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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完全人為地出現了一個國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產物，也不是一種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產物，它所以能夠維持，是靠統治者的絕對權力，是靠一批忠實執行命令的思想偏狹的官僚，是靠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國家歲收有三分之二一一有時多達六分之五——花在軍隊上，軍隊在國王統率下成了國家本身。米拉波曾說，「普魯士不是一個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支有國家的軍隊」。用管理一個工廠那樣的效率和殘酷無情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成了至高無上的一切；人民不過是一部大機器中的小齒輪。不僅國王和領操的班長這樣教導個人，而且哲學家也這樣教導個人：他們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順從、工作、犧牲、義務。甚至康德也宣傳，義務要求壓制人情，而普魯士詩人維利巴耳德．亞歷克西斯就歌頌人民在霍亨佐倫王室統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歡這種情況的萊辛看來，「普魯士是歐洲最奴化的國家」。

但是我認為，在第三帝國生活過的人，沒有一個不對尼采的影響有深刻印象的。正如桑塔亞那所說，他的著作中可能充滿了「愉快的蠢話」和「孩子氣的咒罵」。但是納粹文人還是樂此不疲地頌揚他。希特勒常常到魏瑪去參觀尼采博物館，大事宣傳他對這個哲學家的尊敬，讓記者拍他出神地瞻仰這個偉人胸像的照片。

在宣稱戰爭是人類的最高自我表現方面，比起黑格爾來，特萊希克有過之無不及。在他看來，「軍事榮譽是一切政治價值的基礎；而在德國的豐富的榮譽寶庫中，普魯士的軍事榮譽是一顆明珠，其價值之高，不亞於我們的詩人和思想家的傑作。」他認為，「盲目追求和平——已經成了我們時代的思想和道德的恥辱。」

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在這些日子裡，甚至在此以前，對於他個人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有著一種神秘的使命感。「在千百萬個人中間——必須要有一個人站出來，」他在《我的奮鬥》中（著重體是他自己用的）寫道，「他有著無容置疑的力量，能夠在搖擺不定的廣大群眾的思想世界中，形成花崗石般的原則，並且為了這些原則的唯一正確性而進行鬥爭，直到在自由的思想世界的起伏的波浪中，出現一塊信念和意志完全一致的堅固岩石。」

就是這個政治天才，這個宣傳「鐵和血」的人，在一八六六年與一八七一年之間結束了為時幾達一〇〇〇年之久的德國分裂狀態，而用武力建立了大普魯士國家，或者可以稱為普魯士德國。我們時代的德國，就是俾斯麥一手創造的，它是近百年來歐洲和世界的一個「問題兒童」，是一個人民天賦優異、精力充沛的國家。就是在這個國家裡，先是俾斯麥這個傑出人物，以後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後是希特勒，在軍官階層和許多古怪的知識份子的幫助下，培養出了一種對權力和統治的野心，對橫行無忌的軍國主義的熱情，對民主和個人自由的輕視，對權威和極權主義的慾望。在這種情緒的蠱惑之下，這個民族突然興起，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然後又跌落下來，如此起起伏伏，幾經盛衰，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希特勒的覆亡，才看來似乎已經完蛋。但是，要有把握地這麼說，現在恐怕為時尚嫌過早。

雖然至少有三個幫手從編輯的角度提供了相當多的意見，甚至進行刪改，但是這並不能防止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信筆所至，從一個問題忽而轉到另一個問題。大部分筆錄工作是魯道夫．赫斯先是在蘭德斯堡監獄，後來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瓦亨菲爾德別墅擔任的，他整理原稿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他沒有膽量敢同領袖爭論。在這方面比較成功的是伯恩哈德．施丹佛爾神父，他原來是希羅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後來成了巴伐利亞出名的反猶新聞記者。關於這個奇特的教士，本書以後還要談到。他糾正了希特勒的一些語法錯誤，潤色了他的文章，並且刪去了一些他使作者相信在政治上是不合宜的章節。第三個顧問是約瑟夫．捷爾內，他有捷克血統，在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工作，他的反猶詩很得希特勒的賞識。在《我的奮鬥》第一卷再版時，捷爾內幫了很大的忙，刪去了或修改了一些不很得體的字句，他並且仔細校閱了第二卷的清樣。

在張伯倫的葬儀上，除了不能回德國的威廉二世派了一位親王為代表以外，希特勒是唯一的社會名流。《人民觀察家報》在報導這個英國人的死訊時說，德國人民失掉了「一位偉大的武器製造者，他所製造的武器在我們時代裡還沒有充分應用」。在一九二七年黯淡的一月裡，當納粹黨處在最倒楣的時候，這個半身不遂的垂死老人無法料到——甚至希特勒本人或者德國的任何別人都無法料到，不久之後，這個歸化的英國人所製造的武器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應用，而且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這兩個人，一個名叫約瑟夫，亞瑟．德．戈平瑙伯爵，是個法國文人兼外交官，一個名叫豪斯頓．斯蒂華．張伯倫，是有史以來英國最大的怪人之一。

我們前面已經談到，紊繞在希特勒腦際的這些思想是些什麼思想：對戰爭和征服的歌頌，極權主義國家的絕對權力；認為亞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種族的信念，對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視；對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蔑視，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獨創之見——雖然實行這種思想的方式後來證明是他的獨創。這些思想來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個世紀內支配德國思想界的一批無奇不有的學問淵博然而頭腦有失平衡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後來事實證明，這些思想不僅對德國人，而且對很大一部分人類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一旦被征服民族開始提高自己，因而接近征服者的水準一一其中一個方面可能是使用征服者的語言——以後，主奴之間的壁壘就倒塌了。」

接著發生了一件事情，希特勒認為這是對日耳曼人的警告。

但是除了歷史以外，希特勒還從哪裡得到思想上的啟發呢？他在德國國內外的反對者不是太忙，就是太笨，沒有在尚不太晚的時候注意到這一點，但是他卻像許多德國人一樣，兼收並蓄地汲取了十九世紀德國思想家各種各樣不負責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這些亂七八糟的思想，希特勒都是從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這樣糊塗的冒牌哲學家或者他那醉醺醺的詩人朋友狄特里希．埃卡特那裡拾來的牙慧，卻以一個初入門者的滿腔熱情來奉為至寶。更糟糕的是，他決心要把這些思想付諸實行，只要一有機會。

在《我的奮鬥》中，他發展了他的看法，並把這些看法具體應用到這樣一個問題上去：不僅要使戰敗的混亂不堪的德國在太陽底下佔有比以前偉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個新式的國家，這個國家要以人種為基礎，要包括所有當時住在德國境外的日耳曼人，在這個國家裡要確立元首——他本人——的絕對獨裁權力，在元首身邊的是一批承上啟下的較為次要的領袖。因此，這本書的內容首先是，未來德國國家和它有朝一日能成為——作者在最後一頁所說的——「地球主人」所依靠的手段的輪廓概述，其次是一種看法，一種人生觀，或者用希特勒最喜歡說的德文詞兒，一種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觀）。在二十世紀一個正常人看來，這種人生觀一望而知是一個一知半解、沒有教育的神經病人所想出來的荒誕可笑的大雜燴。但是重要的是，竟然有成百萬的德國人狂熱地信奉它，而且如果說它給他們——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帶來了最終毀滅的話，它也給住在德國境內，特別是住在德國境外的成百萬無辜的、善良的人帶來了毀滅。

希特勒好像在第一卷中還沒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說明白一樣，在第二卷中又談到了這個問題。

德國戈平瑙協會的熱心會員中有一個豪斯頓．斯蒂華．張伯倫，他的一生和著作，是導致第三帝國的興起和覆亡的無情的歷史進程中最令人莫測的奇怪事件之一。

第一卷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出版的。全書約四百頁，售價十二馬克（折合三美元），大約比當時德國出版的大多數書籍定價貴一倍。它在當時並沒有立即成為一本暢銷書。阿曼吹噓說，第一年售出了二萬三千本，以後銷售量繼續上升，這種說法，在反納粹人士中間沒有人輕易置信。

華格納是個有驚人天才的人，是個氣魄雄偉的藝術家，他的成就遠遠超出了上述幾點。《指環》歌劇中的衝突，常常圍繞著貪圖黃金這個主題，作曲家把這一點同「現代資本主義悲劇」相比，並且懷著恐懼的心情，眼看著它消滅了自古以來傳下來的一些美德。儘管他的主人翁都是異教徒，但是他並沒有像尼采那樣，對基督教義感到絕望。他對犯了錯誤的自相殘殺的人類還是有著悲天憫人的胸懷。但是希特勒說，要瞭解納粹主義，必須先瞭解華格納。這話並不完全是錯的。

即使如此，在戈平瑙的心目中，日耳曼人，至少是西部日耳曼人，也許仍然是亞利安人中最優秀的，這一點納粹黨人並沒有加以掩飾。他發現，凡是日耳曼人足跡所到之處，都帶來了進步。甚至在羅馬帝國中也是如此。征服了羅馬人和擊潰了他們帝國的所謂野蠻的日耳曼部落，對文明做出了一個傑出的貢獻，因為到四世紀的時候，羅馬人比退化的雜種好不了多少，而日耳曼人相對地來說，卻是血統純粹的亞利安人。他宣稱：「亞利安種日耳曼人是強大的種族——因此，他們的思想、言論和行為有著很大的重要性。」

希特勒念念不忘種族問題的結果是提倡所謂「人民的」國家。這究竟是怎麼一種國家，或者打算成為怎麼一種國家，我從來沒有弄清楚過，雖然我讀了好幾遍《我的奮鬥》，也聽了元首本人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十次演講，而且我不止一次地聽到這個獨裁者宣稱，這是他全部思想的中心之點。德文「Ｖｏｌｋ」一詞很難確切地譯成英文。一般把它譯為「民族」或「人民」，但是這個詞在德文中有一種更加深刻的和有些不同的意義，它有一種以血統和鄉土為基礎的原始部族社團的意思。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也沒有很好地解釋清楚人民的國家的定義，例如他在第三百七十九頁上宣佈，他要澄清「『人民的』這一概念」，但是結果卻一點也沒有澄清，反而花了好幾頁篇幅，信筆寫到一些其它問題。最後他這麼試了一下：

黑格爾預料德國在恢復了它的天賦才能以後就會建立這樣一個國家。他預言，「德國的時辰」將會來到，它的使命將是振興世界。誰如果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就不難瞭解希特勒像馬克思一樣從他那裡得到了多少靈感的啟發，哪怕這是經別人之手而得來的。尤其是，黑格爾在他關於「英雄」——那些由於神秘的天意而命中註定要執行「世界精神的意志」的偉大人物——的理論中似乎就以他自己的強烈的使命感啟發了希特勒，這一點我們在本章結尾時就會談到。

