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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七日：到萊因已有三日——艾爾西音訊全無——她生我的氣了？我多麼的想她！我還是住在上次聖靈降臨周同她一起住過的房間裡。真令人渴念，想望！她為什麼不來？

財政局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通知他，他沒有申報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希特勒答覆說：「我在一九二四年（當時他在獄中）和一九二五年第一季度沒有任何收入。我是靠向銀行貸款維持個人生活開支的。」那麼五千美元的汽車呢？稅收官員反駁道。希特勒回答說，這也是借銀行貸款買的。希特勒在申報收入時，把自己的職業填為「作家」，這樣企圖說明他的收入之中有個很大的比例可以列為免稅開支——他無疑知道其它地方作家的慣例。他的一九二五年第一季度的第一次所得稅申報單中，開列總收入為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一德國馬克，可免稅職業開支六千五百四十馬克，貸款利息二千二百四十五馬克，這樣可以徵稅的純收入只有二千四百四十六馬克。

希特勒：「是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納粹黨人）同共產黨人自相殘殺，我認為是件可怕的事——我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能夠同共產黨領導人聚在一起談談呢？」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發表了一封致一個共產黨領導人的公開信，向後者保證，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其實是一回事。「你和我，」他宣稱，「相互反對，但是我們並不是真正的敵人。」

先是擔任希特勒納粹黨的新聞發佈官，後來擔任國家新聞發佈官的奧托．狄特里希說：「一九三一年夏天元首突然決定有步驟地努力討好有勢力的工業界巨頭。」

但是豐克還提到了其它一些工業和企業，它們的董事不希望在希特勒一旦成功後受到冷淡。這些工業和企業的名單很長，但是遠遠談不上完全，因為豐克到紐倫堡審訊時，記憶力已經很差了。這一名單包括伊．格．法本公司這家化學工業大卡特爾的主要董事之一格奧爾格．馮．施尼茨勒、鉀堿工業的奧古斯特．羅斯特格和奧古斯特．狄恩（豐克談到了該工業的「對元首的積極態度」）、漢堡─美洲航運公司的古諾、中德的褐煤工業、康蒂橡膠工業、科隆大工業家奧托．沃爾夫、在扶植希特勒上臺的最後活動中將起關鍵作用的科隆銀行家庫特．馮．施羅德男爵、一些主要銀行（其中有德意志銀行、商業私營銀行、德雷斯登銀行、德意志信貸公司）以及德意志的一家最大保險公司聯盟保險公司。

戰爭期間，希特勒在前線大本營裡總愛同他的黨內老同志和忠實的女秘書深夜話舊散心，回憶過去的情況，他的這種獨白往往充滿了關於這個山間勝地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的懷戀的話，他在那裡建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家。「是的，」當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十七日夜裡進行這樣一次談話時，他感嘆地說，「上薩爾斯堡同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許許多多事情都是在那裡產生的——我在那裡度過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所有的偉大計畫都是在那裡構思成熟的。在那些日子裡，我有許多閒暇的時間，還有多少可愛的朋友啊！」

約瑟夫．戈培爾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會裡得到的。他先在一個天主教教區小學上學，後來上雷特的文科中學。天主教亞伯特．馬格努斯協會給了他一筆獎學盒，使他能夠繼續入大學深造，結果他上了八個大學，先後在波恩大學、弗雷堡大學、伍茲堡大學、科隆大學、法蘭克福大學、慕尼黑大學、柏林大學求學，最後於一九二一年二十四歲那一年在海德堡大學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在這些著名大學、德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裡，戈培爾專修哲學、歷史、文學和藝術，兼修拉丁文和希臘文。

「在那個時候，黨的領導方面在經濟政策問題上有著完全自相矛盾和混亂的看法。我企圖這樣來完成我的使命：親自使元首和黨相信，應該承認，私人的首創精神、企業家的獨立自主、自由企業的創造性力量等等是黨的基本經濟政策。元首本人在同我和我所介紹的工業界領袖人物會談時一再強調，他是國營經濟的敵人，所謂『計劃經濟』的敵人，他認為，為了要爭取最高產量，自由企業和自由競爭是絕對必要的。」

勃魯寧無法爭取到國會中多數議員批准他的財政計畫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請求興登堡援引憲法第四十八條，根據這一條規定的緊急權力由總統下令批准他的財政法案。議會的反應是通過了一項要求撤銷總統命令的決議。於是正當經濟危機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時候，議會制政府卻垮臺了。為了找出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勃魯寧在一九三〇年七月要求總統解散國會，在九月十四日舉行新的選舉。勃魯寧怎麼會指望在新的選舉後可以在國會中得到穩定的多數，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卻認識到，他自己的機會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現了。

在政治上對阿道夫．希特勒是不順利的幾年卻是他私人生活中最美好的幾年，正如他後來自己說的一樣。他當時由於受到了取締，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不得公開演講，因此全神貫注地在寫作《我的奮鬥》的最後部分，心中策劃納粹黨和自己的前途。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巴伐利亞境內阿爾卑斯山間伯希特斯加登這個市集村鎮上面的上薩爾斯堡度過的。這是個休息養神的好地方。

戈培爾從來沒有忘記過「安克」——安克．赫爾霍恩，是他在弗雷堡大學第二學期時遇到的他最初的戀人。他的日記裡到處流露他對這個金髮美人的不絕讚歎和她拋棄他以後的悲哀。後來他當了宣傳部長以後，曾以一種典型的虛榮和譏嘲的口氣告訴他的朋友，為什麼她拋棄了他。「她拋棄了我，因為另外那個傢伙比我有錢，能夠請她吃飯看戲。她多麼愚蠢！——要不然，她今天就是宣傳部長夫人了！她一定感到很後悔！」安克嫁了「另外那個傢伙」，後來又離了婚，一九三四年來到柏林，戈培爾給她在一家雜誌社搞到了一個職業。

這是在一九三〇年選舉以後國家的兩大支柱——陸軍和大工業家金融家集團——越來越關心的一個問題。這兩大支柱的領袖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共和國，除非是把它當作德國歷史上一種暫時的不幸現象。在選舉勝利的鼓舞下，希特勒開始轉移注意力來爭取這兩個有勢力的集團。我們已經知道，早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從卡爾．盧格市長的政治手腕中，知道了把「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爭取過來的重要性。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於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生於萊茵區一個約有三萬居民的紡織中心雷特。他的父親弗里茨．戈培爾是當地一家紡織廠的工頭。他的母親瑪麗亞．凱塞琳娜．奧登豪生是個鐵匠的女兒。雙親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在三頁打字紙的說明中，希特勒為他的巨額免稅職業開支辯解稱，雖然其中大部分似乎是由於他的政治活動，但是這種工作為他提供了作為一個政治作家所需要的素材，也有助於擴大他的書籍的銷路。

至於女人和結婚，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那天晚上講的話中也有一些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很喜歡同女人來往，特別是如果長得漂亮的話。他在戰時最高統帥部飯後酒餘談話時一再談到這個話題。「世界上有多麼可愛的女人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夜裡他在同老部下談天時感嘆道。他並且舉了他個人經歷中的好幾個例子，還吹噓說：「我年輕的時候在維也納，認識不少可愛的女人！」海頓記述了他早年一些羅曼蒂克的渴望；其中有一個對象是詹尼．豪格，她的哥哥是希特勒的司機，她在一九二三年當了他的情人。有一個是雍容華貴的埃爾娜．漢夫施丹格爾，也就是普茨的妹妹。有一個是溫尼弗雷德．華格納，那是理查．華格納的兒媳。但是希特勒一生中唯一對之有深情厚愛的女人，就現在所知，是他的外甥女兒。

「財政局不難看出，在這個時期內，我的著作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供我個人開支；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可以說是我自己的財產或其它資產。我出於必要而將我個人的需要嚴加限制，以致完全戒絕煙酒，在最低廉的飯館中用飯，除了最低限度的公寓房租外，沒有任何開支是出乎政治作家開支範圍以外的——對我來說，汽車也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沒有它，我就無法完成我的日常工作。」

總而言之，不論究竟是什麼原因使舅父和外甥女兒之間的愛情蒙上了陰影，他們之間的爭吵越來越激烈，到一九三一年夏末，吉莉宣佈，她要回維也納去繼續學聲樂。希特勒不許她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希特勒離開慕尼黑的公寓前去漢堡之前，兩人發生了一場激烈爭吵，當時給鄰居都看到了。他們聽到這個年輕的姑娘撲在視窗上哭著對她上汽車的舅父叫道：「那麼你不答應讓我去維也納？」他們聽見他回答說：「不答應！」

在德國人不可挽回地走向第三帝國的道路上，一九三〇年九月是一個轉捩點。納粹黨在全國選舉中獲得驚人勝利一事，不僅說服了千百萬普通人民，也說服了企業界和陸軍中的領袖人物：現在也許的確出現了一種無可阻擋的趨勢。他們可能不喜歡納粹黨的煽惑人心的做法和它粗鄙下流的作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卻喚起了在共和國頭十年中曾經受到這麼嚴重壓抑的德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傳統感情。它答應領導德國人民擺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工團主義，擺脫民主政體的軟弱無能。最重要的是，它已經在全國造成了燎原之勢，影響盛極一時。

在施特萊斯曼去世後三星期，十月二十四日那一天，華爾街股票市場突然崩潰了。德國國內馬上受到了影響——而且是災難深重的影響。德國繁榮的基礎一直是主要從美國那裡借來的外債和對外貿易。一旦新債斷絕，舊債到期，德國金融結構就無法承受這種負擔。一旦在大蕭條後世界貿易一蹶不振，德國就無法出口足夠數量的東西來購買所需要的原料和糧食等必需的進口貨。而沒有出口，德國的工業就無法開工，它的產量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幾乎跌了一半。成百萬的人失了業。成千上萬的小企業破了產。一九三一年五月奧地利最大的一家銀行信貸銀行宣告破產，接著在七月十三日破產的有德國一家大銀行達姆施達特國家銀行，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銀行暫時停業。甚至胡佛總統提出的在七月六日生效的暫停償付一切戰時債務（包括德國賠款）的創議也不能抑止這個浪潮。整個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種其領導人所不能理解的、認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擊。在這麼富裕繁榮的中途，怎麼可能突然發生這種貧困和痛苦現象呢？

這些巨頭是誰呢？

「希特勒談了兩小時。我覺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頓一般，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希特勒呀？一個反動派嗎？非常笨拙、不穩。在俄羅斯問題上完全錯了。居然說義大利和英格蘭是我們天然的盟友！可怕呀，可怕！——居然說我們必須消滅俄羅斯！——貴族私有財產問題甚至不許碰一碰！真是可怕！——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覺得好像頭上挨了一記悶棍似的——

