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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中秋之夜，母親和姥姥坐在爬滿冬瓜和豆子的涼棚架下，是時皓月臨空，萬籟俱寂。透過葉子之間的縫隙，凝視那無星的光輝，母親情不自禁脫口而出：「今晚月亮好圓喲！」話音未落，姥姥猛然哭起來，轉身跑回房中，母親聽見她邊哭邊對夏瑞堂說：「到你兒子和孫子那裡去吧！離開我和我女兒，你走好了！」她哽咽了一會兒，又說：「你兒子自殺，是我的錯，還是你的錯？為什麼我們要年復一年背著這個包袱呢？不是我不要你去看你的孩子們，是他們不要見你啊！……」自從離開義縣，只有二兒子德貴來看過他們。夏瑞堂當時一言不發。

當地的孩子在街上遇到日本人時，得鞠躬讓路，即使這個日本人比他們還年幼。日本學生常常叫住當地學生，無緣無故就打他們耳光。學生們遇到老師必須恭恭敬敬鞠躬行禮。我母親常對她朋友開玩笑說：日本老師所到之處，就像旋風刮過草地，只見草兒們不斷地彎腰。

老師們常說「滿洲國」是人間天堂。然而，我母親就是小小年紀也能覺察到，如果這是天堂的話，也只是日本人的天堂。日本小孩上的專門學校，那裡設備完善，有良好的暖氣供應系統，光亮的地板和明淨的玻璃窗。而當地的中國小孩則擠在破爛的廟宇和私人捐贈的舊房子裡上課。冬天，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往往不得不中止教學，同學們圍著教室跑步，或一齊跺腳。

他們搬出之後，外曾祖父按月送生活費給他們，但他極不情願，到了一九三九年初就停止接濟了。那時沒有法律來保障分居或離婚婦女的權利，她們的生活完全靠丈夫發善心。外曾祖父不發善心，姥姥和夏瑞堂只得負擔起他們的生活。當楊老太太於一九四二年去世後，外曾祖母就和玉林搬到錦州，住進了夏瑞堂家。外曾祖母心裡總是不安，覺得自己和兒子寄人籬下。為了報答他們，她幾乎用盡全部時間為全家人洗衣服和打掃房間，每天顛著小腳，小心翼翼地走來走去做家務事，生怕得罪了她女兒和夏瑞堂。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拜佛時總懇求菩薩讓她下輩子不要再做女人，「來世就讓我變豬變狗，不要變女人！」

她聽到有人在抽噎，是田中小姐，一位母親喜歡的年輕日本女教師。「毛驢」立刻聞聲趕來，他狠狠抽她的耳光，用皮靴踢她。田中小姐跌倒了，翻滾著，想避開「毛驢」的靴尖。「毛驢」仍不停腳地踢，罵她背叛了日本民族。最後他停了下來，吼叫著發出離開的命令。

姥姥還把她所喜愛的妹妹玉蘭接到錦州。玉蘭已在義縣結婚，但丈夫是個同性戀。他把玉蘭送給自己的老闆——一位有錢的伯父玩弄。這位伯父擁有一家糧棧和一座搾油廠，已強|奸了好幾個自己家裡的女人、包括他的小孫女。由於他是一家之主，擁有無上的權力，玉蘭不敢與他抗爭。但當她丈夫要把她再轉讓給他伯父的合夥人時，她拒絕了。姥姥不得不付錢給這個丈夫，讓他休掉玉蘭（那時女人不能要求離婚），玉蘭到錦州後，與當地一位叫佩歐的人結了婚。

這一決定對那位姑娘和她的家庭無異是大禍臨頭。她父母急急忙忙把她嫁給了一位政府小官吏以避禍。日本投降後，她丈夫被定罪為漢奸。身為漢奸妻子，她唯一的出路是到一家化工廠工作。這家化工廠污染嚴重。當我母親於一九八四年重返錦州見到她時，她已因長期接觸有毒化學物質而幾乎失明了。她苦笑著說，生活多麼具有諷刺意味：當初她堅持要贏日本人，因此被迫結婚而成為「漢奸」隊伍中的一員，受盡磨難。儘管如此，她仍然說，她對贏得比賽一點兒不後悔。

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由於弟弟「犯罪」，地方上的惡霸開始騷擾夏瑞堂唯一倖存的兒子德貴，聲稱他沒有盡到兄長的責任，向他勒索保護費。他付了錢，但無賴們貪得無厭，得寸進尺，以至他不得不賣掉藥鋪，離開義縣到了奉天（瀋陽）。在那裡，他重開了一家新店「泰和堂」。

