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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根據隋唐伐高麗，元朝伐日本的前車之鑒，對於對外戰爭有著一種恐懼。因此，對海外諸國持懷柔政策。

對船不能實行國初「寸板不得入海」的政策，這樣會使沿海邊民生計全無。所以，雙桅尖底船要改為平底單桅，並對之做好記號，時常查驗。

廣東作為東南沿海的重要省份，其官員對於民間海外貿易的支持幾乎成為全省上下的共識。可以說，凡是支持禁海的大臣在廣東都無法立足。在福建也是如此。當然，事無絕對，廣東、福建官場也有支持海禁的官員。他們理由多是：奸民數千私帶兵器勾引外夷危害地方。

第四，對於海外諸國心存蔑視。這是歷代帝王的通病，天朝上國的思想延續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在他們眼中海外諸國都有求於中國。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統治中，官方的海外貿易占GDP的比重一直都非常小。例如，官方統計的海外貿易稅收在萬曆二年（一五七四）是最多的，為二萬九千兩白銀，而該年度財政總收入為四百萬兩白銀，所占比例不過百分之零點七。黃仁宇教授將明代的稅賦劃分為田賦、鹽課和雜色收入，而雜色收入包括國際貿易稅收（即「番舶抽分」）。

這時，浙江巡撫朱紈看日本使團實在可憐，便替日本使團說好話。他說，按規矩確實應該等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六月來華，他們竟然在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十一月就來了，而且也確實違規多派了幾百人，但如果把他們再趕回去似乎不近情理。我看呀，不如對規定內的一百人給賞之外，那多出的四百人也給予賞賜吧，這樣可以體現天朝的寬宏大量。

西元一五二三年也就是嘉靖二年六月，日本人宗設謙道率朝貢外貿代表團領三艘貨船來到了寧波。不久，日本人鴛岡瑞佐在寧波人宋素卿（原名宋縞，浙江鄞縣人）的陪同下也領著一撥外貿代表團到了寧波。因為，兩位日本人的上司一個是左京兆大夫，一個是右京兆大夫，在日本就是死對頭，到了中國之後，雙方仍然非要鬥出個你死我活。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宴請了兩個代表團，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小小的座次問題竟引來了一個大事件。那天……

對於這一點不要說一般大臣，就是嘉靖看了也非常不滿意，命令刑部再議，兩年後得出結論：叛國罪，殺。

與此同時，也禁止外國私商前來進行商貿活動，從而拉開了明朝二百多年海禁的序幕。其後，全盤吸收明朝治國政策的清朝繼續如法炮製，終至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國家接連遭辱。儘管後來成祖朱棣在位時曾命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但那是官方為了彰顯國威的一種「面子工程」，而對民間仍舊禁海。為此，朱棣還嚴令「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其他地區的海外貿易仍然被禁止。即使明朝政府如此限制對外貿易，小小的月港在稅收方面卻突飛猛進。

第二次基本內容是：漳州、泉州等府的一些百姓假借商販為名私造雙桅大船，在海上私自通商。兵部聽著，你們要令浙江、福建兩省的巡按官員嚴查。這些船不論是否載有外國貨，都以通番罪論處，全都給我充軍發往邊關服役。官吏百姓包庇縱容者全都發往西南煙瘴之地。

嘉靖皇帝在悔恨中，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的身分處理倭寇事宜。但沒有多久，張經在獲得「王江涇大捷」後，反被嚴嵩迫害處死。

嘉靖二十七年，也就是西元一五四八年五月，提督朱紈舉六萬海軍，率領三百艘戰船、八十條舢板，由都指揮使盧鏜為先鋒，進攻浙江省雙嶼島。此時的雙嶼島上聚集著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海盜集團，它們有：倭寇、中國海盜、數次戰敗於中國艦隊的葡萄牙海盜、其他歐洲和東南亞國家海盜。在小小的雙嶼島上駐紮著一萬二千名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海盜，其他海盜也有萬餘。它們擁有各式戰船兩百多艘。關於雙嶼島海盜勢力下節將重點介紹。

嘉靖皇帝放下奏章之後，思考良久。他知道譚綸說的確實有道理，處處防等於處處沒有防。然而，他卻不敢主張開放禁海。嘉靖皇帝知道自己的名聲不好，二十四年前一群宮女差點兒要了自己的命，而如今全天下的百姓幾乎都在盼著自己死。即使這項政策是正確的，在他手中開始恐怕仍然會引來眾人的不滿。因此，倒不如留給自己的繼承者讓他來解決，以博取萬世好名。

