乎，他只要魯登道夫肯把他的大名借給他幹這件冒險勾當，使這三個迄今為止沒有被他的勸說和威脅所打動的巴伐利亞領袖回心轉意就行了。這個要求，魯登道夫是答應的，他說，現在這已成了一個重大的民族的事業，他奉勸這三位先生予以合作。看到這位老將軍也這麼熱心，這三個人就有些退讓了，雖然後來洛索夫否認他曾同意聽命於魯登道夫。卡爾在他念念不忘的維特爾斯巴哈王室復辟問題上嘀咕了一陣，最後還是說，他願意作為「國王的代表」一起合作。

不過最傷害德國人自尊心的是，凡爾賽和約實際上解除了德國的武裝，從而，至少暫時，排除了德國在歐洲稱霸的可能性。儘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爾賽和約，不像德國強使俄國接受的和約，在地理方面和經濟方面基本上並沒有觸動德國，保持了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政治統一和潛在力量。

「因為可以審判我們的不是你們諸君。審判我們的應該是永恆的歷史法庭。你們會作出什麼判決，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個法庭不會問我們：『你們到底犯了叛國罪，還是沒有犯叛國罪？』那個法庭會判定我們，前陸軍軍需總監（魯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為了他們同胞和祖國，願意奮鬥犧牲的德國人。你們可以不止千次地宣佈我們有罪，但是永恆的歷史法庭的女神會一笑置之，把邦檢察官的訴狀和這個法庭的判決書撕得粉碎。因為她會宣判我們無罪。」

這個被告一點也不去理會庭上的訓斥。在使旁聽者都聽得入迷的最後一段話中，希特勒說。

因此，只剩下溫和的社會黨人，在民主份子和天主教中央黨人的協助下，獨力支撐這個誕生以後就搖搖欲墜的共和國。他們受到了反對者的痛恨、咒罵，有時是子彈的襲擊，這些反對者為數日眾，決心日堅。「在人民的心中，」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一書聲名鼓噪一時的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叫嚷道，「魏瑪憲法已註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亞，年輕的煽動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開始駕馭這一力量。

「我們的隊伍日益壯大——我感到十分自豪，相信總有一天，這些堅強的隊伍會從連擴大到營，營擴大到團，團擴大到師，原來的帽章會從污泥中撿起，原來的旗幟會在空中招展，我們準備面對上蒼最後偉大的判決，到那個時候，我們又將和好如初。」

和約的墨跡未乾，陸軍就已經開始規避和約的軍事限制。由於社會黨領袖的膽怯和短視，軍官團不僅能夠按照普魯士原來的傳統保持了陸軍，這一點已見上述，而且還能夠成為新德國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壽命不長的共和國的最後幾天為止，陸軍一直沒有把它的命運押在任何一個政治運動上面。但是在十萬新國防軍的傑出創建者漢斯．馮．西克特將軍的領導下，陸軍為數雖少，卻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對德國的內外政策有越來越大的影響，最後終於達到了共和國的繼續存在要取決於軍官團的意志的地步。

賽塞爾也說了話。他譴責希特勒沒有遵守他保證不對警察舉行政變的諾言。

這個對德國經濟起癱瘓作用的打擊使德國人民暫時團結起來，而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他們還從來沒有這樣團結過。魯爾的工人宣佈舉行總罷工，並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經濟支援，後者號召進行消極抵抗。在陸軍的幫助下，組織了破壞活動和遊擊戰爭。法國以逮捕、驅逐出境、甚至死刑來對付。但是在魯爾，沒有一架機器的輪子轉動。

但是他們也懷著越來越不滿的情緒。許多企業家仍舊認為希特勒是個剛剛竄上來的暴發戶。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向警察叫道：「別像一九一八年那樣膽小，快開槍！」但是警察看到自己的局長都那麼馴服，而且衝鋒隊已經佔領了整個大廳，一動都不敢動。希特勒早已在警察局安插了一個納粹黨的坐探威廉．弗立克，要他打電話給啤酒館值勤的警察不要插手干預，只須報告情況就行。人群開始越來越憤懣，以致戈林認為有必要走上講臺，叫他們安靜點。「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他大聲叫道，「我們沒有惡意。因此，你們沒有不滿的理由，喝你們的啤酒吧！」他還告訴他們，在隔壁房間裡正在組織新政府。

在一九二三年的頭幾個月裡，希特勒就致力於實現這個口號。二月間，主要是由於羅姆在組織工作上的本領，巴伐利亞有四個武裝的「愛國團體」同納粹黨聯合組成所謂「祖國戰鬥團體工作聯盟」，而以希特勒為政治領導。九月間組織了一個名叫「德國人戰鬥聯盟」的更強有力的團體，希特勒擔任三人領導之一。這一組織是九月二日在紐倫堡舉行群眾大會慶祝德國一八七〇年在色當戰敗法國的五十三周年紀念時產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團體都有代表參加，希特勒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對中央政府的演說後，受到了全場起立的歡呼。新成立的戰鬥聯盟公開聲稱它的目標是：推翻共和國，撕毀凡爾賽和約。

政變雖然是場大失敗，可是卻使希特勒成了全國著名的人物，而且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愛國志士和英雄。納粹黨的宣傳立刻把這次政變說成是他們運動中偉大傳奇之一。每年，甚至在他當政以後，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希特勒都要在十一月八日晚上回到慕尼黑的啤酒館裡來，同那些跟著元首參加了當時看來是一場滑稽戲的失敗政變的老戰友敘舊。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已經當了總理，他命令把在那次短時間交火中斃命的十六名納粹黨徒的屍體挖掘出來，改葬在英烈祠的墓室中，這地方就成了一個國家聖地。關於這些人，希特勒在紀念碑落成典禮上說：「他們現在已是德國永垂不朽的人。他們站在這裡捍衛德國，監護我國人民，他們躺在這裡，是我們運動的真正證人。」他沒有補充一句，而且似乎也沒有德國人記得，他們也是希特勒從地上爬起來逃命時丟下不顧，聽其死去的那些人。

在紐倫堡開會期間，檢閱示威群眾遊行的時候，希特勒在檢閱臺上站在魯登道夫將軍的旁邊。這並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時候以來，這個年輕的納粹黨頭子就一直在拉攏這位戰時英雄。魯登道夫曾經讓柏林卡普政變的策動者利用他的聲名，現在既然他繼續鼓勵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誘使他來支持希特勒心中開始萌芽的那種行動。這位老將軍是一點也沒有政治ｍ.ｈetｕｂｏoｋ.ｃoｍ.ｃom頭腦的；他現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飾他對巴伐利亞人、對巴伐利亞王位可能繼承人盧伯萊希特太子、對德國天主教會勢力最大的一邦的天主教會的蔑視。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這正合他的心意。他並不想要魯登道夫來擔任民族主義反革命運動的政治領袖——雖然人人皆知，這位戰時英雄頗有雄心擔當這個角色。希特勒要把這個角色留給自己。但是魯登道夫的名字，他在軍官團和整個德國保守派中間的聲望，對這個在巴伐利亞境外還是默默無聞的地方政客來說，卻是個本錢。於是希特勒開始把魯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計畫裡面。

雖然魯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個囚徒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希特勒馬上使得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終成了法庭內注意的中心。巴伐利亞司法部長弗朗茲．古特納是這個納粹黨領袖的老友和保護者，他儘量做到讓法官保持滿不在乎和寬大為懷的情緒。希特勒可以任意打斷證人的話，對他們反詰盤問，可以隨時為自己辯護，時間不受限制——他的第一次發言花了四個小時，而這不過是他許多次長篇發言的第一次。

陸軍怎麼樣呢？如果拒絕接受和約，陸軍能夠抵抗協約國不可避免要從西方發動的進攻嗎？埃伯特向最高統帥部提出了這個問題。最高統帥部這時已遷到波麥臘尼亞的科耳堡。六月十七日，陸軍元帥馮．興登堡在認為德國軍事抵抗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格羅納將軍推動下答覆稱：

