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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和麥迪遜的理由是，僅有行政官複審立法，力度不夠。麥迪遜說，即使行政官和法官聯手，議會的力量還是會壓倒他們。何況聯合複審對三方都有好處。行政和司法部門捍衛了自己，立法部門則得到了幫助。古文諾．莫里斯也說，一個任期甚短（當時定的是六年，後來改為四年）、在位時間又可以被彈劾的行政官，根本就不足以構成對議會的有效制約。即便加上法官的力量，也不夠。也許，新聞出版會是防止政治弊病的重要手段，可惜現在我們對此還不能盲目樂觀。

事實上，直到一八〇三年，第四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才在聯邦層次上創下了「司法複決」的先例，而且這個裁決正是針對麥迪遜的。事情大概是這樣：第四次總統大選時，民主共和黨人傑斐遜在競選中獲勝（選舉在一八〇〇年，表決在一八〇一年），聯邦黨人亞當斯下台。下台之前，亞當斯任命了一批法官，由當時的國務卿馬歇爾連夜簽署，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午夜法官」。可是馬歇爾簽完字，就下班離任了。第二天，新國務卿麥迪遜來上班，就扣住這批委任狀不發。於是一個名叫馬布利的「午夜法官」，便一紙訴狀把麥迪遜告到了聯邦最高法院。這是聯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正是連夜簽字的馬歇爾；而根據一七八九年的《司法法》第十三條，最高法院有權命令國務卿將委任狀送達被委任人。然而馬歇爾卻並沒有這樣做。他宣佈：儘管原告有權得到這份委任狀，但最高法院卻無權命令被告www.hetubook.com.com（即新任國務卿麥迪遜）將其送達。因為一七八九年《司法法》違憲。這是一份了不起的判決。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用對自己開刀的方式，維護了憲法的崇高性和永久性，也為司法部門贏得了權力和尊嚴。從此，一個三權分立的聯邦政府才算是穩穩噹噹地建立起來，立法問題也才基本上可以讓人放心。因為立法權雖然歸國會獨享，但要受到行政和司法部門的監督和制約。如果總統認為立法不妥，可以否決。最高法院雖然不能參與「立法複審」，卻可以進行「司法複決」，即通過審判案件來裁決某一立法是否合法，實際上是進行了立法複審。這樣，即便參眾兩院分別以二/三多數再否決總統的否決，強行通過某一惡法，最高法院還可以判其違憲，這樣一來，在有可能被惡法傷害的人民前面，便扎扎實實地架起了三道防火牆——兩院分開立法一道，總統立法複審一道，法院司法複決又一道。

這也是一七八七年制憲會議開了很長時間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門，是一種連環扣的關係。國會有立法權，但沒有執法權，也沒有解釋權。法案通過以後，怎麼執行，怎麼解釋，它都無能為力。總統有執法權，但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解釋權。他不能想立法就立法，想立甚麼法就立甚麼法，也不能隨心所欲對法律任意詮釋和歪曲。法官有解釋權，但沒有立法權，也沒有執法權，他不能參與立法和執法，不能對立法和執法指手畫腳www.hetubook.com.com，只能「無為而治」。如果無人告狀，他甚麼也幹不了。何況，就算有人告狀，他也不能違憲。

這是有遠見的。儘管在制憲會議上，威爾遜等人都相信這一權力會很少使用，不過以防萬一而已，但實際情況卻很難說。華盛頓用了一次，亞當斯和傑斐遜一次沒用，麥迪遜和林肯各用了七次，富蘭克林．羅斯福卻用了六百三十五次。現在，這一否決權已成了總統和議會談判的籌碼。每當議會討論立法時，總統就會揚言，如不如何如何就要行使否決權。議會則必須權衡利弊，或者做出讓步，或者堅持到底。

議員的問題解決以後，對議會可以放心了嗎？還不行，因為議會濫用權力的傾向防不勝防。七月二十一日，麥迪遜說，議會有一股強勁的趨勢，要把所有的權力，全部囊括到他的漩渦，這是危險的真正根源。

這樣，議會和議會，議員和議員，官員和法官之間，都架起了防火牆。這個設計主要是在制憲會議上完成的，部份是在後來的實踐中形成的。總體精神，就是防官如防賊，防權如防火，防權力的濫用如防洪。因此，寧肯方案複雜一點，事情麻煩一點，辦事效率低一點，也絕不讓大權在握的人狼狽為奸，為非作歹。

