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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女青年也要受當兵的訓練，因為希特勒青年運動並沒有放過姑娘們。從十歲到十四歲，德國女孩子加入「少女隊」。她們也有制服，白襯衫，藍裙子，短襪和極不女性化的沉重軍靴。她們的訓練跟同樣年齡的男孩子的訓練差不多，包括週末背著沉重背包的長途行軍以及關於納粹哲學的照例灌輸。不過重點是放在婦女在第三帝國的作用上，就是首先要當健康子女的健康母親。在少女們到了十四歲成為德國女青年團團員後，這種作用強調得更為厲害。

「德國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學校的教育外，還必須——通過希特勒青年團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精神的體、智、德三方面的教育。」

如果認為納粹政權對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國人民猛然驚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動了他們中間的極大多數人，那就錯了。事實上並沒有如此。一個那麼輕易放棄他們的政治、文化和經濟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較少數的人以外，是不會不惜犧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險來維護信仰自由的。

在一九三三年的頭幾個月以後，內閣中就不再有認真的討論了，而在一九三四年八月興登堡逝世以後，內閣就愈來愈不經常舉行會議了，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後，內閣則從來沒有再召開過會議。然而，內閣閣員個人卻擁有很大權力，可以頒佈法令，這些法令在經過元首的批准後就自動地變成了法律。或許是為了使張伯倫首相有個印象而在一九三八年大吹大擂地設立了秘密內閣會議（Ｇｅｈｅｉｍｅｒ　Ｋａｂｉｎｅｔｔｓｒａｔ），實際上是空有其名。它從未舉行過一次會議。德國國防會議（Ｒｅｉｃｈｓ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ｓｒａｔ）是在這個政權的初期成立的，由希特勒擔任主席，作為一個策劃戰爭的機構，它一共才正式舉行過兩次會議，雖然它的某些工作委員會倒是極度活躍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農場繼承法，是一種把農民推回到中古時期去而又保護他們在現代貨幣時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凡是占地三百零八英畝（合一百二十五公頃）足以使一個家庭衣食溫飽的田地，一概被宣稱為受到古代的限定繼承法約束的世襲地產。它們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因債務無力清償而沒收。在所有主死後，它們必須按當地的習慣傳給長子或者幼子，或者傳給最近的男性親屬。繼承人有義務照顧兄弟姊妹們的生活和教育，直到他們成年。只有一個能夠證明他的血液的純潔性可以一直回溯到一八〇〇年的亞里安德國人，才能擁有這樣一片田地。這項法律規定，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獲得農民的「光榮稱號」。如果他違反「農民慣例」，或者因為沒有能力或其它原因而不再積極耕作的時候，他就喪失了這個稱號。這樣，負債累累的德國農民在第三帝國的開始時期得以不致因債務無力清償而喪失土地，或者眼看著他的土地逐漸減少（因為沒有必要出賣部分土地來償債），但是在同時，他就像封建時代的農奴那樣不可改變地被限定在這塊田地上。

從六歲到十八歲（開始被徵參加勞動服役隊和軍隊以前）的青少年，不論男女都被組織在希特勒青年團的各種組織中。父母不讓他們的子女參加這種組織，要判很重的徒刑，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只是反對讓他們的女兒參加某些組織的活動，因為珠胎暗結的現象已經到了醜聲四播的程度。

海德里希以前是海軍中的一個情報官員，在一九三一年二十六歲的時候因為不願跟被他姦污的一個造船商的女兒結婚，被海軍上將雷德爾所撤職。在他的老練的領導下，保安處很快就在全國遍佈羅網，雇用了約十萬名兼職告密者，他們奉命窺察國內的每一個公民，只要發現有被認為是不利於納粹統治的最輕微的言論和活動，他們就報告上去。除非是笨蛋，沒有人不首先看一看有沒有隱藏的保安處錄音器，或者有沒有保安處特務在偷聽，就貿然說一句可能被認為是「反納粹」的話或者做這種事情。你的兒子，你的父親，你的妻子，你的表親，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書，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組織的告密者；你絕不會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聰明的話，對於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人都不要以為是大概沒有問題的。

在這一個亂哄哄的人堆頂上，站著那個奧地利前流浪漢，他現在已成了除史達林以外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獨裁者。正如漢斯．弗朗克博士一九三六年春天在一個律師會議上所說的，「德國今天只有一個權威，這就是元首的權威」。

國會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通過授權法，把它的立法職能交給了納粹政府，這也是希特勒統治的「合乎憲法性」的第二個支柱。以後每過四年，一個橡皮圖章似的國會就恭順地再把這個法案延長四年，這位獨裁者從來沒有想到要取消這個一度民主的機構，因為只要使它不民主就行了。到戰爭發生時為止，它一共只舉行過十二次會議，「制定」過四項法律，沒有進行過辯論或表決，而且除了希特勒發表的演說外，從未聽過別的任何發言。

這個寫傷感詩來歌頌希特勒（「這位與星星並列的天才」）、效法羅森堡那樣奇怪地信奉異教、效法施特萊徹那樣惡毒地反猶的二十九歲不成熟的青年，成了第三帝國青年中的獨裁者。

從一九三三年的最初幾個星期，當那些當權的人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任意逮捕、毆打和殺害時起，在國家社會主義統治下的德國就不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了。納粹德國的司法界名人傲然宣稱：「希特勒就是法律！」戈林強調了這點，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對普魯士的檢察官們說，「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事實確實是如此，這位獨裁者說什麼是法律，什麼就是法律，在緊急的時候，如在血腥清洗時期，他本人就宣稱他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有隨意處死任何人的權力。關於這一點，從他在這個血腥事件後向國會發表的演說中，我們已經看到了。

工資低得只能勉強糊口，控制又嚴得毫無自由活動之餘地，德國的工人，像羅馬的無產者一樣，由他們的統治者提供娛樂來轉移他們對困苦處境的注意。萊伊博士有一次解釋道，「我們必須把群眾的注意力從物質方面轉移到精神方面。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比滿足他們的臉皮更為重要」。

早在一九三五年，普魯士最高行政法院就在納粹黨的壓力下裁決，秘密警察的命令和行動不必經司法複審。政府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頒佈的秘密警察根本法把這個秘密警察組織放在法律之上。法院絕對不得干涉它的活動。正如希姆萊在秘密警察中的得力助手之一瓦爾納．貝斯特博士所解釋的，「只要警察是在執行領導上的意志，它的行動就是合法的」。任意逮捕和把受難者拘禁在集中營裡的做法被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名字就是Ｓｃｈｕｔｚｂａｆｔ（「保護性看管」），所根據的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法律。我們前已談到，這個法律停止實行憲法中保證公民自由的條款。但是這裡的保護性看管並不是像在較為文明的國家裡那樣保護一個人使他不受到可能的傷害。它是用把他關在鐵絲網後面的辦法來處罰他。

七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批准這個契約後五天，德國政府頒佈了一個淨化法令，特別使天主教會感到憤怒。五天後，開始採取了步驟來解散天主教青年聯盟。在以後幾年裡，數以千計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許多人是由於「不道德」或者「外幣走私」等等捏造出來的罪名而被捕的。我們已經談到，天主教行動組織的領導人埃里希．克勞斯納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清洗中被殺害的。數十種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發行，甚至懺悔室的神聖性也遭到秘密警察人員的破壞。德國天主教的各級教士，像大多數基督新教牧師一樣，起先曾力圖和新政權合作，但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他們的幻想完全破滅了。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發出了一個通諭《Ｍｉｔ　Ｂｒｅｎｎｅｎｄｅｒ　Ｓｏｒｇｅ》（《痛心已極》），指責納粹政府「規避」和「破壞」契約，播種「懷疑、不睦、仇恨、中傷的莠草，播種公開和秘密的根本敵視基督和基督教會的莠草」。這位羅馬教皇在「德國的天際」看到了「摧殘性宗教戰爭的險惡烏雲——這種戰爭除了——滅絕人類以外沒有其它目的」。

體育運動的每個部門都由「通過歡樂獲得力量」所控制，它的組織規模也是龐大的，據官方數字表明，每年參加各種運動的有七百多萬人。這個組織還以極低的票價安排看話劇、歌劇和聽音樂，從而使勞動者得以欣賞比較高級的娛樂，這是納粹官員們常常自誇的。「通過歡樂獲得力量」還有它自己的由九十件樂器組成的交響樂團。這個樂團不斷在全國巡迴演奏，常常在不常能聽到好音樂的小地方演奏。最後，這個組織接管了在共和國時期辦得很發達的二百多個成人教育機構——起源於斯堪的納維亞的一種運動——並把它們繼續辦下去，雖然在教學中夾雜了大量的納粹思想。到頭來，不用說，這些娛樂費用還是出在工人身上。據萊伊博士說，勞工陣線每年會費收入在一九三七年達到一點六億美元，而在戰爭開始時已超過兩億美元大關，這筆帳是極為含糊的，因為不是由國家而是由黨的財務處掌握的，而後者是從來不公佈它的帳目的。勞工陣線會費收入中撥給「通過歡樂獲得力量」的是十％。但是，個人為假期旅行和娛樂所支付的費用，雖然很便宜，在戰爭發生前的一年也達到了十二點五億美元。工資生活者還有一筆重大開支。勞工陣線是納粹黨在德國的最大的一個組織，擁有二五〇〇萬成員，它成了一個臃腫的官僚政治機構，有數十萬領全薪的職工。事實上，據估計，它的收入中有二十％到二十五％充作了行政費用。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一支全國範圍的統一的警察隊伍在德國歷史上首次建立起來，希姆萊被任命為德國警察總監，負責領導，在此以前警察是由各邦分別設立的。這就等於把警察置於黨衛隊的手中，後者自從一九三四年鎮壓羅姆「反叛」後權力一直在迅速增加，黨衛隊已不僅是禁衛軍，不僅是黨的唯一武裝部門，不僅是新德國的未來領袖們將從中選擇的得寵精華，而且它現在還擁有了警察力量。第三帝國已變成一個警察國家，這是一切極權獨裁政體的不可避免的發展。

這種錯誤的代價是巨大的。在經過了六年的納粹化以後，大學生的數目減少了一半以上，從十二萬七千九百二十人減少到五萬八千三百二十五人。為德國培養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各理工學院的入學人數減少得更多，從二萬零四百七十四人減少到九千五百五十四人。學術水準大為下降。到一九三七年時，不僅科學和工程界的青年感到缺乏，他們的水準也下降了。遠在戰爭爆發以前很久，正在起勁地幫助納粹重整軍備的化學工業，就曾通過它的喉舌《化學工業》抱怨說，德國正在喪失它在化學方面的領先地位。它抱怨說，不僅國民經濟，而且國防本身也在受到危害，它並認為青年科學家人數的不足和才能的平庸是由於各理工學院品質的低下所造成的。

新上任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從現在起將使德國文化不得越出納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在被焚的書籍化為灰燼之際向學生們講了話。「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在這火光下，不僅一個舊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

然而，至少還有一些德國人，特別是在德國的藝術中心慕尼黑，卻寧願受到藝術上的玷污。在這個城市的另外一個地方，在一所必須要經過狹窄的樓梯才能走到的破敗的陳列室裡，有一個「退化藝術」展覽會，這是戈培爾博士為了讓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護他們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而組織的。內容是些精選的現代繪畫，有科科契加、夏高爾和表現主義派及印象主義派的作品。我去參觀的那一天，我曾先到德國藝術館去看了一下，因為地盤很大，走得氣喘吁吁。而這個展覽會的觀眾卻擁擠不堪，等候入場的人從嘰嘰嘎嘎作響的樓梯一直列隊排到街上。事實上，去看的人實在太多了，使戈培爾博士感到又是生氣又是尷尬，於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覽。

結果是德國人民受罪，只能聽到和看到同他們的報紙和期刊的內容同樣空虛和令人生厭的廣播節目和電影。德國的觀眾，向來是默默順從別人告訴他們應該看些什麼的，但是即使是這樣好說話的觀眾也發生反抗了。納粹電影上映時門可羅雀，而經戈培爾許可在德國放映的少數外國影片（多半是乙級好萊塢影片）則門庭若市。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個時期，德國影片老是遭到噓聲，以致於內政部長威廉．弗立克對「電影觀眾的叛逆行為」發出嚴厲警告。廣播節目也遭到了群眾極不客氣的批評，德國廣播協會主席霍爾斯特．德萊斯勒一安德萊斯說這種吹毛求疵是「對德國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在三十年代的那些日子裡，德國聽眾仍可收聽許多外國電臺的廣播，而不致像戰爭爆發以後的時期裡那樣會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或許有很多人曾收聽外國廣播，雖然本觀察家的印象是，隨著一年一年地過去，戈培爾博士證明了他的看法是對的，即廣播變成了這個政權的遠遠超出其它一切的最有效的宣傳工具，在改造德國人民，使他們適合希特勒目標這一點上，比任何別的宣傳工具都起著更大的作用。

納粹的經濟政策多半是由沙赫特博士決定的，因為希特勒討厭經濟學，而且對此幾乎一竅不通。納粹經濟政策在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致力於大事擴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人企業，以此來使失業人員就業。政府的經費由發行特別的失業證券來提供，對籌集資本和增雇人員的企業則慷慨地減免它們的賦稅。

跟它對立的是另一個少數派集團，自稱為「明認信仰教會」。這個教會有差不多同樣數目的牧師，後來由涅穆勒擔任領導。這個教會反對使新教教會納粹化，不接受納粹的種族理論，並指斥羅森堡和其它納粹領袖的反基督教主張。大多數新教徒則介於二者之間，他們似乎很膽小，不敢參加這兩個敵對集團中的任何一個。他們採取騎牆態度，大多數人最後終於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懷抱，承認他有權干預教會事務，服從他的命令而沒有公開反對的表示。

