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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救災中的地位作用逐漸弱化，此時的「洪武體制」已經失效。例如，之前卓有成效的惠民醫藥局已經殘破不堪，明初建立的四大倉基本衰落，特別是在其中起到中堅作用的預備倉。荒政史史家們一個普遍的共識是：預備倉衰於弘治，敗於嘉靖。自弘治後，明朝政府在各項支出上大大出超，致使救災資金遠遠不夠。特別是以貪財著稱的萬曆皇帝在位期間更使得預備倉的儲備、維修資金捉襟見肘。

除了這一公開的法令之外，洪武六年（一三七三）朱元璋規定：凡官吏貪財而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至八十絞。

正是在「居官有同貿易」的情況下，明政府的財政收入越來越多地到了皇帝家族、官僚階層手中，由此，擠占了大量的救災資金。明政府在財政上對災荒的賑濟，除了發錢買糧、低價賣糧、醫藥、人力開支之外，主要就是稅收減免和勞役減免，這被稱為蠲免。例如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河南道御史鍾化民見河南發生大饑荒，百姓易子而食、賣兒鬻女，為此他提請「從國庫請撥三十萬金，留漕糧十萬石濟賑」。萬曆皇帝應允，結果效果並不明顯。原因何在？貪腐、挪用。

十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

起於天啟七年（一六二七）的大乾旱，在陝西、華北地區相繼漫延，到了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旱情又向南擴大到了華東、中南地區，向西擴大到西北地區，全中國都處在大旱之中。直到順治二年（一六四五）這場長達十八年之久的大旱才基本結束。它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嚴重、影響範圍最廣的自然災害。正是這場大旱災，直接促成了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大起義。也正是因為對這次大旱災的處理不力，導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地鼠疫等次生災害大規模爆發，如此又造成千萬人死亡，使政府軍無力抵抗農民起義軍。

這時，朱元璋所建立的四大倉制度就顯示出了作用。正如徐光啟在《農政全書》卷四十五「備荒考下」中所說：「洪武初，令天下縣份，各立預備四倉，官為乘穀收貯，以備賑濟，就責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蓋次災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

與此同時，許多奴婢也因為難以忍受主人的非人折磨而奮起反抗。例如上海大地主顧繡每到冬天，就強迫家奴的女眷解開上衣，他將兩隻腳伸進去取暖。還有，地主蔣英姦污了顧良的老婆後，為了讓顧良以後少干擾他幹壞事兒，竟然挖掉了顧的雙眼。

十五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此言差矣。囚犯也是人呀，既然已經身在牢中正在贖罪，我身為刑部主事，囚犯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明天必須去！」楊繼宗怒道。

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將變焉，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使強凌弱、眾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之。朕所以切慮三時，慮恐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立命。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悚然而立，驚畏如是，為此也。

又對檢踏災傷田糧規定：凡部內有水旱霜雹及蝗蝻為害，一應災傷田糧，有司官吏應准告而不即受理申報檢踏，及本管上司不與委覆踏者，各杖八十。若初覆檢踏官吏，不行親詣田所，及雖詣田所，不為用心從實檢踏，止憑里長、甲首朦朧供報，中間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減分數，通和圖書同作弊，瞞官害民者，各杖一百。罷職役不敘。

儘管，自弘治以後的皇帝們越來越怠政，但其下屬們卻比較勤勉。正是因為有一大批像楊繼宗這樣的忠臣良臣，後來的明代百餘年歷史才得以延續。然而，當資本主義萌芽在南方逐漸興起之後，明後期的官員「以商人思維從政」，官商一體，為害天下。最終崇禎皇帝悲聲怒罵「居官有同貿易」！

而明政府能做些什麼？即使按照洪武年間的法律，主人打死奴僕也不構成死罪，更何況是兩百年後腐敗透頂的時期，一般交些錢就行了。最終，人們能做的就是奮起反抗，就是那個董幼海最終被奴僕們活剮了。

楊繼宗對身旁站立的書童說道：「通知刑部大牢，明天我要去看一看。」

除了對鞏固政權的考慮外，朱元璋出身於草根，對災難感同身受也非常重要。朱元璋家境貧寒，父母兄長大部分或餓死或被瘟疫奪去性命，甚至為了活命而出家，最後，無奈浪跡天涯乞討為生。這樣的人天生就對水災、旱災、瘟疫等天災有著極大的恐懼與感受。因此，他對於救災問題極為重視。