威爾遜和麥迪遜的動議遭到許多人的反對。戈漢姆說，他看不出要法官這樣幹有甚麼好處。法官的人數多於行政官，表決起來，行政官一點優勢都沒有，勢必大權旁落。結果，不是行政官有能力捍衛自己，而是法官有能力犧牲行政官。格里說，這hｔｔps://ｗｗw.hｅtubook.coｍ•ｃom是把法律的解釋者變成制定者，把法官變成國務活動家。他表示，決不能讓法官和行政官結成不正當的聯盟，用他們之間的狼狽為奸和攻守同盟來共同對付國會。拉特里奇說，複審會議人選最不宜考慮的就是法官。立法和司法必須分開，法官只有在司法時才能有發言權。路德．馬丁也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創新。法官本來就有對法律的否決權（即在審理案件時判某一法律違憲），如果再讓他們參加立法複審，法官就有了雙重否決權。何況法官在立法複審時，完全有可能否決得到人民擁護的立法。這就會使法官失去人民的信任，甚為不宜。

路德．馬丁的意思很清楚：與其讓法官參與立法複審，不如讓他在審理案件時判某一法律違憲。對此，梅森回應說，這得等到該法應用到個別案例時，此前則只能眼見立法不公危害民眾而無法反對。這當然也有道理。制憲會議前，各邦雖然也有法官判決某某法律違背該邦憲法的，但這種做法一直有爭議。所以，這個辦法到底行不行，大家心裡沒有底。

議會能夠堅持，是因為它有再否決的權力。六月四日，全體委員會進行表決，結果八邦贊成，康涅狄格和馬里蘭二邦反對，通過決議：行政官有權否決立法，但參眾兩院可以分別以二/三多數再否決。這也是聯邦憲法的規定。這個問題在六月六日，七月十八日和七月二十一日又討論了三次，原因是有人主張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聯合行使否決權。但這個方案最後沒有被接受。七月十八日，行政官獨享立和_圖_書法否決權的提案被一致通過。七月二十一日，威爾遜和麥迪遜再提司法部門參與立法複審的問題，但動議失敗。

議員兼職問題的最後解決是在九月三日，形成的則是一個帶有妥協色彩和回旋餘地的方案，即聯邦議員不得擔任任期內設置或加薪的聯邦文官職務，聯邦官員在任期內不得擔任議員。也就是說，議員不是絕對不許當官。各邦（州）政府的官就可以當，任期前設置或者不加薪的官可以當，即便是任期內設置的，或者加薪，但不是文官（比如是軍官），也可以當。唯一不許當的，是任期內設置或加薪的聯邦文官。這是為了防止議員為了當官就利用立法權大量設置官位，或者先給某一官職加薪水，然後自己去當。總之，是防止他們以權謀私。不過，一個人當了官以後，就不能當議員了。議員當了官員，席位就空缺出來；官員要當議員，就必須先辭職。應該說，這是合理的。正如威爾遜所說，想當官也不是甚麼可恥的事，這種雄心壯志不應該受到責備，但對腐敗則必須防患於未然。

梅森也說，議會的立法不合正義而且有害，是常有的事，不能不對立法實行限制。也就是說，議會是可能通過「立惡法」來「施虐政」的，一旦得逞，猶如洪水猛獸，必須嚴防死守。

議員、總統、法官之間，也是一種連環扣的關係。總統可以否決立法，法官可以判其違憲，但國會可以彈劾總統，法官的任命也要參議院同意，所以議員並不害怕他們。而且，由於法官的任命須經參院同意，所以，儘管這一任命由總統提名，法官卻不欠和圖書總統的人情。總統也沒甚麼可怕的。總統雖然有被彈劾之虞，但發起彈劾的只能是眾議院，審理案件的只能是參議院，主持彈劾審理的則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發起彈劾的不能審判，進行審判的不能主持，而且非經出席議員二/三同意，不得定罪，總不成這麼多人都故意和總統過不去吧？至於人民選舉的議員和實行終身制的法官，當然也不害怕總統。何況總統的任期只有四年，他在任期內能不能任命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還難說。

這也是極有見地的。事實上新聞出版和輿論監督，正是美國人民防止濫權和腐敗的有力武器。但在當時，看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以至於在聯邦憲法中竟然沒有保護言論自由的條款。這就引起了梅森等人的抗議，並有了後來的憲法修正案。這個我們以後再說。

這就必須有人能否決國會的立法。這一點爭議不多（貝德福德反對）。戈漢姆和古文諾莫里斯在七月二十一日都說，大家都同意對議會加以制約，問題是誰來行使這種權力。一種方案是由總統單獨行使，富蘭克林反對。六月四日，富蘭克林說，在殖民地時代，這種否決權被總督頻頻用來搜刮錢財。如不私下和總督眉來眼去，再好的立法也通不過。結果形成慣例，議會先下令充實總督的庫房，總督撈到了好處再簽署法令。梅森也發表了相同的意見，他說這種否決權會被行政官用來和議會討價還價。只要行政官和議會能做成交易，比如隨心所欲地任命官員，把所有的權力都抓在手裡，他就不會自找麻煩地行使甚麼否決權，也可以避免引起公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