聽到這場演講的人比較少，但是為了要在陸軍人士之間廣為宣傳這篇演講，《人民觀察家報》發行了專門供陸軍閱讀的特刊，逐字逐句地刊登了這篇演講。納粹黨最近發行的一家軍事月刊《德國國防精神》還發表文章加以詳細評述。

但是現在，經過一年半以後，戈培爾所崇拜的偶像倒了下來。他成了一個應該趕出黨去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在只有萊伊和弗德爾的反對下，漢諾威會議通過了施特拉塞的新黨綱，批准了在要求實行公民投票剝奪前王公貴族的財產的運動中同馬克思主義者攜手的決定。

希特勒聞訊大怒。這些前統治者中有不少人曾經給黨捐助了款項。此外，有一些大工業家也開始在經濟上對希特勒的新生的運動關心起來，其原因正是因為它很有可能在打擊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工會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爾的計畫得逞，希特勒的收入來源就可能馬上枯竭。

「我可以向你保證，當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這場鬥爭中取勝的時候，屆時將會有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法庭。那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革命將會受到報復，人頭將會落地！」

這個納粹黨領袖的所得稅報表中所填報的總收入同他得自《我的奮鬥》的版稅完全相符：一九二五年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三馬克，一九二六年一萬五千九百零三馬克，一九二七年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四馬克，一九二八年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八馬克，一九二九年一萬五千四百四十八馬克。由於稅務當局有權調查出版社的帳簿，希特勒要少報版稅是不可能安然無事的。但是其它收入來源又如何呢？其它收入來源可是從來也沒有申報過。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些日子裡曾為經濟上一籌莫展的納粹黨報紙寫過許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結果如願以償。黨內人士對於希特勒索取這樣高的稿酬頗有微詞。這些收入他都沒有申報。到二十年代末尾的時候，從少數巴伐利亞和萊茵區的大工業家那裡，開始有金錢流到納粹黨中來，這些工業家都是由於希特勒的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和反對工會的態度而被吸引過來的。德國鋼鐵托拉斯組織「聯合鋼鐵公司」的老闆弗里茨．蒂森和魯爾煤礦大王艾米爾．寇道夫捐助了大筆經費。這些錢常常是直接交給希特勒個人的。他到底留了多少給自己用，也許是永遠弄不清楚了。但是他在擔任總理前幾年的生活水準說明，他從支持者那裡收到的錢並不是全部都交給黨的。

在一九二八年那一年，國家社會黨的黨員人數是十萬八千人。數目雖少，卻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出獄後兩星期，就馬上去見巴伐利亞總理、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領導人海因里希．赫爾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證以後行動一定要循規蹈距（他當時仍算是假釋在外）之後，赫爾德撤銷了對納粹黨及其報紙的取締。「這頭野獸已經制服了，」赫爾德對他的司法部長古特納說，「我們現在不怕放鬆鐵鍊了。」犯了這個致命的判斷錯誤的德國政治家有不少，這個巴伐利亞總理是第一批（但絕不是最後一批）中間的一個。

從一九二五年一直到一九二九年發生經濟恐慌，這幾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運動時運不佳的幾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撓，從來沒有喪失過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儘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動，常常因此發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亂語，但是他卻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認識到這些年代中籠罩著ｍ•hｅtｕｂｏｏk.ｃoｍ•cｏm德國的物質繁榮的氣候和安定寬舒的感覺是不適宜於實現他的目標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和這些女人活該倒楣。讓愛我的人去受苦吧！

這些關係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關係，因此戈林不久就積極介紹納粹黨領袖同他的朋友相識。在上層階級的圈子中祛除一些褐衫黨徒所發出的惡臭。一九二八年，希特勒選戈林為在國會內代表納粹黨的十二名議員之一，在一九三二年納粹黨成為第一大黨時，戈林也就成了國會議長。正是在國會議長官邸中，舉行了許多次會談，策劃了許多次陰謀，最後終於導致納粹黨的最後勝利；也正是在這裡——稍許說得遠一些——策劃了一個計畫，使得希特勒在當了總理後能夠長久坐穩江山，這個計畫就是縱火焚毀國會。

「我們的運動不需要暴力。總有一天，德國人民會瞭解我們的理想；到了那時，三五〇〇萬德國人將站在我的後面——當我們有了憲法授予的權利以後，我們就將按照我們認為正確的方式組成國家。」

豐克是個油光滿面、目無定睛、大腹便便的矮胖子，他的臉總叫作者想起一隻青蛙來。他在這一年的夏天放棄了德國金融界著名報紙《柏林交易所日報》主編這個好差使，當了納粹黨和一些企業界重要領袖人物之間的牽線人。他在紐倫堡說，他的好幾個工業界朋友，特別是那些在萊茵區大煤礦企業中有地位的朋友，要求他參加納粹運動「以便說服該黨採取私人企業的方針」。

在個人生活非常舒適的這些年代裡，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弄了一所別墅，在慕尼黑租了一套豪華的公寓，出門總是以一輛由司機駕駛的嶄新的汽車代步，這輛汽車花了他二萬馬克，約折合五千美元。他在這些年代裡的收入來源一直沒有弄清楚。但是在戰後發現的關於他的所得稅的文件，使這個問題得到了一些說明。在他擔任總理一職而自己決定從此可以免稅以前，他一直同稅收當局發生糾葛，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間，慕尼黑財政局有一大堆關於他的檔案。

這個言詞鋒利的年輕的戈培爾自從三年前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下以來有了很大的轉變，至少在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看來一定是如此。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愛爾瑪從哈爾茲堡浴場寫了一張明信片給我。這是那天晚上以後第一次得到她的音訊。這個逗人的、迷人的愛爾瑪！

「九月三日：艾爾西來了！她在星期二從瑞士回來——胖胖的，胸脯鼓鼓的，健康，愉快，只是略為曬黑了一點，她很快活，情緒很高。她待我很好，使我感到很快活。

但是希特勒一心所追求的東西要比造成一個印象重要得多。在他上臺三年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晚上，他在貝格勃勞凱勒酒店向「老戰士」談話時，解釋了他要使黨組織成為這樣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組織的一個目標。「我們當時認識到，」他追述黨在政變後進行改組的日子時說道，「推翻舊國家是不夠的，必須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國家，並且實際上就隨時準備好——在一九三三年，問題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動來推翻國家的問題，在這期間，新國家已經建立起來，留下來要做的不過是摧毀舊國家的最後殘餘了——而這只要幾個小時就行了。」

希特勒身邊五員大將中第四號大將戈培爾，自從一九二六年同格利戈爾．施特拉塞鬧翻後一直是後者的敵人和對手。在鬧翻兩年後，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組織首腦，戈培爾繼他為宣傳工作的負責人。戈培爾仍兼任柏林黨組織的區領袖。他的宣傳才能和改組柏林黨組織的成績，希特勒頗為賞識。但是他那一張油滑而刻薄的嘴和靈敏的頭腦卻討不到希特勒其它得力部下的歡心，他們都不信任他。不過，納粹黨領袖很願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間存在著明爭暗鬥，哪怕僅僅是因為這是防止他們聯合起來篡奪他的領導權的保障。他從來沒有完全信任過施特拉塞，但是他對戈培爾的忠誠卻是完全相信的、此外，這個瘸腿的狂熱份子常常有些奇思異想，這對希特勒說來是頗有用處的。最後一點是，戈培爾作為流氓記者的辦報才能——他現在有一張自己的報紙（柏林《進攻報》），可以用來發揮他的才能——和善於煽動群眾的演講本領，對黨有著無法估計的價值。

這就是聚集在國家社會黨領袖周圍的人物。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他們使人看來無疑是一批亂七八糟的怪物。但是在共和國最後的混亂的日子裡，他們在千百萬迷惑混亂的德國人的心目中卻逐漸成了救星。他們有兩個有利條件勝過他們的對手：一是他們是由一個目標明確的人領導的；其次是他們為了幫助他實現他的目標，是完全願意不擇手段和投機取巧的。

因此，在納粹黨的政治中，就出現了一種幾乎滑稽可笑的忽左忽右現象。有一次在一九三〇年秋天，施特拉塞、弗德爾、弗立克在國會中代表納粹黨提出一項法案，要求對所有利率都規定一個四％的最高限額，無償徵用「銀行和股票交易所巨頭」以及所有「東方猶太人」的財產，將大銀行收歸國有。希特勒大為震怒：因為這不僅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且是黨在經濟上的自殺行為。他立即命令黨撤回這個法案。共產黨這時卻重新提出這個法案，一字不易。希特勒命令他的黨投反對票。

他再三向法庭（和將軍們）重申，納粹黨只想通過合乎憲法的手段取得政權，這三個年輕軍官如果期望會發生武裝叛亂的話，那是他們自己弄錯了。

在另外一個極端，共產黨得票也增加了，從一九二八年的三百二十六萬五千張選票增加到四百五十九萬二千票，國會議席從五十四席增加到七十七席。溫和的中產階級政黨，除了天主教中央黨以外，喪失了一百多萬張選票，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雖然選民總數增加了四百萬。休根堡的右翼民族黨的票數從四百萬降到二百萬。很明顯，納粹黨從其它中產階級政黨那裡奪過來數百萬擁護者。同樣明顯的是，從此以後，勃魯寧——或其它任何人——要在國會中取得穩定多數比以前更加困難了。但是沒有穩定多數，共和國怎麼能夠存在下去呢？

工業界和金融界的巨頭們在政治上的愚蠢不亞於將軍們，他們錯誤地以為只要付給希特勒足夠的金錢就能把他籠絡住，一旦他當權之後，就會按他們的命令辦事。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在二十年代還把他看成是個奧地利的暴發戶，但是在納粹黨在一九三〇年九月選舉中獲得驚人勝利後，企業界的領袖人物逐漸意識到，這個暴發戶很可能接掌德國的控制權。

在出獄後頭三年裡，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的各家小旅舍裡住過，一九四二年那次冬季話舊時，他談到這些旅舍有一小時之久。他最後在德意志旅舍定居下來，此後兩年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裡度過的，並且在這裡完成了《我的奮鬥》的口授工作。他說，他和他的黨內老友「非常喜歡去光顧德萊梅德耳旅舍，因為那裡總有漂亮的姑娘。這，」他補充說，「是我的一種莫大享受。特別是其中有一個姑娘，真是個美人兒。」

雖然黨內一些粗人、街頭毆鬥和酒館鬧事的老手反對吸收婦女和兒童入黨，希特勒還是很快地給婦女和兒童也設立了專門的組織。希特勒青年團吸收十五歲到十八歲的青年，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學校、新聞、宣傳、「國防體育」等部門，十歲到十五歲的少年兒童則參加德國少年隊。女孩子有德國少女隊，婦女有國社黨婦女會，學生、教員、公務員、醫師、律師、法官都各有自己的組織，還有一個納粹文化聯盟來吸引知識份子和藝術家。

