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由此可見，諸葛亮執行的，實際上是一條「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或者「反常曹操的曹操路線」。而且，諸葛亮走得還更遠。曹操這個人，是有理想無藍圖。他只知道不能再走東漢的老路，卻不知道新路該怎麼走。對於自己要走的新路，也不是堅信不移或者心中有數，常常會犯錯誤或者打退堂鼓。他殺邊讓，屠徐州，向世家大族示威，結果把自己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他戰袁紹，征烏桓，意志還不如荀彧、郭嘉堅定，堪稱險勝。他那個最重要的政策——唯才是舉，也遲至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年）才提出。這時已是赤壁之戰以後，曹操本人也五十六歲了。可見曹操一直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然後糾錯，然後再錯。他的「法家寒族路線」，其實是一步一步摸索出來的。

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認為就在於他要建立一種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從階級關係講，是庶族的；從意識形態講，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這個人一樣，也是要打折扣的。因為歷史證明，最適合帝國的統治階級，就是庶族地主；最適合帝國的意識形態，卻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後的政治路線，既不是袁紹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這只能在經過了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試錯之後才能實現，以司馬家族為代表的士族政權也有歷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誤，豈能不敗？

但是這樣一來，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愛國的，你既然沒有篡逆之心，那又為什麼要把皇帝架空呢？於是一些維護諸葛亮名譽的人，便只好一口咬定劉禪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劉禪並非無能的學者，便不免懷疑諸葛亮權慾太重，擅權心切。其實這兩種說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願以最大的善意猜測，諸葛亮的「虛君實相」，乃是一種制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象徵國家的主權和統一；丞相做實際上的政府首腦，負責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西漢初年就有這麼一點意思。若如此，則無疑是當時最好的制度。諸葛亮的蜀國，也堪稱當時的「政治特區」。可惜這事只有實踐，沒有理論，更沒有形成法律，即沒有真正成為制度。再加上諸葛亮壯志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實在讓人痛惜。

然而在我看來，作為歷史人物的曹操和諸葛亮，不過是長江的前浪和後浪；作為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曹操和諸葛亮，則不過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這枚硬幣就是人性的兩面。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諸葛亮既然是「後浪」，那麼，作為「前浪」的曹操，也就hｅtｕbｏok.ｃｏｍ.ｃｏｍ只好「死在沙灘上」。

不過曹操殺孔融，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倒不完全出於他們的個人好惡，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需要。這種需要，也不單單只是鞏固政權，還與他們的政治路線有關。實際上，自從董卓把天下搞得大亂，幾乎所有的有志之士和有識之士，都在思考秩序的重建問題。前面我們講，董卓是舊秩序破壞者，袁紹是舊秩序的維護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其實諸葛亮也是新秩序的建設者。而且，袁紹和曹操也都認為秩序必須重建，分歧僅僅在於如何重建。這個分歧，按照田餘慶先生《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一文的說法，就是袁紹要讓世家大族牽著，走東漢的老路；曹操卻要有所改革，反過來牽著世家大族走。

諸葛亮則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藍圖。我們看諸葛亮的治蜀，是那樣的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可見心中有數。也就是說，他有著明確的建國方略和執政理念，他其實是要在總結兩漢政治得失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制度。這個新的制度，從諸葛亮的實踐看，我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字：虛君實相，依法治國。後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諸葛亮就更純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貪腐，諸葛亮那邊就廉潔得多。這其實也是「條件和局勢」所使然。曹操被士族和名士包圍，對他們又有所借重，不能不多少作些讓步。實際上正如田餘慶先生《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一文所言，魏蜀兩國有許多事情不可同日而語。曹魏在中原，在中央，士族雲集，是大局面；蜀漢在益州，在地方，名士不多，是小局面。所以同樣一件事，在曹魏會引起軒然大|波，在蜀漢就只有些微波瀾。比如諸葛亮殺彭羕，就遠沒有曹操殺孔融的影響大，甚至鮮為人知。這裡沒有替曹操辯護的意思，只是想說明凡事必須具體問具體分析而已。

