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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造：製帛、誥敕、冠服；

豫商主要以武安人為主，經營藥材、綢布、水果。

燒窯業。有窯廠、滿窯、砌窯（窯與補窯）三行。其中，窯廠勢力最強，窯廠中最關鍵的角色是「把莊」，他主管看火色，裝窯路。他們有自己的幫會組織，叫「風火仙」。滿窯和砌窯，則是窯建築的專業。

張瀚其後將農工商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右僉都御史龐尚鵬、湖廣僉事馮應京等都力主對商業進行大規模扶持。到了萬曆年間，東林黨成員兵部右侍郎汪道昆在上書萬曆皇帝的奏章中，竟然公開藐視洪武體制。他說：竊聞先王重本抑末，故薄農稅而重徵商，余則以為不然。並質問道：「商何負於農。」

在對外貿易的管理部門市舶司內，也建立了牙行機構。嘉慶時期，廣東市舶司內的客綱、客紀即屬於官牙。同樣，在內陸稅收管理市場內也設有官牙。

相比較而言，徽州雖然糧食作物不濟，但休寧、祁門、黟縣、歙縣等卻多產竹木、茶葉，而徽州更控制了江西景德鎮的製瓷原料，盛產陶土。徽州的文房四寶更是馳名大江南北，宣紙、宣筆、徽墨、歙硯就是知名產品。

「呵，你小子別嘴硬，擺在你們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無條件復工，一條是穿鐵靴子戴鐵帽，你敢嗎？」「我，我兩條都不選。」「哼，都不選的話，就把你們這些鬧事兒的全都抓起來！」「你們……」「我們咋著，你們這幫刁民就得這麼整治！復工，復工！」

湖廣地區有徽商、西商、贛商、粵商、蘇商的洞庭幫、川商等在此地競爭。在這一地區，西商與徽商都是以茶布為主：湖北的枝江、江陵等地的布被川商壟斷；湖北咸寧的布多被粵商壟斷；茶葉是以粵商為主。但是，各地區的具體情況也不相同，如漢口徽商壟斷了鹽、茶、典當、木材、棉布等行業。

彩瓷業。有畫四大器、畫脫器、畫灰器、畫描飯閉等四行。

但這個名字背後卻透著一種蔑視，這也不能怪百姓，因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其間有正經做事的，也有仗著自己的資訊優勢、學識優勢而坑人的。

九邊之中有四個屬於陝西布政司管轄，它們是：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屬於山西布政司管轄的有宣府、大同、山西（偏頭關）。因此，晉陝商幫最先興起。因為，山西、陝西距離近，經商特點又相近，人們通常將二者合稱為「西商」。

粵商主要以廣州、潮州兩地商人為主，對外輸出鹽鐵，輸入糧食、絲織品。

朱元璋一聽覺得很納悶兒，便問店夥計：「這李先生是……」「哦，您不知道，這位李先生以前是李紀牙行的掌東，沒想到那個挨千刀的朱……」「胡說什麼！還不快去請李先生！」劉掌櫃在旁厲聲喝道。

「好嘞。」店夥計趕忙跑了出去。朱元璋又來到二人面前說道：「二位，據說皇上禁止牙行是為了保護商人、百姓不受牙行盤剝。他們經常故意抬高價格或壓低價格從中牟利。」

到後來，明政府規定：凡是有牙行的地方，商品買賣必須通過牙行進行。這樣，牙行組織在農村地區也極度膨脹起來，牙行又開始壟斷起農村貿易。正如，壟斷自然就會產生效率低下、腐敗一樣，最終，農牙行組織也開始墮落。

閩商主要由漳州、泉州、福寧、興化商人組成，以海商為主。

明代中後期，由於各地地方政府採取了傾科的商業政策，各種牙行組織極為興盛。例如北京通州就有五十八個牙行，各行各業皆有牙行組織。

淮商主要是以蘇商、徽商，特別是徽州鹽商為主體出面迎戰，並以地緣、血緣、宗族為紐帶，聯合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組成利益共同體，對粵贛鹽商集團發動猛攻。首先，他們勸說戶部尚書、淮安人葉淇改革「開中制」，將納糧改為納銀。這一方針使淮商不僅最終戰勝了粵商，還戰勝了晉商、陝商。

「全是因為給政府辦事兒，虧大發了！」「給政府辦事兒？怎麼會？給政府做事政府給錢呀，怎麼會虧大發了呢？政府給商人派發任務之前都會核算盈虧點，不會虧的。」

天啟六年五月初六（一六二六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九點，王恭廠一聲巨響之後狂風驟起，霎時間天昏地暗，人畜、樹木、磚石等立刻被捲入空中，又隨風落下，數萬房屋頃刻化為瓦礫，死傷者多達兩萬餘人。災後，男女盡皆裸體，衣服掛於西山樹梢、銀錢器皿飄至昌平閱武場中。紫禁城外正在修繕圍牆的三千工匠全部掉下腳手架摔死。正在用早膳的天啟皇帝則因為動作敏捷，躲到了龍書案下才倖免於難。

製瓷業。有脫胎、二白釉、四大器、四小器、冬小器、飯閉、灰渣器、古器、七五寸、滿尺、描令等十一行。

「這位先生恐怕是官宦之家，與我們民間隔得較遠呀。我們牙行自唐代就已經出現了，歷經百年了，自前朝遍布天下，其中確有蛀蟲。這些人該殺該禁，但不能因為他們而把我們都當成壞人了呀。你覺得現在市場繁榮是因為我們牙人、牙行沒了嗎？」「難道不是嗎？」「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們暗地裡存在才有如此繁榮。經過百年來的發展，沒有我們牙行存在，買賣雙方難以認同價格，難以明辨真偽，難以雇請交通，難以明辨規則。你如果有心，不妨去看看世間的商人、百姓有多少人離得開我們。」

趙武一見鄭子木好像是真的，趕忙來到一位茭草行老闆面前。「老闆，我看算了吧，鬧不好真出人命。」「哼，我看他沒這個膽子。就算死了又怎樣，不過給點兒錢而已！」

繫白圍裙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

「哎喲，王掌櫃！」「哎呀，劉掌櫃！」

至於利潤較低的諸如理髮、餐飲、賣筆行、柴草行等下等鋪行，萬曆十年（一五八二）統計就已經有了三萬四千三百七十七家。而豐臺、大興兩縣的農戶則分別只有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一戶、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三戶。

