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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國有三個賣國賊安排——同一個外國政治家會晤——並且囑咐別人不要讓我知道這次會晤的消息，那麼我就要把這種人槍決，即使他們能夠證明，在這次對我保守秘密的會晤中他們所談的不過是氣候、古錢之類的話題。」

究竟有沒有反對希特勒的陰謀活動？關於這一點，只有他的片面之詞，見諸官方公報和七月十三日他在國會的演說。他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證據。羅姆生前從來沒有隱諱過他要想使衝鋒隊成為新軍隊的核心和由他領導新軍隊的野心。關於這一點，他肯定同施萊徹爾是有聯繫的，這最初是在後者擔任總理的時候討論過的。據希特勒的說法，施特拉塞也許也「被拉進來了」。但是這種談論肯定不能構成叛國大罪。希特勒本人同施特拉塞也有聯繫，據奧托．施特拉塞說，在六月初還向施特拉塞表示願意讓他當經濟部長。

到一九三四年八月為止，將軍們如果要推翻納粹黨政權，本來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反而承認他是國內最高的合法當局，作了這樣的效忠宣誓，從此以後使他們自己對阿道夫，希特勒個人承擔了義務，而這樣的誓言，不論對他們個人或國家多麼不光彩，他們出於軍人的榮譽感，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定要忠實遵守的。但是這個誓言在不少的高級軍官中間也會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當他們公認的領袖走上了一條他們所反對的並且認為可能導致國家滅亡的道路上的時候。但是這個誓言也使更多的軍官有了藉口來開脫他們個人在根據最高統帥的命令而犯下的難以名狀的罪行中的責任，這個最高統帥的本性已在六月三十日的大屠殺中表露無遺。德國軍官團的驚人錯誤之一，從這個時候起，就是這種「榮譽」衝突所產生的。作者根據親身經驗可以證明，所謂「榮譽」是經常掛在他們嘴邊的一個字眼，他們對此可以說有一種古怪的看法。在以後，他們常常為了忠於誓言這種榮譽感，而忘掉了自己作為人類的榮譽感，把他們軍官團的道德準則踐踏在污泥之中。

儘管如此，當他的獨裁政權進入第二年的時候，納粹黨的頭上出現了一些烏雲。

「幾天後，他要我再去見他，他對我說，他決定不採用我的草稿。他覺得——應該由全國人民來決定他們希望國家採取什麼形式。因此他打算把關於他為國服務的敘述作為遺囑，而把他關於王室復辟的建議作為一個臨終希望在一封給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來。當然，這說明我原來的建議的全部意義都取消了，因為關於復辟的建議己不再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後來曾對這一點充分加以利用。」

這封用親密的「你」來稱呼的信，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納粹黨的主要日報《人民觀察家報》上，對於暫時緩和衝鋒隊中存在的不滿情緒，起了很大作用。在耶誕節和新年的普遍善意氣氛中，衝鋒隊和陸軍的鬥爭，激進的納粹黨份子要求進行「第二次革命」的叫囂暫時平息下去了。

前總理勃魯甯在那一天也講了話，但是他的聲音幾乎沒有人聽到，勃魯寧宣稱，他的中央黨將反對任何推翻憲法的嘗試，要求調查可疑的國會縱火案，呼籲興登堡總統「保護被壓迫者抵抗壓迫者」。這一呼籲毫無效果。年老的總統繼續保持沉默。人民已經受到了震動，現在是他們出來說話的時候了。

這些將軍們同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違法亂紀行為沆瀣一氣，甚至可以說是同殺人匪徒的行為沆瀣一氣，就使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地位：他們以後就永遠不能反對納粹黨將來在國內的恐怖行為，不僅如此，即使這種行為是針對國境以外，甚至是針對他們自己人時，他們也無法反對。因為陸軍支持了希特勒的這一狂妄要求：他就是法律。或者按照他在七月十三日的國會演講中的說法：「如果有人責備我，問我為什麼不通過正常的法庭，那麼我只能說：在這個時刻，我要對德國人民的命運負責，因此我就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還另外補充了一句：「將來人人都必須知道，如果有人竟敢舉起手來打擊國家，那麼他的下場肯定是死路一條。」這個警告在以後整整十年中幾乎一直伴隨著這些將軍們，直到他們之中終於有人奮不顧身，膽敢舉起手來打擊他們的「最高法官」。

這位哲學家兼歷史學家一度是納粹黨人的偶像，不過為時不長，最後雙方都失卻了魅力。他當時這種急躁態度未免過分。因為希特勒要著手征服全世界之前必先征服德國。一旦他消滅了國內的反對者——或者說他們自行消滅了——以後，他就馬上轉到了一直最使他感到興趣的方面：外交事務方面了。

季米特洛夫（被警官帶下去）：「你害怕我的問題嗎，總理先生？」

戰後在紐倫堡訊問巴本的時候，以及後來他在回憶錄中，終於弄清楚了一些——也許不是全部——老總統遺囑的真相。雖然巴本不是一個絕對可靠的證人，他也許沒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況都說出來，但是他的證詞是不能等閒視之的。興登堡的遺囑就是由他親筆起草的，據他說，這是應老元帥自己的要求。

在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殺，這個數字一直沒有確定過。希特勒七月十三日在國會發言時宣佈槍決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九名「衝鋒隊高級領袖」，還有十三人因「拒捕」被殺，三人「自殺」——總共七十七人。德國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書》中說有四百零一人被殺，但它只舉出了其中一百一十六人的姓名。一九五七年在慕尼黑審判時，提出的數字是「一千多人」。

還有一個被殺的人值得一提。慕尼黑著名大報《慕尼黑新消息報》的著名音樂批評家維利．施密德博士六月三十日晚上七點二十分在慕尼黑沙克街他的寓所書房中拉大提琴，他的妻子在準備晚餐，他們的九歲、八歲和兩歲的三個孩子在客廳裡玩著。門鈴剛響，就有四個黨衛隊員出現，他們不問情由就把施密德博士架走。四天以後，他的屍體放在棺材中抬回來，同時帶來了秘密警察頭子的命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打開棺材，原來黨衛隊暴徒把從來不過問政治的維利．施密德博士誤認為當地一個衝鋒隊長維利．施密德了，而後者也由另外一隊黨衛隊逮捕槍決了。

他是個凡人，不免一死，無法活到一千歲，但是只要他還活著，他將作為這個偉大民族歷史上最有權力、最無忌憚的專制魔王來統治他們。德高望重的興登堡已不在人世，沒有人可以非議他的權威，陸軍已處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國軍人都不敢輕易違反的誓言，惟他之命是從。的確可以說，現在整個德國和全體德國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為最後一批反抗者已經被消滅了，或者說永遠消失了。

巴本說，他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間把草稿交給興登堡。

「我的草稿（巴本在回憶錄中說）建議，在他死後實行立憲君主政體，我特別提到合併總統和總理職務是不適宜的。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當然也有一些嘉許納粹黨政權肯定的成就的話。」

沒有疑問，陸軍對它的敵手衝鋒隊的被消滅，當然是感到高興的，但是一個軍官團竟然默許而且公開讚揚政府進行德國歷史上空前的一場屠殺，而在這場屠殺中，軍官團自己的兩名領導軍官馮．施萊徹爾將軍和馮．布萊多夫將軍被誣為賣國賊而被悍然殺害，那麼它還有什麼榮譽可言呢？——更不用說面子了。只有八十五歲的陸軍元帥馮．馬肯森和前陸軍總司令馮．哈麥施坦因將軍出來抗議這次對他們兩個袍澤的殺害和對他們兩人提出的叛國罪名。軍官團的這一行為是德國陸軍史上的一個極大污點；這也是陸軍目光短淺到今人難以置信程度的標誌。

納粹黨人現在手頭掌握了全國政府和普魯士政府的一切力量，財庫裡有著大企業方面來的充分經費，因此他們這次競選宣傳是德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國營電臺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的聲音傳送到全國每一角落。裝飾著「萬」字旗的街道上，衝鋒隊員列隊而過的皮靴聲不絕於耳。還有數不盡的群眾大會，火炬遊行，廣場裡的擴音器。看板上盡是納粹黨的觸目的招貼，入晚山頂上燃起了髯火。對選民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一會兒以德國天堂來引誘，一會兒又以街頭的褐色恐怖來威脅，一會兒又以「揭露」共產黨「革命」來恐嚇。在國會起火後第二天，普魯士政府發表了一項長篇聲明，宣稱它搜獲的共產黨「檔案」證明：

納粹黨人居然發現了有一個神經錯亂的共產黨縱火犯決心要幹他們自己決定要幹的勾當，這樣的巧合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是卻有事實為證。放火這個念頭，最初肯定是戈培爾和戈林想出來的。當時在普魯士內政部供職的漢斯．吉斯維烏斯在紐倫堡作證說：「最初想到放火燒國會的是戈培爾。」秘密警察頭子魯道夫．狄爾斯在供詞中還說，「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樣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準備好在起火後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擔任德軍參謀總長的弗朗茲，哈爾德在紐倫堡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經吹噓過他的業蹟。

國會縱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許永遠不能見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幾乎都已死絕了，大多數是在事後幾個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甚至在紐倫堡審訊的時候，這個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雖然有足夠的證據可以相當沒有疑問地確定，佈置縱火以圖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納粹黨人自己。

希特勒為了要表示他對總統——也就是對這位總統，他在這個星期還沒有結束之前，就要剝奪其全部政治權力——的敬意，走下講臺，到興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緊緊地同他握手。這時，戈培爾佈置的照相機、電影機、錄音機都同時活動起來，鎂光閃閃，機聲軋軋，把德國陸軍元帥和奧地利下士象徵著新德國和老德國團結的莊嚴握手場面記錄下來，讓全國和全世界都能看到聽到。

當弗朗索瓦─龐賽強烈抗議那種說他也參與了羅姆「陰謀」的暗示時，德國外交部正式通知法國政府說，這種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德國政府希望大使依然留任。事實也的確如此，作者本人可以作證，弗朗索瓦一龐賽以後同希特勒的個人關係，繼續比任何其它民主國家使節為好。

「由於過去幾星期中發生了一個獨特的變化，我國民族榮譽得以恢復，而且由於您，陸軍大元帥閣下，往日的偉大的象徵和新的力量的象徵聯合起來了。我們向您致敬。感謝上帝的保佑：我國新的力量能有您領導。」

為了要進一步鼓起軍方領袖們的熱情，希特勒在四月四日設立了國防會議，來加緊執行一項重整軍備的秘密新計畫。三個月以後，在七月二十日那天，總理頒佈了一項新的陸軍法，廢除了民政法庭對軍人的司法管轄權，取消了士兵的選舉代表制，從而恢復了軍官團的歷史悠久的軍事特權。許多陸海軍將領開始從另外一個比較贊成的角度來看待納粹革命了。

在納粹黨內部，當時也正在進行著一場無情的爭奪權力的新鬥爭。羅姆的兩個最有勢力的敵人戈林和希姆萊聯合起來反對他。四月一日，戈林任命當時尚在羅姆指揮下的、屬於衝鋒隊的一個分支機構的黑衫黨衛隊頭目希姆萊為普魯士秘密警察的頭子，希姆萊立即開始建立一個他自己的秘密警察帝國。戈林在上一年八月經興登堡晉升為步兵將軍（雖然他是航空部長），他當然很樂意地脫下他那敝舊的褐色衝鋒隊制服而換上他那新軍階給他帶來的比較漂亮的新軍服，這次換裝是有象徵意義的：作為一個將軍和軍官階層的一個成員，他在陸軍反對羅姆和衝鋒隊的鬥爭中，立刻站到陸軍一邊。為了在這場目前正在進行的弱肉強食的鬥爭中保護自己，戈林組織了他個人的警衛隊「戈林將軍邦警察隊」，一共有好幾千人，駐紮在他當年入伍的地方利希特菲爾德的前士官學校舊址，這個學校位於柏林郊外的戰略要衝。

第二天六月二十九日，元首視察了威斯特伐利亞的勞動服役營，下午回到萊因河畔的戈德斯堡，下榻在一個戰時老戰友德萊森在河畔開設的旅舍。那天晚上，戈培爾到了戈德斯堡，在這以前，他似乎一直在猶豫不決，不知投向哪一邊好，事實上，他一直與羅姆保持著秘密聯繫。這時他終於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報告了希特勒後來稱之為來自柏林的「逼人情報」。卡爾．恩斯特已經動員了衝鋒隊。恩斯特原來是旅館茶房，後來又在一家有相公癖者時常光顧的咖啡館中當保鑣，羅姆看中了他，讓他當了柏林衝鋒隊長。他雖然長得俊秀，但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年輕人。他當時相信，而且在二十四小時左右內死去以前也相信，他遇到了右派的政變，他要高呼「希特勒萬歲」而死去。

儘管如此，民族黨的五十二席加在納粹黨的二百八十八席上面以後，政府在國會中就有了十六席的多數。要執行日常的政府工作，這也許已經夠了，但是要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那還相差很遠，而希特勒為了要實現他的在議會同意下確立他的獨裁地位的大膽新計畫，是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的。