依法治國是曹操也做的，虛君實相則可能只是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從實際情況看，曹操為相與諸葛亮為相並沒有什麼兩樣，即都是丞相大權獨攬，皇帝形同虛設。漢獻帝固然是傀儡，劉阿斗又何嘗有權？至於諸葛亮本人，就連職務也和曹操一模一樣，即都是開府的丞相。都封了縣侯（曹操武平侯，諸葛亮武鄉侯），都領州牧（曹操領冀州牧，諸葛亮領益州牧）。但是，曹操後來還封了魏公，建了魏國，稱了魏王，曹丕還奪了帝位。所有這些事，諸葛亮都沒有做。這就大不一樣。有什麼不一樣呢？就是誰都會認為，曹操的「虛君實相」，其實是為了自己「篡位奪權」，諸葛亮就不是。因為他既沒有封什https://m.ｈetubｏｏk•coｍ•ｃom麼公，建什麼國，稱什麼王，去世以後也沒有把相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諸葛亮的「虛君實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前面講過，三國之主均非士族，而劉備的情況又較特殊，即名為宗室，實為寒門。據《三國志．先主傳》，他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此為「貴」；但從小「與母販履織蓆為業」，又為「貧」。所以劉備的出身，既非「貧賤」又非「富貴」，也許只能杜撰一個詞——「貧貴」。這樣一種出身，就使他具有了雙重身分，在士族和寒門兩方面都受歡迎。這樣看，劉備確實「得人和」。但劉備的人緣好，我認為更得益於他「販履織蓆」的經歷。這種社會底層的生活，會使他懂得民間疾苦，也使他更能理解人性。這方面，他倒是像曹操。像曹操這樣出身「污濁」和劉備這樣出身「貧寒」的人，骨子裡是不會喜歡那些士族和名士的，尤其不會喜歡他們的虛張聲勢和自命清高。他們更願意和那些寒族、庶民打成一片。事實上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比如關羽、張飛，就都不出身於名門望族。尤其是關羽，對士族、名士、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張飛則相反，見《三國志．張飛傳》）。我甚至認為，曹操那麼欣賞關羽，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原因，就是關羽比他還蔑視士族。那麼劉備呢？劉備對名士們還是比較客氣的。但從骨子裡講，也未必喜歡。比如蜀中名士張裕，就因為出言不遜被劉備殺掉。據《三國志．周群傳》，劉備當時說，就算是蘭花，如果擋在門口，也得除掉（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口氣，和曹操沒什麼兩樣。

其實曹操又何嘗不是這樣！千百年來，曹操可能是被議論最多的歷史人物之一，至今仍然有人為他爭論不休，可謂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呢？他得到的客觀、公正、深刻的評價又有多少呢？我聽到的，往往只是一片「道義的憤怒」。這種態度，可是恩格斯不以為然的啊（見恩格斯一八八五年為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所寫的《第三版序言》）！

這裡無法對曹操作全面的分析和評價（對諸葛亮也一樣），只想簡單地說說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在我看來，曹操的功績主要不在統一，他的問題也主要不是奸詐和殘酷。統一不是曹操的特權，也不是他一個人的事。劉備和孫權，都有統一天下的資格，也都為後來的統一作了準備，做了貢獻。至於奸詐和殘酷，倒是有的，不必為他粉飾和辯解。但要指出，他的奸詐和殘酷其實是被誇大了的。這一點，早有許多歷史學家作了辯正，勿庸贅言。

在許多人看來，曹操和諸和圖書葛亮，不但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這當然不無道理。不要說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有天壤之別，即便他們的「歷史形象」，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是這些原本就存在於歷史中的差異，才使他們在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變成了「針尖對麥芒」的「漢賊不兩立」。但是，如果我們徹底拋棄王朝正統的無謂爭端，暫時擱置個人品質的道德評價，僅僅著眼於階級立場和政治路線，那就不難發現他們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也就是說，他們的建國道路和執政理念，都與袁紹的「儒家士族」路線不同。曹操的做法已不用多講，要說的是劉備和諸葛亮。

現在我們知道，士族地主階級為什麼那麼不待見曹操了。因為曹操擋了他們的路，耽誤了他們的時間。前面講過，士族在東漢末年，已經是統治集團的主要力量。他們要成為統治階級，也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和平過渡，二是武裝鬥爭。董卓入京，使前一種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戰，又使後一種方式化為泡影。這個時候，能夠奪取政權的，就只有非士族出身的軍閥。而且，也只有暫時撇開袁紹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線」，他們才能成功。這就是劉備、孫權等人能夠在「後袁紹時期」勝出的原因。顯然，這些非士族的軍閥出了頭，這些非士族的政權得了勢，說起來都因為「前有車，後有轍」，曹操起了「帶頭作用」。因此，士族地主階級肯定要將自己滿腔的憤怒，都傾洩到曹操身上，懷著刻骨的仇恨將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義，曹操便不可避免地從英雄變成奸雄。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相對而言，諸葛亮對名士比較同情。劉備殺張裕的時候，諸葛亮就曾出面相救，只不過沒能救下來。他接管蜀漢政權以後，對蜀中名士如杜微、譙周也都禮遇有加（所以譙周反蜀漢不反諸葛）。這並不奇怪，因為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和法正、張昭、魯肅他們一樣，也是流亡北士（龐統則是荊州名士）。但諸葛亮並不單單是士人，他還是蜀漢丞相。這個身分和角色當然更重要。因此，當名士們行為或言論危害到蜀漢政權時，諸葛亮也不會客氣。甚至也會像曹操那樣「以言治罪」。比如「楚之良才」廖立，就被廢為庶民，罪名是「誹謗先帝，疵毀眾臣」。「荊楚名族」來敏，也被廢為庶民，罪名是「亂群」。益州名士彭羕則被處死，時年三十七歲。

不過諸葛亮的不幸還不在這裡，而在於他的想法並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國家又最先滅亡。其實諸葛亮一去世，他的實驗就不再繼續；蜀國一亡，他的理想就徹底破滅。甚至就連崇拜、緬懷他的人，也https://www.hetubook.com.com是只念念不忘他的「興復漢室」，耿耿於懷他的「出師未捷」，真正有意義的「依法治國」和「虛君實相」則少有人提起，這豈非不幸？有人說，偉大的人物都是孤獨的。我相信諸葛亮也如此。

