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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道芬堡本人並不相信西方盟國會在那年夏天作登陸法國的嘗試。從諜報局轉到希姆萊的軍事情報局工作的格奧爾格．漢森上校，曾經在五月初提醒過他，進攻可能在六月的任何一天發生。但是他還是不相信。

七月十一日，他奉召到上薩爾斯堡去向元首報告關於急需的補充兵員的供應的問題。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飛機上，帶了一顆諜報局的英製炸彈。密謀份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決定趁這個機會殺掉希特勒——還有戈林和希姆萊。但希姆萊那天沒有出席會議。施道芬堡抽出一會兒功夫，從會場出來，打電話給柏林的奧爾布里希特，告訴他這個情況，並強調說，他還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幹掉的。但是這位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卻力勸他還是改日連希姆萊一起幹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貝克和奧爾布里希特，堅決主張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萊在場與否。貝克和奧爾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在袍澤之間接著發生了一場不合時宜的廝打。據一個說法，弗洛姆打了獨臂的施道芬堡一記耳光。但這個將軍很快就被制服，關在他的副官的房間裡。路德維希．馮．利昂羅德奉命看守。叛亂份子採取了切斷室內電話線的預防措施。

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務。他把幾封可以作為罪證的信件和關於這次茶會的報告，一起交給了秘密警察當局。

對密謀份子來說，軍事形勢也同樣有著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認為，俄國人就要在東線發動一次全面反攻。羅馬已經放棄給盟軍了。它是在六月四日失守的。在西線，英美登陸迫在眉睫。德國可能很快就要遭受軍事失敗——在還沒有來得及推翻納粹之前。也許是由於克萊騷集團的思想影響，確實有越來越多的密謀份子，開始認為還不如取消原定計劃，讓希特勒和納粹份子去負擔這場災難的責任。現在推翻他們，可能只是重複「背後中了暗劍」的神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背後中了暗劍」的神話曾使許多德國人深信不疑。

在飛機場上，施拉勃藍道夫緊張地用手指從他那個包裹的一個小小的開口處伸進去，開動了定時炸彈的裝置，然後在勃蘭特走上元首座機的時候，把這個包裹交給了他。這是一個構造精巧的武器。它沒有那種使人生疑的鐘錶裝置。當這個青年軍官按了一個按鈕之後，一個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種腐蝕性的化學品，把一根拉住彈簧的金屬線慢慢腐蝕掉。這根線蝕盡之後，彈簧就把撞針一推，打著雷管，使炸彈爆炸。

例如，克萊騷集團就絕對反對任何這一類的暴力行動。這個集團是由一群各色各樣的傑出青年知識份子和理想主義者組成的。他們聚集在德國兩個最著名的、最貴族化的世家後裔的周圍：一個是赫爾莫特．詹姆斯．馮．毛奇伯爵，他是一八七〇年率領普魯士軍隊戰勝法國的那位陸軍元帥的曾侄孫；另一個是彼得．約克．馮．瓦爾登堡伯爵，他是拿破崙時代那位著名將軍瓦爾登堡的嫡系子孫，這位將軍曾同克勞塞維茲一起在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締結的道羅根條約上簽字；根據這個條約，普魯士軍隊掉轉槍口，幫助推翻了拿破崙。

這些來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長羅蘭．法賴斯勒嚴格地執行了。法賴斯勒是一個卑鄙惡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當了俄國的戰俘，成了一個狂熱的布爾什維克。後來，即使在一九二四年他成了一個同樣狂熱的納粹份子以後，他還是赤色恐怖的熱烈崇拜者和這種恐怖統治方法的熱心仿效者。在三十年代中，在莫斯科曾舉行過多次審判，許多「老布爾什維克」和大部分高級將領都以「叛國罪」被清算。這些審判的總檢察長是安德列．維辛斯基。法賴斯勒就曾專門研究過維辛斯基的技術，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會議上曾讚歎道，「法賴斯勒是我們的維辛斯基」。

施拉勃藍道夫說，他們預計希特勒的飛機從斯摩棱斯克起飛之後約三十分鐘，剛過明斯克不久，就會出事。他興奮之極，打電話給柏林，用密碼通知那裡的密謀份子，「閃電」已經開始。然後，他同特萊斯科夫懷著怦怦跳動的心，等待著驚人的消息。他們預期，最早的消息將來自護送元首座機的戰鬥機的無線電報告。他們一分鐘一分鐘地數著，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一個小時——還是沒有消息。過了兩個多小時，消息來了。那是一個例行公事的電報，報告希特勒已在拉斯登堡降落了。

有些被捕的人死裡逃生，最後被盟軍先頭部隊從秘密警察手中解放出來。在這些人中間有哈爾德將軍和沙赫特博士。沙赫特同七月二十日的叛亂並沒有關係，但他在紐倫堡法庭上說，他曾「加入過」。哈爾德被關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單人牢房裡幾個月。這兩個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德國和外國犯人，包括許士尼格、萊翁．勃魯姆、施拉勃藍道夫和馮．福肯豪森將軍，都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在南提羅耳的下多夫被美軍解救出來的，當時看守他們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們全部處決。福肯豪森後來被比利時人作為戰犯審訊，在監獄中候審，關了四年。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他被判十二年勞役，但兩個星期之後就被釋放回國。

直到六月六日凌晨一時十一分，第七軍團才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當時該軍團司令在勒恩參加「圖上作業」，還沒有回來。兩個美國空降師和一個英國空降師已開始在他的防地著陸。一時三十分發出了全面警報。

當時在場當翻譯的施密特博士回憶了這個場面：

柏林的另外一個重要將領的問題也使密謀份子很傷腦筋。這是馮．科茨弗萊契將軍。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份子，指揮著包括柏林和勃蘭登堡在內的第三軍區。密謀份子決定把他逮捕，由馮．圖恩根男爵將軍代替。柏林衛戍司令保羅．馮．哈斯將軍已經參加了這個密謀，可以指望他領導衛戍部隊完成佔領柏林的這個重要的第一步工作。

「我們被拋棄了。」貝克憤恨地抱怨道。

接著有人提起過去的一次反對納粹政權的「叛亂」，就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羅姆「陰謀」案。希特勒本來愁眉不展地待著，吞服江湖醫生希歐多爾．莫勒爾給他的各種顏色的藥片，一聽說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據當時在場的人說，他從椅子上跳起來，滿嘴唾沫，尖聲叫喊，大發雷霆。他說，同他這一次將要對付叛徒們的手段比較起來，他過去對付羅姆和其它叛國從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麼。他要把他們全都連根剷除。他咆哮說：「我要把他們的老婆孩子都關進集中營，一點也不寬恕！」在這一點上，同在其它許多類似的情況中一樣，他是說到做到的。

快到六月底時，密謀份子交上了一個好運。施道芬堡被提升為上校，而且被任命為國內駐防軍總司令弗洛姆將軍的參謀長。

凱特爾後來作證說，「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道夫帶著一份招出隆美爾的證詞到他那裡去。如果證詞是真的，他要對後果負責；如果是假的，他會得到法庭的開釋。」

希特勒用一種無法解釋的催眠術——至少在我這個非德國人看來是如此——始終得到這一偉大民族對他的忠誠和信任。不可避免地，德國人民像一群不會說話的牲畜一樣，但是懷著一種使他們不同於牲畜的虔誠的信念，甚至熱情，盲目地跟著他跳下懸崖，投向國家的滅亡。

一切的確是已經安排好了。

弗洛姆將軍的拒絕參加，曾使起義一開始就陷入危機，因此遭到拘禁。他現在卻活躍起來了。約在下午八時，即當他在副官的房間裡被拘禁了四小時之後，他請求允許他到樓下自己的房間裡去休息。他以一個軍官的榮譽保證決不想法逃跑或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納將軍不但同意，而且由於弗洛姆說他又饑又渴，還給他送來了夾肉麵包和一瓶酒。在此以前不久，弗洛姆幕僚中有三個將軍到了這裡，他們拒絕參加叛亂，並且要求把他們送到他們的上司那裡去。令人費解的是，他們居然被送到弗洛姆的屋子裡，雖然也是被拘禁起來。他們一到，弗洛姆就告訴他們，這屋子有一個很少使用的後門，他們可以從那裡逃走。他背棄了對霍普納的誓言，命令這些將軍們出去組織力量，攻打這座大廈，把他救出來，並平定叛亂。這些將軍們乘人不備，溜了出去。

儘管如此，當戰爭來臨的時候，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戰爭。在波蘭和法國戰役中，他在霍普納將軍的第六裝甲師當參謀，聲名卓著。看來是在到了俄國之後，他對第三帝國的幻想完全破滅了。一九四〇年六月，即進攻敦克爾克的前夕，他被調回陸軍總司令部。在對俄國作戰的最初十八個月中，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蘇維埃領土上，協助在俄國戰俘中組織俄羅斯「志願」部隊和擔任其它等等工作。據他的朋友說，施道芬堡這時認為，在德國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時候，這些俄國人的軍隊可以用來推翻史達林的暴政。也許這可以作為斯蒂芬．格奧爾格的糊塗思想給他的影響的一個例子。

「（斯派達爾說）他預言，德軍在諾曼第的防線將要崩潰，盟軍突入德境是難以阻止的——他對俄國方面的防線能否守住也表示懷疑。他指出德國在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地位——他最後——竭力主張結束戰爭。」

命令發出去了。有些命令是在弗洛姆將軍本人並不知情的情況下用他的名義發佈的。奧爾布里希特接著就到這位補充軍總司令的辦公室去告訴他，據菲爾基貝爾報告，希特勒已經遇刺，勸他負責「伐爾克里」行動，保證國內的治安。密謀份子認為，弗洛姆的命令會自動得到遵守。他此刻對他們是十分重要的。但弗洛姆同克魯格一樣，有騎牆的天才；他是那種騎在牆上先要看清楚自己將落在什麼地方之後才跳下去的人。他要求得到希特勒已死的確切證明再決定行動。

就是反叛軍官們寄予很大希望的坦克部隊也沒有能到達。有人可能以為，著名的裝甲部隊將軍霍普納會抓得住坦克的，但他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密謀份子曾下令克拉姆普尼茨裝甲兵學校校長沃爾夫岡．格拉斯麥上校把他的坦克開進城，他本人也應到班德勒街報到待命。但這個坦克兵上校不願意參加任何反納粹的軍事政變。奧爾布里希特勸說無效，只好把他也拘留在大廈裡面。但格拉斯麥還是有機會小聲地指示他的沒有被捕的副官去對柏林裝甲兵總監部（它對坦克部隊有管轄權）報告情況，並叫他要只服從裝甲兵總監部的指揮。

這時，德國空軍已不能對英國南部海岸港口進行空中偵察，而艾森豪的軍隊就是在這一時刻在這裡大批登船的。德國海軍也因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峽中的巡邏船艇。因此隆美爾只能根據他所得的很少情報和駐巴黎的空軍氣象站的意見，在六月五日早晨起草了一個形勢報告，向倫斯德報告說，進犯不會立刻發生，接著就乘汽車回到赫林根家裡，同家人一起過了夜，然後於第二天去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會談。

經過幾個月的偵察，秘密警察行動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杜那尼、繆勒和波霍弗被捕。奧斯特在這期間已經設法銷毀了大部分罪證文件，在十二月間被迫辭去諜報局職務，在萊比錫被軟禁起來。

當前的困難在於：在使事情遭到致命的延誤之後，目前又處於混亂之中，他們雖然計畫周密，這時竟不知下一步應該如何進行是好。即使提耳將軍帶來了消息，說是希特勒遇刺無恙的新聞即將通過德國全國廣播網廣播，這些密謀份子竟仍然沒有想到，他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佔領廣播電臺，阻止納粹廣播他們的消息，而讓他們自己的新政府文告響徹四方。要是他們手上沒有部隊來做這個工作，柏林的警察也能夠幹得了。密謀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警察局長馮．赫爾道夫伯爵，從中午過後就不耐煩地等待著要帶領他那支不小的、已經處於戒備狀態的部隊投入行動。但一直沒有命令傳來。最後在四點鐘的時候，他乘車趕到班德勒街，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奧爾布里希特告訴他，他的警察部隊要聽陸軍的指揮。但是現在還沒有一支反叛的軍隊——只有一些不知所措的軍官們在總部裡打轉轉，卻沒有兵士可以指揮。

這年的整個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一九四五年初，猙獰的人民法庭一直在開庭，匆匆忙忙地進行陰風慘慘的審訊，羅織罪狀，判處死刑。

「你還命令布格道夫帶一點毒藥給他，是不是？」檢察官問凱特爾。

傑出的美國新聞記者桃樂賽．湯普遜，長駐德國多年，對德國十分瞭解。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勸他從山頂上走下來，正視現實。一九四二年夏天，在一系列從紐約發給「漢斯」的短波無線電廣播中，他請求他和他的朋友們採取一定行動消除那個惡魔似的獨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聖者的世界裡，而是一個凡人的世界裡。」

「廢話！」法賴斯勒大聲叫道，他不讓這個年輕人說下去。這樣的話可能破壞戈培爾博士的電影，也可能讓元首生氣，因為元首已經下令，「別讓他們發表長篇演說」。

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謀份子看到他們面臨著的危險。這時，在密謀份子中間，某些領導人的輕舉妄動，經常引起其它領導人的擔心。戈台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試探希姆萊和黨衛隊其它高級軍官參加密謀集團的可能性，這是極端冒險的。為人十分獨特的威茲薩克在戰後喜歡把他自己描繪成堅決的抵抗份子，但在當時他嚇得同最親密的朋友哈塞爾斷絕一切來往。他指責哈塞爾（還有馮．哈塞爾夫人）「輕率得令人難以置信」，還警告說，秘密警察正在跟蹤哈塞爾。

這個師早在隆美爾下令之前已經發動攻擊了。當隆美爾同第七軍團總部通話時，接電話的貝姆賽爾將軍，對希特勒要求「至遲在今晚肅清」盟軍灘頭陣地（現在已有了三處）的命令，直截了當地回答道：「這是不可能辦到的。」

在拉斯登堡爆炸發生後舉行的最初幾次會議中，有一次他咆哮說：「這回對罪犯要毫不客氣地幹掉。不用開軍事法庭。我們要把他們送上人民法庭。別讓他們發表長篇演說。法庭要用閃電速度進行審判。判決宣佈兩小時之後立即執行。要用絞刑——別講什麼慈悲。」

一九四三年九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擔任陸軍辦公廳主任奧爾布里希特將軍的參謀長。很快他就開始練習用他那只還沒有完全殘廢的手的四個指頭，拿一把夾子引發諜報局收藏的英製炸彈。

這是這個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進行這樣的暗殺行動，但不是最後一次。因為反納粹的密謀份子終於找到了馮．施道芬堡伯爵這樣一個他們所需要的人。從此以後，他不但擔負起用現在看來唯一可能的辦法親手來殺害希特勒的任務，並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輝、希望和熱情注入密謀集團。他成為密謀集團的真正的領袖，儘管從來不是名義上的領袖。

但是，正如凱特爾所擔心的，他們遲到了。會議已經開始，當凱特爾和施道芬堡進屋的時候，施道芬堡在前廳停了一下，對管電話總機的上士說，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辦公室打來的緊急電話，電話裡要告訴他最新的材料，補充他的報告（這是說給凱特爾聽的），電話一來立刻去叫他。這也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凡是希特勒在場的時候，即使是一個陸軍元帥，除非是叫他離開或在會議結束那位最高統帥已經退席之後，一般是不敢隨便走開的。但這也沒有引起凱特爾的懷疑。

弗洛姆：「我剛收到報告，說元首被刺死了。」

「當他們申述了理由以後，克魯格帶著顯然失望的語氣說：『先生們，嘗試已經失敗了。一切全完了。』施圖爾納格爾喊道：『元帥，我想你是知道原定計劃的。必須要有所行動。』」

接著就輪到德國群眾的偶像隆美爾陸軍元帥。

在驚魂未定的最初時刻，大家對爆炸的來源有過幾種猜測。希特勒起初認為可能是由一架敵方的戰鬥轟炸機偷襲而引起的。約德爾按著濺滿了血的頭——吊燈架子和別的東西正掉在他頭上——說，他相信是些建築工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時炸彈。施道芬堡的炸彈在地板上炸了個很深的窟窿，所以看起來頗有點像。

十一月裡，又組織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動。密謀份子挑了二十四歲的步兵上尉阿克西爾．馮．丹．布舍，試穿一種新的陸軍大衣和一種新的作戰背包，這兩件裝備都是希特勒下令設計的，現在他要親自觀看，以便批准生產。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轍，布舍決定在他試穿的大衣口袋裡，裝上兩顆在點燃引線之後幾秒鐘就會爆炸的德國炸彈。他的計畫是趁希特勒檢查新大衣的時候，一把抓住他，這樣兩人就同歸於盡。

但最嚴重的是，諜報局瓦解之後，密謀份子失去了「掩護」，也失去了他們相互之間、他們同猶豫觀望的將軍們之間、他們同西方的朋友們之間互通聲氣的主要途徑。

鄧尼茨海軍上將聽到謀刺案的消息就乘飛機趕到拉斯登堡。他到達的時候，茶會已經開始。他一來就大罵陸軍的背叛行為。戈林代表空軍，對他表示支持。但鄧尼茨接著又向戈林開火，責罵德國空軍一敗塗地。那位肥胖的帝國元帥為自己辯護了一陣，轉而攻擊他的老政敵里賓特洛甫，說德國的外交政策完全破產。說到一個地方，他威脅說要用他那根元帥杖把這個妄自尊大的外交部長揍一頓。戈林大喊：「你這下流的賣香檳酒的小掮客！閉上你的臭嘴！」這是里賓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對他尊重一點，即使是帝國元帥也罷。他喊道：「我現在還是外交部長，我的姓名是馮．里賓特洛甫！」

但德軍實力的絕大部分，不論是步兵師還是裝甲師，仍然留在塞納河以北，在勒阿弗爾和敦克爾克之間。倫斯德和他的將軍們首先注意的還是加萊海峽而不是諾曼第。在四、五月間，英美最高司令部又在這裡舉行了一系列虛張聲勢的行動，使他們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計是正確的。

還有一個失敗的消息也沉重地打擊了密謀份子。施道芬堡回到柏林之後，他們集會商討下一步怎麼辦。戈台勒主張採取所謂「西方解決辦法」。他向貝克建議，他們兩人飛到巴黎去，同馮．克魯格陸軍元帥計議在西線停戰，由西方盟國同意不再推進到德法邊界線以東，這樣就可以把西線的德軍騰出來而開到東線去，使德國免於淪入俄國人和他們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之手。貝克的腦筋比較清醒。他知道，現在還認為能同西方單獨媾和的想法完全是白晝作夢。貝克的意見是，即使從挽救德國的榮譽考慮，殺害希特勒和推翻納粹主義的計畫，也必須不計一切代價地實行。施道芬堡表示同意。他發誓說，下一次他絕不會失敗。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因為把軍隊調進柏林，受到了凱待爾的責備，所以表示他不能再幹這樣冒險的事情，這樣做會使整個密謀暴露。他說，他用「這是一次實際演習」的話好不容易在凱特爾和弗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強搪塞過去。在確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消息之前，再也不敢下令調動軍隊，這種心理，將在下一個關鍵性的星期四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現在，當決定命運的一九四四年夏季快要來臨的時候，他們認識到：由於紅軍迫近德國邊境，英美軍隊也已經部署好大規模渡海進攻，而德國在義大利對亞歷山大率領下的盟軍的抵抗正在瓦解，他們必須趕快除掉希特勒和納粹政權，才能夠取得某種和議，以免德國被佔領和消滅。

訪晤了陸軍駐最高統帥部代表布林將軍、討論了補充軍的事情之後，施道芬堡走到凱特爾的辦公處，把他的帽子和皮帶放在會客室，就走進這位最高統帥部長官的辦公室。他在那裡發現他必須比原定計劃更急速地行動才行。現在是中午十二點剛過。凱特爾告訴他，因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兩點半坐火車到達，元首的第一次每日彙報會從下午一點提前到十二點半舉行。凱特爾叮囑他，必須報告得簡短一些。希特勒要求會議儘快結束。