三窯九會是瓷器生產商的利益組織，五府十八幫表面上是維護中小瓷器生產者利益的組織。例如，三窯九會的活動重點就是：勞資協商、鎮壓罷工（俗稱「打派頭」）、砍草鞋（草鞋就是瓷器業工人，找出罷工帶頭人，列入黑名，使其永遠不能在景德鎮立足）、掛扁擔（對非都昌幫的瓷商進行制裁）、替官府派捐籌款、解決會員內部業務糾紛等。

民間抄報行因為以新聞為生命，所以往往採用各種手段挖新聞，其手段可與默多克（Rupert Murdoch，一九三一～）旗下的《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媲美。例如，清兵進攻山海關，洪承疇投降，崇禎皇帝要求陳新甲等人組織議和。哪知，陳新甲的家童竟然將此秘密告知了報館，結果第二天天下皆知。據尹韻公先生推測，這個家童很有可能是受雇於報館的報子。

徽幫。徽幫成員主要來自安徽的黟縣、歙縣、祁門、休寧、績溪、婺源六縣，他們並非生產者，而是瓷器流通者。徽商控制了瓷器生產的服務行業，如典當業、中藥鋪、綢緞莊、糧油業、鹽業、雜貨業、茶業等。徽幫中六縣勢力強弱排序是：黟縣、婺源、祁門、休寧、績溪、歙縣。徽幫到了清朝中後期逐漸戰勝都幫，到了民國時期，徽幫成為景德鎮經濟命脈、瓷器業的主要控制者。

「如果有人敢穿鐵靴戴鐵帽，你們就按我們的要求做？」衙役一聽一愣，回頭一看正是鄭子木。「你，你，你真的敢？」「我只問你，官府說話算數嗎？」「啊，算呀，算！不過，不過，你，你，你真敢？」

與此同時，駐紮陝西的二十多萬步兵和數萬騎兵，對於陝西商幫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作用。最終形成了以涇陽、三原為中心，以龍駒寨、鳳翔為橫座標，以延安、漢中為豎座標，並聯繫各州縣市場、集鎮貿易的市場網路。

雜幫。雜幫又分主要從事景德鎮瓷器的貿易、出口的外省幫和主要從事運輸、雜貨、窯爐、餐飲的本省幫兩類。外省幫主要是福建幫、湖北幫、蘇湖幫、廣東幫、山西和*圖*書幫、寧紹幫等，本省幫主要是南昌幫、撫州幫、饒州幫、湖口幫、吉安幫、奉新幫、建昌幫等。

明代初期對於商業稅的徵收主要靠兵馬司。兵馬司首先對度量衡進行了統一，並於每月的初二到初三對度量衡器具進行檢查，如果發現作弊者則進行嚴懲。例如對造假者和造假授意人杖打六十，校對失誤者打四十大板。

中國瓷器傳入歐洲之前，歐洲大多採用的是陶器、木器、金屬器，中國瓷器傳入之後，迅速成為財富和身分的象徵。他們甚至認為，瓷器具有神奇魔力，如果在瓷器裡放入毒藥，瓷器就會開裂。因此，對歐瓷器的出口一直處於優勢地位。到了明代後期，針對瓷器出口明政府於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發布命令，「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皿賣與外夷使臣」。

說書藝人作為娛樂業工作者的同時，在封建社會也是仲介。說書先生用的扇子不但是道具，更是一種度量尺度。因為，民間尺子、枰等貓膩特別多，而說書先生的扇子卻是有著嚴格尺度規定。因此，百姓如果買東西覺得上當受騙了，就會找說書先生評理，說書先生拿扇子一量就知道了。

贛商形成於成化、弘治年間，以撫州、臨江、吉安、南昌、建昌、九江商人為主。

在明代，報業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行業，從上例就可以看出其影響力。早在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四月，戶部尚書張學顏曾請求免除三十二個行業的稅收，以讓他們儘快成長起來，報紙就是其一。這三十二個行業是：

對此，粵贛集團以「順應民意」的理由進行反擊。畢竟，廣東與江西南部地區非常近，因為距離近價格就自然比較低，這樣自然利於百姓生活。所以，南贛巡撫、廣東屯鹽僉事等地方政府官員便屢屢上奏戶部，要求為了百姓的利益，允許廣東鹽進入江西，戶部表示支持粵贛集團。

因為，中國開始限制瓷器出口，歐洲各國便通過各種手段購入中國瓷器。當時歐洲強國葡萄牙，其國王在一五二二年（嘉靖元年）下達命令：所有從東印度回來的商船上必須載有三分之一的瓷器。瓷器成為葡萄牙送給歐洲各國國王的必備禮品，歐洲各國王室給予聘禮、嫁妝中如果沒有瓷器則是件非常丟人的事情。歐洲的後起之國荷蘭更是將瓷器作為主要進口商品，自一六〇二年到一六四四年（萬曆三十年至崇禎十七年）荷蘭運輸的瓷器高達數百萬件，僅一六三六年（崇禎九年）一年，荷蘭就收集了三十八萬件瓷器運往歐洲。

例如陝西渭南，國家要徵集十萬石糧食，結果七天便完成了這一任務。萬曆年間，在二百六十個府按稅糧多寡排名次，西安府位列全國第四，排名第一者為松江府。陝西商幫所以發展成功，原因就在於農業基礎厚，經濟作物生產促進了糧食商品化。當時廣泛種植的經濟作物主要有：蠶桑、茶葉、棉花、藥材、蔬菜和水果等。

燒造：磚瓦、石灰；

軍器：軍器、盔甲及軍服；

黃宗羲對本業、末業的觀點應該值得人們注意，他說「不切於民用」，也即對老百姓提高生活水平沒有實際用處的商業行為，被看做是末業，他本人並不反對。不是所有商業活動都應該被支持的，晚明能有如此見識實屬難得。

第二天，茭草行的所有工人來到了江邊，將鄭子木的屍體抬到了船上。突然一人高聲喊道：「各位，鄭大哥是為了我們而死，他家有老小，我們怎麼辦？無論錢財多少，咱們每人一枚或幾枚銅錢都可，一定要讓鄭哥死得安生！」話音剛落，這個人從懷中掏出十枚銅錢扔進了船艙。接著茭草行工人全都扔起了銅錢。頃刻間，船艙滿了。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單純的雇傭關係越來越難以見到。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樂平縣發生了瓷工要求雇主浮梁民歸還拖欠工資的事件，從此對瓷工的剝削越來越嚴重。