雖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於叛國大罪而被判處長期徒刑，但是他對自己的信心，他對「治理一國人民」的天賦義務的信心，並沒有絲毫減弱。在監牢裡靜候審判的時候，他已經分析了政變失敗的原因，並且立誓要在將來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在他實現了他的目標以後回想到這些思想時，他對聚集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紀念政變十三周年的老部下說：「我可以平心靜氣地說，這是我一生中最輕率魯莽的決定。今天回想起來，不禁還捏一把汗——要是今天你看到我們一九二三年時的那一小隊人走過，你會問：『他們是從哪個勞動感化院裡逃出來的？』——但是命運沒有為難我們。它並沒有讓那個行動成功，因為那個行動如果成功的話，也必然會由於當時運動內部的不夠成熟和組織及思想基礎上的缺陷而以慘敗收場——我們認識到，推翻舊國家是不夠的，必須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國家，並且隨時準備好——在一九三三年，問題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動來推翻國家的問題；在這期間，新國家已經建立起來，留下來要做的不過是摧毀舊國家的最後殘餘了——這只要幾個小時就行了。」

「巴伐利亞政府，」他叫道，「已經撤換——十一月罪人的政府和總統也已經被宣佈撤換。新政府將在今天在慕尼黑這個地方宣佈成立。德國國防軍將立刻組成——我建議，在同十一月罪人算清總帳以前，由我接管全國政府的政策指導工作。魯登道夫將擔任德國國防軍的領導工作——德國全國臨時政府的任務是組織對罪惡的淵藪柏林的進軍和拯救德國人民——要是明天還不能成立一個德國全國政府，我們就都殺身成仁！」

他們繼續保持沉默，這使希特勒焦躁起來。最後他向他們揮動著手槍說：「我的手槍裡有四顆子彈！如果你們不肯跟我合作，三顆留給你們。最後一顆就留給我自己！」他舉著手槍對準自己的前額嚷道：「如果明天下午我還沒有成功，我就不要這條命了！」

有兩點考慮使希特勒作出了迅速的決定。第一點考慮是，他懷疑卡爾可能利用這次集會來宣佈巴伐利亞獨立和維持爾斯巴哈王朝在巴伐利亞復辟。十一月八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設法會見卡爾，然而沒有如願，卡爾要到九日才肯見他。這只有增加了這位納粹黨領袖的懷疑。他必須先發制人。而且——這是第二點考慮——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的集會提供了十一月四日所錯過的機會：把三巨頭一網打盡，在手槍威脅下強迫他們同納粹黨一起進行革命。希特勒決定立即採取行動。十一月十日的動員計畫取消了；衝鋒隊臨時改派到這家大啤酒館執行任務。

但是這卻是社會民主黨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們大多數人是用心良好的工會活動家，有著德國其它階級的人都固有的那種向既有的、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權威鞠躬低頭的劣根性。他們不但沒有這麼做，反而把權力讓給了在現代德國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勢力——陸軍。因為，陸軍在戰場上雖然戰敗了；但是在國內維持原有地位和挫敗革命卻仍舊是有把握的。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它迅速採取了大膽的行動。

諾斯克是屠夫出身，在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內一步步向上爬，一九〇六年成了國會議員，被認為是黨內軍事專家。他也被認為是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和鐵腕人物。巴登的馬克斯親王派他去平定十一月初在基爾發生的海軍譁變，他完成了這項使命，諾斯克身軀魁偉，面目兇狠，體力過人，然而智力低下，正如他的敵人所說，這是他的行業的特點。他在被任命為國防部長那一天就宣佈「總得有人當警犬」。

「政府鎮定沉著地繼續印發這些廢紙，因為，如果停止印發的話，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為一旦印刷機停止轉動——而這是穩定馬克的先決條件——騙局馬上就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請相信我，我們的痛苦只會增加。而壞蛋們卻安然無事。原因是：國家本身已經成了最大的騙子和惡棍。這是個強盜的國家！——如果受驚的人民注意到，他們即使有幾十億馬克，也只有挨餓的份兒，那他們一定會作出這個結論：我們不能再聽命於一個建築在騙人的多數決定的玩意兒上面的國家了。我們需要獨裁——」

希特勒興高采烈地回到貝格勃勞酒館時發現，鳥兒已飛出了籠子。這是這個晚上的第一個打擊，他不禁目瞪口呆。他滿以為他的「部長們」正在忙於他們的新任務，魯登道夫和洛索夫也已經擬出了進軍柏林的計畫了。但是結果是幾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甚至連慕尼黑也沒有被革命軍佔領。只有羅姆帶領了另一個武裝團體「德國戰旗」的衝鋒隊佔領了舒恩菲爾德街陸軍部的辦公處，除此之外，任何戰略要地都沒有佔領，甚至連電報局也沒有佔領，政變的消息就從這裡傳到了柏林，馮．西克特將軍要巴伐利亞軍隊鎮壓政變的命令也經過這裡發了回來。

實際進行判決的法官所決定的刑罰——如果不是所定的罪——正如康拉德．海頓所說，同歷史的判決相距也不太遠。魯登道夫無罪釋放。希特勒和其它被告被判定有罪。但是，儘管法律——德國刑法第八十一條——規定「凡企圖以武力改變德國憲法或任何一邦憲法者應一概處以無期徒刑」，希特勒僅僅被判在蘭德斯堡前炮臺監獄服五年徒刑。即使在當時，陪審法官也表示判得過嚴，但是主審法官向他們保證，該犯在服刑六個月後就有資格申請假釋。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為外國人——他仍擁有奧地利國籍——驅逐出境的嘗試毫無結果。判決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作出的。不到九個月以後，在十二月二十日那天，希特勒就獲釋出獄，繼續從事推翻民主國家的活動。法律歸法律，如果你是極右派的人的話，叛國罪的後果是並不過分嚴重的，許多反共和份子都看到了這一點。

希特勒打算做的事是一場政變，不是一場內戰，儘管他情緒極為激動，但是他還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認識到他沒有力量對付警察和陸軍。他原來的打算是同陸軍一起進行革命，而不是對陸軍進行革命。儘管他在最近的演說中和用槍口對著巴伐利亞三巨頭的時候顯得殺氣騰騰，但是他並不想讓共同憎恨共和國的人自相殘殺。

馮．洛索夫將軍輕蔑地保持沉默。但是當卡爾在他耳旁開始低語時，希特勒馬上說：「住嘴！沒有我的許可不許交談！」

現在，正當祖國命運危在旦夕的時候，一條秘密電話線路又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了。就在當時當地，這位社會黨領袖和德國陸軍的第二號人物訂了一個秘密協定，這個協定雖然過了很多年才為世人所知，當時卻要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埃伯特答應要結束無政府狀態，鎮壓布爾什維克主義，按原有傳統維持陸軍。格羅納則保證陸軍支持新政府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實現它的目標。

國民議會經過六個月的辯論後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通過憲法，總統於八月三十一日批准了這一憲法。從紙面上來說，這是二十世紀所曾經見過的這種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個，結構之嚴密幾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設想巧妙、令人欽佩的條文，看來似乎足以保證一種幾乎完善無疵的民主制度的實行。內閣制政府是取法英國和法國的，擁有實權的民選總統仿效美國，人民複決制則借鏡瑞士。實行構思嚴密、辦法複雜的比例代表制和選票名單制，是為了防止選票的浪費，並且使得人數不多的少數派也有權利在議會中享有席位。