幾個星期之後，密謀份子又想勸誘保羅斯將軍。這位將軍所率領的第六軍團正被圍在史達林格勒，他們估計他對領袖一定極度失望，因為造成這樣局面的正是領袖本人。他們想誘使他發表一個告全軍官兵書，號召他們推翻這個把二十五萬德國士兵置諸死地的專制魔王。貝克將軍親自寫了一封呼籲他這樣做的信，由一個空軍軍官乘飛機把信送進這個被圍的城市。前面已經說過，保羅斯的回答是向他的元首發出了雪片似的表示效忠的無線電報。直到他成為俄國人的俘虜到了莫斯科之後，他才有所覺悟。

這顆炸彈，同去年特萊斯科夫和施拉勃藍道夫放在元首飛機裡、後來沒有爆炸的那一顆是完全一樣的。如前所述，這種英國製造的炸彈的爆發裝置是這樣的：先打破一個玻璃管，讓裡面的藥水流出來，把一根細的金屬線腐蝕掉，於是撞針就彈出來，擊發雷管。金屬線的粗細決定從發動到爆炸所需時間的長短。這天早上，炸彈裡裝的是最細的線，腐蝕掉它最多只要十分鐘。在機場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給他炸彈的斯蒂夫將軍。他們在機場上找到一架等候他們的飛機。這是陸軍軍需總監、密謀集團首腦份子之一愛德華．華格納將軍的私人座機。他特意安排好讓他們使用這架飛機來擔任這次極端重要的飛行。七點鐘，飛機起飛，十點剛過就到了拉斯登堡。哈夫登囑咐駕駛員在過了中午十二點鐘之後，準備好隨時起飛回去。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早晨，正當施拉勃藍道夫被帶進法庭的時候，一顆美國炸彈炸死了法賴斯勒法官，炸毀了當時還活著的被告中大多數人的案卷。這樣審訊才算停止。施拉勃藍道夫奇蹟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運的極少幾個密謀份子之一。最後美國軍隊在提羅耳把他從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來。

德國地下組織和盟國方面在瑞士的接觸，主要是通過艾倫．杜勒斯。他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到戰爭結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國戰略服務處的負責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漢斯．吉斯維烏斯。吉斯維烏斯是德國諜報局的工作人員，派在德國駐蘇黎世總領事館當副領事。他經常從柏林到伯恩來旅行。前面已經提到，他也是謀反活動的積極份子。他的作用主要是從貝克和戈台勒那裡把消息傳遞給杜勒斯，讓他隨時瞭解各種反希特勒計畫的發展情況。去訪問杜勒斯的其它德國人中間還有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特羅特．佐．索爾茲，後者是克萊騷集團的成員之一，也是謀反活動的參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它許多人做過的那樣，對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國家拒絕考慮同一個反納粹的德國政府簽訂一個體面的和約，密謀份子們就要轉向蘇俄。杜勒斯雖然本人表示同情，但無法給予任何保證。

在晚餐的時候，氣氛是陰森森的，斯派達爾後來回憶說，「他們好像坐在一間死神降臨的屋子裡」。克魯格聽著施圖爾納格爾和霍法克熱烈地申述他們為什麼認為即使希特勒還活著也必須要起事的理由。勃魯門特里特描寫了當時的情況：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早晨，陽光燦爛，天氣很熱。六點剛過，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爾納．馮．哈夫登中尉陪同，驅車經過柏林城裡一排排被炸毀了的房屋，到倫格斯道夫機場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裡，裝著有關新的「人民步兵師」的文件。他將根據這些文件於下午一時在東普魯士拉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報告。在這些文件中間，用一件襯衣裹著的是一顆定時炸彈。

對雷麥來說，這就夠了。他已經接到了最高當局的命令，接著就以班德勒街的人們所缺乏的魄力去執行這些命令。他從威廉街撤回全營部隊，佔領了菩提樹下大街的衛戍司令部，派出巡邏隊去阻擋任何其它可能正向柏林進發的部隊，自己則出發偵查密謀集團的總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網打盡。

雷麥的迅速轉變，班德勒街的人們過了一些時間之後才知道。很顯然，柏林發生的情況，他們知道的太少，也知道得太遲了。由於目擊者的報導充滿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即使今天也難以弄清一些問題的真相。例如坦克部隊到哪兒去了呢？在城外駐防的部隊到哪兒去了呢？

因此，從下午一點十五分到三點四十五分，即施道芬堡在倫格斯道夫降落並匆忙趕去打電話的時候，根本沒有採取什麼行動。部隊沒有集結，給其它城市軍事司令部的命令沒有發出，而且最奇怪的是，沒有人想到要去佔領無線電廣播局或者電話局、電報局。兩個主要的軍事首領貝克和維茨勒本還沒有露面。

七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對柏林發出「伐爾克里」一號指示。中午以前，軍隊就向首都中心移動，奉命佔領威廉街。下午一時，施道芬堡挾著皮包，來到元首的會議室，作了關於兵員補充的報告，然後離開會議室，去同柏林的奧爾布里希特將軍通電話，用事先準備好的密語告訴後者說希特勒在場，他打算回到會場，讓炸彈爆炸。奧爾布里希特通知他，柏林的軍隊已在移動。這件偉大事業的成功終於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是，當施道芬堡回到會議室的時候，希特勒已經走了，而且沒有再回來。悶悶不樂的施道芬堡趕快再打電話，告訴奧爾布里希特這一新的情況。這位將軍馬上撤銷了「伐爾克里」信號，命令軍隊儘快地、盡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軍營。

還有其它的困難。其中之一是一種幾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慮，但是在那些現在已決心豁出去的密謀份子心裡卻產生了這種考慮。他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僅僅把阿道夫．希特勒殺掉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同時殺掉戈林和希姆萊，以保證這兩個人所掌握的兵力，不會用來反對他們。他們還認為，如果把希特勒這兩個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線的那些還沒有爭取過來的高級將領會更快地回應他們。由於戈林和希姆萊常常在元首大本營參加每日軍事會議，密謀份子覺得用一顆炸彈同時幹掉這三個人，也許並不是大困難的。這一愚蠢的決定，使施道芬堡喪失了兩個寶貴的機會。

弗洛姆：「大本營出了什麼事情？柏林流傳著許多聳人聽聞的謠言。」

進了鋼骨水泥的地下室之後，談話又繼續進行。這時，隆美爾堅持要談一談政治問題。

一切都在於密謀份子有沒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殺之後——這件事情將由施道芬堡親自負責——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運用柏林市內和四周的國內駐防軍部隊，為他們的目的服務。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對巴黎發出警報之後，施道芬堡就把注意力轉移到頑固的弗洛姆身上。他是弗洛姆的參謀長。自從弗洛姆從凱特爾那裡聽說希特勒還活著的消息之後，他就拒絕同叛亂份子合作。這樣就使密謀計畫的成功受到嚴重的危害。貝克不敢在這場賭局中這樣早就同弗洛姆爭吵，所以在施道芬堡和奧爾布里希特去看他的時候，托詞不同他們一起去看弗洛姆。奧爾布里希特對弗洛姆說，施道芬堡能夠證實希特勒的死亡。

「（施拉勃藍道夫後來複述當時情況說）我們都怔住了，想不出失敗的原因。我馬上給柏林打電話，用密碼告訴他們，嘗試失敗了。接著特萊斯科夫和我商量下一步怎麼辦。我們震動得很厲害。這次嘗試失敗是十分嚴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將是炸彈被發現，這必然會引起對我們的偵查和一大批緊密合作者的送命。」

「諸位先生，」他說，「我現在要以你們對待我的辦法來對待你們。」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希特勒下令舉行國葬。德國陸軍高級將領馮．倫斯德在舉行國葬儀式時致悼詞。他站在裹著「萬https://m.hetubook.com.com」字旗的隆美爾屍體面前說，「他的心是屬於元首的」。

盟軍在諾曼第登陸成功，使柏林的密謀份子陷於極大的混亂。如前所述，施道芬堡並不認為盟軍會在一九四四年登陸，即使登陸，成敗的可能性也各居一半。他似乎希望登陸失敗，因為美英政府在受到這樣一次流血犧牲、代價重大的挫折之後，會更願意在西線同他的反納粹新政府議和，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議和條件。

在這期間，特萊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魯格來領頭殺死希特勒。他向這位陸軍元帥建議，准許指揮集團軍司令部騎兵部隊的陸軍中校馮．波斯拉格男爵在希特勒和他的衛隊到達時，用這支部隊把他們消滅。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陸軍元帥的一道命令。但是這位動搖不定的司令官沒有敢下這道命令。特萊斯科夫和施拉勃藍道夫於是決定親自動手。

斯派達爾將軍著重聲明，當時隆美爾已經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訴了他在西線的頂頭上司馮．倫斯德陸軍元帥，而且還說，後者也已「完全同意」。不過，這個陸軍高級軍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當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自殺未遂，雙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爾登醫院手術臺上的時候，他喃喃地道出了隆美爾的名字。後來馮．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監獄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認隆美爾曾參與七月二十日陰謀。霍法克引證隆美爾元帥曾經對他說過的話：「告訴柏林的人，他們可以指望我。」希特勒聽了這句話以後十分震驚，他因此作出決定：他所寵信的也是在德國最受歡迎的這位將軍必須死去。

隆美爾遲疑了一下，最後作了決定。

「墨索里尼簡直嚇壞了。他不懂這種事情怎麼能在大本營發生——

人民法庭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把他判處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二日，才同波比茨同時被處死。希姆萊所以遲遲沒有絞死他們，顯然是因為考慮到他們，特別是戈台勒，通過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國建立的聯繫，可能會對自己有幫助，如果他要來收拾國家殘局的話——這個前景這時已開始在他心裡滋長。

但是最高統帥對任何撤退的建議都聽不進去。德國士兵必須堅持抵抗。他對後撤的問題顯然感到不愉快，於是很快就轉變了話題，斯派達爾說希特勒當時的表現可謂是「犬儒主義和虛假直黨的奇怪混合」，他竟對將軍們保證，新的Ｖ─一武器（或稱嗡嗡飛彈）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倫敦發射，它「對大不列顛將起決定作用——使英國人願意議和」。當這兩個陸軍元帥要希特勒注意德國空軍在西線的慘敗時，元首反駁說，「成群的噴氣戰鬥機」——當時盟軍還沒有噴氣機，而德國已在生產——很快就會把英美飛行員趕出天空。他說，那時英國就要垮臺。談到這裡，盟軍飛機來了，他們只好暫時停止會議，躲到元首的防空洞裡。

希特勒對施道芬堡開始懷疑了。同拉斯登堡機場通話後，瞭解到這個十分有意思的情況：施道芬堡在下午一點剛過就從機場起飛，說是去倫格斯道夫機場。希姆萊立即下令，等他在那裡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於菲爾基貝爾關閉通訊聯絡的勇敢行動，這個命令始終沒有傳到柏林。直到這時，大本營似乎還沒有人懷疑到柏林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認為這是施道芬堡的單獨行動。除非他像有人懷疑的那樣在俄國敵後降落，抓到他是不難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希特勒看來是表現得夠鎮靜的。他心上還有別的事情。他還要去迎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車誤點，下午四點才能到達。

抵抗運動現在在三個方面進行工作。克萊騷集團為了擬訂一個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規劃，在進行著無休無止的討論。比較現實一些的貝克集團在努力想辦法殺掉希特勒，取得政權。它還在同西方進行接觸，以便讓民主的盟國得知將要發生的事情，並探詢它們將會同一個新的反納粹政府談判什麼樣的和約。這些接觸都是在斯德哥爾摩和瑞士進行的。

隆美爾當時對斯派達爾說：「我已經給了他最後的機會。如果他不利用這個機會，我們就要行動。」

但事實與此相反，希特勒並沒有死。勃蘭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結實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這一幾乎是無意識的行動，救了希特勒的一命。他受了極大的驚嚇，但受的傷並不重。他的頭髮燒焦，兩腿的傷，右臂擰傷後暫時不能動作，耳膜震壞，脊背也被落下來的一根椽子劃破了。有一個目擊者後來回憶道，當希特勒由凱特爾攙扶著從這所被炸壞了的、正在燃燒的屋子裡走出來的時候，幾乎認不出是他了——臉是黑的，頭髮在冒煙，褲子撕成碎片。凱特爾絲毫沒有受傷，也真是奇蹟。但在炸彈爆炸的桌子那一頭的那些人，絕大多數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傷。

在那些因為拒不參加謀反而被馬馬虎虎、客客氣氣地看管起來的人中間，這個裝甲兵上校並不是唯一溜走的軍官。這種情況對叛亂的迅速平息也有影響。

這件事，施道芬堡該做而不做，反而忙於打緊急電話給他的表兄弟——在巴黎的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總部工作的凱撒．馮．霍法克中校，敦促那邊的密謀份子行動起來。這一著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密謀集團的工作在法國組織得比較好，並且得到柏林以外其它地方的更為重要的陸軍軍官的支持。施圖爾納格爾確實比他在起事中心的同僚表現出更有魄力。在天黑之前，他已經逮捕和禁閉了巴黎的全部一千二百名黨衛隊和黨衛隊保安處的官兵，包括他們的那個可怕的司令官黨衛隊少將卡爾．奧伯格。如果這天下午在柏林表現出同樣的魄力，把這種魄力用在正確的方面，歷史的發展可能會有所不同。

「我希望參謀本部的每一個軍官馬上表示他自己己接受我的看法，並且當眾宣佈。凡是辦不到這一點的人，應該申請辭去參謀本部的職務。」

八月八日審判一結束，就宣判極刑。希特勒曾經命令，「他們全都該像牲口那樣被絞死」。他們確實這樣被絞死了。在普洛成西監獄，這八個被判死刑的人被趕進一個小房間，房裡天花板上掛著八個肉鉤子。他們一個一個被剝光上衣，綁起來，用鋼琴琴弦做成一個圈子套在他們脖子上，另一頭掛在肉鉤子上。當一個電影攝影機沙沙響起的時候，這些人被吊起來，絞死了。他們身上那沒有褲帶的褲子，在他們掙扎的時候，終於掉了下來，使他們赤身露體地現出臨死時的痛苦。審訊的照片和電影都奉命立即沖洗出來，趕送給希特勒，使他在當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據說，戈培爾看這些影片時用雙手按住眼睛，才沒有暈過去。

這句話永遠沒有說完。

根據約德爾在紐倫堡的口供，希特勒一聲不響地看完了這封信，然後未加評論地交給約德爾。幾天以後，在八月三十一日的軍事會議上，希特勒說：「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克魯格如果沒有自殺的話，也無論如何要被逮捕的。」

他們兩人走進了會議室。從施道芬堡把手伸進皮包、拿鑷子夾破玻璃管之後，已經過去四分鐘了。還有六分鐘。房間很小，大約三十英尺長、十五英尺寬，有十扇窗戶，都敞開著，因為天氣悶熱，這樣可以有點風吹進來。這麼多的窗戶開著，當然會減少任何炸彈爆炸的效力。房間正中，有一隻長方形桌子，十八英尺長，五英尺寬，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這個桌子的構造很特別，它不是用幾條腿支起來，而是在桌子的兩頭，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樣寬的兩塊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來的。這個有趣的構造對往後的歷史將起它的作用。

但是他們已經太晚了。納粹暴政已經存在了十一年，到了德國在一次自己發動的戰爭中敗局已定的形勢下，他們才開始採取行動。而在這以前，他們並沒有用實際行動來反對過這次戰爭的發動，在許多情況下，也根本沒有表示反對。不過，晚行動總比不行動好。無論如何，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前線的將領告訴他們，在東線和西線的崩潰可能只是幾星期裡的事情。

「我們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繼續活在德國人民之中，但是他卻因傷英勇地與世長辭了，這深深使我傷心。」

以施道芬堡為首的年輕人卻沒有完全被說服。他們去徵求特萊斯科夫的意見。後者現在是駐防在崩潰中的俄國戰線上的第二軍團參謀長。他的答覆使得那些躊躇不決的密謀份子重新走上正軌。

「『參加抵抗運動的人沒有不|穿上內薩斯的襯衫的。一個人只有甘願為他的信仰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他才是有價值的。』」

馮．克魯格元帥拒絕參加叛變，這一決定性行動並沒有能夠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採取的類似的行動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樣。斯派達爾在評論到這位遲疑不決的將軍時說道：「命運不會饒恕那些雖有信念但沒有足夠的決心把信念付諸實行的人。」現在已經得到證明，十二月二十日才被處決的馮．霍法克上校在嚴刑拷打之下招出克魯格、隆美爾和斯派達爾曾參與叛變計畫。據勃魯門特里特說，奧伯格曾對他說過，霍法克在初次提審中「招出」克魯格。勃魯門特里特還說，這位元帥從奧伯格那裡親自聽到這一消息後「開始顯得越來越憂慮起來」。

這時，弗洛姆給霍普納將軍自己選擇。三星期之後，在絞刑架的陰影下，霍普納對「人民法庭」說出了當時經過。

「幾分鐘以後」曼弗雷德．隆美爾後來追述道，「我聽見父親上樓到母親的房間去。」他接著說：

兩個牧師對主教談了密謀份子的計畫，而且同戈台勒一樣，提出了這個問題：一旦希特勒被推翻之後，西方盟國是否將同一個非納粹政府談判一個體面的和約。他們要求通過私下的通訊或公開的宣言得到答覆。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謀是認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給了他一份領導人名單。這個不慎的行動後來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並且使得其它許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殺害。

凱特爾：「你問的是什麼？這裡一切如常。」

下午四點剛過，當密謀份子終於在施道芬堡回來之後活躍起來的時候，柏林衛戍司令馮．哈斯將軍打電話給駐在鄧伯立茲的精銳的大德意志警衛營營長，命令他下令全營戒備，並立即到菩提樹下大街的司令部來報到。警衛營營長是新近任命的奧托．雷麥少校。他在這一天要起關鍵作用，雖然他並不是密謀份子原來指靠的人。他們已對他進行過審查，因為該營被分派擔任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他們調查了以後認為他是一個不問政治的軍官，只知服從頂頭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無可置疑的。他曾負傷八次，最近還得到希特勒親手頒發的橡葉騎士十字勳章——這是難得的榮譽。

「漢斯，上次我們見面，在臨湖的那個美麗的陽臺上一起喝茶——我說過，有一天你得用行動——劇烈的行動，來表明你的立場——而且我記得，我還問過你，你和你的朋友們究竟有沒有勇氣行動——」

在布格道夫和邁賽爾到達以後，事實真相就清楚了：他們不是前來商談隆美爾的未來職務的。他們要求和這位元帥單獨談話，於是三人到隆美爾的書房去。

霍普納當時回答說，他並「不感到這樣有罪」，他認為他能為自己「辯白」。

克勞斯．馮．施道芬堡就是在這樣的家庭背景和氣氛中長大的。他體格健壯，所有見過他的人都說他十分英俊。他才氣橫溢，好學不倦，頭腦冷靜周密。他喜好馳騁養馬和體育運動，也熱愛文學和藝術，博覽群書，涉獵頗廣。他在青年時代接受了天才詩人斯蒂芬．格奧爾格的浪漫神秘主義的影響。這個年輕人一度想以音樂為職業，後來又想從事建築，但在一九二六年十九歲的時候，參加了陸軍，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騎兵團當見習軍官。

對保羅斯的希望破滅以後，密謀份子曾經有幾天把希望寄託在克魯格和曼施坦因身上。這兩個人在史達林格勒慘敗之後，飛到拉斯登堡，據說是去要求元首把俄國戰線的指揮權交付給他們。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為在柏林發動政變的一個訊號。但這些密謀份子的主觀願望再一次落空了。這兩位陸軍元帥確實飛到了希特勒的大本營，但只是去重申他們對最高統帥的忠誠。

但是他們沒有打消殺害希特勒的圖謀。從一九四三年九月到一九四四年一月，又組織了六次嘗試。八月間，雅可布．瓦倫堡到柏林來看戈台勒。戈台勒向他保證，一切準備工作都已經完成，可以在九月間發動政變。到那時，施拉勃藍道夫將去斯德哥爾摩會晤邱吉爾先生的代表，進行和談。

兩天之後，七月十七日下午，隆美爾在從諾曼第前線返回總部途中，他的軍官轎車受到低飛的盟軍戰鬥機的掃射，他身受重傷，當初以為活不過當天。這對密謀份子是個不幸，因為隆美爾這時已經義無反顧地下定決心，要在以後幾天裡，盡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對德國的統治，儘管他仍然反對暗殺希特勒。斯派達爾說他敢保證隆美爾確已下了決心。事實證明，陸軍軍官中間極其缺少隆美爾的魄力和勇氣。而這些陸軍軍官，當東西兩線德軍在一九四四年七月都告崩潰的時候，好不容易終於要想打倒希特勒和國社黨了。