在商業興盛的同時，商業稅所占比重也越來越大。例如，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全國各處的稅收網點所收的商業稅不過八萬兩，占當年國庫（太倉庫）的百分之三左右，但到了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商業稅則達到了四十七萬七千五百兩，占國庫的百分之十左右。萬曆中後期，商業稅就成了政府的主要稅種之一。到了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全國八個重要收稅處的稅收總額高達四百八十萬兩，是萬曆年間的十倍以上。萬曆朝對商業稅的徵收引來了商人利益的代言人東林黨的不滿，由此，增減商業稅問題則成為萬曆、天啟、崇禎等皇帝和朝臣的主要爭論議題。

二十四年後的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前後，兩淮地區開始「定商灶籍」，地方政府為鹽商子女專門設置了商籍。當然，這只包括淮商。雖然只有幾個名額，但歷史意義絕對重大。六年後的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天津也開始對長蘆鹽場的鹽商子弟確定商籍；九年後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徽商吳憲、汪文演在兩浙鹽場提出要求，請求安徽籍巡鹽御史葉永盛設置商籍。葉永盛立刻上奏朝廷請求批准正式設立商籍。最終，中央政府決定浙江可以仿照杭州、仁和、錢塘的名額，確定商籍取士。

自從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徽商建立歙縣會館之後，到萬曆年間，北京的會館達到了上百家。與此同時，全國商業中心城市的各地會館也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開辦會館、在當地定居，商幫子弟們自然會為當地帶來商業的興隆、交通與建築等方面的改善。

明代的茶葉產地和今天大致相仿，主要是四川、陝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廣東、雲南、貴州、河南等。中轉銷售市場就是茶葉運輸的重要城市、港口，因此，京杭大運河以及十五座一線城市都是當時重要的茶葉中轉市場。茶葉銷售地就是民間銷售市場以及茶馬互市地。通過對外貿易在十五世紀末茶葉由阿拉伯商人轉賣到歐洲。到了一六〇七年（萬曆三十五年），荷蘭海船來澳門購茶轉運到歐洲，這是中國茶葉直接銷往歐洲的最早記錄。

隨著鄉鎮經濟的發展，一些農民開始通過集市貿易將農產品商品化，久而久之，專業化的農產品、農具組織開始出現。而作為受教育較少的農民來說，牙行便成為免受一些不良商人坑蒙拐騙的保障之一。因此，農村牙行組織也快速成長。

民間商業的生命力極為頑強，即使在封建統治者如此壓迫下，仍然在頑強地生長著。只要壓迫的力度一減輕，民間商業就會重新大興起來。在明朝，商人最應該感謝的人就是張居正的政敵高拱。

行會之間也會有競爭，例如陶慶窯為了低價買到柴火，往往會規定臨時禁窯，迫使柴客低價賣柴。陶慶窯然後決定賣給各幫會的柴價，請各幫會吃酒。在此期間，如果有人膽敢不同意，陶慶窯則會停止供柴。

因為私鹽利潤非常大，竟然在天順年間出現了上萬人的武裝走私。天順年間廣東巡撫葉盛為了保證廣東鹽商、人民的利益，相應地也給江西百姓降低生活成本，更是為了社會穩定，以「入米餉邊」的名義，給粵鹽商進入江西披上了合法外衣。兩淮鹽商自然不會坐視利益受損。雙方在江西南安、轅州兩府進行了「淮粵之戰」，競爭長達百餘年。

之所以將他們稱做商幫，就是因為他們以地域為紐帶，秉持相同的經營理念、方針，用聯合的方式獲取競爭優勢從而形成某種壟斷。但具體方式並不相同，例如徽商主要靠宗族關係維繫，西商則靠同鄉關係聯引。西商中的晉商甚至有意排斥血緣關係，例如山西商號就不准用三種爺：少爺、姑爺、舅爺。江西商幫在這點上也與西商類似，同時他們都採取「學徒制」，同鄉負責輸入學徒，有保人，學徒如果犯錯保人也要負連帶責任，犯了嚴重錯誤的學徒將被這一行業和_圖_書拒之門外。

隆慶年間的北京街頭上演著一場人間悲劇。在一處人市內，等待買主的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有小孩，有漂亮的女孩兒也有健碩的男子。走在這些人中間的有官員、有富商，當然，更有無事閒逛的人。可有一個人卻面露憂愁，他處在深深的自責中：「沒想到天下竟然至此，我真是失職呀！」

除了景德鎮外，福建德化白瓷（又稱中國白、象牙白、蔥根白等）、山西磁州窯、龍泉青瓷等也非常出名。

官牙之外的私牙，也開始興盛。他們有的是經商多年的商家，有的是從官牙退下來的人。民間牙行要想營業，必須交稅（牙帖的價格）後得到營業執照（牙帖）。牙帖的有效期為一年。私家牙行可以允許從事以下事情：

正當工人們歡呼雀躍的時候，一個陰謀卻產生了。茭草行和其他相關行業的行會負責人認為：此風不能長，決不能讓工人們嘗到罷工的甜頭，必須要讓他們付出代價。因此，官府重新逮捕了鄭子木等人。等工人們再次罷工，向縣衙請願時，人們竟然發現在縣衙內放著兩盆炭火，火中燒著一頂鐵帽子和一雙鐵靴。

上述都是賈，但明代最主要的卻是商。商分為小本經營的商人，大多離家二三百里、外出一個月左右，這種商人最典型的當屬唐伯虎賣畫。另外一部分則是攜帶大量貨物的長途販運商，例如典型的晉商、徽商。長途販運商隨著實力的增大往往也在外定居，例如晉商在張家口、徽商在杭州大量定居。

上述案例講述的就是商幫間的競爭，明清十大商幫在中國商業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商幫興起標誌著商業發展的興隆，在明朝中前期陝商、晉商、徽商就已經初具規模。到了明朝中後期，十大商幫便悉數登場。

上述案例之所以能被今人看到，明代報業工作者居功至偉。否則，如果全憑官方記載，我們肯定不會知曉許多事情內幕。當然，直到今天也有一些人，因為喜歡董其昌的字畫和學問，愛屋及烏，認為董其昌是無辜的。