朱棣即位之後，雖然沒有廢除海禁，但基本上和歷代君王一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皇帝如此，地方官員就更加如此了。因此，在永樂到正德之間，海禁政策執行力度並不強，民間走私越來越頻繁，這在帶動經濟發展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走私畢竟使得國家財政流失。當商品經濟越來越發達，商稅比重越來越大的時候，皇帝陛下的眼睛終於盯上了它。

至此，嘉靖海禁進入到最嚴厲的時期。而後於嘉靖此舉持廣泛批評態度，甚至為此將一位治軍名將、抗倭英雄推向了歷史審判臺。這就給今天的我們一個深刻的教訓：要麼嚴格執行錯誤的政策，本來在朱紈的打擊下，倭寇包括西方國家的「國家海盜」都已經受到了重大打擊，葡萄牙甚至為此全面倒向晚明政府，只要再堅持下去問題就可以基本解決了。嘉靖卻在所謂的權力制衡下拋棄了朱紈，由此造成「提督之死」m•ｈetuｂook•cｏｍ.ｃｏｍ。要麼就以民生為重，改變錯誤的政策。二者必居其一，絕不能搖擺不定，否則，最終貽誤改革的最佳時機，失去改正錯誤的最好機會。

第二，不對官方禁海，希望壟斷海外貿易利潤，增加軍費。

眾人點頭，就在這時，忽然，一枝冷箭射來，一代梟雄「哎呀」一聲倒在了甲板上。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三大問題。

朱紈奉嘉靖之命剿滅海盜，並制定了沿海官兵保甲制度，命官民混編嚴防死守，不得使海盜船靠近大陸，大陸船隻不得出海，沒收並搗毀民間一切雙桅船。朱紈認為：海盜船在海上長期漂泊自然會疲乏至極，這時，對其進行進攻必然取勝。

朱元璋的「海禁」有其不得已的一面，甚至有其正確的一面。問題就在於，日後的皇帝們特別是中後期的皇帝們，在享受、腐敗方面敢於違抗「祖制」卻對「海禁」不敢進行改革。而有些皇帝例如嘉靖等卻在嚴重問題出現後，將問題的根源鎖定在了「海禁鬆弛」上，從而更加嚴格執行「海禁」，導致倭寇瘋狂侵擾東南沿海數十年。

三、海禁禦倭。胡宗憲和屠仲律認為：倭寇數萬人之所以能夠長驅直入，完全在於國人之中的漢奸接濟並為之嚮導。這和北疆敵人可以襲擾邊關，其有漢奸相助是一個道理。因此，必須要嚴行稽查。

隆慶四年至萬曆十八年（一五七〇～一五九〇），明朝的國際貿易稅收僅為七萬兩白銀，僅占雜色收入三百七十八萬兩白銀的百分之一點八六；如果將田賦、鹽課等計算在內，則明代國際貿易稅收的比重就會更低，僅為百分之零點二二。

看日本政府沒有將罪魁禍首宗設問罪，嘉靖皇帝便禁止日本朝貢使團來華。而這一事件對於反海禁派的打擊最大，海禁派更加理直氣壯。給事中夏言一語定乾坤，嘉靖看罷他的奏章，立刻下令：嚴格執行太祖的海禁政策！

第二，明朝腐敗橫行，已經嚴重威脅到了軍力。三百多異國武士，橫行三百里，萬千中國軍隊竟然束手無策。如果在海上我們還可以理解，但這卻是在陸地上。這個嚴重的問題，竟然沒有得到皇帝、兵部以及各類官員的高度關注。

與此同時，因為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對於東南亞原中國藩屬國的侵略日漸增多，一些關於葡萄牙等國販賣人口的消息也逐漸增多。嘉靖皇帝對禁海政策的正確性越來越深信不疑。而且，在與倭寇、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的數次戰爭中，所有人都發現：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國防建設不是越來越好而是越來越壞。因此，嘉靖皇帝決定在堅決禁海的同時要嚴整東南沿海軍務。