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與袁紹相反，與曹操相似，也是不走東漢老路的。所謂「東漢老路」，無非是繼續讓世家大族「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為豪強」。但是我們看諸葛亮的做法，何曾有一點這種意思？他堅持漢初的「察舉制」，就是不讓士族壟斷仕途；他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就是不讓士族控制輿論。至於豪強，諸葛亮的政策是兩個字：抑制。

實際上諸葛亮和曹操一樣，也是非常務實的人。不信你看他的《隆中對》，可有一句空話？沒有。他的其他表章、奏摺、教令，風格也如此。《魏氏春秋》說，諸葛亮在軍中，但凡罰二十軍棍以上的，都要親自主持（皆親攬焉）。這事常常被認為不可信，或者被用來證明諸葛亮不會管理。誠然，身為一國之相，事必躬親到如此程度，當然或者不可信，或者不可取。但我認為，每罰二十軍棍都要親臨現場，大約不可能，經常去看一看，或者不定期地親自主持，則完全可能。因為非如此不足以做出表率，非如此不足以嚴明法紀，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吏員們徇情枉法徇私舞弊。這正是諸葛亮務實精神的體現。這樣務實的人，怎麼會喜歡那些誇誇其談、只會說不會做的「名士」？

這無疑是一個大話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得先弄清楚，諸葛亮的蜀漢，是不是「在某種意義上」執行了「曹操的路線」。

諸葛亮討厭彭羕，和曹操討厭禰衡、孔融是同樣的原因，這幾個都屬於最讓人討厭的一類名士，即所謂「浮華交會之徒」。此類名士的特點，是名氣大脾氣也大，學問大派頭也大，好發議論，口出狂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據《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殺孔融之前，曾寫信給他，說我曹某身為人臣，雖然「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但「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整治那些「浮華交會之徒」，還是綽綽有餘的。諸葛亮的想法，當與此相同。他廢來敏的時候，就有「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的話。可見來敏就是蜀國的孔融，彭羕則是蜀國的禰衡。這樣的人，無論在曹魏還是在蜀漢，都不受歡迎。

其實諸葛亮和曹操一樣，既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又是舊制度的改革者。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說，曹操在北方，諸葛亮在蜀國，都「革去了一些東漢的惡政」。田餘慶先生《關於曹操的幾個問題》一文則說，曹操「去浮華、清吏治、抑豪強」，與袁紹形成鮮明的對比，只有諸葛和-圖-書亮「可以同他比擬」。這實在是史家之篤論。

蜀漢終於被曹魏所滅，讓人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遺憾。這不僅因為在諸葛亮的領導下，蜀漢其實是治理得最好的；還因為此時的曹魏，早已不是曹操理想中的國家，諸葛亮的蜀漢反倒在某種意義上執行了曹操的路線。然而，執行了曹操路線的蜀漢，卻被拋棄了曹操路線的曹魏所滅，此天意耶，抑人謀耶？

彭羕之死與孔融、禰衡頗有相似之處。他的罪名，大約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因為他對馬超說了「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也」的話。但彭羕辯解，說他這話是要馬超在外建立武功，自己在內輔佐劉備，共同討伐曹操，並沒有謀反的意思。這事依我看多半是一筆糊塗賬。因為彭羕的為人，是「姿性驕傲，多所輕忽」，一副名士派頭，說話從來就不計後果。比如他在對馬超說那些話之前，就說了劉備「老革荒悖」的話。後來彭羕在獄中上書，又說「主公實未老也」，自己不過酒後失言。可見彭羕平時胡說八道慣了。這回也一樣，不過信口開河。但彭羕雖無謀反之意，卻有謀反之嫌，所以諸葛亮能殺他。《三國志．彭羕傳》說得很清楚，諸葛亮對彭羕表面上客氣，（外持待羕），實際上討厭（內不能善），曾多次私下裡提醒劉備（屢密言先主），說彭羕不可重用（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這回總算找到機會，鋤掉了這棵擋在門口的「蘭花」。

這可不是我們希望的。我們的希望，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不斷變新浪」。但，歷史的長河果真能夠如此嗎？

何況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誤，就是為曹丕的稱帝創造了條件。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想，如果曹操不稱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國，哪怕曹家世代為相，事情恐怕也會兩樣。可惜曹操太迷戀那最高權力了，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想當年，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崙發動政變時，馬克思就曾預言：「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我們也可以套用一句：當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時，曹操就只能等著被畫成一張大白臉了。

就在曹操走向地獄的時候，諸葛亮也走上了神壇。不可否認，諸葛亮身上有太多閃光的精神。他的心繫天下，憂國憂民，鞠躬盡瘁，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以身作則，都堪稱千古楷模。但諸葛亮成為神，卻並不完全因為這些。主要的原因，還是社會需要典型。帝國統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則需要一位代言人。這和曹操變成鬼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