當然，關於希特勒所頒佈的對付猶太人的法律，或者關於政府所發起的對這些不幸的人的迫害，是沒有什麼隱瞞的。所謂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的紐倫堡法律，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籍，使他們淪為「屬民」的地位。這個法律還禁止猶太人和亞利安人通婚，禁止他們有婚姻以外的性關係，並且禁止猶太人雇用三十五歲以下的亞利安女僕。在以後幾年裡，補充紐倫堡法律的大約十三項法令，使猶太人遭到完全的取締。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夏天，也就是德國充當奧林匹克運動會東道主使西方遊客們十分愜意的時候，猶太人由於法律或者納粹的恐怖手段——後者往往先於前者——而不能得到公私就業機會已到了至少其中有一半人生計無著的程度。在第三帝國的第一年即一九三三年，他們不得競選公職，不得擔任文官職務，不得在新聞界、廣播業、農業、教育界、戲劇界、電影界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們被攆出交易所，雖然直到一九三八年才頒佈禁令，不准他們當律師，從事醫藥業和商業，但是，實際上在納粹統治頭四年結束以前，他們就從這些行業中被排除出來了。

當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當政的時候，德國農民，像大多數國家的農民一樣，正陷於絕境之中。據《法蘭克福日報》上的一個作者說，他們的處境比為禍甚烈的一五二四年到一五二五年農民戰爭蹂躪德國土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壞。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農業收入降到了新的低點，比戰後最壞的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還要少十億馬克。農民們所負的債務達到一百二十億馬克，差不多全部是在近八年中拖欠的。這些債務的利息約占全部農業收入的十四％，此外還有相當沉重的賦稅和對各種社會服務的捐款負擔。

一九三九年三月，政府發佈了一項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樣方式強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不聽話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讓他們的子女參加，否則將把他們的子女奪走，安置在孤兒院或其它收養所裡。

在一九三三年的頭幾個月，納粹黨裡有少數激進份子試圖控制企業協會，接管百貨商店，建立一種跟墨索里尼企圖建立的相彷彿的勞資協作國家。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把他們趕走，而代之以保守的企業家。希特勒早期在經濟問題方面的導師、要想取消「利息奴役」的怪人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獲得了一個經濟部次長的職位，但是他的上司，一生靠貸款收息的保險業巨頭卡爾．施密特博士，不給他具體工作做，而在沙赫特繼任經濟部長後，就把弗德爾免職了。

到一九三四年年初，幻想破滅了的涅穆勒牧師已經成為「明認信仰教會」和牧師緊急聯盟中少數反對者的精神上的指導。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巴門舉行的教議會全體大會上，以及在涅穆勒的耶穌基督教會十一月間在柏林郊外達倫姆舉行的一次特別會議上，「明認信仰教會」宣稱自己是嫡派德國新教，並設了一個臨時的教會管理機構。這樣，現在就有了兩派，全國主教繆勒派和涅穆勒派，都自稱是合法的嫡派新教教會。

電臺和電影也很快被利用來為納粹政權的宣傳服務。戈培爾一直認為廣播（電視當時還沒有問世）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宣傳工具。通過他的宣傳部的廣播司和德國廣播協會，他完全控制了廣播事業，使它適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務所以比較容易實現，是因為在德國，像在歐洲其它國家一樣，廣播事業是由國家所擁有和經營的壟斷事業。一九三三年納粹政府一上臺，國家廣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三四年夏末，我到第三帝國來生活和工作。新德國有許多事情使外國觀察家獲得深刻印象，使他們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不安。絕大多數德國人似乎並不在乎他們的個人自由遭到剝奪，並不在乎他們的大量文化被摧殘，被沒有思想的野蠻狀態所代替，也不在乎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已經被管制到了即使是一個世世代代以來習慣於嚴格管制的民族也從未經歷過的程度。

在希特勒當權的頭一年，第一批集中營就像雨後春筍似地建立起來了。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就有了大約五十個集中營。它們主要是由衝鋒隊設立的，先給它的受難者以一頓飽打，然後向他們的親戚朋友勒索盡可能多的贖款。這基本上是強敲硬詐。不過，有時候，被拘禁者卻被殺害，通常是出於純粹的虐待狂和殘忍。在紐倫堡審訊時發現了四個這樣的案件，它們是一九三三年春天發生在慕尼黑附近的達豪黨衛隊集中營裡的。每個案件中，被拘禁者都遭到了殘酷無情的殺害，一個是被笞死的，另一個是被勒死的。甚至慕尼黑的檢察官都提出了抗議。

雖然他在紐倫堡受審時矢口否認他曾參加納粹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他自稱他所做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實仍然是，對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發動的戰爭，沒有一個人像沙赫特那樣在德國經濟準備方面盡了那麼多的責任。這是軍方所直爽地承認的。在沙赫特的六十壽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一期的軍方刊物《軍事週報》稱頌他是「使得國防軍的重建工作在經濟上成為可能的人」。它又說，「多虧沙赫特的手腕和巨大能力，國防軍才得不顧一切貨幣上的困難而從原來的十萬人發https://m.hetubook.com.com展到目前的兵力」。

青年們就是這樣在受著如何在第三帝國生活、工作和死亡的訓練。雖然他們的頭腦被蓄意加以毒化；他們的正規學業被打斷，而且由於這種訓練，他們的天倫之樂也大體上被取消了，但是男女孩子們，男女青年們卻似乎非常快樂，對於過一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的生活充滿了熱情。而且把各個階級和各種行業出身的孩子們集合在一起，使來自貧家和富室，來自工人家庭、農民家庭、商人家庭或貴族家庭的子女們分擔著共同的任務，這種做法本身也無疑是好的和健全的。在大多數情況中，一個城市出身的男孩子或女孩子進行六個月的強迫勞動服役，住在戶外，學習體力勞動的價值，跟那些不同出身的男女孩子們相處，對他們是沒有害處的。凡是那個時候曾在德國各地旅行過，跟住在營房裡的青年們談過話，看到過他們工作、玩耍和歌唱的人，都不能不覺得，不論這種教育多麼陰險，但這的確是一種非常生氣蓬勃的青年運動。

「凡是在信函或其它文件中有譭謗國家社會主義領袖、國家和政府言論——（或者）頌揚馬克思主義領袖或舊民主黨派自由主義領袖者」則予以隔離禁閉兩星期或鞭笞二十五下，這種處罰算是較輕的。

希特勒對「教授」，對學術生活的輕視，在《我的奮鬥》中已屢有流露。他在這本書裡表示過他對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寫道，「一個民族國家的整個教育的主要目標，決不可以只是灌輸知識，而是要造就十足強健的體魄」。但是，更重要的，他在這本書裡強調過爭取青年和訓練青年，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服務的重要性，這是他在成為德國的獨裁者以後仍舊常常談到的一個問題。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的講演中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投向你那邊的』，我就平靜地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你算什麼？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陣營裡。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而只知道這個新社會』」。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他說，「這個新國家將不把它的青年交給任何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進行教育和撫養」。這不是空口說白話，當時實際發生的情況確是如此。

希特勒政府為德國所規定的前途，清楚地規定在羅森堡在戰爭期間為「國家總教會」所擬定的三十點綱領中。羅森堡是一個直言無諱的異教徒，他的職務中有一個是「國家社會主義黨全部文化哲學教導事務元首私人代表」。稍舉這三十點中幾點就足以表明基本要旨：

同美國相比，把生活費用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差別都算在裡面，德國的工資一向是比較低的。在納粹統治下，又比以前稍微低了一點。德國統計局的數字表明，熟練工人從最蕭條的一九三二年每小時二十點四分降低到一九三六年年中的十九點五分。不熟練工人的工資從每小時十六點一分降低到十三分。

有些法官，不論他們過去多麼反對共和國，對黨的方針卻響應得不夠熱烈。事實上，其中至少有少數人還企圖根據法律來作判斷。從納粹的觀點來說，其中最不好的例子之一，是德國的最高法院國家法院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國會縱火案審判中因證據不足而開釋了四個共產黨被告中的三個。只有頭腦糊塗的荷蘭人範．德．盧勃由於招認了而被判定有罪。這事使希特勒和戈林大為冒火，於是不出一個月，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一向只有最高法院才能審理叛國案的權力，從這個莊嚴的機構手裡轉移給新的法院Ｖｏｌｋｓｇｅｒｉｃｈｉｓｈｏｆ（人民法庭）。人民法院很快就變成了德國最可怕的法庭。它由兩個專職法官和五個由納粹黨官員、黨衛隊和武裝部隊中選出的人組成，後者在表決時佔有多數。對它的判決不得上訴，而且它的審訊通常是秘密舉行的。但是，偶然為了宣傳起見，在作比較輕的判決時，也邀請外國記者去旁聽。

「三十、在它創立那一天，各大小教堂，必須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須代之以唯一不能征服的象徵——『萬』字。」

這樣，作者本人曾於一九三五年到人民法庭去旁聽過一個案件的審判。這次審判使我覺得倒像戰地臨時軍法審判而不像民事法庭審判。審訊程序一天就結束了，差不多沒有機會提出被告方面的證人（如果竟有人敢於為一個被控「叛國罪」的人辯護的話），辯護律師都是「合格的」納粹黨人，他們提出的論據則軟弱得簡直達到荒謬可笑的程度。看看只報導判決結果的報紙，你所得到的印象是，大多數不幸的被告（雖然不是在我旁聽的那一天的被告）都是被判死刑的。沒有公佈過數字，雖然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人人畏之如虎的人民法庭庭長羅蘭．法賴斯勒說，「只有四％的被告被處死刑」。他後來在戰爭期間因美國人的炸彈命中他正在進行審判的法庭而被炸死。

代替它們的作品在一九三七年夏天進行了展覽，當時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個單調的擬古主義建築物裡正式主持了「德國藝術館」的開幕。這個建築物是他出主意設計的，他說它在建築藝術上是「無與倫比和無法模仿的」。在納粹藝術的這個第一次展覽中，陳列了從一萬五千幅應徵作品中選出來的九百幅作品。這是作者在任何國家中沒有看到過的最蹩腳的貨色。希特勒親自作了最後的選擇。原來的評選團的主席是德國藝術協會主席阿道夫．齊格勒，他是一個平凡的畫家。據當時跟希特勒在一起的一些黨內同志說，希特勒對評選團所選的某些畫極為惱火，他不但命令把這些畫剔掉，而且用他的長統靴子在好幾幅畫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覽會開幕式的長篇講演中說，「我早已下了決心，如果命運給予我們權力的話，（藝術鑒賞）這類問題是不用討論的，要做的只是作出決定」。而他的確作出了決定。

保安處的一個令人感到興趣的、雖然是次要的任務，是查明誰在希特勒的公民投票中投了「不同意」的票。在紐倫堡的無數檔案中，有一份在科切姆的保安處關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的公民投票的秘密報告：

在姑娘們的家務年裡也發生同樣的道德問題，在這個期間約有五十萬希特勒青年團的姑娘們在城市的家庭裡進行一年的家務服役。實際上，較為真誠的納粹黨人並不認為這些是道德問題。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德國女青年團的婦女領導人——她們總是不怎麼標緻，而且常是沒有結婚的——給她們的青年徒眾講話，教諭為希特勒德國生兒育女的道義和愛國責任，如果可能的話，在結婚以後生育，如果必要的話，沒有結婚也不要緊。

把猶太人排除在德國社會以外的種族法律，在一個外國觀察家看來，是一種驚人的倒退到原始時代的做法，但是，既然納粹的種族理論把德國人捧成是社會中堅和主宰種族，這些法律絕不是不得人心的。有時遇到很少數德國人——前社會民主黨人或者自由主義者，或者是出身舊保守階級的虔誠的基督教徒——對迫害猶太人的行為感到嫌惡甚至反對，雖然他們曾幫忙減輕了一些個別的猶太人的困難，但是在挽回狂瀾方面卻沒有出什麼力。他們又能做什麼呢？他們常會這樣問你，而這卻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由於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的血腥清洗後已不再存在對納粹政權的反抗，所以許多德國人認為大批的「保護性看管」逮捕和把數以千計的人關在集中營裡的做法會停止了。在一九三三年的耶誕節前夕，希特勒曾宣佈釋放集中營中二萬七千名被拘禁者，但是，戈林和希姆萊規避了他的命令，只有極少數人真正獲釋。後來，內政部長弗立克，這個唯命是從的官僚主義者，曾在一九三四年四月發出秘密命令，對大規模「保護性看管」逮捕加些限制和減少關到集中營裡去的人數，企圖使納粹凶徒的胡作非為收斂一些，但是希姆萊說服了他放棄這事。這位黨衛隊頭子比這位部長看得較為清楚，知道集中營的目的不僅是處罰納粹政權的敵人，而且擺在那裡威嚇人民，使他們根本不敢想反抗納粹統治。

凡是三十年代在德國生活過的人，只要是關心這些事情的話，沒有一個人能夠忘記，曾經有過那麼悠久的極高的文化水準的民族，它的文化水準竟發生這樣令人噁心的退化。不用說，一經納粹領袖們決定，藝術、文學、報刊、廣播和電影都必須專門為新政權的宣傳目的和野蠻哲學服務，這種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恩斯特．約恩格和恩斯特．維查特的早期作品以外，沒有一個還在人世的比較重要的德國作家的作品曾在納粹當政時期出版過，差不多所有這些作家，都在湯瑪斯．曼的帶頭下移居到國外。極少數留在國內的作家不是自動地就是被迫保持緘默。每一本書或者劇本的手稿，都必須先送宣傳部審查，經它認可後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第十一條犯有下列罪行者以煽動者論處，一律絞死：凡——談論政治，發表煽動言論，舉行煽動集會，組織小集團，與人廝混盤桓；為了將暴行傳聞供反對派宣傳而收集集中營真假情報；接受、隱藏、傳播、外遞此類情報給外國客人等等者。

三十年代真正使德國人感到震動的事情是，希特勒在人民就業、造成繁榮、恢復德國軍事力量、外交政策方面節節勝利這些輝煌成就。很少德國人因為逮捕幾千名牧師和教士，或者因為各新教教派之間的爭執而睡不著覺。更少人這樣仔細地想過：在受到希特勒支持的羅森堡、鮑曼和希姆萊的領導下，如果可能的話，納粹政權打算最後摧毀德國的基督教信仰，而代之以古代日耳曼部落神祇的老異教和納粹極端份子的新異教。正如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之一鮑曼在一九四一年所公開說的一樣，「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調和的」。

這就是大約在德國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後猶太人所處的困境。而這不過是一條很快就會導致他們遭到屠殺滅種的道路的開端。