政府還對出海船隻數量進行限制，起初每年船引總計五十張，萬曆三年（一五七五）增加到一百張。

對外貿對象國也進行了限制。規定除日本以外，可以前往東、西洋，以婆羅國（今天的汶萊）為界，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

眾人振臂高呼：「誓死捍衛吳王！」張士誠將長劍一揮，「今日起，一宅一家是為戰場，人無分老弱是為戰士。」一場慘烈的城市保衛戰正式開始。不久後，張士誠被朱元璋捉住，有的說他自縊身亡，有的說被朱元璋用弓弦絞死，有的說被朱元璋命人亂棍打死，有的說城破自焚。

然而，這一大好形勢的發展卻因為一位鄰居的殘忍行為戛然而止，事情變壞了！

其後，倭寇犯境、海上搶劫中國商船、搶劫他國朝貢船隻的事情日漸增多。也許日本的行為對中國的傷害太深，嘉靖皇帝和一般朝臣可能會想：我們待你們不薄呀，你們竟然這樣對我們。看來，對這些番夷國家不能太信任了。所以，嘉靖皇帝對於所有朝貢國家都開始嚴格執行太祖時期規定的入貢時間、人數等政策。這一政策造成許多與中國原本關係很好的國家日漸疏遠中國。例如，真臘（柬埔寨）在整個嘉靖時期一次都沒有來。其實，人家不來理由很簡單，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的規矩執行的話，任何好處都沒有，誰願意來。所以，嘉靖時期中國的友好國家迅速減少。

西元一三六三年，元至正二十三年。鄱陽湖上，火光沖天、殺聲陣陣，兵士的吼叫聲震天動地，刀光劍影下燃燒的戰船紛紛沉沒。朱元璋站在戰船上冷笑著透著驕傲，陳友諒則滿臉憤怒透著無盡的傷感。當年，龐統獻連環計，曹操八十萬大軍在赤壁灰飛煙滅。現如今，陳友諒領兵六十萬對敵朱元璋二十萬。萬不想，巨大的戰船被困在湖內，進退不能。火箭嗖嗖地飛，陳友諒的心則冰冷冰冷的。

自唐朝末年到明朝初期的四個半世紀裡，日本與中國基本上沒有像樣的邦交來往。朱元璋時期，為了安撫日本，將日本放入了十五個「不征之國」名單中。而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發生的胡惟庸案，則使朱元璋認為日本有賊心，因此對日朝貢貿易越來越疏遠。明成祖繼位後，中日朝貢貿易才開始正常化。

而且這一時期非常重要的情況就是，廣東等省對於海商的稅收是由地方政府的機構布政司管轄，而不是由中央也就是皇帝親自派太監掌管的市舶司管理。可以說，這時關閉了的民間貿易的閘門已經開啟，中國歷史的進程即將加速度前進。

朱紈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朱紈的提拔者是夏言。夏言遭嚴嵩陷害被殺後，作為夏言的親hｔｔps://ｍ.ｈeｔｕｂｏoｋ•coｍ•cｏm信之一，朱紈被殺早在預料之中。朱紈之死，完全是「禁海派」與「弛禁派」鬥爭的結果。

第五，倭寇和國家海盜的騷擾。因為蒙古對日作戰、室町幕府孱弱等原因，日本處於分裂狀態，倭寇自元代開始就侵擾中國。為了防範倭寇而禁海。明朝中後期一些帝王之所以支持「海禁」，並不能排除「歐式貿易」中的負面因素：種族屠殺以及奴隸貿易。很難想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在美洲、非洲、亞洲等地的所作所為，在中國就不會出現。「歐式貿易」的「原罪問題」被人集體忽略了。

對貨物，嚴查之。捕魚船上的物品除了捕魚之具和水米之外，如果有其他東西則予以沒收。每處關卡都要有責任人，出了問題可以追究到個人。

第三，明初百廢待興，國家缺少糧食，為了保證糧食供應、軍需，朱元璋舉全國之力興辦農業，對於非農業自然要予以限制。否則農業不興將影響政權的穩定。

在當時，對於海禁問題有以下一些觀點。

第一，明朝政府仍然沒有改掉中國人好面子的壞毛病。日本貿易代表團在中國領土上橫行，竟然沒有進行有力回擊，仍然把他們視做所謂的「客人」，礙於他們的外交使團的頭銜放任其胡作非為。