雖然下級軍官和一些士兵中間，有些人同情希特勒和羅姆，但是高級軍官在慕尼黑衛戍司令馮．丹納將軍的領導下，不僅準備執行西克特的命令，而且對於馮．洛索夫將軍所受到的待遇極為不滿。按照陸軍的慣例，一個平民竟敢以手槍對著一位將軍，就應該當場格殺不論。洛索夫到了第十九步兵師的營房以後，就同丹納一起會商，立即發出命令，要郊外的駐軍趕到城裡來增援。到清晨時分，正規軍已在陸軍部四周佈置了封鎖線，包圍了羅姆的部下。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爾和賽塞爾的目標與我們相同——推翻全國政府——如果我們的事業確是叛國的話，那麼在整個時期，洛索夫、卡爾和賽塞爾也必然一直同我們在一起叛國，因為在這些星期裡，我們所談論的除了我們目前因之受審的目標以外，別無其它。」

作為國中之國，它對全國政府保持獨立地位。按照魏瑪憲法，像其它西方民主國家的軍隊那樣，陸軍應該從屬於內閣和議會。但是它卻沒有如此。軍官團也沒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緒。少數社會黨領袖如謝德曼和格爾茲辛斯基主張將陸軍「民主化」。他們看到了將陸軍交還給有著極權主義、帝國主義老傳統的軍官的危險。但是他們不僅受到了將軍們的有效反對，而且也受到了他們自己的、以國防部長諾斯克為首的社會黨同志的有效反對。這位無產階級出身的共和國部長公然大言不慚地說，他要恢復「軍人對世界大戰的驕傲記憶」。合法選出的政府沒有能夠建立一支忠於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從內閣和國會的新陸軍，這是共和國的一個致命錯誤。時間後來證明了這一點。

德國軍隊得救了，但是共和國卻在誕生的頭一天就沒有救了。將軍們，除了格羅納自己是光榮的例外和其它少數人以外，是絕不會向共和國效忠的。最後，他們在興登堡率領下，把共和國出賣給了納粹黨人。

這個主意最初是羅森堡和施勃納——里希特這兩個從俄國逃出來的人向希特勒建議的。後者借他妻子的姓充起貴族來，自稱為馬克斯．埃爾溫．馮．施勃納——里希特。他是個來歷可疑的角色，m.heｔｕｂook•cｏm•ｃｏm像羅森堡一樣，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波羅的海沿岸的俄國省份裡度過的，戰後同其它難民一起從蘇聯逃到慕尼黑，在這裡加入了納粹黨，成了希特勒親信之一。

在魯爾放棄對法國的抵抗和恢復賠款負擔這兩件事，在德國民族主義份子和在共產黨人中間引起了一場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產黨的勢力這時也有了增長，他們同民族主義者一起，猛烈譴責共和國。施特萊斯曼面臨著來自極右方面和極左方面的嚴重反叛。關於這一點，他是預見到的，他在宣佈改變魯爾和賠款問題政策的那一天就請總統埃伯特宣佈了緊急狀態。從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二月，根據緊急狀態法，德國的執行權力交給國防部長奧托．格斯勒和陸軍司令馮．西克特將軍。實際上，這就使得馮．西克特將軍和他的陸軍成了全國的實際獨裁者。

它有什麼地方是這麼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爾薩斯一洛林歸還給法國，一小塊領土歸還給比利時，石勒蘇益格邦一小塊領土在經過公民投票後歸還給丹麥，而這是俾斯麥在上一世紀同丹麥作戰勝利後從丹麥那裡割取的，它也把德國人在瓜分波蘭時奪去的領土歸還給波蘭，其中一部分還要經過公民投票。這是使德國人最為惱怒的規定之一，使他們不滿的，不僅因為給了波蘭一條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東普魯士同祖國隔絕，而且因為他們瞧不起波蘭人，認為波蘭人是劣等民族。同樣使德國人惱怒的是，和約強迫他們接受發動戰爭的責任，要求他們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其它「戰爭罪犯」交給協約國。

究竟哪一方面先開槍，這一點後來一直沒有查明。雙方都把責任往對方身上推。有一個旁觀者後來作證說，是希特勒先用他的手槍開頭一槍的。另一個人認為是施特萊徹。不止一個的納粹黨人後來告訴作者說，就是因為施特萊徹的這一個行動，而並不是因為任何其它行動，才使得他長期受到希特勒的眷顧。

在柏林方面看來，這不僅是政治反叛，而且還是軍事反叛。馮．西克特將軍現在決心要平定這次雙重反叛。

賠款數目以後再規定，但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間先要付一筆五十億美元的金馬克，如無現款，可以付某些實物——如煤、船隻、木材、牛羊等等。

這位夾著單鏡片、面無表情的普魯士籍總司令的冷冰冰的話，不出所料，並沒有使德國總統或者總理感到驚異。他們早已認識到陸軍那種不服從任何方面的國中之國的地位。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三年以前，當柏林被卡普部隊佔領的時候，曾向西克特提出過類似的呼籲，當時陸軍就站在這位將軍的背後，而沒有站在共和國的背後。現在一九二三年的唯一問題是，西克特站在哪裡。

一九二三年一月佔領魯爾的那一天，馬克對美元比價跌到了一點八萬：一，到七月一日，跌到了十六萬：一，到八月一日跌到了一百萬：一，到十一月，希特勒認為他的時辰來到時，馬克跌到了四十億比一美元，此後，數字就以兆計了。德國貨幣成了毫無價值的廢紙。工資薪水的購買力等於零。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一生積蓄都蕩然無存。但是遭到毀滅的還有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德國人民對德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的信任。德國社會歷來竭力鼓勵儲蓄和投資，並且莊嚴地保證這種儲蓄和投資能夠得到萬無一失的報償，結果卻自食其言，這樣一個社會的標準和行為還值得相信嗎？這不是對人民布下的大騙局嗎？

這時巴伐利亞政府首腦古斯塔夫．馮．卡爾在幹什麼呢？原來他離開了貝格勃勞凱勒以後，立刻恢復了理智和勇氣。他不想再冒當希特勒和他的打手的俘虜的危險，因此把政府遷到了累根斯堡。但是在此以前，他已在慕尼黑到處貼了如下的告示：

不管怎麼樣，反正有人開了一槍，接著就是一陣雙方互擊，頓時使希特勒的希望化為泡影，施勃納——里希特倒了下來，受了致命的重傷，戈林大腿上中了一槍，傷勢甚重，也倒了下來。在六十秒鐘之內，槍聲就停止了，但是已經有不少人躺在街上——總共十六名納粹黨人和三名警察，有的已經斃命，有的奄奄一息，另外還有不少人受傷，其餘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內，都臥倒在地躲避子彈。

僅僅充當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

「小人的眼界是多麼狹窄！請相信我，我認為謀得一個部長官職並不是什麼值得努力爭取的目標。我認為以部長身分載入歷史，並不是值得一個偉大人物努力爭取的事。假使真是如此，你很有同其它部長葬在一起的危險。我的目標從一開始起就比做部長高出一千倍。我要做馬克思主義的摧毀者。我要完成這個任務，一旦我完成了這個任務，部長頭銜對我來說就只是一個荒唐的稱號罷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國以後沒有幾個小時，柏林總理府內埃伯特的書房裡的電話鈴響了。這是一架特別的電話機，由一條秘密的線路通到設在斯巴的最高統帥部。埃伯特當時是單獨一個人在書房裡。他拿起電話耳機。「我是格羅納，」那邊說。這個前馬鞍工人由於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臺中的德國的殘餘政治權力塞人他毫無準備的手中之後還有點感到暈頭轉向，聽到這聲音不禁肅然起敬。威廉．格羅納將軍是繼魯登道夫擔任軍需總監的人。就在當天早些時候，在斯巴，當馮．興登堡元帥臨陣猶豫的時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軍隊已經不再效忠於他，他必須下臺——這個大膽的行動，是軍官階層永遠不會原諒他的。埃伯特和格羅納自從一九一六年以來就有了一種相互尊重的關係，當時這位將軍：負責軍事生產，曾與這位社會黨領袖一起緊密合做過。十一月初——僅僅幾天以前，他們就在柏林商談過如何挽救君主政體和祖國。