法賴斯勒問道：「你為什麼沒有入黨？」

從前線來的消息也不能使他精神振奮起來。

這樣，迫切需要的坦克雖然有幾輛開到了市中心動物園的勝利碑附近，但大部分沒有落入叛亂份子手中。格拉斯麥後來用欺騙手段逃脫禁閉。他對衛兵說，他決定接受奧爾布里希特的命令，打算親自去指揮坦克，於是就溜出了大廈。坦克很快從城裡撤退了。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彈在離我右邊兩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許多真正的、忠貞的合作者受了重傷，其中一人已經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輕微的碰傷、擦傷和燒傷之外，安然無恙。我把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於我的證明——

格斯道夫後來敘述了當年所發生的事情。

但是有著像施圖爾納格爾這樣軍階的自尊的將軍是不會選擇這樣的出路的。在巴黎的拉菲爾旅館舉行了令人不可思議的通宵的香檳酒會，會上由奧伯格將軍率領的被釋放的黨衛隊和保安處軍官與曾經逮捕他們的陸軍將領們握手言歡（如果叛變成功，這幫黨衛隊人員肯定要被槍決）。施圖爾納格爾在酒會結束以後便坐車回德國去，因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報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在那裡指揮過一個營的凡爾登停下來再看一看這個著名的戰場。但是也是為了執行一個個人的決定。他的司機和警衛員聽到一聲槍響。他們發現他在一條運河裡掙扎。子彈打穿了一隻眼睛，另一隻也受了重傷。他被送到凡爾登陸軍醫院，受傷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

但這並沒有使施圖爾納格爾免於厄運。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這位雙目失明、處於絕望之中的將軍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張小床上聽法賴斯勒的辱罵。八月三十日，他在普洛成西監獄被絞死了。

上校掛上電話，轉身對上士說，「上士，你聽到了，批准我通行」。但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電話給莫侖道夫核對。莫侖道夫上尉證實了施道芬堡的話。

慣於媚上欺下的凱特爾為這一耽誤很生氣。他轉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道芬堡快一點。他喊道，我們要遲到了。施道芬堡為這一耽誤表示歉意。凱特爾無疑是知道像上校這樣肢體傷殘的人束起皮帶來會比別人要慢一點的。當他們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時候，施道芬堡看來情緒很好，凱特爾那點小小的不快也消散了。他還沒有絲毫起疑心的跡象。

一個德國軍事歷史學家評論道，這樣一來，「參謀本部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整體的歷史，可以說就此結束了」。參謀本部這個由優秀軍事人才組成的組織，是由夏恩霍爾斯特和格奈斯瑙所創立並由毛奇發展成為國家支柱的。它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統治德國，控制過魏瑪共和國。它甚至逼使希特勒摧毀衝鋒隊，殺害其領袖，因為他們反對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它卻被貶低到成為一群搖尾乞憐的、嚇破了膽的人的可憐的團體。對於希特勒不會再有任何反抗，連批評也不會再有了。曾經不可一世的陸軍，同第三帝國的所有其它的機構一樣，與希特勒同流合污了。陸軍的將領們現在已麻木不仁，十分缺乏當時發動政變時的那幾個人所具有的勇氣，以至於連提高嗓子說話（更不必說採取行動）來攔住那個獨夫的手都不敢。雖然他們現在完全認識到，這個獨夫正在迅速地把他們和德國人民帶到他們可愛的祖國有史以來最可怕的災難道路上去。

最高統帥部長官凱特爾是負責召見施道芬堡這件事情的。他沿著桌子往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為豪辛格的黯淡的彙報快講完了，他要暗示施道芬堡，準備好接下去彙報。也許施道芬堡還要別人幫忙把文件從皮包裡拿出來。但使他十分生氣的是，年輕的上校並不在那裡。凱特爾想起施道芬堡在進來的時候對電話接線員說過的話。就悄悄地退出房間，打算去把這個行動奇突的青年軍官找回來。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不在人間了——生命對我已經失去了意義——隆美爾和我——早已預見到今天的形勢。我們的話沒有人聽——

希特勒在萬分震怒和難以饜足的報復慾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萊和卡爾登勃魯納，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於謀害他的人。他親自定下了處理這些人的辦法。

伯爵回答：「因為我不是而且永遠不可能是一個納粹份子。」

這話是出自他的參謀長又是目擊者之口，弗洛姆不能不想一想。他沉默了一陣。奧爾布里希特想利用他的猶豫不決。對他說，不管怎麼樣，「伐爾克里」信號已經發出去了。弗洛姆一聽就跳了起來，大聲喊道：「這簡直是犯上！誰發佈這命令的？」聽說是梅爾茨．馮．基爾海姆上校發的，他就把這個軍官召來，宣佈加以逮捕。

德國陸軍本身對於進犯的日期和地點也狐疑不定。在五月裡，有十八天功夫，不論氣候或海洋、潮汐都適於登陸，但德國人注意到，艾森豪將軍沒有利用這些有利條件。五月三十日，西線總司令倫斯德向希特勒報告，沒有跡象說明進犯已經「迫在眉睫」。六月四日，駐巴黎的空軍氣象站認為，由於氣候惡劣，至少在半個月內盟軍不會採取行動。

「這些篡奪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國武裝部隊、特別是同德國人民的精神毫無共同之處。這是一個犯罪份子的匪幫。這個匪幫將加以無情消滅。

「（希特勒追敘道）『我當時正站在這張桌子旁邊；炸彈就在我腳前爆炸——很明顯，我絕不會碰到什麼不幸的意外。這無疑是命運要我繼續前進，完成我的事業——今天在這裡發生的事情是一個頂點！大難已經過了——我現在比過去更加確信，我所從事的偉大事業必然將度過目前的危機，一切都會得到很好的結果。』」

鑒於黨衛隊和空軍部隊的實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視控制首都的行動時間。最初兩小時將是最關鍵的時刻。在這短短的時間裡，陸軍部隊必須奪占全國廣播總局和兩個本市電臺、電報局、電話局、總理府、政府各部和黨衛隊一秘密警察總部。戈培爾是唯一很少離開柏林的納粹顯要人物。他和黨衛隊軍官必須加以逮捕。在這時間裡，希特勒一死，他在拉斯登堡的大本營必須立刻同德國其它地方隔絕，使得不論是戈林或是希姆萊，或是凱特爾、約德爾這樣的納粹將領，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試圖糾集警察或軍隊來支持納粹政權的繼續存在。這項工作由長駐元首大本營的通訊處長菲爾基貝爾將軍負責。

兩天之後，馮。克魯格陸軍元帥代替倫斯德任西線總司令。七月十五日，隆美爾寫了一封長信給希特勒，用陸軍電傳打字機發出。他在信上寫道，「部隊正在各地英勇作戰，但是這場寡不敵眾的鬥爭即將結束」。他用親筆寫了一段附言：

莫德爾元帥發佈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佈隆美爾因「七月十七日受傷」不治身死，對「我國最偉大的指揮官之一」的犧牲表示哀悼。

這是盟國所掌握的關於德國內部的反對派及其計畫的最權威和最新的材料。六月間，貝爾主教回到倫敦之後，立即轉給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但是，一九三八年曾經為了抗議張伯倫對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的艾登，看了這份材料以後，卻心存懷疑。因為從慕尼黑事件以來，英國政府曾經從自稱是德國密謀份子的人那裡得到過類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結果就沒有給予答覆。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們在彼得．約克家裡舉行了一次正式會議，由貝克將軍主持。據哈塞爾在日記裡說，貝克「當時是比較軟弱和沉默的」。以後還開過幾次會。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用哈塞爾的話——之間，掀起了一場猛烈的爭辯，毛奇同戈台勒之間也衝突起來。哈塞爾認為，這位前任萊比錫市長十分「反動」，同時指出毛奇「傾向英美與和平主義」。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這次會議，後來在對參加者的審訊中，對於這些討論提出了一份詳細得驚人的報告。

奧爾布里希特手下的一群低級軍官，起初有的附和了叛亂份子，有的留在班德勒街觀看風色，到了這時，已經開始看到，叛亂正在失敗。他們還開始意識到，如果叛亂失敗，而他們沒有及時起來反對叛亂，他們就都會被作為叛徒絞死。他們之中就有一個人後來這麼說。有一個叫弗朗茲．赫爾伯中校的，原本是一個警官，又是一個真心實意的納粹份子。他從斯本道軍火庫搞來了一些衝鋒槍和彈藥，秘密地放在二樓。大約十點半鐘的時候，這些軍官會見奧爾布里希特，要求他明確地告訴他們，他和他的朋友們究竟想達到什麼目的。這位將軍作了說明，他們也不爭辯，就退出來了。

現在是一點剛過。後來這三個小時，在施道芬堡一生中一定是最長的三小時。當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爾飛機在平坦多沙的德國平原上向西飛去的時候，他只能希望：菲爾基貝爾已經同柏林聯繫上並且傳遞了最重要的訊號；他在首都的同夥已經立即行動起來接管這個城市，並且正在發出早已準備好的給德國本上和西線的軍事指揮官的文告；他的飛機不會被接到了警報的德國空軍戰鬥機或者被在東普魯士上空越來越活躍的四出巡弋的俄國飛機所迫降。除了這樣希望以外，他什麼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飛機沒有長距離的無線電通訊設備，如果有這種設備，也許能使他聽到從柏林發出的最早的一些激動人心的廣播。他預期在柏林降落之前，這樣的廣播一定已經播出。因為沒有這種設備，他也不能親自同首都的盟友們通訊，把菲爾基貝爾將軍也許沒有能發出的訊號發給他們。

雖然如此，現在只有這個人，這個半瘋癲的、在身心方面迅速墮落了的人，能夠把敗退中的軍隊振作起來，並且使這個被打得一塌糊塗的國家打起精神來，正如他在一九四一年大雪紛飛的冬天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樣。他運用了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在德國任何其它人——陸軍、政府和人民中間——都缺少的意志力量，幾乎是匹馬單槍地把這個痛苦的戰爭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之久。

在柏林，密謀份子主要的困難是手上的軍隊太少，人數不及黨衛隊部隊。在城內和城外四周還有為數不小的空軍防空部隊。除非國內駐防軍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否則，即使希特勒死了，這些部隊將會繼續忠於戈林，不惜為保持在他們的頭子的領導下的納粹政權而戰。他們的高射炮可以當大炮用，來對付國內駐防軍部隊。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隊因為它們的頭子馮．赫爾道夫伯爵參加了密謀集團，已為密謀份子所掌握。

約瑟夫．戈培爾在德意志第三帝國所以能夠飛黃騰達，原因之一是他在困難局面下有快速講話的天才，而現在正是他充滿風浪的一生中最困難最危急的局面。他提醒這個青年少校對最高統帥的效忠宣誓。雷麥乾脆地答稱：希特勒已經死了。戈培爾說，元首生龍活虎似地活著，他剛同元首通過電話。他可以證明這一點。他一面說一面就拿起電話同拉斯登堡最高統帥緊急通話。密謀份子沒有佔領柏林的電話總局或者至少切斷它的線路，這個失誤再一次加重了災難。只有一兩分鐘時間，希特勒便在電話裡說話了。戈培爾很快地把話筒遞給雷麥。少校聽得出他的聲音嗎？最高統帥問道。在德國，人們千百次在無線電裡聽到他講話，誰聽不出他那嘶嗄的聲音呢？而且，在幾星期之前受勳的時候，他還直接聽到過元首講話。據說，少校在電話裡聽到希特勒的聲音立刻立正。希特勒命令他鎮壓叛亂，並且只服從戈培爾、希姆萊（他已被任命為補充軍總司令，正乘飛機去柏林）和萊因納克將軍（他正巧在柏林，已奉命接管全市所有部隊的指揮權）的命令。元首還立即提升少校為上校。

菲爾基貝爾是密謀集團中的關鍵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約妥，他隨時準備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傳給柏林的密謀份子，以便他們立即開始行動。菲爾基貝爾然後就切斷所有電話、電報和無線電交通，使元首大本營同外界隔絕。要做這些工作，再沒有人比最高統帥部通訊網主管人處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謀份子都覺得把他爭取了過來是十分幸運的。整個密謀計畫的成功，沒有他是不行的。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負責任的同時又是愚蠢無知的軍官組成的一個很小的集團，合謀殺害我，以及與我一起的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將領。

施道芬堡現在成了密謀集團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上。在密謀份子中，只有他能夠進入警衛森嚴的元首大本營，因此殺掉希特勒非他莫屬。由於弗洛姆還沒有完全爭取過來，不能肯定算數，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後，指揮軍隊佔領柏林，也是他作為補充軍參謀長的任務。他要在同一天裡，在相距兩三百英里的兩個地方——元首在上薩爾斯堡或拉斯登堡的大本營和柏林——實現這兩個目標。在第一個和第二個行動之間，他還必須花兩三小時，乘飛機回首都，而他在飛機上的這段時間裡，什麼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夥已經放手執行他的預定計劃。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是困難之一。

一九三六年，他入柏林陸軍大學。他的全面的才華引起了教官們和總司令部的注意。兩年以後，他成為參謀本部的一個年輕軍官。他雖然像許多同一階級出身的人一樣，思想深處是保皇派，但到那時為止，並不反對國家社會主義。顯然是一九三八年的排猶行動，使他第一次對希特勒產生了懷疑。一九三九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國引向一場可能是長期的、傷亡慘重的、最後歸於失敗的戰爭，這時他的懷疑增長了。

霍普納寫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奧爾布里希特要一個信封，把信放進去，封好口。貝克現在恢復了一點神智，要求再給他一支手槍。施道芬堡（他那只好胳臂的袖子浸透了槍傷流出來的血）和他的三個「被判死刑」的同伴被帶了出去。弗洛姆叫霍普納跟出去。

貝克採取了行動，他扣動扳機，但是子彈只擦傷了他的頭。他倒在椅子上流了一點血。

弗洛姆將軍雖然在決定命運的七月二十日晚上有那些表現，還是沒有逃掉一死。第二天，希姆萊接替弗洛姆的補充軍總司令職務，下令逮捕了他。他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間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審，並被判處死刑。https://www.hetubook.com.com也許是作為對他協助挽救納粹政權有功的一點小小的補償，他沒有像被他在七月二十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樣用肉鉤子吊死，而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由行刑隊槍斃。

黨衛隊終於集結起來了。這主要得歸功於慓悍的黨衛隊頭子奧托．斯科爾茲內，他曾把被俘的墨索里尼救出，由此可見他的勇敢。他根本不知道那天出了什麼事情，所以在下午六時搭上了去維也納的夜間快車。當火車在利希特菲爾德郊區停靠的時候，他在黨衛隊保安處的第二號頭子、黨衛隊將軍施倫堡的敦促下下了車。斯科爾茲內發現毫無戒備的黨衛隊保安處總部正處在一種極其歇斯底里的狀態。但他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且又是一個能幹的組織者，很快就把他的武裝隊伍集合起來，著手工作。最先說服坦克學校的隊伍仍舊效忠於希特勒的就是他。

形勢顯示進攻已經成功，德國已經遭受又一次決定性的失敗，在東線也有即將遭受一次新的失敗之勢。這個時候，施道芬堡、貝克和戈台勒就開始考慮繼續執行他們的計畫還有沒有用處。如果他們成功，他們只會受到促成最後的災難的譴責。雖然他們明白這種災難現在已經不可避免，但德國人民群眾一般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貝克的最後結論是，雖然反納粹的起事成功，現在也不能使德國免遭敵人的佔領，但至少可使戰事結束，使祖國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毀。現在議和還可以防止俄國人打進德國和使它布爾什維克化。議和還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納粹德國以外，還有「另一個德國」。而且——誰知道呢？——說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國，會對被征服的德國不至於過分苛刻，儘管它們提出了無條件投降的條款。戈台勒同意這種看法，他對西方民主國家甚至還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說，他知道邱吉爾多麼害怕「俄國的全面勝利」的危險。

這樣，當班德勒街的密謀份子正在同全歐洲的將軍們聯繫，完全沒有注意像雷麥這樣一個擔負著重大任務的低級軍官的時候，戈培爾卻在同這個人聯繫，不管他的軍階多麼低，在這個特定的時刻他卻占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晚餐之後，元首的飛機立即就要起飛。把炸彈偷運進飛機這個工作還未完成。施拉勃藍道夫已經把他稱作「兩個爆炸包」的東西裝置好，而且把它們紮在一起，像是兩瓶白蘭地酒。在進餐的時候，特萊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樣子，問希特勒隨行人員之一、陸軍參謀本部一個名叫海因茲．勃蘭特的上校，能不能幫忙把他的一份禮物——兩瓶白蘭地酒，帶給他的老朋友、陸軍總司令部組織處處長赫爾莫特．斯蒂夫將軍。勃蘭特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問題，就答應說，他樂於幫忙。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到過，德國的大學生在三十年代初期，曾經是最狂熱的納粹份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統治使他們幻想破滅了。德國不能贏得戰爭，特別是當一九四三年來臨的時候，發生了史達林格勒的災難，這就使這種幻滅感更加尖銳起來。慕尼黑曾經是產生納粹主義的城市。慕尼黑大學現在卻成了學生反抗運動的溫床。領頭的人物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醫科學生漢斯．舒爾和他的二十一歲的妹妹、學生物學的沙菲。他們思想上的導師是一個哲學教授，名叫庫特．休伯。他們利用稱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它大學裡進行反納粹的宣傳，並且同柏林的密謀份子也取得了聯繫。

「（斯派達爾後來寫道）他臉色蒼白而疲憊，神經質地弄著他的眼鏡和夾在手指裡的許多顏色鉛筆。他彎著腰坐在一隻凳子上，陸軍元帥們站著。他原來那種使人跟著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簡單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個招呼，然後憤憤地大聲說，他對盟軍登陸成功十分氣惱，想讓戰地指揮官們對這件事情負責。」

四十五分鐘之後，第七軍團參謀長馬克斯．貝姆賽爾少將，用電話向隆美爾總部的斯派達爾將軍報告：這一次看來像是「大規模行動」。斯派達爾不相信，但把情況轉報給倫斯德，後者也同樣表示懷疑。這兩個將軍認為，空降傘兵只不過是盟軍的一種聲東擊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陸地點仍是在加萊附近。他們在二時四十分告訴貝姆賽爾，倫斯德「並不認為這是一次大規模行動」。六月六日拂曉後不久，在諾曼第海岸的維爾河口和奧恩河口之間的地區，在一個龐大艦隊的猛烈炮火的掩護下，大批盟軍部隊正從無數船艦上登岸。當這一消息傳到之後，這位德軍西線總司令仍然認為，這不是盟軍的一次主要攻擊。斯派達爾後來說，直到六月六日下午，情況才算判明。到了這時，美軍已經在兩處海灘、英軍在一處海灘取得了立足點，並且向縱深推進了二～六英里。

但是他還只是一個低級軍官。他很快發現，那些陸軍元帥們不是膽子太小，就是太沒有主意，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來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後方對猶太人、俄國人和戰俘的可怕的屠殺。史達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災禍也使他感到厭惡。一九四三年二月，這次災禍結束之後，他請求派往前線，被調到在突尼斯的第十裝甲師當作戰參謀。他參加了凱塞林山口戰役的最後階段，在這次戰役中，他所屬的部隊把美國人趕出了山口。

他們的汽車於是向飛機場飛馳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他帶在自己皮包裡的另一個炸彈拆開，把零件丟在路邊（後來都被秘密警察找到）。機場場長還沒有收到任何警報。當這兩個人的汽車開進機場的時候，他們的飛機已經發動。一兩分鐘之內，飛機便騰空而去。

還有兩三個處於關鍵地位的將軍，其中主要的一個是弗里茨．弗洛姆。他是補充軍實際上的總司令。同克魯格一樣，他忽冷忽熱，不能完全算數。

柏林方面認為，凡爾麥倫夫婦帶了諜報局的全部密碼逃亡，把它們都交給了英國人，雖然後來發現這是不確實的。但這卻成了希特勒搞掉諜報局的最後一個藉口。在杜那尼和諜報局的其它人員被捕之後，加上對卡納里斯越來越懷疑，他就想這樣做了。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他下令解散諜報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這是希姆萊又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他同陸軍軍官團的鬥爭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誣告馮．弗立契將軍的事件。諜報局的解散，使武裝部隊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報機構，並且增加了希姆萊對將軍們的權力。這也是對密謀份子的進一步的打擊，現在密謀份子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務機構了。

