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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當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不發生直接關係時，他們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說，不管閒事，遇事繞著走，以免引火燒身等等。但當群體受損會直接導致個人利益受損時，他們也會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較長時間排隊而秩序有可能紊亂時，就會有上海人主動出來維持秩序。因為自己來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隊，該得的總能得到；秩序一亂，則倒霉的沒準首先就是自己。

所以，上海人與上海人之間，一般賬都算得很清。我不佔你的便宜，你也別想佔我的便宜。於是，就會出現這樣「可笑」的事：幾戶人家共用一個樓道，每家都安一盞路燈，開關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這在外地人看來就是「自私」或「小氣」，在上海人看來則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糾紛。生活原本已經不易，再為這些小事徒起糾紛，既傷和氣又費精神，是不合算的。當然，上海人當中，也有喜歡佔別人便宜的人。但因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佔也不容易。

同樣，上海人在於己無損的前提下，也會助人為樂。比方說，在公共汽車上為其他乘客和售票員傳遞錢票，上海人叫「擺渡」。在自動投幣的制度形成之前，「擺渡」是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售票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拒絕「擺渡」也是屬於「拎不清」一類的。因為「擺渡」對你並沒有甚麼壞處，不過舉手之勞，如果也拒絕，就太不像話。再說，誰都有需要別人「擺渡」的時候，大家都不肯「擺渡」，大家都沒有車坐，其中也包括你。

對於傳統社會主張的木訥，同樣也要進行分析。

這樣一來，傳統社會的某些東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來。但必須指出，它們是經過了上海文明的「包裝」和「洗禮」的。洗禮成功的也許很精采，包裝失敗則可能很尷尬。如果既有傳統的一面，又有現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麼好的一面，就會糟糕透頂。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說，傳統社會注重群體生活，人與人之間互相關心，人情味很濃，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隱私；現代社會尊重個人權利，反對干預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漠不關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兩方面缺陷於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氣吝嗇，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該管的公共事務能躲就躲能賴就賴；卻又愛窺人隱私，說人閒話，搖唇鼓舌，撥弄是非，你說討厭不討厭呢？這種人見人憎的「小市民氣」，只怕是連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總之，上海人是一群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游移著的「城市部落人」。他們的根在中國傳統文化，枝葉卻又沐浴著歐風美雨。這就使他們身上既有優勢互補的精粹，又難免不倫不類的尷尬。於是，當別人議論他們時，一旦事涉敏感之處，就會演出戲劇性的衝突來。ｗwｗ•ｈetubｏｏｋ•ｃｏm.coｍ

上海人壞嗎？不壞。即便某些人有點壞，也多半壞得有分寸，正如他們雖然精，卻多半精在明處一樣。精在明處，正是上海式精明的特點，也可以看作是對「精明」二字的又一種解讀。既然是精在明處，就不能說「很壞」了。至於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壞」的依據。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慣上海人。上海人只不過是在上海「欺負」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國各地「誹謗」上海人，誰更「壞」來著？

外地人與上海人的矛盾，說到底，其實就是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慣上海人之處，歸結起來，主要無非三條：小氣、精明、自私。上海人有這些毛病嗎？有的。一般地說，上海人都比較「摳門」，不大方。要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幫助別人，有時比登天還難。比方說，在舊上海，吸煙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說「借」，得說「討」。如果說「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幾時還？」（徐國楨《上海生活》）這就讓人覺得小氣。即便現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還是摳摳搜搜的，斤斤計較，甚麼賬都算得很精。誰要想佔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楊東平講過一個在北京流傳甚廣的「經典笑話」：一個上海兒童花一分錢買了一根針，而針的價格是兩分錢三根，因此這個兒童拿了針以後還不肯走，對售貨員說：「你還得找我兩張草紙。」這個笑話的真實性當然無從考究，但誰聽了都覺得「像」。

拎不拎得清，是檢驗一個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標準之一。這個標準有時比精明不精明還重要。一個人如果「拎不清」，那麼，哪怕他一口標準的上海話，或者顯得很精明，上海人也會從骨子裏看不起他。因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則是假精明。比如「吊車」就是。所謂「吊車」，就是當公共汽車上乘客已滿，上不了人時硬擠上去，致使車門關不上，車也開不走。這時，平時「自私」、不愛管閒事的上海人就會和售票員一起勸告或聲討那個吊車的人。原因很簡單：這個人已經損害了大家的權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實際的好處，是典型的「拎不清」。對於這種「拎不清」的人，是沒有甚麼客氣好講的。

其實，「城市部落人」的尷尬不僅僅在於「來路不明」，更在於他們被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裏外不是人。因為他們身上的現代性很難為傳統社會中人所理解，而傳統社會賦予他們的劣根性又不可能完全被鏟除。結果，不管在誰眼裏，上海人都很「壞」。