「德國不是所有國家中唯一建立在純粹力量的政策基礎上的帝國的傑出榜樣嗎？帝國的胚種細胞普魯士是由於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於金融的操縱和商業的買賣而建立起來的，而帝國本身又完全是積極進取的政治領導和視死如歸的軍人氣概的光榮結果——

那麼誰是上蒼賦與「主宰的權利」的「大自然的寵兒，最勇敢和最勤勞的強者」呢？是亞利安人。在《我的奮鬥》的這一部分中我們接觸到了納粹黨的種族優越論的真髓，第三帝國和希特勒在歐洲的新秩序就是以此為基礎的。

一八七〇年，張伯倫十五歲的時候落在一個名叫奧托．孔策的傑出家庭教師的手裡，孔策是個最最普魯士化的普魯士人，在他擔任家庭教師的四年中，他把英勇尚武、戰無不勝的普魯士式的武功和一一顯然沒有想到兩方面的尖銳對照一一貝多芬、歌德、席勒、華格納那樣的藝術家和詩人的傑作深深地打入了張伯倫敏悟的心靈。張伯倫十九歲的時候瘋狂地愛上了安娜．霍爾斯特，她也是個普魯士人，年紀比他大十歲，同他一樣，也極其神經質。一八八二年他二十七歲的時候，離開了在那裡曾經埋頭三年，研讀過哲學、自然史、物理、化學、醫學的日內瓦，到了拜羅伊特。在那裡，他遇見了華格納，據他說，後者成了他生命中的太陽。他還遇見了作曲家的妻子考西瑪，他在此後一生之中，一直對她保持了熱情的、奴隸般的忠誠。一八八五年，他同當時已成了他的妻子的安娜．霍爾斯特一起，到德雷斯登去住了四年，從這一年起，他在思想上和語言上成了一個德國人。一八八九年他到維也納，在那裡住了十年，最後在一九〇九年又回到拜羅伊特，一直住到一九二七年去世。他在一九〇五年同他原來崇拜備至的普魯士妻子離了婚：當時她已六十歲了，在精神上和體質上都比他病得更嚴重（據他說，他因為不得不分居而極感痛苦，幾乎發瘋）。三年後，他娶了愛娃．華格納為妻，在瓦恩弗雷德附近定居下來，因為在那裡他可以就近照顧他的岳母，受尊敬的和意志堅強的考西瑪。

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坐在蘭德斯堡監獄裡凝視著窗外列赫河那邊鮮花盛開的果園，或者後來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躺在伯希特斯加登一所舒服的別墅的陽臺上眺望著高聳的阿爾卑斯山那邊他的家鄉奧地利，一邊向忠實的魯道夫．赫斯滔滔不絕地進行口授，一邊夢想著他要在上述荒唐的基礎上建立而且要以鐵腕來統治的第三帝國的時候，令人毛骨悚然地赤|裸裸記錄下來的思想。總有一天，他將建立和統治這一第三帝國，關於這一點，他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因為他有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是有史以來許許多多表面看來似乎出身低賤的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他要把過去在政治上從來沒有統一過的一個精選民族統一起來。他要純潔他們的種族。他要使他們強大。他要使他們成為地球上的主人。

貫穿在希特勒許多言論裡的一個中心思想是，最高領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標準的。黑格爾和尼采也這樣想。我們已經知道，黑格爾認為，「個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絕不許妨礙偉大的統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們的使命時踐踏了或「壓碎了」許多無辜的花朵，人們也不必大驚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誇張筆法更進一步說：

由於盟國在一九四五年繳獲了納粹黨的埃那出版社的版稅清單，《我的奮鬥》實際銷售額現在已經弄清楚了。一九二五年銷了九千四百七十三本，此後三年中，銷售額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一九二六年跌到六千九百一十三本，一九二七年跌到五千六百零七本，一九二八年只有三千零一十五本。一九二九年稍許增www.ｈetｕboｏｋ.ｃｏm.cｏｍ加一點，為七千六百六十四本。一九三〇年納粹黨走運後，銷路也隨之增加，當時出版了一卷裝的廉價本，只售八馬克，銷路達五萬四千零八十六本，次年稍有下降，為五萬零八百零八本，一九三二年增至九萬零三百五十一本。

普魯士位於易北河之東。隨著十九世紀的消逝——在這個世紀裡，法蘭克福一些思想混亂、性格怯懦的自由主義者曾經企圖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建立一個有點民主的、統一的德國，可惜失敗了——普魯士開始掌握德國的命運。好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日耳曼人的國家一直置身於德國歷史發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幾乎好像是個歷史的畸兒。普魯士原來是易北河以東多沙的荒地上一個邊疆國家勃蘭登堡。這些荒地都是十一世紀以後逐步從斯拉夫人手裡奪取過來的。統治勃蘭登堡的是霍亨佐倫家族，他們不過是些軍事冒險家。在他們的統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蘭人）沿著波羅的海逐步往回退，敢於起來反抗的，不是被消滅了，就是成了無地的農奴。德意志帝國法律原來禁止諸侯稱王，但是在一七〇一年，皇帝默許了選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為普魯士境內的國王。

被尼采發揮到極端程度而且受到一大批名氣較小的德國人擁護的這種學說，似乎對希特勒具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負有使命的天才人物是超乎法律的；不能用「資產階級」的道德來約束他。因此，在行動時刻來臨的時候，希特勒就能夠於心無愧地於出最殘酷無情的勾當來，鎮壓個人自由，野蠻地實行奴隸勞動，建立萬惡的集中營，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屠殺他自己的手下，殺害戰俘和大規模殺戮猶太人。

在《我的奮鬥》第一卷中，希特勒詳盡地談到了這個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生存空間）的問題，這是一個至死還縈繞在他腦子裡的問題。他宣稱，霍亨佐倫帝國在非洲獵取殖民地犯了錯誤。「領土（擴張）政策是不能在喀麥隆實現的，今天幾乎完全只能在歐洲實現。」但是歐洲的土地都已被佔有了。不錯，希特勒承認這一點，「但是大自然並沒有為任何民族或種族保留這片土地的未來佔有權；相反，這片土地是為有力量佔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要是目前的佔有者反對，那麼怎麼辦呢？「那麼，自保的法則就要起作用。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東西，就用拳頭來取。」

希特勒感到興趣的是政治權力；經濟學可以由它去。

當時阿道夫．希特勒留著卓別林式的小鬍子，加上他的無賴作風，他的強|暴粗野的極端行為，大多數德國人都把他當作笑話看待。他當時沒有幾個擁護他的人。但是他的性格中的催眠般的吸引力在這個年老多病的哲學家身上卻起了奇蹟般的作用，恢復了他對他志願歸化的民族的信心。張伯倫加入了襁褓時期的納粹黨，只要健康許可，還為它的沒有什麼銷路的出版物寫文章。一九二四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把當時還關在監獄裡的希特勒捧為上帝派來領導德國人民的。命運招呼過威廉二世，但是他失敗了；現在命運又在招呼希特勒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納粹黨的《人民觀察家報》以五欄篇幅刊登賀辭，慶祝這個傑出的英國人的七十歲生日，把他的《十九世紀的基礎》捧為「納粹運動的福音書」，他在一年零四個月後即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進棺材的時候，心中充滿了希望，認為他所宣傳和預言的東西在這個德國的新救世主的非凡的領導下還是能夠實現的。

這是一種不成熟的達爾文主義嗎？一種虐待狂的幻想嗎？一種不負責任的自我中心思想嗎？一種狂妄自大的心理嗎？這些成分都有。但是還不僅僅是這一些。因為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緒，支配他狂熱的腦子的一切錯亂神經，在德國歷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事實上，不過是德國歷史的合乎邏輯的延續。

「只有在這個地球上有足夠大的空間，才能保證一個民族的生存自由——（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不考慮『傳統』和偏見，必須敢於團結我國人民及其力量走上這條能夠引導我國人民從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間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必須努力消滅我國人口與我國面積之間的不平衡狀態，把後者不僅視為強權政治的基礎，並且也視為糧食的來源——我們必須毫不退縮地堅持自己的目標——為德國人民取得他們有權享有的土地——」

但是張伯倫的奴才氣並不妨礙他向這個性格暴烈、剛愎自用的皇帝不斷進言。一九〇八年，威廉頗不得民心，以致帝國議會竟敢責難他過問外交造成不利後果。但是張伯倫勸告德皇說，輿論是白癡和奸賊製造出來的，可以不必去理會它，威廉則答覆說，他們兩個人將站在一起——「你用你的筆；我用我的口舌和利劍」。

請看這段話與前述《我的奮鬥》中所引的一段話何等相似。政治家與思想家的結合，就是這種結合，產生了英雄，產生了「世界性一歷史性人物」，產生了亞歷山大、凱撒和拿破崙，如果希特勒身上也有這種結合——他現在已開始相信這一點——那麼他不是也可以躋身於這些英雄人物之列嗎？

這本書最初和最熱情的讀者之一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請張伯倫到波茨坦宮中見面，一見之下就互相傾倒，兩人的友誼一直維持到張伯倫在一九二七年死去。他們兩人在第一次會晤後就一直通訊。張伯倫給德皇一共寫了四十三封信，德皇回了其中二十三封，其中有一部分信簡直就是長篇文章，德皇在他的一些激烈演講和聲明中曾經加以採用。「上帝把你的書送給了德國人民，把你送給了我。」德皇在頭上幾封信中曾經這麼說。張伯倫在這些信中竭盡其阿諛諂媚之能事，到了令人作嘔的程度。「陛下和陛下的臣民，」他寫道，「是生在神聖殿堂的。」他還告訴威廉，他在書房裡把威廉的肖像放在里昂納多畫的基督肖像對面，他工作的時候，就可以常常在他的救主和他的君王之間來回踱步。

儘管如此，大多數海闊天空的胡扯仍舊原封未動，希特勒堅持要對幾乎凡是能夠想到的一切問題隨心所欲地發表他的高見，這些問題包括文化、教育、戲劇、電影、漫畫、藝術、文學、歷史、性、婚姻、賣淫制度、梅毒等等。說真的，在梅毒問題上，希特勒居然用了足足十頁的篇幅，宣稱消滅梅毒是「國家的重要任務，而不僅僅是又一個任務」。為了消滅這種可怕的疾病，希特勒要求動員全國一切宣傳力量。他說：「一切取決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他說，還必須提倡早婚來解決梅毒和賣淫問題，他堅持「結婚本身不應該是目的，它必須為一個更高的目標服務：保種保族並且使之增殖擴大。這才是結婚的意義，才是結婚的任務」。這裡已經顯露了第三帝國的優生學的苗頭。