母親最後再看了一眼蜷縮著的田中小姐和同學的屍體，強壓下她的仇恨。

一九三八年初，我母親快七歲了。她聰明好學，春節一過，新學年開始，父母親就送她上了學。當時的教育由日本人嚴密控制，尤其是歷史和倫理課程。法定的「國語」是日文。小學四年級後，教學全採用日文。學校絕大多數教師都是日本人或是會講日語的中國人。

夏瑞堂行醫的名聲越來越響，日本人、中國人都請他看病。有時他會在替一位日本高官或漢奸治療之後，對家人說：「我希望他死掉才好。」但這並不影響他的行醫態度。「病人是個人。」他常說：「做醫生就得給他治病，不能管他是好人、壞人。」

沒等說完，他臉上又重重挨了一下。只聽日本校長喊道：「這是你們滿人的皇帝，你們滿洲人連最起碼的禮節都不懂！」夏瑞堂的兒子衝口而出：「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一張紙片嘛！」此時，另外兩位中國老師趕來止住了他。他冷靜下來，恢復自製後，勉強對肖像躬了躬腰。

比賽那天，我母親甚至沒能進入前六名，朋友們都看出她完全沒出力。另一位中國姑娘就顯然沒有接受勸告，她跑了第一名，報復跟著就來了。當時，學校每天早上有一次由校長主持的朝會。校長綽號叫「毛驢」，因為他名字叫毛利。「毛驢」在朝會上總是用像在日本軍隊中發號施令似的噪音指揮學生行四個特定的鞠躬禮：首先是向東方，叫「帝都遙拜」；其次是向「滿洲國」首都，叫「新京遙拜」；然後是「天皇遙拜」；最後是朝溥儀的肖像進行「皇帝遙拜」。賽後第二天的朝會上，鞠躬禮剛完畢，「毛驢」校長馬上把前一天獲勝的那位姑娘拖出隊列，說她對溥儀的鞠躬不夠九十度。他狠狠地打她耳光，用腳踢她，並當場宣佈開除她。

到了晚上，一位朋友跑來通風報信，說他已被定為「思想犯」——這種罪名起碼得坐牢，還很可能被處死。夏瑞堂小兒子於是出逃了。從此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可能他已被抓住，死在監牢或苦工營裡了。

但是，夏瑞堂一家也聽到了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大片大片的「滿洲國」北部村莊被燒燬，倖存者被趕進「戰略村」集中。東北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約五百多萬人）失去了家園，成千上萬人死亡。東北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礦工們在日本監工的嚴密監視下，沒日沒夜地幹活，直至累死，採掘出的礦產都被運往日本。

由於日本人嚴密封鎖消息，「滿洲國」的「臣民們」很難知道外部世界的變化。但從越來越糟的糧食供應上，他們感到日本人的日子不好過了，街頭巷尾流傳著這樣一句歇後語：日本人吃高粱米——沒法子。一九四三年夏天，日本人控制的報紙報導了盟國義大利投降的消息。一九四四年中期，許多在滿洲國政府供職的日本公民被徵募入伍。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美國B─二十九轟炸機首次出現在錦州上空。日本人下令家家挖防空掩體，學校每天舉行一次防空演習。一天，我母親班上的一位姑娘有意裝無意地端起滅火器，朝她特別恨的日本教師身上噴。要是在過去，此事會招來可怕的懲罰，但她竟然沒被追究，看來形勢對日本人極為不利了。

打那以後，母親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夏瑞堂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母親也本能地迴避他。姥姥時常獨自落淚，有時，姥姥會突然把我母親緊緊接住，在她耳邊喃喃地說：「除了你，我什麼也沒有！」

很長一段時期，夏瑞堂一直在為皇帝溥儀辯護，說溥儀實際上是日本人的階下囚，對發生的罪行一無所知。但當溥儀把他對日本國的稱呼從「友邦」變成「兄弟」，最後變成「親邦父國」時，夏瑞堂氣得舉拳捶桌，大罵他是「認賊作父的昏君」。儘管如此，他仍說不知道皇帝對暴行該負多大的責任。然而，隨後發生的兩件事徹底改變了他的觀點。

