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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遼東地區，山東民戶五百二十六萬，軍戶二十萬，遼東總人數五十萬，總共人數五百九十六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二十二人。

到了明後期的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全國總人口超過了一億七千萬人，有效統治面積變為五百三十三萬平方公里。南直隸、浙江、江西三個地區，占明末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八四，人口與明初相比增加了四千四百多萬。京津冀地區增加了八百一十萬人，湖南湖北增加了一千一百萬人，福建增加了六百七十萬人，山東遼東增加了四百六十萬人，山西增加了四百九十多萬人口，河南增加了七百四十萬人，陝西增加了五百六十萬人，四川重慶增加了三百六十萬人，廣東海南增加了三百四十萬人，廣西增加了二百萬人，雲南增加了七十萬人，貴州增加了二百一十萬人。以上總計增加了一億多人。

為了便於分辨墮民，規定男墮民要頭戴狗頭帽，裙以橫布，不著長衫。以演戲為業的墮民，前半頭要剃光。到了冬天，人人都穿棉袍，這怎麼區分呢？無恥的統治者竟然要求墮民不要穿襪子，所以，有人便稱其為「赤腳墮民」。

明代之所以最終崩潰原因很多，例如明政府一心想將商業利潤壟斷，造成走私經濟發達，稅收嚴重流失、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不足，自然災害，吏治腐敗等。但許多人又都忽略了人口統計對於明王朝崩潰的作用。一國人口統計非常重要，它關係到救災問題、稅收問題、戰爭動員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諸多方面。

劉宗敏這時笑道：「哥哥不要傷心。當年陝北巡撫因為一怕皇帝怪罪、朝廷追究，不敢上奏，二是實在沒看得起咱們起義軍，我們得以聚眾百萬。雖然高闖王戰死，八大王張獻忠投降，但是他們一定會對我們疏於防範，我們同樣可以趁此時機招兵。官府無道，流離失所的百姓千千萬萬，百萬大軍頃刻之間就會有的，您放心。」李自成聽了點了點頭。

春秋戰國時期，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確定了按士農工商的職業身分管理民眾，禁止人口隨便遷徙的「戶籍田結」制度成為戶籍制度正式確立的標誌。由此，統控百姓的戶籍制度愈發嚴格，商鞅甚至對違反戶籍制度而不稟告官府的人進行腰斬。告發者功同斬敵，不告發者罪同降敵。

到了明中期的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全國總人口一億一千零八十萬人，有效統治面積七百五十七萬平方公里。南直隸、浙江、江西三個地區的人口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三，人口增加了一千七百多萬。這一時期除了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東北部的奴兒干都司所轄的一百八十七萬平方公里人口六十二萬，哈密等西北六衛的三十萬平方公里的十萬人外，京津冀地區增加了三百六十萬人，湖南、湖北增加了三百六十萬人，福建增加了二百三十萬人，山東遼東增加了三百萬人，山西增加了二百五十多萬人口，河南增加了二百七十萬人，陝西增加了二百四十萬人，四川重慶增加了一百五十萬人，廣東海南增加了一百三十萬人，廣西增加了九十萬人，雲南增加了三十萬人，貴州增加了三十萬人。以上總計增加了四千多萬人。

墮民的來源有多種說法，有宋代焦光瓚部將之後說，張士誠部將之後說，胡惟庸案株連者後裔說，反抗洪武帝和永樂帝的元朝後裔說，被元推翻的趙宋後裔說，越族後裔說……

逃戶現象是明代人口統計失真的第一個重要因素，第二個重要因素就是賤民制度。有些人說「明代無乞丐」，這顯然是不懂明朝歷史，明代的乞弓根本不進入人口統計，因為他們屬於賤民。

里甲制度最大的好處是便於人口統計以及徵稅。一三八一年（洪武十四年）人口普查的結果是，共有百姓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五人。而同期的歐洲人口不過二千多萬而已，英國才二百二十萬人。