張伯倫於一八五五年生於朴資茅斯，他的父親是一位英國海軍上將，他的叔伯之中，有一個是英國陸軍元帥尼維爾．張伯倫爵士，有兩個是英國陸軍將軍。他最後成了理查．華格納的女婿，本來是要送他參加英國海軍或陸軍的，但是因為體弱多病而放棄了這個打算，家裡送他到法國和日內瓦受教育，法語就成了他的第一語言。在十五歲到十九歲之間，命運使他結識了兩個德國人，從此之後，他就對德國一往情深，最後成了德國公民和德國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寫了許多著作，全部都是用德語寫作的，其中有好幾部著作對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其它無數較次要的德國人發生了一種幾乎是頭暈眼花的影響。

頭七年平均來算，希特勒的版稅已是相當可觀的，從一九二五年起，這就成了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比起他在一九三三年擔任總理那一年收入的版稅來，上述幾年就簡直算不得什麼了。希特勒擔任總理的頭一年，《我的奮鬥》銷了一百萬本，他的版稅收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他的版稅率從十％增至十五％）達一百多萬馬克（折合約三十萬美元），使他成了德國最時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萬富翁。除了聖經以外，在納粹政權下，沒有別的書有這麼好的銷路，當時家家戶戶的桌子上都有這本書，否則就會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對青年男女結婚的時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奮鬥》，幾乎是一種義務——當然也是很得體的。而且學童們不論從什麼學校畢業，也幾乎人人會得到一本。到一九四〇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一年，這本納粹黨聖經在德國已經銷售了六百萬本。

「當前的重大問題，」俾斯麥在一八六二年擔任普魯士首相時宣稱，「是不能用決議和多數表決來解決的一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人們的錯誤就在這裡——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時所採取的就是這種方法，不過話得說回來，除了鐵和血以外，他還輔之以一種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極盡詭詐之能事。俾斯麥的目的是要扼殺自由主義，扶植保守主義的力量，也就是容克、軍隊、王室的力量，使得德國能與奧地利相抗衡，不僅成為日耳曼人中間的支配力量，如果可能的話，也要成為歐洲的支配力量。「德國所仰望於普魯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義，」他在普魯士議會對議員們說，「而是它的武力。」

在這些人中間，在最末的一代中，就有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在他看來，俾斯麥的第二帝國雖然有錯誤和「可怕的腐朽勢力」，卻是一種顯赫的豐功偉業，德國人終於有了自己應有的地位。

尼采像歌德一樣對德國人民評價不高，而且在其它方面，這個狂妄自大的天才的一些言論也與十九世紀德國沙文主義思想家有所不同。的確，他認為，包括菲希特和黑格爾在內的大多數德國哲學家都是「不自覺的騙子」。他嘲笑「康德老頭兒的塔杜夫作風」。他在《Ｅｃｃｅ　Ｈｏｍｏ》（《何等的人》）中寫道，德國人「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多麼卑鄙」，他的結論是，「凡是德國力量所到的地方，它都要破壞文化」。他認為，世界上所以存在「奴隸道德」，基督教徒同猶太教徒同樣要負責；他從來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他有時擔心普魯士的前途，在他晚年發瘋之前，甚至懷有歐洲聯邦和世界政府的思想。

華格納曾先後與叔本華和尼采相識，並受到他們的影響，雖然尼采後來與華格納發生了爭吵，因為尼采認為華格納的歌劇，特別是在《派西法爾》（《Ｐａｒｓｉｆａｌ》）中，表現了太多的基督教徒的克制。華格納在他長壽的多事的一生中，結識了另外兩個人，一個是法國人，一個是英國人，這兩個人對本書所敘述的歷史所以有重要意義，與其說是由於他們對他個人的影響（固然其中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不如說是由於他們對德國人思想的影響，因為正是他們的影響，使德國人的思想導向第三帝國的出現。

張伯倫是個非常敏感的神經質的人，神經官能症常常發作，據說他能看到惡魔，這些惡魔往往無情地驅使他從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繼續不斷的寫作。一個接著一個的幻象驅使他從研究生物學改為研究植物學，又改為研究藝術、音樂、哲學、傳記、歷史。有一次，在一八九六年，他從義大利回來，在一個惡魔的驅使之下，他中途在加爾頓下了火車，租了一間旅館房間，關起門來有八天之久，放棄了他原來想寫的關於音樂的文章，而緊張地寫了一篇生物學論文，終於得到了從此以後貫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中心思想的萌芽：種族和歷史。

「任何人只要準備以民族事業為己任，再沒有高出於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瞭解我國偉大的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沒有任何東西高出於德國、德國人民和德國土地之上——這樣的人就是社會主義者。」

《我的奮鬥》中處處不乏這樣的話：「最終只有自保的要求才能得勝——人類在永恆的鬥爭中壯大，而在永恆的和平中它只會滅亡——大自然——在地球上產生了生物，聽任各種力量的自由活動，她然後把主宰的權利授予她的寵兒——最勇敢和最勤勞的強者——強者必須統治弱者，不能與弱者混雜，從而影響了自己的偉大。只有天生的弱種才會認為這是殘酷的——」希特勒認為保存文化「同嚴格的必然法則和世界上最優、最強者得勝的權利有緊密聯繫。凡是想生存的，必須奮鬥，不想奮鬥的，就不配生存在這個永恆鬥爭的世界裡。即使殘酷，卻是客觀現實」！

「（第二）帝國的創建本身好像被一件振奮全國人心的事件的魔力增添了光輝。經過了一系列無可比擬的勝利以後，誕生了一個留傳給後代子孫的帝國——這是對不朽的英雄主義的酬報——這一帝國的存在不是由於議會各派別的勾心鬥角，它的建國的崇高方式，使它超絕於其它國家之上；因為宣佈我們的意志，宣佈德國人，不論貴族平民，都決心要在將來建立一個帝國，再次把帝國的地位升高到無上的高度，這個莊嚴的行動，不是在議會的舌戰的嘮叨聲中，而是在巴黎郊外前線的隆隆炮聲之中完成的——俾斯麥國家的創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膽小鬼，而是置身前線的將士。

戈平瑙的主要貢獻是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五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集《人種不平等論》（《Ｅｓｓａｉｓｕｒ　Ｌ'ｌｎｅｇａｌｔｅ　ｄｅｓ　Ｒａｃｅｓ　Ｈｕｍａｉｎｅｓ》）。說也奇怪，這個法國貴族在皇家禁衛軍當過軍官以後，卻以亞歷克西斯．德．托基維爾內閣的秘書長身份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托基維爾是《美國的民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一書的著名作者，曾在一八四八年擔任過很短一個時期的總理職務。戈平瑙後來到漢諾威和法蘭克福去當外交官，他的種族不平等理論是從他同德國人的接觸中，而不是從他同托基維爾的接觸中形成的，不過他曾經承認，他寫這部著作，部分原因是為了要證明他自己的貴族祖先的優越性。

三十年戰爭和該戰爭於一六四八年結束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給德國帶來了最後一場奇災大禍，這次打擊之甚，使得德國以後一直沒有能完全恢復過來。這次戰爭是歐洲最後一場宗教大戰，它開始的時候是一場新教和天主教兩派之間的衝突，到快結束時已變質一邊是天主教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另一邊是天主教的法國波旁王室和新教的瑞典王室之間的一場混亂的王室衝突。德國全境受到了野蠻的戰爭的洗劫，市景蕭條，田野荒蕪，生靈塗炭，十室九空。據估計，在這場野蠻的戰爭中，德國人死了三分之一。

最後，尼采還預言和_圖_書未來的社會精華人物將統治世界，超人將由此產生。在《權力的意志》（《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一書中，他宣稱，「一個大膽的統治者種族正在加強自己——目的應該是為在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賦最厚的一種特別強壯的人準備根據新的原則估計價值標準。這種人和他周圍的精華人物應該成為地球的主人」。

雖然希特勒在那個冬夜的獨白中一再說，在他看來，《崔斯坦與依索德》（《Ｔｒ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ｌｄｅ》）是「華格納的傑作」，但是為德國，特別是為第三帝國提供這麼多的原始日耳曼神話的，還是那部了不起的《尼伯龍根的指環》（《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　Ｒｉｎｇ》），這是連續性的四部歌劇，取材於日耳曼民族偉大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ｌｉｅｄ》），作曲家為了這部作品花了二十五年的心血。一個民族的神話往往是那個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高級和最真實的表現，這種情況在德國是再確實不過了。席林甚至認為，「一個民族是有了神話以後才開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體的哲學，表現在它的神話裡面；因此，它的神話包含了民族的命運」。曾經用現代語言寫過《尼伯龍根之歌》的當代詩人馬克斯．梅爾宣稱：「人本主義希望希臘諸神對我們文化發生深刻影響，現在這種影響已經很少了——但是齊格菲和克里姆希爾德卻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靈中！」

首先，必須同「德國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敵」法國算帳。希特勒說，法國的目的總是要造成一個「肢解的破碎的德國——一些拼湊起來的小國家」。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如果我是一個法國人——我的行動同克萊孟梭不能也不會有什麼兩樣」。因此，必須「對法國來一次最後的總算帳——一場最後的決戰——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能結束我們自己同法國的永無休止的、基本上沒有任何結果的鬥爭；當然首先要假定，德國實際上不過是把滅亡法國當作一種手段而已，其目的是在將來能夠為我國人民在其它地方進行擴張」。

國家社會黨的名字固然以「社會主義」相標榜，但是他為新德國設計的究竟是何等樣的「社會主義」，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就更加含糊不清了。鑒於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發表的演講中對「社會主義者」所下的定義，這倒一點也都不使人覺得奇怪。他說：

德國最有獨創之見的一位思想家的這種狂言大語，在希特勒的混亂的頭腦中一定引起了強烈的共嗚。總而言之，他把這些狂言大語——不僅是這種思想，而且連這位哲學家的過分誇張的癖好，甚至他的措辭——都據為己有。「地球的主人」是《我的奮鬥》中常見的話。希特勒最後認為自己就是尼采所預言的超人，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