這些困難首先是，納粹黨雖然黨員人數日增，還遠不是巴伐利亞最重要的一個政治運動，而在巴伐利亞境外，它更是默默無聞。這樣一個小黨怎麼能夠推翻共和國呢？希特勒不是個能輕易被困難嚇倒的人，他認為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亞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義勢力團結在他的領導之下。然後在巴伐利亞政府、武裝團體和駐紮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支援之下，他可以領導一次向柏林的進軍——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一樣——推翻魏瑪共和國，顯然，墨索里尼輕易取得的勝利觸發了他的靈機。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並不是十分重要的公告使希特勒放棄了這個計畫，而另想辦法。原來報上有一條簡短的通告說，應慕尼黑某些企業團體之請，卡爾將在慕尼黑東南郊一家名叫貝格勃勞凱勒的大啤酒館舉行的一次集會上講話。日期是十一月八日晚上。通告說，這位長官的演講內容是關於巴伐利亞政府的施政綱領的。馮．洛索夫將軍和馮．賽塞爾上校以及其它顯貴也將列席。

在海軍廣場，納粹黨隊伍遇到了正在聽紐倫堡來的反猶主義者尤利烏斯．施特萊徹講話的一大群人。施特萊徹是在一聽到政變消息後馬上趕到慕尼黑來的。他不想被拋在革命之外，就中斷了演講，參加了反叛份子的行列，緊緊地跟在希特勒的後面。

但是協約國現在要求德國提出明確的答覆。在六月十六日，即興登堡書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協約國向德國提出了一項最後通牒：必須在六月二十四日以前接受和約。否則停戰協定即告失效，協約國將「採取它們認為為實現它們的條件所必需的步驟」。

這是個準確的預言，但是說到這裡，主持審訊的法官打斷了他。「希特勒先生，你剛才說綠衣警察玷污了清白歷史。我不許你這麼說。」

他告訴魯登道夫，他必須到陸軍司令部去，發出必要的命令。當施勃納——里希特表示反對時，魯登道夫繃著臉說：「我不許你懷疑一個德國軍官的話。」接著，卡爾和賽塞爾也一個個溜了。

一九二三年秋，德意志共和國和巴伐利亞邦之間的危機達到了頂點。九月二十六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總理宣佈結束在魯爾的消極抵抗，德國恢復支付賠款。這個前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喉舌是個堅決的保守派，而且從骨子裡來說，還是個保皇派，他已認定，如果德國要得救，要統一，要恢復強大，那就必須——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國的存在，同協約國妥協，取得喘息的時間來恢復經濟力量。如果再聽其自流的話，只會造成內戰，也許最後會導致國家的毀滅。

這天晚上在希特勒看來是唾手可得的勝利，入夜以後都迅速化成泡影了。他一直堅持的政治革命要成功所必需具備的基礎——諸如陸軍、警察、執政的政治集團這種地位確立的機構的支持——現在已經垮了。事情很清楚，甚至魯登道夫的大名也不能把巴伐利亞邦的軍隊爭取過來。希特勒建議，他同老將軍一起退到羅森海姆附近鄉間，動員農民支持武裝團體襲擊慕尼黑，局勢也許還可以挽救。但是魯登道夫立即拒絕了這個建議。

在勝利的西方協約國中的大多數人看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國，似乎標誌著德國人民和他們國家的新時代的來臨。伍德羅．威爾遜在停戰以前交換的照會中，堅決主張廢除霍亨佐倫皇朝軍國主義的專制政體，看來德國人似乎是遵從他的要求的，雖然有些勉強。德皇已經被迫宣佈退位，逃亡國外，君主政體已經廢除，德國各地所有小王朝也都立刻解體，共和政府已經宣告成立了。

他援引了華格納的例子。

「不錯，我自食其言，」希特勒答覆說，「請原諒我，但是為了祖國的緣故，我不得不如此。」

為了要到陸軍部去救羅姆出險，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現在領導他們的隊伍穿過狹窄的府邸街，這條街在英烈祠旁邊，通向開闊的奧第昂廣場。就在這條狹窄的街道盡頭，有大約一百名荷槍實彈的警察把守著，不准隊伍通過。他們位居戰略要衝，這一次，他們不再退讓了。

既然軍隊的領導人承擔了責任——但是這一點在德國馬上被忘懷了——國民議會就鬆了一口氣，終於以絕大多數通過簽訂和約，這個決定通知克萊孟梭時，距離協約國最後通牒的限期只差十九分鐘。四天以後，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約在凡爾賽宮的明鏡廳簽了字。

「我現在要履行我五年前在軍事醫院裡一時成了瞎子時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奮鬥，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國的悲慘廢墟上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自由的光榮的德國。」

現在面對著法官和世界報界的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傲然聲稱：「我一個人負全部責任。但是我並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站在這裡，我是一個反對革命的革命者。反對一九一八年的賣國賊，是根本談不上叛國罪的。」

但是，在當時，可以肯定，不久之前俄國發生的情況，使埃伯特和他的社會黨的同志惶惶不安。他們不想變成德國的克倫斯基。他們不想被布爾什維克份子代替。在德國各地，正如在俄國一樣，士兵和工人委員會紛紛成立，掌握了權力。正是這些委員會在十一月十日選舉出來一個人民代表委員會，由埃伯特為首，負責暫時管理德國。十二和*圖*書月，德國第一屆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柏林召開。代表大會的成員是全國各地士兵和工人委員會派出的代表，它要求把興登堡撤職，廢除正規軍，代之以一支民防隊，其軍官由士兵選出，歸人民代表委員會管轄。

魯登道夫現在向徬徨的年輕納粹黨領袖提出了他自己想出來的一個計畫，這個計畫也許還能夠為他們帶來勝利而不致流血。他相信，德國士兵，甚至德國警察——他們大多數是退伍軍人——是不敢對他這個曾經在東線和西線領導他們取得了偉大勝利的傳奇人物一樣的司令官開火的。因此他建議由他和希特勒帶領他們的支持者遊行到市中心去，隨後加以佔領。他完全有把握的是：警察和軍隊不但不敢阻撓他，甚至還會跟著他走，聽他的命令作戰。希特勒開始時將信將疑，但是最後還是同意了。當時看來也沒有別的出路。他也注意到，太子並沒有答覆他的調停請求。

當他在審判期間同法官和檢察官以唇槍舌劍作戰的時候，他已在考慮如何建立一個新的納粹國家了。舉一端來說，下一次，他就要爭取德國陸軍贊成他，而不是反對他。他在最後發言時，就表現了同陸軍修好的想法。他沒有片言隻字譴責陸軍。

「全國革命已經開始了！」希特勒叫喊道，「這個地方已經由六百名武裝人員佔領。任何人都不許離開大廳。大家必須肅靜，否則我就在樓廳上架起機關槍。巴伐利亞政府和全國政府已經推翻，臨時全國政府已經成立。國防軍營房和警察營房已被佔領。軍隊和警察已在『萬』字旗下向市內挺進。」

「請你向元帥轉達政府的謝意，」埃伯特說。

共和國真是幸運，他這次是站在共和國的背後，這不是因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則，而是因為他看到，就目前來說，要保全本身受到巴伐利亞和北方的反叛威脅的陸軍，要防止德國陷於災難深重的內戰，支持現政權是必要的。西克特知道，駐紮在慕尼黑的那一個師裡有些領導軍官站在巴伐利亞分離主義者一邊。他也知道有個「黑色國防軍」的陰謀，其首領是前參謀本部軍官布赫魯克少校，其目的是要佔領柏林和推翻共和政府。他現在就按經過深思熟慮的計畫和堅強的決心著手行動，來整頓陸軍和結束內戰威脅。