「我必須請求您毫不遲延地作出恰當的結論。我作為集團軍的司令官，感到有責任清楚他說明這一點。」

雷麥遵命下令全營戒備，並且立即進城來接受哈斯的具體指示。將軍告訴他，希特勒遇刺，黨衛隊企圖發動政變；命令他封鎖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設在附近的恩哈爾特車站的黨衛隊保安處總部。下午五點半鐘，行動迅速的雷麥已經完成了任務，回來向菩提樹下大街報告，等候新的任務。

從一開始，貝克一戈台勒一哈塞爾集團就拒絕同共產黨地下組織發生任何關係，後者對前者也是如此。在共產黨看來，密謀份子的反動性質不下於納粹份子，如果他們獲得成功，國社黨德國雖然被推翻了，他們卻會阻止一個共產黨德國的出現。貝克和他的朋友們很明白這條共產黨路線。他們也知道，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是由莫斯科指揮的，它的主要作用是為俄國人提供情報。他們還知道，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中混進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務。秘密警察頭子海因里希．繆勒把這種特務份子稱作「Ｖ人」。繆勒本人是蘇聯內務部特務機關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七月二十日晚上，在拉羅歇─基揚的Ｂ集團軍總部——隆美爾出事後，這個集團軍也由克魯格指揮——舉行了一次決定命運的晚餐會。克魯格想同他的一些主要的顧問討論一下關於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這些顧問是：他的參謀長古恩特．勃魯門特里特將軍、Ｂ集團軍參謀長斯派達爾將軍、施圖爾納格爾將軍和馮．霍法克上校。施道芬堡在下午稍早一些時候曾用電話通知霍法克關於爆炸和柏林起事的消息。當這些軍官們齊集進晚餐的時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覺得，這位素來謹慎的陸軍元帥眼看就要下決心和叛亂份子同命運了。晚餐快要開始的時候，貝克和他通了電話，懇求他的支援，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著就接到了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簽署的第一號通令。克魯格得到了很深的印象。

在繳獲的德國軍事檔案中發現了他致希特勒的遺書。

這個啟發性的答覆使問題得到了解決，使施道芬堡和他的青年朋友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懷疑也冰釋了。俄國、法國和義大利戰線的崩潰迫在眉睫，促使密謀份子立即行動。促使他們加緊執行計畫的，還有另一個事件。

「立即與西方盟國停戰，但不是無條件投降。德國人從西線撤回本國。盟國立即停止對德國本上的轟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國法庭進行審判。推翻納粹統治。在貝克將軍、戈台勒和工會代表劉希納領導下的各個階層的抵抗力量，暫時接管德國的行政權。不實行軍事獨裁制度。在『歐洲合眾國』的結構內，準備實行『建設性的和平』。在東方，繼續戰爭。縮短戰線，守住多瑙河口、喀爾巴阡山、維斯杜拉河、默默爾一線。」

在驚惶和混亂之中，起初沒有人記起施道芬堡剛在爆炸發生之前溜出會議室。起初人們以為他一定在房子裡，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傷、急送醫院的人裡面。希特勒要求對醫院進行檢查，但當時他還沒有懷疑到施道芬堡。

斯摩棱斯克會議訂出的計畫是誘使希特勒到這個集團軍總部來，在那裡把他幹掉。這將是在柏林發動政變的訊號。

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結果，答案看來是這樣：毛奇和他的朋友們有勇氣議論——他們因此被殺害了——而無勇氣行動。

這時已過午夜。在德意志第三帝國十一年半的時間中，這僅有一次的反希特勒嚴重叛亂，在十一個半小時內就被平息了。斯科爾茲內帶了一隊武裝的黨衛隊來到了班德勒街。他是一個警官，知道不應該殺掉那些人，因為他們如加以嚴刑拷打會供出關於謀反活動規模的十分有價值的證據。因此，他禁止再處決人，把另外的謀反份子加上手銬，送進了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監獄。他又命令偵探們收集那些謀反份子來不及毀掉的犯罪文件。希姆萊在這以前已經到了柏林，在戈培爾的宣傳部裡成立了一個臨時總部，宣傳部現在已由雷麥的警衛營的一支部隊保衛著。他打電話給希特勒，報告叛亂已經平定。在東普魯士，一輛廣播車正從柯尼斯堡向拉斯登堡疾馳，以便元首發表預告已久的廣播演說。德意志廣播電臺從下午九時起，每隔幾分鐘就預告一次元首即將發表廣播演說。

他們回到奧爾布里希特的辦公室不久，陸軍總司令部通訊處長弗里茨．提耳將軍衝了進來。他激動地說，他剛剛同菲爾基貝爾通了電話，雖然線路不好，加以菲爾基貝爾講得非常含蓄，聽來爆炸已經發生，但希特勒並沒有炸死。既然如此，提耳認為「伐爾克里」命令不應該發。奧爾布里希特和霍普納都表示同意。

據現在知道的材料，並沒有人申請辭職。

後來，在春末又舉行幾次會議，擬訂了下面的計畫。在參與密謀的西線的陸軍軍人中，斯派達爾幾乎是唯一倖免於死的人。他這樣敘述這個計畫：

「參謀本部的每一個軍官必須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軍官領袖——這不僅要表現在他對政治問題的模範態度上，而且表現在根據元首的主義對年輕指揮官進行政治教育的積極合作上——

許多牽涉進這次謀反事件中的陸軍軍官，為了不讓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殺了。海甯．馮．特萊斯科夫將軍是密謀集團在東線軍官中的靈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勃藍道夫訣別時說了一些話。施拉勃藍道夫記得最後幾句話是：

她撐著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絞刑架，極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這樣。休伯教授和另外幾個學生在幾天之後也被處死刑。

對貝克和他的朋友們說來，這一點已很明顯：他們不能期望從前方的高級指揮官那裡得到實際的幫助。在絕望之餘，他們轉向唯一剩下的一個軍事力量的來源——國內駐防軍，或稱補充軍。國內駐防軍根本不能說是一支軍隊，只是正在訓練的新兵和在國內執行警衛任務的超齡部隊的大雜燴。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裝。在正規化的部隊和武裝黨衛隊遠在前線的情況下，當希特勒遭到暗殺的時候，這支軍隊也許足以幫助密謀份子佔領柏林和其它一些重要的城市。

下一次的機會很快就來了。七月十四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報告補充兵員的情況，因為俄國戰線上的中央集團軍在喪失了二十七個師之後，已經不成其為一支作戰力量了，所以必須徵調每一個能夠徵調的新兵去填充俄國戰線上的缺口。那一天——十四日——希特勒已經把他的大本營遷回拉斯登堡的「狼穴」，親自負責恢復中路戰線的陣地。在中路戰線，紅軍已經到達離東普魯士只有六十英里的地方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當時發生的情況。他正和菲爾基貝爾將軍站在後者在第八十八號地下室的辦公室前面，離會議室有二百碼遠。他焦急地先看看手上的表，秒針在一秒秒過去，然後抬頭看會議室。他看到會議室在轟然一聲中煙火大作。他後來說，當時的情景象是會議室中了一個一百五十五毫米的炮彈。人體從窗戶裡被拋出來，碎片飛到空中。在施道芬堡興奮的心裡，以為毫無疑問，會議室裡每一個人都已經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爾基貝爾告別。現在暗殺已經成功，菲爾基貝爾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謀份子，然後切斷通訊線路，直到首都的密謀份子接管了柏林，並且宣佈新政府的成立。施道芬堡的下一個任務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拉斯登堡大本營。檢查哨的衛兵已經看到或者聽到元首會議室的爆炸，立即封鎖了所有出口。在離菲爾基貝爾的地下室幾碼遠的第一道崗哨，施道芬堡的汽車被擋住了。他跳下車子，要求見哨所的值班軍官。在後者的目擊下，他給什麼人——不知道是誰——打了個電話，簡短地說了幾句話，掛上電話，轉身對那個軍官說，「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

當他被帶走的時候，他聽見從隔壁房間門口傳來貝克的疲憊的聲音：「這次要是不行，那就請幫忙吧。」接著傳來手槍射擊的聲音。貝克第二次嘗試自殺又告失敗。弗洛姆從門口伸進頭去，再一次要一個軍官「給這位老先生幫一幫忙」。這個不知姓名的軍官拒絕幫這個忙，而讓一個上士去做。這個上士把第二次受傷後昏迷過去的貝克拉出房間，頸上加了一槍，結果了性命。

在這關頭，奧爾布里希特犯了密謀份子在這一天所犯的又一個災難性的錯誤。根據施道芬堡從倫格斯道夫打來的電話，他認為元首已死無疑。他也知道，這天整個下午，菲爾基貝爾已經成功地切斷了通往拉斯登堡的電話線路。因此，他大膽地拿起電話，要總機給他接通一個「閃電」電話給凱特爾。使他大吃一驚的是，他不知道通訊已經恢復，凱特爾幾乎立刻就來聽電話了。

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在政變發動後兩小時內完成了這一切事情之後，才能夠通過廣播、電話和電報，把先期擬好的公報發給其它城市的國內駐防軍部隊指揮官、在前線和佔領區指揮軍隊的最高級將領，宣佈希特勒已死，一個新的反納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二十四小時內，起義就應該結束——成功地結束，新政府鞏固的建立起來。否則，那些搖擺不定的將軍們就可能會發生反悔。戈林和希姆萊可能把他們爭取過去，那就會發生內戰。在這種情況下，前線就會潰退，而密謀份子希望防止的混亂和崩潰就將不可避免。

有一個新發現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發生的，是在納粹圈子裡稱為「索爾夫夫人茶會」的事件引起的。安娜．索爾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手下做過殖民大臣，在魏瑪共和國做過駐日本大使。她很久以來就是柏林一個反納粹的「沙龍」的女主人。常到這個「沙龍」來的有許多高貴的客人，其中有：俾斯麥的孫女漢娜．馮．勃萊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駐美大使的侄子艾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施多夫伯爵，著名的耶穌會神父埃克斯勒本，還有外交部一個高級官員奧托．基普和伊莉莎白．馮．泰登。奧托．基普曾因參加一次招待愛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國駐紐約總領事的職務，但後來又設法復任外交官職。伊莉莎白．馮．泰登是一個有才華的、虔誠信教的婦女，在海德堡附近的威勃林根辦一所著名的女子學校。

就在這一瞬間——中午十二點四十二分，炸彈爆炸了。

這與其說是他們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說是理智上的缺陷，因為他們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對殘酷的死亡。這個缺陷是造成克萊騷集團同貝克一戈台勒─哈塞爾密謀集團之間分歧的主要原因，雖然他們對於未來接管納粹政權的政府的性質和結構也有爭論。

一九四三年初，在德國發生了一次自發性的事件。這次事件雖然規模不大，但有助於使抵抗運動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而到那時為止，抵抗運動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嘗試都告挫敗了。這次事件又是一個警告，說明納粹當局對於最起碼的反對的表示，會採用多麼殘酷無情的手段。

一個月之後，兩個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爾摩同英國人進行了直接的接觸。他們是德國福音派教會對外關係局成員之一漢斯．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後者是一個著名的神職人員和積極的密謀份子。他們聽說英國聖公會契賈斯特主教喬治．貝爾博士正在斯德哥爾摩訪問，就趕去見他。波霍弗是化了裝，拿著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給他的偽造護照出國的。

過了二十分鐘，他們又回來了。大約有六個或者八個人，由赫爾伯和波多．馮．德．海德中校帶頭，手裡舉著武器，要求奧爾布里希特作進一步的解釋。施道芬堡聽見聲音，進來觀看究竟，就被抓住了。當他奪門而逃，走下樓梯的時候，他那僅有的一條胳臂中了槍彈。這些反叛亂份子開始胡亂地開槍，雖然除了施道芬堡以外，他們並沒有打著什麼人。接著他們在曾經被謀反集團用作總部的那層樓上跑來跑去，搜捕謀反份子。貝克、霍普納、奧爾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哈夫登和梅爾茨都被趕進了弗洛姆那間空的辦公室。一會兒，弗洛姆本人在他的辦公室裡出現了，手裡拿著手槍。

七月十九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拉斯登堡，向希特勒報告關於編組新的「人民步兵師」的進展情況。補充軍正在匆忙地訓練這些師，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東線。他要在第二天即七月二十日的下午一時，在元首大本營舉行的第一次每日會議上提出報告。施道芬堡通知住在柏林遠郊的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和霍普納將軍，必須及時進城。貝克將軍作了最後的準備工作，以便在施道芬堡進行暗殺工作後飛回柏林前負責指揮政變。柏林城內和四周駐軍的重要軍官都接到了通知，七月二十日是那個日子。

庇弗雷德的出現提醒了施道芬堡，密謀份子忘記在這座建築物四周佈置警衛。於是從大德意志警衛營（這時它應該擔任警戒任務，但卻沒有值勤）調來了一個分遣隊在大門口擔任警衛。這樣，下午五點多，叛亂份子總算控制了他們的總部。但這是柏林城中他們唯一能夠控制的地方。那些預定要佔領首都並把它交給新的反納粹政府的陸軍部隊，究竟遇到了什麼事情呢？

對密謀份子來說，行動時間看來只有很少幾天了。七月十五日那次過早地往柏林調兵已經引起了最高統帥部的懷疑。在這一天，傳來了密謀集團在西線的領袖之一馮．福肯豪森將軍突然被免去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地方軍事總督的職務的消息。他們擔心，一定有人出賣了他們。七月十七日，他們聽說隆美爾受傷甚重，他們得無限期地不能把他考慮在計畫內了。第二天，戈台勒在警察總部的朋友傳消息給他，希姆萊已經下了逮捕他的命令。雖然戈台勒不同意躲藏，由於施道芬堡的堅持，也只得躲藏起來。同一天，施道芬堡的一個在海軍中工作的朋友、也是極少幾個參加密謀集團的海軍軍官之一阿爾弗雷德．克朗茲菲爾德上校告訴他，柏林流傳著謠言，說是元首的大本營將在以後幾天內被炸毀。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謀集團中一定有人洩露了風聲。一切都顯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謀集團的核心進逼。

「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進行刺殺的嘗試。即使失敗，在首都攫奪權力的嘗試也必須進行。我們必須向全世界和我們的後代證明，德國抵抗運動的成員敢於走出決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為此冒生命的危險。同這個目標相比，其它任何事情都是無足輕重的。」

「這一次，我們將以國家社會黨人常用的方法來對他們實行清算。」

下午六點半鐘剛過，全歐洲都能聽到的發報力很強的德意志廣播電臺播送了一則簡短的公告，宣佈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敗。這對班德勒街那些心神不定的人們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這也是一個警告，使他們知道原定佔領廣播大廈的部隊沒有能完成任務。戈培爾在等待雷麥的時候，已把公告的內容用電話通知了廣播電臺。七點差一刻，施道芬堡用電傳打字機給陸軍司令官們發出一個通報，告訴他們，廣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經死了。但是這則廣播對政變份子造成的損失是怎麼也補救不了的。在布拉格和維也納的司令官們本來已經著手逮捕黨衛隊和納粹黨的首領，現在又開始縮回去了。接著在下午八點二十分，凱特爾設法通過陸軍電傳打字機，給陸軍各部隊的司令部發出一個元首大本營的通告，宣佈希姆萊已被任命為補充軍總司令，「只許服從他和我本人所發的命令」。凱特爾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維茨勒本或霍普納所發的任何命令均屬無效。」德意志廣播電臺宣佈希特勒無恙的公告以及凱特爾要求只服從他的指揮而不是密謀份子指揮的乾脆的命令，對於遠在法國，正要投向密謀份子一邊的馮．克魯格陸軍元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下面就要談到。

他從那裡搭夜車去柏林。在臥車車廂裡，他關起門來，一個人把炸彈拆開。他很快就發現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說，為什麼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密謀份子的活動，希姆萊已經掌握了比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所意識到的更多的線索。本書所敘述的歷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轉折，這裡又出現了這樣一個轉折。在一九四三年的這個關頭，因為勝利的前景已經消失、失敗的前景已在眼前，這個舉止溫文而嗜血成性的黨衛隊領袖、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開始對抵抗運動產生了個人的而且並不完全是不懷好意的興趣。他同抵抗運動進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觸。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些密謀份子的心理狀況：他們之中不止一個人——特別是波比茨——竟開始認為可以用希姆萊代替希特勒！這個看來狂熱地效忠於希特勒的黨衛隊頭子，自己也開始這樣考慮，但是一直到最後，他始終耍兩面派的手法，而在這個過程之中，許多英勇的密謀份子在他手裡送了命。

現在另一個次要人物擠到這個戲劇性事件中來，幫助雷麥成為密謀集團的送命閻王。一個名叫漢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個容易激動和自視甚高的年輕人，擔任著雷麥的警衛營的國社黨指導員。他也在宣傳部的戈培爾博士手下擔任工作。這時他實際上被宣傳部派駐在拜羅伊特，協助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寫一本名叫《國家社會主義文化史》的書。他在柏林出現是很偶然的。他是來為一個在前線犧牲的不知名作家發表紀念演說的，同時他想乘這個機會在下午給全營官兵作一個關於「國家社會主義指導問題」的報告，雖然這天天氣悶熱，他十分喜歡在公共集會上講演。

「第二天，我在大衣兩邊口袋裡各裝了一個帶十分鐘信管的炸彈。我打算盡可能靠近希特勒，這樣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當希特勒——走進展覽廳的時候，施蒙特過來告訴我，希特勒準備只用八分鐘或十分鐘參觀展覽。因此，不可能實行這次暗殺了，因為即使在正常的溫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十分鐘。這個最後一分鐘的改變計畫，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詭計，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柏林的密謀份子極度失望，但並不氣餒。他們決定對暗害希特勒再來一次新的嘗試。很快就有了一個好機會。希特勒將由戈林、希姆萊和凱特爾陪同，出席三月二十一日在柏林軍械庫舉行的陣亡將士紀念日的紀念儀式。這是一個不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還可以搞掉他的主要夥伴的機會。正如克魯格的參謀部中的諜報科長馮．格斯道夫上校後來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特萊斯科夫選定格斯道夫男爵來掌握炸彈，這是一次要同歸於盡的任務。計畫是這樣：上校把兩顆炸彈藏在大衣口袋裡，點上信管，在儀式中儘量靠近希特勒站著，把元首和他的隨從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躊躇地自願犧牲自己的生命。

他還說：「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夠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給她們——而且我能保證她們嚐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隆美爾的參謀長斯派達爾將軍後來回憶道，六月五日是「平靜的一天」。看來隆美爾這麼悠哉遊哉地回德國去一趟，並不是什麼不應該做的事。雖然德國特工人員發回來的一些例行報告提到盟軍登陸的可能性。這一次說是在六月六日到十六日之間。但是自從四月份以來，這樣的報告已經有過上百份了，所以沒有人認真地看待。六月六日，駐防諾曼第的第七軍團司令弗雷德里希．杜爾曼將軍竟下令暫時解除經常戒備狀態，召集高級將領在離盟軍即將登陸的這些海灘南邊約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勒恩，進行「圖上作業」。

那兩位將軍奧爾布里希特和霍普納還在給妻子寫信。貝克將軍癱在椅子上，子彈擦傷處流出來的血滿臉都是。那四個「被判死刑」的軍官，像電線杆似地沉默地站著。

不論在軍事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這兩個陸軍元帥的意見都沒有得到什麼結果，約德爾將軍後來在紐倫堡回憶說，「希特勒對他們的警告根本不加注意」。最後，兩位將軍請求這位最高統帥至少到隆美爾的Ｂ集團軍總部去一次，同幾個戰地指揮官談一談他們在諾曼第的作戰情況。希特勒勉強同意，日期定在兩天之後，即六月十九日。

七月二十六日布萊德雷將軍率領的美軍已經突破在聖洛的德軍陣地。四天以後巴頓將軍率領的新建立的第三軍團越過這一缺口到達阿夫朗舍，打開通往布里塔尼和南方的盧瓦爾河的道路。這是盟軍進攻的轉捩點，七月三十日，克魯格報告希特勒大本營說：「整個西線已被突破——左翼已經崩潰。」到八月中旬，所有留在諾曼第的德軍都被圍在法萊附近的狹小的袋形陣地內，希特勒下令不得再往後退。元首現在已十分討厭克魯格，責怪他使西線遭受挫敗，並且疑心他想要帶著隊伍投降艾森豪。