「因此，對於創造高級文化來說，低級人類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先決條件之一——人類初創的文化肯定是建立在對低級人類的利用上而不是建立在馴服的動物上，只有在奴役了被征服種族以後，同樣的命運才降到獸類身上。首先讓被征服的戰士拉犁——只有在這以後，才用馬拉犁，因此，最初的文化產生於亞利安人在遇到低級民族後征服低級民族並且迫使他們服從自己的意志的地方，就不是什麼偶然的事情了——只要他繼續無情地維持他的主人態度，他就不但可以繼續當主人，而且也可以繼續做文化的保存者和發展者。」

希特勒於一九二四年耶誕節前五天從蘭德斯堡監獄中出來，要是換了任何別人的話，當時的情勢，幾乎都會使這個人退出政治生活。納粹黨和它的報紙已被取締；原來的一些頭目不是發生了內訌，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則被禁止在公開場合演講。更糟糕的是，他面臨著被驅逐出境，押解回故鄉奧地利的威脅。巴伐利亞邦警察當局在其致內政部的報告中竭力主張這麼辦。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同意一般的看法，認為希特勒已經完蛋了，他以後將銷聲匿跡，默默無聞，正如許多其它的地方政客在共和國似乎搖搖欲墜的充滿明爭暗鬥的年代中曾經名噪一時而後又很快就歸於無聲無息一樣。

「凡是要想瞭解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的人必須瞭解華格納。」希特勒常常這麼說。這可能是基於對這位偉大的作曲家的某種誤解，因為，雖然理查．華格納像希特勒一樣對猶太人懷有一種瘋狂的仇恨，深信他們要用金錢來統治全世界，雖然他蔑視議會制度、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追求物質利益和庸俗習氣，他也熱烈地希望德國人能夠「以他們特殊的天賦」，「成為世界的改造者，而不是統治者」。

「因此，人民的人生觀同大自然的內在意志是一致的，因為它恢復了各種力量的自由活動，這必然導致品種繼續不斷地進行相互提高，一直到最後，最優秀的人類在佔有了這個地球以後，得到一條自由的途徑，可以在地球上面和地球以外的領域中進行活動。

海因里希．馮．特萊希克是稍後來到柏林大學的。從一八七四年起一直到他在一八九六年去世時為止，他一直在那裡擔任歷史學教授，很受學生歡迎，講課時座無虛席，熱情的聽眾中不僅有學生也有參謀本部的軍官和容克官僚。他在十九世紀末期對德國思想界的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一直存在到威廉二世的時代，甚至一直到希特勒的時代。他雖然是薩克森人，卻是個竭力主張普魯士化的人。他比普魯士人更加普魯士化。像黑格爾一樣，他也頌揚國家，視之為至高無上，但是他的態度更加粗暴：人民，臣民，在一個國家裡不過是奴隸而已。「只要你服從，」他宣稱，「不用管你怎麼想。」

最後，在張伯倫看來，救星在於條頓人和他們的文化，而在條頓人中間，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賦的，因為他們繼承了希臘人和印度一亞利安人的最優秀的品質。因此他們有權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在另外一個地方寫道，「這是我的心中蘊藏了多年的認識，肯定的真理。」

關於未來納粹國家的性質，希特勒的思想在《我的奮鬥》中沒有那麼明確。不過他很清楚地表明，不會允許有「民主政治那種無聊玩意兒」，第三帝國將用Ｆｕｈｒｅｒｐｒｉｎｚｉｐ（領袖原則）來統治，也就是說，將實行獨裁統治。在書中幾乎沒有談到經濟問題。希特勒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除了那個反對「利息奴役」的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的一些怪念頭以外，他從來不想瞭解什麼關於經濟學的問題。

不過，促成產生現代德國的神話，使得現代德國有了一種日耳曼式世界觀，以致希特勒和納粹黨不無理由把它接過來據為己有的，不是華格納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偉大的歌劇，這些歌劇生動地再現了日耳曼人的遠古世界，它那英雄式的神話，它那戰爭的神祇和勇士，它那惡魔和巨龍，它那流血格鬥和原始的部族禮法，它那宿命觀念，它那以愛情與生命為光榮、以死亡為高貴的觀念。

那麼，新帝國如何恢復它的世界大國地位，如何接著走向世界霸權呢？希特勒在第一卷中考慮到了這個問題，第一卷大部分是一九二四年他在監牢裡寫的。在一九二六年完成的第二卷中，他又更加詳盡地談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前面已經談到，希特勒的基本思想是他在二十歲剛出頭的時候在維也納形成的，這有他自己的話為證，他說，在這以後，他沒有學到什麼新的東西，他的思想一點也沒有什麼改變。當他在一九一三年二十四歲的那一年離開奧地利去德國的時候，他心中充滿了德國民族主義的激烈熱情，充滿了對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的刻骨仇恨，並且確信上帝選擇了亞利安人，特別是日耳曼人，做主宰種族。

「要求恢復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在政治上是一件荒謬可笑的事，其荒謬的程度和後果的嚴重，使這種要求幾乎成為一種罪行。且不談一九一四年的德國疆界是一點也不合理的。因為在實際上，當時的疆界並沒有把所有日耳曼人民都包括在內，從這一點來說，它是不完全的，同時在軍事地理的考慮方面它也是不合理的。當時的疆界不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採取的政治行動的結果，而是在一場政治鬥爭中的暫時疆界，這場政治鬥爭目前還談不上結束——我們完全有理由，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更有理由，可以在德國歷史上挑選某個其它年代作為標準，宣佈以恢復當時的情況作為外交政策目標。」

希特勒從他的關於人民的國家的異想天開的觀念出發，又囉囉嗦嗦地談到了其它許多考慮，據他說，如果注意這些考慮，就可以使日耳曼人成為地球的主宰——日耳曼人獨霸世界已成為他念念不忘的事情。他在一個地方談到，由於沒有能夠維持日耳曼種族的純潔性，「我們被剝奪了稱霸世界的機會。如果日耳曼民族也有其它民族獸群般的統一，德國今天無疑已成了地球的主人」。由於人民的國家必須以種族為基礎，「德國必須包括所有的日耳曼人」，——這是他的論點中的關鍵的一點，也是他當政以後所沒有忘記而努力做到的一點。

他使讀者一點也不懷疑，他已經以那一個人自居。《我的奮鬥》中不乏一些短小的片斷，論述天才人物的作用，這種人物是上帝挑選出來領導偉大的國家的人民擺脫他們的困難、取得進一步偉大成就的，雖然他們可能在開始的時候並不瞭解他或者知道他的價值。讀者知道希特勒這段話指的是他自己和他當時的處境。他是怎樣一個人物，他是滿有把握的，但是這還沒有得到世人的公認，天才人物的命運往往如此——特別在開始的時候。「幾乎總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場，」他說，「那時世界上還不肯承認他，不願意相信這個表面上與世人並無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類的每一個傑出兒子身上，這種事情總是一再重演的——天才的火星，」他宣稱，「在真正有創造性的人誕生之時起就存在於他的腦袋中。真正的天才總是先天的，從來不需要培養，更談不上學習了。」

一個像希特勒那樣在歷史和人類學方面全然無知的人，把日耳曼人作為現代的亞利安人，從而作為主宰種族，是很容易做出來的事。在希特勒看來，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級的人種」，而且將繼續是如此，如果他們「不僅注意狗、馬、貓的培育，而且也關心他們自己的血統的純潔的話」。

齊格菲和克里姆希爾德、勃隆希爾德和哈根都是許多現代德國人喜歡引以自喻的古代神話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就是同他們一起，同這個野蠻的、多神的尼伯龍根人的世界一起，一個爾虞我詐、暴力橫行、血流成河，最後以Ｇ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ｍｅｒｕｎｇ（諸神的末日）告終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主義的世界，在沃旦歷經盛衰之後縱火焚燒瓦拉拉時，在一場自我毀滅的狂亂中化為烈焰，同歸於盡。這種毀滅，一直使德國人的心靈著迷，一直使他們在精神上滿足了某種渴望。這些英雄人物，這個原始的巨人的世界，用梅爾的話來說，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靈中」。在這種德國人的心靈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文明的精神與尼伯龍根人的精神的鬥爭，而在本書所涉的時期裡，後者的精神似乎佔了上風。一九四五年，希特勒企圖與沃旦媲美，一手造成了德國的毀滅，想使德國同他一起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烈焰，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華格納的每一部作品都給我帶來莫大的愉快！」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夜裡，在德軍第一次在俄國遭到慘重失敗後不久，希特勒在東普魯士拉斯登堡的「狼穴」地下防空洞中同他手下的將領和黨內助手（其中有希姆萊）談話的時候曾經感嘆他說過這麼一句話。在防空洞外面，遍地白雪皚皚，寒冷徹骨，這是他最痛恨和害怕的兩個因素，也是造成這次戰爭中德國第一次軍事失利的兩個因素。但是在暖和的地下防空洞中，至少在這個晚上，他的腦子裡想到的是他的生命的偉大靈感泉源之一。「我還記得，」他說，「我第一次踏進瓦恩弗雷德時的感情。說我受到了感動，還不足以表達我的感情於萬一！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們從來總是支持我的，甚至齊格菲．華格納。我同他們都很熟，相互直呼名字。我愛他們一家人，我也愛瓦恩弗雷德這所房子——拜羅伊特十天音樂節永遠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一想到我將來總有一次重飭這個聖地，我就非常高興——在拜羅伊特音樂節結束後那一天——我感到非常悲哀，就像你把聖誕樹上的裝飾卸下來的時候一樣。」

「我們大家都覺得，在遙遠的將來，人類將面臨的問題，只有最高級的種族在成為主宰民族以後，以整個地球的力量和資源為後盾，才有條件加以克服。」

張伯倫把居爾特人和斯拉夫人都包括在「條頓人」中間，不過條頓人是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他的定義是相當含糊的，有一次他說，「凡是行為像條頓人者，即條頓人，不論其原來種族是什麼」。也許他說這句話是因為他想到自己的非日耳曼血統，無論如何，根據張伯倫的說法，條頓人是「我們文化的靈魂。每個民族今天作為一種活著的力量，其重要性取決於它的人口中純正條頓血液的比例——只有在條頓人用他的靈巧的手掌握了古代遺產的時候，真正的歷史才開始」。

「在一八六六年，」著名的德國政治學者威廉．羅普克曾經寫道，「德意志不再存在了。」普魯士乾脆兼併了緬因河以北曾經同它作戰過的所有日耳曼人國家，唯一例外是薩克森。這些國家包括漢諾威、黑森、拿索、法蘭克福以及易北河沿岸的一些公國。至於緬因河以北的所有其它國家，則都被迫參加了北德意志邦聯。現在版圖已從萊因河一直到柯尼斯堡的普魯士，完全占統治地位，而且在五年之後，由於拿破崙三世法國的戰敗，以較大的巴伐利亞王國為首的南德意志各國也將被併入普魯士德意志。