經過兩相對比，可見明朝的人口統計失真情況多麼嚴重。在洪武年間人口逃亡被嚴格控制，數字應該較為準確。永樂朝雖然出現人口逃亡問題但尚屬正常，因此，永樂朝的人口統計也應該被基本認可。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問題則越來越嚴重。政府戶籍內的人口數量與實際人口比例甚至達到了一比二至一比三。這意味著什麼？大量稅收流htｔps://m.hｅtuboｏk.cｏｍ•coｍ失、兩極分化極為嚴重，國家可動員的兵力受到極大限制。

洪武三年（一三七〇）七月，朱元璋命令天下脫籍的百姓限期自首，並在全國開始人口調查，正式推行戶帖制度。戶帖內詳細列明本戶鄉貫、丁口、名歲等基本情況。

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奇多，明政府之所以未及時發兵圍剿，原因就在於對起義軍人數把握不準，從而造成輕敵現象，而這源於明朝嚴重失真的人口統計。

據今人的研究，明代的統計人口與沒有統計的人口甚至達到了一比二的比例。那麼，明末到底有多少人呢？有的說一億五千萬，有的說二億左右，有的說一億九千萬。幾乎所有專家都認為，統計人口和實際人口的差別極大。那麼，為什麼造成這種狀況呢？其原因就在於流民以及不進入人口統計的賤民被忽略了。

娼妓。娼妓主要是前朝的官宦妻女、建文手下的妻女等。

丐戶。丐戶的社會地位自不必說，這一賤戶的出現，完全戳破了明初沒有乞巧的說法。甚至明文規定丐戶不許結婚。

賤民與其他百姓在社會地位、權利義務、社會待遇等諸多方面都有區別。例如，賤民不允許與普通百姓結婚甚至不許結婚、不許科考。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一八二〇～一八九五）曾說過：「如果……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麼這在古代人看來必定是發了瘋了。」

十一年後，又開始編制戶籍黃冊。上面寫有姓名、籍貫、家庭財產狀況等。因為送戶部的冊子是用黃紙做封面，所以稱為黃冊。黃冊從洪武十四年到崇禎十五年（一三八一～一六四二）一共造了二十七次。每次大造相隔十年，各地方收藏的黃冊多達六萬多本。儲存地南京後湖，光用於儲存黃冊的房間就多達千間。黃冊內容如下。

浙江民戶一千零四十九萬，軍戶三十萬，總人口數一千零七十九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一百零七人。

《嘉禾徵獻錄》所錄〈洪武四年嘉興府嘉興縣楊壽六戶帖〉：

萬曆四十年（一六二一）大造時的一個黃冊內容如下：

僧道。僧道也由明初的幾萬人增加到明後期的百萬人以上。

墮民的居住地往往是在祠堂旁邊，對於村里的各種要求必須無條件執行。平民家有婚喪嫁娶等事情需要他們去做的時候，只能在廊簷下、廚房等處休息睡覺。發生各類案件，人們可以隨意去墮民聚居區搜查和抓人。他們的生計主要是靠做飴糖，紮「閣富」，挑換糖擔，販賣家禽毛、豬毛、頭髮、舊棕、破布，抬轎，理髮，配豬種，演戲來維持。

江西民戶八百九十八萬人，軍戶八萬人，總人口數九百零六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五十五人。

一六三六年（崇禎九年），高迎祥被殺後李自成稱「闖王」，其後張獻忠兵敗被俘，李自成也慘遭失敗，帶著劉宗敏等十七人共計「十八騎」，躲到陝西東南的商洛山中。李自成看著這十七位兄弟不禁潸然淚下。「各位，自從一六二七年（天啟七年）白水縣王二起義，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王左卦人起事後，我把郵遞員的工作也扔掉了，殺了上司率領各位兄弟起義，至今七年了，沒想到今天竟然成了這個模樣！」