實際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份出於天性外，也有一部份是出於人情世故的考慮。在外地人那裏，當有人開口言借或有求於你時，即便自己心裏不願意或其實辦不到，但為面子人https://m.hetubook.com.com情故，也得作豪爽狀，否則你今後就別想做人。不過，由於豪爽已成為北方人的「文化無意識」，大家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做狀」。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條件。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節目曾討論過這個問題。主持人崔永元問一位東北嘉賓：節目做完後，我們幾個一起去吃飯，誰買單？那個東北人說，當然我買單。主持人又問，如果在座的所有觀眾也一起去吃，您還買單嗎？大家一聽都笑了起來。可見豪爽也不是無條件的。既然有條件，不如先把條件講清楚。否則，咱們豪爽起來雖然比上海人可愛，卻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氣」真實。

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確實不太「自私」。因為中國傳統社會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請參看拙著《閒話中國人》），也就無「私」可「自」。傳統中國是「鄉土中國」，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家庭組織為本位的社會。家固然是「家」，國同樣也是「家」。一家人，分甚麼公私分甚麼你我呢？然而市場經濟卻要求產權明晰，否則就無法進行商品交換，因此，一個按照市場規律來運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來管理的社會，必然極其看重個人權利。這個個人權利，既要靠法律來保護，也要靠自己來保護。上海人的「自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於對個人權利的自我保護，包括「關儂啥事體」的口頭禪，也包括購物時的錙銖必較和挑三揀四。應該說，在這些場合被外地人視為小氣、精明、自私的行為，其實表現了一種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法律自覺。儘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一分錢買一根針還要找兩張草紙），然而權利再小也是權利。你可以放棄這個權利（因為這個權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沒有權利笑話別人的堅持和維護。難道因為權利太小就不該維護，放棄自己的權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無私？

有三種木訥。一種是天生愚鈍，一種是憨厚謙和，還有一種是裝傻賣呆。天生愚鈍並不可取，當然也無可救藥，可取的是憨厚謙和。中國傳統社會是欣賞憨厚謙和的。一個憨厚謙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單位都會討人喜歡受到歡迎，得到諸如忠厚、老實、容易相處等好評。上海人卻很難給人這種印象。他們大多一臉的精明相，腦子轉得飛快，眼珠還沒轉完就完成了若干個運算程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結論。他們說起話來也飛快，像打機關槍連珠炮似的，裏裏外外都透著一股子精明。何況他們的話又那麼多，正所謂「上海鴨子呱呱叫」。這些都讓主張憨厚謙和，主張少說話多做事、「敏於行而訥於言」的人反感，心裏覺得不快。

當然，上海人也爭名奪利。但，請問哪個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況，除野心極大者（這樣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爭奪自己那一份，或他們認為是自己應得和*圖*書的那一份。比如擠公共汽車，或在地鐵一開門時就飛快地進去搶座位。這時，他們確實不會顧忌別人。因為在他們看來，每個人應得的那一份，應該由每個人自己去爭取，而不是由別人來謙讓。如果爭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戇大」。你應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奪不來，別人又能怎麼樣？說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應得的，否則怎麼奪不來？

上海人也是從傳統社會過來的，他們不會不懂這個道理。但是上海人卻不能不精明。因為上海不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而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現代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未經算計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不會算計的人也是無法生存的。因此對於上海人來說，精明就不但是一種價值，一種素質，更是一種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評的，所以我們也不能批評上海人的精明。更何況上海人還精在明處，這總比精在暗處好。第一，他沒有做假，他是公開的對手。即便他會有損於你，也是公開宣戰，而非背後偷襲。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對等的。他有權精明，你也有權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樣精明，他就無損於你。如果你比他還要精明，他還會甘拜下風。也就是說，精明面前人人平等。這其實是一種有規則的遊戲和競技，比傳統社會的「無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對付多了。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上海人其實是非常單純可愛的。他們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為精明是他們「部落」的圖騰，所以他們看不起「反應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應比他們還快，算計比他們還精，他們就會睜大眼睛以欣賞的目光看著你，不再把你當「外地人」。在這一點上，上海人其實比外地人更豁達。他們更看重文化的認同，而非地緣的認同。這也正是一個現代社區人的特點。

事實上，上海人雖然精明，卻並不主張佔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們稱為戇大、洋盤、阿木林、十三點、豬頭三、冤大頭，卻也鄙夷精明過頭損人利己，對諸如掉包、掉槍花、耍滑頭、摜浪頭、開大興、搗漿糊、老門檻、不上路等等不以為然。上海社會的正面值是「精在明處」，是「利己不損人」，是「自私得合理」。這個「理」就是：你的權利是你的，我的權利是我的。你不願意損害你的權利，我也不願意損害我的權利，因此大家都別損害別人的權利。如果你能不損害別人的權利而獲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來干涉。但如果你損害了別人的權利，別人就會不答應，最後你自己也會倒霉。懂得這個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則，就叫「拎不清」。