到十四歲，男孩子就正式參加希特勒青年團，一直到十八歲，然後參加勞動服役隊和軍隊。青年團是一個根據同衝鋒隊相似的準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龐大組織。在這個組織裡，行將成人的青年們不僅受到野營、體育和納粹思想方面的系統訓練，甚至還有當兵的系統訓練。有許多個週末，本作者在柏林郊外的野餐曾為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們所打斷，他們舉著槍，背著沉重的行軍背囊，吃力地穿過密林或者爬過灌木叢生的荒地。

但是，毫無疑問，他們願意接受他們在納粹德國的地位的最大原因是：他們又獲得了職業，而且確信飯碗不會敲破。一個觀察家只要略知一二他們在共和國時期飯碗朝不保夕的情況，就不難瞭解，為什麼只要他們有全日工作在做，他們就似乎並不十分在乎喪失政治自由甚至工會了。他們的活也不錯，在過去，有那麼多人，有多到六百萬人和他們的家屬，雖然有這種自由人的權利，但是由於有了挨餓的自由而失去了意義。希特勒由於取消了挨餓的自由而得以穩穩地獲得了工人階級的支持（這個工人階級也許是西方世界最有技能、最勤勞和最守紀律的工人階級）。但是得到他們支持的好處的不是他的幼稚淺薄的思想，也不是他的罪惡打算，而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戰爭物資的生產。

有些人覺得奇怪，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大學教師在一九三三年後對高等教育的納粹化表示了順從。雖然按官方數字，在這個政權的頭五年中被解雇的教授和講師有二千八百人，約占全部人數的四分之一；但是，由於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而失去職位的教師的比例，卻如一九三三年被瑪律堡大學解雇的威廉．羅普克教授所說的，「非常之小」。雖然人數不多，其中卻有德國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卡爾．雅斯伯斯、Ｅ．Ｉ．古姆貝爾、希歐多爾．利特、卡爾．巴爾特、尤利烏斯．埃平豪斯等十餘人。其中大多數人都移居國外了，先是到瑞士、荷蘭和英國，最後到了美國。其中有一人，即逃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希歐多爾．萊辛教授，遭到了納粹暴徒的盯梢，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馬里安巴德被殺害。

由於私營工業不能生產出只售三百九十六美元的汽車，希特勒下令由國家來製造，並叫勞工陣線來負責這個計畫。萊伊博士的這個組織很快就於一九三八年在布勞恩希威格附近的法勒斯累本著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廠」，年產一百五十萬輛汽車，納粹宣傳家們說，「比福特公司還要多」。勞工陣線撥出了五〇〇〇萬馬克作為資本。但是，這不是主要的經費來源。萊伊博士的巧妙計畫是工人們應當通過一種叫做「先付款後得貨」的分期購置計畫來自行提供資金一每星期付五馬克，如果一個工人認為他能付得起的話，就付十馬克或十五馬克。在付了七百五十馬克時，買主收到一個定單號碼，他可以在汽車生產出來後就得到它。可憐的工人！在第三帝國時期連一輛汽車也沒有替任何買主生產出來。德國的工資生活者付出了幾千萬馬克，一個芬尼也沒有償還。到戰爭開始時，「大眾汽車」廠就去製造對軍隊更有用的貨物了。

雖然如此，納粹政權卻的確開始實行過一個全面的新農業計畫，輔之以很多大談其「Ｂｌｕｔ　ｕｎｄ　Ｂｏｄｅｎ」（「血統和土地」）以及農民是社會中堅和第三帝國的主要希望的動聽宣傳。為了實現這個新計畫，希特勒任命了瓦爾特．達里來負責。達里是納粹黨裡為數極少的那些雖然信奉大部分納粹神話卻對本行極為精通的領袖之一。他是一個受過相當專業訓練的傑出的農業專家，曾在普魯士農業部和全國政府農業部裡工作過。他兩次都因跟上級不合而被迫離職，在一九二九年退隱到他在萊茵區的家裡，寫了一本叫做《農民是北歐人種生命的源泉》的書，這樣一個書名是必然會引起納粹黨人的注意的。

他在監獄裡關了八個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在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特別法庭）上受審，這種特別法庭是納粹為了審訊犯有危害國家罪的人而設立的。雖然他的「暗中攻訐國家」的主要罪名是被開脫了，但還是因「濫用講壇」和在他的教堂裡收集捐款而被判罰款二千馬克和監禁七個月。因為他服刑已超過這個期限，所以法庭宣佈把他釋放，但是他在離開法庭時立即被秘密警察帶走，置於「保護性看管下」，關在集中營裡，先是在薩赫森豪森集中營，後又在達豪集中營裡，在那裡，他一直被關了七年，直到被盟軍解放。

德國多少年代以來一直非常傑出的自然科學的教學也迅速地退化了。如像物理學方面的愛因斯坦和弗朗克，化學方面的哈伯爾、威爾斯塔特和瓦爾堡這樣卓越的教授，都解職了或者退休了。還在任教的人中，有許多則被納粹的邪道所腐蝕，企圖把這種邪道也運用到純粹科學上去。他們開始講授他們所謂的德國物理學、德國化學、德國數學。一九三七年還出現了一種叫做《德意志數學》的刊物，它的第一篇社論就一本正經地宣稱，凡是認為數學是沒有種族性的任何想法，其「本身」就包含著「毀滅德國科學的胚種」。

這些納粹科學家妄幻之深，使得即使在外行看來也是難以相信的。海德堡大學教授菲力浦．萊納德是第三帝國較有學識、在國際上受到尊重的科學家之一，他曾問道：「德國物理學？有人會回答說，『但是，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性的』。這是不對的。實際上，科學像別的每一項人類所創造的東西一樣，是具有種族性的和以血統為條件的。」德雷斯登物理研究所所長魯道夫．托馬希克則更為荒唐。他寫道，「現代物理學是（世界）猶太民族用來毀滅北歐科學的一種工具——純正的物理學是德國精神的產物——事實上，整個歐洲的科學是亞利安民族的成果，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是德國思想的成果」。德國國家物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約翰內斯．施塔克教授也認為如此。他說，不難發現，「物理學研究的奠基者們，從伽利略到牛頓的偉大發明家一直到我們時代的物理學前驅們，差不多都是亞利安人，其中主要是屬於北歐種族」。

隨著納粹出版人把報紙一家又一家地置於控制下或者接管過去，所有報紙的總銷售量就此一落千丈。在第三帝國的頭四年中，報紙的種類由三千六百零七種減少到二千六百七十一種。

有時候，必須說，特別法庭的法官確是表現出一種獨立精神，甚至忠於法律，在這種情況下，或者是赫斯，或者是秘密警察，就來插手了。例如，我們已經看到，涅穆勒牧師被特別法庭開脫了他的主要罪名而只判處了短期監禁，而他在等候審訊時期已服滿了這段短期徒刑，因此本來就可以回家了，秘密警察卻在他離開法庭時把他架走而送到了一個集中營裡去。

席臘赫的職務原來是隸屬於教育部的，現在規定為直接對希特勒負責。

他很快就嚐到了幻想破滅的可怕滋味。

在一九三四年內有一個時期，阿曼和戈培爾都要求拼命巴結的編輯們不要把他們的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阿曼說，他很遺憾，「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一位魯莽的週刊編輯，《格魯恩郵報》的埃姆．韋爾克，把阿曼和戈培爾的話當了真。他指責說，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使得報刊變得那麼乾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三個月，他本人則被戈培爾撤職，送到集中營去。

因此，他就搞了一個叫做「Ｋｒａｆｔ　ｄｕｒｃｈ　Ｆｒｅｕｄｅ」（「通過歡樂獲得力量」）的組織。它所提供的東西，我們只能稱之為管制化的娛樂。在二十世紀的一個極權獨裁政體中，或許像以前的這種政體一樣，不僅有必要控制一個人的工作時間，還必須控制他的閒暇時間。這就是「通過歡樂獲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納粹黨當政以前，德國有成千上萬個俱樂部，從事於從下棋、踢足球到觀賞飛禽的各種娛樂活動，在納粹統治下，除了在「通過歡樂獲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導下的組織以外，不准許其它有組織的社交性團體、運動團體和娛樂團體進行活動。

「第十二條犯有下列罪行者以聚眾鬧事者論處，當場格殺或以後絞死：凡襲擊守衛或黨衛隊人員，奉派值勤時拒絕服從或工作——或在途中或工作時大聲咆哮、囂叫、煽動或發表演說者。」

在開始時，秘密警察實際上還只不過是戈林用來逮捕和殺害反對政權者的一個私人恐怖工具。只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戈林任命希姆萊為普魯士秘密警察的副首腦後，秘密警察才開始作為黨衛隊的一支力量而擴展起來。在這個態度溫和然而具有虐待狂的養雞農民出身的新首腦以及在黨衛隊保安處（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ｄｉｅｎｓｔ）處長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這個殘忍成性的青年人的天才領導下，它成了一個惡閻王，對每個德國人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

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農民很久以來一直覺得自己在一個似乎只以企業界和勞工界的利益為懷的國家裡被忽視了，如今一旦發現受到很大的注意並被稱為民族英雄和光榮公民，在開始的時候，當然是感到得意的。達里又任意把農產品價格定在一個有利可圖的水準上，而使農民得到較前為高的收入，這就使他們更加高興了。在納粹統治的頭兩年中，農產品批發價格上漲了二十％（蔬菜、乳製品和牲畜還要漲得多上些），但是這種好處由於農民必需購買的東西的價格，尤其是機械和肥料的價格的同樣上漲而抵銷了一部分。

希特勒對德國工人搞的騙局，還有一個值得順便提一提。這就是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大眾汽車」）的騙局，「大眾汽車」hｅｔuｂoｏk•cｏｍ.ｃｏｍ是元首心血來潮忽發奇想的產物。他說，每個德國人，或者至少每個德國職工，都應當有一輛汽車，就像美國一樣，當時，德國人每五十個人中才有一輛汽車（而美國是每五個人有一輛汽車），職工們往返是騎自行車或者乘公共車輛代步的。現在希特勒下令要為職工生產只售九百九十馬克（按官方匯率合三百九十六美元）的汽車。據說，他本人曾參預了在奧地利汽車工程師斐迪南．波爾徹博士監督下的這種汽車的實際設計工作。

最後，德國工人的淨得工資減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稅，對疾病、失業和殘廢保險的強迫扣款和勞工陣線會費以外，體力勞動者，像納粹德國的其它任何人一樣，還經常受到壓力要對納粹黨的各種各樣的慈善事業作愈來愈大的捐獻，這種慈善事業中主要的是Ｗｉｎｔｅｒｈｉｌｆｅ（冬賑）。許多工人由於不對冬賑捐款，或者捐款的數目被當局認為太少，而丟了飯碗。一個勞工法庭同意這樣立即開除工人，它說，這種不肯捐款的行為是「敵視人民社會——要受到最強烈譴責的行為」。據估計，在三十年代中期，賦稅和捐獻占去了一個工人工資總額的十五％到三十五％。每星期六點九十五元的收入去掉了這樣一個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來支付房租、準備伙食、添置衣著和作娛樂活動了。

納粹對基督教會的戰爭開始得較為溫和。希特勒名義上是一個天主教徒，雖然他曾在《我的奮鬥》中痛罵天主教過問政治，並且因兩個基督教會條要求給予「國內一切宗教派別的自由，只要它們對——德國民族的道德感情沒有危險。黨贊成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國會把自己的作為立法機構的職權讓給這位獨裁者那天，希特勒對這個德國立法機構發表講演，讚揚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國民族靈魂的要素」，答應尊重這些信仰的權利，宣稱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謀求教會和國家之間的融洽協調」，而且說「我們希望改善我們和羅馬教廷的友好關係」——最後這一句話顯然是為了要獲得天主教中央黨的選票，結果如願以償。

為了使第三帝國在進行戰爭方面作好準備，沙赫特把他的得到世所公認的金融奇才的渾身解數都施展了出來。印鈔票只是他的絕招之一。他操縱通貨的神通之廣大竟到了這樣的程度：據外國經濟學家的估計，有一個時期德國的貨幣竟有二百三十七種不同的價值。他同幾十個國家談判了（對德國）驚人有利的物物交易，而且使正統經濟學家感到驚奇的，他竟用事實表明：你欠一個國家的錢愈多，你同它做的生意也就愈多。他為一個沒有什麼流動資金和幾乎沒有財政準備金的國家創造信用的本領真是一種天才的傑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說的，是一個操縱聖手的傑作。他發明的所謂「米福」（Ｍｅｆｏ）票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米福」票是國家銀行所發行的票據，由國家予以保證，用來支付軍火製造商。這種票據，德國各銀行都接受，最後由國家銀行予以貼現。因為它們既不出現在這個國家銀行的公開報告裡，又不出現在政府的預算裡，所以對德國重整軍備的程度起了保守秘密的作用。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它們專門用來支付重整軍備的費用，共發行了一百二十億馬克。財政部長施維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卻感到發愁，他有一次向希特勒解釋說，這只不過是一種「印刷鈔票」的辦法而已。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使納粹黨有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來讓全世界對第三帝國的成就留下印象，而且他們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Ｊｕｄｅｎｕｎｅｒｗｕｎｓｃｈｔ」（「猶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地從店鋪、旅館、啤酒館和公共遊宴場所取了下來，對猶太人和兩個基督教會的迫害也暫時停止了，全國都裝出最規矩的態度。以前任何運動會都沒有過那麼出色的組織工作，也沒有過那麼不惜工本的款待。戈林、里賓特洛甫和戈培爾為外國客人們舉行了豪華無比的宴會——這位宣傳部長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寧塞爾舉行了「義大利之夜」的宴會，招待了一千多位賓客，場面之盛大簡直像《天方夜譚》中的故事。客人們，特別是從英國和美國來的那些客人們，對所看到的情況印象非常深刻：這顯然是在希特勒領導下團結一致的一個快樂、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們說，這跟他們在報上讀到柏林電訊時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凱爾說）黨站在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上，而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上帝意志的實施——上帝的意志表現在德國人的血液裡——佐爾納博士和加倫伯爵（繆恩斯特的天主教主教）力圖向我闡明，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兒子基督。這使我發笑——不，基督教信仰並不依靠使徒信條——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黨來代表，德國人民現在由於黨，特別是由於元首的號召而具有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元首是新啟示的先驅。」