突然，一位白髮白眉的老者高聲叫道：「萬歲皇恩啊，萬歲皇恩啊！」老者此言一出，眾人全都哭泣。五六千人共祝萬曆皇帝身體健康、萬壽無疆，其場景真是令人動容。

中國人民實在是太好了，無論受到多麼大的災難，只要能保住性命，就會對點施雨露之人表示萬分感謝。然而，對於這次災害，明朝政府的救援沒有多大效果。從各種資料看，萬曆、崇禎兩朝的災害救援，以民間自救為主，其中富商富戶的捐助成為主力。

四年旱。

在救災過程中，免不了有官員貪贓枉法，上面小故事中的劉牧就是典型的一位。官員貪贓枉法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小災報無災，大災報小災；二是小災報大災；三是畏懼路途艱險，不作為或亂作為。劉牧就屬於第二種。

明代的自然災害多且重，如果不是朱元璋的狠，如果不是他所建立的救災體系較為完備和科學，明朝根本不會存在長達二百七十七年。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災難發生時，朱元璋做了一件在兩千年的封建社會裡空前絕後的事情：無論災難發生在何時，皆可報告，即使他正在睡覺。他還經常處罰救災不力、貪贓枉法的官員。難能可貴的是，他竟然開創了救災政務公開制。

明朝救災體系的徹底坍塌是有一個過程的，朱元璋父子之後，雖然吏治逐漸出現問題，但每過一個時期就會出現一些明君、能臣，如此就延緩了衰敗速度。例如，朱祁鎮時期的楊繼宗就是一個典型，他在治理瘟疫方面有一定的科學手法。

九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

為此，朱元璋勃然大怒。他發現一起處置一起，殺一個不行，那就殺十個。據不完全統計，僅《洪武御制全書》所載的，在勘災中因受賄、貪贓而被處罰的官員人數就達九十七人。

五年大旱。

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

近年來，中國有不少精英對農民起義口誅筆伐，有的說是邪教，有的說該把農民起義領袖們定罪，罪名很時尚——反人類罪。

明朝的官員們也好不到哪裡。上海退休官僚董幼海經常姦污女奴婢。奴僕們稍有過錯，就對其進行杖責，被他打死的僕人不在少數。

最後，還是以朱元璋的話來作為朱元璋時代救災政策的總結吧。

勘災最重要的工作是確立災害等級，朱元璋將其分為：重災和輕災兩個等級六種程度，即十分、九分、八分為重災，七分、六分、五分為輕災。

第一種情況其實更可恨。每年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政府上繳各種財政收入，救災的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出資，因此，地方上繳財政就會減少，當年的業績考核成績就會下降，對升遷就會有影響。為此，一些地方官不顧百姓死活隱瞞災情。典型案例就是永樂九年（一四一一）廣東雷州府「颶風暴雨，遂溪、海康二縣壞廬舍千百餘間，田禾八百餘頃，民溺死一千六百餘人，府縣匿不以聞」。

任何人www.hetubook.com.com無論他是窮人還是富人，無論他是草根還是權貴，都免不了生老病死，遭遇各種天災人禍。因此，就應該有一種救濟制度作為保障，從而將這種危害降到最低，這就是社會保障制度。明朝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說是封建社會最好的。這個制度的奠基人就是被許多人痛恨並抹黑的人：朱元璋。

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河南發生災害，朝廷派遣的賑災官員和地方官員合謀侵吞了大筆資金：布政使楊貴得七百貫，參政張宣得四千貫，王達得八百貫，按察司知事謝毅、張岩和開封府同知耿士能各得五百貫，典吏王敏、布政司令史張英、襄城縣主簿杜雲升和鈞州判官弘彬各得一千五百貫，鄭州知州康伯泰得一千一百貫，原武原丞柴琳得二百貫。更有甚者，把沙石摻入糧食中，將多出來的糧食進行倒賣。