在這以前，希特勒曾秘密地向軍隊作了保證，因此爭取到許多高級軍官倒向他的一邊。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即他就職後兩天，他在陸軍總司令馮．哈麥施坦因將軍的家中向陸海軍高級將領講了兩小時的話。埃里希．雷德爾海軍上將在紐倫堡審訊時透露了納粹總理同軍官團第一次會談的大意。他說，希特勒消除了高級將領們原來以為可能要軍隊從事內戰的擔心，他還保證，陸軍和海軍現在可以放手致力於迅速重新武裝新德國的這項主要任務。雷德爾海軍上將承認，他對於建立一支新海軍的前景是極為高興的。馮．勃洛姆堡將軍後來在他未出版的回憶錄中也說，元首打開了「一個使將來有無窮機會的活動餘地」。勃洛姆堡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匆忙就任國防部長一職，也就消除了陸軍方面要想反對希特勒出任總理的任何打算。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服從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個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實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

儘管如此，在關係重大的六月最後的一個星期，希特勒還在猶豫不決——至少在這一點上猶豫不決：究竟對那些幫了他很大的忙的衝鋒隊頭子們採取怎樣激烈的措施。不過，戈林和希姆萊幫助他作了決定。他們已經開列了他們要算的帳，他們要消滅過去和現在的敵人。他們只要使元首相信反對他的「陰謀」的嚴重性和迅速採取無情行動的必要性就行了。據希特勒最忠實的信徒之一內政部長威廉．弗立克在紐倫堡的證詞，最後使希特勒相信「羅姆要發動政變」的是希姆萊。弗立克又說：「元首就命令希姆萊制止政變。」他說，希姆萊被派在巴伐利亞，戈林被派在柏林制止政變。

現在納粹黨第一次——也是德國最後一次比較自由的選舉——能夠利用政府所擁有的一切力量來贏取選票。戈培爾興高采烈。他在二月三日的日記中記道：「現在繼續鬥爭就容易了，因為我們能夠利用國家的一切力量。電臺和報紙都可供我們使用。我們要給大家看看一個宣傳傑作。而且這一次，當然不愁沒有經費了。」

看來很清楚，範．德．盧勃是受納粹黨人利用的。他們鼓勵他去國會大廈放火。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由衝鋒隊員幹的，當然他完全被蒙在鼓裡。事實上，後來在萊比錫舉行審訊時就確定，這個荷蘭傻瓜並沒有足夠的引火物可以在這麼快的時間內把這座這麼大的建築物燒掉。在他潛入大廈以後二分半鐘，中央大廳就劇烈地燃燒起來了。而他只有自己的襯衫當作引火物。根據專家們在審訊時提供的證詞，幾處大火都是大量化學品和汽油所引起的。顯然，這些東西不可能由一個人帶進大廈，這一個人也不可能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分身到這麼多的地方，放起這麼多處的火來。

希特勒向聚集在這所華麗的歌劇院中的議員們發表了一篇特別有節制的講話，著重指出了最後這兩點。這所歌劇院一向專門演出輕鬆歌劇，它的旁聽席上現在都坐滿了身穿褐衫的衝鋒隊員，他們的滿臉橫肉和傷疤向人表明，不能允許人民代表在這裡胡鬧。

在八月間，他又在一次演講時說：「今天仍有擔任官職的人對於革命的精神毫無瞭解。如果他們膽敢把他們的反動思想付諸實踐，我們將毫不留情地要把他們幹掉。」

「要焚毀政府大廈、博物館、宅哪、重要工廠——要把婦女兒童送到恐怖團體面前處死——焚毀國會是流血暴動和內戰的信號——已經確定，今天要在德國全國對個人，對私有財產，對和平居民的生活採取恐怖行動，發生全面內戰。」

同陸軍進行秘密商談的機會不久就自動出現了。四月十一日，總理在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將軍、陸軍總司令男爵馮．弗立契將軍和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上將的伴同下，乘巡洋艦德意志號從基爾出發前往柯尼斯堡參加在東普魯士舉行的春季演習。希特勒把興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訴了陸海軍司令後，他在唯命是從的勃洛姆堡的支持下直率地提出，在國防軍的支持下，由他來繼任興登堡為總統。為了報答軍方的支持，他答應壓制羅姆的野心，大大裁減衝鋒隊人數，保證陸海軍繼續做第三帝國唯一擁有武器的組織。據說希特勒還向弗立契和www.hetubook.com.com雷德爾指出了陸海軍大事擴充的前景，只要他們願意支持他。對於一味討好奉承的雷德爾來說，他願意支持希特勒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弗立契是個比較難辦的人，他先要徵求一下他的高級將領們的意見。

這樣，議會民主制度在德國終於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產黨人和一些社會民主黨議員以外，一切都是在相當合法的情況下做到的，雖然同時也存在著恐怖。議會把它的憲法權力交給了希特勒，從而實行了自殺，雖然如此，它的屍體卻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擺在那裡，到第三帝國的末日為止，偶然拿來充當希特勒大聲咆哮的傳聲筒，它的議員以後都是由納粹黨一手挑選出來的，因為以後就再也沒有真正的選舉了。這一項授權法就是希特勒獨裁政權的全部法律基礎。從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國的獨裁者，不受議會的任何約束，在實際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總統的任何約束。當然，要使整個國家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於納粹的鐵蹄之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不過，我們不久就可以看到，這也是在極其迅速的情況下用殘酷無情的手段和陰謀詭譎的方法做到的。

這篇演說，還有不少溫和的辭句和熱愛和平的表白，使得憂心忡忡的世界感到又驚又喜。德國不要戰爭。戰爭是「瘋狂透頂的事」。它會「造成現有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崩潰」。納粹德國並不希望把其它國家的人民「德國化」。「上一世紀的心理狀態使人們認為他們要把波蘭人和法國人變成德國人，這種心理狀態同我們是格格不入的——法國人、波蘭人和其它國家的人民都是我們的鄰人，我們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變這一客觀現實，否則，這種事情在歷史上是不可想像的」。

這次意見徵求會是五月十六日在瑙海姆浴場舉行的。在把「德意志號協議」告訴他們以後，德國陸軍高級軍官們一致贊成支持希特勒為興登堡總統的繼承人。對陸軍來說，這個政治決定不久就會證明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由於自願地把自己交給一個自大狂的獨裁者的不受拘束之手，陸軍這一行動就決定了它本身的最後命運。至於對希特勒來說，這筆交易將使他的獨裁統治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頑固的老元帥去世以後，在霍亨佐倫王室復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後，一旦他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之時，他就可以毫無忌憚地愛怎麼幹就怎麼幹了。他為了取得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付的代價是微不足道的，不過是犧牲衝鋒隊而已。現在他有了一切權力，他就不再需要衝鋒隊了。衝鋒隊是一群亂哄哄的烏合之眾，它的存在只會使他感到難堪。希特勒對將軍們那種心胸狹隘的輕視，在這一年春天一定大大增加了。他一定這麼想，只要付出少得驚人的代價就可以把他們收買過來。就是他，除了六月間曾有一段情況不妙的時刻以外，一直到末日——他自己的末日和他們的末日——都沒有改變的看法。

如果再不相信的話，戈林的威脅也許起了作用。他在三月三日即選舉的前夕在法蘭克福大聲叫嚷說：

被槍決的人中有卡爾．恩斯特，他的汽車駛近不來梅時，他的蜜月旅行就被持槍的黨衛隊人員打斷了。他的新娘和司機受了傷；他本人被打得失去知覺，用飛機送回柏林就刑。

「第二次革命」這句話是衝鋒隊頭子羅姆造出來的，他堅決主張要實現第二次革命。戈培爾後來也這麼主張，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人民中間個個都在談論一定要進行的第二次革命。這是說一次革命沒有完，現在我們要同反動派算帳了。革命絕不能停下來。」

但是希特勒從納粹黨成立之初起就一直知道，他的最親信和最重要的跟隨者之中有很大一批人是性變態者，是判過罪的殺人犯。例如，海因斯常常派衝鋒隊到德國各處為他尋找合意的男寵，是家喻戶曉的事情。這種事情，希特勒過去不僅容忍下來，而且還為他們辯護；他曾經不止一次告誡他的黨內同志對於一個人的個人道德不要過分挑剔，只要他是納粹運動的狂熱戰士就行了。而現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他卻表示：他的一些老部下的道德墮落情況使他大吃一驚。

范．德．盧勃當場被逮，據戈林後來在法庭上說，他當時想立即把範．德．盧勃絞死。第二天，共產黨議會黨團領袖恩斯特．托格勒聽說戈林把他株連在內，就自行向警察局投案，幾天以後，後來擔任了保加利亞總理的一個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兩個保加利亞共產黨人波波夫和泰涅夫被警察局拘押起來。他們後來在萊比錫最高法院受審，結果使得納粹黨人狼狽不堪，特別使戈林狼狽不堪，季米特洛夫自任辯護律師，在一連串的鋒利的反詰中，很輕易地使戈林窘相畢露。根據法庭記錄，戈林有一次大聲向這個保加利亞人咆哮：「滾出去，你這個混蛋！」

希特勒盛怒之下，跳了起來，現在議員們真正看到了這個人的顏色。

所有這些話，在場的工業家是聽得很明白的，對於討厭透頂的選舉、民主和解除武裝將告一結束的諾言，他們的反應很熱烈。據蒂森的材料，軍火大王克魯伯在一月二十九日曾要求興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這時馬上站了起來對總理「給我們看到這麼清楚的一幅圖景」，代表企業家們表示「感激」。沙赫特博士接著就開始請他們認捐。他在紐倫堡回憶說：「我募集到了三百萬馬克。」

那麼德國人民呢？在八月十九日，合格選民中約有九十五％去投了票，其中有九十％——三千八百多萬人——投票贊成希特勒篡奪大權。只有四百二十五萬德國人有勇氣——或者說有願望——投反對票。

希特勒從來沒有透露過這兩份「急電」是從誰那裡發來的，但是不言而喻，「急電」是戈林和希姆萊發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情況是過於誇大了。在柏林方面，衝鋒隊長恩斯特所想到的最激烈措施不過是在那個星期六同他的新娘驅車前往不來梅，以便搭船到馬德拉度蜜月。至於在南方，衝鋒隊「陰謀家」集中在哪裡呢？

奧斯卡在他父親死後沒有能夠馬上找到這個重要的文件，這時突然找到了。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興登堡的副官馮．德．舒倫堡伯爵後來在解除巴本納粹罪嫌的審判時所提供的證詞，證明了這一點。據他透露，總統在五月十一日簽署了兩個文件，他的遺囑和臨終希望。前者致「德國人民」，後者致「國家總理」，興登堡最後一次離柏林去紐台克時，舒倫堡是帶了文件同他一起走的。巴本說，他當時不知道這件事。但是，他的秘書不久就從紐台克回來，帶來了奧斯卡．馮．興登堡給他的兩個密封信封。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德國四個最有權勢的人分聚在柏林兩處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進入的貴族俱樂部裡，副總理馮．巴本在款待總統馮．興登堡。在郊外戈培爾的家中，總理希特勒來吃便飯。據戈培爾的記載，他們當時沒有談公事，只是聽聽音樂，聊聊天。「突然，」他後來在日記中說，「漢夫施丹格爾博士來了電話：『國會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說假話，所以連提也沒有向元首提起。」

戈林比他們早到了那裡，頭上冒汗，嘴裡喘氣，興奮得有點失常。據巴本後來說，戈林還賭咒發誓他說「這是共產黨反對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對新任的秘密警察頭子魯道夫．狄爾斯大聲說：「共產黨的革命開始了！我們一分鐘也不能坐待。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對付他們。共產黨幹部一經查獲，當場格殺勿論。今天晚上就把共產黨議員統統吊死。」

當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回顧過去一年的情況時，他可以自豪地說，這是在德國歷史上獲得空前成就的一年。在十二個月之內，他推翻了魏瑪共和國，以他的個人獨裁來代替共和國的民主，消滅了一切其它黨派，只留下自己的政黨，摧毀了邦政府和它們的議會，統一了德國，取消了聯邦制，清除了工會，取締了任何民主結社，把猶太人驅出了政治生活和自由職業界，取消了言論和出版自由，扼殺了司法獨立，在納粹黨統治下使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國家的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一體化」。他的這一切成就和他在外交事務上的堅決行動——使德國退出日內瓦國際聯盟和宣佈德國堅持享有大國平等待遇——都得到德國人民壓倒多數的支持，秋天的公民投票和選舉說明了這一點。