第一，防止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海上殘餘勢力與倭寇、蒙元聯合攻擊明朝。據史料記載，這些殘餘勢力東與倭寇聯合，西南則與東南亞諸國的一些勢力聯合，直到永樂年間，這些殘餘的反明勢力仍然大規模地存在。永樂皇帝還為此專門下旨：只要這些人回鄉就可以赦免罪責。

二、朝貢貿易的同時，進行積極的海禁。持此觀點的主要代表是錢薇和朱紈、唐順之，他們的主張是蕩平走私窩點後，重新建立市舶，派遣高官監督，完全推行舊制。

這就是著名的雙嶼島之戰。然而第二年，指揮這場戰鬥的提督朱紈卻在獄中服毒自盡。臨死前，朱紈悲憤地說：我既貧且病，而且脾氣倔強，決不肯跟奸佞對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那些參與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將置我於死地。橫豎是死，我寧可自行了斷，也不願死在他人之手。

一、閉關絕貢。張貿、歸有光認為，不能為了區區微利，而造成百姓生靈塗炭。如今海寇之所以嚴重，全是互市的原因。當年鄭和下西洋就有違祖制，引得那些亡命之徒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

與「朝貢貿易」如影隨形的海外貿易政策就是「民間海禁」。這一問題，成為現代許多人批評朱元璋的主要口實。其實，將問題全都歸咎於朱元璋個人，既簡單化又不能找到問題的根本原因。

除了軍力還有貪污問題。宋素卿行賄市舶司，正德五年（一五一〇）他便行賄劉瑾千兩黃金，正德竟然賜給他「飛魚服」。此事的直接導火索就是市舶司先行驗貨，並更改座位排定。中國理虧在先的直接原因就是市舶司受賄。

當年陳友諒的戰船長達十五丈，寬達兩丈，高達三丈。幾十年後的朱棣時期，中國的戰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折合現今長度為一五一．一八米，寬六一．六米。這些都是靠江浙地區高度發達的造船技術建造起來的。

他們認為：細民以海為業，正如嬰兒靠母乳為生一樣。老百姓越窮越容易為盜，因此，禁也無用。每到捕黃魚的時候，聚船數千都是犯法的，但誰又忍心禁止他們去捕魚呢？與其這樣，還不如鬆海禁。這樣不但可以收取稅務增加軍餉開支，而且保證了百姓生計。

在對走私、海盜的強力鎮壓的過程中，許多有識之士明白了問題的所在，在隆慶年間海禁政策終於有了鬆動。其實，早在這之前的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一份奏章上面的觀點就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自倭寇犯我！沿海之後，臣等雖奮力剿滅但成效不彰。其原因就在於，海邊居住的百姓不出海就沒辦法生存，海外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國的絲綿帛錦等產品幾乎無以立國。我們守衛邊疆越嚴，他們對中國產品的渴望就越甚。私下交易由此便產生了，如果私下交易不能實現，那麼就只好搶了。古人曾說，掃除壞的東西就如同掩埋鼠穴，需要留一個，如果都堵死了，那麼處處都會被咬壞。

氣呼呼的宗設謙道來到了宴會廳之後，猛然間看到鴛岡瑞佐竟然坐在了上座，宗設勃然大怒，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憑什麼坐上座，要知道我是第九次貿易團的正使，你是什麼東西，憑什麼坐在上座，給我滾下來！」瑞佐冷冷一笑，「你不要這麼猖狂，這是在中國不是在日本。你的，要聽從中國官員的命令！」「巴嘎，你這個混蛋東西！」宗設拔出日本刀就要上前。太監賴恩一看，臉色一沉：「慢！太放肆了。這是在中國，不是在日本，放下你的刀！」「放下，放下！」周圍的中國官員們齊聲怒吼。宗設放下了日本刀，在宴會上臉色陰沉著，悶著一肚子氣吃了頓令人尷尬的飯。

這次中日雙方都不滿意，在嘉靖看來日本秉性未改，不宜再與之交往；在日本看來，對日嚴格執行十年一朝貢的規定，顯然是不平等政策。你看朝鮮一年三貢之外，還可以以各種理由來朝貢，太不平等了。我們要教訓中國，可是用什麼教訓呢？

月港開放實際上是將走m.hetubook.com.com私變成合法，它有三大好處：防止給國家尊嚴帶來傷害；將走私流失的稅收予以收回，充實國庫；防止內陸商品大批流向國外。