羅普克教授後來寫道，「這是一幕使德國學術界的光榮歷史蒙受污辱的出賣靈魂的景象」。尤利烏斯．埃平豪斯教授在一九四五年不堪回首地說，「德國各大學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沒有能夠以它們的全力來公開反對摧毀學術和民主的國家。它們沒有能夠使自由和正義的烽火在暴政的黑夜裡燃燒」。

第三帝國的青年成長起來後將有強健的體魄，對他們的國家和自己充滿信心，還要有一種不分階級和沒有經濟和社會隔閡的友誼和同志愛，我後來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間，在亞琛和布魯塞爾之間的公路上看到德國士兵和第一批英國戰俘之間的鮮明對照時又想起了這一點，前者膚色黝黑，姿勢挺拔，飽曬陽光，營養充足；後者則胸部凹陷，肩膀斜垂，面色蒼白，牙齒敗壞，這可悲地說明了，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裡不負責任地忽視了青年的一代。

在共和國時期組織起來的多數企業和貿易協會的這種系統，納粹黨依然保持著，雖然根據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根本法，它們在簡化的領導原則下重新組織過，而且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各廠商都必須加入為會員。在一個複雜得令人難以相信的結構的頂上，是德國經濟協會，它的領導者是由國家任命的。它控制著七個全國性經濟團體，二十三個經濟協會，一百個工商協會和七十個手工業協會。在這個迷宮似的組織、經濟部和四年計畫的大量辦公室和機構以及無窮無盡的數以千計的命令和法律中間，即使是最機靈的企業家也常常會弄得暈頭轉向，如果他們要使一家公司的業務能夠開展，他們必須雇請特別律師。為了要打開路子接近那些有權作出決定的負責官員，或者要在政府和貿易協會的無數規則和條例中鑽空子，賄賂貪污的現象就產生了，為數之大在三十年代末期已達到天文學的數字。一個企業家對本作者說，這是「一種經濟上的必需」。

實際上，納粹政府和教會之間的鬥爭，是一個由來已久的什麼許可權歸君主和什麼許可權歸上帝的鬥爭。就新教徒而言，希特勒堅決主張，如果納粹黨的「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不能使各新教教會在全國主教繆勒領導下趨於一致的話，政府自己就不得不來接管教會的指導工作。他始終對新教徒有一些輕視，新教徒雖然在他的信奉天主教的祖國奧地利只占極少數，在德國公民中卻占了三分之二。他曾向他的助手們說過，「對他們，你可以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他們會屈服的——他們是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樣順從，當你對他們講話時，他們惶恐得汗流浹背」。他知道得很清楚，反對新教教會納粹化的只是少數牧師和為數更少的教徒。

德國各邦的議會和政府，我們已經知道，在納粹政權的第一年統一全國時就取消了，邦已淪為省的性質，邦長由希特勒任命。地方自治原來是德國人在民主方面的唯一真正進步的地方，現在也被取消了。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五年之間發佈的一連串法律剝奪了各城市的地方自治權利，把它們置於全國內政部長的直接控制下。內政部長任命它們的市長——如果它們的人口在十萬以上的話——並且根據領袖原則把它們改組過。人口不滿十萬的城市，由邦長任命它們的市長。至於柏林、漢堡和維也納（在一九三八年奧地利被佔領後），希特勒保留了任命它們的市長的權利。

在第二帝國時期，大學教授們，像新教牧師們一樣，曾盲目地支持保守政府和它的擴張主義目標。講堂成了培養有毒的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溫床。魏瑪共和國曾堅持學術要有完全的自由，這種情況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極大多數大學教師由於反自由主義、反民主、反猶而幫忙破壞了這個民主政體。大多數教授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希望德國保守的君主政體復辟。雖然其中許多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還認為納粹過於囂張殘暴，因而不願歸順，但是他們的宣教卻為納粹主義的到來準備了條件。到一九三二年的時候，大部分學生看來都醉心於希特勒了。

工資是由勞工陣線所委任的所謂勞工托事來擬定的。實際上，他們按雇主的願望擬定工資，根本沒有規定要在這類問題上哪怕是徵詢一下工人的意見。雖然在一九三六年以後，因為軍備工業人手不足，有些雇主企圖用提高工資來招引工人，國家的命令仍把工資標準壓著不提高。關於把工資壓得很低這一點，希特勒是十分坦率的。他在當政初期說，「國家社會主義領導的鐵的原則，就是不允許增加計時工資，而只能用完成得多來增加收入」。在一個大多數人的工資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計件為根據的國家裡，這意味著，如果工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他們就只有加快速度和延長時間。

希特勒自己有四個辦公室，行使他的獨裁權力：總統（雖然這個稱號在一九三四年後停止存在了）府，總理（這個稱號在一九三九年摒棄不用）府，黨部，第四個叫做元首府，後者是照料他的私人事務和執行特別任務的。

至於糧食自足，這是納粹領袖認為必要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在策劃戰爭，這在下文將要談到。但是這個目標永遠沒有達到，而且把德國這樣的土地品質和數量跟它的人口聯繫起來看，這也是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儘管納粹在大肆宣傳「生產戰鬥」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這個國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達到八十三％的自足。只是在征服了外國領土後，德國人才有足夠的糧食來使他們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撐得那麼久。

「五、國家總教會決心無可改變地根絕——在不吉的八百年輸入德國的各種異己的外來的基督教信仰。

在這個金字塔的頂端，是所謂騎士團城堡。在這些具有十四～十五世紀條頓騎士團城堡氣氛的訓練所裡，是訓練納粹黨精華中的精華的。條頓騎士團所依據的原則是絕對服從騎士團團長，並致力於使德國征服東方的斯拉夫人國家和奴役當地人民。納粹騎士團城堡有著同樣的訓練和目的。只有最狂熱的年輕的國家社會主義黨人才能膺選，他們通常是從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和政治教育學院的第一流畢業生中挑選出來的。一共有四個城堡，學生要到逐個城堡去受訓。六年中的第一年，是在一個專門講授「種族學」和其它納粹思想的城堡裡受訓。重點是在智力訓練和紀律方面，體力訓練居次。第二年又進一個城堡，那裡的情況正好相反，重點在於體育和運動，包括爬山和跳降落傘。在第三個城堡中，學生要待一年半，受政治和軍事訓練。最後，他被送往在波蘭邊界附近東普魯士的馬里安堡的騎士團城堡，以一年半的時間度過他的教育的第四個也就是最後一個階段。在那裡，在五個世紀前曾經是條頓騎士團要塞的城堡的圍牆裡，他的政治和軍事訓練集中在東方問題以及德國在不斷尋求生存空間的過程中擴展入斯拉夫國家的需要（和權利！）上。結果證明，而且無疑是原來的目的，這是一九三九年和以後的事件的一個極完善的準備工作。

保安處的專職密探在三十年代大概從未超過三千人，他們大多數是從失意的青年知識份子中招來的，他們是找不到合適的職業或者在正常的社會中找不到著落的大學畢業生。因而，在這些專職密探中間，老是有著一種奇怪的賣弄才學的風氣。他們對研究條頓族考古學、劣等種族頭顱骨和主宰種族優生學這類不是他們本行的問題有著奇怪的興趣。然而，一個外國觀察家卻很難接觸到這些怪人，雖然海德里希本人，一個狂妄自大、冷若冰霜、殘忍無情的人，倒偶爾可以在柏林的夜總會裡看到，四周圍坐著一些他的金頭髮的年輕凶徒。他們不願引人注意，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性質所致，而且是因為，至少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他們中間有若干人曾因暗中監視羅姆和他的衝鋒隊黨羽而被一個自稱「為羅姆復仇者」的秘密集團所暗殺，這些暗殺者還把這個標籤插在屍體上。

一九三五年二月實行了「工作簿」制度，於是一個工人若是沒有工作簿就不能就業。工作簿裡記載著他的技能和就業情況。工作簿不僅使國家和雇主對國內每個雇員的情況獲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來限制工人不能擅自離職。如果他希望離職去找別的工作，他的雇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這就意味著他不能合法地在別處受雇。最後，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四年計畫辦公室發出了一項特別法令，實行強迫徵募工人制度。每個德國人都有義務做國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沒有充分的理由而擅離工作崗位的，要被罰款和服徒刑。顯然，這種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這樣被徵的工人，他的雇主不經政府就業管理處的同意就無法將他解雇。他得到了鐵飯碗，這是他在共和國時所享受不到的。

要在第三帝國當個編輯，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種族上是「清白」的。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的德國報刊法使新聞事業成為一種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職業」。它規定，所有編輯都必須具有德國公民資格，屬於亞利安血統，配偶不是猶太人。報刊法第十四條命令編輯們「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可能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德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國的國防及其文化和經濟——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這一個命令如果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實施，正好會取締德國的每個納粹黨編輯和出版物。它現在卻開始清除那些不是納粹黨的或者不願成為納粹黨的報刊和記者。

然而，企業家們雖然不能過清靜日子，利潤卻很大。重整軍備的主要受益者重工業的利潤，從興旺年分一九二六年的二％增加到最後一個和平年分一九三八年的六點五％。即使法律限制紅利不得超過六％，對公司也沒有什麼妨礙。正好相反。在理論上，按照法律，凡是超過這個比例的數額就得投資在政府公債上——根本沒有想到要沒收，實際上，大多數公司都把未分配的利潤再度投資在它們自己的企業上，這種未分配的利潤從一九三二年的一點七十五億馬克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五十億馬克，而這一年在各儲蓄銀行裡的全部存款只有二十億馬克，還不及未分配的利潤的一半，這一年以紅利方式經過分配的利潤，總數也只有十二億馬克。除了巨額利潤外，企業家對希特勒使工人們安分守己也感到高興。不再有不合理的工資要求了。實際上，雖然生活費用上漲了二十五％，工資還減少了一點。尤其是，沒有損失浩大的罷工了，其實，任何罷工都根本沒有了。這種不聽話的表現在第三帝國是Ｖｅｒｂｏｔｅｎ（禁止）的。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發表的講演中，他規定了納粹黨的「德國藝術」方針：

在第三帝國，對教育制度進行最後徹底破壞的，是設立了三種訓練優秀份子的學校。一種是在希特勒青年團指導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另外兩種是在黨主辦下的全國政治教育學院和騎士團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從少年隊選拔最有前途的十二歲的少年，授與他們六年關於在黨內和在公共服務方面做領導工作的集中訓練。學生都住在校內，受著斯巴達式的訓練，在畢業後就可升入大學。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共設立了十所這樣的學校，主要的一所是設在布勞恩斯魏克的「預科學校」。

希特勒有權使刑事訴訟程序中止進行，有一個時期戈林也有權這樣做。在紐倫堡檔案中發現有一個案件，是司法部長竭力主張對一個秘密警察高級官員和一批衝鋒隊員提出控告，因為他認為已有證據清楚地證明他們犯了對一個集中營的被拘禁者進行最駭人聽聞的酷刑虐待的罪行。他把證據送交給希特勒，元首卻命令停止起訴。戈林在開頭也有這種權力。

這位年邁的劇作家到底是真誠依附，還是投機，還是僅僅善變，也許可以從戰後發生的情況中看出。美國當局認為霍普特曼為納粹服務得太周到了，因而禁止他的劇本在西柏林美管區上演。於是俄國人邀請他到柏林去，把他當作一個英雄來歡迎，並在東柏林安排了輪迴演出他的劇本的盛大節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霍普特曼向共產黨控制的「德國民主復興文化聯盟」發了一個賀電，表示希望它能帶來德國民族的「精神復興」。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德國公立學校是由地方當局管轄的，大學則由所屬各邦管轄。現在所有學校都置於全國教育部長的鐵腕管轄下。大學裡的校長和院長統統由他來任命，而以前是由全體教授選舉的。他還任命全體大學生都必須加入的大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員，以及任命全體講師都參加的講師聯合會的領導人員。在老練的納粹份子嚴密控制下的國家社會主義大學講師聯合會，在選擇由誰來任教和務使所教的內容符合納粹理論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來，他想用來教育德國青年，以便他們為他心中的打算服務的，不是他自己早年就退學的公立學校，而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各種組織。在納粹黨奪取政權的時期，希特勒青年團運動還沒有十分開展。在一九三二年，就是共和國的最後一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全部人數還只有十萬七千九百五十六人，而屬於德國青年團體全國委員會領導下面的各種組織的青年則有一〇〇〇萬人左右。當時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有過像共和國德國那樣生氣勃勃和人數眾多的青年運動。希特勒意識到這一點，決心把它接管過去而加以納粹化。

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個方面，都受到德國糧食局的嚴格管理。這是達里根據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的一項法律而設立的一個龐大的組織；對農業生產、銷售和加工處理的每一個可以想得到的方面都有權管理。達里以全國農民工作領袖的資格親自擔任這個組織的領導。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使農民獲得穩定而有利的價格和使德國糧食自足。

然而，在這種外表的下面，在柏林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那些興高采烈的夏末日子裡，為遊客們所看不到的，而且確實為大多數德國人所忽視或者以一種令人驚奇的默默服從的態度來接受的，似乎存在著德國生活的退化過程，至少在一個外國人看來是如此。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伯恩哈德．盧斯特被任命為科學、教育與人民文化部部長。盧斯特是衝鋒隊的大隊長，一度擔任過漢諾威黨領袖，是個納粹黨員，又是希特勒自從二十年代初期以來的朋友。在國家社會主義奇怪顛倒的世界裡，盧斯特是極為適當的人選。他原是個小地方的失業教員，在一九三〇年因有思想不穩定的表現而被共和國時代的漢諾威當局解雇。他的狂熱的納粹主義思想可能是被撤職的部分原因，因為盧斯特博士宣傳納粹思想像戈培爾那樣熱心，像羅森堡那樣糊塗。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被任命為普魯士科學、藝術與教育部部長後，他曾誇口在一夜之和_圖_書間「使學校不再成為一個玩弄學術的機構」。