由於陰謀和反陰謀的謠言紛紜，柏林的空氣更加緊張了。馮．施萊徹爾將軍不甘寂寞，也不甘心默認他已不再享有興登堡、將軍們和保守份子的信任，因而已成了無足輕重的人物，他又開始參加了政治。他同羅姆和格利戈爾．施待拉塞保持著聯繫，當時有謠言（這些謠言有的傳到了希特勒的耳中）說，他正忙著想達成協議，由他來代替老冤家巴本為副總理，由羅姆擔任國防部長，衝鋒隊與陸軍合併。當時柏林流傳的內閣「名單」不可勝數，有的把勃魯甯列為外交部長，施特拉塞為經濟部長。這些消息，都是沒有什麼根據的，但是對戈林和希姆萊來說卻是求之不得的。他們因為各有自己的理由，要打倒羅姆和衝鋒隊，同時與施萊徹爾和不滿的保守份子算帳，所以就把這些消息加油添醋地傳到希特勒那裡。而希特勒本來就多疑，在任何時候都不需要別人進什麼讒言。戈林和他的秘密警察頭子的目的不僅是要清洗衝鋒隊，而且要清算左右兩邊的其它敵人，包括那些過去曾經反對過希特勒而現在在政治上不再活躍的人。五月底，勃魯甯和施萊徹爾得到警告說，有人已預定要暗殺他們。勃魯甯悄悄地喬裝逃亡國外，施萊徹爾則到巴伐利亞去度假，但是在六月底又回到柏林。

戈林兼任普魯士內政部長一職的重要性現在開始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義上的上級普魯士總理巴本的約束，解除了普魯士的好幾百名共和派官員的職務，而代之以納粹黨人，其中大部分是衝鋒隊長和黨衛隊長。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同衝鋒隊、黨衛隊、鋼盔隊為難，但是在另一方面卻要無情對付那些「敵視國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並且警告說，違令者將受到懲處。這等於公開號召占德國三分之二面積的一邦（普魯士）的警察開槍打一切反對希特勒的人。為了保證無情地完成這項工作，戈林在二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一支輔助警察部隊，總共五萬人，其中四萬人來自衝鋒隊和黨衛隊，一萬人來自鋼盔隊。因此，普魯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納粹黨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沒有頭腦的德國人才會向這種「警察」要求保護，抵禦納粹恐怖份子。

納粹黨摧毀了左派，但是右派仍舊存在：大企業界和金融界，貴族，容克地主，牢牢地控制著陸軍的普魯士將軍。羅姆、戈培爾和納粹運動中的其它「激進份子」要把他們也清算掉。手下衝鋒隊已達二百萬人左右——幾乎是陸軍的二十倍——的羅姆在六月間發出警告：

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槍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顯然認為這個最後的舉動是夠朋友的。但是羅姆不願用這支手槍。據說他這麼說：「如果要殺死我，讓阿道夫自己來殺吧。」據二十三年後一九五七年五月在慕尼黑戰後審判中一個警官的目擊證詞說，兩個黨衛隊軍官進了牢房，對準羅姆開槍。這個證人說：「羅姆當時想說話，但是黨衛隊軍官禁止他開口。於是羅姆就站得筆直——他上身給脫|光了——露出滿臉輕蔑的神色。」他就這樣死去了，死況之暴烈不下於他生前的作為，對於他曾經出了很大力氣幫助達到任何其它德國人所從未達到過的那麼高地位的那個朋友，只有輕蔑的份兒，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像那一天橫遭殺戮的好幾百個人一樣——比如施奈德休勃，據說他當時大聲說：「各位先生，我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請對準開槍吧。」——他一點也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不清楚，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這是一樁背叛朋友的行為，但是他萬萬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幹的，雖然他一生之中一直是生活在這種行為的中間，而且自己也經常幹這種勾當。

從這個性格暴躁的納粹獨裁者口中出來的，竟不是如許多人所預料的強橫威脅，而是甜言蜜語，全世界都給迷住了。而在國會中，甚至社會黨議員，那些還沒有被投入牢中或自行逃亡的議員，也沒有一個表示異議，都投票贊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演說，使得國會能夠一致地予以通過。

對共和國的削弱負有沉重責任的社會民主黨人雖然將要失敗，但是至少這一次，願意堅持原則並且堅決反抗。但是天主教中央黨卻不願意，而他們在政教鬥爭時卻曾經成功地反抗過鐵血宰相。該黨領袖卡斯主教曾經要求過希特勒書面保證他將尊重總統的否決權。但是希特勒雖然在選舉以前答應作出這個保證，卻從來沒有交出過這個保證。儘管如此，這位中央黨領袖還是站起來宣佈，他的黨將投票贊成授權法。勃魯寧繼續保持沉默。投票馬上舉行，結果是四百四十一票贊成，八十四票（全部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納粹黨議員們跳了起來呼叫，興高采烈地跺著腳，然後同衝鋒隊員們一起高唱《霍爾斯特．威塞爾之歌》，這支歌不久就有了《德意志高於一切》一樣的地位，成了德國兩個國歌之一：

起先，希特勒指責羅姆和施萊徹爾想尋找某個「外國」——顯然指法國——的支持，並且指責馮．布萊多夫將軍是「外國政策」的中間人。這是控訴他們是「賣國賊」的一部分罪狀。雖然希特勒在國會演說中重又提出這些指責，並且用譏刺的口氣談到「一個外國外交官（不可能不是法國大使弗朗索瓦─龐賽）辯稱同羅姆和施萊徹爾的會見是完全沒有不良企圖的」，他還是提不出證據來證實他的指責。他強詞奪理地說，第三帝國中任何一個負責的德國人，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即使去看看外國的外交官，就足以構成罪行。

「德國革命的道路上已經贏得了一個勝利——對推動德國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衝鋒隊和黨衛隊決不允許革命在半途被出賣——如果有市儈認為民族革命的時間已經太久了——那麼現在的確是應該結束民族革命，轉而進行一場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了——我們將繼續鬥爭——不論有沒有他們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話，向他們鬥爭——我們是完成德國革命的不可腐蝕的保證者。」

兩天以後，在三月二十三日，當國會在柏林的克羅爾歌劇院復會時，答案就出來了。國會要討論所謂授權法——正式名稱叫《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Ｇｅｓｅｔｚｚｕｒ　Ｂｅｈｅｂｕｎｇ　ｄｅｒ　Ｎｏｔｖｏｎ　Ｖｏｌｋ　ｕｎｄ　Ｒｅｉｃｈ）。它一共只有短短的五節，把立法權（包括國家預算的控制權），批准同外國締結條約權，憲法修正權都從國會手中拿過來移交給內閣，為期四年。此外，這項法律還規定，內閣制定的法律由總理起草，並且「可以不同於憲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響國會的地位」——這肯定是世界上最殘酷的嘲弄了——總統的權力依舊「未變」。

「我在昨天晚上獲悉羅斯福總統提出的建議，德國政府對他的建議表示最熱烈的感謝。德國政府願意同意這個克服國際危機的方法——對於那些希望合作起來維持和平的人來說，總統的建議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德國完全願意放棄一切進攻性武器，如果有武裝的國家也銷毀他們的進攻性武器的話——德國也完全願意解散它的全部軍隊，銷毀它現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鄰國也這樣做的話——德國願意同意任何莊嚴的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它並不想進攻別國，而只想謀求安全。」

但是，事到如今，法律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巴本看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欣然從命，到維也納去擔任希特勒的公使，收拾納粹黨刺殺陶爾斐斯總理後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去了。在將軍們看來，也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急於努力加強希特勒的軍隊。在工業家們看來，也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已經熱心地轉向有利可圖的重整軍備的生意。老派的保守份子，像外交部的馮．牛賴特男爵和國家銀行的沙赫特博士這樣「正直的」德國人都並沒有辭職。沒有一個人辭職。事實上，沙赫特博士在八月二日，也就是希特勒篡奪將死的總統的權力的那一天，還兼任了經濟部長的職務。

這個威脅顯然使希特勒感到擔心，因為他聽說總統對目前局勢感到很不高興，正在考慮宣佈戒嚴令而把權力移交給陸軍。為了要估量一下這個危及納粹政權繼續存在的危險的嚴重程度，他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飛到了紐台克去見興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擔心。接見他的是馮．勃洛姆堡將軍，他立刻看出，他的這位國防部長平常對他的卑躬屈膝的態度已突然變了。相反，勃洛姆堡現在成了個嚴厲的普魯士將軍，他硬繃繃地告訴希特勒，他奉老元帥之命告訴希特勒，除非德國目前的緊張狀態迅速過去，總統將宣佈戒嚴令而把國家的控制權交給陸軍。當希特勒獲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見到了興登堡時，老總統在短短幾分鐘裡也只證實了勃洛姆堡傳達的最後通牒。

另外一個建議由霍亨佐倫王室一個成員而不是由希特勒來擔任國家元首的檔案，後來下落如何，巴本並沒有說起，也許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繳獲的成千噸重的納粹黨秘密檔案中並沒有發掘出這個檔案，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馬上銷毀了。

陸軍也在慫恿希特勒，因此對不久就要發生的野蠻暴行也負有一份責任。六月二十五日，陸和*圖*書軍總司令馮．弗立契將軍命令陸軍處於戒備狀態，取消一切休假，軍隊不得離營外出。六月二十八日，羅姆被開除出德國軍官聯合會——這等於是清楚地預告這個衝鋒隊參謀長要倒楣了。為了要使得沒有人——尤其是羅姆——對陸軍的立場抱有任何錯覺，勃洛姆堡採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行動，他於六月二十九日在《人民觀察家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表示「陸軍——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後——他始終是我們中間的一份子」。因此，陸軍是在要求進行清洗，但是它又不想弄髒自己的手。這件事必須由希特勒、戈林、希姆萊用他們的黑衫黨衛隊和戈林的特別警察來進行。

在競選運動逐步展開的時候，儘管納粹黨當局的挑釁行動越來越多，但是仍然沒有爆發革命的跡象，不論這一革命是共產黨的革命還是社會黨的革命。到二月初時，希特勒政府已經取締了共產黨的集會，封閉了共產黨的報紙。社會民主黨的集會不是被禁止舉行，就是受到了衝鋒隊打手的搗亂阻撓。社會黨的一些主要報紙一次又一次不斷被勒令暫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黨也沒有逃脫納粹恐怖。天主教工會領袖施特格瓦爾德想要在一次集會上講話，遭到了褐衫隊員的毆打。在另外一次集會上，衝鋒隊員打傷了好幾個人，勃魯甯不得不要求警察保護。在競選運動中總共有五十一名反納粹份子被謀殺，納粹黨方面聲稱他們也有十八人被打死。

第三帝國第一屆國會選了三月二十一日作為隆重的開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為這一天正好是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主持第二帝國第一屆國會開幕的日子。當身穿金光閃閃的制服的帝國時代遺留下來的老元帥們、海陸軍將領們在頭戴髑髏驃騎兵的頭盔、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馮．馬肯森陸軍元帥的帶領下進入會場時，腓德烈大王和鐵血宰相的威靈赫然如臨。

當時，希特勒還不能得罪陸軍，因此他對羅姆的建議未予支持。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在二月二十一日還秘密告訴前來柏林討論裁軍僵局的安東尼．艾登，他願意把衝鋒隊裁減三分之二，同意實行視察制度以保證留下來的人不受軍事訓練，也不武裝。這個建議洩露以後更加促進了羅姆和衝鋒隊的怨恨。隨著一九三四年夏天的來臨，衝鋒隊參謀長和陸軍總司令部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在內閣中，羅姆和馮．勃洛姆堡將軍之間常常發生激烈爭吵，三月間，這位國防部長向希特勒抗議說，衝鋒隊正在用重機槍秘密武裝一支大規模的特別警衛隊，馮．勃洛姆堡將軍指出，這不僅是對陸軍的威脅，而且由於它做得過分公開，也威脅到德國在國防軍主持下進行的秘密擴軍。

興登堡顯然大為感動，佈置這次演出並且指導向全國廣播的戈培爾在儀式進行時一度注意到——他並且記在日記中——老元帥熱淚盈眶。總統身穿著灰色軍服，胸佩黑鷹緩章，一手捧著尖頂頭盔，一手執著元帥權杖，在穿著正式禮服顯得有點拘謹的希特勒陪同下慢步進入會場，中途停下來向皇室旁聽席上空著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禮，然後到祭壇前宣讀了一篇簡短的講話，表示支持希特勒新政府。

搞政治是外行的巴本，雖然被希特勒和戈林粗暴地推到了一邊，但是他名義上仍舊是副總理，仍舊享有興登堡的信任。這時他忽然鼓起了足夠的勇氣，公開出來發言，反對他自己曾經盡了很大力氣強加在德國身上的政權的暴行。他在五月間把病倒的總統送到紐台克，這是他最後一次看到他的保護者。當時衰弱的老元帥對他說：「事情搞得很糟糕，巴本，你來想點辦法整頓整頓吧！」