「你姓趙？做何生意？」「我以前是糧商。」「哦，十年前北京有個『米麥大王』趙春茹，請問他是你什麼人？」那人一聽面帶羞愧之色，「唉，我就是趙春茹。」「啊？你就是十年前的，『米麥大王』？你為何成了今天的模樣？」

在這些出口瓷器中，景德鎮的產品最多。明代同樣是瓷器技術高度發達的時期，例如永樂白瓷代表了中國製瓷史上白釉的最高水準。其後不久出現的霽紅、霽藍同樣代表高溫單色釉瓷技術的飛躍。景德鎮自漢代起開始較大規模的製瓷，到南北朝時期成名；唐宋時期享譽全國；到了元代因為燒製成功青花瓷，從而享譽中外；到了明代則是獨步天下，成為瓷都。伴隨著這一過程，景德鎮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

窯冶：陶瓷、鑄造、鐵冶；

中國瓷器舉世聞名。中國瓷器真正的發展時期是在東漢，唐朝的唐三彩馳名中外，那個時期中國的瓷器已經通過中間商傳到了歐洲、東北非。到了北宋，中國形成了鈞窯、汝窯、官窯、哥窯、定窯五大名瓷，瓷器成為絲綢之後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到了南宋，因為陸路交通貿易被基本割斷，南宋政權為了得到更多的財政收入，不得以大規模發展海外貿易。因此，對歐洲、阿拉伯地區的貿易達到了新的高峰，陶瓷業甚至出現了按訂單生產的情況。

嘉靖年間，景德鎮的包裝工人發起了「白圍裙運動」。瓷器在出廠前都要用稻草保護進行包裝，人們稱其為茭草。按照行規，茭草行工人吃的是白米飯，每五個人組成一個勞動小組，叫做「一條凳」，每月初一、十五每個小組豬肉一斤。嘉靖之前一直是這個規矩，但到了嘉靖年間，各家老闆以種種藉口，如生產成本上升或買賣不好做為由，先是取消了豬肉，後又把白米飯改成了糙米飯。這一下工人們的怒火開始爆發了。

晉商在明清兩代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在明代晉商的興起主要源於「官商一體」，大商人之家也是大官僚之家，而清代中後期的晉商則主要靠「市場」而形成。因此，有人將明代晉商稱為老晉商，將清代晉商稱為新晉商。

浙商主要以寧波、龍游、湖州人為主，主營錢莊、船運、南北貨、文化產業、絲綿等，還從事海外貿易。

都幫。都幫的成員都是江西都昌人。都昌在景德鎮的西北，處於鄱陽湖北岸，是景德鎮瓷器對外銷售的必經之地，因此，隨著景德鎮的興盛它也開始興盛起來。作為非當地居民，都昌人幾乎壟斷了景德鎮的瓷器業。起初，來到景德鎮的都昌人是作為雇工來打工的。久而久之，都昌人反客為主，成為景德鎮瓷器業的主宰者。

就在這時，一位年老的茭草師傅咳嗽了一聲，江邊幾百名茭草師傅齊刷刷全都拿出白圍裙繫在了腰間。

網邊行、針蓖雜糧行、碾子行、沙鍋行、蒸作行、土城行、豆粉行、雜菜行、豆腐行、抄報行、賣筆行、荊筐行、柴草行、燒煤行、等枰行、泥罐行、裁縫行、刊字行、圖書行、打碑行、鼓吹行、抿刷行、骨簪籮圈行、毛繩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篩行、土工行等。

器用：祭祀典禮用器、顏料淘洗、印造紙札等。

在商業興盛的同時，明代的手工業也逐漸興盛起來。明初的手工業分為官營、民營兩大類。官營主要為工部、戶部、內府、都司衛所、地方官府管理下的手工業。其主要分為：

陝晉徽三大商幫主要以鹽茶為主營商品。另外的七大商幫中：

各行都有自己的行業組織，每個行業向上有更大的幫派組織，向下則有具體的更小的行會。

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右副都御史、江西巡撫、淮安人馬森在峽江建立稅所阻止粵商北上。六年後，淮商集體上書兩淮巡鹽御史朱炳如，要求回收江西袁州、吉安，以及河東的南陽、陳州等地全部銷售淮鹽。朱炳如同意後，便引起了河東巡鹽御史的不滿，他指責朱炳如誤聽奸商、紛亂成法。

營造：內府、王府、城垣、廟宇、儀仗；

民間手工業則更是多姿多彩。由此，形成了眾多專業市場。例如上海的棉紡織、山東臨清的紡織品和糧食集散中心、揚州的鹽心等。這使得上至朝廷下到百姓對商人的看法有所轉變。如何評價商人的作用，則成為官方推行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瓷業工具業。有模型、坯刀兩行。

其他商幫也是如此，例如晉商也是因為地少人多貧困，農耕不易，所以才出外經商。在各商幫中，江西的土地最為貧瘠。大臣張瀚就在《松窗夢語》中說：江西除了陶瓷以及金屬儲存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能夠拿得出手的。在官場中，有句順口溜：命運低，得三西。就是說，你官運不濟的話，就會去陝西、山西、江西三個地方去當清（貧）官。

就在這時，鄭子木的徒弟捧著一條白圍裙來到眾人面前。「師父，您生前工作時候就愛繫白圍裙，今天我就把白圍裙拿來與您一同回家！」

由於抄報行大寫「獸宦董其昌，梟孽董祖常」等標語，沿路張貼，結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陝西、山西，甚至北京都流傳此事，船渡碼頭、交通要衝等處的抄報行也競相刊登，結果連朝廷也知道了這件事。當年，邸報就刊載了內閣對董其昌的批評，說他是「聖朝棄物」，並提出處罰意見：「即有不赦之罪，宜赴所在官司告理，或因而奏請處分。」並說：若不對董其昌父子進行嚴懲，「三吳之勢家大族，人人自危，小民沙中偶語，無日無之，恐東南之變，將在旦夕，此又甚於夷狄盜賊□□（後兩字缺）」。