這些德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既如此堅持從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決，而在取得這一和平解決之前，對除掉希特勒卻又如此躊躇不定，這不免使人們感到奇怪。人們可能以為，如果他們像經常所聲述的那樣——這無疑是真誠的——把納粹主義看作一種滔天的罪惡，他們就應該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和_圖_書管西方會怎樣對待他們的新政權。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這些「善良的德國人」中的許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外部世界，正如他們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戰敗後德國的苦難，甚至於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勢，都歸咎於外部世界一樣。

還有一批共二十個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萊遲遲沒有執行，顯然是因為他認為，如果他接管政權並進行議和的話，這些人可能對他有用處。但在四月二十二日夜間，當俄國人開始打到首都中心區的時候，他們都被匆匆打死了。這批罪犯們當時從利爾特街監獄轉移到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在第三帝國的末日期間，許多罪犯都在這時利用燈火管制的機會逃跑了——隊黨衛隊人員見到他們，就讓他們排在一堵牆前面，開槍掃射了一陣，只有兩個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經過就是他們說出來的。這次被殺的有艾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施多夫伯爵、克勞斯．波霍弗（波霍弗牧師的兄弟）和艾爾布萊希特．霍斯霍弗（赫斯的好友。他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不久便自殺了）。

奧爾布里希特答道：「你在欺騙自己。現在是我們要來逮捕你。」

希特勒大肆宣傳的「大西洋壁壘」在幾小時之內就被突破了。一度吹噓得不可一世的德國空軍已經完全從天空中被趕走了，德國海軍從海洋上被趕走了，德國陸軍也冷不防受到襲擊。戰事還遠沒有結束，但它的結局已經不再有什麼疑問。斯派達爾後來說，「從六月九日以後，主動權已落在盟軍手中了」。

這一年裡，抵抗運動發生了同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的變化。密謀份子最後放棄了對陸軍元帥們的期望。這些元帥們簡直太怯懦了，或者太無能了，他們不敢利用他們的地位和兵權來推翻他們的最高統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抵抗份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經親自勸請東線中央集團軍司令克魯格陸軍元帥積極參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動。這位動搖不定的將軍剛接受了元首的一筆厚禮。當時他倒是答應了戈台勒的請求，但過了沒有幾天就又膽怯起來了。他寫信給在柏林的貝克將軍，要求別把他算在他們裡面。

希特勒給隆美爾夫人的電報說：「您丈夫的死給您帶來巨大的損失，請接受我最真摯的弔唁。隆美爾元帥的英名將永遠和北非英勇的戰役聯繫在一起。」戈林在電報中表示了「默哀」：

六月間，密謀份子違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勸告，決定同共產黨人接觸。這是出於社會民主黨方面，特別是阿道夫．萊希威恩的建議。萊希威恩是社會民主黨的哲學家、以「候鳥」著稱，現任柏林民俗博物館館長。他同共產黨人保持著曖昧的關係。雖然施道芬堡本人對共產黨人是懷疑的，他的社會民主黨朋友萊希威恩和萊伯說服了他。他們說，同共產黨人保持某些聯繫現在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可以瞭解他們在幹些什麼以及如果政變成功，他們打算怎麼辦，而且還可以在最後時刻，如果可能的話，利用他們來擴大反納粹抵抗運動的基礎。施道芬堡勉強同意萊伯和萊希威恩在六月二十二日同共產黨的地下領袖們會見。但他警告他們，儘量少告訴共產黨人有關的情況。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詳細計畫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萊斯科夫在戈台勒、貝克、維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給各軍區司令的命令，指示他們如何接管轄區的行政權、鎮壓黨衛隊、逮捕納粹首要份子和佔領集中營。此外，還寫好幾個動人的文告，準備在適當時機發給武裝部隊、德國人民、報界和電臺。這些文告有的由貝克以新的國家元首的名義簽署，有的由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以武裝部隊總司令名義簽署，有的由戈台勒以新總理的名義簽署。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兩個參加密謀的勇敢的婦女在深夜裡十分秘密地用打字機打出許多副本。這兩個婦女，一個是對密謀活動貢獻很大的特萊斯科夫將軍的夫人艾立卡．馮．特萊斯科夫，另一個是瑪格麗特．馮．奧文，她是一個退休將軍的女兒，多年擔任兩位前任陸軍總司令馮．哈麥斯坦因將軍和馮．弗立契將軍的忠實的秘書。這些文件準備好之後都藏在奧爾布里希特將軍的保險櫃裡。

「（古德里安後來寫道）當時，無可駁辯的事實似乎是，大多數德國人民仍然相信阿道夫．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死了，他們會認為謀殺者殺害的是唯一能夠使戰爭勝利結束的人。」

「在這一刻，我想起了從前——」他開始說，但弗洛姆不讓他說下去。「我們現在不想聽你這一套。我要求你停止說話而採取行動。」

在七月二十日事件發生之前三天，準備在新政權中擔任總理的戈台勒由於得到警告，說秘密警察已經對他發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來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東魯普士之間，流浪了三個星期，很少在同一個地方住上兩夜。那時希特勒已懸賞一百萬馬克通緝他，但總還有朋友或是親戚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八月十二日早晨，他在東普魯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幾天之後，已經精疲力盡、饑腸轆轆，就撞進馬里安瓦爾德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裡。當他正在等候給他端來早點的時候，他發現有一個穿著德國空軍婦女輔助隊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於是他也不等早點了，溜出店鋪，走向近處的樹林裡去。這時已經太遲了。這個女人名叫海倫．施瓦爾斯爾，是戈台勒家裡的一個老相識。她很容易地就認出了他，偷偷地告訴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幾個空軍人員。戈台勒很快就在樹林裡被捕了。

這對密謀集團是一個沉重打擊。施拉勃藍道夫談到奧斯特時說，他是「一個上帝要塑造的那種樣子的人，頭腦清楚而沉著，危險臨頭仍鎮定如常」。從一九三八年試圖搞掉希特勒以來，奧斯特一直是密謀集團中關鍵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職業是律師，他一直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助手。新教牧師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父繆勒，不但為抵抗運動帶來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歷次國外活動中，表現出個人英勇不屈的典範。他們被捕之後，備受酷刑，但仍拒絕出賣他們的同志。

「我今天對你們講話，第一是為了使你們聽到我的聲音，知道我安然無恙；第二是為了使你們瞭解在德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次罪行。

勃魯門特里特將軍雖然沒有參加叛變計畫，但是如果他的上司克魯格能夠堅強些，他一定也會支持叛變的。他在戰爭結束之後還發現，至少「在平民中有一半人在聽到德國的將軍們參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計畫時大吃一驚，因此他們痛恨這些將軍們。在陸軍中間也表現同樣的情緒」。

「『現在，大家都會來攻擊我們，咒罵我們。但是我的信心並沒有動搖——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當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國的頭號敵人，也是全世界的頭號敵人。幾小時之內，我將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為和夫責進行申辯。我認為，我能帶著一顆無愧的良心，為我在反對希特勒的戰鬥中所做的一切進行辯護——

巴伐利亞人雖然素以有點粗俗的幽默著稱，但是學生們對這種下流話是受不了的。他們把這個黨領袖轟下了台，又把來保護他的幾個秘密警察和黨衛隊人員趕出會場。當天下午，反納粹的學生在慕尼黑街道上舉行示威，這在第三帝國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學生們在舒爾兄妹領導下，開始散發小冊子，公開號召德國青年行動起來。二月十九日，一個宿舍管理員看到漢斯．舒爾和沙菲．舒爾從大學的陽臺上撒傳單，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在一九四三年裡，密謀份子進行了不下六次暗殺希特勒的嘗試，其中有一次，他們在元首乘飛機巡視俄國戰線後方的時候，把一顆定時炸彈放在他的飛機裡面，只是因為這顆炸彈沒有爆炸，密謀才告失敗。

倫斯德和隆美爾認為，現在是當面把真相告訴希特勒並且要求他承受一切後果的時候了。他們勸誘他在六月十七日到蘇瓦松北面的馬吉瓦爾同他們開會。開會的地點是在一所建築堅固的地下避彈室裡。這座避彈室原來是準備在一九四〇年夏天進攻英國時作為元首的大本營的，但一直沒有使用。現在，過了四個夏天，這個納粹統帥在這裡第一次出現了。

四月七日，他乘的汽車開進一處佈雷的戰地，也有人說，還受到低飛的盟軍飛機的掃射。施道芬堡受了重傷。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兩個指頭和整個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蓋也受了傷。有幾個星期，看來情況是即使幸而能活下來的話，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進了慕尼黑一所醫院，多虧沙爾勃魯赫教授的精心治療，他重獲生命。人們會認為，任何人處在他的境地，一定會在傷癒之後退伍，從而也就退出了密謀集團。但到了仲夏時節，他在反覆練習用左手剩下的三個包紮起來的指頭拿筆之後，寫了一封信給奧爾布里希特將軍，說他希望在三個月之內回去重新服役。在長期療養中，他有時間思考許多問題，最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雖然成了殘廢，他還有一個神聖的使命要完成。

他所做的工作遠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氣、清楚的頭腦、寬闊的思路和傑出的組織才能，為密謀份子們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決心。但也產生了一些分歧。因為施道芬堡對於密謀集團的老朽的領導人如貝克、戈台勒和哈塞爾所擬議的、一旦推翻了國家社會主義之後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無聲無色的政權，很不滿意。他比他那些參加克萊騷集團的朋友們講求實際多了。他要實行一種新的、充滿活力的社會民主主義，並且堅持要在擬議的反納粹政府成員名單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烏斯．萊伯和威廉．劉希納，前者是一個卓越的社會民主黨人，後者是前工會幹部，兩人都是密謀集團的核心和積極份子。在這個問題上經過了許多爭論，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謀集團的政治領導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下午，這兩個法西斯獨裁者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見，是頗為怪誕可笑的。他們視察了已經成為瓦礫場的會議室，卻還在欺騙他們自己，認為他們手創的、要統治歐洲大陸的軸心，並沒有同樣成為一片瓦礫。曾經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義大利領袖現在只不過是被納粹打手從監禁中救出來、由希特勒和黨衛隊支撐起來的一個倫巴底的地方領袖而已。但是元首對這個已經垮臺的義大利暴君的友誼和尊敬從來沒有動搖過。他盡自己身體條件所允許的限度熱烈地接待他，帶他看那還在冒煙的、幾小時前他幾乎在這裡送命的會議室殘跡，而且預言他們的共同事業，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將很快取得勝利。

五天之後，陸軍軍需總監華格納也自盡了。

馮．毛奇伯爵的一個在空軍部工作的朋友偷聽到了這個瑞士醫生同秘密警察之間的幾次電話。馮．毛奇伯爵從這一朋友那裡得悉了這一情況，立即對他的朋友基普發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索爾夫圈子裡的其它人。但是希姆萊已經掌握了證據。他也許是希望把網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四個月才下手。一月十二日，所有參加那次茶會的人，除了索爾夫夫人和她的女兒巴勒施特萊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審訊和處決了。她們母女倆關在臘文斯勃魯克集中營，最後倖免一死，真是奇蹟。馮．毛奇伯爵為他的朋友基普所牽連，這次也被捕了。但這還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後果。它的影響遠及土耳其，並為最後解散諜報局、把它的工作轉移給希姆萊鋪平了道路。

一九四四年二月底，他們兩個在烏爾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爾家裡促膝談心。

「這是不可能的。」弗洛姆說得很乾脆，「凱特爾對我證實的正相反。」

法官打斷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國家社會主義關於根除猶太人的公正思想？」

斯派達爾說，密謀份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

部長剛接到希特勒打來的第一個電話。希特勒告訴他發生了謀刺的事情，命令他儘快地把謀刺失敗的消息在電臺上廣播。這似乎是一向警覺的宣傳部長所得到的關於在拉斯登堡發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會兒，哈根給他帶來了柏林即將發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爾起初還有點不信，他認為哈根有點無事生非。有一種說法是，正當他要把這個客人趕走的時候，中尉請他親自看看窗外發生的事情。他見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話更有說服力。陸軍部隊正在宣傳部四圍布哨。戈培爾雖然是個愚蠢的人，這次腦子卻轉得特別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麥立刻來見他。哈根遵命辦了。在這以後這個人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是的。我告訴布格道夫帶上毒藥。假如有此需要，隆美爾也好使用它。」

「我又告訴他，他是我國最偉大、最得人心的將領，在國外比任何其它將領都更受尊敬。我說：『你是唯一能夠使德國避免發生內戰的人。你必須以你的大名來贊助這一運動。』」

「（斯派達爾後來寫道）在討論起草聯名給希特勒的要求的時候，倫斯德對隆美爾說：『你年輕。你瞭解和熱愛人民。你幹吧。』」

反叛的將軍們和上校們為什麼把這樣重大的任務交給雷麥，他們為什麼不在最後關頭用一個全心全意支持密謀集團的軍官去替代他的位置，他們為什麼連派一個可靠的軍官同警衛營一起行動以監視雷麥是否執行命令這樣的事情都沒有做？這些問題都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謎。還有，為什麼當時不立即逮捕在柏林的最重要、最危險的納粹官員戈培爾？宣傳部一個武裝警衛也沒有，只要馮．赫爾道夫手下兩名警察就可以在兩分鐘之內完成這個工作了。還有，為什麼密謀份子不佔領位於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總部，這樣不僅鎮壓住秘密警察，還可把關在那裡的他們的許多同夥（包括萊伯在內）釋放出來？秘密警察總部事實上並沒有武裝警衛，黨衛隊和黨衛隊保安處的神經中樞——德國中央保安局的辦公處也是這樣。人們會認為，這些機關一定會被首先佔領的，但卻沒有這樣做。這些問題也都無法解釋。

後來至少又有三次密謀份子稱之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嘗試，但下面我們將會看到，每一次都遭到類似的挫折。

在炸彈爆炸之前就結束嗎？施道芬堡心裡一定感到納悶：命運是不是在他作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嘗試時，又一次把成功從他手上奪去。他原來顯然還希望，這次會議會在元首的地下避彈室舉行，在那裡炸彈的爆炸力將會比在地面建築中增加幾倍效力。但是凱特爾告訴他，會議將在會議室舉行。這個會議室遠不是像一般所說的那樣是一間簡陋的木頭結構的小屋。在上一年冬天，希特勒已下令在這座原來的木頭結構房屋四周，築起了十八英寸厚的鋼骨水泥牆，以防止起火和防禦可能落在近處的炸彈碎片。這些厚實的牆壁將會增加施道芬堡的炸彈的威力。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過考驗的奠德爾元帥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勢——如果他控制不住，如果你所期望的新武器不能成功，那麼，我的元首，下定決心結束這一場戰爭吧。德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實在太大了，現在已經到了結束這種恐怖的時候了。

隆美爾現在注意到，保安處的人員正在監視他的住宅。他的十五歲的兒子原來在高射炮中隊服役，現在暫時告假回家來服侍他。當他和他的兒子一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時候，他們兩人都帶著手槍。希特勒在拉斯登堡大本營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爾的證詞副本後，就下令處決隆美爾。但是辦法與眾不同。後來凱特爾對紐倫堡的提審人員解釋說，元首認識到，「如果這個赫赫有名的元帥，德國最得人心的將軍，被逮捕並押上人民法庭的話，這將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凱特爾商量好，讓隆美爾知道控告他的證據，讓他選擇要麼自殺，要麼以叛國罪在人民法庭受審。如果他選擇自殺的話，他死後可以獲得具有全副軍事榮典的國葬儀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屬。

納粹對待自己的德國同胞的野蠻，這時達到了頂點。在瘋狂的逮捕之後，接著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嚴刑拷打、草率的審判和死刑的宣佈。死刑的執行大多數是緩慢地絞死，把死難者用鋼琴琴弦吊在從肉鋪和屠場借來的肉鉤子上。嫌疑犯的親戚朋友，成千上萬地被抓起來送進集中營，許多人就死在集中營裡。少數有勇氣掩護逃犯的人都被立即處死。

一個月之後，施蒂夫將軍——就是特萊斯科夫送給兩瓶「白蘭地酒」和希姆萊後來稱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個說話刻薄的駝子——設法在拉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間軍事會議上，放一顆定時炸彈。但到最後關頭，他又膽怯了。幾天之後，他從諜報局拿來藏在大本營一個瞭望樓下面的那些英國炸彈爆炸了。幸虧希特勒命令負責調查這個案件的諜報局上校瓦爾納．施拉德，是參與密謀活動的人，密謀份子才沒有暴露。

這樣，計畫都安排好了。事實上，這些計畫在一九四三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但有好幾個月，並沒有為實現這些計畫採取什麼行動。然而形勢的發展卻不等待密謀份子。到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們意識到時間已經所餘無幾了。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緊。參加密謀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有馮．毛奇伯爵和克萊騷集團成員，同時被處決的人也很多。密謀集團的核心份子貝克、戈台勒、哈塞爾、維茨勒本等，因為希姆萊的秘密警察盯梢盯得太緊，連見面都越來越困難。這年春天，希姆萊曾警告已經下臺的卡納里斯說，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將軍們和他們的文職朋友正在圖謀反叛。他提到正在監視貝克和戈台勒。卡納里斯把這個警告轉達給奧爾布里希特。

「（他後來敘述說）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當時我的恐怖心情。勃蘭特把炸彈遞給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擔心它會來一個過時的爆炸。我裝得很鎮靜，不去想我拿著的是個炸彈，立即上了汽車，開到鄰近的科爾青鐵路交叉點。」

在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到達後的下午和晚上，這兩個反納粹的軍官曾經兩度準備改變計畫。他們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團軍高級將領開會的克魯格私人寓所裡讓炸彈爆炸；後來又想在這群人吃晚飯的軍官食堂裡爆炸。但是這樣做將會炸死一些將領，而密謀份子正是指望著這些將領，在他們一旦擺脫個人對元首效忠誓言的約束之後，幫助他們在德意志帝國接管權力的。

但在預定的試穿日期前一天，盟軍的一顆炸彈把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戰背包炸毀了。布舍就返回俄國前線他的連隊。十二月間，他又來到希特勒的大本營，打算仍舊利用試樣子的機會，進行謀害。但元首忽然決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聖誕節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線受了重傷，於是另一個在前線作戰的年輕步兵軍官調來代替他。這個年輕軍官就是海因里希．馮．克萊施特，資格最老的密謀份子之一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的兒子。試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但元首由於某種原因並沒有來。據杜勒斯說是因為空襲。

死者的名單是很長的。有一個材料說，共處死了四千九百八十人。秘密警察的記錄上是七千人被捕。在本書提到過的抵抗運動領導人中，被處死的有弗里茨．林德曼將軍、馮．波斯拉格上校、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諜報局的格奧爾格．漢森上校、馮．赫爾道夫伯爵、馮．霍法克上校、詹斯．彼得．耶森博士、奧托．基普、卡爾．蘭格本博士、尤利烏斯．萊伯、馮．利昂羅德少校、威廉．劉希納、阿圖爾．奈比（刑事警察頭子）、阿道夫．萊希威恩教授、伯特霍爾德．馮．施道芬堡伯爵（克勞斯的兄弟）、提爾將軍（陸軍總司令部通訊處長）和馮．圖恩根將軍（在政變的那天貝克任命他繼任馮．科茨弗萊契將軍的職務）。

德國陸軍驕矜自負的軍官團所受到的恥辱是很大的。它的三個卓越的元帥——維茨勒本、克魯格和隆美爾——牽連在試圖推翻希特勒的陰謀裡，一個被絞死，另外二個被逼自殺。它不得不眼看著它的數十名高級將領被押進秘密警察的監牢，在人民法庭上通過公審醜劇被合法地謀殺。軍官團雖然有著自豪的傳統，但在這史無前例的形勢下，並不能團結一致。它力圖要保持它的「榮譽」，但其方法，至少在一個外國觀察家看來，只能使它丟臉和墮落。在那個奧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驚慌失措的軍官團領袖們只好搖尾乞憐，卑躬屈膝。