月港開放，名曰開放，實質上仍然是禁海，福建巡撫許孚遠曾一語道破其中的天機：「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簡單地說，就是將無法控制和消滅的走私轉化為可以控制的公開政策。此政策使走私貿易在幾十年間得到了控制。然而，因為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大部分人仍無海外貿易的權利，海盜、走私問題也就不能完全解決。最終到了明代末年，明朝的政權竟要靠海盜來保衛。海盜問題自古就存在，但明代後期則日趨複雜化。之前的海盜主要是中國人，元代才出現了倭寇問題，而明代末期隨著歐洲強國的相繼東來使這一問題複雜化。面對複雜的問題，明政府還是抱著「花錢買太平」的政策，希望用貿易來制衡全新的敵人。其結果就是造成邦交國大量減少，中國首次將海外貿易主導權讓給了別人。

接到中國命令的朝鮮守軍生擒了二十人獻給了中國，這才算讓老大中國贏回了一些面子。事後，給事中夏言認為一切都是海外貿易惹的禍。最終，福建、浙江的貿易窗口——市舶司被裁撤，僅留下了廣東一處。對於事件主要責任人賴恩沒有絲毫處罰，宋素卿則因揭發宗設謙道反而有功。事後，御史熊蘭等彈劾宋素卿，才使得宋素卿被關入監獄，其後神秘地死亡。

元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正月，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南京）登基之後開始北伐。四月占領開封，八月攻克元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順帝逃往漠北。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平定四川，十四年（一三八一）攻占雲南，二十年（一三八七）收復遼東。隨著朱元璋的實力愈加強大，他的煩心事也越來越多。其一就是原屬於陳友諒、張士誠管轄的地區仍有許多人在懷念他們。特別是張士誠，這位靠著十八條扁擔起家的「東南王」雖然進取心不強，一心偏安東南，但確實對當地百姓非常和善，輕徭薄賦，死後每年的陰曆七月三十日，江浙等地老百姓都借著為地藏菩薩燒香的名義來紀念他。

朝鮮和日本，都是我們的鄰居。但自從唐朝之後，二者對中國的態度開始改變。朝鮮仍然在大部分時間內是中國最好的鄰居，而日本則成為最不安分的鄰居，時不時地想「兵發北京」占領中國。

之所以選擇月港，那是因為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包括倭寇在內的各方走私者以及海盜勢力曾經大鬧月港，月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走私基地。沒有辦法，福建巡撫譚綸只好招撫這些海盜，並在月港設海防同知，將靖海館變更為海防館。到了萬曆四年（一五七六）月港開放海禁之後，月港的收入大增。

最終時機來臨，六萬中國海軍借助風勢，展開火攻，以大炮作掩護進行登陸作戰，很快就消滅了中國和日本的海盜聯台體，擊毀海盜船幾十艘。其後，對雙嶼島上的主體勢力葡萄牙海盜進行攻擊，雙方在海上、陸上同時進行戰鬥。最終，擊毀葡萄牙大船三十五艘、帆船四十二艘，擊斃八百多名葡萄牙人，以及上萬名葡萄牙殖民地海盜。

其後，嚴嵩文靠胡宗憲，武靠戚繼光、俞大猷，先後誘殺了王直、徐海等。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倭寇之患才漸漸平息。隨著倭寇侵擾高潮的退去，行將就木的嘉靖皇帝也似乎明白了問題所在，因此「海禁鬆弛」的時代再次來臨。

對於大海，朱元璋是陌生的。陌生自然會有三種表現：一是懼怕，不敢下海；二是疑惑，探究下海；三是蔑視，懶得下海。朱元璋就屬於前兩種情況。他為了防止江浙等地區百姓與「海外勢力」勾結，便下了「禁海令」，由此，便有了著名的「片板不許下海」的命令。

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朱元璋揮兵平江。東吳王張士誠率眾死守城池。也許有人說，張士誠心無大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也是個英雄。張士誠手握殘劍，手裡提著一隻肚子餓得癟癟的老鼠。「各位兄弟，張某起兵抗元十四載，不想今日竟死在朱元璋手中。平日張某胸無大志，只求讓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上的百姓安寧。今日糧已盡、草已無，戰馬皆為肚中之物，只能以老鼠充飢！各位，若有離我張士誠者，我絕不阻攔！」