上文中的提問者就是隆慶年間的內閣首輔高拱。經過長達兩個月的實地調研，高拱向隆慶皇帝進言：對於京城這樣重要的地方，百姓必須要富足安定，只有這樣天下才可以有依靠。屁股底下坐著個火山，那肯定會威脅國家穩定。當年，太宗皇之所以把天下富戶遷移到北京，就是因為北京的居民是皇帝的屏障。可今日一看，民生凋敝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牙行的興盛最終催生出了江西洞庭商人翁邊所建立的牙行帝國。該牙和_圖_書行在清源經營布行，其連鎖店遍布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江蘇諸省。

九邊最需要的就是糧食，因此，鹽茶的開中制便成為西商和徽商崛起的必要條件。例如西商在河東鹽區、長蘆鹽區、山東鹽場占主體地位，兩淮、浙江、廣東、福建鹽場則是徽商占主體。徽商主要的產品是鹽茶木典。江南木材行業也是徽商實力最為雄厚，到了清代則被徽商壟斷。典當業同樣如此，徽商汪克等人在河南就開了二百多家當鋪，京城的當鋪也多是徽商所開。除此之外，徽商還經營文房四寶，例如嘉靖年間的方正、邵格之、羅小華以及萬曆年間的程君房、方于魯、汪春元、葉立卿等。

牙行組織主要是促進買賣雙方交易成功，從中收取貨物總價的百分之二作為佣金，並代買代賣等。牙行每年上繳的稅銀也非常多，以通州的五十八個牙行為例，每年上交的稅銀可達四千四百多兩。明朝晚期，隨著國政的日益腐敗，牙行反而成為商品經濟的一大毒瘤。假冒牙行、胡亂評估商品價值、勾結官員強行截留貨物、偷盜倉儲貨物等比比皆是。

到了明代中後期，牙行的主要從業者，主要有兩大類。其一為官府經營的「官牙」也就是官店，典型的代表就是「塌房」。因為商賈貨物在城外堆積，同時經常受到官吏盤剝勒索，朱元璋便在三山諸門外瀕水的地方建造了店面。這就是「塌房」的來歷。

安徽祁門人鄭子木不僅手藝好，而且為人非常豪爽正直，因此，頗受同行愛戴。人們要求他組織行業性罷工。這一下可急壞了官府和老闆們。浮梁縣衙立即將鄭子木等人抓捕收監，並張貼告示要求立刻復工。但因為無人包裝，茭草行以外的其他工種行會便開始施壓，要求立刻答應工人們的要求。最終，達成如下協議：立即釋放鄭子木等人；恢復白米飯和「一條凳」一斤豬肉；饒州、南昌、撫州、徽州四府的茭草行選出代表監督老闆們的執行情況，倘有違約罰老闆在蘇州會館演戲三天。

上面這個故事就發生在「瓷都」景德鎮，故事反映出工會組織已經有了一定規模。商業的繫榮極大促進了城市化，小城鎮也是如此。當時的蘇州、上海、杭州、嘉興、湖州五市，在二十多年時間就形成了二百一十餘個小市鎮。吳江縣本來有兩市四鎮，嘉靖年間增加到十市四鎮，明末清初則擴展為十市七鎮。嘉定縣的市鎮也從正德年間的十五個增為萬曆時的三市十七鎮。手工業市鎮也開始形成。之前，有許多書經常提到江南市鎮經濟，除了江南市鎮外，最典型的當屬景德鎮。景德鎮的興起是因瓷器。

蘇商主要以洞庭、南京、鎮江人為主。洞庭商人主營米糧、絲綢棉布，南京商人則是綢緞，鎮江商人經營典當行業。

陝西人口從元末的四十四萬人，到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增加到了一百八十萬六千人，到萬曆六年（一五七八）更是增加到了三百五十萬六千人。在屯田的過程中，永樂皇帝針對陝西缺少耕牛的情況，在永樂三年（一四〇五）每百名軍士給牛四十隻。在如此情況下，陝西屯田大為成功，使得當地百姓的生活較為安樂富足，所以人們才有精力和條件進行各種貿易。就在這種較為富足的情況下，陝西商幫逐漸發展壯大。

為保障鹽業壟斷，明初採取了食鹽專賣制度，即將全國劃分為若干銷售區，並設立都轉運鹽使司或鹽課提舉司等機構，管理各地區的食鹽生產與銷售。例如江西市場的鹽必須是淮鹽。然而，廣東與江西距離甚近，廣東鹽自然就會以走私的形式進入江西。由此，淮鹽商便與粵鹽商發生了競爭。

朱元璋暗自沉吟：萬歲聖明，妖魔鬼怪自然就少！多好的話呀。

商業興盛外來人口必然增多，因此，景德鎮人口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外來工人，製瓷七十二道工序需要的工人極多。在生產關係上，景德鎮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嘉靖年間，景德鎮人口有十多萬人，其中製瓷業從業人員占十分之一以上。景德鎮的工人與雇主之間的關係較為自由，雇主可以辭工，工人也可以炒老闆。甚至，工人可以將自己的工作崗位轉賣給其他人。窯工不像其他行業的雇工，除了工作之外，不需要對雇主做任何事情。假如做了工作以外的事情，則會以「打含工」（拍馬屁）的錯誤被師傅懲罰。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單純的雇傭關係。

抄報行興盛還體現在各省駐京辦都設有相應的抄報行。抄報行還專門雇傭了一批「新聞線索搜索者」（報子），他們的主要作用一是邸報出來後，負責謄抄，然後根據其中的線索進行採訪；二是搜尋邸報不刊載的社會新聞線索。每逢高考（會試）、中考（鄉試），抄報行的工作之一就是傳遞考試成績。

在生產規模上，明朝中後期景德鎮僅民窯系統的三百多座窯每年生產的瓷器就多達一千二百萬件左右，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作為商品銷往國內和世界各地。在當時，景德鎮的窯商財力雄厚，就拿製瓷中資金使用最少的製坯環節來說，一個坯房每月的生產資料成本需要一百四十兩銀，每月的人工成本一百六十兩銀，每月的投入就多達三百兩銀。

「你說得好聽。既要讓我們幹重活，又不給我們吃好，你以為我們是木頭呀，乾脆別給我們吃米飯了，給草吃吧！」

包、運業。有茭草、看色、打絡子、削殺利篾、打貨籃、挑瓷把莊、下駁、挑窯柴、搬運九行。

萬曆年間是明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分水嶺。大批儒家子弟如南京的李素居等開始經商，就連九邊地區，都可以見到全國各地的商品。商人也開始創建字號，例如宋五嫂魚羹鋪、沈家金銀交引鋪、潘節幹熟藥鋪等。