但是這個前維也納的流浪漢，不論他的思想多麼混亂，也有一些起碼的歷史知識，知道德國過去也有失敗的時候，與這些失敗相對的則是法國和英國的勝利。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到中世紀末葉，英國和法國都成了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德國仍處於三百個左右小國割據的四分五裂狀態。就是這種缺乏民族發展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中葉德國歷史的發展，使得德國歷史同西歐其它大國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

毫無問題，在德國人中間，曾經出過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最崇高的一些人物——諸如萊布尼茲、康德和圖書、赫得、洪堡、萊辛、歌德、席勒、巴哈和貝多芬等——而且他們對西方文明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但是，正好與從俾斯麥一直傳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魯士德國的興起同時，在十九世紀開始佔優勢的德國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菲希特和黑格爾，後來是特萊希克、尼采、理查．華格納，以及一批較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後者這些人物中占重要地位的還有一個古怪的法國人和古怪的英國人。這些人終於造成了德國在精神上與西方的分裂；這種分裂狀態至今還沒有彌補過來。

一八〇七年，普魯士在那拿屈辱地被拿破崙擊敗以後，約翰．戈特利勃．菲希特開始在他擔任哲學教授職位的柏林大學的講壇上發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書》。這些演講深深地激動了和鼓舞了一個陷於四分五裂的戰敗國家的人民，它們的響亮回聲即使到了第三帝國時代仍舊隱約可聞。對於一個戰敗國的意氣沮喪的人民來說，菲希特的教導是一種醉人的烈酒。在他看來，拉丁民族——特別是法國人——和猶太人都是腐朽種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興的可能。他們的語言是最純潔的，最與眾不同的。只有在他們的影響下，歷史才能展開一個新的紀元。這個新紀元將反映宇宙的法則。它將由一批為數不多的社會精華來領導，他們沒有任何「個人」性質的道德觀念的約束。這些思想就是我們上面已經看到的希特勒寫在他的《我的奮鬥》中的一部分思想。

希特勒的「標準年代」要回到六個世紀以前日耳曼人正在把斯拉夫人趕回東方去的年代，必須恢復東進。「今天我們在歐洲有八千萬日耳曼人！只有在過了一百年以後，這個大陸上有二點五億日耳曼人的時候，這一外交政策才會被承認是正確的，」而且這二點五億日耳曼人都是在擴張了的新帝國的版圖之內。

「外部的行動自由為內部提供了每日的麵包。國家在人口和物產方面都富饒起來。國家的榮譽和全國人民的榮譽受到了一支可以極其明顯地表現出與以前德意志聯邦不同的軍隊的保護。」

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對德國未來的為害之甚幾乎不亞於戰爭本身。站在法國和瑞典一邊的德國王公諸侯成了他們小小領域內的絕對統治者，他們為數約有三百五十個，而對這些王公諸侯而言，皇帝不過是個名義上的傀儡而已。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初葉席捲德國全國的要求改革和啟蒙的浪潮這時受到了壓制。而在那個時期裡，大一些的自由城市都享有實際上的獨立地位；封建主義在那裡已經消亡，藝術和商業非常發達。即使在農村裡，德國農民也取得了比英法農民更多的自由。的確，在十六世紀初葉，德國可以說是歐洲文明的源泉之一。

但是共和國還是熬過了風浪。它開始繁榮起來。在希特勒還關在監獄裡的時候，一個名叫海爾馬．霍拉斯．格利萊．沙赫特博士的金融奇才被請來穩定貨幣，結果獲得了成功。為害極烈的通貨膨脹結束了。賠款負擔也由於道威斯計畫而減輕了。資本開始從美國流進來。經濟迅速恢復。施特萊斯曼的同協約國和解的政策獲得了成功。法國人開始撤出魯爾。當時正在討論一項安全條約（洛迦諾條約），以便為歐洲的總解決鋪平道路，讓德國參加國際聯盟。經過了六年之久的緊張、混亂和蕭條，德國人民在戰後第一次開始過正常的生活。在希特勒從蘭德斯堡監獄出來以前兩星期，社會民主黨——就是他所稱呼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普選中，為維護共和國而進行了鬥爭，結果所得選票增加了三十％，幾乎達八百萬張選票。納粹黨同北方一些種族主義團體聯合，用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的名義，參加了十二月間的競選，但是所得選票從一九二四年五月間原來的將近二百萬張減到了不到一百萬張。納粹主義看來已是一樁垂死的事業了。它在國家倒楣的時候曾經興盛過一時，現在國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數德國人和外國觀察家是這樣看的。

「亞利安人放棄了血統的純潔性，因此喪失了他在天堂為自己創造的地位。他因為人種的混雜而沉淪，逐漸喪失了文化上的創造性。」

張伯倫的見解一望而知是荒謬絕倫的，他宣稱，基督的人格是古代傳給現代文明的三大遺產之一。他接著著手證明耶穌不是猶太人。張伯倫認為，耶穌出生於加利利，他不能正確地發出亞拉姆語中的喉音字母，這些「明顯的跡象」，都說明了耶穌有「很大比例的非閃族血統」。他接著說了一句典型直截了當的話：「凡是說耶穌是猶太人的人，不是傻子，就是說謊——耶穌不是猶太人。」

「血統的混雜和由此而來的人種水準的下降，是舊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因為人類並不會由於戰爭失敗而滅亡，卻會由於抵抗力的喪失而滅亡，而這種抵抗力只有在純粹血統中才能繼續保持。世界上凡是不屬於優良種族的人都是些糟粕。」

在這兩個人的著作中，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在種族問題和德國的命運問題上把一種瘋狂思想灌輸到德國人心中呢？

但是受到這個英國人影響最大的還是第三帝國。雖然第三帝國到他死後六年才出現，但是他早已預見它的到來。納粹黨人把他奉為他們的一個先知，繼承了他的種族理論，繼承了他的熾烈的德國人和德國的使命感。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出版了大批書籍、小冊子、文章，頌揚這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的「精神創建人」。希特勒的軍師之一羅森堡就經常把他自己欽佩這位英國哲學家的熱情來灌輸給元首。很可能，希特勒在離開維也納之前就已經知道了張伯倫的著作，因為他的著作在泛日耳曼團體和反猶團體中是很流行的，而這些團體的印刷品又是他在那些日子裡廢寢忘食地閱讀的東西。他也很可能讀過張伯倫在戰時寫的一些沙文主義文章。在《我的奮鬥》中，他對於第二帝國沒有更多地採納張伯倫的意見表示遺憾。

張伯倫答覆道：很可能是個亞利安人！如果不是由於血統的話，那麼也毫無疑問地由於他的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說教，因為這種說教同猶太教的「唯物主義和抽象形式主義」截然相反。因此，很自然地——至少在張伯倫看來——基督應該成為「生命力旺盛的年輕的印歐民族的上帝」，特別是條頓人的上帝，因為「任何其它民族都沒有具備像條頓人那麼好的條件能夠聽到這神明的召喚」。

經過這次挫折，德國一直沒有徹底恢復元氣。接受專制統治，盲目順從像小暴君那樣統治的王公諸侯，這種心理已深入德國人的思想中。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在英國取得迅速進展、在一七八九年在法國爆發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議會統治思想，在德國卻根本沒有萌芽。德國人在政治上的這種落後狀態，使德國隔絕於西方其它國家，也落後於西方其它國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被分裂為這麼多小國家，同歐洲的思想和發展的潮流完全隔絕。因此就不可能自然地形成一個民族國家。我們要瞭解德國人民以後走上的自取滅亡的道路和決定這條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狀態，必須記住這一點。最後，德意志民族國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來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來維持的。

張伯倫在戰爭中途的一九一六年歸化為德國公民。由於宣傳他所歸化的國家這樣一個光榮的使命，張伯倫得到了德皇一枚鐵十字獎章。

在現代德國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魯士的特有產物。正如他們所說，他們是一種主宰種族。他們佔據了從斯拉夫人手裡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莊園，經營農業，在莊園裡幹活的就是這些斯拉夫人，後者成了同西方農奴完全不同的一種無地農奴。普魯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歐的土地制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西德或西歐，佔有大多數土地的貴族從農民那裡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貢品，農民雖然常常處於農奴的地位，但是仍舊享有一定的權利，可以——而且事實上也如此——逐步贖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農民是社會中一個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雖然有他們的種種缺點，在養尊處優的條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種教養，從而形成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這可以從他們優雅的舉止、思想和藝術中看到。

根據戈平瑙在這部作品中給漢諾威國王所寫的獻辭，在他看來，歷史和文明的關鍵是種族。「歷史上一切其它問題都受種族問題的支配——各種族的不平等足以說明各國人民的命運的整個情況。」主要人種有三個，白種、黃種、黑種，其中以白種為最優越。他認為：「歷史證明，所有文明都起源於白種人，沒有白種人的合作，任何文明都不能存在。」而亞利安人是白種人中間的明珠，「這一光芒四射的種族，是白種人中間最高貴的種族，」他們的起源，他一直追溯到中亞細亞。不幸的是，據戈平瑙說，當代的亞利安人同一些劣等種族混血通婚，這在當時的南歐就可以看到。但是，在西北方面，大致上沿著塞納河向東到瑞士的一條線以北，亞利安人雖然遠遠談不上非常純粹，但還保持著是一個優秀的種族。他們包括一部分法國人，全部英國人和愛爾蘭人，低地國家的人民，萊因河流域和漢諾威的人民，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人民。戈平瑙似乎把住在這條線以東和東南的大部分日耳曼人排除在外，這一點，在納粹黨人提倡他的學說的時候，馬馬虎虎地掩飾過去了。

因此，正如希特勒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發表的演講中所說的一樣，「沒有劍，就不可能有經濟政策，沒有權力，就不可能有工業化。」除了這種含含糊糊、幼稚淺薄的看法和在《我的奮鬥》中偶然提到各地成立「經濟協會」和「莊園協會」，全國成立一個「中央經濟議會」來「管理國民經濟」之外，希特勒沒有對第三帝國的經濟基礎表示過什麼意見。