這是想要爭取陸軍軍官支持的一種巧妙的呼籲，他們大多數人都相信，而且希特勒現在也第一百次重複指出：他們現在所支持的、而且對軍官階層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無感情的共和國在背後戳了陸軍一劍，把陸軍出賣了。接著他用一種對於他將來要做的事情有預言性的話，警告軍官們，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勝過了納粹黨人，他們會有什麼下場。他說，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對於德國陸軍，你們就可以寫下：『德國陸軍的末日』。因為到了那時，先生們，你們就必須成為政治工具——你們到了那時可能成為那個政權和政治委員的劊子手，如果你們不聽話，你們的妻兒將被囚禁。如果你們仍不聽話，你們就會被一腳踢開，也許站在牆前就刑——」

他決定不吃肉食，我認為，是由這個個人生活上的打擊所引起的一種清心寡慾的自我克制。至少，他最接近的一些部下是這樣想的。他此後一直對他們說，吉莉．拉包爾是他所曾經愛過的唯一女人，他談起她的時候總是以極其敬重的態度——有時候甚至黯然淚下。他的僕人說，她在上薩爾斯堡別墅中的房間，即使在希特勒就任總理而加以擴大改建以後，也仍舊保留了原狀。在別墅中他自己的房間裡，在柏林總理府裡，總是掛有這個年輕女人的畫像，每逢她的生辰死忌，畫像前總放了鮮花。

吸引年輕戈培爾的是施特拉塞的激進態度，是他信奉國家社會主義中「社會主義」的主張。他們兩個人都想依靠無產階級來建設納粹黨。在這個時期，戈培爾的日記中到處都是同情共產主義的表示。「歸根結蒂，」他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寫道，「我們與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受奴役，不如在布爾什維克主義制度下結束我們的生存。」

希特勒按兵不動，靜候時機，終於到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進行了反擊。他在南德的班堡召開了一次會議，狡猾地選了一個工作日，這樣，北方的領袖就不可能離開工作來參加。事實上，只有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和戈培爾可以分身來參加。他們在人數上大大少於希特勒一手挑選的南方領袖。於是在元首的堅持下，他們被迫屈服，放棄了他們的綱領。像海頓和奧耳登這樣的研究納粹主義的德國歷史學家，以及受到他們影響的非德國作家都記載稱，在班堡會議上，戈培爾公開背棄了施特拉塞，倒向希特勒一邊。但是在海頓和奧耳登的著作出版後發現的戈培爾日記卻透露，他並沒有這麼突然地背叛施特拉塞。這些日記表明，戈培爾雖然同施特拉塞一起向希特勒投降，他還是認為元首是完全錯誤的，而且還表明——至少在當時——他絲毫無意倒向元首一邊。二月十五日，班堡會議後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

但是到一九二六年，納粹黨頭目之間的相互攻擊已經到了令人非常難堪的地步，希特勒不得已成立了一個黨內法庭來解決這些攻擊，防止他的同志把家醜外揚。這個機構名叫ＵＳＣＨＬＡ，是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ｕｎｄ─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ｕｎｇｓ─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調查解決委員會）的簡稱。第一任主席是退休將軍海因曼，但是此公不能體會這個法庭的真正目的不是對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宣佈判決，而是遮蓋掩飾這種罪行，務使黨的紀律和元首的威信不致受到影響。因此這位將軍不能不讓位給一個比較能夠體會這個目的的退伍軍官瓦爾特．布赫少校。布赫有兩名助手，一名是曾經擔任希特勒衛士的前屠夫烏里希．格拉夫，另一名是一個年輕的納粹黨律師漢斯．弗朗克，關於此人的情況，我們在記述他在擔任佔領下的波蘭的總督期間的血腥暴行時還要詳細談到。這裡可以一提的是，他後來因此在紐倫堡上了絞刑架。由這三個人組成的司法機構完成工作的情況，使元首極感滿意。要是黨內有一個頭目被控犯有極惡劣的罪行，布赫的回答必然是，「那又怎麼著」？他要知道的只是，這一罪行是否影響黨的紀律或觸犯元首。

「艾爾西來了。

希特勒在二十年代擔心再進監獄或者被驅逐出境，這不是沒有一些根據的。他當時仍是假釋在外的犯人。要是他公開違反不許他在公開場合演講的禁令，巴伐利亞政府很可能再叫他鋃鐺入獄，或者押解出境到他出生的奧地利去。他選擇上薩爾斯堡做他退隱地的一個原因是這個地方距離奧地利邊境很近；一接到通知他就能溜過邊境，逃避德國警察的逮捕。但是如果回到奧地利去，不論是自願回去還是被迫回去，都將斷送他的前程。為了減少驅逐出境的危險，他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正式申請放棄奧地利國籍，這一要求立即為奧地利政府所接受。但是這使他處於無國籍的地位。他雖然放棄了奧地利國籍，但是還沒有成為德國公民。在德國，對於一個政客來說，這是個很大的妨礙，比如說，他就不能競選公職。希特勒曾經公開地宣佈過，他永遠不會要求共和政府批准他的國籍，他認為，由於他戰時在德意志帝國軍隊中服役，國籍是理所應得的。但是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他一直在進行秘密活動，想使巴伐利亞政府批准他為德國公民。不幸，他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

納粹運動「非常有力的真理」之一，希特勒是從來不保守秘密的：一旦黨控制了德國，它將扼殺德國人的個人自由，包括沙赫特博士和他的企業界朋友的個人自由在內。這個態度溫文爾雅的國家銀行總裁（在希特勒上臺後他再度出任此職）和他在工業界和金融界的朋友過了好久才覺悟到這一點。這部歷史正如所有歷史一樣，自始至終充滿了命運的意外播弄，因此過不了很長時候，沙赫特博士就以事實證明，他自己不僅是關於希特勒擔任總理一事的先知，而且也是元首把他監禁起來一事的先知——不過不是在炮臺中，而是在集中營中，這只有更糟糕；同時他也不是作為希特勒的「忠誠擁護者」（在這一點上他沒有說對），而是以相反的身份。

但是希特勒比施特拉塞更好地估量了這個才華煥發的年輕的萊茵區人。三月二十九日，戈培爾記道：「今日接到希特勒來信。他要我在四月八日在慕尼黑發表演講。」他在四月七日到達慕尼黑。「希特勒派了汽車來接我，」他記道，「招待隆重之極！我將在具有歷史意義的貝格勃勞凱勒酒店講話。」第二天他就在元首所用過的那個講壇上講了話。他四月八日在日記裡詳細寫道：

一九二八年夏季，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薩爾斯堡以每月一百馬克（折合二十五美元）的租金向一個漢堡工業家的寡妻租了瓦亨菲爾德別墅，請了他異母姊姊、孀居的安吉拉．拉包爾從維也納來替他管家，這是他的第一所可以稱為歸自己所有的房子。拉包爾太太帶來了她的兩個女兒，吉莉和弗莉德爾。吉莉年華雙十，一頭金髮，面容俊秀，聲音悅耳，性格開朗，很討男人的歡心。

但是在此後若干年中，慕尼黑一直有曖昧的謠言流傳，說吉莉．拉包爾是被謀殺的——有的說是被希特勒在狂怒下槍殺的，有的說是被希姆萊槍殺的，目的hetubook.com.com是要避免使黨感到難堪。但是沒有出現可信的證據來支持這種傳說。

由於這一點，也由於希特勒在萊比錫審訊時對陸軍方面所作的公開保證，有些將軍開始考慮，國家社會主義可能正是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可以用來團結人民，恢復德國原來的地位，再一次使德國軍隊成為一支強大和偉大的軍隊，使國家擺脫喪權辱國的凡爾賽和約的桎梏。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來，這完全是異端邪說。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爾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激進的納粹黨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來越不安。如果聽任他們自由發展下去，他們可能把整個黨都抓過去，實現希特勒所竭力反對的目標。不可避免的攤牌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和次年二月間發生的。

「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們面前表現了元首的偉大。你所說的話是俾斯麥以來德國境內的最偉大的話。你所表示的不僅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個一代人的需要，這一代人苦苦在尋求領袖和任務，你所說的話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綱，這種政治信仰是在一個崩潰的、無神的世界的絕望中產生的——我們都要感謝你。有一天，德國也要感謝你——」

「四月十三日：希特勒講了三小時。精采之極。他能夠使你懷疑自己的看法。義大利和英格蘭是我們的盟友。俄羅斯要想鯨吞我們——我敬愛他——他把什麼事情都想過了。他的理想：一種公正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至於土地——一切屬於人民。生產必須是創造性的和個人主義的。托拉斯、運輸等等要社會化——我現在對他完全放心了——我向這個偉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

戈培爾在那年夏天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一起度過的。他的日記中全是對元首的歌頌之詞。八月間，他在《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一篇文章，公開同施特拉塞決裂。

他在戀愛方面的運氣也不好，雖然他一生之中都把亂搞女人（在他當權之後越來越弄得盡人皆知了）當作人間至情。他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日記中到處流露出對他所愛的女人（有時同時有好幾個）的思戀。當時他才二十八九歲，剛剛靠施特拉塞的提拔參加了納粹黨的政治活動。這些日記有：

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陸軍曾經禁止徵募納粹黨人參加十萬人組成的國防軍，甚至還禁止雇用納粹黨人在軍火庫、兵站中擔任文職工作。但是到一九三〇年年初，事情已經變得很明顯，納粹黨的宣傳在陸軍裡，特別是在年輕軍官中間頗有進展，許多年輕軍官不僅為希特勒的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所吸引，而且也為他所展示的前途所吸引，這個前途就是，陸軍將恢復昔日的光榮和規模，那樣，他們就有提升的前程，而在目前這樣小的規模的一支陸軍中，他們是沒有這種指望的。

那天晚上他在日記中說：「他今天已滿三十七歲。阿道夫．希特勒，我所以敬愛你，因為你既偉大又單純。這兩者就是天才的特點。」

希特勒不久就愛上了她。他到處都帶著她，參加集會和會議，在山間散步，在慕尼黑上咖啡館和戲院。一九二九年他在慕尼黑最時髦的一條街攝政王大街租了一套有九間房間的豪華公寓，吉莉自己單有一間房間。在慕尼黑和整個南德的納粹黨人士中間不可避免地傳開了黨的領袖和他美麗的金髮外甥女兒的流言蜚語。一些比較正派的——也許是吃醋的——領袖勸希特勒不要再在公開場合攜帶他的年輕情人，要不然，就索性結婚。希特勒對這種意見非常生氣，有一次因此而發生爭吵，他竟解除了伍爾登堡納粹黨區領袖的職務。

這是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和戈培爾在一個當時在德國引起情緒騷動的問題上迫使希特勒攤牌的。這個問題就是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建議共和國徵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貴族的大莊園和財產。按照魏瑪共和國憲法，這個問題要交付公民投票來決定。施特拉塞和戈培爾建議，納粹黨同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一起支持這個徵用貴族財產的運動。