船隻：御用船、軍船、糧船、湖船；

官員向朝廷奏報，說是因為傳奇小說《黑白傳》（說書藝人根據這件事臨時創作的作品）造成民變。當時的明朝政府將此事定性為：廣大人民群眾受了一小撮別有用心者的蒙蔽。

每個坯房所需的員工至少三十人，製坯需要十大環節：陶泥、旋坯、合釉、抬還、拉坯、上釉、裝坯、印坯、舂灰、畫坯。製坯商作為小業主將坯件賣給窯主燒製成成器，將瓷器賣給瓷商，賺取差價。更令人驚訝的是，明朝的代工業極為發達。瓷器流通商讓特定的瓷器生產商按照訂單（明朝中期之前主要是中東國家，其後是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以及日本）要求燒製瓷器，從中賺取利潤。

一、代收稅款，交監察御史、主事核對；二、代官府在交通要道上收取過路費，同時填寫商人、船主的籍貫、住址、路引字號、貨物類別和數目等；三、買賣仲介、代買代賣、為商人雇請交通工具、貨物倉儲、幫助商人解決食宿等問題，從中收取佣金；四、評估貨物價格等。

弘治年間吏部尚書倪岳就承認：通商也可以富強國家。張居正早在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身為翰林院編修時就說過這樣的話：商業通貨物的有無，農民種地。如果商業流通受到阻礙（商業不興）則農業就會出現問題。農業如果不興，那麼商業也會出現問題。所以，要在商業、農業之間進行權衡。張居正據此提出了農商並重的觀點。

江南地區是各地商幫主要競爭地區，但徽商實力最強，西商實力其次。

「這恐怕不行呀，我怎麼能給您估價呢。還是請李先生來估個價吧！」

他邊走邊看，突然在待售人口中見到一個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衣著雖然有些骯髒但能看得出過去一定非常華麗。這個人之前肯定不是一般人。他連忙走到這個人面前，「這位老兄，你這是……」「哦，老爺，我姓趙，以前是做生意的，如今破產了。我想自賣自身給您做個奴僕，您看行嗎？」

除了上述三大幫派外，還有兩大派：燒窯業和圓器業的行業協會「三窯九會（社）」、瓷器手工業者利益保護協會「五府十八幫」。當然，在這些行業協會下面還有小的行業協會，例如九會中的「同慶社」和_圖_書就包括四大器業，「聚慶社」就是博古器業的行業協會。五府的領頭人分別叫「頭首」，簡稱「府頭」，十八幫的領頭人分別也叫「頭首」，簡稱「幫首」。

王恭廠是軍火庫，許多人認為是火藥爆炸，但爆炸中心竟然沒有絲毫被火燒的跡象，地震的跡象也無，直到今天這個巨大的疑團都沒有弄清楚。最終，天啟帝下罪己詔，大赦天下。

大街上的童謠竟然是「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正月十五百姓們擁到董其昌家將董家的幾十間房屋拆毀。正月十六，從上海青浦、金山趕來的百姓開始火燒董家其餘的房子。據當時的報紙透露：有兩名「童子」率先進攻董家，數百間豪華建築被燒毀。十七日、十八日松江府其他地區的百姓陸續趕來，拆毀焚燒董家在當地的其他房產。十九日松江百姓焚燒拆毀有董其昌題詞的建築。

同食鹽一樣，茶葉也是遍布全國的商品。徽商在明朝中後期，形成了許氏、歙縣芳坑江氏、績溪王氏、歙縣吳肇福、婺源朱文熾等著名茶商。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朱文熾。他早在五百年前就開始了品牌化經營，不管經營業績如何，他始終在自己的產品包裝袋上寫上「陳茶」二字。除此之外，他還注意收集消費者資訊，不斷提高茶葉品位。

十大商幫在各地區的勢力大小也不相同。在山東地區，徽商占據運河區的臨清、濟寧、張秋。萬曆年間，臨清商人中十分之九都是徽商。徽、晉兩大商幫在山東地區經營的產品高度重合，都是以棉布、鹽業、典當為主。晉商經過三百年的努力，直到清代中後期才在山東典當業內擊敗徽商獲得了霸主地位。

「即使從官府取到銀兩，但每過一道手續都需要打點。一兩不到的銀子從官府支取的話得先有十兩多的打點費用，老百姓哪裡支撐得起呀。所以，傾家蕩產的有之，逃戶流亡的有之，賣兒賣女、賣房賣地、剃度出家、自殺者也大有人在呀！國家稅收雖然不多，但各種費用太多了。所以，這些年不但普通百姓敗家者遍天下，就是像我這樣的富戶也是難以為繼呀！」

瓷器在明代被江西商幫和徽商壟斷，形成江西都幫（碗、盤等日用瓷器）、雜幫（除日用瓷器外的其他瓷器）、徽幫。三大幫占據了瓷器生產、運輸、銷售量的一半以上，其他則被「三窯九會」、「五府十八幫」、「保搭公所」、「保柴公所」等組織壟斷。由此，又形成了八大商家：馮、余、江、曹大似天，張、王、劉、李站兩邊。

「您有所不知，這是面上的說法。比如，繳納錢糧時應該給我百兩白銀，可是我買糧就需要四十到七十兩，而且往往幾年都不能從官府取到銀兩。小家小戶繳納的錢糧多是通過高利貸借來的，一年不還那麼就會有高額的利息。您要知道，那可是高利貸，打著滾兒地往上翻。」

朱元璋聽罷，不禁一愣。這時，老太太說道：「張大，可是好人呀。可不像年前的那些牙人，專門欺負我們這些人。」張大微微一笑：「您說得是，現在天下太平，萬歲聖明，這欺行霸市的妖魔鬼怪自然就少。」

瓷業服務業。有轎行、馬行兩行。

然而，朱炳如背後有掌管全國鹽政的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做靠山，所以，河東、粵贛等地方政府的反擊沒有成功。