戶籍制度起初主要是用於軍事人員的統計，政府只有摸清人口數量才能調兵。到後來，才是為了徵稅。殷商時期的「凳人」制度，就是戶籍管理制度的萌芽形式。西周時期，宣王想進行人口普查但遭到臣下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會勞民傷財，根據已有的六官制度和分封制度就可以得知人口數量。例如，司民登記百姓的出生和死亡人數，司商登記貴族人數，司徒登記軍人數，司寇登記罪犯人數等。天下諸侯統計好自己的屬地人口數之後，天子再將自己屬地的人口數相加，就可以得到總的人口數。因此，大臣們反對進行人口普查。

六年後和*圖*書，決定實行保甲制。十家為甲，十甲為保。一家有罪，九家舉報，若不舉報，十家皆有罪。到了弘治年間，保甲制度開始在全國實行，強制要求每家門上掛牌，上寫丁口人數、姓名。保甲制雖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逃戶現象，但隨著吏治腐敗、白銀成為稅收法定貨幣後，人們無法交稅、自然災害等多方面原因，明朝後期逃戶現象反而更為嚴重了。

江蘇、安徽、上海的南直隸、浙江、江西三個地區，占明初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六二。全國總人口數為六千九百六十四萬人，有效統治面積五百六十九萬平方公里。

就在明政府猶豫之間，李自成率領數千人馬再次發動起義，一六四〇年（崇禎十三年）進入鬧災荒的河南，每攻占一地必開倉賑濟，不久便聚起了百萬大軍。

一六三八年（崇禎十一年）八月，清軍發動了第四次入關作戰。從今天河北遷安東北的青口山、北京市密雲縣東北的牆子嶺發動進攻。楊嗣昌力主「攘外必先安內」、與清軍議和，騰出手來先剿滅農民起義軍，但遭到宣大總督、勤王兵總指揮盧象昇的激烈反對。

不光是朱元璋對明代人口統計有懷疑，就是自此之後的數百年，明代到底有多少人口仍然沒有形成統一意見。本人比較認可下面這三組由今日明史專家根據各類史料重訂的人口統計數字。

「那朋友保重，保重！」「保重，願你們平安到家！」

京津冀地區民戶一百九十三萬，軍戶七十二萬，總人數二百六十五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九人。

貴州民戶六十四萬，軍戶三十萬，人口總數九十四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七人。

隋唐宋遼金各朝的戶籍制度愈發完善。到了元朝，賤民制度和奴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死灰復燃，戶籍制度中的等級制度正式出現，人口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大等級。

奴僕。明初雖然禁止老百姓蓄養奴婢，但是貴族功臣、士紳之家則可以蓄養，規定公侯之家不能超過二十名奴僕，一品不能超過十二人，二品不能超過十人，三品不能超過八人。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商人、非官僚地主之家也開始蓄養奴婢。奴僕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例如奴婢毆打家長要處死，奴婢殺死家長處以凌遲，奴婢過失殺家長處以絞刑，奴婢傷害家長處以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有戶籍的人姦污女奴罪減一等，男|奴姦污有戶籍的良民婦女罪加一等。奴僕姦污家長妻女者，斬首。在實際操作中，法律規定，除非謀反大罪奴僕不能狀告主人。

因為，徵稅是按照人丁徵稅，逃匿戶口的現象就成為必然。只不過，在朱元璋的嚴刑酷法面前，這種危害程度被降到了最低。一三九一年（洪武二十四年）明朝的人口非但沒有增長反而減少了二百多萬。朱元璋對此產生了疑問，在他的極力催促下，在其後的兩年內，明帝國再次進行了嚴格的人口普查，結果修正的數字為七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

漆黑的夜，嗖嗖兩聲，兩粒石子打了出去。沒有任何聲音，過了一會兒，一個細細的聲音說道：「沒人，朋友們，咱們各奔東西吧！」「日後若能再次相見，願不在這人間地獄中！」一個略微憨啞的聲音說道。「是啊，本以為當了閹人就能混個榮華富貴，可不成想，來京城一看，我的媽，好幾萬呢！」那聲音聽著很是無奈。