比兇險的人民法庭設立得更早的是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特別法庭），它從普通法院那裡接管了政治罪行的案件）或者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設立這種新法庭的法律所說的「陰險地攻擊政府」的案件。特別法庭由三個法官組成，他們必須是可靠的黨員，而沒有陪審團。納粹檢察官有權選擇把這種案件提交到普通法院去審還是提交到特別法庭去審，而他總是選擇後者，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個法庭的辯護律師，像人民法庭的辯護律師一樣，得由納粹黨官員認可。有時候即使他們已得到認可，他們的下場仍然很不幸。例如，膽敢代表在血腥清洗中被殺害的天主教行動組織領袖克勞斯納博士的寡婦控告國家對她造成損害的律師們，結果被送到薩赫森豪森集中營去，一直關在那裡，直到他們把控訴正式撤銷時才放出來。

音樂的遭遇算是最好的了，只是因為音樂是各種藝術中政治性最少的藝術，而且德國人在音樂方面有著從巴哈、貝多芬、莫札特到布拉姆斯的極為豐富的遺產。但是，孟德爾松的作品則禁止演奏，因為他是猶太人（所有猶太作曲家的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德國的第一流現代作曲家保羅．興德密特的音樂也是如此。大交響樂團和歌劇院中的猶太人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跟作家們不一樣，德國音樂界的大多數有名人物都決定留在納粹德國，讓他們的名氣和才能為新秩序增加威望。本世紀最優秀的指揮家之一威廉．福特汪格勒留在德國。他因為袒護興德密特而在一九三四年有一年失寵，但是在希特勒統治的其餘年代裡又恢復活躍。理查．斯特勞斯也許是世界上還在人世的第一流作曲家了，他也留了下來，而且一度擔任德國音樂協會主席，不惜以自己的聲名幫助戈培爾糟蹋文化。卓越的鋼琴家瓦爾特．吉斯金有很多時間在外國作演奏旅行，這些演奏是宣傳部長為了提高德國「文化」在國外的聲望而組織或讚許的。但是由於音樂家們沒有移居國外，由於德國古典音樂具有豐富的寶藏，所以人們可以在第三帝國時期聽到演奏和表演得極為出色的交響樂和歌劇。柏林交響樂團和柏林國家歌劇院是其中最為卓越的。精采的音樂節目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人們忘掉在納粹統治下其它藝術的退化和很多生活方面的退化。

魯道夫．赫斯把達里引見給希特勒，後者對他產生了很好的印象，就委託他為黨擬定一個適當的農業計畫。

德國工人雖然在這件事情上和其它許多事情上受了欺騙，淪為工資只足糊口的工業農奴，而且不像德國社會的別的任何階層那麼輕易地就信奉納粹主義，或者為納粹黨的不斷宣傳所惑，但是，對於他們在第三帝國的劣等地位，他們似乎並不特別不滿。這樣說是很公平的。要不是德國工人作了極為巨大的貢獻，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拂曉突然闖入波蘭邊境的巨大戰爭機器是絕不可能形成的。不錯，他們是受到管制的，而且還不時受到恐嚇，但是，別人也都是如此，而好幾世紀來的管制已使他們像所有別的德國人一樣習慣於服從命令了，雖然在這種事情上作籠統的概括或許是不明智的，但是作者本人對柏林和魯爾的工人的印象是：雖然他們對納粹政權的諾言多少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們並不比第三帝國的任何其它人更有進行反抗的想法。他們既沒有組織，又缺乏領導，有什麼辦法呢？一個工人常會這樣反問你。

另外還有大約八百零七名「明認信仰教會」的牧師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在一九三七年遭到逮捕，在以後的兩年內更有數以百計的人遭到逮捕。如果說涅穆勒派的反抗沒有被完全摧毀的話，它肯定是受到挫折了。至於大多數新教牧師，則像德國的差不多任何人一樣，在納粹恐怖面前屈服了。到一九三七年年底，漢諾威很受人尊敬的馬拉倫斯主教經凱爾博士勸誘，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國家社會主義的生活概念，是決定和表現德國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義。因此，德國基督徒也有義務遵守。」在像涅穆勒那樣的堅強的牧師看來，這個聲明一定特別可恥。一九三八年春天，馬拉倫斯主教採取了最後的步驟，命令他的主教管區內的全體牧師個個宣誓效忠於元首。在一個短時間內，極大多數新教牧師都宣了誓，這樣就使他們在法律上和道義上都得服從這位獨裁者的命令。

老實說，希特勒對於日常政府事務是感到厭煩的，在興登堡去世而他已鞏固了他的地位後，他就把大部分例行公事交給了他的助手們去處理。像戈林、戈培爾、希姆萊、萊伊和席臘赫這樣的黨員老同志，希特勒聽任他們自由地去分割自己的權力範圍——通常也是利益範圍。沙赫特在起初可以自由地用他能想到的任何手段為不斷增長的政府開支籌措款項。當這些人為了爭權或分贓而發生衝突時，希特勒就出來干預。發生這些爭執，他並不在乎。說實在話，他還常常促成這些爭執，因為這有助於他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而且可以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因此，他對於下列三個人在外交方面互相競爭的醜態似乎覺得高興，他們是外交部長牛賴特、黨的外交事務部首腦羅森堡和里賓特洛甫，後者有自己的「里賓特洛甫辦事處」來過問外交政策，三人互相傾軋，希特勒讓他們互相敵對的職位繼續存在，這樣來保持他們的不和，直到最後，他選擇了遲鈍的里賓特洛甫擔任外交部長和執行他在外交方面的命令。

因為秘密警察，像希特勒一樣，就是法律。它原來是戈林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為普魯士邦設立的，以代替普魯士邦原來的政治警察ＩＡ處。他起初打算只把它稱為秘密警察處（Ｇｅｈｅｉｒｎｅｓ　Ｐｏｌｉｚｅｉ　Ａｍｔ），但是這個名稱的德文字首縮寫ＧＰＡ發音跟俄文的ＣＰＵ太相似了。一個不出名的郵局職員奉命為這個新機構設計一種免費遞送的郵票圖樣，他提議把它叫做Ｇｅｈｅｉｍｅ　Ｓｔａａｔｓｐｏｌｉｚｅｉ，即「秘密國家警察」，簡稱ＧＥＳＴＡＰＯ，從而無意中創造了一個先是在德國後來又在國外令人談虎色變的名稱。

這就是第三帝國的政府，它由一個龐大而臃腫的官僚系統自上至下按所謂領袖原則來管理，沒有什麼通常被認為是德國人所特有的效率，而是貪污盛行，內訌甚劇，黨領袖們的胡亂干預只有加劇了這種混亂，黨衛隊和秘密警察的恐怖行為更使它辦事無能。

必須說，在戲劇方面，只要是上演古典劇，就仍然保持著很多原來的高超水準。不用說，馬克斯．萊因哈特是和所有其它猶太籍演出人、導演和演員一起走了。納粹劇作家們實在蹩腳透頂，群眾都不願看他們的作品，因此這些作品的演出日子總是不長。德國戲劇協會主席是個名叫漢斯．約斯特的失敗的劇作家，他曾公開大言不慚地說，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這個字，他就想掏出左輪手槍來。但是，即使是有權決定該上演什麼劇本，該由誰來表演和由誰來導演的約斯特和戈培爾，都無法禁止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在德國舞臺上得到值得讚揚的而且常常是很感動人的演出。

在第三帝國中，德國工人被剝奪了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權利，變成了一種工業農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時期農民依附於領主一樣依附於他的雇主。所謂勞工陣線在理論上代替了過去的工會，但是它並不代表工人。按照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創立勞工陣線的法律，勞工陣線是「有智力和體力的創造性德國人的組織」。它吸收的不僅是工薪生活者，還有雇主和專業工作者。它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宣傳組織，而且如某些工人所說的，是一個大騙局。它的目的，正如該法律自己說的，不是保護工人，而是「創立一個由全體德國人組成的真正社會性和生產性的社會。它的任務是務使每一個人都應該能夠——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勞工陣線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組織，而是像納粹德國除軍隊以外的差不多每個其它團體一樣，是國家社會黨的一個整體部分，或者，如它的領導者萊伊博士那個「說話結結巴巴的醉鬼」（蒂森語）所說，是「黨的一個工具」。的確，十月二十四日的法律規定，它的工作人員應當來自黨的隊伍、前納粹黨工會、衝鋒隊和黨衛隊，而他們果真都是這樣的人。

然而，在開頭的時候，企業家們自欺欺人地相信納粹的統治能滿足他們的全部希望。固然，「不可變更」的黨的綱領中的一些諾言，在他們看來是種不吉之兆：把托拉斯國有化，在批發貿易中分亨利潤，「把百貨商店收歸公有，並以低價祖給小商人」（第十六條條文），實行土地改革和取消抵押品的利息。但是企業界和金融界人士很快就發現，希特勒毫無一點履行黨綱中任何一條經濟諾言的意思，提出這些激進的諾言只是為了騙取選票而已。

小商人們曾經是黨的主要支持者，期望希特勒總理會給他們，很大好處，他們很快就發現，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完蛋了，被迫淪為靠工資為生者。一九三七年十月頒佈的法律乾脆解散了一切資本在四萬元以下的公司，並禁止設立資本不滿二十萬元的新公司。這很快就幹掉了全部小企業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甚至在共和國時期就得寵的大卡特爾，得到了納粹黨的進一步加強。事實上，根據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的一項法律，成立卡特爾成了強制性的事了。經濟部授權組織新的強制性卡特爾，或者命令各公司加入現有的卡特爾。

現在該來談談，這位領導著一個那麼偉大而強有力的國家的異常人物，如何著手達到他的目的的事蹟了，而這個事蹟比現代史上的任何其它事蹟都有更多的檔案足資佐證。

最先被迫停刊的報紙之一是《伏斯日報》。這家報紙創辦於一七〇四年，像腓德烈大王、萊辛和臘思瑙那樣有名的人物過去都曾二百五十七為該報撰過稿。它已成為德國最主要的報紙，猶如倫敦的《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義的報紙，而且老闆是由猶太人辦的烏爾施坦因出版公司。它在連續發行了二百三十年後，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停刊；雖然它的老闆猶太人漢斯．拉克曼─莫斯在一九三三年春季就被迫出讓了他在該報中的股份。德國的第三家自由主義大報《法蘭克福日報》，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該報駐倫敦記者，親英份子和自由主義者魯道夫．寇徹爾，當了編輯，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總彙報》的編輯卡爾．西萊克斯一樣——他也曾當過駐倫敦記者，獲羅德獎學金，在牛津大學求過學，是個英國的熱情崇拜者和自由主義者——為納粹服務得很好，正像全國新聞發佈官奧托．狄特里希一度說到以前的「反對派報紙」那樣，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於藍」。後面這三家報紙之所以能夠倖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德國外交部的影響。外交部要這些國際上知名的報紙照常出版，來裝幌子，以便在國外造成一個好印象。它們使納粹德國既有體面，同時又幫它進行宣傳。由於德國的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知道該發表些什麼東西以及如何寫新聞和社論，全國報刊不可避免地會顯出單調劃一。即使是一個受到那麼嚴密的管制和生性習慣於服從權威的民族，也對報紙感到厭倦。甚至像晨報《人民觀察家報》和晚報《進攻報》那樣的主要納粹報紙，銷數也下降了。

多年來，納粹黨一直在為取得農民的支持下功夫。「不可變更」的黨綱第十七條向他們提出的諾言是，將進行「土地改革——頒佈無償沒收土地用於公共目的的法律；取消農業貸款的利息，防止一切土地方面的投機」，像這個綱領的其它大部分項目一樣，向農民提出的這些諾言也沒有兌現，只有最後一點防止土地投機除外。在一九三八年，納粹統治了五年之後，土地分配仍然是比西方任何國家還要不均衡。在那一年的官方《統計年鑒》中公佈的數字表明，二百五十萬戶最小農戶所有的全部土地，比為數只占一％的最大農戶的土地還要少。納粹獨裁政權，像共和國的歷屆社會黨一資產階級政府一樣，不敢去分座落在易北河以東的容克地主們的龐大的封建莊園。

他在這種工作方面的主要代理人是巴爾杜．馮．席臘赫，他是一個智力平庸然而卻幹勁很大的漂亮的青年人。他因傾心於希特勒而在一九二五年十八歲時加入了納粹黨，在一九三一年被任命為納粹黨的青年工作領袖。褐衫隊員大多面目猙獰，氣勢囂張，而他卻奇怪地看上去像個稚氣未脫的美國大學生，這或許是因為，我們前面已談到，他有美國祖先的緣故（包括兩個獨立宣言簽名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涅穆勒博士遭到了逮捕，被監禁在柏林的摩亞比特監獄裡。六月二十七日他曾在達倫姆一向是座無虛席的教堂裡向他的會眾講道，這次講道終於成為他在第三帝國的最後一次講道。好像他已預先感覺到將要發生的變故似的，他說，「我們和古時的使徒一樣，想不到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逃避當局的權力。我們也同樣不願意在上帝要我們說話的時候，聽從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因為情況是，而且必須繼續是，我們必須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

像中古時代的農奴一樣，希特勒德國的工人發現他們愈來愈被束縛在勞工的地位上，雖然在這裡束縛住他們的不是雇主而是國家。我們已經看到第三帝國的農民如何被農場繼承法束縛在他的土地上。同樣，農業工人也被法律束縛在土地上而不准離開農村到城市裡去工作。實際上，必須說，這是唯一沒有人遵守的納粹法律；因為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九年之間，有一百多萬（一百三十萬）農業工人改行到工商業部門工作。但是對工業工人來說，這種法律卻是貫徹了的。以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的法律為始，各種各樣的政府法令嚴厲禁止工人自由調換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以後，國家就業管理處獨攬職業介紹工作；可以雇用誰擔任什麼工作和在哪裡工作，都得由它們來決定。