仲介在其執業過程中，認識的人會越來越多，層次越來越高，其中只要有一個人能幫他，他立刻就會「鯉魚躍龍門」。安祿山、史思明的發跡不乏貴人相助，而貴人之所以能夠相助，他們的牙人生涯起了很大作用。到了元代，仲介公司——牙行開始大量出現。朱元璋在登基的第二年就取締牙行企圖壟斷仲介貿易，但沒過幾年又不得不恢復。可見，牙行在明初的勢力就不可小視。

「您來了！」

在得到商籍的同時，十大商幫全線出擊。除了著名的晉商、徽商之外，陝西商人在各地開辦了各種商鋪，洞庭商幫開始在北方經營絲綢，齊商在南方開辦了棉花、棉布店鋪，湖廣商人則在浙江設置六陳鋪。與此同時，一方面為了在經商的同時獲得更多商業資訊與官方加強聯絡從而獲得官方支持，另一方面為了讓參加科考的商人子弟能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各大商幫都開始在北京設立會館。

第二年六月，高拱建議：可以預支財政預算的四成，之後逐漸減到一成，半年之內把該給商人的錢給全。一年以上的欠款先預支一半。同時，又請求通州等地的稅務局，除了竹木商販繼續收稅外，對運輪木炭柴草的商人免稅。

在行業分工上，景德鎮瓷一般有八業三十六行之說，它們是：

民間抄報行的新聞傳播速度顯然要比邸報略勝一籌。正如當時的首輔于慎行憤怒地說：邊塞的戰報、重要事情，政府還不知道呢，民間百姓卻都知道了。這些報房商人真是為了錢什麼都刊登。

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六十歲董其昌，看中了一個名叫綠英的姑娘。綠英是陸紹芳這個有功名的諸生家裡的一個佃戶的女兒。董其昌的兒子董祖常看老爹喜歡上了人家，順者為孝嘛，董祖常立刻把綠英搶走了。這一下陸紹芳還有社會上的新聞工作者以及藝人們可就不幹了。陸紹芳組織知識分子、新聞工作者在報上撰文抨擊，藝人們更是各顯其能——說書的編成了平話，唱曲的編成了彈詞廣為傳揚。

在上述產品中，茶葉是徽商最終戰勝西商的關鍵產品。在茶葉市場上，散茶是明代銷售的主流，其品牌達到了九十六個，而宋代只有日鑄、雙井、顧渚等幾個品牌。在茶葉市場上同今天一樣，分為茶葉產地，中轉銷售市場以及茶葉銷售地。

仲介人早在貨貨貿易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他們所起的作用相當於橋梁。人們通常稱仲介為「牙人」。理由很簡單，仲介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張嘴，一張口就露出大板牙的形象讓人印象深刻。

就在這時，鄭子木已經行動了……

匣缽業。有磚山、大器匣、小器匣三行。

朱元璋聽罷，冷冷地看著他，「我倒要去看看！」朱元璋離開了布店，又到了民間普通百姓的大集。「我出身於農，與農民的心最相連。當年，那些牙人如此欺負我和我的同鄉，我不相信農民還會願意接受這些人的擺布。」思索間，看到一個農婦拉著一個買賣人嚷道：「我這不是瘟雞，你別騙我。你準是剛才欺負我老太太不識秤，蒙我被我識破了，你惱羞成怒才說我這是瘟雞！」

中國最早的牙行出現於元代的至元年間。這一年，牙行一詞出現於中書省的文件中。洪武二年（一三六九）朱元璋取締牙行，打算把牙行的一些職能如代收商業稅、評估商品的質量和價格等收歸官府，然而，這種嚴重干預市場的政策根本沒有辦法施行。所以，沒過幾年又同意設立牙行，但是對於影響物價的「高抬低估」等行為給予嚴懲。其懲罰力度非常令人吃驚：捉到京城，戴枷鎖示軍直到死亡，家屬充軍。

河南地區主要是西商、徽商。

徽商主要以徽州、寧國商人為主。因為，徽州、寧國等地田地較少且自然條件較為惡劣，因此，靠農業生存非常艱難。例如徽州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村莊」之說，寧國則多丘陵。因此，徽州人經商自古有之。當時的民謠對此唱到：前世未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這位先生，此言差矣！」朱元璋循聲望去，只見一位身材高大、衣著華麗的人走了進來。「哦，我說的有啥不對呢？」朱元璋看著那個人冷冷一笑。「剛才您說的確實有道理，但俗話說得好，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萬歲皇爺能打包票說他手下的數萬官員無論文武沒有一個貪官污吏、違法犯科之人嗎？」朱元璋一聽不禁啞然。

淮商在交朋友上素來爽快，例如天啟五年（一六二五）江禮等人為了讓政府強令粵商退出江西吉安的鹽業市場，賄賂閹黨頭目御史崔呈秀四萬二千五百兩白銀。同時，淮商也打出「維持祖制、法律尊嚴」和_圖_書的旗號阻擊粵商、贛商。

值得今天報人學習的是，民間抄報行的文章，集故事性、新聞性、文采於一體，令人折服。最典型的就是對世界三大災難之一的王恭廠大爆炸（另兩大災難是：印度「死丘」事件、一九〇八年六月三十日俄羅斯西伯利亞通古斯大爆炸）的報導。

在這一市場上，徽商迅速崛起。如果說在鹽務中，徽商與晉商的實力差距還比較大的話，那麼，通過茶葉貿易徽商與晉商的實力在慢慢縮小。最終，因為鹽業改革，徽商擊敗了陝西商幫、重創了山西商幫，成為在鹽業中獲利最大的商幫。如果沒有茶葉貿易的介入，這種實力對比可能不會發生變化。

湖北商幫則以咸寧、荊州、黃州、武昌商人為主，其中咸寧的船運碼頭業最為強大。

董其昌忽然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公眾人物了，大為惱怒。他認為這是一個叫范昶的人搗的鬼，而范昶給予否認，誰知隨後范昶暴病而亡，范母帶著兒媳龔氏、孫媳董氏和女僕們穿著孝服到董家門上哭鬧。令人髮指的事情發生了。董其昌的家丁竟然將這些女人拉到隔壁坐化庵中集體強|奸。范家告狀，衙門卻久拖不決。民眾開始鼓噪起來，人們四處張貼檄文布告號召百姓前往董家討公道。

「哦，剛到。這批布質量很好，您可得看好了，給個好價錢！」

衙役趙武指著工人們怒道：「告訴你們，任何事兒都要有規矩，要懂得上下尊卑。老閣們給你們工作幹，你們應該感恩戴德，一點兒豬肉、白米飯就讓你們以下犯上了！」

記載這件事情的報紙寫得非常有文采，感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看，題目是「天變邸抄」。