「因此，總的來說，軍事行動是否能成功，是頗可懷疑的，但是作為一個軍人，我不能不感到，與其接受恥辱的和平，不如光榮地戰死沙場。」

十一月九日德意志共和國成立紀念日上午快到十一點鐘的時候，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率領大約三千人的一隊衝鋒隊員，從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的花園裡出發，向慕尼黑市中心前進。同他們並肩走在行列前面的，有衝鋒隊長戈林、施勃納——里希特、羅森堡、希特勒的衛士烏里希．格拉夫以及六七個納粹黨的其它頭目和戰鬥聯盟的領袖。一幅「萬」字旗和高地聯盟的旗幟在隊伍前面迎風招展。在頭幾排行列後面跟著一輛卡車，架著機關槍，載著機關槍手。衝鋒隊員們肩上掛著馬槍，有的還上了刺刀。希特勒手中握著手槍。這並不是一支什麼了不起的軍隊，但是曾經統率德國百萬雄師的魯登道夫顯然認為，要實現他的目的，這已經夠用了。

但是納粹黨人又想用計騙過去。他們中間那個忠實的衛士烏里希．格拉夫一步跳上前，大聲向帶隊的警官叫道：「別開槍！帶隊的是魯登道夫閣下！」即使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一個德國革命者，甚至一個業餘摔交家和職業打手，也還沒有忘記應該怎樣稱呼一個貴人。希特勒也叫了起來：「投降吧！投降吧！」但是那個不知名的警官並不投降。顯然，魯登道夫的名字對他並不能起魔術般的作用。他們是警察，不是軍隊。

巴伐利亞仍舊違抗柏林。它現在處在三巨頭的獨裁控制之下，三巨頭是邦長官卡爾、駐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將軍和邦警察局長漢斯．馮．賽塞爾上校。卡爾拒絕承認埃伯特總統宣佈德國處於緊急狀態的命令適用於巴伐利亞。他拒絕執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全國政府要求取締希特勒的報紙《人民觀察家報》，因為它惡毒攻擊共和國，特別是西克特、施特萊斯曼和格斯勒，但是卡爾卻輕蔑地加以拒絕了。

時局對他幫了很大的忙，特別是這兩件事：馬克的貶值和法國的佔領魯爾，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馬克在一九二一年開始貶值，和美元的比價跌到七十五：一，次年跌到四百：一，一九二三年年初跌到七千：一。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國政府已經要求協約國暫緩償還賠款。法國的普恩加費政府斷然拒絕。當德國不能交付木材時，在戰時曾任法國總統的這位頭腦死硬的總理命令法國軍隊佔領魯爾。在上西里西亞割讓給了波蘭以後，德國的這一煤鋼產量占全國四/五的工業心臟，如今就同德國其它部分隔絕了。

如果是叛國罪的話，那麼領導巴伐利亞的政府、軍隊和警察的三個人，同他一起共謀反對全國政府的三個人也一樣有罪，也應該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應該作為主要控告者站在證人席上，他非常狡猾地把形勢倒轉了過來，使做賊心虛、坐立不安的三巨頭處在不利地位：

這三個人很難否認這一點，因為這是實際情況。要有講話裡帶刺的本領，卡爾和賽塞爾不是希特勒的對手。只有馮．洛索夫將軍昂然為自己辯護。「我不是個亡命之徒，」他對法庭說，「我在邦政府裡佔有很高的地位。」這位將軍接著把一個老軍官對這個以前的下士，這個在狂妄的野心驅使下竟想牽著陸軍和邦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輕蔑都發洩了出來。他說，這個寡廉鮮恥的煽動家的野心發展得多快，沒有多少日子以前還表示願意在愛國運動中僅僅充當一名「鼓手」呢！

「陸軍元帥（興登堡）仍舊願意擔任總司令嗎？」埃伯特問。

也許還有辦法，至少可以避免發生不利的結局，魯登道夫的私人死敵盧伯萊希特太子在聽到了政變消息之後，馬上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要求立即加以鎮壓。現在希特勒決定要求盧伯萊希特出來向洛索夫和卡爾斡旋，謀求一個體面的、和平的解決，希特勒和盧伯萊希特的共同友人，一個名叫紐恩蔡特的中尉擔起這個困難使命，在黎明時分被派到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維特爾斯巴哈城堡。他由於找不到汽車，只好等火車，因此到中午的時候才到達目的地，這時，局勢已經急轉直下，這是希特勒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魯登道夫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但是人民群眾並不知道工業巨頭、陸軍和國家從貨幣的貶值中得到多少好處。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大筆銀行存款還買不到一把胡蘿蔔、幾個馬鈴薯、幾兩糖、一磅麵粉。他們知道，作為個人，他們是破產了。他們也知道饑腸轆轆的滋味，因為這是每天嚐到的。他們在痛苦和絕望之餘，把共和國當作這一切罪過的代罪羔羊。

會議至此宣告散會。在出口處，赫斯在衝鋒隊員的協助下，扣留了一些企圖混在人群裡溜出去的巴伐利亞內閣閣員和其它要人。希特勒自己則監視著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這時消息傳來，一個名叫高地聯盟的武裝團體的打手們在陸軍工兵隊營房同正規軍發生了衝突。希特勒決定驅車前往出事地點，親自解決爭端，把啤酒館裡的事交給魯登道夫處理。

法國佔領魯爾雖然重新燃起了德國對傳統敵人的仇恨，從而使民族主義精神復活，但是卻使希特勒的計畫變得困難了。法國這樣做，使得德國人民團結在抵抗法國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後。這是希特勒所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標是摧毀共和國。至於法國，德國可以在實現了自己的民族主義革命和建立了獨裁政權以後，再來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輿論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韙，採取一個不得人心的方針：「不——不要打倒法國，而是要打倒祖國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這才是我們的口號。」

毫無疑問，通貨漫天膨脹所帶來的困難和動盪不定迫使千百萬德國人民得出了這個結論，而希特勒是非常樂意把他們引導上這條道路的。事實上，他早已開始相信，一九二三年混亂的局面已經造成了一個可能不再來臨的推翻共和國的機會。但是，如果他本人要來領導這場反革命活動的話，他的道路上還有一定的困難。而如果不是由他來領導，他就沒有多大興趣。

「一旦戰端重啟，我們能夠重克波茲南省（在波蘭），守住東部邊境，但是在西部，很難指望我們能夠抵抗敵軍的重大攻勢，因為協約國在人力上佔優勢，而且他們有能力在兩翼包抄我們。

事實上，這只不過是推遲了而已。他們又想出了第二個計畫，這一次，即使有警察把守要衝，也不能阻撓其實現。在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日的夜間，衝鋒隊和戰鬥聯盟的其它武裝團體將集中在慕尼黑正北方向的弗羅特曼寧格荒地，在十一日可恨又可恥的停戰紀念日上午就開入市內，佔據戰略要地，宣佈全國革命，使躊躇不前的卡爾、洛索夫、賽塞爾面臨既成事實。

從那一天起，德國成了一個不和睦的家庭。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卻以叛國罪被判長期徒刑，只是因為他們在報上或演講中揭露了或譴責了陸軍不斷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對於共和國支持者，無情地應用了叛國罪法律，但是對於那些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派，卻不是無罪釋放，就是只判以最輕的判決，這一點，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看到了。甚至暗殺兇犯，只要是屬於右派，而被殺者屬於民主份子，也得到法院的寬大對待，或者得到陸軍軍官和右翼極端份子的幫助，逃出法院的拘押，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巴伐利亞毫無意思接受這樣一個解決辦法。歐根．馮．克尼林領導的巴伐利亞內閣九月二十六日在本邦宣佈了緊急狀態，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總理古斯塔夫．馮．卡爾為擁有獨裁權力的邦長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擔心巴伐利亞可能退出德國，擁護維特爾斯已赫王室復辟，也許還會同奧地利組織一個南德意志聯邦。於是埃伯特總統就匆匆忙忙地召開了一次內閣會議，並且邀請馮．西克特將軍參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陸軍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訴他：「總統先生，陸軍站在我的背後。」