希特勒正在清算過去，清算過去的一切挫折和失望。我們以後將詳細地看到，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而且迅速地使德國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使勝利的協約國陷於狼狽的境地，並且使德國在軍事上重新強大起來。這正是大多數德國人所希望的，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們願意作出這位領袖要求他們做出的犧牲：喪失個人自由，斯巴達式的飲食（「大炮先於牛油」）和艱苦的工作。到一九三六年秋天，失業問題已大體上解決，差不多人人都又有了工作。人們可以聽到被剝奪了工會權利的工人們對著裝著豐盛午餐的飯盒子，一邊吃著一邊開玩笑說，至少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已不再有挨餓的自由。「Ｇｅｍｅｉｎｎｕｔｚ　Ｖｏｒ　Ｅｉｇｅｎｎｕｔｚｔ！」（「先公後私！」）是那時候納粹的一個流行口號，雖然有許多黨的領袖，尤其是戈林，正在秘密地營私肥己，而且企業的利潤也正在增長，但是，群眾無疑已被表面上把社會福利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的新「國家社會主義」所籠絡住了。

然而，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三一年，有十位德國猶太人因為對科學有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金。

在這以前，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頒佈以「勞工憲章」著稱的全國勞工管理法，已使工人不得輕舉妄動而把雇主提高到過去那種具有絕對權力的主人地位——當然雇主還得聽從權力無所不包的國家的干預。雇主變成了「企業的領袖」，雇員則變成了「Ｇｅｆｏｌｇｓｃｈａｆｔ」（「下屬」）。這項法律的第二節規定，「企業的領袖在與企業有關的一切問題上為雇員和工人作出決定」。而且就像在古時候領主該對他的臣民的福利負責一樣，根據這項納粹法律，雇主也得「對他的雇員和工人的福利負責」。反過來，這項法律說，「雇員和工人得對他忠誠」，那就是說，他們得加班加點，賣力工作，不得頂嘴和發牢騷，即使在工資問題上也不得如此。

他們很快就領教了希特勒獲得政權所依靠的納粹暴力手段。一九三三年七月，新教教會的代表們擬就了成立一個新的「全國教會」的組織法，七月十四日得到了國會的正式認可。在選舉第一任全國主教問題上立即發生了一場熱烈競爭。希特勒堅持要讓他的朋友隨軍牧師繆勒獲得這個最高位置，在這以前希特勒已委任他為本人的新教教會事務顧問。教會聯合會的領袖們則提出了著名的牧師弗雷德里希．馮．包得爾許溫。但是他們未免太天真了。納粹政府出來干預，解散了若干地方教會組織，把新教教會的幾個主要的德高望重的牧師停職，縱容衝鋒隊和秘密警察來對付不聽話的牧師——事實上，對所有支持包得爾許溫的人進行威嚇。全國主教將由教議會選出，在選舉教議會的代表前夕，希特勒親自發表廣播演說，「敦促」選舉「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的代表，而繆勒就是他們的候選人。這種威脅很有效果。同時包得爾許溫已被迫退出競選，「選舉」結果是大多數「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的代表當選，他們於九月間在維登堡——路德就是在這裡首先公開反抗羅馬的——教議會上選舉了繆勒為全國主教。

希特勒以這種權威很快地摧毀了那些反對他的勢力，把國家統一起來並且使它納粹化，控制了全國的各種制度和文化，壓制了個人自由，消滅了失業，使工商業的輪子隆隆轉動起來。在當政僅僅三四年後，這是個不小的成就。現在，他轉向了——事實上，他早就已經轉向了——他一生中兩個主要慾望：使德國的外交政策為戰爭和征服服務，創立一個能使他實現他的目標的強大的軍事機器。

現在就是由納粹政權來把「戰爭經濟」適用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了。其結果正如軍事經濟參謀部長官格奧爾格．湯瑪斯少將所總結的：「一個國家，像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迫那麼做的那樣，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已有意識地和有步驟地把它的全部經濟力量都用來準備適應戰爭的需要，在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在共和國時期，大多數法官。像多數新教牧師和大學教授一樣，從心底裡不喜歡魏瑪政體，許多人認為，他們所作的判決，是為德意志共和國生活寫下的最黑暗的一頁，從而促成了它的覆亡。但是，至少在魏瑪憲法下，法官們是獨立的，只受法律的管轄，不會被任意撤職，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有憲法第一百零九條限定他必須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們中間大部分人都同情國家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對於很快就在國家社會主義實際統治下所遭到的待遇，卻幾乎沒有什麼準備。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的公務員法適用於一切推事，很快就不僅清除了司法界中的猶太人，而且還清除了那些被認為對納粹主義的信仰有問題的人，或者如這項法律所規定的，「那些有跡象表明不再準備在一切時候為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利益執言的人」。固然，由於這項法律而被清除的法官不算很多，但是他們受到了警告，知道了他們的職責所在。為了保證他們真正懂得，司法專員兼全國法律工作領袖漢斯．弗朗克博士在一九三六年告訴法律工作者說，「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像黨綱和元首的一些演說中所解釋的，是一切根本法律的基礎」。弗朗克博士接著解釋他的意思是：

席臘赫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被任命為「德國全國青年領袖」。他仿效年紀比他大的黨領袖們的策略，第一個行動就是派遣五十名強健的希特勒青年團人員帶著武器去佔領德國青年團體全國委員會的總辦事處，委員會負責人、普魯士老軍人伏格特將軍被趕了出去。席臘赫然後去攻擊青年團體全國委員會主席馮．特羅塔海軍https://www.hetubook.com.com上將，後者是德國最有名的海軍英雄之一，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遠洋艦隊參謀長。這位德高望重的海軍將領也被哄跑了，他的職務被取消，組織被解散。價值幾百萬美元的財產，主要是在德國各地的幾百所青年宿舍，統統被接收。

這似乎足夠明白了，還有下一年（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一項新的公務員法也是如此，這項法律規定要撤換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員，包括法官在內。此外，所有法官都被迫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聯合會，在那裡他們常常聽到與弗朗克的談話相似的講演。

德國學校，從小學一年級直到大學，很快就納粹化了。教科書匆忙地重新編寫過，課程也改變了，《我的奮鬥》被奉為——用教育工作者的機關報《德意志教育家》的話說——「我們在教育方面的絕對正確的指南星」，看不到這種新的星光的教師則被清除出去。大多數教師都是感情上或多或少納粹化的，如果說不完全是黨員的話。為了加強他們的思想，他們被送到特別的學校裡去集中學習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重點是希特勒的種族理論。

如此納粹化的結果，對德國教育和德國學術極其不利；在新的教科書裡，在教師們的講課中，都對歷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國人捧成主宰種族、把猶太人說成是世界上萬惡之源的「種族學」的講授，則尤其如此。單是在有過許多偉大學者任教的柏林大學，一個獸醫出身的衝鋒隊員新校長就在Ｒａｓｓｅｎｋｕｎｄｅ（種族學）方面開設了二十五種新課程，到他真把柏林大學搞得烏煙瘴氣的時候，他竟開設了八十六項與獸醫有關的課程。

休根堡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去職後，達里就當了糧食與農業部長。到了九月，他已把他的改造德國農業的計畫準備就緒。在那一個月裡，頒佈了兩項基本法律，把整個生產和銷售的結構重新組織過，目的是為了確保農民獲得較高的價格，同時使德國農民處於一種新的地位——說來矛盾，辦法是使他們重新處於一種非常古老的地位：像封建時代一樣，土地是限定繼承的，農民和每代的繼承者被迫永久附屬於他們的那一片土地（如果他們是亞里安德國人的話）。

為了指導和控制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在德國文化協會下面成立了七個協會：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和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都必須加入有關的協會，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這些協會所擁有的權力中，有一項是它們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開除或拒絕接受會員，這就意味著可以——而且事實上常常是——不讓那些對國家社會主義不太熱心的人從事他們的專業或藝術，從而剝奪了他們的生計。

很明顯，這位前隨軍牧師儘管和希特勒很接近，卻沒有能夠使各新教教會統一起來。一九三五年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七百名「明認信仰教會」的牧師以後，他辭去了他的職務，從此銷聲匿跡。早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希特勒就已經任命一個納粹黨在法律界的朋友漢斯．凱爾博士為宗教事務部部長，指示他作第二次努力，使新教徒統一起來。凱爾是一個比較溫和的納粹份子，而且是個多少還比較謹慎的人，他在開頭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他不僅爭取到了占多數的保守派牧師，而且還設立了一個以德高望重的佐爾納博士為首的教會委員會來搞出一個總的解決辦法，後者是一個受到各教派尊重的人。雖然涅穆勒的教會同這個委員會進行合作，但是仍堅持認為自己是唯一的嫡派新教教會。

最奇怪的是德國偉大劇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情況，因為他是一個熱心的社會黨人，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時期曾禁止他的劇本在帝國的劇場裡演出。在共和國時期，他是德國最受人歡迎的劇作家，而在第三帝國時期，他卻仍然保持著這種地位。他的劇本繼續上演。我永不會忘記他的最新劇本《教堂的女兒》（《Ｔｈ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第一夜演出結束時的景象，當時，霍普特曼，一個蒼蒼白髮飄垂在黑色斗篷上的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跟戈培爾博士和約斯特臂挽著臂走出戲院。他，像許多別的德國傑出人物一樣，已經跟希特勒和解了。機靈的戈培爾曾就此事作了不少有效的宣傳，不斷向德國人民和國外提起，德國的尚在人世的最偉大的劇作家，前社會黨人和普通人的利益維護者，不僅留在第三帝國而且繼續在寫作，他的劇本也在上演。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佐爾納博士辭去教會委員會職務，因為在這以前秘密警察不讓他到有九名新教牧師被逮捕的盧伯克去。他抱怨說他的工作受到宗教事務部部長的破壞。凱爾博士第二天在向一群順從的教士發表的演說中作了答覆。他指斥這位德高望重的佐爾納不能領會納粹的種族、血統和土地的理論，他還清楚地顯示了政府對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的敵意。

但是這位教會新頭子是一個不中用的人，沒有能力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教會，或者把新教的會眾完全納粹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德國人民在一次全國公民投票中以壓倒的多數支持希特勒的第二天，「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在柏林的體育館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集會。這個教派的柏林教區領袖萊因哈特．克勞斯博士建議捨棄舊約全書「和它的牲畜販子和拉皮條者的故事」，修訂新約全書，使耶穌的教導「完全符合於國家社會主義的需要」。會上擬訂了不少決議，主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信仰」，要求全部牧師宣誓效忠於希特勒，堅持所有教會都實行亞利安化而排除改宗的猶太人。甚至對那些不肯參加教會戰爭的膽小的新教徒來說，這也使他們覺得太過分了，因此繆勒主教被迫停止克勞斯博士的職務並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見。

在這些集中營裡，在它們的末日慈悲地來到以前，千百萬無辜的人被殺害，另有千百萬人受到了簡直令人無法想像的殘忍的折磨和酷刑。但是在開頭，在三十年代德國的納粹集中營裡的被拘禁者大概從沒有超過二萬到三萬，後來由希姆萊的人員所發明和執行的許多恐怖措施當時也還不知道。滅絕營、奴隸勞動營、把被拘禁者作為豚鼠供納粹作「醫藥研究」的營房，都要等到戰爭發生後才出現。

還有亞琛技術學院的咸廉．纓勒教授，他在一本叫做《猶太人和科學》（《Ｊｅｗｒ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書裡認為，有著一個要玷污科學從而毀滅文明的遍及全世界的猶太人陰謀。在他看來，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是頭號惡棍。現代物理學有很大部分是以愛因斯坦理論作為基礎的，但這個理論卻被這個奇怪的納粹教授認為是，「從頭到尾都是旨在改變由大地產生的、鮮血結合的生命體的現實世界——就是非猶太世界，把它變成為光譜式的抽象東西，一切人種和民族的差別，一切種族的內在限度，都在非現實中喪失了；只有一種幾何學次元的非實體的多樣性還存在著，由於它的不敬神而服從法則的強制力而產生一切事物」。繆勒教授說，全世界在愛因斯坦出版相對論時對他的讚揚，實際上只是對「猶太人統治世界局面的來臨、迫使德國人無可挽回地和永遠地淪為無生氣的奴隸地位」表示高興。

但是德國的復興的真正基礎是重整軍備，納粹政權從一九三四年起就使企業界和勞工界，還有將軍們的精力都用在這個目標上。納粹的辭彙中開始稱德國的整個經濟為Ｗｅｈ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戰爭經濟），這種戰爭經濟經過處心積慮的籌畫，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前的一段和平時期，也能有效用。魯登道夫將軍一九三五年在德國出版了一本題為《總體戰》（《Ｄｅｒ　Ｔｏｔａｌｅ　Ｋｒｉｅｇ》）的著作，這個書名在英文中誤譯為《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ａｒ》（《在作戰中的國家》）。他在這部著作裡強調說，有必要在跟其它一切方面同樣的極權基礎上動員國家的經濟，以便恰當地準備總體戰。這種主張在德國人中間不是完全新的東西，因為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普魯士，我們已經談到過，政府全部收入的大約七分之五都是用在軍隊上的，而且那個國家的整個經濟一向被認為主要是實現軍事政策而不是實現人民福利的一種工具。

在十八歲的時候，德國女青年團團員（她們保持這個資格直到二十一歲）到農村中去服役一年，這是她們所謂的下鄉年，同青年男子的勞動服役相當。她們的任務是幫助農民料理家務和在地裡勞動。姑娘們有時候住在農民家裡，不過常常是在鄉村地區的小營房裡，每天一早由卡車把她們從那裡送到地裡去。道德問題就馬上產生了。美麗的城市少女的光臨，常常破壞農民家庭，而父母們訴說他們的女兒在鄉下暗結珠胎的怨言也開始聽到了。但是，這還不是唯一的問題。通常姑娘們的營房就座落在小夥子們的勞動服役隊營房的附近。這種情況似乎也是造成許多姑娘懷孕的原因。有一對句在德國傳開了，它是摹仿勞工陣線的「通過歡樂獲得力量」運動的打油詩，但特別適用於女青年們的下鄉年：