在諸多朝貢國家中，日本也是最為特別的一個。主要是因為日本處於分裂狀態，各種分裂勢力都爭相朝貢，使得日本朝貢團比較雜亂。按規矩辦事的人有，強桿違法的人也有。在永樂到正德的一百來年的時間裡，日本使團在中國發生的械鬥還是比較多的。

陳友諒抹了一把鼻涕和眼淚，對手下眾將說道：「今我戰敗，日後恐不能再生。爾原勿念我，速速逃命吧。今日看來趙普勝說得是對的，是我過於疑心。爾等替我照顧好他的後人。」眾將無不涕淚橫流。陳友諒繼續言道：「我等造船技術優良，樓櫓可高十餘丈，放眼天下，無人能夠比肩，日後爾等興盛也全倚賴於它，不可忘記！」

因為篇幅限制，朱元璋禁海以及對海外諸國持「軟弱」態度的原因，我們不作詳細闡述了，綜合起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朝貢貿易」就是如此，給他人做嫁衣是其最終歸宿。它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的和軍事的而非經濟的，因此，它對民眾生活的影響相對較少，僅僅是副產品而已。

「爭貢之役」造成了極www.hetubook.com.com大的危害。中國生擒日本二十多名亡命之徒竟然一要靠老天爺，二要靠友邦朝鮮。這種戰果無論什麼時代看來，都是極為丟面子的。嘉靖皇帝為此龍顏大怒，可以說，任何一個人都會為此生氣。但跟誰生氣則不一樣，正確的做法是對自己生氣，加強軍事訓練，檢討自己的外交政策。但嘉靖卻把所有的氣都發在了日政府身上。可憐的日政府很倒楣，它對於日本各地基本沒有約束力，將軍能夠說話算數的地方頂多就是屁股下面的凳子。

第三次基本內容是：浙江巡按要嚴查浙江地區沿海居民假冒仲介組織（牙行）囤積外國貨。那些地方豪強富商地主只要違規建造雙桅大船，全都給我拆毀。

在政府層面的朝貢貿易如此，對民間禁海的政策則日趨嚴厲。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四年（一五二五）、八年（一五二九）、十二年（一五三三），先後四次頒布禁海令。

然而，東南沿海的百姓要生存，人們於海禁的抵觸情緒非常大。而閩浙粵等省的地方政府，因為身處一線對於百姓疾苦也很瞭解。朱元璋制定禁海政策之後，其效果並非朱元璋想的那樣好。

這一政策無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許多海盜都因為疲懣不堪聚於雙嶼島。然而，這麼多海盜在一起自然會產生衝突，例如雙嶼島的葡萄牙海盜勢力管理相對嚴格，可中國和日本的海盜就非常散漫，雙方也產生摩擦，但總體上仍然能夠合作。朱執在派出大量細作的同時，還準備了大量的火炮、硫黃、爆竹、破船、油脂等，等待大風的光臨。六萬大軍將雙嶼島緊緊圍困，在數月時間裡嚴防死守。

這其實就是鼓勵民間發展海外貿易。明代對於朝貢使節夾帶私貨的規定很模糊，而且對人數規定也很模糊，所以，許多私人海外貿易商便加入朝貢使團的隊伍，國家徵稅等於承認了他們的合法性。因此，正德的行為雖然使得朝貢貿易開始衰落，但民間走私行為也日漸減少。

緊隨其後就要繳納營業稅，即當時被稱做「引稅」。起初規定一張船引納銀三兩，之後上升到六兩。

第一次基本內容是：福建濱海居民凡是貢船沒有報關者，私販蘇木、胡椒千斤以上者重處。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等省也如此。對於私造雙桅海船者、把船賣給外國人者、私販武器出境者全部絞死。

這件事史稱「爭貢之役」。

沿途燒殺搶掠，從寧波一直追到紹興。令人奇怪的是，明朝政府竟然反應異常遲鈍，而且官兵戰力異常低下，百戶胡源、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相繼戰死。指揮使袁班、百戶劉思等成了俘虜。這夥日本人在逃回日本途中，因為大風將一部分人吹到了朝鮮。