江蘇、安徽、上海的人口，民戶人口一千零七十六萬人，軍戶一百一十六萬人，總人口數一千一百九十二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五十一人。

陝西民戶二百三十一萬，軍戶五十六萬，人口總數二百八十六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七人。

「唉，咱們都是上輩子作孽此生報還呀！各位，我家在北直隸，過了順義就是。」「聽說早年南海子都https://www.hetubook.com.com是順義人，後來才是咱們這樣的人。王老頭兒就是最後一個在南海子的順義人。你路過順義的時候，也替我們去看看他。」「好，一定一定。你們都是山西人吧。路途遙遠，我給你們望風，你們先逃，我家還算近吧！」那個略微憨啞的聲音吩咐道。

朱元璋在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曾經禁止稱呼「墮民」。然而，這僅僅是表面文章，墮民的地位和生活並沒有實質性改變。一直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墮民才進入了戶籍制度，但法令執行效果不好。直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紹興府才允許墮民在入戶籍十一年後，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墮民才真正進入「同仁學堂」上學（黃補臣、楊月泉和盧洪昶等人捐建）。

西藏一百萬人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〇．五人。

然而，在正規的人口統計資料上，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的人口卻幾乎沒有增長。

廣西民戶一百四十八萬人，軍戶十萬人，人口總數一百五十八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七人。

賤戶在明代主要還有以下人口：

樂戶。樂戶主要是各種樂舞工。他們必須頭裹綠巾身穿綠衣。樂戶的社會地位也非常低。官吏及其子孫娶樂工為妻妾者，也要受到刑罰處罰。

除此之外，賤民還有皂隸等。皂者，衛士也。所謂隸者是因犯罪而服役的人，就是衙門中供人使喚的衙役。

廣東海南民戶三百零一萬，軍戶二十四萬，人口總數三百二十五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十五人。

到了隋唐時期，人口統計有了定式。僧道和依附在寺觀內的人戶、賤民和奴碑不納入人口統計，成為非編戶，只對貴族和良民進行人口統計。

賤民、流民是造成明代人口統計不準確的主要原因。賤民制度在朱元璋時期存在，流民則被控制在了最小範圍內。因此，朱元璋時期的人口統計數字在明代相對來說是最準確的。太平盛世賤民、流氓問題還不算大，但如果接連遇到自然災害的話問題就嚴重了，可惜，明朝後期的自然災害既頻繁又嚴重。但是，假如朱元璋建立的洪武荒政體制能夠很好地運行的話，問題可能也不會這麼嚴重。可惜，明後期的洪武荒政體制已經完全失效。其原因就在於白銀帝國的負面作用造成的中央政府無錢、官僚主義和貪腐橫行。那麼，洪武荒政體制有什麼值得期待的呢？

即使如此，逃戶現象仍然屢禁不止。逃戶其實就是流民，流民問題是明代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造成逃戶的原因，除了稅賦過重、自然災害之外，朱元璋制定的嚴格的戶籍制度也是原因之一。例如，不計入統計的人口。朱元璋在位期間對這種現象就已經注意到了，只不過，那時國家正處於上升期，這個問題並不嚴重。

春秋時期，管仲設立了士農工商四大等級制度，由此，士農工商的等級延續了兩千多年。這種身分等級制度到了秦漢時期則更為明顯，社會階層被分為：貴族、良民、賤民三等級。

墮民主要是在浙江的紹興、寧波、上虞、蕭山、長興、東陽、慈溪、奉化、鎮海、象山、溫嶺、樂清、義烏、諸暨、定海等地，具體有多少人無法統計，但抗戰前進行的一次和_圖_書人口統計表明：墮民人口在紹興三萬人左右、寧波一千一百零六人、上虞三千二百九十五人、慈溪二千二百一十人、奉化二千人、鎮海一千三百一十六人、定海六千六百五十人、餘姚三百八十三人、溫嶺二千一百一十二人、義烏一千八百七十四人、東陽二千八百六十四人、象山三百八十五人，全省大約有六萬人左右。