在羅姆接管衝鋒隊時，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無疑是納粹黨內第二號人物。他是一個口若懸河的演說家，一個辦事能幹的組織家，擔任了黨內最重要的一個部門政治組織的首腦，這個職務使他在邦和地方黨的領袖中間有很大的勢力，因為他們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監督。他有著巴伐利亞人的隨和的脾氣，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黨內最受愛戴的領袖，而與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數政敵的個人信任，甚至喜愛。當時在黨內外有不少人認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這個奧地利來的脾氣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領袖。在國防軍和總統府中，這種看法特別強烈。

你很少聽到人們談到希特勒或納粹黨，除非是作為笑料——通常是在談到當時已以啤酒館政變聞名的那次事件的時候才提起的。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那次選舉中，在全部三一〇〇萬張投的選票中，納粹黨只得了八十一萬張，在國會四百九十一個席位中只占了十二個席位。保守的民族黨也喪失了很多選票，從一九二四年的六百萬張選票跌到了四百萬張選票，議席從一百零三席減少到七十三席。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二八年選舉中增加了一百二十五萬張選票，總數達九百多萬，在國會中占一百五十三個席位，一躍而成為德國第一大黨。戰爭結束以後，經過了十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國似乎終於站穩腳跟了。

我們從戰後在紐倫堡監獄中對豐克的偵訊中知道，希特勒所結交的「有勢力的工業界巨頭」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誰。艾米爾．寇道夫是個痛恨工會的煤礦大王，負責掌管西德礦業界募集的一筆名叫「魯爾金庫」的政治賄賂基金，他是在一九二九年納粹黨代表大會上被希特勒拉攏過去的。鋼鐵托拉斯頭子弗里茨．蒂森捐款還要早一些，他後來對他的錯誤後悔不止，終於寫了一本書，叫做《我為希特勒出資》。他最初是在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遇見這個納粹黨領袖的，初次見面就被後者口若懸河的辯才所征服了，於是通過魯登道夫第一次向當時還不大為人所知的納粹黨捐了十萬金馬克（合二點五萬美元）。繼蒂森之後的是亞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聯合鋼鐵公司的一個巨頭。事實上，煤鋼企業是工業界人士方面幫助希特勒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間克服他取得政權的最後障礙的主要經費來源。

希特勒抱的希望雖然已經夠大的了，但是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晚上揭曉的選舉結果，卻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兩年前，他的黨得了八十一萬張選票，十二個國會議席。這一次，他原來打算選票會增加三倍，議席搞到五十個，但是在這一天，納粹黨所得的選票增加到了六百四十萬九千六百張，可以取得國會中一百零七個席位。這樣它就從國會中位居第九的最小黨一躍而為第二大黨。

為了表明他忠於誰，戈培爾陪著施特拉塞一起到火車站，並且想安慰施特拉塞。一星期後，在二月二十三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同施特拉塞舉行了長談。結果：我們絕不要嫉妒慕尼黑這批人的代價巨大的勝利。我們必須再次展開我們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也有人暗示說，她對她的情人的被虐狂傾向感到厭惡，據說，這個政治上的專制魔王願意受到他所愛的人的奴役，據性心理學家看來，在這種人身上，這不是什麼不平常的事。海頓談到希特勒在一九二九年寫給他的外甥女兒的一封信，其中承認在這方面的深刻感情。這封信後來落到他的房東的兒子之手——結果便不止一個人遭殃。

任何組織，不論多麼完善，不論多麼有效率，畢竟是由人組成的，而人不免會犯錯誤。在希特勒加強他的政黨以便掌握德國的命運的那些年代裡，他的一些主要助手使他傷透了腦筋，因為他們不僅相互之間經常發生爭吵，就是同他也經常發生爭吵。說也奇怪，他的本性是非常不能容人的，但是對於人性中間的一個方面——人的品行卻特別能容忍。德國任何其它政黨都沒有像納粹黨那樣吸收了這麼多來歷可疑的角色。我們已經談到，各種各樣的烏龜、屁精、殺人兇手、有相公癖者、酗酒滋事之徒、訛詐錢財的人都像飛鳥投林一般很自然地來投奔納粹黨。希特勒一點也不在乎，只要他們對他有一點用處。當他剛剛出獄時，他發現他們內訌甚烈，吵得不可開交，而那些像羅森堡和魯登道夫那樣比較正派和體面的領袖則要求把這些罪犯，特別是有相公癖者開除出黨。關於這一要求，希特勒坦率地拒絕接受。他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觀察家報》的社論《新的開端》中寫道：「我認為，設法改進或者甚至熔合手頭現成的人材不是一個政治領袖的任務。」

德國最後一任社會民主黨總理。支持魏瑪共和國的各民主黨派聯合組成的最後一屆政府的首腦赫爾曼．繆勒，由於各黨派在失業保險基金問題上發生的爭吵，於一九三〇年三月辭職。繼任的是天主教中央黨議會領袖海因里希．勃魯寧。勃魯寧在戰時是一個機槍連的一名上尉，曾獲得鐵十字獎章，他在國會中表示的頭腦冷靜，保守穩健的觀點頗得陸軍，特別是一位名叫庫特．馮．施萊徹爾的將軍的好感。後者在當時還不大為外界所知，是一個愛好虛榮、精明能幹、野心勃勃的「辦公桌軍官」，軍界人士早已承認他是一個頗有才華但是寡廉鮮恥的陰謀家。他向馮．興登堡總統提出了勃魯寧的名字，因此新總理是個陸軍提出的人選，雖然他本人可能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勃魯甯為人正直，大公無私，謹慎謙虛，忠誠廉潔，性格上稍許有點嚴峻；他希望在德國能夠恢復穩定的議會制政府，把國家從越來越蕭條的經濟恐慌和政治混亂中拯救出來。他在這樣努力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卻為德國民主政治掘了墳墓，從而無意中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臺鋪平了道路，這是這個用心善良、具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者的悲劇。

他們的姓名是個秘密，除了元首周圍的核心圈子以外，對誰都保守秘密。黨得耍兩面把戲。一方面，它不得不讓施特拉塞、戈培爾、怪物弗德爾用國家社會黨人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金融巨頭的叫喊來欺騙群眾。另一方面，黨的經費得從那些有不竭來源的人那裡騙來。據狄特里希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整個德國，同重要的（企業界）人士私下會談」。為了保守秘密起見，這些會談甚至要到「一些人跡不到的森林中去舉行。」狄特里希解釋道，「保守秘密是絕對必要的；絕不能讓報界有搗蛋的機會。否則就會影響到會談的成功。」

戈林是在共產黨協助右翼政黨在國會通過了一項政治大赦令後，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回到德國的。自從一九二三年政變以來，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過的。他在瑞典的蘭格勃羅療養院戒掉了吸毒的惡習，病癒後在一家瑞典飛機製造公司供職，這個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戰英雄這時身體已經發胖，但是仍舊精力旺盛，生氣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緻的單身漢公寓（他所眷愛的患有癲癇症的妻子這時又患上了肺結核，留在瑞典養病），一方面擔任一些飛機公司和漢莎航空公司的顧問，一方面建立社會關係。這種關係範圍很廣，從前黑森王太子菲力浦親王（他娶了義大利國王的女兒瑪法爾達公主為妻）到弗里茨．蒂森和其它企業界巨頭為止，其中還包括一些陸軍高級軍官。

他的志願是做作家。他在得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寫了一部自傳小說《邁戈爾》（《Ｍｉｃｈａｅｌ》），但是當時沒有出版商願意出版，以後兩年他又寫了兩部劇本，關於耶穌．基督事蹟的《流浪者》（《Ｔｈｅ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和《孤客》（《Ｔｈｅ　Ｌｏｎｅｓｏｍｅ　Ｇｕｅｓｔ》），都是用韻文詩體寫成的，但是也沒有劇團願意演出。在新聞工作方面，他的命運也不佳。自由主義的大報《柏林日報》退回了他所投的許多文章，並且回絕了他要想當該報記者的求職申請。

根據這頭「野獸」出獄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的情況看來，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被「制服」。他雖然保證以後要循規蹈矩，但是還是以暴力來威嚇國家。巴伐利亞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開場合演講，這次禁令的期限是兩年。其它各邦也相繼效法。對於一個靠三寸不爛之舌達到目前成就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的打擊。一個被剝奪公開發言權利的希特勒就等於是一個失敗了的希特勒，正如一個拳師在拳擊場上被銬住了雙手一樣無能為力，至少大多數人是這樣想的。

為了要有一個比較可靠的武裝團體，希特勒又建立了黨衛隊（Ｓ．Ｓ．），隊員身穿黑色制服，與義大利法西斯份子相同，並且要他們特別宣誓效忠於他個人。起初，黨衛隊不過是元首的衛隊。第一任隊長是個名叫伯希托爾德的新聞記者。因為伯希托爾德喜歡在比較安靜的《人民觀察家報》編輯室，而不想玩當警察和當兵的遊戲，希特勒讓一個名叫埃哈德．海頓的名氣甚臭的前警察局密探代替了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希特勒才找到了理想的黨衛隊頭子，這是一個在慕尼黑附近瓦爾德特魯德林村裡以養雞為生的農民，態度溫文爾雅，人們常常把他弄錯（本書作者第一次遇見他時也弄錯了），以為他是個小地方的小學教員，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萊。希姆萊把黨衛隊接過手來時，一共只有二百名左右隊員。到他結束他的黨衛隊工作時，黨衛隊已經統治了整個德國，而在整個歐洲德占區成了一個令人談虎色變的可怕名稱。

一九二六年十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爾為柏林的納粹黨區領袖。他指示戈培爾要肅清那些妨礙納粹運動在那裡發展的互相爭吵不休的褐衫隊員，把德國的這個首都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拿下來。柏林當時是「紅色的」。柏林大多數選民都投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票。戈培爾這時剛剛滿二十九歲，在一年之間就從一個無名之輩爬到了納粹黨內領導人之一的地位，他毫無難色地著手完成他在這個巴比倫式大城市中的任務。

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去世。他在過去六年中間，為了要使戰敗的德國回到世界大國的行列，為了指導德國人民走向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在外交部長的任上，由於費盡心力，終於積勞致死。他的成就不可勝計：他使德國參加了國際聯盟，他談判了道威斯計畫和揚格計畫，把賠款減到了德國能夠從容償付的水準，而且在一九二五年，他曾經是洛迦諾公約的主要創始人wwｗ•hetｕｂook•cｏｍ•cｏm之一。這個公約為西歐帶來了它的飽受刀兵之災和內爭之苦的人民一個世代以來第一次嚐到的太平寧靜的局面。