魏瑪憲法的措詞，在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聽來都是動人而有力的。憲法宣佈人民是一國之主：「政治權力來自人民。」凡年滿二十歲，不分男女，均享有選舉權。「所有德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個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德國人都有權——自由表示意見——所有德國人都有結社或集會的權利——全國居民都享有信仰和良心自由——」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國人更加自由，沒有任何國家政府比德國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紙面上是如此。

柏林方面的第二道命令是：逮捕巴伐利亞一些武裝團體的三個臭名遠揚的首腦：海斯上尉、卡普政變中的「英雄」埃爾哈特https://www.hetubook.com.com上尉和羅姆的男寵羅斯巴哈中尉。卡爾也置之不理，西克特不能再忍耐了，他命令馮．洛索夫將軍取締納粹黨黨報和逮捕這三個自由團人員。但是這位將軍卻遲遲沒有遵命，因為他自己也是巴伐利亞人，而且思想混亂，性格軟弱，希特勒的雄辯和卡爾的勸說已使他上了鉤，十月二十四日，西克特撤換了他，另派克萊斯．馮．克萊森施坦因將軍接替。但是，卡爾不肯接受柏林方面的片面決定。他宣稱，洛索夫將繼續擔任駐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司令，並且強迫陸軍軍官和士兵舉行特別宣誓，效忠巴伐利亞政府，這不僅是違抗西克特，而且是藐視憲法。

這位受人尊敬的總司令的最後一句話是完全符合最優秀的德國軍事傳統的，但是其誠意卻大可懷疑，因為我們現在知道了德國人民當時並不知道的一個事實：興登堡同意格羅納的看法，這個時候抵抗協約國不僅是沒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陸軍珍貴的軍官團的消滅、甚至造成德國本身滅亡的可能。

這三個人起先連話也不願同希特勒說。但是他卻繼續向他們發表宏論。他們三個人都必須同他一起宣佈實行革命，參加新政府；他們都必須接受他——希特勒——派給他們的職位，誰要不幹「誰就別想活」。卡爾將擔任巴伐利亞攝政者；洛索夫將擔任國防軍部長；賽塞爾將擔任國家警察局長，可是這三個人一個也沒有被這種高官顯爵所打動。他們根本沒有答理。

「我相信，時候總會來到，今天在街上站在『萬』字旗下的群眾到那時就會同向他們開過槍的人團結在一起——我聽說開槍的是綠衣警察，不禁感到高興，因為玷污清白歷史的不是國防軍；國防軍仍一如既往，白璧無殘。總有一天，國防軍不分官兵，都將站在我們一邊。」

斯巴達克斯團，在德國兩個最有本領的煽動家卡爾．李蔔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領導下，繼續爭取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他們在柏林的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在耶誕節前夕，海軍陸戰隊師輕而易舉地擊退了從波茨坦開來的企圖把他們驅出皇宮馬廄的正規軍。興登堡和格羅納催促埃伯特履行諾言，鎮壓布爾什維克份子。對這件事，這個社會黨領袖太樂意做了。耶誕節後兩天，他任命古斯塔夫．諾斯克為國防部長，從這項任命開始，事態就按照凡是知道這位新任部長的人都能預料得到的邏輯發展了。

離開啤酒館往北，剛走了幾百碼，這些反叛份子就遇到了第一重障礙。在橫跨伊薩河通往市中心的路德維希橋上，有一隊武裝警察把守著，不讓他們通過。戈林一躍向前，對警察隊長說，如果警察向他們開槍，他就要把據他說押在隊伍後面的人質槍斃。在前一夜裡，赫斯等人已經搜捕了一些人質，其中包括兩個內閣部長，目的就是為了要應付這種萬一情況。不管戈林是不是虛聲恫嚇，反正那個警察隊長顯然相信了他的話，不再阻撓就讓隊伍過了橋。

卡爾雖然不是個很聰明的人，膽子卻很壯。「希特勒先生，」他答覆道，「你儘管吩咐他們把我槍斃，或者你親自動手也行。我死不死沒有什麼了不起。」

西克特接著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薩克森、圖林吉亞、漢堡和魯爾方面共產黨暴動的威脅上去。在鎮壓左派方面，陸軍的忠誠是毫無問題的。在薩克森，當地國防軍司令逮捕了社會黨─共產黨聯合政府人員，並且任命了一名國家長官執掌政權。在漢堡和其它地方，共產黨很快受到嚴厲的鎮壓。柏林現在認為，比較輕易地鎮壓了布爾什維克份子以後，已經剝奪了巴伐利亞陰謀份子聲稱他們的真正目的是要從共產主義手中拯救共和國的藉口，並且認為他們現在總該會承認全國政府的權威了。但是事情的結果卻不是如此。

對興登堡和格羅納來說，這太過分了。他們拒絕承認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權力。埃伯特本人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貫徹代表大會的要求。但是陸軍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要求它原來同意支持的政府採取比較積極的行動，在耶誕節前兩天，在共產黨的斯巴達克斯團控制下的人民海軍陸戰隊師佔領了威廉街，衝入總理府，割斷了電話線。但是通向陸軍司令部的秘密線路仍舊暢通，埃伯特通過這條線路求援。陸軍答應派波茨坦衛戍部隊前來援救，但是在它到達以前，譁變的水兵們已經退到他們設在當時仍由斯巴達克斯團據守的皇宮馬廄的營房中去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晚上，「黑色國防軍」部隊在布赫魯克少校指揮下佔領了柏林東面的三個炮臺。西克特命令正規軍去包圍他們，兩天後，布赫魯克投降了。他以叛國罪被起訴，後來真的判了十年的炮臺禁閉。原來是由西克特本人用「勞動突擊隊」名義建立起來為十萬名國防軍提供秘密後備人員的「黑色國防軍」就此解散了。

這樣的時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賜良機。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個偶然的事件！

在西克特提出警告後，卡爾、洛索夫、賽塞爾的確是開始喪膽了。他們沒有興趣作無益的姿態而自毀前途。十一月六日，他們告訴戰鬥聯盟：不能催促他們採取輕率行動；究竟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採取行動，只有他們才有權決定。希特勒是戰鬥聯盟的主要政治人物，因此這等於告訴希特勒，他必須自己掌握主動。他如果要單獨舉行政變，還沒有足夠的後盾。他必須得到巴伐利亞邦、軍隊和警察的支援，這是他在維也納流浪的日子裡學到的教訓。他總得想個辦法使卡爾、洛索夫、賽塞爾處在不得不與他一起行動而且沒有退步餘地的地位。這需要大膽，甚至冒險，現在希特勒用事實證明他是有這種魄力的。他決定劫持三巨頭，強迫他們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們的權力。

這場災禍不是應該怪那個向敵人投降和接受賠款重擔的民主共和國嗎？對其本身的生存頗為不幸的是，共和國的確要負一份責任。通貨膨脹本來是可以靠平衡預算來制止的，儘管平衡預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辦不到的。適當增稅本來可以實現預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卻不敢適當地增稅。說到底，一千六百四十億馬克的戰爭費用也一點不是靠直接徵稅來籌措的，其中九百三十億馬克靠發行戰時公債，二百九十億馬克靠金庫券，其餘靠增發紙幣。共和國政府不但沒有對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稅額，反而在一九二一年削減了他們的稅額。

埃伯特再一次求救於格羅納。如果最高統帥部認為軍事上抵抗協約國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應設法使議會拒絕接受和約。但是他必須立刻得到一個答覆。最後通牒規定的限期六月二十四日來到了。下午四點三十分的時候，內閣還在開會以求作出最後的決定。興登堡和格羅納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樣明白，武裝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邁力衰的陸軍元帥說。但是，正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斯巴一樣，他當時沒有勇氣把無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這件不愉快的任務交給了格羅納，這一次他又不願親自把真相告訴共和國臨時總統。他對格羅納說：「你可以把答覆告訴總統，同我去告訴沒有什麼兩樣。」再一次，這位將軍義不容辭地擔當了原來屬於元帥的最後責任。雖然他也一定知道，他這樣做最後將加倍地肯定在軍官團面前成為代罪羔羊，他還是把最高統帥部的意見在電話中告訴了總統。