明朝儘管廢除了四大等級制度，但卻保留了元代的賤民制度。早在朱元璋稱吳王的時候，朱元璋在攻城略地的同時，就將修建道路以及搶救戶籍文書作為兩大重要工作。朱元璋在編輯戶籍中，以「辨貴賤、正名分」為宗旨，按照職業分為：宗室戶、官紳戶、民戶（農戶、儒、醫、陰陽）、軍戶（校尉、力士、弓鋪手、軍匠）、匠戶（廚師、裁縫、馬船）、灶戶（鹽戶）、商戶、儒戶、驛戶等。除了上述人口外，還有宗室人口、蔭蔽人口、少數民族人口。隨著工商業的發達，市藉也成了新的戶籍制度。

蜑戶。蜑戶主要是沿海漁民。俗稱蛋（蜒）民，蛋字始見於唐代柳宗元《嶺南饗軍堂記》「胡夷蛋蠻」。唐宋以來，史書上又出現有「游艇子」、「白水郎」、「九姓漁戶」等不同名。蜑戶不能登岸，只能生活在水上且不能從事其他營生。據史書記載三國時期就已有蜓人這一說法。雍正時期，蜑民被廢除，進入戶籍編制。

更為可笑的是，人口統計數字往往是連年照抄毫無變化，還出現了「口半」即半個人的情況。王毓銓先生稱其為「一戶未增，一戶未減。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出生率與死亡率正好相當，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海戶。海戶在明永樂遷都之後形成，主要是皇家苑囿南海子（南苑）內的菜農和豬牛羊雞鴨的養殖者，主要由北京順義一帶的老百姓充任，永樂以後則開始由山西人充任。明中後期，一些好逸惡勞的百姓為了榮華富貴而甘願淨身。其後淨身的人越來越多，起初皇帝們還對此進行限制，但正德元年（一五〇六）時，朝廷竟然將社會上自宮的千餘人編入海戶。自此，社會上的一些混不下去的地痞流氓，以及真正因生活所困而自宮的人越來越多，據估計可能達十萬以上。皇宮王府顯然無法容納這麼多人。因此，這些假太監便經常尋釁鬧事，甚至毆打朝廷官員。為了北京的治安穩定，明政府便讓這些人在南海子居住，成為一類特殊的人群。

河南民戶一百九十一萬，軍戶二十五萬，人口總數二百一十六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十三人。

這段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本節重點介紹的「賤民」。賤民制度自古有之，明代並不比之前的朝代更仁慈。反而，到了清代雍正年間，那位被許多人視為暴君的雍正皇帝，卻將樂戶、丐戶、世僕、伴當、蜑戶等賤民的賤籍予以消除，並要求不得歧視他們。後來，乾隆皇帝在對待賤民這一問題上出現了歷史性的倒退。

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明代的人口統計如果如下。

但是到了永樂以後問題越來越嚴重。成化六年（一四七〇）荊襄流民因為生活得不到保障，發生了大規模的暴動。鎮壓下去之後，如何安置這些流民，政府的意見分為兩種：一是就地安置附籍，二是全部遣返。但前者地方政府不願意接收，顯然這會造成地方政府財政傾向流民，後者則怕遣返後再次聚集鬧事。

女性墮民要做「老嫚頭」髮型，也就是髮長約八寸的時候開始束髮，挽成高髻，上插如意簪。要身穿黑色背心，俗稱尼衣。下著黑色摺間裙，不能用紅線。出門的時候，必須要拿著方底圓蓋的竹籃，俗稱「老嫚籃」。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屯墾的需要又分出了屯田戶。屯田戶又分出了軍屯和民屯，軍屯後來轉變為軍戶。官僚階層出現了士族，僧侶構成了僧侶戶，手工業形成了百工戶，為官府服役的為雜戶等。在這種情況下，士族可以做官、優免各種賦役。百姓則與仕途無緣，同時承擔著國家賦役的主要部分。