第三，明朝的朝貢貿易除了「賠本賺吆喝」外，另一個問題就是慣壞了一些國家，讓一些國家看到中國政府為了面子，可以不要「裡子」。例如，事後禮部官員的報告裡說：宋素卿的貿易憑證（勘合）是弘治時期頒發的本該收回，貿易憑證應憑正德年間的勘合，但宋素卿說正德勘合已被宗設奪走。但依臣看，這個人假話連篇，以後不能再讓他來了，把他放回國查看是否有勘合，讓日本自行決定如何處罰。至於允許日本再來朝貢，那等以後再說吧。

嘉靖此舉被許多人認為是不對的。然而，筆者卻認為這是嘉靖皇帝在觀察日本的反應。果不其然，五年後日本代表團就來朝貢了。嘉靖嚴令軍隊圍堵將他們轟回了日本。萬不想八年都等了，日本又提前一年前來進貢，而且船數、人數都不符規矩。日本之所以等不及，可能是因為內戰缺少物資所致。

盯上海外貿易商稅的也是正德皇帝。這個傢伙荒淫無度，眼中只有一個字「玩」，從而爆發了明代中期以前最大規模的劉六、劉七農民起義。因為，正德皇帝好玩兒貪享樂，而內帑的錢在三宮六院呈幾何級數增長的太監宮女等用度下顯然不夠，正德皇帝便開始打起了貿易稅的主意，開始在主管朝貢貿易的市舶司徵稅，而且是正常的朝貢貿易中的商品和使臣帶來的個人商品一併徵稅。

正德打的旗號是「抽分」，抽分起源於洪武一朝。但洪武時期的抽分則不是稅。按照規定：朝貢使臣攜帶的私物（其實就是走私）中的十分之六由政府購買，其餘四分可以進行貿易。正德三年（一五〇八）政府行為的抽分開始，從而對朝貢使團帶的私貨開始徵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正德四年（一五〇九）變為百分之三十。其後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定制為百分之二十。

第八，限制走私。因為從唐代開始，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現象就很嚴重。走私的主要商品就是鹽，為了保證民眾對鹽的需求，朱元璋開始對鹽業走私進行打擊。還有一點請注意，張士誠、方國珍兩人都是靠販私鹽起家的。

倭寇！

四、寬海禁，開放民間海外貿易。持此觀點的最有名的就是福建巡撫譚綸，其他人則有郭造卿、王言、王世懋、唐樞、鄭曉等。

三年後，這位雖然極有政治手腕卻無治國才能的嘉靖皇帝死了，民間歡呼雀躍。繼位的隆慶皇帝也就是後來的穆宗皇帝朱載垕登上了歷史舞臺，儘管他在位僅僅六年，卻博得了後世的好感，他的一系列治國新政，被後人稱為「隆慶新政」。在福建官員的建議下，隆慶決定在月港設立海澄縣，施行「開放海禁」政策。他不僅讓海疆獲得了安寧，在他的支持下，「隆慶議和」後的北部邊疆也獲得了安寧。

怎麼辦？既然倭患起於貿易、發生在市舶司，那麼就廢和圖書除市舶司、禁止貿易。這件事情過了十七年後的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閏七月，日本使團才再次來華。這次嘉靖帝嚴令地方政府枕戈待旦，不過日本也因為十七年前的事情嘗到了苦頭。所以，這次使團來華非常友好。第二年嘉靖就頒發了勘合並告訴日本：爾等十年一朝貢的舊例，你們可要嚴格遵守。

第七，明初商品經濟不發達，每年不過二十萬兩（當時是以糧食作為稅收，一石糧折一兩銀）的稅收，對於明政府來說沒有大規模的海外貿易的衝動。然而，明初統治者忽略了這一點，即明初商稅的不發達是戰爭所致並非商品經濟實力不濟。歷史上宋代的商稅收入達千萬兩，南宋甚至達到了數千萬兩的規模，元代也有五百萬兩左右。可見，朱元璋在這點上是糊塗的。

歷來對朱紈之死都有一些爭論，這種爭論的實質就是海禁與反海禁的爭論。當然，站在今人的角度反海禁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當仔細觀察歷史考慮古人的觀點時，海禁也並非沒有正確的地方。今人對朱紈的批評在反海禁派的基礎上進行了系統化處理，再加上有些人很有特色的辛辣筆法，把本應該心平氣和的講述變成了沒有必要的對古人的諷刺、揶揄。