他向巴伐利亞三巨頭。向希特勒和武裝團體發出了一個明白的警告：他們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將受到武力的對付。但是對這位納粹黨領袖來說，這時要再後退已經太晚了。他的激烈的黨羽都要求行動起來。他的衝鋒隊隊長之一威廉．勃魯克納中尉則要求他馬上採取行動。「時候到了，」他提醒說，「我已約束不住弟兄們了。如果現在再不採取行動，他們就要離開我們了。」

魯登道夫是當場被捕的。對於沒有勇氣同他並肩前進的反叛者，他只有蔑視的份兒，對於陸軍沒有投向他的一邊，他感到非常怨恨，因此他宣佈，他從今以後不再同任何德國軍官打招呼，他自己也不再穿軍官制服。受傷的戈林被抬到附近的一家銀行裡，由那家銀行的猶太老闆給他進行了急救，然後由他妻子陪著，偷偷越過邊境到了奧地利，進了因斯勃魯克的一家醫院。赫斯也逃到了奧地利。羅姆在英烈詞前面的隊伍潰敗以後兩小時在陸軍部投降了。過不了幾天，除了戈林和赫斯以外，所有反叛的領袖都被捕入獄。納粹黨政變以失敗收場。黨被勒令解散。從表面上來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完蛋了。它的獨裁領袖聽到槍聲一響就飛奔逃命，名譽似乎已經完全掃地，他的彗星似的政治生涯已經告終。

最後一點是假的，純屬虛聲恫嚇。但是在混亂中誰也沒有把握。而希特勒的手槍卻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它已經開過一槍。衝鋒隊和他們的步槍及機槍也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希特勒現在命令卡爾、洛索夫、賽塞爾跟他到台後一間私室裡去。在衝鋒隊員的推搡下，巴伐利亞的這三個最高級官員乖乖地聽從希特勒的吩咐，而群眾則目瞪口呆地看著。

中午過後不久，遊行隊伍走近了他們的目的地：羅姆和他的衝鋒隊員們被國防軍包圍的陸軍部。到這個時候為止，被圍者和包圍者都還沒有發過一槍。羅姆和他的手下人員都是行伍出身，在鐵絲網的另一邊，有不少戰時夥伴。雙方都無心殺人。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晚上九點差一刻的時候，卡爾對三千名左右坐在粗木桌子邊、以巴伐利亞方式用石缸子咕嚕咕嚕大口喝著啤酒的市民已經講了半小時的話，這時候衝鋒隊包圍了貝格勃勞凱勒酒館，希特勒排開人群走進了大廳。正好在他手下的人在門口架起了一挺機關槍的時候，希特勒跳上一張桌子，為了吸引注意，拿出手槍對著天花板開了一槍。卡爾馬上停止了講話。聽眾轉過身來看這是怎麼回事。希特勒在赫斯和烏里希．格拉夫——前屠夫、業餘摔交家、打手，現在是領袖的衛士——的簇擁下走向講臺。一名警察少校想要阻攔他，可是希特勒用手槍對著他，繼續前進。據目擊者說，卡爾這時嚇得「面如土色，手足無措」，從講臺上退了下來。希特勒佔據了他的位置。

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就開始下手，在一月十日到十七日之間——後來在柏林有一個時期稱這七天為「血腥的一周」——正規軍和自由團在諾斯克指示下和馮．盧特維茨將軍的指揮下擊潰了斯巴達克斯團。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蔔克內西被近衛騎兵師的軍官俘獲殺害。

他那閃閃發亮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著法官們。

他並不打算重蹈卡普政變參加者的覆轍，據他後來說，這些人曾經聲辯，「他們並不知情，沒有打算，也沒有野心。這就是資產階級世界的致命傷——他們沒有勇氣承認自己的行為——走到法官面前說，『是的，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我們想要摧毀國家』」。

魯登道夫也是如此。正如他對他妻子所說的一樣，他很希望把埃伯特總統和他那一幫人捆起來，高興地看到他們吊死在絞刑架上。但是他並不想殺害警察和士兵，他們——至少在慕尼黑的警察和士兵——是同他一樣都主張全國反革命行動的。

至於保守派，他們當中有些領袖在十一月藏匿了起來，另外一些領袖如馮．維斯塔普伯爵則乞ｗｗｗ•ｈeｔｕbｏｏk.ｃom•ｃoｍ求埃伯特的保護。他們的選票雖然有所減少，但是卻表明絕沒有被消滅。他們改名為德國國家人民黨，獲得了三百萬張選票，四十四個議席；他們的右翼盟友國家自由黨（也已改名為德國人民黨）得到近一百五十萬張選票，十九個議席。這兩個保守黨派雖然肯定處於少數黨地位，但在國民議會中贏得了足夠的議席來發表政見。事情也確實是如此，國民議會剛剛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在魏瑪開會，這兩個政黨的領袖就起來為德皇威廉二世以及他和他的將領們領導戰爭的情況辯護。人民黨領袖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當時還沒有像後來有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變心轉意。在一九一九年，他仍舊被認為曾經是最高統帥部在國會中的喉舌——像大家所稱的那樣，是「魯登道夫的青年人」——激烈地擁護採取併吞政策的人，狂熱地主張進行無限制的潛艇作戰的人。

在魏瑪憲法的起草工作結束之前，發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使得魏瑪憲法和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國蒙上了一層陰影。那就是凡爾賽和約的起草。在戰後初期動亂不已的和平日子裡，甚至在國民議會在魏瑪開會以後，德國人民對於他們戰敗的後果似乎都還很少考慮。即使考慮了的話，他們看來也頗有自信，在按照協約國的要求驅逐了霍亨佐倫王室、平定了布爾什維克份子、著手建立了一個民主的共和國政府之後，他們有權得到一個公正的和約，不是以他們戰敗為基礎而是以威爾遜總統的著名十四點為基礎的和約。

這個決定後來證明是個致命的錯誤。洛索夫是第一個想溜走的人。

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約，也不接受批准和約的共和國。從長遠來說，陸軍也不會接受——格羅納將軍是例外——雖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體，而且簽訂凡爾賽和約的最後決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儘管發生了十一月「革命」，保守派仍舊掌握著經濟實權。他們擁有工業、大莊園和全國大部分資本，他們的財富可以用來、而且實際上也的確是用來資助各個政黨和從今起努力敗壞共和國聲譽的政治報紙。

從此以後，在大工業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讓馬克崩潰，為了使國家能夠逃避公債，免付賠款，在魯爾跟法國搗蛋。這樣做，對大工業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處的，而人民群眾卻在經濟上遭到了毀滅。此外，貨幣貶值也使德國重工業能夠用毫無價值的馬克償清債務，參謀本部為了要逃避和約中取締其存在的條款，這時已偽裝為軍隊辦公室（Ｔｒｕｐｐｅｎａｍｔ），它也注意到，馬克的貶值掃清了戰爭債務，這樣就可以使德國在財政上毫無牽累，可以從事一場新的戰爭。

德國人似乎很健忘，連一年前的事也記不起來了；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當時尚處在勝利中的德國最高統帥部曾經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強迫戰敗的俄國接受一個「在現代歷史上沒有先例和無可比擬的羞辱的」和約，這還是一個英國歷史學家在戰爭所引起的情緒冷卻下來了二十年以後發表的看法。這個和約剝奪俄國的領土幾乎有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加起來一般大，居民五六〇〇萬，亦即其全部人口的三十二％；三分之一的鐵路線，七十三％的鐵礦，八十九％的煤產量，五千多個工廠。此外，俄國還得付給德國六十億馬克的賠款。