到了宋代，百姓的身分等級和*圖*書被大幅度減少。但到了元代，賤民制度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峰。明代雖然有所弱化，但相比較來說，也是與元、清並列的實行人口等級制度的朝代之一。雍正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樂戶、墮民、丐戶、世僕、伴當、蜑戶等，命令除籍，開豁為民，編入正戶，但針對福建的福州蜑民的歧視禁令仍然一直存在到清末，直到中華民國時期才立法予以消除。

到了正德年間，黃冊制度已經出現大量的欺瞞丁戶、賦役不均的現象。為此，萬曆九年（一五八一）施行一條鞭法，將以人丁作為徵稅依據改為以田畝為徵稅依據。一條鞭法儘管增加了田賦，卻使得人丁問題不再成為政府關注對象，農民獲得了較多的人身自由，造成人口統計越來越難。統治者不得不另謀對策，轉而實行保甲制。

雲南民戶二十六萬，軍戶四十五萬人，人口總數七十一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二人。

佃戶（與地主簽有賣身契約）。他們的社會地位非常低，朱元璋時規定佃戶無論老幼見到地主都要施以少事長之禮。地主可以隨便處置佃戶，罰他們，有的甚至將其活活打死。萬曆年間，大名府資福寺僧侶海曇「往鄉下取苗租」，只因海曇認為佃戶潘存正給的食物不好，竟然被「痛打嘔血而死」。更有甚者，地主有時還強迫佃戶妻子「招婿」，繼續充當其佃戶，有的則干涉佃戶妻子改嫁。為了維護封建秩序，有的地方官府甚至要求佃戶歸地主管束。

福建民戶三百九十二萬，軍戶二十七萬，總人口數四百一十九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三十五人。

明初，在地方政權層面，施行「里甲」制度。以十戶為一甲，每甲設「甲首」一名，由各戶每年輪流擔任；相鄰十甲為一里，設「里長」一名，由里中富裕的十戶每年輪流擔任。擔任里長的一戶稱做「當年」，其餘九戶稱做「排年」。九戶很可能被派遣做某項事務，這種情況被稱做「招甲」。

然而，明朝的人口統計令人匪夷所思。明初，官方的人口統計是六千多萬，到了正德元年（一五〇六）人口不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為四千六百萬。從明初到明末，基本和平的兩百多年裡，在商業、農業、手工業逐漸發達的情況下，人口竟然基本保持在六七千萬沒有增長。

山西民戶四百七十萬，軍戶三十八萬，總人口數五百零八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二十二人。

墮民與士農工商的關係極不平等，士農工商被稱為「大百姓」。墮民對年長的士農工商男性必須稱「相公」，對有職位者稱「老爺」，對年輕者稱「少爺」，對小孩稱「官官」，對新郎稱「駙馬老爺」，對女性稱「太太」、「奶奶」、「小姐」之類。

賤民制度在印度、日本、朝鮮、中國等諸多國家都曾經出現過，它是一種典型的身分等級制度。例如：印度的四大種姓制度，希臘的自由民和奴隸，羅馬的公民與臣民，我國西周的國人與野人，日本的良民和賤民等。

四川重慶等地民戶一百四十七萬，軍戶二十一萬，人口總數一百六十八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四人。

明代的人口統計失真的主要原因在於：農業稅越來越重，人們開始逃亡；自然災害造成的流民；經商隊伍的擴大；賤民沒有戶籍。

湖南湖北兩省，民戶四百七十萬，軍戶二十萬，少數民族六十萬，總人口數五百八十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十三人。

漢代實行編戶齊民制度，凡是被編入戶籍的民戶都被稱為編戶。魏晉南北朝時，戶籍制度成為徵稅的主要依據，這被稱為「戶調」。稅率是丁男之戶每年輸絹三匹、綿三斤，女、次丁男為戶者減半。為了逃避沉重的負擔，許多百姓都投到豪強地主門下，由此，蔭客制、戶等制相繼出現，使得戶籍管理的難度大幅度提升。與此相伴，出現了官僚貴族、士族門閥、庶民三大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