我母親之所以被挑選出來向皇后獻花，不僅是因為她的成績拔尖，還因為她在和圖書註冊填表時把自己填為滿族，這是她繼父的民族。「滿洲國」被稱為滿旗人自己的國家，這裡的大多數居民是滿人，假如能讓他們有機會想想誰來統治這個問題，他們會說滿人皇帝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溥儀對日本人的確很有用。夏瑞堂認為自己是個忠誠的子民，我姥姥也這樣想。按照傳統，女人表達愛情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對所愛的人百依百順。和夏瑞堂意見不同這樣的念頭，姥姥是轉也不轉的。

吃午飯時，中國姑娘分到的是用發霉的玉米麵做成的稀粥，有蛆蟲漂浮在上面。日本姑娘吃的則是飯盒：有肉、蔬菜、水果。

行刑的那天晚上，夏瑞堂和姥姥帶著車來到南山亂屍崗。他們把車藏在附近的樹林中，然後悄悄守候。他們可以聽到野狗扒坑時，低沉的嗥叫聲和嘶咬聲，還能嗅到從坑內散發出來的濃烈的腐臭味。不久，一輛大車出現了。黑暗中，他們隱隱看見老車伕驅車上坡，然後開始把屍體從木匣中倒出來。待老車伕駕車離去，他們趕忙跑到坑邊，挨著屍體翻看，終於找到了王漢臣，細細看去，發覺他還活著。由於受酷刑折磨，他完全不能行走，他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把他弄上車，運回了家。

日本姑娘做的是輕鬆的活，如擦窗戶之類，中國姑娘則被派去操作複雜的紡織機。她們來回奔跑在高速運轉的機器前接線頭。這對成年人也是困難、危險的。如果沒及時找到斷線頭或接得不夠快，就會遭到日本工頭的毒打。姑娘們怕極了，神經老是繃得緊緊的。加上又冷、又累、又餓，結果事故頻繁。我母親同班同學中有一半以上受過傷。我母親就親眼見到一支梭子飛出機器，正好打傷站在她旁邊的一位姑娘的眼睛。在去醫院的路上，日本監工還不斷責罵這位姑娘太粗心。

「滿洲國」盛行著消滅蒼蠅、老鼠運動。學生們必須剪下老鼠尾巴，裝在信封裡，交給警察。蒼蠅則裝在玻璃瓶內，由警察點數。一九四四年的一天，當我母親拿著裝滿蒼蠅的玻璃瓶上交時，警察瞧了瞧對她說：「還不夠吃一頓呢！」他看到我母親臉上露出不解的神情，就說：「怎麼，你不知道？小日本愛吃死蒼蠅，他們油炸著吃呢！」我母親明顯感到他已不再把日本人看得那麼可怕了。

這次意外事件使夏醫生和我姥姥痛不自禁。他們覺得對這家人的死負有責任。夏瑞堂後來總是說：「大米能救人，也能殺人！一小袋大米，三條人命呀！」他開始罵溥儀是「暴君」了。

在學校，我母親接受的教育是祖國是「滿洲國」，鄰國中有兩個中華民國：一個是蔣介石領導的「敵國」；一個是汪精衛領導的「友國」（日本人在中國佔領區扶持的傀儡）。她被灌輸「滿洲」並非中國的一部分，要做「滿洲國」的順民。她在學校學的第一首歌是這樣的：

夏瑞堂從此成為滿洲國和溥儀的死對頭。

王漢臣被安頓在夏家那間多出來的房間裡。這房間只有一道門，通我母親房間。我母親的房間又只能通往姥姥和夏瑞堂的臥室，因而很難有人能夠碰巧撞進小屋子裡去。夏家是四合院內唯一有門進入院落的一家，其他兩家人的門都面街，要進院需繞街通過大門。所以，只要有人放風，王漢臣甚至可以在院子裡鍛煉身體。

當冬季降臨錦州時，我母親仍是若有所失，甚至美國B─二十九飛機第二次出現在晴朗、寒冷的十二月天空中時，也沒能振作起她的精神。

許多成年人由於怕得罪日本人，也不得不向他們點頭哈腰。不過，開始時，日本人的出現並沒有給夏家造成很大衝擊。中、下層職務仍由當地的滿人和漢人擔任，我外曾祖父繼續做他的義縣警察局副局長。到了一九四〇年，在錦州的日本人約有一萬五千人。夏瑞堂的隔壁鄰居就是日本人，我姥姥和他們相處得很好。這家男主人是一位政府官員，每天早上，當他乘黃包車離家上班時，他妻子和三個孩子都站在門外，向他鞠躬道再見。此番儀式結束後，他hetubook.com.com妻子就開始做家務事。讓我姥姥和我母親大感困惑的是她戴著白手套搓煤球。第一個煤球還沒有搓成，白手套就已髒得不成樣子了。