德國的最有權勢的機構現在一個接著一個向希特勒投降，一聲不吭、毫無反抗地自行消失。

托格勒和這三個保加利亞人被判無罪釋放，但是這個德國共產黨領袖卻立即被加以「保護性拘留」，終於在第二次大戰時瘐死獄中。范．德．盧勃被判有罪，當即處決。

說到這裡，他轉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遠的興登堡說：

但是在目前，希特勒希望向老元帥，同時也是向陸軍方面和民族主義保守派作一個漂亮的姿態，通過這個姿態，把他的流氓革命政權同興登堡的威望和普魯士過去的一切軍事榮譽聯繫起來。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和三月十三日就任宣傳部長的戈培爾想出了一條妙計，由希特勒在波茨坦衛戍部隊教堂主持他要摧毀的新國會的開幕式。這個教堂是普魯士主義的聖地，在許多德國人的心中能夠喚起對於帝國的光榮偉大的回憶，因為腓德烈大王的遺體就埋葬在這裡，霍亨佐倫王朝的歷代先王都曾在這裡做過禮拜，興登堡曾在一八六六年到這裡來做過第一次朝聖，當時他還是一個年輕的禁衛軍軍官，剛參加了給德國帶來了第一次統一的奧普戰爭歸來。

希特勒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德國，但是當一九三三年夏天來臨的時候，他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主要的問題至少有五個：防止出現第二次革命；解決衝鋒隊與陸軍之間令人不安的關係；使國家擺脫經濟困境，為六百萬失業者尋找工作；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上為德國取得平等的擴軍權利和加速德國在共和國末期開始的秘密重整軍備工作；最後是決定由誰在年老多病的興登堡去世後繼承他的位置。

在起火後的次日（二月二十八日），他使興登堡總統簽署了一項「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這項法令暫時停止執行憲法中保障個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項條款。這項法令自稱是「防止共產黨危害國家的暴力行為的預防措施」，它規定：

不能說它們在被消滅的時候是反抗過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國會中所有沒有被捕或流亡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毫無異議地一致投票贊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此以前九天，戈林的警察還佔據了該黨的辦公樓，沒收了它的報紙和財產。但是，社會黨人還想依順希特勒。他們譴責在國外攻擊元首的同志。六月十九日，他們選舉出一個新的黨委員會，但是三天後，弗立克解散了社會民主黨，認為它「顛覆和敵視國家」，這就使他們的妥協嘗試告一結束。倖存下來的領袖保羅。洛伯和該黨一些國會議員遭到了逮捕。至於共產黨人，當然早已遭到鎮壓了。

此外，這項法令還授權全國政府在必要時接管各邦的全部權力，對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嚴重擾亂治安的行為」判處死刑。

這樣，從國會得到全部權力還不滿兩個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麥、威廉二世和魏瑪共和國所從來不敢嘗試的事情：他廢除了歷史性各邦的單獨權力，使它們歸屬於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國家中央權力之下。他在德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統一了德國，摧毀了它的歷史悠久的聯邦性質。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就任總理的一周年紀念日，他頒佈了一項《國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這個任務。這項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議會」，各邦的主權移交給國家，邦政府隸屬於全國政府，邦長受全國政府內政部長管轄。正如內政部長弗立克所說，「邦政府現在不過是國家的行政機構而已」。

在納粹黨解散討厭的工會時一度過早感到高興的企業家們，現在發現納粹黨中左翼份子當真相信該黨的社會主義主張，企圖控制雇主協會，解散大百貨商店，把工業收歸國有。成千上萬的粗暴的納粹黨官員到過去不支持希特勒的企業登門拜訪，有的揚言要沒收這些企業，有的要求在企業中擔任薪金優厚的職位。經濟學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爾博士現在堅持要實現黨的綱領——把大企業收歸國有、國家分享利潤、取消不勞而獲的收入和「利息奴役制」。好像這還不足以嚇壞企業家似的，剛剛上任的農業部長瓦爾特．達里答應農民把他們所欠的債務本金勾銷一大筆並且把未勾銷部分的利息降低到二％，這使銀行家們提心吊膽，惶惶不安。

這種想法同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徑庭。他比羅姆或任何其它納粹黨人更加清楚，沒有陸軍將領的支援，或者至少說沒有他們的默許，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權的；至少在目前，如果他要繼續執政，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決於他們的繼續支持，因為他們仍舊有著如果高興的話可以攆走他的實際力量。而且希特勒也預見到，在不會很久的將來，當八十六歲的總司令興登堡逝世的時候，他在這個關鍵重大的時刻，將需要陸軍對他個人的忠誠。此外，這個納粹黨領袖還相信，只有軍官團才能幫助他實現他的在一個短時期內建立一支強大的紀律嚴明的軍隊的目標，因為軍官團有著它的軍事傳統和人才。而衝鋒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的暴徒，只能在街頭毆打鬧事，很少有現代軍隊的價值。況且，它的任務現在已經完成了，從今以後，就必須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臺。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羅姆的看法是不可調和的，從一九三三年夏天開始到次年六月三十日，這兩個又是納粹運動的元老又是親密的朋友（恩斯特．羅姆是希特勒以親密的「你」而不是以客氣的「您」相稱呼的唯一的人）之間，一直在進行著一場簡直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希特勒在他執政第一周年紀念日出席國會開幕式的前四天，德國和波蘭宣佈了簽訂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條約。從這一天起，波蘭——在畢蘇斯基元帥的獨裁下，它自己也剛剛肅清了議會民主的最後殘餘——開始逐步脫離自從一九一九年復國以來的保護人法國，而越來越接近納粹德國。這是一條導致它在「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遠遠沒有滿期之前就亡國的道路。

受到了這樣的鼓勵，巴本接受了邀請，於六月十七日到馬爾堡大學發表演講。這篇演講基本上是他的一個私人顧問埃德加．榮格寫的。榮格是慕尼黑一位傑出的律師和作家，信奉新教。不過演講中的有些思想是副總理的一位秘書赫伯特．馮．包斯和天主教行動組織的領袖埃里希．克勞斯納提供的。這次合作搖把這三個人都送了命。這次演講是一次大無畏的表現，由於榮格的才華，言詞雄辯，語調莊嚴。它要求停止革命，結束納粹恐怖，恢復正常秩序和某種程度的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巴本指明對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說：

他向企業家們保證，他將「消滅」馬克思主義者，恢復國防軍。後者同克魯伯、聯合鋼鐵公司和伊．格．法本企業這種工業關係特別大，如果重整軍備，它們是肯定有好處的。希特勒最後說：「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最後一次選舉了。」他並且向他的聽眾保證：「不管（選舉的）結果如何，絕不會有任何讓步。」如果他在選舉中不能獲勝，他也要「以其它手段——用其它武器」繼續執政。戈林所談的比較聯繫實際問題，他強調有必要作出「錢財上的犧牲」，「如果企業界認識到，三月五日的選舉將肯定地是今後十年中最後一次選舉，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後一百年中最後一次選舉，他們承擔（這種犧牲）一定會容易得多了」。

如果希特勒當初足夠大膽地和正直地發表了這個文件，結果也許不會有什麼不同。早在興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內閣通過一項法律，授予他總統權力。那是在八月一日，也就是老元帥死前一天。如果說這項「法律」是非法的，這一點在前奧地利下士已成為法律本身的德國也是不會造成什麼不同結果的。這項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顯的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施萊徹爾執政期間，國會曾經以三分之二的必要多數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規定在舉行新選舉之前應由最高法院院長而不是總理代行總統職務。雖然授權法（這是希特勒獨裁的「法律」基礎）授權總理可以制定與憲法相違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確禁止他竄改總統制度。

希特勒和羅姆過去在衝鋒隊的地位和宗旨的問題上的爭吵，如今又爆發了。納粹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就主張，衝鋒隊員應該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軍事力量。他們應該提供納粹黨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羅姆看來，衝鋒隊不僅是納粹革命的骨幹力量，而且是未來革命軍的核心，這支革命軍對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義務軍對拿破崙的作用一樣。現在已是這樣的時候了，應該推開反動的普魯士將軍（他輕蔑地稱他們為「老傻瓜」），組織一支革命的軍隊，一支人民的軍隊，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國街道的強悍的助手們來領導。

希特勒後來說，直到這個時候——六月二十九日為止——他只決定要「剝奪參謀長（羅姆）的職務，暫時把他看管起來，逮捕一部分罪證確鑿的衝鋒隊長——而且要向其它隊長發出誠摯的呼籲，命令他們回來值勤」。

此外，軍官團以為，在六月三十日那一天，他們終於一勞永逸地除去了納粹運動對他們的傳統特權和權力的威脅，這種想法也是自欺欺人的。因為除去了一個衝鋒隊，又來了一個黨衛隊。七月二十六日，黨衛隊因為執行處決有功，脫離衝鋒隊而獨立，由希姆萊擔任全國領袖，只聽命於希特勒一人。沒有多久，這支紀律嚴明得多的忠實部隊的力量就大大超過了當初衝鋒隊的力量，而且作為陸軍的對頭，羅姆的褐衫隊所做不到的，它卻做到了。

在六月初的時候，希特勒同羅姆攤了牌。據希特勒後來在國會所作的報告，這次攤牌持續了幾近五個小時，「一直拖到午夜」。希特勒說，這是他想要同他的運動中最親密的友人達成諒解的「最後一次嘗試」。

許多人純粹是由於過去反對過希特勒因而受到報復被害的，有的人則顯然是因為知道內幕情況太多因而被殺滅口的，至少還有一個人是因為被弄錯了人而冤枉死去的。我們在前章已經講到過古斯塔夫．馮．卡爾鎮壓一九二三年啤酒館政變的事情，卡爾從此以後就一直退隱不問政治。但是他的屍體卻被發現在達豪附近的一個沼澤中，顯然是用利斧砍死的。希特勒沒有忘記他，也沒有原諒他。希羅尼摩斯派神父伯恩哈德．施丹佛爾曾經幫助編寫《我的奮鬥》，後來大概把他所知道的希特勒情人吉莉．拉包爾如何自殺的內情傳佈得太廣了，他的屍體出現在慕尼黑附近的哈拉青森林中，脖子折斷，心房中了三顆子彈。海頓說，殺他的一幫兇手是由曾經向吉莉．拉包爾求過愛的老犯人艾米爾．莫里斯帶領的。其它「知道內情太多」的人，還包括三個衝鋒隊員，據信他們是恩斯特火燒國會案中的同謀犯。他們同恩斯特一起被殺。

因為元首在六月十四日飛往威尼斯同他的法西斯獨裁者同行墨索里尼舉行他們的第一次會談。順便提一下，這次會晤對這個德國領袖來說，進行得並不順利。他穿了一件髒雨衣，戴了一頂舊呢帽，站在身穿黑色的法西斯制服、胸前掛滿燦爛奪目的勳章、對客人頗有老前輩氣派的經驗豐富的「領袖」旁邊，顯得很不自在。希特勒回國時情緒頗為煩躁，他召集黨內領袖於六月十七日（星期日）在圖林吉亞的吉拉小城開會，由他報告同墨索里尼晤談的情況，研究國內日益惡化的情勢。好像是命運擺佈的一樣，就在那一個星期日，在馬爾堡大學城開了另外一個會，它在德國甚至在全世界引起了更多的注意，而且也促成了危急的局勢發展到高潮。

希特勒聽到瑪爾堡演講後，不禁勃然大怒。他在同一天下午在吉拉發表的講話中，譴責「自以為靠幾句話就能夠使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的復興大業停頓下來的侏儒」。巴本因為演講被封鎖，也很氣惱。他於六月二十日趕去見希特勒，表示不能容忍「一個下級部長所採取的」這種封鎖措施，堅稱他是「作為總統的委託者」說話的，接著便提出了辭呈，並且警告說，他「將把此事立即報告興登堡」。

這樣一來，希特勒不僅能夠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對者，而且由於他捏造的共產黨威脅得到「公認」，也能夠使千百萬德國中產階級和農民陷於恐懼之中，生怕如果他們在一星期後的選舉中不投國家社會黨的票，布爾什維克就可能掌握政權。大約有四千名共產黨幹部和許多社會民主黨的及自由主義的領袖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國會議員，而根據法律，後者有豁免權，是不能逮捕的。這是德國人第一次嚐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納粹恐怖的滋味。滿車滿車的衝鋒隊員在德國各個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駛過，未經許可，破門而入，進行搜查，把受害者帶去，投入衝鋒隊營房中，嚴刑拷打。共產黨報紙和政治集會固然遭到了取締，社會民主黨報紙和許多自由主義報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黨派的集會也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壞。只有納粹黨人和他們的民族黨盟友可以毫無阻攔地進行競選。

他們一到火災地點就馬上宣稱，這是一件罪行，這是一件共產黨犯的罪行。

希特勒在開始他的長篇講話的時候，先給工業家嘗了一點甜頭。他說：

在開頭發表的一些公報中，特別是在元首的新聞秘書奧托．狄特里希提供給公眾的一份令人心驚膽戰的目擊者記述中，甚至在希特勒的國會演講中，對於羅姆和其它被殺的衝鋒隊領袖的道德墮落情況談得很多。狄特里希說，在維西的旅館床上逮捕海因斯和一個小夥子時的場面是「不堪描述的」，希特勒進行了頭一批處決後，六月三十日中午在慕尼黑向剩餘的衝鋒隊長們講話時也說，這些人僅僅從道德墮落這一點來說就罪該一死了。