這一次，希特勒也是說到做到的。

施道芬堡對萊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動，因為他同萊伯已經建立了親密的私人友誼，並且認為萊伯是擬議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僅如此，他還立刻看到，現在希姆萊的部下已經緊緊跟蹤，整個密謀組織已有隨時敗露的危險。他認為，萊伯和萊希威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們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機密。但他們到底能不能這樣？有些密謀份子覺得並不能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當他們的身體被難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時候，他們能夠保持沉默的時間也許是有限度的。萊伯和萊希威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謀份子立即採取行動的又一個動力。

當下午三時這個納粹統帥醒來時，已經傳到的壞消息使他立刻行動起來。他批准派遣利爾裝甲師和黨衛隊第十二裝甲師到諾曼第去，但後來事實證明，這個命令已下得太遲了。他還發了一道著名的命令，這道命令一直保存在第七軍團的作戰日記裡，傳給了後代：

這個才能出眾、文雅有禮的前參謀總長非常缺乏行動的意志力。這使他在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驗面前最後歸於滅亡。直到臨死，他都是如此。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同夥終於擬就了他們的計畫。這些計畫總的代號是「伐爾克里」。這是一個很恰當的名稱，因為伐爾克里是北歐一日耳曼神話中一些美麗而可怕的少女，據說她們飛翔在古戰場上，尋找那些該殺死的人。這一次，要殺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諷刺意味的是，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在垮臺之前，使元首同意了這個「伐爾克里」計畫。原來他把「伐爾克里」偽裝成這樣一個計畫：一旦在柏林和其它大城市服勞役的千百萬外國勞工暴動時，國內駐防軍就接管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這樣的暴動是很少可能發生的，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那些外國工人既沒有武器，也沒有組織。但是好疑的希特勒這時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當時幾乎所有精壯的士兵都不在國內，有的在前線，有的在遼闊的佔領區內鎮壓當地人民，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這個想法：國內駐防軍應該有個防範這群心懷不滿的奴隸勞工、保障國內治安的計畫。這樣，「伐爾克里」計畫成了軍中密謀份子的一個絕好的掩護，使他們可以相當公開地擬訂希特勒被暗殺後，國內駐防軍接管首都和維也納、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計畫。

克魯格否認他知道任何計畫。他命令施圖爾納格爾釋放在巴黎被捕的黨衛隊保安處人員。然後，他又勸施圖爾納格爾說：「我看你最好換上便服躲藏起來。」

在基普的親密的反納粹朋友中，有埃里希．凡爾麥倫和他的美貌絕倫的妻子——娘家姓名伊莉莎白．馮．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它反對現政權的人一樣，他們參加了諜報局，被派在伊斯坦布爾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們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審。他們知道回去以後的命運會怎麼樣，所以拒絕了這個命令，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初同英國特務機關取得聯繫，飛到開羅，又從那裡飛到英國。

一輛軍官轎車把他們從機場載往「狼穴」大本營。它位於東普魯士一處陰暗、潮濕、林木茂密的地方。這地方要進去頗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道芬堡無疑曾經注意到的那樣，要出來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築分成內外三層，每層都圍以佈雷的陣地、地堡群和通電的帶刺鐵絲網，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黨衛隊士兵巡邏。要進入防衛森嚴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內院，即使是最高級的將領也必須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別通行證，並且要由黨衛隊大隊長臘登休伯（希姆萊的負責保安的頭子兼黨衛隊隊長）或他的副手之一親自查驗。但是由於施道芬堡是希特勒本人召見的，他和哈夫登雖然被擋住查驗通行證，沒有什麼困難就通過了三道檢查哨。施道芬堡同大本營營地司令的副官馮．莫侖道夫上尉共進早餐之後，就找到了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弗里茨．菲爾基貝爾將軍。

約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這一切問題的是國家對個人的集權主義要求，這種要求迫使個人放棄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對上帝的責任。」

「（這位市長後來敘述道）我告訴他，東方戰線上某些高級陸軍軍官提議逮捕希特勒，強迫他在電臺上宣佈退位。隆美爾同意這個想法。

「當時我懷著提心吊膽的心情，等待九月的來臨。」這位瑞典銀行家後來對文倫．杜勒斯說，「九月過去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七月二十九日古德里安警告參謀本部的所有軍官，從此以後必須帶頭做效忠於元首的好納粹份子。

但是，在暗殺希特勒這一致命行動是否必要，甚至於是否適宜的問題上，反對派內部仍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

於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午，希特勒大本營有兩位將軍驅車來到被黨衛隊用五部裝甲車團團圍住的隆美爾的住宅。一位將軍是威廉．布格道夫，一個長著酒糟鼻子、同凱特爾一樣對希特勒唯命是從的酒鬼；另一位是與他有著同樣性格的、他的陸軍人事處的助手恩斯特．邁賽爾將軍。他們事先通知隆美爾，他們是從希特勒那裡來的，準備同他談一談他「未來的職務」問題。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這些人都是作為基督教徒培養成人的，受過舊道德的薰陶，以愛惜榮譽自豪，在戰場上能視死如歸，然而他們精神上和意志上的麻木不仁一至於此，實在令人驚異。不過，如果讀者還記得本書最初幾章扼要敘述過的德國歷史的進程的話，這也許並不是難於理解的。這一進程把盲目服從塵世間的統治者看作是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並且鼓勵奴顏婢膝。現在這些將軍們認識到他們對之匍匐在地的人的罪過了。古德里安後來回憶起希特勒在七月二十日事件以後的情況。

「好，讓槍對準你自己。」弗洛姆警告說。

隆美爾當時住在伯奈的野戰醫院裡。他的頭蓋骨、兩個太陽穴和顴骨受了重傷，左眼也受了嚴重的損害，腦袋上盡是炸彈碎片。為了避免遭到進攻中的盟軍的俘虜，他先從這個野戰醫院被遷至聖一歇爾曼，在八月八日那天又遷到烏爾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裡。他從前的參謀長斯派達爾到赫林根去訪問他。第二天，九月七日，斯派達爾就被捕了。這對隆美爾是第一個警告，說明會有什麼下場等待著他。

但是，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輕人卻有著令人難以相信的耐心。他們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給德國和歐洲帶來墮落。但是，他們對於推翻希特勒並不感到興趣。他們認為德國即將遭到的失敗會完成這個使命。他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臺以後。毛奇當時曾這樣寫道：「對我們來說——戰後的歐洲是如何在我國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問題。」

一九四三年二月，戈台勒在斯德哥爾摩告訴雅可布．瓦倫堡，「他們計畫在三月份和*圖*書發動政變」。

「我的德國同志們！

「放下武器！」他命令說，並且告訴剛才逮捕他的這些人，他們已經被捕了。

這個職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義給國內駐防軍發佈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經常地見到希特勒。事實也確是如此，元首每星期總有兩三次要召令國內駐防軍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營去，要給在俄國傷亡慘重的師團補充兵員。施道芬堡想在一次這樣的會議上放置炸彈。

「父親同我走進我的房間。他開始緩慢地說：『我剛才不得不告訴你的母親，我將在十五分鐘內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國大罪。鑒於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給了我一個服毒自殺的機會。那兩位將軍帶來了毒藥。這種毒藥在三秒鐘之內就能致人於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話，對我的家庭將不會採用在這種情況下的例行措施——我還可以得到國葬待遇。一切都準備停當了。在十五分鐘年你將接到從烏爾姆的醫院打來的一個電話，說我在赴會途中因腦病發作死去了。』」

古德里安幹的勾當還不止於此。他以參謀總長的名義發佈過兩道堂皇的命令，向最高統帥保證全體軍官對他永遠效忠。第一道命令是七月二十三日發佈的，它譴責謀反份子不過是「很少數的軍官，其中有一些是已經退休了的。這些人喪失了一切勇氣。他們由於怯懦和軟弱，寧願走恥辱的道路，而不走一個高尚軍人應該走的唯一的道路——盡職和榮譽的道路」。因此他莊嚴地向元首保證「陸軍中將軍、軍官和士兵的團結一致」。

在會客室裡，施道芬堡很快地打開皮包，用他僅有的三個指頭拿住鑷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發生機械故障，這類炸彈只在十分鐘之內就要爆炸。

「那個病態的撒謊者現在已經完全瘋了！」隆美爾在與斯派達爾談話中談到希特勒的時候這樣說，「他正在對七月二十日案件的謀反份子發洩他的虐待狂！他不會就此罷手的！」

他必須馬上就發動炸彈內的裝置。他把準備向希特勒報告的內容先對凱特爾簡述了一下。快說完的時候，他注意到這位最高統帥部長官在不耐煩地看表。離十二點半還有幾分鐘，凱特爾說，他們必須馬上去開會了，否則就會遲到。他們走出屋子沒有幾步，施道芬堡說他把帽子和皮帶忘在會客室了，乘凱特爾還來不及要他的副官（一個名叫馮．約翰的中尉，這時正和他們在一起走著）替他去取，就馬上轉身跑回去。

被革職的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對密謀份子有過許多幫助，但是並沒有直接參加七月二十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測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況多年不明。人們只曉得，在謀害希特勒的事情發生之後，他被捕了。但是凱特爾設法不讓他被送上人民法庭。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叛變的失敗，不僅是由於陸軍中和文職人員中的最能幹的一些人的難以理解的愚蠢，弗洛姆和克魯格性格上的致命弱點，這些叛變者在每一關頭碰到的壞運氣。它的失敗還由於所有使這個偉大的國家得以繼續維持的人：將軍們和文官們，穿軍服和穿便服的德國人民群眾，沒有進行革命的準備。事實上，儘管他們受盡苦難，有被擊敗和為外國佔領的悲慘前景，但他們並不想革命。他們仍然接受並且支援國家社會主義，雖然它給德國和歐洲帶來了墮落。他們仍然把希特勒看作是國家的救星。

但是，想到再一次遭到大敗的前景，將軍們的膽子壯了起來，至少隆美爾是這樣。在希特勒疾言厲色的責罵告一段落的時候，倫斯德讓隆美爾作主要發言人，當時在場的斯派達爾說，「隆美爾毫不容情地坦率指出——對（盟軍的）空中、海上和陸上優勢，死拼硬鬥是沒有希望的」。真的，如果希特勒放棄他的寸土不讓、驅敵下海的荒唐決定，那麼形勢也許不會那麼沒有希望。在倫斯德贊同下，隆美爾建議德軍撤至敵軍猛烈的海軍炮火射程之外，把裝甲部隊暫時撤出戰鬥，加以整編，留作以後發動攻擊之用。他認為，「在敵人海軍炮火射程之外」進行一場戰鬥，可能把盟軍打敗。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們有四個年紀還小的孩子）到醫院去看他。他對坐在床邊的妻子說：「我覺得我現在必須做一點事情來挽救德國。我們參謀本部的所有軍官必須擔起我們應負的責任。」

他們確實有這樣的計畫。

在密謀集團的絕大多數軍人中間，他也同樣取得了成功。他曾經認為貝克將軍在聲望上是這些軍人的領袖，對這位前任參謀總長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後，他看到剛經過一次癌症大手術的貝克，已經失去往日的精神，顯得疲憊並且有點沮喪。在政治上，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響，沒有什麼頭腦。在實行起義時，利用貝克在軍界的很高聲望是有好處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揮所需要的部隊方面，必須找服現役的青年軍官來幫忙。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關鍵人物。

施拉勃藍道夫和特萊斯科夫在經過多次試驗之後，發現德國炸彈不適合他們行動的要求。據這個年輕軍官後來解釋，這些德國炸彈要用一根信管引發，信管點燃時發出一種不大的嘶嘶的聲音，這就會使他們露了馬腳。他們發現英國炸彈好一些。施拉勃藍道夫說，「在爆炸之前，它們沒有任何聲響」。英國皇家空軍曾經在歐洲的德國佔領區空投過許多這樣的武器，供盟國特務人員進行破壞之用，有一個曾被用來暗殺海德里希。諜報局收集到一些，後來轉到密謀份子手中。

施道芬堡並不是在打電話。管總機的上士說，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樓去了。凱特爾無可奈何地回到會議室。豪辛格正在結束他的關於當天的不利形勢的彙報。他正在說：「俄國人正以強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進。他們的前鋒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們在貝帕斯湖周圍的集團罩不立即撤退，一場災禍——」

但是，他還想得到有關形勢發展的更多消息。對叛亂份子說來，不幸的是，新的消息來自施蒂夫將軍。施蒂夫在當天早上同施道芬堡一起到拉斯登堡，對他表示了預祝，還看到了爆炸，但他判定希特勒並沒有被殺。現在，到了晚上，他正想法滅跡。勃魯門特里特接通了施蒂夫的電話，施蒂夫就告訴了他已經發生的事情或者說並沒有發生的事情的真相。

斯派達爾在上午六時打電話到隆美爾的家中。這位陸軍元帥立刻取消了謁見希特勒的計畫，乘汽車從家裡動身。但直到下午，他才回到Ｂ集團軍司令部。在這段時間裡，斯派達爾、倫斯德和倫斯德的參謀長勃魯門特里特將軍，都在用電話同當時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統帥部聯繫。由於希特勒發佈過一個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線的總司令非經元首特許也不能調用裝甲師。這三個將軍在六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調兩個坦克師到諾曼第去，約德爾答覆說，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勢的發展。然後希特勒就上床了，儘管西線將領的告急電話響個不停，但沒人敢去打擾他。

在柏林，貝克將軍同意了這個計畫，至少是在對東方繼續進行戰爭這個限度以內。五月初，他通過吉斯維烏斯，給杜勒斯送去一個備忘錄，提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計畫。在英美進攻西歐之後，西線上的德國將軍們將把他們的部隊撤到德國邊境。在這過程中，貝克要求西方盟國進行三項戰術行動：派出三個空降師到柏林地區，協助密謀份子守住首都；在漢堡和不來梅附近的德國海岸，舉行大規模海上登陸；派出相當大量的部隊渡過英吉利海峽在法國登陸。與此同時，可靠的反納粹的德國部隊將佔領慕尼黑地區，把希特勒包圍在上薩爾斯堡的山間別墅之中。對俄國的戰爭將繼續進行。杜勒斯說，他毫不遲延地叫柏林的密謀份子別做夢了。他告訴他們，同西方單獨媾和是不可能的。

在這次以及所有以後同密謀份子的會見中，他都反對謀殺希特勒——不是由於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於實際考慮。他認為，這個獨裁者如果被殺，就會成為一個烈士。他堅決主張由陸軍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國法庭，根據他對本國人民和佔領區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懲治。

會見在東柏林舉行。萊伯和萊希威恩代表社會民主黨人，名叫弗朗茲．雅可布和安東．沙夫科夫的兩個人，自稱是——也可能確實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袖。他們還有另一個同志作伴，他們介紹這個人名叫「蘭博」。這些共產黨人對反對希特勒的密謀看來知道不少內情，他們還想作進一步的瞭解。他們要求在七月四日同密謀集團的軍事方面負責人會見。施道芬堡拒絕了這個要求，但授權萊希威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們繼續會談。萊希威恩一到那裡，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來「蘭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萊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來是指望他在新政府裡成為主要政治力量的。

七月十六日星期天晚上，施道芬堡邀請了一些知友和親戚到他在汪西的家裡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爾特，一個不大說話的、內向的、有學者風度的年輕人，在海軍總司令部任國際法顧問。有凱撒．馮．霍法克中校，他是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密謀集團同西線將領的連絡人。有弗里茨．馮．德．舒倫堡伯爵，他是一個前納粹份子，現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長。還有特羅特．佐．索爾茲。霍法克剛從西線回來，他曾在那裡同福肯豪森、施圖爾納格爾、斯派達爾、隆美爾和克魯格等許多將領進行過商談。他報告說，德國在西線馬上就要完全崩潰，但更重要的是，隆美爾雖然仍舊反對殺害希特勒，但是不管克魯格跳向哪一邊，他將支持密謀集團。經過了長時間討論之後，這些青年密謀份子一致同意，結束希特勒的生命現在是唯一的出路。他們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幻想，即認為他們的孤注一擲的行動會使德國免於無條件投降。他們甚至於一致認為，德國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國家也要向俄國人無條件投降。他們表示，重要的是，讓德國人自己而不是他們的外國征服者把德國從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他們之間的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時雷麥奉命去逮捕這個宣傳部長。這樣，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爾的命令，又有戈培爾邀請他去會見的通知。雷麥帶了二十個人走進宣傳部。他囑咐他們，如果過了幾分鐘他不出來，他們就到部長辦公室去接他。然後他同副官握著手槍，走進辦公室，去逮捕當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納粹官員。

一九五五年，處理這個案件的秘密警察檢察官被捕受審，許多目擊者出庭證明，他們看見卡納里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被絞死。有一個目擊者丹麥人倫丁上校說：他看見卡納里斯光著身子，從牢房裡被拖到絞架上。奧斯特也同時被處決了。

炸彈的裝置是靈的；小瓶子破了；腐蝕性的液體蝕盡了金屬線；撞針也向前撞過了；但是，雷管沒有發火。

他們打算只是簡單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時候在他的飛機裡放一個英國製的炸彈。施拉勃藍道夫後來解釋說，「把事情弄得像是飛機失事，可以避免暗殺行動在政治上的不利後果。因為當時希特勒還有許多黨徒，如果發生暗殺事件，他們將對我們的起事進行堅決的抵抗」。

墨索里尼過去經常一聽希特勒的話就像喝了迷魂湯，據施密特說，這一次也是這樣，表示同意。

黨衛隊在俄國的暴行，更不用說希特勒的槍殺所有布爾什維克政治委員的命令，打開了施道芬堡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為之服務的主子是個什麼樣的人。由於機緣巧合，他在俄國遇到了決心殺掉這個主子的兩個主要的密謀份子——馮．特萊斯科夫將軍和施拉勃藍道夫。據後者說，他們後來碰了幾次面，就使他們相信施道芬堡是他們的人。施道芬堡於是成了一個積極的密謀份子。

施道芬堡永遠沒有弄清楚這究竟是什麼原因，任何歷史學家也不能把這命運攸關的一天內發生的事件系統地整理出來。天氣悶熱，也許起了一定影響。主要的密謀份子知道施道芬堡在當天早上去拉斯登堡，參加下午一時的元首大本營彙報會，而且像有人告訴霍普納將軍的那樣，施道芬堡「皮包沉重」。儘管如此，快到中午的時候，只有少數幾個主要的密謀份子，而且大部分是低級軍官，開始懶懶散散地跨進班德勒街上的補充軍總部，也是密謀集團的總部。我們記得，在施道芬堡上次在七月十五日打算謀害希特勒的時候，奧爾布里希特將軍曾在預定炸彈爆炸時間之前兩小時下令柏林衛戍部隊開始進軍。但在七月二十日，也許是鑒於上次所冒的風險吧，他並沒有發出同樣的命令。在柏林以及在附近的鄧伯立茲、於特堡、克拉姆普尼茨和伍恩斯道夫的訓練中心的部隊指揮員，曾在上一天晚上得到通知，他們很可能在二十日會接到「伐爾克里」命令。但是奧爾布里希特決定在收到拉斯登堡的菲爾基貝爾發來的確鑿消息之後，再讓他的部隊行動。霍普納將軍在皮包裡帶著希特勒禁止他穿著的制服，在十二點半鐘，正好是施道芬堡打破炸彈裝置內的玻璃管的時候來到班德勒街。他和奧爾布里希特一同出去午餐，互相敬酒，祝賀他們的事業成功，一共喝了半瓶。

那天早晨，特萊斯科夫乘車到第二十八步槍師的陣地，悄悄地到前沿無人地帶，拉響了一顆手榴彈，炸掉了自己的腦袋。

隆美爾穿著他那件舊的非洲軍皮夾克，手裡拿著元帥的權杖，跟著兩位將軍上了車。車行一二英里後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來，邁賽爾將軍和黨衛隊司機走下車來，隆美爾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車上。一分鐘以後，當下車的那兩個人回來的時候，隆美爾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煩地走來走去，似乎擔心會誤了他的午餐和午飲。隆美爾夫人在與丈夫告別十五分鐘以後，接到預期的從醫院打來的電話。主治大夫報告說，兩位將軍帶來了元帥的屍體，他是因大腦栓塞致死的，這顯然是前次他頭蓋骨受傷的結果。實際上布格道夫橫蠻地禁止解剖屍體。「不要動屍體，」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經安排好了！」