這些話是在一九二四年寫的，當時很少有人瞭解這個因為滑稽戲似的政變失敗而名譽掃地、繫身囹圄的人心中有什麼打算。但是希特勒自己是一點也沒有疑問的。他究竟有沒有直接讀過黑格爾的著作，是一件令人懷疑的事。但是從他的著作和演講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對這個哲學家的思想是有點熟悉的，哪怕只是通過同他早年的軍師羅森堡、埃卡特和赫斯的交談後才有這點知識。反正通過某種方式，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著名講學內容一定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如尼采的許多格言一樣。我們已經簡單地談到，黑格爾發展了一種「英雄人物」的理論，很投合德國人的思想。他在柏林某次講學時曾經談到「世界精神的意志」是由「世界性─歷史性人物」來貫徹的。

這就是希特勒決心要恢復的德國。在《我的奮鬥》中，他詳盡地討論了他心目中的德國覆亡的原因：容忍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中產階級貪圖物質享受和自私自利的思想、霍亨佐倫王室周圍「阿諛奉承之徒」的惡劣影響、同腐化墮落的哈布斯堡王室和不可信任的義大利人結盟而不同英國結盟的「為害極大的德國結盟政策」、缺少一項根本的「社會的」和種族的政策。他保證，這些錯誤是國家社會黨一定要糾正的。

因此希特勒這個士兵不僅被描繪為德國的拯救者和統一者，而且是過去這些把德國造成一個偉大國家的傑出人物的繼承者。希特勒的統治是德國歷史的延續的結果，這一點暗示對群眾不是沒有作用的。「第三帝國」這個名稱也有助於加強這種概念，第一帝國是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第二帝國是普魯士擊敗法國後，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建立的帝國。這兩次帝國都為德國帶來了榮譽，而魏瑪共和國——據納粹的宣傳——卻玷污了德國的令名。第三帝國如希特勒當初所保證的一樣，恢復了這種名譽。因此，希特勒的德國被說成是過去一切——至少是過去的榮譽——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任何傳統的道德和倫理觀念都不得影響至高無上的國家或領導國家的「英雄」。「世界歷史佔有一個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絕不能與世界性歷史性的功業及其實現發生衝突。絕不能以喃喃連禱的那些個人品德了——謙虛、仁愛、寬容——來反對它們——這樣強大的一種形式（國家）必須踐踏許多無辜的花草——壓碎它的前進道路上的許多東西。」

俾斯麥的第一項工作便是加強普魯士軍隊；在議會拒絕增加軍隊撥款以後，他就自己設法籌錢，最後解散了議會。軍隊加強了以後，他就進行了連續三次的戰爭。第一次戰爭是一八六四年進攻丹麥，結果使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兩個公國歸德國統治。第二次戰爭是一八六六年同奧地利的戰爭，它的後果非常深遠。奧地利幾百年來一直是日耳曼人國家中領袖群倫的國家，經此一戰，就再也不能過問日耳曼人的事情了。俾斯麥不許它參加他現在著手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聯。

戰爭不僅僅是一種實際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種理論上的必要，一種邏輯的要求。國家這一概念意味著戰爭的概念，因為國家的本質是權力——要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滅戰爭不僅是一種荒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極其不道德的希望。這將造成人類靈魂的許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縮——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執迷於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為在超然孤立中衰敗而不可救藥地滅亡。

納粹黨每年九月初在紐倫堡舉行大會，在那些情緒興奮、如醉如狂的日子裡，我常常遇到一大群小販在叫賣一種明信片，上面印著腓德烈大王、俾斯麥、興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說明是：「國王所征服的，由親王建成，元帥保衛，士兵拯救和統一。」

戈平瑙的思想，在德國很快被接受過去。華格納在一八七六年這個法國人已屆晚年（他於一八八二年去世）的時候認識了他，熱情地提倡他的學說，不久之後，德國各地紛紛成立了戈平瑙協會。

那麼個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裡呢？黑格爾答覆說，「世界歷史不是幸福的帝國。幸福的時期，」他宣稱，「是歷史上空白的篇頁，因為這些時期是和諧一致、沒有衝突的時期。」戰爭是最偉大的純潔劑。在黑格爾看來，它有益於「為長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國人民的倫理健康，正如颳風使海洋去除長期平靜所造成的污穢一樣。」

同張伯倫所欽佩的戈平瑙一樣，張伯倫發現，歷史的關鍵，的確也可以說文明的基礎，在於種族。要瞭解十九世紀，也就是說當代世界的現象，人們必須首先要考慮二下古代的遺產。張伯論認為，古代的遺和圖書產有三：希臘的哲學和藝術、羅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遺產的承受人也有三個：「兩個血統純粹的種族」猶太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一帶的雜種拉丁人——張伯倫稱他們為「各種民族的大混雜」。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繼承這份光輝的遺產。不錯，他們在歷史上出現得很遲，到十三世紀時才出現。但是就在這以前，他們已滅亡了羅馬帝國，這就證明了他們的價值。他說：「有人說，野蠻的條頓人造成了所謂『中世紀的黑夜』，這種說法是不確實的。相反，這個黑夜是垂死的羅馬帝國所造成的人類不講種族的大混雜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破產以後降臨的。要不是條頓人，全世界就會籠罩著永恆的黑夜。」在他寫作的時候，他把條頓人看成是世界的唯一希望。

除了缺乏政治的和君權上的統一之外，在十六和十七世紀裡，還有宗教改革以後發生的宗教分歧這個禍害。本書沒有篇幅來充分敘述馬丁．路德這個做了奧古斯丁教團僧侶、發動德國宗教改革的薩克森農民對德國人和他們以後的歷史的巨大影響。但是可以順便提一下，這個偉大而古怪的天才人物，這個野蠻的反猶主義者和痛恨羅馬的人，這個暴烈的性格中既有日耳曼人的許多最優秀品質又有日耳曼人的許多最惡劣品質的人（他既粗野、囂張、狂熱、偏狹、強|暴，又誠實、單純、律己嚴格，對於求知、對於音樂、對於詩歌、對於良心的正直都有強烈的要求），對德國人的生活的影響，不論從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來說，其深刻的程度和決定性的作用，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馬丁．路德通過他的講道和出色的聖經翻譯，創造了現代德語，在人民中間，不僅造成了對基督教教義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種熱烈的日耳曼民族主義，最後還教導他們——至少在宗教方面——個人良心的至高無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於他的宣教而引起的農民暴動中，路德站在王公貴族一邊，而且他熱烈擁護政治上的專制政體，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鄉土的極權主義，使得絕大多數德國人民陷於貧困的境地，知覺驚人的遲鈍，性格特別的馴順。更糟糕的也許是，這種情況使得不僅階級之間，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個王室和政治集團之間的無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銳化。這種情況使得德國在好幾個世紀內不能實現統一。

亞利安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成就，怎麼會變得這麼優越的呢？希特勒的答覆是：靠踐踏別人。正像許多十九世紀德國的思想家一樣，希特勒有著一種虐待狂（反過來也有一種被虐待狂），這是研究日耳曼精神的外國人一直感到很難理解的。

他不受議會的牽制。他所任命的首相只對他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議會既不能罷免也不能挽留。這完全是君主的特權。因此，與西方其它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民主的思想，人民主權的思想，議會權力至高無上的思想，從來沒有在德國站穩過腳跟，甚至在二十世紀開始以後也是如此。不錯，社會民主黨歷經俾斯麥和皇帝的多年迫害，在一九一二年終於成為帝國議會中第一大黨。他們大聲疾呼地要求實行議會民主。但是他們是不起什麼作用的。他們儘管是第一大黨，但是仍是一個少數派。工業革命來得雖然晚了一些，但是發展卻很驚人，中產階級因此興旺起來，他們給俾斯麥的武力和戰爭政策的勝利弄得眼花繚亂，終於為了物質上的利益而出賣了他們可能有的任何政治自由的想望。他們接受了霍亨佐倫王室的專制統治。他們心甘情願地服從容克官僚，他們熱烈地擁護普魯士軍國主義。德國走運的時刻已經來了，為了使它繼續走運，他們——而且幾乎包括全體人民——都很願意按照主人的吩咐行事。

把尼采當作納粹世界觀的創始者之一是不無理由的。這個哲學家不是曾經用盡其精闢的警句格言，來大力反對民主和議會制度、宣傳權力的意志、讚美戰爭、宣佈主宰種族和超人的來臨嗎？幾乎在任何想像得到的問題上，一個納粹黨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話，而且事實也確實如此。關於基督教義：「是最大的不幸，是最重大的根本錯誤——我稱它為人類無法洗雪的污點——這種基督教義不過是社會主義者的典型說教。」關於國家、權力和人類的叢林世界：「社會一向認為美德不過是取得力量。權力和秩序的手段。國家（是）有組織的不道德——（是）打仗、征服、報復的意志——社會無權僅僅為其本身的緣故而存在，它只能充當下層建築和腳手架，為讓精選的種族得以借之上升，擔負更高的責任——所謂生活權利、工作權利、幸福權利這種東西是根本沒有的：在這一方面，人類同最低賤的蛆蟲沒有區別。」他頌揚超人是肉食猛獸，「傑出的金髮碧眼野獸，虎視眈眈地等待撲向獵獲物和勝利」。

並不是每一個買了一本《我的奮鬥》的德國人都一定讀過這本書。我聽到過不少納粹黨的忠實信徒表示，這本書讀起來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認，他們從來沒有讀完這本臃腫冗長、共有七百八十二頁的厚書。但是可以這樣說，要是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德國有更多的非納粹黨人讀了這本書，要是外國政治家在還不太晚的時候仔細讀了這本書，德國和全世界本來是可以免於一場災禍的。因為，不論你對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麼其它的譴責，你絕不能譴責他沒有用書面精確地寫下，如果他一旦掌權的話他要把德國變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他要用德國的武力征服把世界變成為怎樣的一個世界。在這本富有啟示性的書裡，他極其詳盡地描繪了第三帝國的藍圖，特別是描繪了他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勝利年代裡強加給被征服的歐洲的野蠻的新秩序的藍圖，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接著他寫了自稱是猶太種族詳細的歷史，從閃族或者說沙漠中的貝都因族與圓頭的長著「猶太鼻子」的希地族混血開始，最後到與屬於亞利安人的亞摩利人混血為止。不幸的是，亞利安混血種——即亞摩利人，據他說是金髮碧眼、體格魁梧、儀錶堂堂的——來得太晚了，不能對改進「腐化的」希伯來血統起什麼真正的作用。從此以後，這個英國人——與他的猶太種族血統純粹的理論自相矛盾——發現猶太人成了一種「消極的」種族，是「雜種」，因此，亞利安人「否認」以色列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責怪亞利安人，不該把「實際不存在的榮譽」給予猶太人，他接著發現猶太人「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到了可悲的程度」。