「真是好極了！」在舉行了一個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遊行、演講、盛大場面的活動，對一個政界人物進行了作者所看到的最狂熱的頌揚以後，他在紐倫堡對外國記者們這麼讚歎道。阿道夫．希特勒作了很大的努力從維也納的街頭爬到今天的地位。他現在只有四十五歲，今天的成就還僅僅是ｈtｔps://ｍ•heｔuboｏk.coｍ•ｃｏｍ個開端。甚至在共和國覆亡後第一次回到德國的人也可以看出，不論希特勒對人類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他已經把德國人民身上長期壓抑著的無可計量的動力發揮了出來。至於是為了什麼目標，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和成百上千篇演講中已經說得很明白，然而第三帝國國內的許多人，尤其是國外的許多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沒有注意到，或者沒有理睬，或者只是覺得好笑。

但是在貴族俱樂部進餐的人距離國會卻只有一個拐角。

希特勒於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離開柏林前往埃森，去參加當地一個納粹黨領袖約瑟夫．特波文的婚禮。這次旅行及其目的很難說明他當時是感到有場嚴重危機迫在眉睫。同一天，戈林和希姆萊命令黨衛隊的特遣隊和「戈林警察」處在準備狀態。由於希特勒不在柏林，他們顯然認為可以放手自由行動了。

「得在相反規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個人自由，限制表達意見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結社和集會自由；對郵件、電報、電話進行檢查；對搜查住宅發給許可證件；發出沒收以及限制財產的命令。」

這個脾氣暴躁的納粹黨領袖的講話聽起來相當溫和，幾乎到了謙恭的程度；即使是反對黨議員，要在當時第三帝國生命的初期能夠充分識破希特勒的保證的價值，為時還大早。儘管如此，在外面的衝鋒隊員的「交出全部權力」的鼓噪聲中還是有一位反對黨議員站了起來，反對這個未來的獨裁者。這位議員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奧托．威爾斯，他的十幾位同僚已被警方「拘留」。他態度鎮靜，昂然不屈地宣稱，政府可以剝奪社會黨人的權力，但是剝奪不了他們的榮譽。

戈林：「等我們在法庭外面抓到你，給你點顏色看看，你這個混蛋！」

剩下來的只有納粹黨了，七月十四日，一項法律規定：

怎樣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數，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的內閣會議上，就成了一個主要的議事項目。這次內閣會議的記錄後來在紐倫堡公開了。這個問題可以用國會八十一個共產黨議員「缺席」的辦法得到部分解決。戈林認為，餘下來的問題就可以用「不讓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入場」的辦法輕而易舉地處理掉。希特勒情緒很高，自信頗大。因為，根據他在國會起火後第二天誘使興登堡簽署的二月二十八日法令，他可以逮捕任何數量的反對黨議員，以保證三分之二的多數。天主教中央黨方面還有一些問題，因為他們要求提供某種保證，但是總理相信，這個黨是會同意他的。民族黨領袖休根堡並不想把全部權力交給希特勒一人，他要求授權總統也參與起草內閣根據授權法頒佈的法律。但是總統府國務秘書梅斯納博士已經把自己的前途寄託在納粹黨方面，他卻答覆說，「聯邦總統沒有必要參加」。他很明白，希特勒不想像過去歷任共和國總理那樣，受到頑固的老總統的掣肘。

據希特勒說，羅姆臨分手以前向他「保證將盡一切可能把事情好好地解決」。但是實際上，據希特勒後來說，羅姆開始「準備在肉體上消滅我」。

在以後持續三年的時期中，直到德國一九三六年重新佔領了已經被解除武裝的萊因河左岸，曾經發生了許多次危機，目前這次危機只是其中的第一次而已。當時，協約國本來是可以實行制裁的，倒不是因為希特勒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而是因為違反凡爾賽和約中解除武裝的條款，這種違約行為在德國存在至少已有兩年了，甚至在希特勒上臺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可以肯定地說，協約國在當時的軍力是很容易壓倒德國的，同樣也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採取這樣一個行動，在第三帝國誕生的頭一年就可以把它掐死。但是，這個前奧地利流浪漢的過人之處在於，在一個很長時期裡，他對國外對手有多少膽略就像他當年對國內對手的估計一樣，瞭解得極其到家，簡直不可思議。在這次危機中，正如在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九年連續不斷出現的更大的危機中一樣，勝利的協約國由於分歧太深刻、感覺太遲鈍、眼光太短淺，以致不能瞭解萊因河對岸所發生的事情的性質或者方向，因此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在這一點上，希特勒的估計是很正確的，正如過去和以後他對本國人民所作的估計一樣。他很知道，在公民投票中，德國人民會表示什麼意見。他把公民投票和國會清一色的納粹黨議員的新選舉規定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這是在德國人的記憶中仍引起怨恨情緒的國恥日一九一八年停戰紀念日的後一天。

天剛濛濛亮，希特勒一行就坐了一長列汽車離開慕尼黑到維西去。他們發現羅姆和他的朋友們在漢斯爾包爾旅館還高臥未起。他們粗暴地弄醒了他們。海因斯和他那年輕的男寵被拉下床來，押到旅館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槍決。據奧托．狄特里希的記述，元首單獨走進羅姆的房間，把他痛罵了一頓，下令把他帶到慕尼黑，關在施塔德爾海姆監獄，這個衝鋒隊頭子在一九二三年參加希特勒的啤酒館政變失敗後曾在這裡服過刑。這兩個朋友對於第三帝國的建立，對於第三帝國的恐怖和墮落，比任何其它人起的作用都大，他們雖然經常意見相左，但是在發生危機、遭到失敗、感到失望的時候卻總是站在一起的。在歷經十四年的艱辛患難之後，他們現在終於分手了。為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效勞的這個滿臉傷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這樣結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是德國的唯一政黨。

希特勒看到，在滅亡波蘭之前，必須先使它脫離同法國的聯盟。他現在所採取的方針，除了最後的長遠利益以外，還可以取得好幾次眼前利益。由於宣佈放棄用武力來對付波蘭，他就能夠加強他的和平宣傳並且減輕由於他突然退出日內瓦會議而在西歐和東歐所造成的疑懼。由於誘使波蘭人同他進行直接談判，他就能夠繞過國聯並且削弱它的權威。此外，他不僅能夠打擊國聯的「集體安全」概念，而且也能夠破壞法國在東歐的聯盟關係，在這種聯盟關係中，波蘭是個重要的堡壘。德國人民向來仇視波蘭人，對此可能不瞭解，但是在希特勒看來，獨裁政權所以優於民主政體，有一點就是，不得民心的政策，如果長遠來說能得到重要的結果，是可以暫時執行而不致引起內部吵鬧的。

「你們來得晚了，但是你們還是來了！（他叫道）——你們已不再有什麼用處了——德國的命運將會上升，而你們的命運將會下降。你們的喪鐘已經響了——我不需要你們的投票。德國會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們！」（熱烈掌聲。）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即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的次日，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同元首一起開會時，我們定下了對赤色恐怖進行鬥爭的方針。目前我們暫不採取直接的對抗行動。必須先讓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嘗試爆發出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就要採取行動。」

這個輕率的行動表明，希特勒在春天的和解演說是多麼虛偽。這是他在外交方面的第一次公開賭博。它意味著從此以後，納粹德國打算不顧任何裁軍協定和凡爾賽和約而重新武裝。這是有意的冒險——也是許多次有意冒險中的第一次。後來在紐倫堡公佈出來的勃洛姆堡發給陸海軍的秘密指示，不僅說明希特勒冒了可能受到制裁的風險，而且也說明，如果當初真的受到制裁，德國的處境是毫無希望的。這項指示規定了德軍在西方對付法國和在東方對付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具體防線，命令它們要「盡可能久地守住」這些防線。從勃洛姆堡的命令中可以看出，至少德國的將軍們對於德國防線是否能守住片刻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為什麼不這樣？希特勒到一九三三年仲夏時已是全德國的主人。他現在完全可以實行他的綱領。巴本儘管狡詐，這時已完全無能為力，他原來以為他和休根堡以及舊秩序的其它保衛者在內閣中對納粹黨保有八對三的優勢，能夠控制希特勒，利用他來達到他們自己的保守目的，如今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他自己就被轟出了普魯士總理的職位，而由戈林來接替。他在全國政府中仍舊擔任副總理一職，但是正如他後來悻悻然承認的那樣，「這個職位是徒有虛名」。企業界和金融界的辯護士休根堡已經辭職，他的黨已經解散。納粹黨中第三號人物戈培爾已在三月十三日參加內閣，擔任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像戈培爾一樣，被認為是個「激進份子」的達里則擔任了農業部長。

那天夜裡，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用最華麗的辭藻描述了工人們參加他籌備得極其出色的五一節慶祝活動的熱情後，加上了這麼一句古怪的話：「明天我們將要佔領工會辦公處。他們將不會有什麼抵抗。」

與此同時，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萊也忙得夠嗆。他們一共搜捕了一百五十名左右衝鋒隊長，排在利希特菲爾德士官學校的一道牆前，由希姆萊黨衛隊和戈林特別警察所組成的行刑隊槍決。

在整個夏天，似乎長生不老的興登堡身體一天比一天壞，八月二日上午九點，他終於逝世了，享年八十七歲。三小時後，中午時分宣佈，根據內閣前一天制訂的法律，總理的職務和總統的職務已經合併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權力。總統的職銜已予取消；希特勒的頭銜將是元首兼國家總理。他的獨裁大權至此就完全實現了。為了堵塞漏洞，他要軍隊全體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對德國，不是對憲法（他在興登堡死後不舉行繼任選舉就已違反了憲法），而是對他個人宣誓效忠。誓詞如下：

六月三十日清晨二時，當希特勒在戈培爾伴同下從波恩附近的漢格拉機場起飛的時候，羅姆上尉和他的衝鋒隊部下還在特格恩西湖畔維西小城的漢斯爾包爾旅館的房間中高枕酣睡。西里西亞衝鋒隊長艾德蒙．海因斯是個判過刑的殺人兇犯，著名的有相公癖者，身體魁梧，像個鋼琴搬運工人，但是卻有一張女孩子氣的臉。他正摟著一個小夥子睡在一張床上。從羅姆把他的衛隊留在慕尼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這些衝鋒隊頭子們一點也沒有準備舉行反叛。看來，他們尋歡作樂的跡象很不少，陰謀叛亂的證據卻沒有。

「無論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戰爭。只是由於國家的崩潰才迫使一個備受淩辱的民族違反它的極其神聖的信念，承擔了這次戰爭的罪過。」

我們曾經談到，自由的工會曾經用宣佈總罷工這樣一個簡單辦法，一度擊潰過法西斯卡普政變，現在它們也像各政黨和各邦一樣，被輕而易舉地結束了生命，雖然在這以前還對它們施了一個巧妙的詭計。半個世紀以來，五一節一直是德國——和歐洲——的工人的傳統紀念日。納粹黨政府在下手之前為了麻痹工人和他們的領袖，宣佈一九三三年五一節為全國性紀念日，正式命名為「全國勞動節」，準備空前地大事慶祝。納粹黨的這種對工人階級表示特別友好的行動，使工會領袖們上了鉤，他們熱情地同政府和納粹黨合作來籌備慶祝。各地勞工界領袖都坐飛機到柏林來，成千上萬的旗幟上寫著納粹政權同工人團結一致的口號，在柏林郊外的但貝爾霍夫飛機場，戈培爾準備舉行德國有史以來最盛大的一次群眾示威。在群眾大會之前，希特勒親自接見工人代表，他宣稱：「你們可以看到，說什麼革命的對象是工人的說法，是多麼不真實和不公正。情況恰好相反。」後來在飛機場對十萬工人發表演說時，希特勒宣佈了這句口號：「尊重勞動，尊重工人！」並且保證，要「世世代代」慶祝五一節來對德國工人表示敬意。

在經過了十五年的挫折失望和對戰敗後果懷了十五年的憤懣不平以後，德國人民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合格選民之中約有九十六％參加了投票，其中有九十五％贊成德國退出日內瓦會議。至於贊成國會的單一納粹黨候選人名單（其中包括休根堡和寥寥幾個非納粹黨人）的則有九十二％。甚至在達豪集中營中，被拘的二千二百四十二人中有二千一百五十四人投票贊成那個把他們拘禁起來的政府！話也不錯，在不少地方，對於沒有出來投票或者票投得不對的人，曾經進行過威脅；而且在有些情況下，也曾經有人擔心，如果投票反對這個政權，可能被偵察出來而受到報復。但是，即使把這種種保留計算在內，這次選舉（至少其計算是誠實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次驚人勝利。毫無疑問，他那樣反抗外面世界，是得到德國人民的壓倒多數的擁護的。

但是，夏天來臨後，希特勒的困難還遠遠沒有克服。柏林籠罩在一陣不祥的緊張氣氛中。「第二次革命」的叫喊更響亮了，不僅是羅姆和衝鋒隊的領袖們，甚至戈培爾本人，在演講中和他控制的報紙中，也發出了這種叫喊。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興登堡周圍的容克地主和大工業家，則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猶太人、攻擊教會，要求限制衝鋒隊員們的專橫行為，要求消除納粹黨所製造的普遍恐怖。