雖然有幾百萬人獲得了職業，但是全部德國工人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卻從蕭條的一九三二年的五十六點九％減少到繁榮的一九三八年的五十三點六％。同時，資本和企業的收入卻從占國民收入的十七點四％增加到二十六點六％。固然，由於就業人數大大增加，工資和薪水的全部收入從二百五十億馬克增加到四百二十億馬克，增加了六十六％。但是，資本和企業的收入增加得還要多得多，達一百四十六％。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國的宣傳家們，都慣於在公開演說中痛詆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並宣稱他們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對官方的統計數字作一番較為清醒的研究——或許沒有什麼德國人願意傷這種腦筋——就可看出，從納粹的政策中獲得好處最多的是受到痛罵的資本家，而不是工人。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同羅馬教廷簽訂的契約，曾特別規定天主教青年聯盟不受任何干擾，可以繼續存在下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希特勒卻公佈了一項法令，取締天主教青年聯盟和其它一切非納粹黨的青年組織。

馬丁．涅穆勒牧師曾親自歡迎納粹在一九三三年當政。這一年他的自傳《從潛艇到教壇》（《Ｆｒｏｍ　Ｕ─Ｂｏａｔ　ｔｏ　Ｐｕｌｐｉｔ》）已經出版。這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潛艇艇長如何成為一個卓越的新教牧師的故事，受到納粹報刊的青睞，得到了特別的頌揚，成為一本暢銷書。涅穆勒牧師像許多新教牧師一樣，認為共和國的十四年是「黑暗的年代」。在他的自傳的結尾，他以一種滿意的口氣說，納粹的革命終於勝利，它帶來了他自己曾經為之奮鬥已久的「民族復興」。他的奮鬥有一個時期是在自由團中進行的，許多納粹領袖都是該團出身。

「十四、國家總教會宣稱，對它來說，因此也是對德國民族來說，業經決定，元首的《我的奮鬥》是一切文件中最偉大的。它——不僅包含了最偉大的倫理，而且體現了對我國民族目前和將來生活來說是最純粹和最正確的倫理。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當總理後約四個半月，柏林發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從中世紀末期以來未曾看到過的景象。在約莫午夜的時候，成千上萬名學生舉著火炬，遊行到了柏林大學對面的菩提樹下大街的一個廣場。火炬扔在堆集在那裡的大批書籍上，在烈焰焚燒中又丟了許多書進去，最後一共焚毀了大約二萬冊書。在另外幾個城市裡也發生了同樣的景象。焚書開始了。

在那些不聽話的人，以前的共產黨人或者社會黨人，過於自由主義或者過於和平主義的人和猶太人的頭頂上，無疑籠罩著秘密警察的恐怖和對集中營的恐懼。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血腥清洗，是一個警告，它表明這幫新領袖會多麼殘酷無情。然而，初期的納粹恐怖只影響到比較少的德國人的生命，而一個新來到的觀察家多少有些意外地發現，這個國家的人民似乎並不感到他們在受著一個放肆而殘忍的獨裁政權的威嚇和壓制。相反，他們還懷著真正的熱情支持這個政權。這個政權不知怎麼使他們具有了一種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心，使他們對國家前途具有一種驚人的信念。

政治教育學院的目的是恢復以前老普魯士軍事學院的那種教育，據一篇官方評論說，這種教育培養「軍人精神和它的勇敢、責任感和簡樸的特性」。此外，還有關於納粹理論的特別訓練。這些學校是在黨衛隊監督下的，由黨衛隊提供校長和大部分教員。在一九三三年設立了三所這樣的學校，到戰爭爆發時已增加到三十一所，其中三所是訓練婦女的。

柏林大學的路德維希．皮勃貝克教授認為，愛因斯坦是「一個外來的江湖術士」。甚至萊納德教授也認為，「這個猶太人顯然不瞭解真理——在這方面，他同仔細而認真地追求真理的亞利安科學研究者成了顯明對照——因此，猶太物理學是一種幻覺，是德國基本物理學的一種退化現象」。

希特勒在頭幾年中所以能獲得成功，其基礎不僅在於他在外交方面的許多不流血征服的勝利，而且在於德國的經濟恢復。這種經濟恢復，黨內人士甚至某些國外經濟學家都稱之為奇蹟。而且在很多人看來，也確乎是個奇蹟。失業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現在已緩和了，一九三二年失業人數達六百萬人，四年以後已減少到一百萬人不到。國民生產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增長了一百零二％，國民收入則增加了一倍。在一個觀察家看來，德國在三十年代中期的忙忙碌碌景象很像一所龐大的蜂房。工業的機輪發出來的聲音隆隆不絕，每個人都忙碌得像個蜜蜂似的。

「十三、國家總教會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國出版和傳播聖經——

從幼稚園到大學的每一個擔任教職的人，都必須加入國家社會主義教師協會，這個協會根據法律有「責任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一九三七年的公務員法案規定，教師必須是「黨所支持的國家的意志的執行者」，並且準備「隨時無保留地保衛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早些時的一項法令已把他們列為公務員，從而受到種族法律的支配。猶太人不用說是禁止任教的。所有教師都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勒」。後來，凡是沒有在衝鋒隊、勞動服役隊或者希特勒青年團服務過的人都不能教書了。要想在大學裡任教，必須先在觀察營裡待六個星期，在那裡，他們的見解和性格由納粹專家加以研究並報告給教育部，教育部根據申請者的政治「可靠性」發給教書憑證。

從六歲到十歲，男孩子參加青年團當學齡團員，所謂學齡團員就是希特勒青年團的見習期。每個少年發給一本表現記錄簿，其中記錄他在整個納粹青年運動中的進步情況，包括他的思想發展狀態。滿十歲後，在通過了體育、野營和納粹化歷史方面的適當測驗後，升入「少年隊」，宣誓如下：

電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傳部和德國電影協會控制了這個企業的每一個方面。用一篇官方評論的話說，它們的任務是「使電影業脫出自由主義的營利思想的範圍——從而使它能夠接受它在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裡必須履行的那些任務」。

說來真是奇怪，蕭伯納的有些作品竟可以在納粹德國上演，這或許是因為他揶揄英國人和諷刺民主吧，也許是因為納粹黨沒有覺察到他的機智和左傾政治觀點吧。

但是，德國報刊失去自由和減少種類卻使黨獲得好處，至少在財務方面來說是如此。馬克斯．阿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軍隊中曾任上士，是希特勒的頂頭上司，如今是黨的出版公司埃耶出版社社長，他成了德國報刊財務方面的獨裁者。他是全國報界領袖和德國新聞協會的主席，有合法的權力可以任意勒令任何出版物停刊，隨後又以極便宜的價格把它收購過來。在一個短時期內，埃耶出版社成了龐大的出版帝國，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賺錢的一家出版公司。儘管許多納粹出版物銷數下降，但是納粹黨或者黨內個人所擁有的或者控制的報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占全部報紙銷售量二五〇〇萬份中的三分之二。阿曼在紐倫堡所作的供詞中敘述他經營的情況如下：

除非人們知道德國新教徒的歷史和馬丁．路德的影響，否則是不容易瞭解大多數德國新教徒在納粹執政初期的行為的。這位基督教新教派的偉大創立者，是一個熱烈的反猶主義者，相信絕對服從政治權威。他希望德國清除掉猶太人，他主張在把他們打發走時沒收掉他們的「全部現款、珠寶和金銀」，還要「放火焚燒猶太人的會堂和學校，拆毀他們的房屋——讓他們寄宿在棚子裡或馬廄裡，像吉普賽人那樣——處於痛苦和監禁中，因為他們不斷向上帝哭訴我們的不好」——這種主張在四個世紀後被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萊不折不扣地加以奉行了。

那個晚上，由興高采烈的學生在戈培爾博士的讚許眼光下丟入柏林烈焰中的許多書籍，都是具有世界聲譽的作家的著作。在這些作家中，德國作家有湯瑪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汪格、雅可布．瓦塞曼、阿諾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瓦爾特．臘思瑙、亞伯特．愛因斯坦、阿爾弗雷德．凱爾和雨果．普魯斯等人。雨果．普魯斯是草擬魏瑪憲法的學者。但是，不僅數十位德國作家的作品遭到焚毀，有許多外國作家也不能倖免，其中有：傑克．倫敦、厄普頓．辛克萊、海倫．凱勒、瑪格麗特．山額爾、Ｈ．Ｇ．威爾斯、哈夫洛克．艾利斯、亞瑟．施尼茨勒、佛洛德、紀德、左拉、普勞斯特。用一份學生宣言的話說，凡是「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或者打擊德國思想、德國家庭和我國人民的動力的根基的」任何書籍，都得付之一炬。

一九三四年四月，他曾制止了一件控告一個著名企業家的刑事訴訟。後來很快就傳出來，這個被告送了戈林約三百萬馬克。當時在柏林很著名的律師格哈德．Ｆ．克拉麥後來說：「不能確定是戈林訛詐了這位實業家呢，還是這位實業家賄賂了這位普魯士總理。」而已經確定的是戈林使這個案件作罷了。另一方面，元首的代表魯道夫．赫斯，授權對他認為被判處得大輕的被告採取「無情的措施」。法院對犯有攻擊黨、元首或者國家的罪行的人的各種審判都列成一份記錄呈交給赫斯，他如果認為懲處得太輕就可以採取「無情的」措施。這通常是把受難者送到集中營去或者把他殺害。

「黨於一九三三年當政後——許多像烏爾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樣的由猶太財團或者由跟納粹黨敵對的政治或宗教財團所擁有或者控制的公司，都覺得最適當的辦法是只有把他們的報紙或者資產賣給埃耶公司。買賣這種產業是沒有自由市場的，埃那出版社總是唯一的投標者。在這件事情上，埃耶出版社和它所擁有或者控制的各出版公司擴展成為德國報紙出版方面的壟斷事業——黨在這些出版企業中的投資大獲其利。說納粹報刊綱領的基本目的是消滅一切跟黨對立的報刊，這話是不錯的。」

然而，極大多數教授仍然留任，而且早在一九三三年秋天，就有其中的大約九百六十人，在外科醫生沙爾勃魯赫教授、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和藝術史學家平德爾這種名人的帶頭下，公開宣誓支持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政權。

一九三六年五月，它向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彬彬有禮、然而態度堅定的備忘錄，抗議這個政權的反基督教傾向，指斥政府的反猶主www.hetubook.com.com義，並要求國家停止干預教會事務。納粹內政部長弗立克卻報之以殘酷無情的行動。數以百計的「明認信仰教會」牧師被逮捕，備忘錄的簽名者之一威斯勒博士在薩赫森豪森集中營裡被殺害，「明認信仰教會」的經費被沒收，並禁止它收集捐款。

德國人從受過檢查的報刊和廣播中含糊地聽到一些國外的強烈反感，但是他們發現，這並不妨礙外國人大批地到第三帝國來，而且看來仍然對它的款待感到滿意。因為納粹德國，遠較蘇俄為大方，是聽任全世界來觀察的。遊覽事業生意興隆，收進了大量亟需的外匯。納粹領袖們似乎是沒有什麼要隱瞞的。一個外國人，不管他多麼反納粹，可以到德國來觀察和研究他所希望瞭解的情況——只有集中營和軍事設施除外，後者在所有國家都是如此。

我本人不久就有這種體會：在一個極權國家裡，一個人是多麼容易聽信說假話的和受檢查的報刊和廣播啊。雖然我不像大多數德國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國報紙，特別是出版後第二天就到達的倫敦、巴黎和蘇黎世的報紙，我經常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和其它外國廣播，但是由於職務關係，我每天必須花許多小時瀏覽德國報刊，收聽德國廣播，同納粹官員們談話，到黨的集會上去旁聽。我驚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驚地發現，儘管我有很多機會知道事實真相，儘管我根本就不信任從納粹方面來的消息，但是多年來一再聽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報導，自會使人留下一種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沒有在極權國家裡住過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像，要避免一個政權的不斷的有用意的宣傳的可怕影響，有多麼困難，在一個德國家庭裡，或者在辦公室裡，或者有時候在一家飯館裡、啤酒館裡、咖啡館裡，跟一個陌生人的偶然交談中，我常常會從看來是受過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裡聽到最蠻橫武斷的主張。顯然，他們是在重複他們從廣播中聽到的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荒唐意見。有時候聽到這種胡說八道忍不住也照樣要說說自己的意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看到一種極為懷疑的眼色，一種默然震驚的神情，好像你褻瀆了上帝一樣，於是你就會瞭解到，想要跟一個頭腦已經變了樣的人接觸，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認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爾悍然不顧事實地所說的那樣。

「在代表我們元首的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貢獻給我國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願意而且時刻準備著為他獻出我的生命，願上帝幫助我。」

「十八、國家總教會將從它的供壇上清除一切耶穌受難像、聖經和聖徒像。

同秘密警察相聯的是保安處，它的字首縮寫是Ｓ．Ｄ．。這也是使所有德國人，後來又使佔領區人民望而生畏的縮寫。保安處原來是由希姆萊在一九三二年設立的一個黨衛隊的情報組織，並由他任命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來領導，此人後來以「劊子手海德里希」的外號聞名國際。保安處起初的任務是暗中監視黨員和報告任何可疑的活動。在一九三四年它也成了秘密警察的情報單位，到了一九三八年，一項新法律賦予它在全國搞情報工作的任務。

工商業家原來非常熱情地歡迎希特勒政權，因為他們以為它會摧毀有組織的勞工，讓一個企業家經營無拘無束的自由企業，現在被多如山積的表單檔案壓得透不過氣來，政府又規定他們產品的種類、數量和價格，不斷增加的賦稅又負擔很重，外加受到永遠沒有完的對黨的巨額「特別捐獻」的剝削，所以變得大為失望了。弗里茨．蒂森就是這種感到失望的企業家之一，他原是最早、對黨做過數額最大的捐獻的人之一。他在戰爭爆發時逃出了德國，承認「納粹政權毀了德國工業」。他向在國外碰到的所有人都說：「我當時真是個笨蛋！」

照亮德國文化納粹新時代的，不僅有焚書的火焰和雖然沒有像焚書那麼有象徵性卻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種書籍在書店出售或在圖書館流通，禁止許多種新書的出版，而且還有任何現代西方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的那麼大規模的文化管制。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就在戈培爾博士的指導下根據法律設立了德國文化協會。它的目的，用該法律的話來說，規定如下：「為了推行德國文化的政策，必須使各方面的創造性藝術家都集合在國家領導下的一個統一的組織中。不僅必須由國家決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發展路線，而且還必須由國家領導和組織各種專業。」