這個英國人一直提醒威廉不要忘記德國的使命和命運。「德國一旦有了力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說，「——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預期它能夠得到力量——它必須立刻執行一種科學的天才的政策。奧古斯都曾經有計劃地改造世界，德國也必須如此——有了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的裝備，有了像軍隊一樣嚴密的組織，在藝術、科學、技術、工業、商業、財政，總而言之，在一切方面都優於任何國家，也就是說，自己成了世界的教導者、舵手、先驅，它的每一個人都堅守崗位，每一個人都為神聖的事業貢獻出最大的力量——在這種條件下，德國——必將由於內在的優越性而征服全世界。」

儘管裝起了民主的外表，成立了帝國議會，議員由成年公民普選產生，但是德意志帝國在實際上是身兼皇帝的普魯士國王統治下的一個軍事專制國家。帝國議會權力很少，它不過是個人民代表在這裡發洩發洩牢騷不滿和為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爭取一些細微利益的辯論場所。權力掌握在君主手裡，這是神授給他的。近至一九一〇年，威廉二世居然還能夠宣稱，皇冠「完全是上帝所賜，而不是由議會、人民議會或人民的決定所授與的——鑒於我是上帝的工具，」他補充說，「我將獨行其是」。

而普魯士的容克卻不是養尊處優的人。他們經營規模很大的莊園，工作極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廠主。他們對待無地農民完全像奴隸一般。在他們的大莊園裡，他們是絕對的主人。當時普魯士也沒有西方的那種大城市或人數相當多的中產階級，因此容克受不到他們的文明影響。同西方有教養的貴族相反，普魯士容克變成了一種粗野、專橫、傲慢的人，沒有教養，沒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殘酷無情，心胸狹隘，斤斤計較，喜歡占小便宜，這最後一點，有些德國歷史學家在最成功的容克地主奧托．馮．俾斯麥的私生活中都看到了。

但是有一樁缺陷卻是個致命傷。正如特萊希克所說，德意志帝國在實際上不過是普魯士的擴大。他強調說：「普魯士是支配因素。——帝國的意志不過是普魯士國的意志。」這說的是實情，而且它對德國人自己後來產生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三三年，而且可以說到一九四五年希特勒的覆亡為止，德國歷史的進程，除了魏瑪共和國一段時期而外，是完全按照一條直線，按照必然的邏輯發展的。

那麼猶太人呢？《十九世紀的基礎》中最長的一章論述了猶太人。我們已經看到，張伯倫聲稱，猶太人和條頓人是西方僅有的血統純粹的兩個種族。在這一章中，他譴責「愚蠢的令人反感的反猶主義」。他說，猶太人並不「次」於條頓人，僅僅是「不同」而已。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偉大之處。他們認識到，人類的「神聖職責」是保持種族的純潔。但是在他進而分析猶太人的時候，張伯倫也陷入了他譴責別人持有的非常庸俗的反猶主義中，這種庸俗的反猶主義最後發展到希特勒時代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衝鋒隊員》中醜化猶太人時所用的淫猥粗鄙的謾罵。的確可以說，納粹黨的反猶主義的「哲學」基礎有很大一部分是從這一章來的。

那麼他是什麼種族的人呢？

不論他有什麼樣的缺點，他的思想的天地確是極為廣闊：文學、音樂，生物學、植物學、宗教、歷史。政治，無所不通。正如讓．雷勒所指出的，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種深刻的靈感的一致，這些著作的前後一貫性極為突出。由於他自己覺得受惡魔的驅使，他的有關論述華格納、歌德、康德、基督教義和種族的著作，都是在一種可怕的熱病襲擊下，一種真正的神志昏迷的狀態中，一種自我陶醉的境界中寫成的，因此，據他自己在自傳《生活的道路》（《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中所說，他常常認不出這些東西是他自己的作品，因為它們超過了他所預期的程度。神經比他正常的人後來推翻了他的種族理論和他的許多歷史見解，而且在艾德蒙．凡爾梅爾這樣一位法國日耳曼學家看來，張伯倫的思想基本上是「賣膏藥的」，但是在希特勒的傳記作者、反納粹的德國作家康拉德．海頓看來，雖然張伯倫的種族學說所造成的影響使他深感遺憾，張伯倫仍然「是德國思想史上具有最驚人的才華的人之一，是知識和深刻思想的一個寶庫」。

《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出版後轟動一時，使這個古怪的英國人在德國一舉成名。儘管因為張伯倫是個刻意求功的藝術家，這本書有它的獨特風格，而且不乏滔滔的雄辯，但是讀起來卻很費勁。但是它不久之後就在上層階級人士中間很為流行，因為他們似乎在這本書裡發現了他們願意相信的東西。十年之內，它再版了八次，銷了六萬冊，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銷數已達十萬冊。在納粹黨統治時期，它又行銷一時，我還記得，在一九三八年時曾經宣佈它印行第二十四版，當時己銷了二十五萬冊以上了。

那麼戰爭呢？在這個問題上，尼采採取了十九世紀大多數其它德國思想家的觀點。這位哲學家用舊約那種宏亮的語言來寫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在書裡面喊道：「你們愛和平應以它作為新戰爭的手段，愛短期和平應勝過長期和平。我勸告你們不要工作，要去作戰。我勸告你們不要和平，而要勝利——你們說，和平是甚至使戰爭也變成神聖的事業？我對你們說：只有戰爭才使一切事業變成神聖。戰爭與勇氣所做出的豐功偉績，大大超過慈悲。」

顯然，還有一些其它民族也得為這麼多日耳曼人騰出地方來。他們是哪些民族呢？

「今天我們來談歐洲的土地，我們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國和它的藩國。」

這時，普魯士已經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歐洲主要的軍事強國之一。它沒有其它國家那樣的富源。它的土地貧瘠，缺乏礦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沒有大城市，也沒有工業，文化很落後，甚至貴族也很窮。無地農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著堅毅的意志和組織的天才，霍亨佐倫王室終於建立了一個斯巴達式的軍事國家，它的軍隊，訓練有素，每戰必勝。它總是同當時最強的國家結成暫時的同盟，運用這種權術外交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土。

特別是——他認為——創造歷史的偉大人物是實際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結合。「在人類歷史上，每隔一個很長時間，偶爾有這樣的情況：政治家與理論家結合起來。這種結合越緊密，政治家工作所遇到的障礙也就越大。他不再為普通店主所瞭解的生活必需品而努力，而是為只有極少數人所瞭解的目標而努力。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滿了愛與恨的矛盾。不瞭解他的現代人反對他，後代子孫——他也為他們工作——則承認他，二者發生了矛盾。因為一個人的工作對將來越有偉大意義，現代的人就越不能瞭解；他的鬥爭也就越艱苦——」

影響德國思想最深刻的作品，使得威廉二世大喜若狂和為納粹黨人提供了種族謬論的作品，是張伯倫一八九七年四月一日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間的十九個月時間中在維也納在他的一個「惡魔」驅使下寫的一部長達一千二百頁的巨著《十九世紀的基礎》（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　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這部著作是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

既然人民的國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級思想」為基礎，結論必然是，民主是根本談不上的，必須由領袖原則來代替。第三帝國要採用普魯士軍隊的極權主義：「每個領袖對下必須有權威，對上必須負責任。」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卻並不這樣看。他不是個輕易氣餒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時機。一九二五年冬季幾個月裡，他在慕尼黑提爾契街四十一號頂層一套兩小間的公寓裡，重理舊業，夏天來了以後，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薩爾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撫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獄之災和目前的時運晦暗，只有加強了他的決心。在鐵窗後面，他有時間不僅徹頭徹尾地回顧了他本人的過去，他ｈｅｔｕｂooｋ•coｍ•com的成功和錯誤，也徹頭徹尾地回顧了德國人民的動亂的過去，他們的成功和錯誤。現在，他對這兩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產生了一種不容存在任何懷疑的熾烈的使命感——不僅是為他自己，也是為了德國。在這種高昂的情緒下，他結束了《我的奮鬥》第一卷的口授工作，接著立刻進入第二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喚他在這個動亂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藍圖和作為這種事業的支持的哲學——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觀），都用白紙黑字寫了下來，供世人思考。這種哲學，不論如何荒誕不經，但是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這一點我們已經知道。這個藍圖對於大多數二十世紀的人來說，甚至對於在德國的人來說，可能看起來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邏輯。它展開了一個遠景。它為德國歷史指出了一個繼續的方向，雖然當時很少有人看到這一點。它指出了完成德國光榮使命的道路。

「這種獨特的誕生方式和炮火的洗禮為帝國增添了只有最古老的國家——但是為數稀少——才能自誇的歷史性的光輝。

「因此，」希特勒在後面宣稱，「一個人民的國家的最高目標是，努力保持那些產生文化和創造高級人類的美與尊嚴的原來種族成分。」這又引起他大談優生學：

「強者，主人，恢復了純粹食肉動物的意識；他們是興高采烈的鬼怪，他們在經歷了殺人、放火、強|奸、苦刑這一連串可怕的暴行以後，心中能夠照樣感到高興，精神上能夠照樣感到滿足，就好像參加了學生的惡作劇回來一樣——如果一個人能指揮別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個『主人』，如果他舉止和動作暴烈，條約對他來說又有什麼重要性呢？——要正確地評判道德，道德就必須用從動物學方面借用來的兩個概念來代替：對一頭野獸的馴服和對一種特殊品種的培育。」

在其它地方進行擴張，什麼地方？希特勒由此就談到了他對於他擔任德國的統治者以後要忠實執行的德國外交政策的一些想法的核心。他直率地說，德國必須在東方進行擴張——主要犧牲俄國。

希特勒說，在這方面，命運待德國不薄，它把俄國交給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在他看來，這實際上意味著把俄國交給了猶太人。他高興地說道：「這個東方大帝國崩潰在即。猶太人在俄國的統治的結束，也是俄國作為一個國家的末日。」因此希特勒言下之意是，東方的大草原可以在俄國崩潰的時候輕而易舉地取過來，而不需要德國人流很多的血。

希特勒想把他的書題名為《四年半來對謊言、愚蠢和膽怯的鬥爭》，但是負責出版這本書的納粹黨出版社有實際頭腦的經理馬克斯．阿曼不喜歡這個累贅的而沒有生意眼的書名，把它改成簡短的《我的奮鬥》。阿曼對這本書的內容大感失望。他原來以為這是一本有趣的個人故事，希特勒會詳細記述他怎麼樣從一個維也納的默默無聞的「工人」一躍而成為世界聞名的人物。而我們已經知道，這本書裡自傳的成分很少。那個納粹黨出版社經理原來也指望這是一本描寫啤酒館政變的內幕書，他相信，其中的精采場面和勾心鬥角的情況，讀起來一定使人很感興趣。但是當時正是黨最不走運的時候，希特勒這個精明狡猾的人深知不能再去翻老帳。《我的奮鬥》中幾乎一句話也沒有提到失敗的政變。