在舉行了公民投票和選舉後三天，希特勒邀見波蘭新任大使約瑟夫．利普斯基。在會談結束時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報，這一公報不僅使德國公眾而且使外面世界都感到驚異。波蘭政府和德國政府一致同意「用直接談判的手段來解決兩國共同有關的問題，並且為了鞏固歐洲和平在相互的關係中放棄使用武力」。

這個計畫極其簡單，而且有著用合法的外衣掩蓋攫奪絕對權力的好處。

但是，希特勒的警告並不是空口說說的，當十月初看到協約國堅持要在八年之後才肯把它們的軍備降低到德國水準的時候，他就在十月十四日突然宣佈，由於其它大國在日內瓦不肯給予德國平等待遇，德國立即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與此同時，他採取了其它三個步驟：解散了國會，宣佈他將把他的退出日內瓦會議的決定交付全國公民投票來認可，最後命令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將軍向軍隊發出秘密指示，如果國際聯盟採取制裁行動，就要抵抗武裝進攻。

「今後一〇〇〇年中，德國的生活方式已經肯定了。十九世紀的神經緊張時代已與我們告別。在今後一〇〇〇年中，德國將沒有其它革命！」

但是，希特勒卻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來，納粹黨的社會主義口號只不過是宣傳而已，只不過是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上爭取群眾的手段而已。現在他既然已經取得了政權，對於這些口號就不再感到興趣了。他現在需要時間來鞏固他的地位和國家的地位。至少在目前，必須巴結右派——企業界、陸軍和總統。他並不打算使德國陷於破產的境地，從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權的生存。絕不能有什麼第二次革命。

巴本比較幸運。他僥倖躲過了一死。但是他的辦公室被黨衛隊搜查，他的主要秘書包斯在辦公桌旁被擊斃，他的秘密合作者愛德格．榮格先幾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被殺死在獄中，另一個合作者天主教行動組織領袖埃里希．克勞斯納在交通部辦公室中被殺。巴本的其餘工作人員，包括私人秘書斯托青根男爵夫人在內，都被投入集中營。當巴本前去向當時已沒有功夫說廢話的戈林表示抗議時，據巴本後來追述，戈林「多少可以說」是向巴本下了逐客令，把他軟禁在他的別墅中，外面有武裝的黨衛隊重兵把守，割斷了電話線，並且禁止巴本同外界有任何聯繫——這真是辱上加辱，但是，這位德國副總理居然厚著臉皮受了下來。因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他竟再次屈尊，從殺死他的朋友的納粹黨人手中接受了德國駐維也納公使的新職。當時納粹黨人剛剛在那裡暗殺了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

「但是（他在七月十三日在國會中說）——在夜裡一點鐘，我接到柏林和慕尼黑來的兩份關於緊急集合的急電：第一份電報說，在柏林方面，已下令在下午四點緊急集合，五點鐘要採取行動，先是進行突擊，佔領政府各部——第二份電報說，在慕尼黑方面已經向衝鋒隊發出緊急集合令，在晚上九點鐘集合——這是造反！——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作出一個決定——只有無情的流血的鎮壓也許還能防止反叛的擴大——

沒有比這段話更有權威地說明納粹革命是政治性的革命，而不是經濟性的革命了。為了證明他言之非虛，希特勒撤換了一些企圖奪取雇主協會控制權的納粹「激進份子」。他恢復了克魯伯．馮．波倫和弗里茨．蒂森在這些協會中的領導地位，解散了跟大百貨商店搗蛋的中產階級商人戰鬥聯盟，任命卡爾．施密特繼任休根堡為經濟部長。施密特是企業家中最正統的一個，原任德國最大的保險公司聯盟保險公司總經理，他毫不遲疑地制止了那些把黨綱天真地信以為真的國家社會黨員們的打算。

三星期後，納粹的諾言再一次證明是騙人的空話，那時希特勒頒佈了一項法律，停止實行集體談判的辦法，並且規定今後將由他任命的「勞動托事」來「調整勞資合同」和維持「勞資和平」。由於勞動托事的決定在法律上有約束力，人人必須遵守，這項法律實際上就是取締罷工，萊伊保證「要把絕對領導權交還給一個工廠的當然領袖——那就是雇主——只有雇主有權決定一切。許多雇主多年來必須到外面去請人來當『一家之主』。現在他們又恢復做『一家之主』了」。

副總理用自己的汽車把老總統送回家以後就匆匆趕到起火的國會。與此同時，戈培爾（根據他的日記）對普茨．漢夫施丹格爾的「假話」又想了一想，覺得有點不妙，打了幾個電話以後知道，國會的確起火了。在幾秒鐘之內，他和元首就「以一小時六十英里的速度從夏洛登堡公路馳赴犯罪地點」。

在普通納粹黨員中間，特別是在希特勒的群眾運動核心力量衝鋒隊員中間和_圖_書，失望情緒是很強烈的。他們大多數人屬於失業和不滿的大軍，由於本身經歷，生來就反對資本主義，他們相信，他們在街頭鬥毆，對革命作了貢獻，革命就一定會給他們帶來報酬，不管是在企業中，還是在政府中，應該得到優厚差使。他們在春天時由於採取了一陣過火的行動而陶醉了一個時候，如今他們的希望破滅了。原來的人，不管是否黨員，仍將保有原來的職位，並且保有任免大權。不過，這還不是衝鋒隊員中間騷動不安的唯一原因。

在這個血腥的夏天週末橫遭非命的不僅僅有衝鋒隊人員。在六月三十日早晨，在柏林郊外馮．施萊徹爾將軍的別墅門口，有一小隊穿便衣的黨衛隊人員在按門鈴。當將軍聞聲前來開門時，就當場被擊斃了，他身後的新婚只有十八個月的妻子——他以前一直獨身未娶——也當場被殺。施萊徹爾的好友庫特．馮．布萊多夫將軍那天晚上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格利戈爾．施特拉塞是星期六中午在他的柏林寓所被捕的，幾小時後根據戈林的親自命令在艾伯萊希特親王大街秘密警察獄中被殺。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他們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後一次民主選舉的那天，用他們所投的票說話了。儘管這種種恐怖和威脅，他們的大多數人仍反對希特勒。納粹黨人在選舉中雖然以一千七百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八十票領先——比上次選舉增加了大約五百五十萬票，但是在全部選票中仍然只占四十四％。希特勒仍舊沒有能獲得絕對多數。過去幾星期的迫害和鎮壓並不能夠阻止中央黨的選票得到實際的增加——從原來的四百二十三萬零六百票增加到四百四十二萬四千九百票；把它的盟友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的票數加在一起，它一共得到五百五十萬票。甚至社會民主黨也保持了它的第二大黨的地位，共得七百一十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九票，較前只少了七萬票。共產黨減少了一百萬支持者，但是仍有四百八十四萬八千零五十八票。巴本和休根堡領導的民族黨的成績使他們極感失望，一共只得到三百一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票，在全部票數中只占八％，比以前只增加了二十萬票不到。

但是其中有一個警告。德國要求同所有其它國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別是在軍備方面。如果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國寧可退出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

八月十五日，巴本把它們帶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給希特勒。

雖然在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和萊伊企圖讓工人們放心，他們的權利會得到保護。萊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說：「工人們！你們的組織對我們國家社會黨人來說是神聖的。我本人是個貧農的兒子，知道貧困的滋味——我知道無形的資本主義剝削是怎麼一回事。工人們！我向你們起誓，我們不僅將保持現有的一切，而且要進一步保護工人，擴大他們的權利。」

暫時來說，企業界感到高興了。許多雇主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所作的慷慨捐助現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業要繁榮，社會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穩定。而在整個春天和初夏，德國的治安情況每況愈下，狂熱的褐衫隊匪幫在街上橫衝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殺人，而警察卻站在一邊袖手旁觀。街頭恐怖，並不像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樣，是國家權威垮臺的結果，相反，它是在國家鼓勵、甚至常常是在國家的命令下進行的，而這種國家的權威在德國從未達到過這麼強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脅，他們不敢判處一個衝鋒隊員，即使他犯了殺人罪行，因為這樣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正如戈林所說，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間，元首還在宣佈「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國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後才會勝利完成」。在納粹黨的辭典裡，「教育」意即「恫嚇」——到人人都馴順地接受納粹黨獨裁和它的野蠻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來——他已經不止一次地公開宣稱過——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雖然他並沒有馬上就消滅他們（在他上臺後頭幾個月裡，只有少數人——那是說，少數幾千人——被剝奪了財產，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殺害），但是他頒佈命令，不許他們擔任公職，在大學裡教書，從事自由職業。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他下令全國抵制猶太人的商店。

羅姆在離開柏林之前，邀請希特勒在六月三十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維西避暑小城會見衝鋒隊領袖們。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確如約前往，然而其方式卻不是羅姆所能預料到的。也許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應前往的時候所可能想到的。因為——據他後來向國會承認——他猶豫「再三，才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夠使我的運動和衝鋒隊不致發生分歧這種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這種不幸的事而不致發生嚴重衝突」。

這幾乎可以肯定說是不確實的。因為根據最可靠的現有材料，興登堡建議在他死後讓王室復辟，作為臨終希望。但是遺囑的這一部分內容，阿道夫．希特勒卻沒有公開。

「在這有著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莊嚴地保證要維護人道和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原則。任何授權法都不能給予你摧毀永恆的、不可摧毀的思想的權力。」

總而言之，不論這兩個老納粹黨人之間的長談內容如何，在這次談話以後一兩天，希特勒就給了衝鋒隊整整一個月（七月）的假，在假期中，衝鋒隊員不得身著制服或舉行遊行或演習。六月七日，羅姆宣佈他本人也請了病假，但是同時又發出一個強硬的警告說：「如果衝鋒隊的敵人希望在假期滿後不會再召集衝鋒隊員歸隊，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歸隊，那麼我們就讓他們暫時去這麼希望吧。在必要的時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們會得到答覆的。衝鋒隊現在和將來都是德國的命脈。」

希特勒和他的幾個隨行人員（包括他的新聞秘書奧托．狄特里希，平庸但是忠誠的漢諾威衝鋒隊長維克多．盧策這時也參加進來了）於六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四時在慕尼黑著陸，發現已經採取了行動。原來納粹黨黨內法庭調查解決委員會負責人瓦爾特．布赫少校和巴伐利亞邦內政部長阿道夫．華格納在從前被判過刑的、同希特勒爭奪過吉莉．拉包爾的艾米爾．莫里斯和馬販子出身、前舞場保鑣克利斯蒂安．韋伯這樣的希特勒老同伴的協助下，已經逮捕了慕尼黑的衝鋒隊頭子，包括衝鋒隊邦隊長施奈德休勃，後者又兼任慕尼黑的警察局長。希特勒現在把他的怒氣發作到歇斯底里的狀態，他在內政部看到了這些囚犯。他大步走到前陸軍上校施奈德休勃前面，撕下他的納粹肩章，責罵他「叛國」。

難怪九月四日納粹黨在紐倫堡舉行黨代表大會的時候，希特勒信心百倍。我在第二天早晨看到他在掛滿旗幟的盧特波爾德大廳像一個戰勝的皇帝一樣，邁步進入會場，當時樂隊高奏《巴登威略進行曲》，三萬隻手臂一齊舉起致納粹黨的敬禮。幾分鐘以後，他驕傲地坐在大講臺的中央，雙臂交叉在胸前，兩眼炯炯發光，當時巴伐利亞黨組織領袖阿道夫．華格納宣讀了元首的文告。

「願這個著名聖地的傳統精神貫徹到今天的一輩青年中去，願這種傳統精神把我們從自私自利和黨爭中解脫出來，在民族自覺中團結起來，建立一個自豪的自由的統一的德國。希特勒的答詞極其狡猾，旨在打動濟濟一堂的舊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騙取他們的信任。

「今天，我們應該特別記得我國陸軍所起的作用，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在我們革命的日子裡，要不是陸軍站在我們一邊，我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開會了。我們可以向陸軍保證，我們將永遠不會忘掉這一點，我們認為，他們是我國軍隊光榮而歷史悠久的傳統的繼承者，我們將全心全意地、竭盡全力地來支持陸軍的這一精神。」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五點鐘，也就是宣誓就職五小時後，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第一次內閣會議。這次會議的記錄，後來在紐倫堡同其它成百上千噸繳獲的秘密檔案一起出現。它透露了希特勒在狡猾的戈林的幫助下如何馬上巧妙地愚弄了他的保守派同僚。興登堡任命希特勒領導的並不是一個總統內閣，而是一個依靠國會內多數支持的內閣。但是參加內閣的納粹黨和民族黨在國會五百八十三個席位中只佔有二百四十七個席位，不足以構成多數。為了取得多數，他們需要中央黨的七十票的支持。在新政府成立後的頭幾個小時中，希特勒就派了戈林去同中央黨領袖談判，現在戈林回來向內閣報告，中央黨堅持要求「一定的讓步」。戈林因此建議解散國會，舉行新的選舉，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在做生意上儘管很成功而頭腦仍舊像木頭一般的休根堡，既不贊成讓中央黨參加內閣，又反對舉行選舉，因為他知道，納粹黨有國家力量作為後盾，在選舉中可能贏得絕對多數，那樣就可以不用他自己和他的保守朋友們的幫忙了。因此他只建議取締共產黨，把他們的一百個席位取消後，納粹黨和民族黨在國會中就占多數了。但是希特勒暫時還不打算走得這麼遠，最後，他們商定，由總理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同中央黨領袖會談，如果談判沒有結果，內閣就要求舉行新的選舉。