從佩歐那裡，夏瑞堂知道董的良心很是不安，每次行刑時，都事先把自己灌得爛醉。夏瑞堂請董到家，送給他一些禮物，暗示他盡可能救些犯人，如不要把繩子收得太緊。通常行刑時，總有一名日本士兵或一個受到信任的漢奸在場監督。但有時，如果被處死的人不那麼重要。日本人就懶得露面了。還有些時候，他們在囚犯還沒有真正斷氣時就離開刑場。董表示，在這類場合，他可以在囚犯死前做手腳停止絞刑。

這位日本婦女常常來姥姥家閒坐。她很孤獨，因為丈夫極少在家。來時，她愛帶上一小瓶酒，姥姥則弄些佐酒小菜。姥姥能說一點日語，那位日本婦女也能講些中文。她們還互相哼歌，激動時又相對流淚。她們經常相互幫助整理花園，這家鄰居有很齊全的花園工具，對此我姥姥十分羨慕。我母親也經常被邀請到她家花園裡玩耍。

夏瑞堂主動提出要為這些犯人治病。他去監獄時，佩歐把他介紹給一位姓董的朋友。董是個劊子手，負責絞刑。犯人被捆在一張椅子上，一根繩子繞著脖子，另一端拴在輪子上，輪子有個把手。行刑時，劊子手搖動把手，繩子慢慢收緊，犯人就在緩慢窒息的極度痛苦中死掉。

日本人與鄙視體力活動的中國人傳統不同，他們熱衷於運動，這很合愛跑跑跳跳的母親的胃口。此時她年幼時被推落井中而摔斷的髖骨已長好，成了短跑能手。有一次，她獲選去參加與日本女子學校的短跑比賽。為了贏得勝利，她天天勤練。比賽前一天，她的中國教練把她叫到辦公室，要她在這次比賽中，只能輸，不能贏。教練說，他不能解釋為什麼。我母親難過極了，她明白日本人不喜歡輸給中國人。教練還要我母親把此話轉告給另一位參加者，但不得說出是他的意思。

一九四二年，日本軍隊分散到中國腹地、東南亞和其他太平洋地區作戰，人力大為短缺。高小學生和中學生，包括我母親全班學生，都得停課去紡織廠勞動，美其名日「勤勞奉仕」。日本學生固然也不例外，但享受的卻是特別待遇。每天，當中國姑娘步行四哩去上工時，滿載日本姑娘的接送專車從她們身邊飛馳而過。

不僅主要的教師都是日本人，教學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打學生是家常便飯。冒犯校規時，哪怕是最微小的過失，如像女孩的頭髮長過耳垂以下半寸，都會挨湊。處罰方式主要是賞一頓耳刮子，男孩子還常被木棍敲打頭部。另一種懲罰方式是在雪地上跪幾個鐘頭。

姥姥此時已把她的母親，即我的外曾祖母，接到錦州。姥姥與夏瑞堂結婚離家後，外曾祖母一直和丈夫在一起。但外曾祖父討厭她。兩個蒙古族姨太太也恨她。她開始疑心這兩個女人想毒死她和年幼的兒子玉林，天天吃飯就都用銀筷子，還總是先餵狗。在姥姥離家數月後的一天，那條狗突然暴斃。外曾祖母忍無可忍，生平第一次與丈夫大吵一架。在婆婆楊老太太的支持下，她和玉林搬到外面租房子住下。楊老太太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也憤慨至極，她於是跟著媳婦、孫兒搬走了，從此再未見兒子，直至臨終時，兒子才來看了她一眼。

行刑之後，囚犯屍體被放入薄木匣內，由一個老馬伕用馬車拉到郊外南山亂屍崗。到了那裡，他打開木匣，把屍體倒進一個淺坑。為重男輕女家庭所溺殺的女嬰屍體也常被拋入這些坑內，那時候，這種事很平常。野狗常常在此出沒，以死屍為生。

日本人越來越緊張不安。有一天，母親一位同學借到一本被禁的中國作家小說，來到郊外，想找個僻靜處讀它。她發現一個好像是防空洞的地方，就走了進去，在和-圖-書黑暗中摸索。她的手碰到一個電燈開關似的按鈕。頓時警報大作。原來她無意中間進了軍火庫。她想逃跑，但兩腿已嚇得發軟，勉強跑了幾十尺，便被一個日本兵抓住拖走。