這個計畫稱作「閃電計畫」，是陸軍辦公廳主任弗雷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將軍和克魯格率領下在俄國作戰的中央集團軍參謀長馮．特萊斯科夫將軍兩人在一月和二月間籌畫的。奧爾布里希特是一個十分虔誠的教徒，新近才參加密謀集團。但是他由於就任新職，很快就成為一個關鍵人物。作為補充軍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將軍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夠集結柏林和德國其它大城市的衛戍部隊來支持密謀份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魯格一樣，現在對元首的幻想已經破滅了，但還被認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沒有讓他參與這個密謀。

接著，弗洛姆轉向其它謀反份子。「你們各位，如果想要寫信的話，我給你們幾分鐘時間。」奧爾布里希特和霍普納要了紙筆，坐下來給他們的妻子寫封短短的訣別信。施道芬堡、梅爾茨、哈夫登和別人沉默地站著。弗洛姆大步走出了房間。

拉斯登堡的有力對策、戈培爾的爭取雷麥和利用無線電的迅速決定、黨衛隊在柏林的恢復活動，以及班德勒街方面謀反份子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混亂和無所作為——這一切使得許多正要投向謀反份子一邊或者甚至已經這樣做了的軍官，躊躇起來。其中之一是奧托．赫爾福特將軍，此人是已被逮捕的科茨弗萊契將軍的參謀長。他開始時已同班德勒街合作，設法集合部隊，後來看到風勢不對，就改變了立場，於下午九點半左右打電話給希特勒大本營，說他正在鎮壓軍事政變。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應該在這裡作個交代。

貝克平靜地回答，伸手去摸手槍。「我是你從前的司令官，你不能這樣要求我。我自己對這個不幸局面的後果負責。」

在樓下的院子裡，一部陸軍汽車用防空布罩罩上的車燈，射出了微弱的光線。這四個軍官很快地被行刑隊打死了。目擊者說，當時人聲嘈雜，主要是衛兵們的吆喝聲。他們急急忙忙，因為怕空襲。那年夏天，英國飛機幾乎每晚都飛臨柏林上空。施道芬堡在臨死時喊道：「我們神聖的德國萬歲！」

斯派達爾說：「在那些在場的人看來，這個老軍人（指倫斯德）似乎精神頹喪，心情惶惑——在這裡，命運給了他擔當馬克．安東尼這一角色的獨特機會。他一直保持著他這種道義上的無動於中的態度。」

「在他身上，嚴厲已變成殘酷，虛聲恫嚇已變成乾脆撒謊。他常常毫無顧忌地撒謊，卻一口咬定別人在撒謊。他再也不信任任何人。同他打交道一向是夠麻煩的，現在倚直是成了一種痛苦，並且是越來越加劇的痛苦。他經常失去一切自我克制的能力，使用的語言越來越粗暴。他周圍的親信中，現在已沒有人能起約束的影響了。」

因此，當馮．倫斯德元帥站在隆美爾屍體前面致悼詞的時候精神頹喪、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它的將領一樣，已經夠低三下四了，但是希特勒現在還要逼著他們受盡一切屈辱。倫斯德親自接受了所謂軍事「榮譽法庭」執行法官的任務，希特勒設立這個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參預七月二十日案件的軍官嫌疑犯全部從陸軍中開革出去，這樣他們就不能受軍事法庭的審問，而是作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給草草審判的人民法庭。這個「榮譽法庭」不允許被控告的軍官為自己辯護，它只是按秘密警察所提供的「證據」行事。倫斯德對於這種限制並沒有提出過抗議，另一個法官古德里安將軍也沒有抗議過。古德里安在炸彈案發生以後被任命為陸軍參謀總長，在他的臥區錄中，他曾承認過這是一個「不愉快的任務」，法庭的審問是「淒慘的」，而且提出了「最困難的良心問題」。這無疑是實情，因為倫斯德、古德里安和其它法官——都是將軍——把數以百計的軍官從陸軍中開革出去，這樣侮辱他們不算，還要把他們去送死。

儘管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已定，這些被告在法賴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還是表現出了尊嚴和勇氣。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輕的彼得．約克。他冷靜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問題，而且從不掩飾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鄙視。

希姆萊警犬的追蹤又有了更多的發現，幾個月之內諜報局和它的首腦卡納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從這一刻起，密謀集團就失去了弗洛姆，由此而產生的後果很快就看出來是極其嚴重的。奧爾布里希特怔了一下，一言不發地溜出了辦公室。這時，貝克將軍到了。他穿著一身深色的便服來負責全域，也許這是為了使這次起事減少一些軍事色彩。但是，正如大家很快所意識到的那樣，真正負責大局的是馮．施道芬堡上校。他在下午四點半鐘的時候，帽子也不戴，氣喘吁吁地奔上前戰爭部的樓梯。他簡短地報告了爆炸的情況，著重指出，他是在相距二百碼的地方親眼看見爆炸的。奧爾布里希特插|進來說，凱特爾本人剛剛接了電話，發誓說希特勒只受了輕傷。施道芬堡答道，這是凱特爾說謊，為的是借此爭取時間。他說，最低限度希特勒一定受了重傷。他接著說，不論情況怎麼樣，他們現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抓緊時間來推翻納粹政權。貝克同意這個意見。他表示，這個專制魔王是死是活，對他說來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們必須幹下去，摧毀他的罪惡統治。

九月十日在索爾夫夫人家裡的茶會上，馮．泰登小姐帶來一個少年英俊的瑞士醫生，名叫勒克西，在沙爾勃魯赫教授主持的柏林仁慈醫院工作。同極大多數瑞士人一樣，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強烈的反納粹情緒。在場的許多人都表示同感，特別是基普。茶會散場之前，這個好意的大夫自動提出，願意為索爾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遞送任何信件給他們在瑞士的朋友——德國反納粹的流亡份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場的不止一個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

馮．施道芬堡伯爵是個具有職業軍官所需要的驚人才能的人。他於一九〇七年出生於德國南部一個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勞斯．菲力浦．沈克。他的母親是烏克斯庫爾一吉倫勃蘭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崙的戰爭中的軍事英雄之一格奈斯瑙，後者曾同夏恩霍爾斯特一起創建了普魯士陸軍參謀本部。在他母親這方面，他又是另一個拿破崙時代名將約克．馮．瓦爾登堡的後裔。他的父親曾經做過伍爾登堡末代國王的樞密大臣。這個家庭是一個融洽的、虔誠地信仰羅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養的家庭。

秘密警察還在監視著其它許多人，特別是多嘴的、自信的戈台勒。一九四三年三月，是密謀份子受挫折的月份，他們兩次行刺希特勒的嘗試都流產了。緊接著，秘密警察又給了他們一次打擊。但是，很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打擊主要不是由於專門的追蹤技術，而是兩個情報機構、即武裝部隊諜報局和希姆萊的中央保安局傾軋的結果，中央保安局主管黨衛隊的情報機構並且想把卡納里斯海軍上將攆走，接管他的諜報局。

在西線的陸軍高級將領中，有兩個陸軍元帥和一個將軍自殺。前面已經敘述，在巴黎，當駐法軍事總督海因里希．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逮捕了黨衛隊和黨衛隊保安處一秘密警察的全部人馬時，起義開頭進行得很好。現在一切都要看馮．克魯格陸軍元帥的動向了。克魯格是新任西線總司令。特萊斯科夫在俄國戰線工作時，曾對他做了兩年工作，想努力使他成為一個積極的密謀份子。雖然克魯格忽冷忽熱，但最後總算同意——或者說，密謀份子這樣認為——等希特勒一死，他將支持叛亂。

「給這位老先生幫點忙。」弗洛姆命令兩個青年軍官。但當他們去拿武器的時候，貝克不讓他們開槍，請求再給他一次機會。弗洛姆點頭同意。

施道芬堡插|進來說：「凱特爾是在撒謊，他向來是撒謊的。我親眼看見希特勒的屍體抬出來的。」

但結果他並沒有去。六月十七日下午，兩個陸軍元帥從馬吉伐爾走後不久，一個向倫敦發射的Ｖ─一飛彈，因機件失靈，轉過頭來，掉在元首地下避彈所上面。

施道芬堡的到達，終於推動密謀份子們行動起來。他在倫格斯道夫打電話敦促奧爾布里希特將軍立即按「伐爾克里」行事，不必等他到達班德勒街再動手，因為從飛機場到那裡要走三刻鐘。密謀份子最後總算有了發號施令的人，開始行動了。而沒有命令，一個德國軍官，即使是一個反叛的德國軍官，即使是處在這樣關鍵性的日子，似乎也不知怎麼才好。奧爾布里希特的參謀長、施道芬堡的密友梅爾茨．馮．基爾海姆上校取來「伐爾克里」命令，開始用電傳打字機和電話發出這些命令。這些命令都是好幾個月之前準備好的。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內和四郊的部隊立即戒備。第二道命令由維茨勒本以「武裝部隊總司令」名義簽署、由馮．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佈元首已經死亡，維茨勒本「把行政權力轉移」給國內的各軍區司令和前線的戰鬥部隊司令。這時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還沒有到達班德勒街。他到遠在柏林西南二十英里的佐森去會晤軍需總監華格納了。於是派人去請他和貝克將軍。密謀集團中這兩個高級將領在這決定命運的一天，行動竟這麼從容不迫。

沒有人炸死，甚至連受傷的人都沒有，但是希特勒卻嚇壞了，他立刻動身向比較安全的地方轉移，馬不停蹄地一直奔進伯希特斯加登的山裡。

施道芬堡回到辦公室，正碰上黨衛隊大隊長庇弗雷德來逮捕他。庇弗雷德是一個黨衛隊流氓，最近在俄國人推進到波羅的海區域之前，特別行動隊趕緊殺害了二十二萬一千名猶太人，他就是因為監督焚屍滅跡的工作而出了名。庇弗雷德和他的兩個黨衛隊保安處便衣特務被鎖進了旁邊一間空的辦公室。接著，負責指揮柏林一勃蘭登堡區（第三軍區）軍隊的馮．科茨弗萊契將軍來到，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將軍堅持要見弗洛姆。他被帶去見奧爾布里希特，但拒絕同後者談話。於是，貝克接見了他。他由於頑固不化，也被鎖了起來。按照預定計劃，馮．圖恩根將軍奉派接替他的職位。

施拉勃藍道夫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飛到希特勒的大本營，把兩瓶白蘭地酒換出了那個炸彈。

過了五分鐘，他又回來，宣佈他已「以元首的名義」舉行了一次「軍法審判」（至今沒有發現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曾這樣做過），判處以下四名軍官死刑：「參謀本部上校梅爾茨．馮．基爾海姆、奧爾布里希特將軍，這個我不再知道他姓名的上校（指施道芬堡）和這個中尉（指哈夫登）。」

在一般的情況下，只有國內駐防軍即補充軍總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將軍，才能下令執行「伐爾克里」計畫。而他的態度如何，直到最後還是一個問號。一九四三年的整整一年裡，密謀份子都在對他做工作。他們最後的結論是，這個謹小慎微的軍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經成功之後才能完全算數。但他們對起事成功自以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瞞著他，動手起草了一系列準備以他名義發佈的命令。如果他在關鍵時刻動搖，就用霍普納將軍代替弗洛姆。霍普納就是那個卓越的坦克部隊指揮官，在一九四一年莫斯科戰役之後被希特勒撤職，並且被禁止再著軍服。

密謀份子們也還沒有吸收到一個現役的陸軍元帥。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是最早參加的密謀份子之一，內定為將來的武裝部隊總司令。但他現在已退為後備役，手下沒有軍隊，他們曾向現在指揮西線所有部隊的馮．倫斯德陸軍元帥進行遊說，但倫斯德拒絕背棄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說，這至少是他的藉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風使舵的馮．曼施坦因陸軍元帥也是如此。

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這個尉官負責地在他的登記簿上記下了「十二點四十四分，施道芬堡上校通過」之後，還通知了下一個檢查哨，讓汽車通過。到了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檢查哨，困難就更大了。這裡已經收到了警報，擋車的欄杆已經放下，衛兵加了雙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發現他們的汽車被一個名叫科爾勃的很頑固的上士擋住了。施道芬堡又要求打電話，向營地司令的副官莫侖道夫上尉抱怨，「因為發生了爆炸，」衛兵不讓他通過。「我有急事。弗洛姆將軍正在飛機場等我。」這也是蒙人的。施道芬堡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

「（他說）『我們的處境很壞，也許甚至於可以說是近乎絕望。但是今天在這裡發生的事情給了我新的勇氣。在（這一）奇蹟之後，不能想像我們的事業會遭到不幸。』」

七月十五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再度乘飛機到元首總部去，皮包裡裝著一顆炸彈。這一次，密謀份子認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個「伐爾克里」信號——通知軍隊開始向柏林進軍，坦克部隊開始從克拉姆普尼茨裝甲學校馳向首都——應在希特勒會議開始（預定下午一時）之前兩小時發出。接管工作不得有絲毫延誤。

在去鄧伯立茲途中，這個容易激動的中尉確信自己從一輛駛過的陸軍汽車裡看到了身著全副軍裝的馮．勃勞希契陸軍元帥。他立刻想到，這些老將軍們一定在幹什麼叛國的勾當。勃勞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腳踢出了他的司令部，不管穿沒有穿軍裝，那一天其實並不在柏林，但是哈根發誓說他見到了勃勞希契。在雷麥少校接到佔領威廉街的命令的時候，他正同少校談著話。這個命令引起了他的懷疑，他向雷麥要了一輛帶車斗的摩托車，上車立即趕到宣傳部去向戈培爾報信。

施道芬堡於是站到桌子旁邊、在科爾登和ｈtｔｐs://wｗw.ｈｅtuｂｏｏｋ.cｏm•ｃｏｍ勃蘭特的中間，離希特勒右邊約幾英尺遠。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讓它靠著那個堅實橡木底座的裡面一邊。它離希特勒的腿約六英尺遠。時間現在是十二點三十七分。還有五分鐘。豪辛格繼續講，不時指著攤在桌上的作戰形勢地圖。希特勒和軍官們俯身在地圖上仔細地看著。

這個集團的名稱，來自毛奇在西里西亞的克萊騷的莊園。它不是一個陰謀團體，而是一個討論小組，它的成員代表了納粹上臺以前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也可以說是他們希望在希特勒統治的這場惡夢消失之後將要出現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它包括兩個耶穌會神父，兩個路德派牧師，若干保守份子，自由份子，社會民主黨人，富裕的地主，前工會領導人，教授和外交官。雖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們還是能找到廣泛的共同點，使他們的反對希特勒的運動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倫理方面、哲學方面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幾乎所有這些人都在戰爭結束之前被絞死了，他們遺留的文件包括對未來的政府和對新社會的經濟。社會和精神基礎的規劃。根據這些文件來判斷，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要成為兄弟，現代社會的可怕病症，人類精神的敗壞，將得到糾正。他們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雲之中，而且還染上一點德國神秘主義的色彩。

法庭所指定的辯護律師簡直可笑極了。從審判記錄可以看到，他們的卑怯是幾乎難以置信的。例如，維茨勒本的律師，一個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比國家檢察官還厲害，幾乎同法賴斯勒一樣地申斥由他辯護的人是一個「謀殺的兇手」，完全有罪，應受極刑。

將軍們似乎毫不懷疑，在實行這個計畫之後，英美就會同他們一起進行反對俄國的戰爭，以防止——照他們說法——歐洲布爾什維克化。

希特勒幾個月來一直在說，德國的命運將在西線決定。現在，他想從上薩爾斯堡來指揮這場迄今為止最有關鍵性的戰役。在陰涼的山間氣氛中，發出這個異想天開的命令看來是當作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來做的，命令還由約德爾和凱特爾副署。隆美爾在從德國回到總部一小時之後，於當天下午五時前不久用電話轉達這個命令時，他似乎也是嚴肅對待它的。因為他命令第七軍團總部派第二十一裝甲師、也就是這個地區唯一的德國裝甲部隊立即發動攻擊，「不管增援部隊已否到達」。

凱特爾：「胡說八道。確實有人行刺，但幸運的是行刺失敗了。元首安全，只是受了點輕傷。順便問你，你的參謀長施道芬堡伯爵上校在哪兒？」

凱特爾在最高統帥部的工作中，只做過很少幾件好事，這是其中一件。元首對於這一延誤大發雷霆，命令把卡納里斯交給一個黨衛隊的即決法庭審判。這個程序也拖延了一個時期，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即大戰結束之前一個月，卡納里斯和他的從前的助手奧斯特上校以及其它四個人，終於在弗洛森堡集中營受審，並被判處死刑。但是卡納里斯是否已被處決，則不能肯定。十年之後，這個謎才被解開。

他對施特羅林說：「我想，出來挽救德國是我的責任。」

弗洛姆握一握他的手回答：「我理解」。霍普納被送進了摩亞比特的軍人監獄。

六月二十九日，倫斯德和隆美爾再一次籲請希特勒面對東線和西線的現實，趁很大一部分德軍部隊還存在的時候，設法結束戰爭。這次會議是在上薩爾斯堡舉行的。在會上，最高統帥對兩個陸軍元帥冷若冰霜，乾脆地拒絕了他們的請求，然後就來了長篇大論的獨白，說他將用新的「奇蹟般的武器」贏得戰爭。斯派達爾後來說，希特勒的談話「越說越遠，越說越離奇，最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

「這樣看來，已經失敗了。」克魯格對勃魯門特里特說。他似乎是真的很失望，因為他接著說，如果計畫成功，他就要馬上與艾森豪接觸，要求停戰。

格斯道夫說，特萊斯科夫將軍在斯摩棱斯克「手裡拿著一隻跑錶」，焦急地和期待地聽著儀式的實況廣播。當廣播員宣佈，希特勒進了展覽廳只停留了八分鐘就離開時，這位將軍知道，又一次嘗試失敗了。

沒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這時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許除了勃蘭特上校之外。這位軍官正在全神貫注地聽他的將軍講話。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圖，發現施道芬堡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礙事，先用腳想踢到旁邊去，最後還是用一隻手把它揀起來放到桌子那個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邊。這樣一來，在炸彈和希特勒之間就隔著這個厚厚的底座了。也許就是這個看來無足輕重的舉動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蘭特的命。這是難以解釋的命運在作怪。讀者當還記得，勃蘭特上校就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特萊斯科夫騙他在乘希特勒的飛機從斯摩棱斯克回拉斯登堡時帶兩瓶「白蘭地酒」的那個蒙在鼓裡的軍官。他當時那樣做，絲毫沒有懷疑這兩瓶酒實際上是一顆炸彈，那顆炸彈同他現在隨手在桌子底下挪得離最高統帥遠一些的這顆炸彈有著同樣的裝置。它的化學藥水此時已經快要蝕盡拉住撞針的金屬線了。

施道芬堡於下午三點三刻在倫格斯道夫降落時大為沮喪地獲悉，經過長期周密準備的柏林起義，遲遲沒有開始。關係重大的寶貴的三個小時白白過去了，而在這段時間裡，元首大本營同外界是隔絕的。

六月五日這一天是在比較平靜的情況下度過的——就德國人方面來說是如此。英美的猛烈空襲，繼續破壞著德國的軍需庫、雷達站、Ｖ─一飛彈發射場和交通運輸線，但這樣的空襲多少星期以來一直在日夜不停地進行，在這一天看來也不比以往更加緊張。

「我一直敬佩您的偉大——如果說命運比您的意志和天才還要強大的話，那麼上帝也是如此——希望您現在也表現足夠的偉大，在必要時結束這一場毫無希望的鬥爭——」

希特勒現在對絕大多數將領都有戒心，所以要誘使他進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萊斯科夫說服了他的一個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現在成了將軍的施蒙特，要他對希特勒做工作。在經過一陣猶疑和幾次改期之後，元首終於同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到斯摩棱斯克來。施蒙特本人對這個陰謀是完全不知情的。

一九四二年秋天，一個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為私運外幣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實際上是諜報局的一個特務，但他長久以來運出國境的錢是給在瑞士的一群猶太難民的。在第三帝國，一個德國人的最大罪過莫過於此了，哪怕他是一個諜報局特務也罷。由於卡納里斯沒有營救施密特休伯，這個特務就開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瞭解的諜報局的情況。他攀出漢斯．馮．杜那尼。杜那尼同奧斯特上校一樣，一直是密謀集團的核心份子。施密特休伯告訴了希姆萊手下的人，一九四〇年約瑟夫．纓勒博士到梵蒂岡去的任務，是通過教皇同英國人搭上關係。他透露了一九四二年波霍弗牧師用諜報局發的偽造護照到斯德哥爾摩去訪問契賈斯特主教的事情。他還暗示出奧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種計畫。