在三十年代早期黨內比較次要的人中，有一些後來在第三帝國時代不僅出了名，而且有了嚇人的個人權力。戴著一副夾鼻眼鏡、很容易被人當作是個態度溫文爾雅的平凡的小學教員的雞農海因里希．希姆萊，得過慕尼黑技術學院的一個農藝學位，這時他正在逐步加強希特勒的衛隊黑衫黨衛隊。但是他是在衝鋒隊司令兼黨衛隊司令羅姆下面工作的，在家鄉巴伐利亞境外，即使在黨內，他也很少為人所知。還有羅伯特．萊伊博士，是個酗酒成性的藥劑師，當時他擔任納粹黨組織科隆區領袖。漢斯．弗朗克是個很有能力的年輕律師，任納粹黨法律部的負責人。還有瓦爾特．達里，一八九五年生於阿根廷，他是個能幹的農學家，經赫斯的勸說，信了國家社會主義，他寫的《農民是北歐人種生命的源泉》（《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Ｒａｃｅ》）一書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就此擔任黨的農業部負責人。魯道夫．赫斯本人並無野心，對元首忠貞不貳，所居職位僅僅是元首私人秘書。另一個私人秘書是一個名叫馬丁．鮑曼的人，他像一隻鼴鼠，喜歡挖掘黨內生活的隱秘來進行陰謀活動，一度曾因參與政治謀殺而坐過一年監牢。德國青年團領袖是巴爾杜．馮．席臘赫，他是個有浪漫思想的青年人，組織工作的能手，他的母親是個美國人，他的外曾祖父是個北方聯邦軍軍官，曾在布林．倫戰役中失掉一條腿。他在紐倫堡對囚禁他的美國人說，他在十七歲時讀了亨利．福特寫的《永恆的猶太人》（《Ｅｔｅｒｎａｌ　Ｊｅｗ》）後成了一個反猶主義者。

納粹黨打入各軍種的情況日趨嚴重，終於使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格羅納將軍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發佈一項命令，其中提到七年前在啤酒館政變前夕馮．西克特將軍曾經對陸軍發出過的一個類似的警告。他宣稱，納粹黨一心想奪取政權。「他們因此討好國防軍。他們為了利用國防軍來實現他們黨的政治目標，企圖哄我們（相信），只有國家社會黨代表真正的民族力量。」他要求軍人不問政治，超然於一切黨爭之外來「為國家服務」。

「親愛的和敬愛的阿道夫．希特勒！我從你那裡得到了不少教益——你終於使我看到了光明——」

「我想念艾爾西。什麼時候我再能把她摟在懷裡？親愛的艾爾西，什麼時候我能再見你？愛爾瑪，你這個可愛的小鳥兒！安克，我永遠忘不了你！

在動亂不安的一九三一年，有五百萬職工失業，中產階級面臨著破產的境地，農民們不能償還抵押借款，議會處於癱瘓狀態，政府危機迭出，八十四歲的總統日益年老昏憒，在這種情況下，納粹黨的一些頭目信心日益高漲，他們不必再等待很久了。正如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公開吹噓的一樣：「凡是有助於促成危機的——對於我們和我們德國革命來說、都是好的，都是極好的。」

「若無政治活動，我就不會出名，也就不會有材料可以出版政治著作——因此，我作為政治作家，我的政治活動開支，是我寫作職業的必要條件，也是作品在經濟上能否成功的保證，不能被認為是可以徵稅的——

最高法庭庭長曾經問希特勒，他不斷提到的「德國民族革命」指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希特勒的回答使這些將軍們感到很高興，「這指的僅僅是，」希特勒說，「拯救我們今天的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國的手足受到和約的束縛——國家社會黨並不認為和約是法律，而是用強制辦法加在德國身上的東西。我們認為，完全無辜的未來一代不應該承受這種負擔。如果我們盡我們一切力量反對這些條約，我們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但是，彷彿出現了奇蹟一樣，在一九二九年時，雖然他申報的收入低於一九二五年很多，但是所得稅報表中，債務利息或還本一項卻消失了，而且以後也一直沒有再出現過。正如哈爾教授所說的那樣（上述情況都是根據他的調查），「收支上出現了一個奇蹟，他的債務從此消失了」。

幾天後，戈培爾完全投降了。

財政局同意可免稅一半，當希特勒向複查委員會申請再議時，委員會維持原來估定的數目。此後，稅收當局只同意，他所申報的職業開支有一半可以免稅。他雖然提出異議，但是還是遵命照付。

而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個複雜的黨內機構，這個機構相當於德國政府的組織，也的確可以說相當於德國社會的組織。全國劃分為若干區，其範圍大致相當於德國國會原來的三十四個選區，每一個區有一個希特勒任命的區領袖。另外還有奧地利、但澤、薩爾、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蘇台德等七個區。每個區又分為分區，由分區領袖領導。再底下的黨內單位是分部，在城市裡各分部又進一步分為街道支部和小組。

「接到了艾爾西從瑞士寄出的第一封信。只有親愛的艾爾西寫得出這樣的信——我不久要到萊因去待一個星期，相當孤寂。但艾爾西就會來——等待這次相見，我是多麼快活啊！

在經過了相當困難之後，衝鋒隊改組成為一種武裝團體，擁有幾十萬隊員，其任務是保護納粹黨舉行的集會，搗亂其它政黨的集會，和一般地恫嚇那些反對希特勒的人。衝鋒隊的某些領袖也希望在希特勒上臺以後以衝鋒隊來代替正規軍的位置。為了準備這個前途，專門設立了一個辦公室，由弗朗茲．里特．馮．埃普將軍領導，名叫國防政治處。它所設立的五個部門分別負責國內外防禦政策、國防部隊、民防後備力量等等這樣的問題。不過身穿褐衫的衝鋒隊自始至終不過是批雜七雜八的打手。它的許多高級領袖，以衝鋒隊頭子羅姆為首，都是臭名遠揚的有相公癖的人。慕尼黑衝鋒隊長艾德蒙．海因斯中尉不僅是個有相公癖的人，而且是個被判過刑的殺人兇犯。這兩個人同其它幾十個人都一直在發生爭吵和內訌，其惡劣程度，只有患性變態病症和因而爭風吃醋的人才做得出來。

因此，事情很顯然，希特勒在最後努力奪取政權的時候，已經得到相當大的一部分德國企業界的大量經濟支援。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前的最後三年之中，銀行家和企業家們到底向納粹黨捐助了多少款項，這一點從來沒有弄清楚過。豐克說，可能不超過「一二百萬馬克」。蒂森估計一年有二百萬；他說他本人就給過一百萬馬克。但是從這些日子裡黨的手頭總是不乏大筆款項來看（儘管戈培爾抱怨錢一直不夠花），企業界的捐贈總數肯定要比上述這些估計多好幾倍。這些捐贈對於這些政治上幼稚無知的企業家究竟有些什麼好處，本書以後即將談到。這些人中間，當時最熱心的一個，也就是後來感到幻滅最劇烈的一個，是沙赫特博士，他於一九三〇年因為反對揚格計畫而辭去了國家銀行總裁一職，同年遇見了戈林，一九三一年會見了希特勒，此後兩年就貢獻了全部能力來使元首接近他的銀行界和工業界老朋友，更進一步靠近總理職位這個大目標。到一九三二年，這個對於第三帝國的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所起的作用後來證明是無限之大的經濟奇才寫信給希特勒說：「目前的情況如果發展下去，只會導致您擔任總理，關於這一點，我毫無疑問——您的運動有著一種非常有力的內在真理和必要性，因此您不久必將獲得勝利——不論我將來由於工作關係身在何處，即使有朝一日您可能發現我被囚炮臺，但是您可以永遠把我當作您的忠誠擁護者。」寫著這些話的兩封信中有一封結尾時用的是「向您高呼『萬歲』」。

證人席成了向全國發言的講壇。在這裡，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他的辯論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如果說他的精采表現是盡欺騙之能事的話——事實上就是如此——那麼在德國似乎很少有人識破的，即使在將軍們中間也很少有人識破這一點。希特勒巴結地向法庭（和軍官們）保證，衝鋒隊也好，納粹黨也好，都不反對陸軍。「我一直抱有這種看法，」他宣佈，「任何要想取代陸軍的嘗試都是發神經病。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取代陸軍——我們將努力做到，在我們執政以後，以目前的國防軍為基礎，一支偉大的德國人民的軍隊將會興起。」

沒有疑問，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他一直訴苦，說是繳不出所得稅；他經常拖欠不交，總是要求延期。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寫情給財政局：「目前我沒有能力繳付稅款；為了維持生活，我已不得不舉債。」後來他談到那個時期時說：「我多年來靠吃提羅爾的蘋果充饑。我們不得不撙節度日，幾乎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省下來的每一個馬克都是獻給黨的。」他對稅收官員說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他的債務更重了。一九二六年他申報收入為一萬五千九百零三馬克，支出為三萬一千二百零九馬克，並且說，虧空部分是靠向「銀行借債」彌補的。

苦難深重的人民要求擺脫他們的困境。千百萬失業者要求工作機會。小店主要求得到幫助。上次選舉後達到投票年齡的四百萬左右的青年人要求至少有個能謀得生活溫飽的前途。希特勒在一次旋風式的競選運動中向這些千百萬處境困難、心懷不滿的人們提出的保證，在他們看來似乎給他們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希望。他如果上臺，將使德國恢復強大，拒付賠款，撕毀凡爾賽和約，肅清貪污，迫使金融巨頭就範（特別是如果他們是猶太人的話），一定要做到使每個德國人都有工作和麵包。那些絕望饑餓的人不僅希望得到救濟，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祇，對於他們來說，這種保證不是沒有效力的。

高居在這個錯綜複雜的黨組織金字塔頂上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他的神氣活現的頭銜是Ｐａｒｔｅｉ─ｕｎｄ─Ｏｂｅｒｓｔｅｒ─Ｓ．Ａ．─Ｆｕｈｒｅｒ，Ｖｏｒｓｉｔｚｅｎｄｅｒ　ｄｅｒ　Ｎ．Ｓ．Ｄ．Ａ．Ｖ．——可以譯為「黨和衝鋒隊的最高領袖，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主席」。直屬於他的辦公室的有全國指導處（Ｒｅｉｃｈｓｌｅｉｔｕｎｇ），組成人員是黨的高級領袖和「全國司庫」和「全國總務主任」這樣有用的人員，在共和國最後幾年裡，你要是去拜訪一下納粹黨設在慕尼黑的全國總部的宏偉的褐色大廈，你得到的印象便是，這裡的確是一個國中之國的辦公機關。毫無疑問，希特勒要別人得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印象，因為這種印象有助於破壞他所試圖推翻的那個實際的德意志國家在國內外所享有的信任。