雜幫中的撫州人控制了琢器業，景德鎮明清時期生產的壺、盅、匙、瓶、罐、雕塑等基本上都是撫州幫的產品。

鄭子木聽罷，甩開其他衙役的手，來到趙武面前，冷冷一笑，「人總歸一死，如果我死能給各位兄弟帶來好處，我願意。」鄭子木說罷，衝著兄弟們抱拳拱手，「各位，各位，兄弟我從安徽祁門來此營生，家有老母妻兒，望各位兄弟把我送回家中！」

於是，從隆慶四年（一五七〇）開始，商業迎來了大發展時期。隨著商業的興隆，商稅收入迅速攀升。這一下，中央政府也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紛紛出臺地方「厚農資商」的政策。商業大興的結果，就是到了萬曆年間，明朝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董其昌認為這是政敵所為，地方官認為是民眾受了愚弄。爭執了半年後，蘇州、常州、鎮江三府會審的結果是：對直接參與燒搶董家的一干流氓定為死罪處斬，對松江府華亭縣儒學生員五人杖懲並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懲並降級、三人受杖懲。

儘管抄報行成為需要保護的三十二行之一（材料上只有三十行），但既然能被稱為「行」可見從業的人比較多。在當時，抄報行比較興盛，宛平縣的抄報行就在前門一帶。

為了新聞更快，明代的報人，還印製了報帖，即報紙內容簡介，只講事情的概況，不詳細敘述。最終，形成了明朝的「日報」。

其後，東林黨骨幹趙南星更是將士農工商皆視做「本業」。到了明末清初，著名大學者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進一步指出：「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倡優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亦庶幾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聖王崇本抑末之道。」

朱元璋回到皇宮後，派出大量的人員查看市場，摸清牙行、牙人的具體情況。經過詳細調查，看到牙行、牙人確有存在的必要，朱元璋決定撤銷六年前取締牙行、牙人的命令。

人們常說的商、賈並不相同，商主要是行商即販運，賈則是坐商以店鋪為業。在當時，北京、南京、開封等十五個一線城市商賈雲集。以北京宛平（包括現在的西城區、豐臺區大部，以及石景山區、門頭溝區等部分）、大興（包括現在的東城區、大興區大部，以及海淀區、朝陽區等部分）兩縣為例，在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兩縣就有上等鋪戶三千七百八十七家、中等鋪戶六千三百八十三戶，上述利潤較高的商戶分屬於一百三十二個行業。

這其中，廣東巡撫葉淇、南贛巡撫王守仁等提出：走私不能堵只能疏，越是堵越容易發生社會動蕩。這一觀點最終獲得皇帝的認可。在萬曆年間，粵贛集團獲勝，江西南部的南安、贛州、吉安等市場被粵商占領。

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萬曆皇帝不知為何竟然主動看起了報紙。突然，一件發生在江南的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氣得萬曆怒道：不想一個奴才在鄉間如此為非作歹呀，給我到民間弄些《京報》來，我要看看更詳細的新聞。原來，明代大畫家、退了休的政府官員董其昌因為搶奪民女，被當地百姓抄了家。

「誰蒙你了，你大字不識一個，是你看錯了！」「我賣不出雞事小，壞我名聲事大！去找張大，我只信他！」「大娘，張大我來了。我看看您的雞。」說完，那個人蹲下來仔細觀看之後，站起身對那買賣人說道：「大娘的這五隻雞沒有任何毛病，只是長途來此，暫時萎靡而已。你休要騙人！」

下腳修補業。有彩紅、洲店（專門補瓷）兩行。

到了明朝中後期，商業的不斷興旺帶來了政府對於商人的重視。起初，商品經濟尚不發達，商人中的行商並沒有進入政府人口統計的範圍。在明中期之前，坐賈因為有商鋪容易統計，將其加入排甲即可。行商則不好辦，明朝中期之前政府將其視做流民，中期之後則給予在當地居住時間較長的商人附籍的權利。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北京宣布，在京居住較長時間的商人可以在宛平、大興附籍，專門設置「浮戶」專冊，與當地百姓一體當差。這一變化可不小，代表著朱元璋制定的戶口永不可變更的原則開始鬆動。

高拱指出，解決這一問題，要按時足額給錢不得拖延，祛除腐敗免去打點費用。這樣，百姓商人才會安居樂業，京師穩定了，天下自然穩定。

抄報行內的記者到後來也有專門從事販賣新聞者，就像華陽散人在《鴛鴦針》中描寫的落地秀才「白日鬼」周德。由於當時還沒有形成新聞審查制度，其間的問題也日漸凸顯。

商幫的興起與邊關特別是九邊高度相關，因此，山西、陝西就成為了首先崛起的兩大商幫。

雜幫中的採購八幫的實力也非常大，它們是寧、紹、關、廣、鄂等。除此之外，雜幫還控制了瓷器生產服務行業的瓷行、選瓷行（看色）、陶瓷加工（紅店）、受草、包裝、搬運、木箱、藍簍、花篾、土儀、棕棉、雨傘、豆腐、煙酒、飯館、鞋店、裁縫鋪等。

這一年是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在宮中閒來無事的朱元璋想出去看看，為的是體察民情。朱元璋帶著親信太監來到了集市，看到經過八年的嘔心瀝血，天下繁榮、買賣興旺，心中非常高興。他走進一家布店，看到來了一位賣布的商人，店主連忙出來相迎。

同時，淮商善於交際而且出手十分闊綽。在當時，晉商的實力比淮商要大得多，但晉商屬於北方商業系統，北方商業系統的人比較簡樸，這樣，用於交朋友的錢自然沒南方商業系統的淮商充足。交朋友的錢，除了一部分是正當的外，其餘最主要的自然是行賄。

特別是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以後，商人終於有了自己的戶藉：商籍。只有有了商籍，商人子弟才有資格參加科舉，成為「士」。爭取這一權利，徽商、淮商的功勞最大。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河東鹽場的鹽商開始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求允許其子弟「附民籍收考」。

隆慶皇帝是明代的一位明君，對於高拱的建議基本都同意了。除此之外，隆慶又主動免去了一些水果商的儲運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