柏林戰事結束後，德國全國馬上舉行國民議會選舉，這屆國民議會的任務是起草新憲法。這次選舉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舉行的，選舉結果表明，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在發生「革命」後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已經恢復了一些勇氣。過去由於沒有任何其它集團願意分擔責任而單獨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和獨立社會黨）在三千萬選票中獲得了一三八〇萬張選票，在國民議會四百二十一個議席中贏得了一百八十五個議席，但是距多數席位相差還很遠。顯然，新的德國是不能單靠工人階級來建立的。兩個中產階級政黨——代表羅馬天主教的政治運動的中央黨和十二月間由原來的進步黨同國家自由黨左翼合併的民主黨一共得了一千一百五十萬張選票，在議會中占一百六十六個議席。兩黨都聲稱擁護一個溫和的、民主的共和國，雖然當時相當一部分輿論是主張君主政體最後復辟的。

別人攻擊他想要從一名鼓手一躍而成為一個獨裁者。他並不想否認。命運已經這樣決定了。

但是根據後來的實際情況看來，他的政治生涯只不過暫時中斷了一個時候，而且時間也不大長，希特勒是個很精明的人，他看到他受審判不僅不會斷送他的前程，反而能為他提供一個新的講壇，他不僅能夠在這個講壇上敗壞本身也不清白卻把他逮捕起來的當局的名譽，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夠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亞一邦之外而傳到整個德國。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國各大報以外，世界各國的報紙都派了記者前來慕尼黑採訪這次審判。這次審判將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開始，由一個特別法庭，假勃盧登堡大街步兵學校舊址舉行。到二十四天後審判結束時，希特勒已經轉敗為勝，毀了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的前程，使他們在公眾的心目中同他一樣有罪，以他的滔滔雄辯和民族主義熱情打動了德國人民，使得世界各國報紙都在第一版上登載了他的大名。

格羅納將軍回答說他仍舊願意。

一九二四年那個夏天，在俯瞰列赫河的蘭德斯堡舊炮臺監獄中，阿道夫．希特勒得到貴賓待遇，獨處一室，窗外景色動人。他婉辭了源源不斷來向他問候致敬、饋送禮物的訪客，召來了最後終於回到慕尼黑而被判處徒刑的忠實的魯道夫．赫斯，一章接著一章開始口授一本書。

未來的第三帝國總理是第一個飛奔逃命的人。當遊行隊伍走近警察的封鎖線的時候，他原來用左臂挽著施勃納——里希特的右臂的（這是一種奇怪的但也許是意味深長的姿勢），後者倒地的時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為自己受了傷，他感到一陣劇痛，後來才發現是肩膀脫了臼。但是事實仍舊是，據當時也參加遊行的他自己黨內的追隨者瓦爾特．舒爾茲醫生的證詞（並且得到其它證人的證明），希特勒「是第一個跳起來向後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傷同志拋下不顧，他登上一輛候在附近的汽車，馬上開向漢夫施丹格爾在烏芬的鄉間別墅，在那裡，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護理，也就是在那裡，兩天以後，他被捕了。

但是革命卻在柏林醞釀中。總罷工使首都陷於癱瘓狀態。在寬闊的菩提樹下大街，距離國會幾個街區的地方，左翼社會黨人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蔔克內西領導下的斯巴達克斯團準備在他們設在德皇皇宮的總部中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這個消息傳到國會裡的社會黨人耳中時，他們大吃一驚，馬上得採取行動來制止斯巴達克斯團。謝德曼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主意。他也沒有同他的同志們商量，就衝到俯瞰柯尼斯廣場的窗臺，當時下面正聚集著大批人群，他伸出腦袋，自作主張，好像這個念頭剛剛在他心中出現一樣，向群眾宣佈共和國成立了！馬鞍工人埃伯特氣得跳起來。他原來還是要想挽救霍亨佐倫君主政體的。

希特勒撒巧妙的謊話，這既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後一次，他的謊話居然奏效。當人群聽到卡爾、馮．洛索夫將軍和警察局長馮．賽塞爾已經同希特勒合作的時候，他們的情緒馬上轉變了。有人高聲歡呼，這些歡呼聲打動了仍舊被關在隔壁的三個人。

對德國經濟的扼殺，加速了馬克的最後崩潰。

「天生要做獨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願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別人驅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驅使自己向前的。這並沒有什麼驕傲自大的地方，難道一個努力從事繁重勞動的工人是驕傲的嗎？難道一個有著思想家的大腦，夜夜思考，為世界發明創造的人是自大的嗎？凡是覺得自己有天賦義務治理一國人民的人沒有權利這麼說，『如蒙召喚，我願從命』。不！他應該責無旁貸地站出來。」

也許，這種厄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擁有絕對權力的社會民主黨人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本來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國基礎。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先要一勞永逸地鎮壓——或者說至少要一勞永逸地鉗制——那些過去一直支持霍亨佐倫帝國、將來也不會老老實實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勢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它上層階級，控制著大工業卡特爾的巨頭，到處流竄的自由團雇傭兵，帝國文官系統中的高級官員，最後，尤其是，軍官階層和參謀本部的人員。他們必須分散許多在經營上是浪費的和不經濟的大莊園，分散工業方面的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在官僚系統中、司法系統中、警察系統中、大學裡、軍隊裡肅清那些不會忠誠老實地為新的民主政體服務的一切份子。

在此以前，希特勒和魯登道夫到陸軍部來見羅姆，估計一下整個局勢。羅姆出乎意料地發現，除了他以外，沒有任何人採取軍事行動，佔領關鍵性的地點。希特勒竭力想同洛索夫、卡爾和賽塞爾恢復聯繫。但是以魯登道夫名義派到第十九步兵師營房去的信使卻沒有一個回來。前慕尼黑警察局長波納現在是希特勒的擁護者，他被派同休恩萊因少校和一隊衝鋒隊去佔領警察局。但是他們一到那裡就被逮捕了起來。

德意志共和國就是這樣僥倖誕生的。社會黨人既然不是堅決的共和派，那就更難希望保守份子是堅決的共和派了。但是後者已經推卸了他們的責任。他們同陸軍領袖魯登道夫和興登堡一起把政治權力塞到勉強從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手中。這樣，他們就把簽訂投降協定和後來簽訂和約的明顯責任，推在工人階級的這些民主領袖身上，德國的戰敗和德國人民如果由於戰敗及片面決定的和約而遭受悲慘的命運，罪名就落到他們身上了。這是一個很拙劣的詭計，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國，它居然奏效。這個詭計從一開始起，就註定了共和國的厄運。

的確是在組織新政府，不過，這是在希特勒的手槍脅迫之下進行的。他一等到把三個人趕進隔壁房間之後，就告訴他們：「沒有我的許可，誰都別想活著走出這個房間。」他接著又告訴他們，他們三個人都可以在巴伐利亞政府中或者在他與魯登道夫一起組織的全國政府中保有重要的職位。同魯登道夫一起？那天傍晚，希特勒已派了施勃納——里希特到路德維希斯霍伊去接這位對納粹黨政變毫不知情的著名將軍前來啤酒館。

可是他自己的講話沒有收到什麼效果。這三個掌握巴伐利亞政權的人，即使是槍口對著胸膛，一個也沒有同意跟他走。政變沒有能按預期計畫實現。這時希特勒忽然心血來潮，他一言未發就衝到外面大廳裡去，走上講臺，對著憤憤不滿的人群宣佈，隔壁房間裡的三巨頭已經同他一起組成了一個新的全國政府。

魯登道夫的及時來到，救了希特勒。這樣一個幸運的轉機，使希特勒喜不自勝，他馬上率領眾人回到講臺上，每個人都講了幾句簡短的話，並且宣誓互相效忠和忠於新政權。大廳裡的人群興奮得都跳上了椅子和桌子。希特勒高興得闔不攏嘴。「他有著一種我永遠不會忘掉的孩子氣的坦率的快活表情，」當時在場的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後來這樣說。希特勒再次登上講臺，向在場的人們說了他最後的幾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