很可能希特勒是打算同他的外甥女兒結婚的。當時同他接近的一些黨內老同志後來告訴作者說，當時看來結婚是不可避免的事。他們毫不懷疑，希特勒深深地愛上了她。至於她本人的感情如何，那外人就只好猜測了。一個現在已經成名的人居然對她加以青睞，她一定感到受寵若驚，甚至可以說頗為得意，這也是很明顯的。不過，她對她的舅父的愛情是否有回報，外人不得而知；大概是沒有回報，而在最後，肯定是沒有回報。他們兩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隔閡，其根源和性質一直沒有完全弄清楚。雖然傳說紛紜，但是證據卻很少。顯然，兩人彼此都很不放心。她對他注意別的女人——尤其是溫尼弗雷德．華格納——感到不滿。他則懷疑她同他的衛士、以前坐過牢的艾米爾．莫里斯有曖昧關係。她也反抗她舅父對她的專制態度。他不讓她同任何別的男人一起在公開場合出現。他禁止她到維也納去繼續學唱，使她想登臺唱歌劇的打算不能實現。他要她完全為他一個人而存在。

這也是軍官團的看法。軍官團的一些上層軍官曾經激烈地批評過國防部長格羅納將軍，因為他竟讓最高法院審判三個尉官。最近卸任的總司令，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的當之無愧的繼承者，一般公認是戰後德國陸軍天才將領的馮．西克特將軍曾經對格羅納表示，這打擊了軍官團內部的團結精神。不久即將擔任參謀總長、以後在這部歷史中還要成為更加重要人物的路德維希．貝克上校，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是這三個尉官所屬的駐在烏爾姆的第五炮兵團團長。他不僅激烈地抗議他的上級逮捕這三個尉官，而且還在萊比錫出庭為他們作證。

希特勒是個似乎不可能愛另外任何一個人的冷酷無情的人，他對年輕的吉莉．拉包爾的愛情，是他奇怪的一生中難解的謎之一。同其它的謎一樣，這只能如實敘述，而無法加以合理的解釋。幾乎可以肯定，從此以後，阿道夫．希特勒從來沒有認真地考慮過結婚問題，一直到十四年後他自盡前一天。

有些年輕的國防軍軍官卻過問了政治——至少過問了納粹黨的政治。這一點不久就暴露出來，而且在德國引起了吵嚷，在軍官團最高級軍官中間引起了分歧，而在納粹黨的陣營中卻引起了高興。一九三〇年春季，烏爾姆衛戍部隊有三名年輕的尉官盧丁、施林格和溫特被捕，因為他們在軍隊裡宣傳納粹理論，企圖勸誘其它軍它答應：一旦發生納粹黨武裝起事，他們不向起事者開槍。這後面一項罪名是叛國大罪，但是格羅納將軍不想把軍隊裡有叛國行為這件事聲張出去，企圖把事情掩飾過去，他安排讓被告在軍事法庭上只受違犯軍紀的審判。可是施林格中尉卻滿不在乎，他偷偷地向《人民觀察家報》投了一篇煽動性的文章，使得格羅納將軍的打算落了空。一九三〇年九月選舉中納粹黨獲得勝利後一星期，這三個尉官被解到萊比錫最高法院受叛國罪審判。他們的辯護律師中間有兩個剛剛出名的納粹律師漢斯．弗朗克和卡爾．沙克博士。

要使得納粹黨這些野心勃勃、競爭激烈的頭目的行動不致逾越界限，僅僅這個黨內法庭還是不夠的，儘管它在許許多多案件上證明很有效。希特勒常常不得不親自過問，這不僅是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諧，也是為了要防備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斷。

格利戈爾．施特拉塞選拔了一個名叫保羅．約瑟夫．戈培爾的年方二十八歲的萊茵區人做他的秘書兼《國社黨通訊》主編。

希特勒曾經預料到這場災難，但是他同任何其它政治家一樣，無法瞭解這場災難是什麼事情引起來的。也許他比別人更不瞭解，因為他對經濟學既沒有知識又沒有興趣。可是他對於經濟恐慌給他送上門來的大好機會卻不是沒有興趣或沒有知識的。德國人民的苦難——不到十年以前馬克貶值的慘痛經歷留在他們生活上的創傷猶在——並沒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個時期的最黯淡的日子裡，當工廠停工，當失業登記人數超過六百萬大關，當全國m.hetubook.com.com各大城市排隊等候配給麵包的人長達好幾條街的時候，他居然能夠在納粹黨報紙上這樣寫道：「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像這些日子這麼舒坦，內心感到這麼滿意過。因為殘酷的現實打開了千百萬德國人的眼睛，使他們看清楚欺騙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史無前例的欺騙、撒謊和背叛行為。」他的同胞的苦難，不是他要浪費時間來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變成支持他自己的野心的力量。這就是他在一九三〇年夏末著手要做的事。

當他還在蘭德斯堡飽嘗鐵窗風味的時候，一個名叫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納粹運動中突然抬了頭。他的出身是個藥劑師，他是巴伐利亞人，比希特勒年輕三歲；同希特勒一樣，他也得到過一枚一級鐵十字獎章，在戰爭中從一個普通士兵提升為中尉軍官。他在一九二〇年加入納粹黨，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亞的納粹黨區領袖。他的軀幹魁梧，精力過人，喜歡講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個有才能的演說家，主要是靠了他的突出的個性，而不是靠希特勒所具有的演講天才。此外，他還是個天生的組織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極其有獨立性的，他拒絕向希特勒低頭，也不肯認真對待這個奧地利人要在納粹運動中成為絕對獨裁者的要求。後來事實證明，對他自己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障礙，正如他對國家社會主義學說中「社會主義」部分真正心嚮往之的熱情成了他的一個致命障礙一樣。

他的個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滿了挫折和失意。因為他瘸了一條腿，不能參軍作戰，因此沒有能夠具有他那一代年輕人認為非常光榮——至少在開始的時候——的戰爭經歷，而這卻是要在納粹黨內佔據高位的一個必要條件。戈培爾並不是如大多數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天生瘸腿的。他七歲的時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開刀不很順利，結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點萎縮，走起路來一望而知是個瘸子。這個殘疾是使他飲恨終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滿懷不平的原因之一。在蕭條時期，在他的大學時代和煽動反對佔領魯爾的法軍的一個短時期裡，他常常冒充受傷的退伍軍人。

一九二九年快結束時，像一場大火一般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恐慌給阿道夫．希特勒送來了他的機會，他也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像大多數偉大的革命家一樣，他只有在時勢困難的時候才能夠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眾陷入失業、饑餓和絕望之中，後來是他們被戰爭衝昏頭腦的時候。但是在歷史上的革命家中間，他也有一點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權力以後才實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為了要奪取國家的控制權而實行革命。這一目標要靠選民的委託，或者靠國家的統治者的認可——總而言之，靠合乎憲法的手段——來實現。為了要取得選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時勢才行，而時勢在三十年代開始的時候又使德國人民陷於絕望之中。為了要取得當權者的支持，他必須使他們相信，只有他才能夠把德國從多災多難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動亂年代裡，這個狡猾而大膽的納粹黨領袖便重整旗鼓，著手實現這雙重目標。現在回顧起來可以看出，當時的時局和那些曾經宣誓要忠誠地保衛他們所統治的民主共和國的少數人的軟弱和混亂，都幫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一九三〇年開始的時候，這是一點也沒有辦法預見的。

「八月十五日：這些日子裡，我常常想起安克——同她一起旅行真是愉快極了。這個可愛的姑娘！

吉莉死後三星期，希特勒第一次謁見興登堡。這是他想要得到德國總理職位這一肥缺的第一次嘗試。他的有些友人說，在談話時，他似乎神志恍惚，不能自主，這對這個納粹黨的領袖，自然是很不利的。瞭解他的人認為，他在這個重要的場合失魂落魄的表現是由於他心愛的外甥女兒去世給他的精神上的打擊沒有恢復的緣故。

希特勒認識到，如果他的運動要真正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它必須在北方，在普魯士，首先是在敵人的堡壘柏林也獲得一個立足之地。在一九二四年的競選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進行活動，同那裡的艾爾布萊希特．馮．格拉弗和恩斯特．佐．勒文特羅伯爵領導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結了盟。因此，他在那裡有個人的聯繫和一定的影響，而且也是納粹黨中唯一有這種聯繫和影響的領袖。二月二十七日大會後兩個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請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隊伍中來，到北方去組織納粹黨。施特拉塞接受了這個建議。這是一個很好機會，可以發揮他的才能，而沒有妒忌驕橫的領袖虎視眈眈地在旁盯著他。

「你像一顆初升的明星，出現在我們驚異的眼前，你所表現的奇蹟廓清了我們的思想，而且在一個充滿懷疑和絕望情緒的世界裡，給了我們信仰。你高高在群眾之上，充滿信心，掌握未來，有著堅強的意志，要用你對所有相信新德國的人的無限熱愛來解放群眾。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個人從那些利慾薰心的人的臉上，從那些庸庸碌碌的議會裡的好事之徒臉上，把他們的假面具撕掉——

據瓦爾特．豐克在紐倫堡作證時說，到一九三一年的時候，「我的工業界朋友和我相信，在不太遙遠的將來，納粹黨就會上臺」。

沒有人能夠說，希特勒對於一旦他上臺以後要做的事情沒有事先提出警告，但是當時法庭中的聽眾顯然很歡迎他的這番威脅，他們以熱烈和持久的鼓掌來表示歡迎。而且雖然庭長對鼓掌打斷審訊的進行提出非難，但是不論庭長還是公共檢察官都沒有對這句話提出異議。這句話在德國全國各地的報紙上和許多其它國家的報紙上成了轟動一時的頭條新聞。在希特勒發言所引起的興奮刺|激|情緒中，原來的案件倒反而無人注意了。這三個年輕的軍官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熱情遭到了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最高領袖本人的否認，結果被判定犯有叛國陰謀，處以十八個月的炮臺禁閉。這個判決算是輕的，在共和的德國，對叛國罪的嚴厲判決是保留給那些支持共和國的人的。

共和國借了外債，用來償付戰爭賠款和擴大它的龐大的社會服務，這種社會服務成了全世界的典範。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債，不僅從事必要的建設，也從事飛機場、戲院、運動場、豪華的游泳池的建築。在通貨膨脹期間輕易償清了債務的工業部門，也借了數以十億計的外債來更新裝備和把生產過程合理化。工業產量於一九二三年跌到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五％，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二％。失業人數在一九二八年是戰後第一次跌到了百萬以下——六十五萬人。那一年零售額較一九二五年增加了二十％，次年實際工資達到了比四年前高十％的數字。下層中產階級，也就是希特勒要從那裡得到群眾支援的千百萬小店主和低薪階層，在這次普遍繁榮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但是在審訊時吸引人們注意的不是律師，也不是被告，而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朗克召他來做見證人。他的出庭是一種有意的冒險。要是拋棄這三個中尉不顧，是相當難堪的事。這三個中尉的活動證明了陸軍中納粹黨的影響的增長，而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予以打擊的。但是，納粹黨要篡奪陸軍的活動被揭露出來也是相當難堪的事。而且，檢察方面控訴納粹黨是個一心一意要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革命組織，這件事對於希特勒的目前策略也是不利的。為了要否認這最後一個指責，希特勒同弗朗克安排好，要出庭為被告作證。但是在實際上，元首還有一個更加重要得多的目標。那就是，作為一個剛剛在選舉中獲得了驚人勝利的政治運動的領袖，他要向陸軍，特別是陸軍的領導軍官保證，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對國防軍來說，不僅不是像這三個納粹黨尉官案件所表示的那樣是一種威脅，而且實際上是國防軍的救星，也是德國的救星。