製作一道風味佳餚，或表演插花，是某些考試的方式。日本人和中國人組成的評判委員會，不僅評分，也評人。穿著自己設計的漂亮圍裙的姑娘照片，被放在佈告欄裡，日本官員常常從這些女孩子中挑選配偶。當時是鼓勵日本男人和當地女子通婚，有的女孩子還被選中去日本與她們從未見過面的男人結婚。其中一些女孩子——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她們的家庭——是心甘情願的。我母親瞧不起這些人。有個比她年長的朋友被選中去日本，不巧誤了船，不久日本人投降了，她也就沒去成。我母親見她時，總是斜著眼瞅她。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我母親入學第二年，「滿洲國」皇帝溥儀攜夫人到錦州視察。我母親被選為學生代表向皇后獻花。當天一大群人站在色彩鮮艷的露天秤台上，手裡揮動著象徵「滿洲國」的黃色紙旗。我母親手捧一大束鮮花，站在銅管樂隊和達官貴人旁邊，顯得神氣十足。一個和我母親年紀相仿的男孩則侷促不安地站在她身旁，手裡也抱著鮮花，這是要獻給皇帝的。當溥儀夫婦出現時，樂樂奏起「滿洲國」國歌，人人肅立致敬，我母親走上前去，動作熟練地行屈膝禮，獻上花。皇后身著白裙，戴著一雙極薄的長至肘部的白手套，我母親覺得她簡直是漂亮極了。我母親趁機瞥了一眼穿軍服的溥儀，覺得在他厚厚的近視眼鏡後面有著一雙金魚跟。

不過，他們仍得冒著被警察和保甲長發現的危險。日本人早在佔領初期就設立了對居民監控的制度「保甲連坐制」，把地方上的頭面人物都扶持成保長或甲長，負責催稅和晝夜查訪「不法分子」。這好似一種制度化的黑社會組織，勒索「保護費」和告密是通向權力之鑰。日本人也肯出大錢獎賞告密的人。與這些人相比，「滿洲國」的警察還不那麼可怕。事實上，許多警察相當反日。雖然他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挨家挨戶查戶口，但每到此時，他們就邊走邊喊：「查戶口了！查戶口了！」先通知想躲的人。姥姥一聽見喊聲，就把王漢臣藏在柴房裡的一大堆高粱稈中。警察要等好一會兒才懶懶散散走進房子，坐下來喝杯茶，接著十分抱歉地對姥姥說：「你知道，這些都是例行公事……」那時我母親十一歲，儘管父母並沒有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講出王漢臣藏在哪裡。她從小就學會了謹慎小心。

在工廠勞動後，我母親升入中學。這個時代與姥姥年輕時相比，已大不一樣。年輕婦女已不再被關在家裡，婦女受教育已為社會所接受。不過，男女孩受的仍是不同的教育。學校對女孩子的培育方針是四個字：賢妻良母。她們學習日本人稱作「婦道」的技藝：理家、燒飯、縫紉、茶道、花道、刺繡、繪畫、藝術欣賞。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討丈夫歡心，包括怎樣穿戴、做頭髮、鞠躬，如何無條件地溫順。姥姥說我母親長著「反骨」，所有這些技藝，甚至做飯，從未用心學過。

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是閤家歡聚的時刻。以前每到這天，姥姥愛在銀色月光下擺開桌子，放些水果和月餅。在柔絲般的月光下，姥姥會講吳剛桂樹、嫦娥玉兔的故事給母親聽。母親總是兩眼望著神奇的滿月，聽得入迷。但姥姥從來不許她說一個「圓」字，原因是夏瑞堂大家庭已四分五裂。每到中秋前後幾天，夏瑞堂就悶悶不樂。

夏瑞堂告訴他，他的胃不能消化粗食。由於溥儀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頒示，大米只供給日本人和少部分漢奸，絕大多數當地人不得不依靠橡子面和一些玉米、高粱過活，而這些都是難以消化的。夏瑞堂免費開藥給他，又叫姥姥送給他一小袋大米——這是姥姥偷偷從黑市上買來的。

很快，慘劇直接降臨夏家。夏瑞堂最小的兒子在義縣當教師。和滿洲國所有學校一樣，日本校長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幅很大的溥儀像。每個人進房時都必須對此像行禮。有一天，夏瑞m.hetubook.com.com堂的兒子一時疏忽，忘了鞠躬。日本校長一個巴掌過去，他一時失去平衡，忍不住說：「難道我每天總得哈著腰，我就不能挺直身子，哪怕是站一會兒嗎？早上朝會時我剛鞠了躬……」