希特勒很容易地使談判沒有什麼結果。他請中央黨領袖卡斯主教提出了一張問題清單，作為談判的基礎，結果卡斯主教提出的等於是要求希特勒保證按憲法來進行統治。但是希特勒卻矇騙卡斯和他的內閣閣員，向後者偽稱，中央黨提出了非份的要求，沒有達成協議的可能。他因此建議，要求總統解散國會，舉行新的選舉。這樣一來，休根堡和巴本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能脫身，他們只好同意他，雖然在同意之前迫使這個納粹黨領袖作了莊嚴的保證，不論選舉結果如何，內閣組成依舊不變。新的選舉定在三月五日舉行。

但是，儘管這種種恐怖，戈培爾、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卻沒有「爆發出來」。要是挑釁的辦法不能奏效，難道不能用捏造的辦法嗎？

「歷史判斷我們功過的時候，並不是根據我們撤換和監禁了多少經濟專家，而是根據我們是否能夠造成就業——我們並不因為綱領中的一些主張就必須幹出愚蠢的事情來，把一切都弄得七顛八倒，而是必須明智地和謹慎地實現我們的思想。從長遠來說，我們的政權越是有經濟上的支持，它越是穩固。因此，各邦邦長必須做到，任何黨組織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職權，撤換或任命官員，這是全國政府的職責，至於企業方面，那是全國政府經濟部的職責。」

「我父親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視為他作為德國元首的直接繼承人，我現在根據我父親的意願，呼籲德國全體男女同胞投票贊成把我父親的職務移交給元首兼國家總理。」

「在興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後，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電話給我。他問我興登堡是否有政治遺囑，如果有的話，我是否知道在哪裡。我說，我要問問奧斯卡．馮．興登堡。希特勒說：『要是你能夠儘快把這個文件送到我這裡來，我將十分感謝你。』因此，我囑咐我的私人秘書卡根奈克到紐台克去問興登堡的兒子，遺囑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讓我把它轉交給希特勒。因為我在五月底興登堡離開柏林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銷毀那份遺囑。」

「清晨二點鐘，我飛往慕尼黑。」

事實就是如此。五月二日，全國各地的工會辦公處都被佔領，工會經費被沒收，工會被勒令解散，領袖被逮捕。許多人遭到了毒打，關進了集中營。工會聯合會兩位主席希歐多爾．萊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經公開保證同納粹政權合作，然而也不能倖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會和建立德國勞工陣線的科隆納粹黨頭子、嗜酒如命的羅伯特．萊伊博士這麼說：「萊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虛偽地宣佈他們忠於元首——但是他們最好還是坐監牢。」這就是他們被送去的地方。

它保證發表「證明共產黨陰謀的檔案」，但是這個諾言從來沒有兌現過。不過，普魯士政府既然保證這種檔案確實存在，這一點已經足夠使許多德國人深信不疑了。

興登堡死後，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正式宣佈，沒有發現老元帥的遺囑，因此必須斷定他沒有留有遺囑。但是在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德國人民舉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總統職務的前四天，不是別人，竟是巴本找到了興登堡的政治遺囑，送去給了希特勒。遺囑中讚揚希特勒的話為戈培爾在公民投票最後四天的宣傳運動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奧斯卡．馮．興登堡上校在電臺發表廣播講話：

希特勒在維也納流浪時代所形成而從來沒有忘記的理論是：革命運動取得政權的道路是同國家的某些有勢力的機構結成聯盟，這現在在實踐中完全按照他預計的那樣實現了。總統在陸軍和保守份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為總理。他的政治權力雖大，但仍舊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這個政治權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勢力，正是靠這三個方面，他才得以上臺，而這三方面卻都置身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之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對這個運動還是不信任的。

為了要給羅姆吃些甜頭作為安慰，希特勒在十二月一日任命他——與副黨魁魯道夫．赫斯一起——為內閣閣員，在一九三四年元旦又寫了一封友好熱情的信給這個衝鋒隊頭子。他一方面重申「陸軍有責任保衛國家，抵禦境外敵人」，同時又承認「衝鋒隊的任務是確保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並且承認，衝鋒隊的成績「主要應歸功」於羅姆。這封信最後說：

顯然，在這個時候，不像頭腦簡單的羅姆和他的部下，希特勒考慮到了年老多病的興登堡萬一去世後的情況。他知道，老總統本人和陸軍以及德國其它保守勢力都贊成在總統去世後立即讓霍亨佐倫王室復辟。而他自己卻另有打算。早在四月間，當紐台克方面向他和勃洛姆堡傳來秘密的但是權威的消息說總統命在旦夕時，他就意識到必須採取大膽的行動。為了確保這一行動的成功，他需要軍官團的支援；而為了要取得這一支持，他準備作幾乎任何讓步。

「我告訴他，我從無數謠言和許多忠實的老黨員及衝鋒隊長的報告獲得這樣的印象，沒有良心的人正在策劃一個全國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行動，這種行動只會給德國帶來無窮的不幸——我最後一次懇求他自動放棄這種沒有理性的做法，協力防止發生在任何情況下只會以災難收場的事情。」

二月二十四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產黨在柏林的辦事處卡爾．李蔔克內西大廈。共產黨領袖在幾個星期以前已經放棄這個地方了，他們有些人已轉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國。但是地下室裡還有成堆的宣傳小冊子，這就足夠讓戈林在一份官方公報中宣稱，搜獲的「檔案」表明共產黨要發動一場革命。但是公眾的反應，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份子的反應，是持懷疑的態度。看來很明顯，在三月五日舉行選舉之前，必須找到一些更加聳人聽聞的東西來驚動一下公眾。

但是在西方世界同聲慶賀希特勒出乎意料的講道理的時候，這個警告沒有得到注意。倫敦《泰晤士報》也認為，希特勒的平等待遇的要求是「駁不倒的」。工黨機關報倫敦《每日先驅報》要求相信希特勒的話。保守的倫敦《旁觀者》週刊認為希特勒已回應了羅斯福的呼籲，這個姿態使惶惶不安的世界有了新的希望。在華盛頓，據德國官方通訊社引述總統的秘書的話說：「總統對於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議感到很鼓舞。」

它的辦法是，先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授權法」，在四年之內授予希特勒內閣全部立法權。說得再簡單一些，也就是要求德國國會把憲法規定的職責移交給希特勒，而國會則開始長期休會。但是，由於這需要修改憲法，因此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通過。

到七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人已經殺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已經從慕尼黑飛返柏林，這時在總理府花園中舉行茶會。星期一，興登堡總統對希特勒的「及時撲滅叛國案和拯救德國人民免於大難的堅決行動和個人的豪俠表現」表示感謝。他並且對戈林在鎮壓「叛國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動」表示祝賀。星期二，馮．勃洛姆堡將軍代表內閣向總理表示祝賀，使這次殺戮「合法化」，說這是「保衛國家」的必要措施。勃洛姆堡並且向全軍發佈命令，表示陸軍總司令部對於時局趨向感到滿意，並且保證建立「與新衝鋒隊的融洽關係」。

天際出現烏雲是由於三個互相有關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黨和衝鋒隊中的激進派領袖繼續叫嚷「第二次革命」的問題；衝鋒隊和陸軍之間衝突的問題；興登堡總統的繼承問題。隨著春天的到來，興登堡的壽命終於快到盡頭了。

儘管法庭屈從於納粹當局，但是這次審訊使戈林和納粹黨人受到了很大的懷疑，只是為時已晚，起不了什麼實際作用了。因為希特勒絲毫沒有錯過時機，已經充分利用了國會縱火案。

這種一黨極權的國家，是國會放棄了它的民主職責後四個月內在幾乎未受絲毫反抗的情況下建立的。

「街頭流氓，」用阿蘭．布洛克的話來說，「攫奪了一個偉大的現代化國家的力量的控制權，流浪漢上臺執了政。」不過是——正如希特勒從來沒有停止誇口的那樣——「合法地」用議會的壓倒多數來達到這個目的的。德國人只能怪自己。

剩下來的就只有中產階級的政黨了，但是，它們的壽命也並不長。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政府在三月九日的納粹黨政變中被趕下臺，到七月四日就宣佈自行解散；它的和_圖_書盟友中央黨在過去曾經堅決地反抗過俾斯麥，一向是共和國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第二天也宣佈解散，這樣，在德國現代史上第一次沒有了天主教的政黨——不過，這個事實並沒有妨礙梵蒂岡在兩星期後同希特勒政府達成一項協議。施特萊斯曼的老黨人民黨在七月四日自殺，民主黨則在一個星期前就自殺了。

大企業界人士對於新政府要叫有組織的勞工安分守己、讓資方隨心所欲地去管理自己的企業這一點感到很高興，因此二月二十日在戈林的國會議長府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要他們踴躍輸將時，他們很樂意慷慨解囊。這次會議是由沙赫特博士出面召集的，會上，希特勒和戈林向二三十個德國工業巨頭說明了他們的方針。這些巨頭中有一夜之間變成了熱烈的納粹黨人的克魯伯．馮．波倫，伊．格．法本企業的包許和施尼茨勒，聯合鋼鐵公司的伏格勒。這次秘密會議的記錄後來保存了下來。

在德國人的心中，波蘭是甚至比法國更為可恨和更受卑視的敵人。他們認為，凡爾賽和約締造者的最不可饒恕的罪過是用一條波蘭走廊把東普魯士同德國隔絕，成立但澤自由市和把波茲南省及一部分西里西亞割讓給波蘭。割讓部分的居民雖然是波蘭人佔優勢，但是自從瓜分波蘭以來一直是德國的領土。在共和國時期沒有一個德國政治家願意把波蘭的佔領看成是永久不變的事情。施特萊斯曼甚至不願考慮同波蘭簽訂東方洛迦諾條約來補充同西方簽訂的洛跡諾條約。國防軍之父和共和國初期外交政策的決定者馮．西克特將軍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告訴政府，「波蘭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與德國生存的基本條件不能並存。波蘭必須消滅而且一定是會消滅的。」他又說，消滅波蘭，「必須是德國政策的基本動力之一——波蘭滅亡以後，凡爾賽和約的最堅強支柱之一法國的霸權也將完蛋」。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顯然是以宣傳裁軍和和平的方法來迷惑德國在歐洲的敵手，同時張大眼睛尋找他們集體甲冑中的弱點。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了「和平演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漂亮的演說之一，是欺騙宣傳的傑作，它不僅深深地打動了德國人民的心，使他們團結在他的背後，而且在國外造成了一個深刻的、使人有好感的印象。就在前一天，羅斯福總統剛剛向四十四個國家的元首發出了一封動人的信件，概述了美國在裁軍和和平方面的計畫和希望，呼籲廢除一切進攻性武器——轟炸機、坦克、機動重炮。希特勒很快地回應了總統的呼籲，並且加以充分的利用。

他在七月一日對衝鋒隊和黨衛隊領袖的講話中說明了這一點。他說，德國現在需要的是秩序。「對於任何破壞現有秩序的企圖，我將同所謂第二次革命一樣加以無情的鎮壓，因為這只會造成混亂。」七月六日，他在總理府對各邦的納粹黨邦長重新提出了這個警告：

因此，希特勒的當前任務是迅速地剝奪他們的駕馭地位，使自己的黨成為國家的唯一主宰，然後以極權主義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實行納粹革命。他上任還沒有滿二十四小時，就採取了第一個果斷行動，把自以為已經「掌握」他的、老實可欺的保守份子誘進一個圈套，發動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六個月之後終於使得德國完全納粹化，他自己也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統一和取消了聯邦的一個國家的獨裁者。

「政府（希特勒保證）將只有在為執行極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範圍內使用這種權力。這並不威脅到國會或參議院的存在，總統的地位和權力依然未變——各邦的獨立地位也不改變。教會的權利不會受到限制，它們同國家的關係不會受到影響。非實行這種法律不可的國內情況是很有限的。」

希特勒聯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國民族黨怎樣呢？沒有民族黨的支持，這個前奧地利下士是決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權的。民族黨儘管接近興登堡、陸軍、容克地主和大企業，儘管對希特勒上臺有功，它還是同樣乖乖地走上了所有其它政黨所走過的道路。六月二十一日，警察和衝鋒隊佔領了它在全國各地的辦事處，六月二十九日，該黨在六個月以前還曾經幫助希特勒進入總理府的態度強硬的領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員「自動地」解散了民族黨。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法律的前言宣稱，這項法律是「國會一致表決通過的」。這話並不錯，因為到這個時候，除了納粹黨以外，德國的所有政黨都已被消滅殆盡了。