希特勒本人是悲痛之極。格利戈爾．施特拉塞後來記述，在出事以後，他有兩天兩夜不得不留在希特勒的身邊，防備他尋短見。在吉莉安葬在維也納後一星期，希特勒得到了奧地利政府的特別許可，到維也納去，他在墓邊哭了一個晚上，此後一直鬱鬱寡歡，有好幾個月之久。

我個人對德國的瞭解也是在這些日子裡開始的，我當時駐在巴黎，偶爾也去倫敦；當時美國正處在喀爾文．柯立芝總統治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滿和空虛的時代，對於一個能夠逃避這種環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國青年來說，這兩個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處，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為遜色了。當時德國正處在沸騰的氣氛之中。那裡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它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現代化，更加令人興奮。沒有任何地方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國那樣活躍的。在當代寫作、繪畫、建築、音樂和戲劇方面，新的潮流不斷湧現，優秀人才輩出。到處都是青年人占上風。在人行道邊的咖啡座上，在華麗的酒吧間裡，在夏令營裡，在萊因河上的汽船裡，或者在煙霧騰騰的藝術家的工作室裡，你與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達旦，無休無止地談論著生活。他們是身心健康、無憂無慮、崇拜陽光的一些人，他們對於人生充滿了熱情，一點沒有忌諱和拘束。從前壓制人的普魯士精神似乎已經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數德國人——政治家、作家、編輯、藝術家、教授、學生、企業家、勞工領袖——都使你認為他們是愛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張非戰的。

一年以前，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發表過一篇演講，要求陸軍重新考慮它敵視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支持共和國的態度。

「十月十四日：安克為什麼要離開我？——我別再去想這些事情了。

這個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條腿的青年，是一個思想敏捷、心理複雜而有點神經質的人。他不是納粹運動的新人，早在一九二二年他就發現了這個運動，當時他第一次在慕尼黑聽到希特勒講話，從此信仰國家社會主義，參加了納粹黨。但是納粹運動在三年以後才發現他這個人才，當時施特拉塞聽了他發言後，認為這樣一個顯然有才華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戈培爾這時年方二十八歲，已是一個激烈的演說家，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正如施特拉塞所發現的一樣，有一支鋒利的文筆，而且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而最後這一點在納粹黨領袖中真可謂鳳毛麟角，當時海因里希．希姆萊剛剛辭去施特拉塞秘書的職務去一心養雞。施持拉塞就派戈培爾接替。這項任命後來證明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至於格利戈爾．施特拉塞的兄弟奧托，這時已經失勢了。他不幸當真相信納粹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這塊招牌中「社會主義」和甚至「工人」這兩個字眼，曾經支持社會黨工會所主持的幾次罷工，而且要求納粹黨公開主張工業國有化。在希特勒看來，這當然是異端邪說，他指責奧托．施特拉塞犯有「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大罪。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我渴望一個甜美的女人！唉！真教人難熬！」

不顧在獄中的希特勒的反對，施特拉塞同魯登道夫和羅森堡一起組織了一個納粹黨的Ｖｏｌｋｉｓｃｈ（人民）運動，參加一九二四年春天的邦和全國選舉。在巴伐利亞，納粹黨得到了足夠的選票，成了邦內第二大黨；在德國，我們上面已經談到，它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的名稱下得到了二百萬張選票，在國會中得到了三十二個席位，其中一席即歸施特拉塞。希特勒對於這個青年人的活動感到很不高興，對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興。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願把希特勒當作至高無上的頭子，因此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慕尼黑舉行的恢復納粹黨的大會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那時候我彷彿是再生了！」戈培爾在記錄一九二二年六月在慕尼黑皇冠馬戲場第一次聽希特勒演講得到的印象時驚歎道，「現在我找到了應該走的道路——這是一個命令！」他對於希特勒在慕尼黑政變案審訊時的表現更加心醉神迷。在判決以後，戈培爾寫信給元首道：

「從事破壞的政黨是沒有前途的，擁有人民的力量、準備而且願意同陸軍聯合起來以便有朝一日協助陸軍保衛人民利益的政黨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們至今仍看到我國陸軍的軍官還在煞費苦心地考慮能與社會民主主義合作到什麼程度。可是，親愛的先生們，難道你們真的相信，你們同那個以促使陸軍賴以存在的一切基礎歸於解體為宗旨的哲學有任何共同之處嗎？」

幾個月以後，他就在首都創辦了一張報紙，名叫《柏林工人日報》，由他的兄弟奧托．施特拉塞主編，還有一份雙週刊《國社黨通訊》，供黨內工作人員閱讀，內容是關於黨的方針政策的。此外他還在普魯士、薩克森、漢諾威和工業地區萊茵區奠下了政治組織的基礎。施特拉塞真可以說像架精力過人的發電機，他在北方到處奔走，發表演講，指派區領袖，建立黨機器。國會議員的身份，使他有了希特勒所沒有的兩個有利條件：他有鐵路的長期免票證，因此旅行對他個人或黨都花不了多少錢，同時他又享有議員的豁免權。任何當局都不能禁止他在公開場合演講。任何法院都不能控訴他進行誹謗或者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正如海頓感嘆地說過：「免費旅行和自由誹謗——施特拉塞在開始時比他的元首占了很大的便宜。」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長。他說過，就德國而論，這種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國本身的力量，而是別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國的力量，德國的繁榮正是從美國的充裕的金庫中借來了大量的貸款後造成和維持的。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間，德國借了大約七十億美元外債，其中大多數借自美國的投資人，後者很少考慮到德國最後靠什麼還債。關於這一點，德國人考慮得更少。

「十二月二十九日：昨晚與赫斯同去克利菲爾德。歡度耶誕節。一個來自弗朗科尼亞的可愛而美麗的姑娘。她是我喜歡的那一類型人。在暴風雨中同她一起回家。Ａｕｒｅｖｏｉｒ（再見）！

但是在元首還沒有能夠採取行動之前，施特拉塞就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漢諾威召開了一次北方黨的區一級領導人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不僅是要使北方的納粹黨支持徵用運動，而且要提出一個新的經濟綱領，這項綱領將廢除以前在一九二〇年通過的「反動的」二十五點綱領。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爾要把大工業和大莊園收歸國有，按照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方式組織一個社團院來代替國會。希特勒拒絕出席會議，派了忠實的戈特弗雷hｔｔps://ｍ.ｈｅｔｕｂｏｏｋ.cｏm.ｃｏｍ德．弗德爾代表他去鎮壓反叛者。戈培爾要求把弗德爾轟出去——「我們不需要奸細密探！」他叫道。好幾個後來在第三帝國佔有一點地位的領袖都出席了這次會議——伯恩哈德．盧斯特、埃里希．科赫、漢斯．凱爾和羅伯特．萊伊——但是只有萊伊這個領導科隆區納粹黨的酗酒化學家支持希特勒。當萊伊博士和弗德爾聲稱，這次會議是不合程序的，沒有最高領袖希特勒在場，什麼行動都不能採取的時候，戈培爾叫道（根據當時在場的奧托．施特拉塞的話）：「我要求把這個小資產階級份子阿道夫．希特勒開除出納粹黨！」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元首同他這個違抗命令的下級攤牌，要求他完全服從。奧托拒絕服從後，就被驅逐出黨。他試圖組織一個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名叫「革命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聯盟」，後來簡稱「黑色陣線」，但是在九月選舉中，它完全不能從希特勒手裡奪過相當數目的選票來。

第二天早上發現吉莉．拉包爾被手槍打死在她的房間裡。邦檢察官經過周密調查後，斷定這是自殺。驗屍官報告說，一顆槍彈射穿了她的左胸，深入心臟；看來沒有疑問，這一槍是自己開的。

「希特勒打電話來——在班堡會議以後他不提前嫌使我們感到慚愧——二點鐘我們驅車前往貝格勃勞凱勒酒店。希特勒已經在那裡了。我興奮之極，心快要跳出來了。我進了大廳，歡聲震耳——我講了兩個半小時——聽眾歡叫。最後希特勒擁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邊。」

據希特勒的這位未來國家銀行總裁和經濟部長說，當時希特勒開始會見德國國內掌握經濟命脈的一些人物，並且向他們說了一些多少是他們喜歡聽的話。黨需要巨額經費來從事競選，支付大規模的頻繁的宣傳費用，發給成千上百的專職人員薪水和維持衝鋒隊和黨衛隊這些私人軍隊。衝鋒隊和黨衛隊到一九三〇年年底已有十萬多人，成了一支比國防軍還要大的部隊。企業家和銀行家並不是唯一的經費來源，因為黨在黨費、資產、募捐以及黨報書刊的銷售方面也能籌到相當可觀的款項，但是企業家和銀行家是最大的經費來源。他們給納粹黨的錢愈多，他們可以給迄今為止他們所支持的其它保守黨派的錢也愈少。

德國陸軍軍官們在政治上的盲目短見已經開始有所發展和表現，這在最後將證明對他們是個致命傷。

希特勒在去出席這次大會的時候，已經下定決心以後要實現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要把全部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還有一個目標是要把納粹黨重新建設為一個隻通過憲法手段攫取政權的政治組織。他還在監牢裡的時候就把這種新策略解釋給他的一個部下卡爾．盧台克聽。「我恢復活動以後，必須採取新的方針。我們將不再企圖通過武裝政變來取得政權，而是要捏著鼻子進國會同天主教議員和馬克思主義者議員打交道。哪怕在選票上要超過他們比在動武上壓倒他們所花的時間更長，至少結果能夠得到他們自己的憲法的保證。任何合法事情的過程總是緩慢的——遲早我們會得到多數選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國了。」他在出了蘭德斯堡監獄後即向巴伐利亞總理保證，從此以後，納粹黨將在憲法的體制內進行活動。