「劉大人好意，但皇命在身不敢倦怠，我們還是先去看看災情。」「哎，賈大人，災情情況全在這馬前冊上喲，拿回去覆命即是。」順著劉大人的手指一看，只見一名衙役手持一冊站立在馬前。

土木堡之變，英宗皇帝朱祁鎮成了俘虜，經歷了屈辱、痛苦、心驚膽戰的囚犯生活後他回到了北京。借助景泰皇帝朱祁鈺病重，朱祁鎮復辟成功（一四五七正月）。不幸的是，老天爺似乎很生氣，大災陸續出現。同年夏，北京、天津、南京、江蘇、浙江、湖北等地發生瘟疫。楊繼宗繼任刑部主事後，對災害經常發生非常憂心。因為，此時囚犯也被感染，而且死亡率奇高。

據《中國災害通史．明代卷》統計，水、旱、蟲、震、疫、沙塵、風、雹、雷擊、霜、雪、凍害等十二類自然災害，明朝共發生三千九百五十二次。其中，水災、旱災、地震、瘟疫四類自然災害最為嚴重。在如此嚴重情況下，明朝之所以能夠屹立二百七十七年，其根本就在於朱元璋建立的救災體系的運行，體系不容易建立，但一旦建成，其衰敗速度也較為緩慢。

賈進士說完，轉身進轎，直奔災區而去。劉牧見狀大驚失色，他連忙叫來一人，對他說道：「你率人立刻去找那些沒有被淹的田主們，讓他們把已經成熟的莊稼給我全部剷除，然後決堤放水！」「是！」那人領命而去。

其後，又在法律上作了嚴格規定：地方官將飢民人口數合計之後，按照受災情況確定錢糧數，把每戶家庭受助情況寫在紙上，貼在門上、牆上。如果有冒領、少領的情況發生，鄉民可以進行舉報。

作為一名出身絕對草根的皇帝，他在殺戮功臣方面確實非常狠，然而，歷朝歷代哪個皇帝不狠呢？惡評朱元璋似乎成為一種傾向，然而，對於百姓來說殺不殺功臣、殺多少功臣與他們沒有多少關係，只要政策好就行了。而評價一個皇帝的好壞，並不在於他與同一階層人的權力鬥爭是否文明，唯一的評判標準是他的政策能否給百姓帶來好處。

一位叫鍾化民的官員帶著沉重的心情來到了粥廠，但見由當地富戶商人搭建的粥廠廣有數里，可容納五千人同時進食。

賈進士雖然是皇帝親派，但畢竟品位不過從七品，而同知乃為從五品。賈進士也忙滿臉帶笑：「劉大人，豈敢豈敢，豈敢勞煩您的大駕呀！」

賈進士見狀怒道：「未曾沿丘履畝，先進是冊，為何？皇命曰，勘災必須親自到場，我怎能不按法度辦事！哼！你對得起皇上的辛苦嗎？我主萬歲，每日裡要務煩身，夜夜難眠。即使這樣，無論我大明何地何時發生了災難，無論他在做什麼都可以稟報，如此為民為政，你卻貪圖安逸，是何居心！」

六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

第三種情況的典型案例，是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山東寧陽縣發生水災，則後兩位勘災人員皆因為怕危險勞累，而沒有進行實地考察，只聽地方官員一面之詞，便上奏朝廷「災不甚、民妄訴」。其後，寧陽縣百姓上京告狀，朱元璋這ｈｔtｐs://m•ｈｅｔuｂooｋ•ｃoｍ.ｃom才知道了實情，原來此次受災人戶共有一千七百多戶，而地方官上報的不足十分之一。為此，朱元璋將地方官員和負責勘災的兩人皆處以極刑。

第二天，楊繼宗率領刑部官員來到了刑部大牢。剛一進門，一股臭氣便熏得楊繼宗等人差點摔倒。「這是怎麼回事兒？」楊繼宗怒道。牢頭連忙回話：「大人，現如今牢中瘟疫，有些屍體沒有來得及運出。」「什麼？胡鬧！」楊繼宗雙目怒視。「就連尋常百姓都知道，屍體要迅速處理掩埋，你身為牢頭竟然不知！立刻派人把屍體掩埋！」