「在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撩亂的保證以後，」當時在場的法國大使後來寫道，「這種人，像興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貴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國民族黨人，國防軍軍官們這種人，怎麼還會再有他們當初在看到他的黨的違法亂紀行為時所懷有的疑懼呢？他們現在還能夠不痛快地給予他完全信任，滿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全部權力嗎？」

「私人企業在民主的時代裡不可能維持；只有在人民對權威和個人有正確的認識時才有可能——我們今天所有的一切財富物資都是上帝的選民努力的結果——我們絕不能忘記，任何文化的好處，都必須或多或少地用鐵拳來傳播。」

一九三三年春季，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可能更糟糕了。第三帝國在外交上處於孤立、軍事上陷於無力的地位，整個世界對於納粹的暴行，特別是迫害猶太人，感到憎惡。德國的鄰邦，特別是法國和波蘭，態度是敵對的和多疑的，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波蘭在但澤舉行了一次軍事示威之後，畢蘇斯基元帥向法國人表示最好聯合起來對德國進行一次預防性的戰爭。甚至墨索里尼對於希特勒上臺執政，事實上也並不熱心，儘管在表面上他裝出歡迎第二個法西斯國家的出現的姿態。一個在潛力上大大地強於義大利的國家的元首，很可能不久就使領袖（Ｄｕｃｅ）黯然失色。一個狂熱的泛日耳曼德國對奧地利和巴爾幹各國會有野心，而在這些地方，那位義大利獨裁者也已經提出過他的領土要求了。蘇聯對納粹德國的敵意是很顯然的，因為它是一九二一年以來共和制德國的唯一友人。這樣，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第三帝國的確是孤立無友的。而且，它又沒有武裝，或者說，同它的高度武裝的鄰邦對比之下，相對地來說是如此。

「德國同胞們，任何司法上的考慮，都不能妨礙我的行動——我不必擔心法律，我的任務就是斬草除根，別無其它！——當然，我要充分利用國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親愛的共產黨朋友，不要得出任何錯誤的結論。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這些人——褐衫隊員——一起領導這場殊死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我要掐住你們的脖子。」

「公開的光明正大的討論比——譬如說——目前德國的新聞界狀況對德國人民更有益處。政府（必須）記住這句老話：『只有弱者才怕批評。』——偉大人物不是靠宣傳製造出來的——如果我們不想同人民失去聯繫和團結，我們就不能低估他們的瞭解能力：我們不能老是牽著他們的鼻子走——任何組織，任何宣傳，不論如何出色，光靠本身是不能長期維持人民的信任的——不能靠煽動——也不能靠對全國人民中無所憑藉的一部分人進行威脅，而只有靠向人民開誠佈公，才能維持人民的信任和忠誠。你把人民當笨伯，人民就不會信任你——我國全體同胞現在應該互相友愛，彼此尊重，團結起來，避免擾亂正直之士的嚴肅工作，制止狂熱之徒的胡言亂語。」

「希特勒極其仔細地讀了這兩個文件，並且同我們討論了其中的內容。顯然，興登堡在那個表示他的臨終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議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寫的致『國家總理阿道夫．希特勒』這一點。他說：『故總統的這些建議是向我個人提出的。是否發表它們，我以後再作決定。』我要求他把這兩個文件一起發表，但是沒有結果。交給他的新聞秘書發表的只有興登堡敘述他為國服務的經過的一個檔案，其中就寫有嘉許希特勒的話。」

「革命並不是一種永久不斷的事情，絕不能允許它成為這種事情。必須把革命的激流引導到逐步發展的安全的河道裡去——因此，我們絕不能排斥一個好企業家，即使他還不是一個國家社會黨員，特別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國家社會黨員一點都不懂得他的業務。在企業中，唯一的標準必須是能力——

《西方的衰亡》的作者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在評論希特勒輕而易舉地在一九三三年征服了德國和把德國納粹化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話：「這不是勝利，因為沒有敵手。」他在那年年初就寫道：「這次攫奪政權——我是懷著憂懼的心情看著他們那麼大張旗鼓地每天慶祝的。如果到取得真正的肯定的勝利時再這樣，會更好些，也就是在外交方面取得勝利的時候。別的都不是勝利。」

這種說法幾乎可以肯定是不確實的；雖然關於這次清洗的全面情況像國會縱火案一樣也是永遠弄不清了，但是一切現有的證據表明，這個衝鋒隊頭子從來沒有策劃要除掉希特勒。不幸的是，已繳獲的檔案對這次清洗和對國會縱火案一樣沒有提供更多的情況，在這兩件事情上，很可能，所有有關的檔案都早已奉戈林之命銷毀了。

法官（向警官）：「把他帶下去。」

在戈林的國會議長府下面，有一條地下暖氣管通道，通到國會大廈。一個以前在旅館中擔任過侍者的柏林衝鋒隊長卡爾．恩斯特在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帶領一小隊衝鋒隊員經過這條地下通道到國會大廈，在那裡灑了汽油和易燃化學品，然後很快地沿著原路回到議長府。與此同時，一個對縱火有特殊癖好的頭腦愚鈍的荷蘭共產黨人馬里努斯．範．德．盧勃也偷偷地潛入了這所黑黝黝的陌生的大廈，放了幾把火。這個沒有頭腦的縱火狂真是上帝給納粹黨人送來的。他是在幾天以前為衝鋒隊所發現的，他們聽到他在一家酒館裡吹牛，說是曾經在好幾所政府大廈中放過火，下一個打算要燒國會了。

因此，希特勒外交政策的當前戰略和策略，是由德國的軟弱和孤立處境這個殘酷現實所決定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這種處境又提供了符合他自己和大多數德國人民最強烈的希望的自然目標：在不致引起制裁的情況下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在不致引起戰爭的情況下重新武裝。只有在他完成了這雙重的短期目標以後，他才有軍事力量，能毫無牽制地實現既定的長期外交目的，它的具體目標和方法是他早在《我的奮鬥》中就十分坦率和十分詳盡地規定了的。

十一月四日，他在布累斯勞舉行的一次競選大會上說：「我們一定要使這一天在我國人民的歷史上成為得救的一天——歷史將這麼記載：在十一月十一日，德國人民正式喪失了它的榮譽，而在十五年後的十一月十二日，德國人民又恢復了它的榮譽。」在投票的前夕十一月十一日，德高望重的興登堡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支持希特勒：「明天你們要表現出堅決的民族團結和對政府的支持。同我和國家總理一起擁護權利平等和光榮和平的原則，讓全世界看到，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已恢復而且能夠維持德國的統一！」

但是在目前這個時刻，將軍們卻躊躇滿志，頗為自信。因為希特勒在七月十三日的國會演說中重申，陸軍將繼續是「武器的唯一持有者」。在陸軍總司令部的要求下，總理終於除掉了竟敢不服從這一金科玉律的衝鋒隊。現在是陸軍方面來履行「德意志號協議」的時候了。

「突然（後來巴本寫道）我們看到窗外有一道紅光，並且聽到街上有人在喊叫。有一個僕人匆匆到我身邊低聲說：『國會起火了！』，我馬上轉告總統。他站了起來。我們從視窗可以看到國會的圓尖頂，彷彿被探照燈照亮了一般。隔一會就冒出一道火舌和一團濃煙，使你瞧不清輪廓。」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這一點，沒有別的德國人比巴本處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凡維持另外一個政黨的組織機構或組織一個新政黨者，如其罪行不觸犯其它規定而須受到更大的懲罰，則處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個月到三年的拘禁。」

這篇演說傳開以後，在德國受到普遍的歡迎，但是在吉拉開會的一小批納粹黨人中間，卻像爆炸了一顆炸彈一樣。戈培爾立即採取行動，盡可能封鎖這篇演講。他禁止電臺按原定計劃在當天晚上廣播這篇演講的錄音，並且禁止報上提到這篇演講。他還命令警察到街頭去沒收已經刊載了這篇演講的摘要的《法蘭克福日報》。但是，即使這位宣傳部長的絕對權力也不足以防止德國人民和外界知道這篇反抗性演講的內容。狡猾的巴本事先已把講稿印發給駐柏林的外國記者和外交官，他自己的報紙《日耳曼尼亞報》也匆匆趕印了好幾千份，秘密散發出去。

在德國經濟系統中佔據關鍵地位的國家銀行總裁保守份子漢斯．路德博士被希特勒免了職，捲起鋪蓋到華盛頓去當大使了。認識到納粹主義的「真理和必要性」的前總裁。希特勒的忠實信徒沙赫特博士趾高氣揚地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繼任了這個職位。在建設第三帝國的經濟實力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軍備方面，整個德國沒有別人比沙赫特對希特勒的功勞更大了。他後來還兼任了經濟部長和戰時經濟全權總代表。不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他開始反對他所崇拜的偶像，終於辭去了或者說被解除了他的一切職務，甚至參加了那些密謀要暗刺希特勒的人一夥。他悔不該長期輸誠效忠，以自己的聲望為之助威，把自己的過人才能供其驅策。但是到那個時候，要在納粹黨領袖面前獨挽狂瀾，為時已經晚了。

衝鋒隊現在已經擴大到了二百五十萬人，它的參謀長羅姆並沒有因為希特勒任命他為內閣閣員這樣一種姿態或元首在元旦給他的友好的親筆信而就此甘休。他在二月間向內閣上了一份長篇條呈，建議以衝鋒隊為一支新的人民軍的基礎，而將軍隊、衝鋒隊、黨衛隊以及一切退伍軍人團體都置於一個單一的國防部的指揮之下。其含意很清楚，這個國防部要由他來擔任部長。在軍官團看來，再也想像不出有比這更令人反感的主張了，軍官團的高級成員們不但一致反對這個建議，而且要求興登堡支持他們。如果粗漢羅姆和他囂鬧的褐衫隊員控制了陸軍，軍官階層的整個傳統就要毀掉了。此外，這些將軍們聽到現在已開始廣泛流傳的關於這個衝鋒隊頭子周圍一批有相公癖者的腐化墮落的傳說，不免大為震驚。正如馮．勃勞希契將軍後來在作證時所說：「重整軍備這件事情是太重要大困難了，不能允許盜用公款者、酗酒鬧事者和有相公癖者參與其事。」

對於納粹黨總理來說，這是一個極其不利的轉折。不僅他繼任總統的計畫受到了威脅，而且如果陸軍接管國家的話，他個人和納粹黨政府也將完蛋。他在當天飛返柏林時，一定考慮到，如果要生存，只有一個辦法。他必須履行對陸軍的諾言，鎮壓衝鋒隊，停止衝鋒隊長們所要求的繼續革命。顯然，有著德高望重的老總統的支持，陸軍是不肯接受比這個還低的讓步的。

羅姆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在柏林體育館對一萬五千名衝鋒隊長發表演講時，表達了衝鋒隊員們中間的深深失望的情緒。他說：「我們常常聽說——衝鋒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警告說，事實並非如此。可是，希特勒的態度很堅決。他於八月十九日在戈德斯堡浴場曾經警告說：「衝鋒隊同陸軍的關係必須是同政治領導的關係一樣的關係。」九月二十三日，他在紐倫堡講話時說得還要清楚：

「必須承認，」他補充說，「在五月最後幾天裡，不斷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實確實如此嗎？希特勒後來說，羅姆和他的同謀者作了佔據柏林和扣押他的準備。但是如果確是如此，為什麼所有的衝鋒隊隊長都在六月初離開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為什麼希特勒在這個當兒離開德國，從而給衝鋒隊領袖們提供乘他不在的時候奪取國家的控制權的機會呢？

在德國歷史中始終堅持自己單獨權力的各邦被開頭刀。在三月九日晚上，也就是通過授權法以前兩個星期，馮．埃普將軍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數衝鋒隊員的協助下，趕走了巴伐利亞政府，成立了一個納粹政權。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國家專員去接管其它各邦，只有普魯士例外，因為在這裡戈林早已牢牢地處在控制地位了。三月三十一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權法，宣佈了一項法律，解散普魯士以外各邦的議會，命令它們按照最近一次國會選舉結果的比例重新組織。共產黨的議席則予以虛懸。不過這個辦法只實行了一個星期。性急如火的總理在四月七日又頒佈一項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長（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ａａｔｈａｌｔｅｒ），他們有權任命和撤換地方政府，解散議會，任命和撤換各邦的官員和法官。新任的邦長無一不是納粹黨人，他們「必須」執行「國家總理所制定的總政策」。

在一九四二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談話的話題轉到了國會大廈的建築及其藝術價值。我親耳聽到戈林打斷大家的話，大聲地說：「真正瞭解國會大廈的，只有我一個人，因為是我放火把它燒了！」說完，他還用他的手掌拍著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