這裡必須順便提起一樁這樣的毆鬥事件，因為它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一個最偉大的烈士。柏林衝鋒隊有一個名叫霍爾斯特．威塞爾的小隊長，他是一個新教牧師的兒子，棄家翹課出走後，在貧民窟中同一個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為納粹主義當打手。許多反納粹份子總是認為這個青年是靠拉皮條為生的，雖然這種說法不免有點誇張。不過他肯定是同烏龜和妓|女廝混的人。他在一九三〇年二月間被一些共產黨人所暗害，要不是因為他寫了一首歌的曲子和歌詞，他也會像街頭毆鬥中雙方都有犧牲的好幾百人一樣，就此默默無聞。這首歌叫《霍爾斯特．威塞爾之歌》，在他死後馬上就成了納粹黨歌，後來成了第三帝國除了《德意志高於一切》以外的第二國歌。霍爾斯特．威塞爾本人則由於戈培爾博士的巧妙宣傳，成了納粹運動的偉大神話英雄之一，被捧為一個為了事業獻出生命的純粹理想主義者。

「在這個時期（在上薩爾斯堡），我認識了不少女人。其中有好幾個對我很有情。那麼，我為什麼不結婚？我要撇下一個無依無靠的妻子嗎？我稍一不慎就有回到監獄去蹲上六年的危險。因此，結婚對我來說是談不上的。我只好放棄當時出現的一些機會。」

希特勒的主要經濟顧問之一威廉．凱普勒介紹了一些南德工業家，並且組織了一個奇特的企業家團體，來支持黨衛隊頭子希姆萊。這個團體名叫「經濟之友會」，後來一般都稱為「黨衛隊長（即希姆萊）之友會」，這個團體籌集了好幾百萬馬克專供這個匪徒「研究」亞利安人起源之用。希特勒開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初就得到慕尼黑有錢的出版商雨果．勃魯克曼和鋼琴製造商卡爾．貝希施坦因在經濟上——以及社會上——的幫助。這兩個人的太太對這個初露頭角的年輕納粹黨領袖都頗為垂青。希特勒就是在貝希施坦因的柏林宅邸中首次見到這許多企業界和軍界的領袖人物的，也就是在那裡，他們舉行過一些有決定意義的秘密會議，終於導致希特勒當上了總理。

並不是所有的德國企業家在納粹黨在一九三〇年選舉中獲得勝利後就馬上支持希特勒的。豐克提到，大電氣公司西門子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的態度就很冷淡，軍火大王克魯伯．馮．波倫一哈爾巴哈也是如此。弗里茨．蒂森在他的懺悔中說，克魯伯是希特勒的「激烈反對者」，到興登堡任命他為總理之前，克魯伯還向老元帥提出緊急警告，叫他不要犯這種錯誤。但是，克魯伯不久就看出了苗頭，很快就變成了——用懺悔的蒂森的話來說——「一個超級納粹黨人」。

法庭庭長：「這也是通過合乎憲法的手段嗎？」

最後還有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這個波羅的海來的笨拙遲鈍的冒牌哲學家，我們前面提到過，他是希特勒早期的導師之一，自從一九二三年政變以後，寫了大量的書籍和小冊子，內容和文風極其混亂，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長達七百頁的著作，書名是《二十世紀的神話》（《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這是集其關於北歐人優越性的半瓶子醋思想之大成的荒謬絕倫之作，而他的這種半瓶子醋的思想卻在納粹黨圈子裡被當作是學識淵博的東西。希特勒常常在講笑話時提到，這本書他自己也不忍卒讀，而以作家自居的席臘赫有一次曾說，羅森堡「賣出的沒有人讀的書比任何其它作家都多」，因為這本書在一九三〇年初版以後的十年中，銷了五十多萬冊。希特勒心中自始至終對於這個思想愚蠢遲鈍的人很有溫情，給他擔任黨內各種工作，諸如《人民觀察家報》和其它黨刊主編，並且指定他擔任一九三〇年國會納粹黨議員，他代表納粹黨參加了國會的外交委員會。

但是他們又弄錯了。他們忘記了，希特勒除了是個演說家以外，還是一個組織家。他咽下這口不得在公開場合講話的怒氣，發憤從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建設工作，把它組織成為一個德國以前從來未曾有過的組織。他打算把它組織得像陸軍一般——成為一個國中之國。第一項工作是吸收繳黨費的黨員。到一九二五年年底，黨員人數僅為二萬七千人。吸收新黨員的工作進展很慢，但是每年都略有進展，一九二六年是四萬九千人；一九二七年是七萬二千人；一九二八年是十萬八千人；一九二九年是十七萬八千人。

不過必須說句公道話，只要希特勒有足夠的錢能過舒服的生活而不必為工資薪水而勞動，他對於錢財總是不大在乎的。無論如何，從一九三〇年開始，如果說他過去在個人收支上有什麼需要擔心發愁的話，這種擔心從這時候起是永遠不存在了，因為這一年他的版稅收入比上年突然增加了兩倍，達到約一萬二千美元之數，而且大企業方面的捐款也源源不絕而來。他現在能夠把他全部過人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後奪取政權、在一個偉大的國家建立獨裁政權的時刻已經來到了。

到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在黨內已經糾集了一批狂熱的不擇手段的人，他們將協助他最後取得政權而且（除了一個例外）將在第三帝國存在的期間在他身旁協助他維持政權，雖然其中另一個他最最親近的，也許是最最能幹和殘忍的，並沒有能活過納粹政府的第二年。在這個時期裡，有五個人的地位超過其餘徒眾。這五個人是施特拉塞、羅姆、戈林、戈培爾和弗立克。

納粹黨的政治組織分為兩個部，政治組織第一部負責對付和破壞政府，政治組織第二部負責建立一個國中之國。因此第二部下面設有農業、司法、國民經濟、內政、勞工等部門，而且考慮到將來情況，還設有種族、文化、工程等部門。政治組織第一部設有外交、工會等部門，還沒有一個全國新聞局。宣傳部是個單獨設立的複雜機構。

「肯定是我一生之中最使我失望的一件事。我對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腳下的支柱都給抽掉了。」

但是，希特勒講話的主要對象雖然是陸軍和德國國內其它保守份子，他還得考慮一下他自己黨徒們的革命要求。他不能使他們失望，像他已經使三個被告失望一樣。因此，當法庭庭長提到他在一九二三年舉行政變失敗前一個月說的一句話「人頭將會落地」的時候，他抓住了這個機會。庭長問，這位納粹黨領袖今天是不是否認這句話了？他馬上回答道：

「我到現在才認清你們的本來面目：空口革命家而不是行動革命家（他對施特拉塞及其支持者說）——不必大談理想，不必自欺欺人地以為你們是這些理想的創始者和保護者——我們堅決支持元首，並不是懺悔贖罪。我們——懷著古代諾斯人傲然挺立在他們日耳曼封建主前面的男子漢的、有骨氣的自尊心——向他鞠躬致敬。我們覺得他比我們誰都偉大，比你我都偉大。他是天意的工具，將以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熱情來創造歷史。」

恩斯特．羅姆在一九二五年與希特勒鬧翻後不久就去參加玻利維亞軍隊，當了一名中校。到一九三〇年年底時，希特勒請他回來，重新擔任衝鋒隊的領導工作，當時衝鋒隊已不大聽話了。衝鋒隊員，甚至一些隊長，顯然相信納粹黨將用暴力來進行革命，因此越來越經常地在街頭鬧事，同政治敵人搗亂，甚至暗殺他們。每次選舉，不論是全國選舉，還是邦選舉或市選舉，沒有不發生街頭毆鬥慘劇的。

《人民觀察家報》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復刊，發表了希特勒寫的長篇社論，題目是《新的開端》。第二天，復活後的納粹黨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舉行第一次群眾集會，他在會上發表演講，這個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十一月九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實信徒出發舉行他們歸於慘敗的遊行的地方。這些信徒中間有很多人這一次沒有在場。埃卡特和施勃納——里希特已經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魯登道夫和羅姆已同元首決裂。羅森堡同施特萊徹和埃塞發生了內訌，心懷不滿，有意避開。格利戈爾．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魯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繫囹圄而納粹黨遭禁的時候曾經領導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希特勒請安東．德萊克斯勒主持這次集會，但是這個老鎖匠、黨的創始人叫他見鬼去。儘管如此，在啤酒館裡還是聚集了四千名左右的信徒，來聽希特勒的演講，他沒有使他們失望。他像以前一樣口若懸河，講了兩小時。在演講結束時，群眾掌聲雷動。儘管有不少人開了小差，前途頗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認為自己是黨的獨裁領袖。「我單獨負責領導我們的運動，只要我單獨負責一天，就沒有人能對我強加條件，」他又補充說，「我再一次負起我們運動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責任。」

但是，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再次露面時，群眾的熱烈情緒還是使他感到飄飄然。他並沒有怎麼隱諱對國家的恫嚇。除了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以外，共和政體也是「敵人」。在發言結束時，他高呼：「我們的鬥爭只有兩種可能的結局：不是敵人踩著我們的屍體過去，就是我們踩著敵人的屍體過去！」

那天晚上，在俄羅斯前線的大本營地下室裡，希特勒向他的聽眾談到的一段話，重提了他當時在伯希特斯加登逍遙自在的日子裡所擔心的兩件事。

這五個人中最後一個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無特色的一個。他是個典型的德國公務員。一九二三年以前，他在慕尼黑當青年警官，曾經給希特勒在警察局裡做過坐探，因此元首一直很感激他。他常常擔當吃力不討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納粹黨人中擔任地方公職——在圖林吉亞——的第一個人，後來他成了納粹黨的國會黨團主席。他忠誠不貳，辦事很有效率，而且由於他外貌給人以與世無爭、和藹可親的印象，在同共和國政府那些左右搖擺的官員打交道時特別有用。

戈培爾四月十七日離開慕尼黑時已成了希特勒的人，並且以後至死都是他最忠實的信徒。四月二十日他向元首發了一封祝賀生日的短簡：

希特勒寫給他外甥女兒的授人以把柄的信，後來通過伯恩哈德．施丹佛爾神父的交涉，從房東的兒子那裡弄了回來。施丹佛爾神父就是那個幫助納粹黨領袖整理《我的奮鬥》原稿的希羅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反猶太主義的新聞記者，據海頓說，所花的錢是由納粹黨司庫弗朗茲．沙維埃．施瓦茲供給的。這樣，施丹佛爾神父就成了少數知道希特勒對吉莉．拉包爾的愛情秘密的人之一。顯然，他並沒有把這件事情完全秘而不宣。當《我的奮鬥》的作者成了德國的獨裁者以後，有朝一日同他的一些老朋友算帳時，施丹佛爾就得為了洩漏內情而付出他的生命。

現在審訊既已結束，希特勒也講過話了，將軍們對於他們原來認為是對陸軍的一種威脅的運動，態度也就和善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長的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曾經在紐倫堡軍事法庭上談到，這個納粹黨領袖在萊比錫的發言對軍官團有什麼意義。他說，在此以前，高級軍官們都認為希特勒企圖破壞陸軍，而在此以後，他們就感到放心了。馮．西克特將軍本人在一九三〇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後曾經公開與希特勒合作過一陣子，而且在一九三二年要求他的姊姊在總統選舉中投希特勒的票，而不投他的老上司興登堡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