一九四一年末的一天，夏瑞堂診所來了一位衣衫襤褸的病人。他臉色蠟黃，身體乾瘦，弓著腰，一副疼痛不堪的樣子。他是鐵路的苦力，從早到晚搬運沉重的貨物，常覺得胃部像火燒火燎地疼痛。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撐多久，但一旦失業了，他就沒法養活妻子和剛出世的孩子了。

在他們救出的人當中，有一位是姥姥的遠親，名叫王漢臣，他是地下抗日運動的重要人物。由於錦州是長城以北鐵路幹線的樞紐，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起，它就成了日本掠奪中國財富的集散地，保安措施非常嚴格。王漢臣的地下組織被日本人的特務打入，整個組織的重要成員都被逮捕。他們受盡酷刑，灌辣椒水、壓槓子、用釘子鞋打嘴巴。大部分的人都被殺害了，夏家也以為王漢臣已經死了。有一天，佩歐跑來說，王漢臣還活著，但就要被絞死了。夏瑞堂立即與董取得聯繫。

這一段時間，母親總是很興奮，好像有什麼好事就要發生了。但是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她的心頭卻開始籠罩上烏雲。她的家好像不似以往那麼快樂，雙親之間有了隔閡。

日式教育還強迫我母親和同學們觀看日本的戰爭紀錄片。日本人對自己的殘暴並不感到羞愧，也藉以灌輸恐怖心理。這些電影放映日本士兵把人劈成兩半，把囚犯捆在柱子上，放狗將其撕成碎片，用刺刀劃開人的肚皮。鏡頭還刻意強調受害者臨死前瞪著刺刀尖的充滿恐懼的眼神。放映時，日本人監視著這些十一二歲的女學生，不准她們閉上眼睛或咬手帕來壓住驚叫。多年之後，我母親仍常從這些恐怖鏡頭所引起的惡夢中驚醒。

在姥姥的精心護理下，王漢臣逐漸康復。三個月後，他完全能走動了。告別時，他很激動。「大姐、大姐夫」，他懇切地說，「我這條命是你們給的，今生今世，我永遠都會記住。只要有機會，定將報答你們的大恩大德。」三年後，王漢臣回來了，也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兩天後，全校學生、教師列隊來到西門外小凌河灣一片覆蓋積雪的空地上，附近居民也被保甲長召到這裡。據說是觀看「懲罰對大日本帝國不忠誠的罪人」。突然，母親看見她的同學被幾個日本憲兵拖來。姑娘戴著腳鐐手銬，幾乎無法移步。她顯然受到嚴刑拷打，臉腫得難以辨認。當她被拉到指定位置，日本士兵舉槍瞄準時，她的嘴唇微微抖動，似乎想說什麼，但發不出聲音。隨著一排槍響，她摔到地上，鮮血染紅了雪地。日本校長「毛驢」瞪著眼睛掃視學生。母親竭力壓抑著內心的悲憤，強迫自己再看一眼同學的遺體，但她什麼也看不清，在眼前晃動的是一片耀眼的紅色和白色。

夏瑞堂結識了這位老車伕，不斷送給他錢。老車伕也時時到夏的診所聊天。談來談去，話題最終會扯到墳場。「我告訴那些死鬼，」他說，「你們落到這步田地，不要怪我，是日本人害的。記住今天是你們的忌日，明年今天是你們的週年。如果你們想遠走高飛，也找個好點的地方投胎，你們頭衝的那條路就是條好路。」董和老車伕秘密地救囚犯，雖然互相從來不談論「營救工作」，夏瑞堂也不知道他們救活了多少人。日本人投降後，被救活的「死屍」們回到錦州，集資為董買了一幢房子和一些地。老車伕當時已去世了。

佩歐是監獄看守。他們夫婦倆常來我姥姥家走動。佩歐講的故事常常令我母親毛骨悚然。監獄裡關的都是政治犯，他描述他們如何勇敢，受到嚴刑拷打，仍大罵日本人不已。酷刑是家常便飯，犯人們得不到任何治療，傷口只得任其發炎潰爛。

不久，夏瑞堂聽說那人已死在苦工營了。原來他在離開診所後，吃了米飯就去幹活，結果在工地上嘔吐了。一個日本監工從嘔吐物中發現了大米飯粒，立刻以「經濟犯罪」的名義逮捕了他，送進苦工營，由於他身體太虛弱，只活了幾天。當他妻子聽到噩耗時，抱著嬰兒投河自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