在實行海禁的同時，朱元璋以及歷代明帝王對於「朝貢貿易」極為支持。究其原因，一是為了彰顯繼承元朝的法理；二是為了掌控海外貿易。為了管理海外貿易，早在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十二月，朱元璋便在江蘇太倉的黃渡鎮設立了市舶司。其後，因為陳友諒、張士誠的一些殘餘勢力經常假冒商船襲擾朱元璋的軍隊，朱元璋也深感其地與南京過於接近不利於安全，所以在兩年多以後的洪武三年（一三七〇）二月便撤銷了市舶司。

夏言在奏說：區區百十餘人，寧波、紹興兩郡軍民何止百萬，竟然讓倭寇在中華肆虐、荼毒生靈、占領城池、搶奪軍械庫、火燒官府、殺害官員。地方官員們一個個事先不能防禦，事發不能剿滅，毫無章法、坐視戰機貽誤。真是國家大恥辱呀，大恥辱呀！

凡是想出海的商人，必須首先要在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開具證明信，即「保結」，主要內容是這個人是商人，是好人，要去進行海外貿易：然後向所在地省市政府（道府）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由海防發給船引，即通行證。當然，這也是官方的紙面上的操作程序，實際上，只要有牙商（仲介商人）、洋行（專門經營海外貿易的機構）出面作保，就可以申請到船引。船引需要填寫限定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向往處所、回銷限期（也就是多長時間內必須回來）等內容。船引需要海防官、府道備案，回國後雙方還要對照查驗是否按照船引行事。

朱紈被殺後，通倭的海盜利益代言人獲得空前勝利。海盜勢力再次大起，明廷沒有辦法，最終派遣胡宗憲再次剿倭。盧鏜、俞大猷開始整頓海防，然而，因為朱紈事件的影響，盧鏜作為當事人也有些縮手縮腳。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閏三月，王直率領倭寇，領百餘艘戰船，在臺灣到淮北的廣大海域內進行搶掠，就連南京都受到威脅。

第四次基本內容是：兵部要傳檄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文武官員，一切違禁大船不論何人建造全部毀掉。從今以後，沿海軍民凡是與走私犯、海盜交結者，他們的鄰居不舉報的全部有罪，施行連坐制。

明初，對外政策有兩大基石，一是對民間禁海，也就是禁止海外貿易。其實陸上民間與外國通商同樣是禁止的。二是以朝貢貿易為核心的對外貿易。

因為，朱元璋很害怕他的那些雖然被擊潰但沒有被消滅的敵人出海逃遁，等待時機捲土重來，便在洪武四年（一三七一）詔令「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他修建了沿海地區的海防工事、搜民為兵，實施了嚴密的巡檢制度和鼓勵告發私人秘密出海的首告制度等，甚至連出海捕魚也被禁止。

因此，東南地區許多百姓對這位新的統治者依然比較反感。朱元璋從維護自己統治地位的角度出發，對該地區百姓進行嚴密監控。江浙閩粵地區瀕臨大海，造船業極度發達，民間就可以建造寬三四丈的私人船隻，而巨賈富翁們甚至可以建造規模能與陳友諒戰船比肩的貨船。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宗設竟然殺死了瑞佐及數十名隨從，焚燒了貨船。其原因就是，他知道了事情的一切。宗設先來到寧波，按理應該是他的貨先驗，可宋素卿賄賂了賴恩，後到的瑞佐竟然先驗了貨。而這對於帶有政治使命的宗設來說，簡直無法忍受。那個時候的日本正處於動亂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並出，誰先與中國進行官方的貿易，那麼無異於中國政府承認了他可以代表日本。因此，宗設顯然沒有完成大內氏家族給他的任務。惱羞成怒的宗設率領三艘貨船及三百多武士登陸追殺宋素卿。

在嘉靖年間，明帝國的走私經濟形成了四大基地：澳門、福建海滄、浙江雙嶼、福建月港。

絲綢到了明代成為對外貿易中的重要物資，例如對日貿易的「朝貢」中，明回賜給日本的物品中絲絹羅布占了很大比重。到了明代中後期，絲織貿易更是占據很大比重。

特別是有些使節本身就是將領，做事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只講究武力解決。但即使如此，因為各種原因，明政府一般都不予以追究。因此，日本朝貢貿易使團越來越娼狂、大膽無禮，最終造成嘉靖二年（一五二三）的「爭貢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