許多內閣職能都交給了一些特設機構，諸如元首代表（先是赫斯，後來是馬丁．鮑曼）辦公室，戰爭經濟全權代表（沙赫特）辦公室，行政全權代表（弗立克）辦公室和四年計畫代表（戈林）辦公室。此外，還有所謂「最高政府機構」和「全國行政機構」等等，其中許多都是襲用共和國的。在元首直接管轄下的全國政府執行機構，一共大約有四十二個。

在羅姆遭到清洗後不久，希特勒把集中營交給黨衛隊控制，他們就以不愧為精銳部隊的效率和冷酷無情來組織集中營。守衛的責任專門交給髑髏隊（Ｔｏｔｅｎｋｏｐｆｖｅｒｂａｅｎｄｅ），這個單位的成員是從最強悍的納粹份子中召來的，服役十二年，在黑色軍衣上佩著人所熟見的髑髏和骨頭的肩章。最早的髑髏隊隊長和達豪集中營首任長官希歐多爾．艾克，被任命負責管理全部集中營。臨時湊合的集中營關掉了，而更大的集中營卻建立起來了。在戰爭發生前，它們還沒有擴展到佔領區裡去的時候為止，主要的集中營是慕尼黑附近的達豪集中營，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代替了柏林附近初期出過名的奧蘭寧堡集中營和薩赫森豪森集中營，專門拘禁婦女的梅克倫堡的臘文斯勃魯克集中營，還有，在一九三八年佔領了奧地利以後，在林嗣附近的毛特豪森集中營——這些名字，同以後在波蘭設立的奧斯威辛、貝爾賽克和特萊勃林卡一起，後來成為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無人不知的名字。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它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德國的新教徒，像在美國的一樣，分成許多教派。只有極少數——四五〇〇萬新教徒中的約十五萬人——屬於浸信會和衛理會之類的各種獨立教會。其餘的人都屬於二十八個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的教會，其中最大的是老普魯士聯盟教會，共有一八〇〇萬教徒。隨著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新教徒又發生了進一步的分裂。其中較為狂熱的納粹份子在一九三二年組織了「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它的最狂熱的領袖是一個叫做路德維希．繆勒的東普魯士軍區隨軍牧師。他是希特勒的虔誠信徒，當初就是他從中拉線，促成元首在馮．勃洛姆堡將軍擔任該軍區司令的時候和後者相會的。「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熱烈擁護納粹的種族學說和領袖原則，並且要把它們運用在一個全國性的教會中，這一教會將把全部基督教新教徒都吸收進來，成為一個全面組織。一九三三年，「德國基督教徒信仰運動」在總數一萬七千名牧師中擁有約三千名，雖然他們在一般信徒中的會員所占比例大概要大一些。

後來的結果表明，納粹德國的損失，對自由世界來說是有利益的，特別是在製造第一顆原子彈的競賽上。以希姆萊為首的納粹領袖們的活動怎樣起了妨礙原子能計畫的作用的故事，因為經過太長，牽涉大廣，本書只好割愛了。美國能夠發明原子彈，多虧兩個由於種族關係而被納粹獨裁政權和法西斯獨裁政權驅逐出來的人：來自德國的愛因斯坦和來自義大利的費米，這真是命運的嘲弄！

德國，不用說，並不是「被迫」在這樣一種規模上準備戰爭的，這是希特勒有意識地作出的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秘密國防法中，他委任沙赫特為負責戰爭經濟的全權總代表，命令他「在和平時期就開始進行他的工作」，賦與他「指導經濟備戰工作」的權力。這位舉世無雙的沙赫特博士沒有等到一九三五年春天就在開始建立德國的戰爭經濟了。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他出任經濟部長後不到兩個月，他向元首提出了一個《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為止的戰爭經濟動員工作情況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得意地強調說，他的部「已負責從事經濟備戰工作」。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他被任命為負責戰爭經濟的全權總代表以前四星期，他向希特勒上了一個個人的條呈，開頭的話是「迅速而充分地實現軍備計畫，是德國政治的唯一問題（著重體是他自己用的）；因此其它一切都應當從屬於這一目標」——沙赫特向希特勒解釋，因為「重整軍備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這是希特勒宣佈徵兵三十六個師的日子）以前不得不完全偽裝起來，所以必須使用印鈔機」來支付開始階段的費用。他還頗為高興地指出，從國家的敵人（大部分是猶太人）沒收來的款項以及從凍結的外國帳戶所取得的其它款項，對購買希特勒的槍炮很有幫助。他得意地說，「這樣，我們的軍備有一部分是用我們的政治敵人的錢來支付的」。

「——全國所有德國青年統統組織在希特勒青年團的範圍內。

「沒有不合國家社會主義的法律的獨立。你們在作出每一次決定時要想一想：『如果元首處在我的地位會怎樣決定？』對於每一項決定，都要自問一下：『這個決定是否符合德國人民的國家社會主義良心？』然後你們就會有一種極為堅實的基礎，把這種基礎同國家社會主義人民國家的一致性和你們對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質的認識結合起來，就會使你們在作出決定時具有第三帝國的權威，而且這是永遠的。」

德國曾給世界貢獻過一個杜勒和一個克拉那赫，但在近代美術方面卻不是非常傑出的，雖然德國的表現主義繪畫和慕尼黑建築學院的建築學是使人感興趣的和有獨創性的藝術運動，而且德國藝術家曾參加了二十世紀以印象主義、立體主義和達達主義為代表的藝術上的一切新潮流。

但是早期的集中營也並不完全是人道的。我這裡有一份達豪集中營第一任長官希歐多爾．艾克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為達豪集中營擬訂的條例的抄本，他在成為全部集中營的主管者後把這些條例在各集中營中推廣施行。

「七、國家總教會沒有書記、牧師或教士，但是國家總教會的講演者將在他們中間演講。

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希特勒青年團已有團員七百七十二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雖然這個數目已經異常龐大，但是顯然還有差不多四百萬青年規避了這種組織。

「凡是不能被人瞭解、得用大量說明才能證明它們有權利存在、並且為那些欣賞那種愚蠢的或者自以為是的無聊貨色的神經病者所接受的藝術作品，將不再能公然在德國民族之前陳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國家社會主義已著手使德國和我國人民清除所有那些危及它的生存和性格的影響——隨著這個展覽會的開幕，藝術上的神經錯亂狀態及其對我國人民在藝術上的玷污就告終了——」

許多人都來觀光。而許多人在回去時，如果說沒有改變信仰，至少已變得能夠容忍「新德國」了，相信他們看到了他們所說的「肯定的成就」。甚至像勞合．喬治那樣一個觀察力敏銳的人，他曾經領導英國在一九一八年戰勝德國，並且在那一年用「吊死德皇」的口號參加競選，如今也可以在一九三六年到上薩爾斯堡訪問希特勒。他在離別時帶回去對這位元首大為傾倒的印象，並且公開稱讚這位元首是「一個偉人」，有眼光有決心解決現代國家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失業問題，而這是英國仍在潰爛的一個創傷，在這個問題上，這位偉大的戰時自由黨領袖和他的《我們可以征服失業》的綱領在國內都沒有引起人們的什麼興趣。

一九三六年在紐倫堡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萊伊博士說，勞工陣線中正式工人的每星期平均收入是六點九十五美元。德國統計局的數位是全部德國工人的平均收入為每星期六點二十九美元。

此外，他們不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得不到日用必需品。在許多地方，猶太人要買食物都感到困難，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話。在副食雜貨鋪、肉鋪、麵包鋪和牛奶站的門上，掛著「猶太人不得入內」的牌子。在許多地方，猶太人甚至不能為他們的孩子購買牛奶。藥房不賣藥給他們。旅館不讓他們投宿。常常是，不論他們到哪裡，總有「本市嚴禁猶太人入境」或者「猶太人進入此處安全自行負責」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維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個急轉彎處，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小心駕駛！急轉彎！猶太人每小時七十五英里！」

「一、德國國家總教會斷然宣稱擁有控制國境以內全部教會的獨攬權利和權力：它宣稱這些教會是德國國家的民族性教會。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戈林代替了沙赫特成為經濟獨裁者，雖然他對經濟幾乎像希特勒一樣無知。在他的鐵腕下，開始實行「四年計劃」，德國轉入了總體戰爭經濟。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要使德國在四年後能自給自足，這樣戰時的封鎖就不會使它窒息，進口減到最低限度，對物價和工資實行了嚴格的管制，紅利限定不得超出六％，設立了巨大的工廠，製造人造橡膠、人造織物、人造燃料和由德國自己的原料製成的其它產品，並且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赫爾曼．戈林工廠，從本國的低級鐵礦砂中煉出鋼來。總之，德國的經濟為戰爭而動員起來，企業家們雖然利潤激增，卻變成了戰爭機器中的齒輪，他們的工作受到了許多限制，需要填寫大量表單，以致於在一九三七年繼任沙赫特為經濟部長和在一九三九年又繼任沙赫特為國家銀行總裁的豐克博士不得不悲哀地承認，「同官方的通訊，現在占了一個德國製造商的全部商業通訊的一半以上」，「德國的出口貿易每天有四萬筆交易；然而每一筆交易要填寫多到四十種不同的表單」。

過了差不多四個月不到，在七月二十日，納粹政府和梵蒂岡簽訂了一個契約，保證天主教的自由和該教會「管理它自己事務」的權利。這個協定由巴本代表德國，由當時的羅馬教皇國務大臣巴西利主教，就是後來的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代表羅馬教廷簽署。這個契約墨汁未乾，就被納粹政府破壞了。但是，由於這個契約簽訂的時候正是這個新政權在德國的初期放肆行為引起全世界強烈反感的時候，它無疑使希特勒政府獲得了非常需要的威望。

這樣一個沒有腦筋的人現在獲得了控制德國科學、公立學校、高等教育機構和青年組織的獨裁大權，因為第三帝國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規定，並不限於在擁擠的課堂裡進行，而且要在各級青年團體中進行斯巴達式的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大學和理工學院裡只能吸收很少數的人，因此這種教育不是頂點，頂點是在十八歲時先參加強迫勞動服役，然後應徵入伍在武裝部隊裡服役。

一五二五年的農民暴動也許是德國歷史上唯一的人民起義，在這次暴動中，路德勸告王公們採取最殘酷無情的措施來對付這些「瘋狗」——這是他對這些鋌而走險的、被蹂躪的農民的稱呼。在這裡，像他關於猶太人的言論一樣，路德使用了直到納粹當政時為止德國歷史上沒有可與相比的粗暴野蠻的言語。這位巨人的影響在德國世代流傳，特別是在新教徒中間。他還留下了另外一些後果，其中一個是，從十六世紀起直到一九一八年王公貴族們被推翻時為止，德國基督教新教派輕易地成為專制主義的工具，世襲的國君和小邦諸侯們成了他們領域裡的新教教會的最高主教。例如在普魯士，霍亨佐倫國王是教會的首腦。除了沙皇俄國外，沒有一個國家的教士們在傳統上是那麼完全屈從於國家的政治權威的。教士們差不多毫無例外地一致支持國王、容克地主和軍隊，在十九世紀時他們竭盡本分地反對自由和民主運動的興起。在大多數新教牧師看來，甚至魏瑪共和國也是該詛咒的，不僅因為魏瑪共和國廢黜了國王和諸侯，而且因為它的主要支持來自天主教徒和社會黨人。在國會選舉期間，人們不能不注意到，新教牧師們——其中涅穆勒是個典型——相當公開地支持共和國的敵人民族黨甚至納粹黨份子。像涅穆勒一樣，大多數牧師對阿道夫．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崛起當總理表示歡迎。

對第三帝國的一般德國人來說，既然連自己去想辦法玩兒這種事都對你不放心，這個無所不包的官方娛樂組織無疑就聊勝於無了。例如，它使參加勞工陣線的人能夠花極便宜的代價作陸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萊伊博士建造了兩艘二點五萬噸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還包了十艘來供「通過歡樂獲得力量」作海上遊覽。本作者曾參加過一次這種遊覽，雖然船上生活被納粹黨領袖們組織到了（使我覺得）簡直難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德國工人們卻似乎玩得很快樂。而且收費便宜之至！例如，到馬德拉，去遊覽一次，連同到這個德國港口去的來回火車費在內一共只花二十五美元，別的遠足也都是很便宜的。許多海濱和湖岸都被接管過來，供數以千計的夏季度假者遊憩，在波羅的海盧根的海濱，要修建能容納兩萬人的旅舍，到戰爭發生時還沒有竣工。在冬天，組織到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的滑雪旅行，每星期只花十一美元，包括車費、房飯錢、雪履租費和滑雪教練費在內。

「十九、在供壇上，除了《我的奮鬥》（對德國民族來說，因而也是對上帝來說，這是一本最神聖的書），不得有別的東西，在供壇左邊則放一把劍。

雖然魏瑪共和國被摧毀了，但是魏瑪憲法卻從未被希特勒正式廢除。說真的，而且說來也好笑，希特勒還以這個遭到他的輕視的共和國憲法作為他的統治的「合法性」的根據。數以千計的法令——第三帝國除此外沒有別的——是明白地以興登堡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根據憲法第四十八條所簽署的保護人民和國家這個總統緊急法令作為根據的。我們記得，這位年邁的總統是在國會縱火案發生後第二天受了愚弄而簽署這項法令的，當時希特勒竭力使他相信有發生共產黨革命的嚴重危險。這項停止一切公民權利的法令，在整個第三帝國期間一直有效，使得元首能夠以一種長期戒嚴令式的辦法進行統治。

希特勒在當政伊始警告說，「我的黨員同志們，你們要明白一件事情：德國農民只有一個機會，也是最後一個機會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他說，「德國農民的毀滅就將是德國人民的毀滅」。

儘管早期在維也納想當藝術家而遭到了失敗的希特勒自以為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認為，一切現代藝術都是退化的和無聊的。他在《我的奮鬥》中曾就這個題目發過長篇大論，在他當政後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清除」德國的「頹廢」藝術，並企圖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藝術。約有六千五百幅現代繪畫，不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羅茲這類德國畫家的作品，還有塞尚、梵谷、高更、馬蒂斯、畢卡索和許多別的畫家的作品，都從德國各博物館裡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