糟粕就是猶太人和斯拉夫人，而到一定時候，當希特勒成為獨裁者和征服者時，他就會禁止日耳曼人同這些種族的任何人通婚，雖然小學四年級的女教師都能夠告訴他，日耳曼人中間有不少斯拉夫血統，特別是在那些住在東部省份的日耳曼人中間。我們也必須再一次承認，希特勒在實現他的種族思想方面也是言出必行的。在戰時，他開始在東方對斯拉夫人實行的新秩序中，捷克人、波蘭人、俄羅斯人曾經是為日耳曼主人伐木、提水的奴僕，而且如果這種荒誕的新秩序繼續下去的活，他們還會繼續處於這種地位。

希特勒繼續分析德國戰前外交政策的盲目性，他說，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東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歐洲取得領土，只有在主要是犧牲俄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就是說，新帝國必須再一次沿著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向前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

希特勒從早年時代起就崇拜華格納，甚至在他瀕死的時候，在俄國前線附近大本營的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裡，在他的天下開始崩潰和他的雄圖化為泡影的時候，他還喜歡回憶他聽到華格納的偉大作品時的一切情景，回憶這些作品對他的影響，回憶他從拜羅伊特音樂節、從無數次訪問這位作曲家的故居瓦恩弗雷德別墅時所得到的靈感，在這所故居中，作曲家的兒子齊格菲．華格納和他的英國出生的妻子溫尼弗雷德仍住在那裡，他有一個時期曾是希特勒所敬重的朋友。

菲希特一八一四年逝世後，他在柏林大學的講座由格奧爾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爾繼任。黑格爾是一個思想敏銳、觀察深刻的人，他的辯證法啟發了馬克思和列寧，因此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確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把國家頌揚為人類生活中至高無上的主宰的思想，為俾斯麥的第二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鋪平了道路。在黑格爾看來，國家就是一切，或者幾乎就是一切。他認為國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現；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倫理概念——倫理思想——認識和思維本身的體現」；國家「對個人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個人的至高無上的責任是做國家的一份子——因為世界精神的權利是超越一切個人特殊權利的——」

但是還有別的事情甚至比使用主人的語言還要糟糕。

俾斯麥的最高成就是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建立第二帝國，當時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的明鏡殿登基為德國皇帝。德國被普魯士的武裝力量統一後，成為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在歐洲的唯一對手只剩下英國了。

德國人民有權享有多少土地？希特勒輕蔑地說，「關於將來一點也沒有創造性政治思想」的資產階級，一直在要求恢復一九一四年德國的疆界。

「絕不能實行多數決定的制度，只能由負責的人作決定——當然每個人身邊都要有顧問，但必須要由一個人單獨來作出決定——只有他才有權威，才有指揮權力——要取消議會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議會中的議員屆時實際上將只提供建議——不論上院下院，都不進行表決。它們是工作機構而不是表決機器。這一原則是絕對責任與絕對權威的無條件結合，它將會逐漸培養出一批在今天這種不負責任的議會制度時代中根本不能想像的領袖人才。」

「現在開始了步步上升的歷程！

有人能說這裡畫出的藍圖是不清楚、不明確的嗎？法國將要滅亡，但是同德國向東挺進比起來，這是次要的。首先要把日耳曼人占居民中大多數的東方鄰近疆土取過來，這些疆土是哪些地方，顯然是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蘇台德區、波蘭的西部，包括但澤市。然後是俄國。既然如此，那麼過不了幾年，當了總理的希特勒著手開始實現這些目標的時候，全世界為什麼那麼驚異呢？

張伯倫是首先看到希特勒有偉大前途、因而也看到德國人（如果他們追隨希特勒的話）有新的機會的德國知識份子之一。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在拜羅伊特見過他，當時張伯倫雖然身患重病，半身不遂，而且德國的戰敗和霍亨佐倫帝國的覆亡——這是他一切希望和預言的崩潰！——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但是這個誇誇其談的年輕奧地利人使他欽佩得五體投地。「你有偉大的事業要完成，」他在第二天寫信給希特勒說，「——我對日耳曼主義的信念從未有片刻的動搖，雖然我承認，我的希望曾處於低潮。你在頃刻之間卻改變了我的精神狀態。在德國最迫切需要的時刻，它誕生了一個希特勒，這就證明了它的生命力；他所產生的感召力量也是如此；因為這兩件東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切不可分的——願上帝保佑你！」

「他們可以稱為英雄人物，因為他們的目標和使命不是從現存秩序下平靜無事的正常情況中產生的，而是來自一個隱藏的泉源，來自仍掩蓋在表面之下但是像衝擊外殼似地衝擊表面世界並將它迸裂成為碎片的那種內在精神。亞歷山大、凱撒、拿破崙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是實際的政治人物，但是同時他們又是思想人物，對於時代的要求——什麼東西已經成熟到可以發展——有深刻的瞭解。這就是他們的時代、他們的世界的真理——他們有責任瞭解這個初生期的原則，他們的世界要採取的這一必要的直接連續的前進步驟；他們有責任把這當作他們的目標，不遺餘力地來實現這一目標。因此必須承認，世界性一歷史性人物——一個時代的英雄人物——是時代的眼光遠大的人；他們的言論，他們的行為，是他們的時代最優秀的言行。」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藝術、科學和技術的果實，幾乎完全是亞利安人的創造性產物。這一事實本身證明這樣的推論不是沒有根據的：只有亞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級人類的創始者，因此是我們所謂的『人』這個名稱的典型代表。他是人類的普羅米修斯，從他的光芒四射的額頭，永遠飛迸出神聖的天才的火星，永遠燃點著知識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動人類走上征服地球上其它生物的道路——就是他，為人類文化中每一偉大建築物奠下基礎，樹起牆垣。」

「人民的國家——必須把種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須注意保持其純潔——它必須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兒育女：只有一種可恥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還要生育；只有一種最高的榮譽：避免這樣做。反過來，不給國家生養健康子女，必須認為是不可寬恕的。在這一點上，（人民的）國家必須充當千秋事業的監護人，在這種事業面前，個人不能有自己的願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絕對服從——因此，一個人民的國家必須一開始就把婚配的水準提高，使它脫離原來那種不斷損害種族純潔性的水準，而使它具有一種制度的神聖性，必須複製上帝的形象而不是複製人和猿之間的怪物。」

可是現在，在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德國又陷於莫斯科公國式的野蠻落後狀態。農奴制度又恢復了，甚至擴大到了以前從來沒有實行過這個制度的地方。城市喪失了自治的權利。農民們，工人們，甚至中產階級的城市居民都遭到了王公諸侯的窮凶極惡的剝削，處於令人屈辱的奴役地位。對學問和藝術的探索，完全陷於停頓。貪婪的統治者對於日耳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毫無感情的，他們徹底撲滅了臣民中間這種情緒的任何表現。文明在德國停止了發展。正如一個歷史學家所說，德國「被人為地固定在一個中世紀式的混亂和軟弱的水準上」。

在這個年輕的納粹黨領袖看來，這是個莫大的錯誤。

從《我的奮鬥》中提到保種保族的這句話，我們再來談談第二個主要的考慮：希特勒的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他的人生觀。有的歷史學家，特別是英國的歷史學家，認為他的人生觀是一種不成熟的達爾文主義，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觀在德國人歷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像達爾文一樣，同時也像一大批德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帝王、將軍、政治家一樣，希特勒認為一切生命都是一場永恆的鬥爭，世界不過是個適者生存、強者統治的叢林，一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世界」。

「（同資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一猶太人的世界）相反，人民的哲學認為人類的重要性在於它的基本人種因素，它認為國家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則是保種保族。因此，它絕不相信種族的平等，而是根據種族的不同，承認各種不同種族的價值有高有低，認為有義務促進優者和強者的勝利，要求劣者和弱者按照支配宇宙上一切事物的永恆意志服從優者和強者。因此，在原則上，它服務於大自然的根本的等級思想，相信這個法則對每一個人都適用。它不僅看到各個種族的不同價值，也看到個人的不同價值。它從群眾中間歸結出個別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它有一種組織的作用。它相信人類理想化的必要性，它認為只有這樣才是人類存在的前提。但是，哪怕僅僅是一種倫理觀念，如果它危及更高級倫理的持有者的種族生活，也不能允許其存在；因為在一個雜種化和黑鬼化的世界裡，所有關於人性美和崇高的思想，以及所有關於人類理想化前途的思想，都將永遠喪失——

不過話得說在頭裡，他們兩個人都不是江湖騙子。他們兩個人都是博學多聞，遊蹤極廣之士。但是他們兩人都創造了極為荒唐的種族理論。這種理論，除了德國人是唯一例外，沒有人（甚至他們本國的人）加以認真對待過。但是在納粹黨人看來，他們的頗成問題的理論卻成了福音書。說張伯倫是第三帝國的精神上的創建人，也許並不過分誇張，因為我曾聽到不止一個希特勒的追隨者這麼說。這個古怪的英國人把日耳曼人看成是主宰種族，是未來的希望。他崇拜理查．華格納，最後娶了華格納的一個女兒為妻。他起初擁戴威廉二世，繼而擁戴希特勒，他是他們兩個人精神上的導師。在他的怪誕的生命快結束的時候，他竟認為，這個奧地利下士是上帝派來領導德國人民走出荒野的人，這件事發生在希特勒上臺之前，或者說有任何上臺希望之前很久的時候。因此希特勒把張伯倫看成是一個先知，並非偶然，後來事實證明張伯倫的確是個先知。

「國家同任何固定的經濟概念或經濟發展都一點沒有關係——國家是個種族有機體，而不是個經濟組織——一個國家的內在力量只有在極偶然的情況下才同所謂經濟繁榮同時出現；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似乎只表明一個國家的接近衰亡——普魯士的經驗極其鮮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質因素，才有可能組成一個國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護下，經濟生活才能繁榮。在德國，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漲的時候，經濟情況才開始改善；反過來，往往在經濟成了我國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內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時候，國家就趨於崩潰，而且在很短時間內，把經濟生活也拖著一起崩潰——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靠和平的經濟手段建立的——」

「因此，我們國家社會黨人——要繼承我們在六百年以前中斷了的事業。我們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斷向南和向西的移動，而把我們的目光轉向東方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