這是一件大事情。斯派達爾知道，在進行準備工作的時候，同國內反納粹份子，特別是戈台勒一貝克集團建立更緊密的聯繫，是迫切需要的。有幾個星期，浮躁的戈台勒一直要求設法讓隆美爾同牛賴特舉行一次會談。不是別人，竟是牛賴特！我們知道牛賴特為希特勒的骯髒勾當盡過力，起初當外交部長，後來又當第三帝國駐波希米亞的保護長官。不過現在，由於可怕的災難快要降臨祖國了，他也開始清醒過來了。隆美爾認為同牛賴特和施特羅林見面太危險，就決定派斯派達爾將軍去。五月二十七日，在弗羅伊登施塔特的斯派達爾家裡舉行了會議。出席的三個人——斯派達爾、牛賴特和施特羅林都是斯瓦比亞人，這種親密關係不僅使會議開得融洽，並且很容易就達成協議。他們的協議是這樣：必須儘快推翻希特勒，隆美爾必須準備出任國家的臨時首腦或武裝部隊總司令。應該說明，隆美爾自己從來也沒有想當這兩個職務。他們還擬定了許多細節，包括同西方盟國接洽停戰的計畫以及國內密謀份子同隆美爾總部的通訊密碼。

但是，弗洛姆這樣一個機靈的見風使舵的人是不會上當的。他答道：「施道芬堡伯爵，行刺已經失敗了。你立即自殺吧。」施道芬堡冷然加以拒絕，弗洛姆這個紅臉胖子立即宣佈把他所有這三個客人——施道芬堡、奧爾布里希特和基爾海姆——逮捕。

他的飛機在這個夏日的下午繼續飛行。它在下午三點三刻在倫格斯道夫機場降落。施道芬堡興高采烈地奔向機場上最近處的一個電話，打電話給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以便確切瞭解在這決定命運的三小時裡（一切都靠這三小時）已經完成了哪些工作。當他一聽說什麼也沒有完成時，不禁大驚失色。原來一點剛過，菲爾基貝爾的電話就來了，告訴了柏林的密謀份子關於爆炸的消息，但是因為線路不好，他們沒聽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沒有。因此，他們什麼也沒有做。「伐爾克里」命令是從奧爾布里希特的保險箱裡拿出來了，但是並沒有發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無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道芬堡回來。在新政府裡將分別擔任國家首腦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貝克將軍和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本來預定在得訊之後要立即開始發出準備好的文告和命令，並且通過廣播宣告德國新時代的開始的。但此時他們還沒有露面。施道芬堡在倫格斯道夫機場上給奧爾布里希特打電話時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

過了一些時候，人們才懷疑到這個上校身上。希姆萊聽見爆炸就奔到現場，他也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菲爾基貝爾關閉通訊聯絡之前一兩分鐘打電話給柏林刑事警察頭子阿圖爾．奈比，要他派一批偵探乘飛機來進行偵查。

同時那個早已被黜的馮．勃勞希契元帥趕緊發表一個強烈譴責這次政變的聲明，保證繼續向元首效忠，對一向瞧不起將軍們、連勃勞希契也不放在眼中的希姆萊被任命為補充軍司令表示歡迎。另一位失寵的人，退休了的雷德爾海軍元帥，因為怕自己被人懷疑至少曾同情過這些謀反份子，也急急忙忙趕到拉斯登堡當面向希特勒表示忠誠。七月二十四日，老式的軍禮被強迫廢除了，代之以納粹式的敬禮，以「作為陸軍對元首的不可動搖的效忠和陸軍與納粹黨之間最緊密的團結的象徵」。

「因此，我現在命令，任何軍事當局——都不得服從這群篡奪者的命令。我同時命令，人人都有義務逮捕任何散發或持有他們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當場格殺勿論——

除奧爾布里希特外，這些人是：施道芬堡的上司、陸軍總司令部組織處長施蒂夫將軍，陸軍軍需總監愛德華．華格納將軍，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埃里希．菲爾基貝爾將軍，軍械署長弗里茨．林德曼將軍，柏林衛戍司令保羅．馮．哈斯將軍（他可以為接管柏林提供部隊），外籍軍隊科科長馮．羅恩納男爵上校，還有他的參謀長馮．馬圖契卡伯爵上尉。

施道芬堡為爭取他的上級，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他說：「將軍，是我自己在希特勒開會時爆炸這顆炸彈的。這次爆炸就像中了一顆十五釐米炮彈一樣。屋子裡沒有人能夠倖免。」

下午九點過後不久，德意志廣播電臺宣佈，元首將在當天深夜向德國人民廣播。到處碰壁的謀反份子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呆若木雞。幾分鐘之後，他們獲悉柏林衛戍司令、也就是當初錯派雷麥少校——現在已是上校了——的馮．哈斯將軍已被捕，納粹將軍萊因納克在黨衛隊支持下已接管對柏林所有部隊的指揮權，正在準備襲擊班德勒街。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審訊於八月七日、八日在柏林舉行。受審判的七月二十日事件的謀反份子有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霍普納將軍、施蒂夫將軍和馮．哈斯將軍，還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級軍官——哈根、克勞辛、伯納第斯、彼得．約克．馮．瓦爾登堡伯爵。由於在秘密警察的刑訊室裡飽受折磨，他們已經不像樣子。又由於戈培爾下令把審判的每一個細節都拍攝下來，使這部電影在軍隊和社會上放映時可以作為一個教訓——也作為一個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計地把被告弄得狼狽不堪。他們穿著破爛的衣服，舊衣服和舊絨衫，走進法庭的時候，鬍子也沒有刮，沒有領子，不帶領帶，褲子上沒有背帶，也沒有腰帶，只好提著。特別是曾經威風凜凜的那個陸軍元帥，看去像是一個精神頹喪的、牙齒脫|光的老頭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當他站在被告席上受盡惡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時候，他一直用手抓著褲子，怕它掉下來。

二月末，奧爾布里希特對特萊斯科夫參謀部中一個低級軍官、年輕的費邊．馮．施拉勃藍道夫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是『閃電』的時候了。」三月初，密謀份子在中央集團軍總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舉行最後一次會議。諜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雖然沒有參加行動，他是知道這件事情的，還為這次會議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漢斯．馮．杜那尼和埃爾溫．拉豪森將軍一起飛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開一次武裝部隊諜報軍官會議。拉豪森隨身帶了幾個炸彈。他從前是奧地利陸軍的一個諜報軍官，在參與謀反活動的德國諜報局人員中，他是在大戰結束時唯一的倖存者。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起草給希特勒的報告，直到黃昏時分。八時稍過，他離開辦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達倫姆的一個天主教堂作了禱告。他平靜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爾特一起度過了這個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個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見過他的人都回憶道，他的態度和藹可親，心情平靜鎮定，看不出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就要發生。

快到深夜一點的時候，阿道夫．希特勒的嗄啞的聲音在夏天夜空中響起來了。

這時，命運又為隆美爾帶來另一個影響。這種影響來自漢斯．斯派達爾將軍。斯派達爾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擔任這位陸軍元帥的參謀長。他也是一個謀反份子，雖然與施道芬堡分屬不同的密謀集團，但兩人都是不同尋常的陸軍軍官，他不但是一個軍人，還是一個哲學家，一九二五年以優異成績得過圖平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到任以後立即著手對他的上司做工作。只過了一個月，即五月十五日，他就安排了隆美爾、施圖爾納格爾以及他們的參謀長在巴黎附近一所鄉村別墅裡開會。斯派達爾說，會議的目的是擬定「停止西線的戰爭和推翻納粹政權的必要措施」。

一半是由於聲嘶力竭，也由於柏林來的電話開始傳來軍事暴動的更多情況，希特勒中止了他那發狂的獨白，但是怒氣並未平息下去。他送墨索里尼上了火車，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分別。然後他回到住處。大約六點鐘的時候，據報告政變還沒有平定。他抓起電話，尖聲地命令柏林的黨衛隊，對任何可疑份子格殺勿論。「希姆萊在哪兒？他為什麼不在那裡！」他大喊著，忘記了剛剛一小時以前，當他們坐下來喝茶的時候，他才命令這個黨衛隊頭子飛往柏林對叛亂進行無情鎮壓，此刻他的頭號警察還沒有趕到那裡哩！

在這個當兒——一九四四年初——一個十分活躍而且受人愛戴的陸軍元帥對密謀份子表示了某種接近的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這件事情。這個陸軍元帥就是隆美爾。他的參加反希特勒的密謀計畫，使抵抗運動的領導人感到十分驚異。他們中間多數人把這個「沙漠之狐」看作納粹份子和機會主義份子，認為他過去無恥地對希特勒獻媚、爭寵，現在只是因為看到戰爭敗局已定，才想背棄他。他們因而不同意要他。

德國人對英美進攻的日期既心中無數，對入侵的地點也完全蒙在鼓裡。倫斯德和隆美爾都肯定地認為，進攻的地點將在海峽最狹處的加萊地區。他們在這裡集中了最強的部隊第十五軍團，它的實力在春天裡已由原來的十個步兵師增加到十五個步兵師。但到三月底，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可思議的直覺，使他感到進犯的主要地點可能在諾曼第。在以後幾個星期，他命令大量增援部隊開進塞納河和盧瓦爾河之間的地區。他不斷告誡他的將軍們：「注意諾曼第！」

三月二十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飯店他的房間裡同施拉勃藍道夫見面。施拉勃藍道夫帶來了兩顆炸彈，用的都是點燃十分鐘的信管。但因為軍械庫內玻璃頂的院子裡氣溫接近零度，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時間。希特勒在發表演說之後，預定在這個院子裡用半小時參觀從俄國人那裡繳獲的戰利品的展覽。這個展覽是格斯道夫的部下佈置的。這是上校能夠接近元首和殺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法賴斯勒對他喊道：「你這不要臉的老傢伙，為什麼老弄著你的褲子？」

當施道芬堡進去的時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邊中央，背對著門。他的右首是陸軍副參謀總長兼作戰處長豪辛格將軍、空軍參謀總長科爾登將軍和豪辛格的參謀長海因茲．勃蘭特上校。凱特爾馬上站到元首的左邊，他的旁邊是約德爾將軍。還有三軍和黨衛隊的其它十八個軍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林和希姆萊沒有在場。只有希特勒和兩個速記員坐著。希特勒在弄著他的放大鏡。他現在需要用放大鏡才能看清楚攤開在他面前的地圖上印的細線條。豪辛格正在作一個黯淡的報告。他談到俄國中路戰線被突破的最新情況，以及由此產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戰線上德軍的危險處境。凱特爾插|進去報告馮．施道芬堡到會和他今天來的任務。希特勒對這個只有一條肩膀、一隻眼還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個招呼，接著說他要聽完豪辛格的報告之後再聽施道芬堡的。

「上級軍官在評定和遴選參謀本部軍官的時候，應該首先考慮他們性格和精神的特徵，其次才是才智。一個壞蛋也許永遠是非常狡猾的，但在患難時期，他就經不起考驗，因為他是壞蛋。

現在，最後一幕的幕布拉開了。

前駐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爾納．馮．德．舒倫堡伯爵和前駐羅馬大使哈塞爾，原定在新的反納粹政府中接管指導外交政策的權力，分別在十一月十日和九月八日被處死。弗里茨馮．德．舒倫堡伯爵在八月十日死於絞刑架下。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菲爾基貝爾將軍也在同一天被處決，七月二十日他在拉斯登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經談過。

夜色初降，倫斯德的總部接到報告說，倫敦的英國廣播公司正在給法國抵抗運動發出數量多得異乎尋常的密碼電訊，從瑟堡到勒阿弗爾的德國雷達站遭到了干擾。夜間十時，第十五軍團截獲到英國廣播公司發給法國抵抗運動的一份密碼電訊，第十五軍團相信內容是告訴他們進攻即將開始。該軍團遂立即進入戒備狀態，但倫斯德卻認為不必對第七軍團發出警報。而盟軍在此刻——快到午夜時分——正在向這個軍團防守的西端海岸（在岡和瑟堡之間），千船齊發，蜂擁而來。

「『（弗洛姆說）唉，霍普納，這件事情真使我傷心。你知道，我們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同志。你讓自己捲進了這件事情，不能不承擔它的後果。你要同貝克走同樣的路嗎？要不，我就要立即逮捕你。』」

他們送命的經過是迅速而野蠻的。他們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長羅蘭．法賴斯勒主持審判。法賴斯勒大概可以說是第三帝國中繼海德里希之後最陰險和最嗜殺的納粹份子，本書以後還要提到他。他們被判定犯了叛國罪，宣判死刑。在受訊時，沙菲．舒爾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厲害，她出庭的時候，有一條腿已經折斷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對法賴斯勒的野蠻威嚇，她平靜地回答：「你同我們一樣都知道，這場戰爭已經輸定了。為什麼你這樣卑怯，不敢承認這一點？」

大約在爆炸發生之後兩小時，漸漸有了線索。在會議室管理電話交換臺的上士報告說，有一個曾經對他說在等柏林長途電話的「獨眼上校」從會議室出來，不等電話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房子。參加會議的有些人這時想起來，施道芬堡曾經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檢查哨的衛兵室報告，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在爆炸剛剛發生之後通過了這些崗哨。

到了這時，密謀份子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希特勒採取經常改變日程的手法，他們的計畫必需大加修改。他們看到，希特勒肯定會出現的場合是每天兩次同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的將軍們的軍事會議。必須在這樣的一次會議上殺掉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個名叫施道芬堡的青年軍官，代表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來到拉斯登堡大本營，準備參加中午的會議，作關於陸軍補充問題的報告。在他的皮包裡，有一顆定時炸彈。這次會議臨時取消了，因為希特勒到上薩爾斯堡度耶誕節去了。

一九四三年二月裡的一天，巴伐利亞納粹黨領袖保羅．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給他的一批這種信件之後，召集了學生開會。他在會上宣佈，身體不合格的男生——身體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陸軍服役——將被分配去做某種更有用的戰時工作。接著，他不懷好意地對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們為了祖國的利益每年生一個孩子。

在隆美爾說話的時候，希特勒打斷了他好幾次，最後索性不讓他說下去：「你不用為戰爭的未來發展操心，還是為你自己受到進攻的防線操操心吧。」

這兩個獨裁者和他們的隨從走去喝茶。這時大約是下午五點鐘。跟著就出現了一個滑稽的場面，這個場面使我們看到了狼狽不堪的納粹頭子們在第三帝國發生一次最大危機時的一幅很有啟發性的，如果說不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這時，根據希特勒的手令，拉斯登堡的通訊系統已經恢復，開始收到來自柏林的報告，說明在柏林，同時也可能在西線，已經爆發了軍事叛變。元首手下高級將領之間爆發了壓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們爭吵的聲音震動屋頂，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則沉默地坐著，心裡在盤算，墨索里尼則不好意思地紅著臉。

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在快到八點鐘的時候終於來了。他身著正式制服，揮動著元帥權杖，準備接受武裝部隊新任總司令的職務。但他似乎立即發覺，政變已經失敗了。他對貝克和施道芬堡大發脾氣，說他們把事情全都搞糟了。在被審訊的時候，他對法官說，當他聽說連廣播電臺都未佔領時，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沒有得手。其實，這時他以陸軍元帥的權威本來是可以號召柏林和國外的更多的部隊司令官的。但他並沒有盡到力量，他在班德勒街那座大樓裡只待了四十五分鐘，就又大踏步地離開了——離開了現在看來敗局已定的謀反。他乘著他的曼爾賽德斯牌汽車，回到他在這決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掉七小時的佐森。他對軍需總監華格納將軍說，起事已經失敗，然後又乘車回到三十英里外他的鄉村別墅。第二天，他在那裡被一個名叫林納茨的陸軍將領逮捕了。

施道芬堡、他那些參加克萊騷集團的朋友以及像前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這樣一些密謀份子，早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事實上，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包括施道芬堡在內）都是「東方派」——雖然反對布爾什維克，但是親俄。有一個時期，他們認為同俄國達成較有利的和平協定，比同西方盟國還可能容易一些。俄國通過史達林本人的多次聲明，在它的廣播宣傳中，曾經強調它不是對德國人民作戰，而是對「希特勒份子」作戰；而西方盟國卻只是口口聲聲他講「無條件投降」。但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蘇聯政府在盟國外長莫斯科會議上正式宣佈完全贊同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的卡薩布蘭卡宣言，這時密謀份子才放棄了這種主觀願望。

弗洛姆對奧爾布里希特和霍普納說：「先生們，你們準備好了嗎？我必須要求你們快一點，這樣才不致於使別人太為難。」

他很快下定決心要消滅這些人。他雖然拒絕積極參加謀反活動，但好幾個月以來他對謀反活動一直是知情的，並且庇護了行刺的兇手，也沒有上報他們的計畫。因此他要消滅這些人，不但為了滅口，還要使自己成為敉平叛亂的人，向希特勒邀功。在納粹匪徒世界裡，要想這樣做已經太遲了，但當時弗洛姆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炸彈永遠沒有被發現。當天夜裡，特萊斯科夫打電話給勃蘭特上校，隨意地問起他是不是已經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給斯蒂夫將軍。勃蘭特說，他還沒有功夫辦這件事情。待萊斯科夫就叫他別送去了，因為瓶子弄錯了，施拉勃藍道夫明天有點公事到那裡去，將托他把想送給斯蒂夫的真正好白蘭地捎去。

在那裡又接到更壞的消息。六月二十日，期待已久的俄軍攻勢在中路開始了。攻勢十分猛烈，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銳部隊的德軍中央集團軍幾天之內被完全擊潰，防線被撕了一個很大的缺口，通往波蘭的道路被打開了。七月四日，俄國人越過了一九三九年波蘭東部邊境，向東普魯士推進。最高統帥部迅速調集所有可用的後備部隊，趕去保衛祖國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還是第一次。這使西線德軍更加陷於無可挽救的命運，因為從現在起，他們不可能再指望得到任何為數較大的增援部隊了。

弗洛姆：「施道芬堡還沒有回來。」

一九四四年一月，隆美爾就任西線日集團軍司令，這支部隊是用來抵禦英美渡海進攻的主力的。在法國時，他開始同兩個老朋友往還很密，一個是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軍事總督亞歷山大．馮．福肯豪森將軍，另一個是法國軍事總督卡爾．海因里希．馮．施圖爾納格爾將軍。這兩個將軍都已經參加反希特勒的密謀集團，他們慢慢地把隆美爾也引進來。他們對隆美爾進行的工作，得到後者一個擔任文職的老朋友卡爾．施特羅林博士的協助。施特羅林是斯圖加特市長。同本書許多人物一樣，一度是一個熱心的納粹份子，但現在戰爭正走向失敗，許多德國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軍轟炸下很快地成為一堆堆廢墟，他就開始另作打算。他在這條道路上又得到了戈台勒博士的幫助。一九四三年八月，戈台勒曾勸他參加起草一個給內務部——現在由希姆萊擔任部長——的備忘錄，聯名要求停止迫害猶太人和基督教會，恢復公民權利和重新建立一個不受黨和黨衛隊一秘密警察干預的司法系統。施特羅林通過隆美爾夫人，把這個備忘錄送給這位陸軍元帥，這個備忘錄似乎對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銀行家瑪律克斯和雅可布．瓦倫堡會晤。他們是他的老朋友，在倫敦有密切的商務關係和私人關係。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倫堡舉行了一次會晤，戈台勒催促他設法同邱吉爾接上頭。密謀份子要求事先從這位首相那裡得到保證：如果他們逮捕希特勒並推翻納粹政府，盟國就同德國媾和。瓦倫堡回答說，根據他對英國政府的瞭解，要它作出這樣的保證是辦不到的。

當法賴斯勒怔了一陣之後又追問這個問題的時候，約克想作解釋。「庭長先生，我在偵訊時已經說過，納粹主義是這樣一種思想，我——」

八月十七日瓦爾特．莫德爾元帥來接替克魯格。克魯格事先並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職，只是到莫德爾突然出現後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魯格，要他報告今後在德國的行蹤。這是一個警告，說明他已被懷疑與七月二十日的叛變有關。第二天他寫了一封長信給希特勒，然後就驅車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了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