然而，並非所有的上海人都像外地人想像的那樣小氣、精明、自私。也許是「人以hetubook.com.com群分」的緣故，我的上海朋友就不這樣。他們有的豪爽，有的憨厚，有的還挺愛打抱不平。況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氣、精明、自私吧，又招誰惹誰啦？事實上，上海人雖然小氣，卻不貪婪；雖然精明，卻不陰險；雖然自私，卻不損人。那麼，為甚麼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氣、精明、自私，就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不為別的，就因為它們和傳統價值觀念衝突太大。傳統社會以豪爽為尚，自然鄙視小氣；以木訥為美，自然討厭精明；以謙讓為德，自然憎惡自私。更可氣的是，上海人不但有這些「毛病」，而且還要把這些「毛病」公開地、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一點面子也不講。就拿「借火」一事來說，從理論上講，火當然是不能「借」的，因為「還」不了。但正如「光」不可「借」卻仍要說「借光」一樣，把「討火」說成「借火」，無非是有點人情味。一般地說，除借高利貸外，可以開口言借的，不是親戚、朋友，便是熟人、鄰居。如果說「討」，則不但自己變成了乞丐，雙方之間也顯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這一套，偏要認他那個商業社會的「死理兒」：借就是借，討就是討，有借有還，再借不難。既然根本「還」不了，就乾脆說討，別說甚麼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請問甚麼時候還？有沒有利息？這就一點人情味也沒有了，而傳統社會是極其講究人情味的，結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別討厭上海人。從道理上講，上海人並沒有甚麼錯，但在感情上，卻讓人接收不了。

可見，傳統社會中人，也並非都木訥，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訥內心世故的人，其實比滿臉精明樣的上海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並討人喜歡，則精明也就必然會遭到批判並引起厭惡，何況上海人還「精在明處」？精在明處又有甚麼不對呢？精在明處，就等於公開不把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審美標準放在眼裏，這就會引起公憤，而公憤因為是「公」，也就不論對錯，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歷史上那些滿臉聰明相的人，幾個有好下場？

可是，北京人話也很多呀！怎麼北京人就不讓人反感呢？的確，北京人的話是很多，而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話交談時話才多，要他們用普通話和外地人交談，有時反倒有點木訥，說不了多少話。北京人可不管談話對象是誰，一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所以，在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誇誇其談，言不及義，愛耍貧嘴。但也僅此而已。因為北京人的「貧」，給人的感覺是「油」；上海人的「快」，給人的感覺卻是「精」。精明寫在臉上，露在話裏，是不會讓人賞心悅目的。油嘴滑舌雖然有些討厭，卻不可怕。如果說的是閒話，則還有些喜劇性，就像聽相聲。再說，「大智若愚，大奸若忠」，耍貧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沒甚麼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勁，讓和_圖_書人覺得其實是另一種憨厚。

顯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個人權利和利益的認識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認識到，個人權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東西，它只能存在於與他人、與群體的種種關係之中。要維護個人的權利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這些關係，然後作出相應的判斷和決策。比方說，這件事該不該管，這個眼前的利益是不是應該先放棄等等。理得清這些關係的，就叫「拎得清」。否則，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舉「吊車」一事為例。「吊車」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們要想走，就得讓我上去。」在北京則是：「我就要上來，你能把我怎麼樣？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結果當然是果真誰也走不了。北京的司機和售票員的心理是：「走不了？我還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來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則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別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了。想讓我給你讓個地方上來？沒門兒！」不難看出，北京人在考慮問題時，是以群體為本位，並作最壞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慮問題時，卻以個人為本位，並力爭最好的前途：「不管這個『閒事』，我就走不了。大家都來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結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棄群體利益的同時也放棄了個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維護個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維護了群體的共同利益。

那麼，上海人的「自私」呢？也是現代社區人的特點麼？是的。

但，正如豪爽要有條件，憨厚謙和也要有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與世無爭。大家都不爭，也就容易憨厚謙和起來。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過也得是在所謂「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風淳樸」的地方。一旦超出這個條件，則所謂憨厚謙和，也就往往與裝傻賣呆無異。裝傻賣呆也有兩種。一種是自我保護，免得名高招忌樹大招風，出頭的椽子先爛。另一種則是以退為進，表面上裝得傻呼呼的，其實心裏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備，他就會趁人不防悄然下手，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損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說：「悶頭雞子啄白米，啄的顆顆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會叫的狗不咬」，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謙和，常常靠不住。

上海人的這種「合理」有時也會變成「歪理」。楊東平談到過程乃珊講的一個故事：眾人排隊買法式麵包，一人不排隊入內購買。一排隊者不服，找經理反映「走後門」問題。經理拍著他的肩膀說：「我認識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隊；如果我認識你，你也可以不排隊，可惜我不認識你。」這顯然是「歪理」，但大家卻可以接收。因為這種「不公平」後面也有「公平」：只要認識經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隊。既然如此，與其譴責「走後門」，不如多認識幾個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