報災之後，政府就要檢查災害情況，稱為勘災。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朱元璋對勘災的具體內容進行了規範，主要包括「被災人戶姓名、田地頃畝、該徵稅糧，數目造冊繳報本部立案，開寫災傷緣由」，開了規範勘災之先河。

朱元璋建立了四種糧食儲備制度（預備倉、常平倉、社倉、義倉），使災禍發生時不會因為沒有糧食而產生大的饑荒；朱元璋在醫療架構上不但考慮到了上層人物，對於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也極為照顧，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惠民藥局並嚴令各地不能因為沒有錢而拒絕給病人看病。

三年旱。

楊繼宗看似簡單的舉措，卻使得天下囚犯獲得了大福。自此，疫區囚犯的疫情漸弱。英宗皇帝將楊繼宗的辦法施行天下，防治瘟疫又多了一法。

二人攜手攬腕，一陣暢談。賈進士說道：「正好，我要前去察看災情，還望劉大人一同前往呀！」劉牧淡淡一笑：「災情嚴重，災區道路艱難呀！賈大人一路舟車勞頓也該休息一下，不如先到館驛歇息如何？」

惠民藥局自洪武年間開始，直到萬曆年間仍然運行正常。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惠民藥局在處理北京地區發生的瘟疫中，發揮出了極大的作用。萬曆皇帝命太醫院派人聯合惠民藥局共醫治病人十萬零九千五百九十人，捨藥折銀一萬四千六百一十八．五斤。正是因為兩大災難救治體系的建立，才使得明朝雖然多災多難但仍屹立了二百七十七年。

農民起義乃是被壓迫者所能採取的最後手段——不造反就面臨著死亡。中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好、最老實、最能容忍的，中國農民鋌而走險幾乎都是在朝政混亂、官員腐敗的時期。幾乎所有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都是因為生存受到了威脅，這是毋庸置疑的。明朝也不例外。在白銀帝國的光環下，許多人淡忘了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真實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對於受災後災民的情況，朱元璋將其分為三等：極貧、次貧、稍貧。具體來說，「不能舉火者，謂之赤貧；稍能自食而蓄積不多及生齒繁盛者，謂之次貧；赤貧者（賑濟）以斗計，次貧者以升計。」

白銀帝國時代的明朝中後期，不僅是農民，就是商人、市民同樣活得很憋屈。例如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臨清人焚燒了天津稅監馬堂的衙署並打死其爪牙三十七人。二十九年（一六〇一）蘇州織工在葛賢的指揮下包圍官署，毆殺稅官多名，稅監孫隆倉皇逃往杭州。

朱元璋對於災害的重視程度，可以說在整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幾百位帝王中無人能比。除了四大倉之外，朱元璋還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醫療體系。從為皇家服務的太醫院，到為各地諸侯和權貴服務的良醫所，以及在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建立的惠民藥局，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醫療體系。並規定「各布政使司，各府，首領官，醫學正科各一員；各州，醫學典科各一員；各縣，醫學訓科各一員」。平時，他們的職責就是救治「貧病」的社會弱勢群體。朱元璋特別下令，不得因無錢而拒絕治療病人，惠民藥局甚至經常免費贈藥。遇到災禍時，惠民藥局則負責救治災民、施藥送藥以及掩埋屍體等。

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

錢糧發放時，為了防止偷竊、剋減，朱元www.hetubook.com.com璋還命令：由當地官員親自進行檢查發放，逐一核實後才能進行。如果地域廣闊，那麼就需要分派衙役進行發放，而這時，地方政府官員就必須進行突擊檢查。

朱元璋之後的救災體系運行又如何呢？

如果沒有農民起義，怎麼會有歷代王朝的更替？我們至今仍然緬懷漢唐，而漢唐的建立不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其統治者竊取了農民起義的果實才得以建立的嗎？如果說農民起義領袖非常殘忍，為什麼歷史經過了幾百甚至上千年，這些起義者仍以正面形象矗立在民間呢？難道封建統治階級不殘忍嗎？

在由南京通往山東的路上，走來了幾十人。前面銅鑼開道，肅靜牌、迴避牌牌牌顯得威嚴。原來，新科賈進士奉朱元璋之命巡視各地災情，此時來到了江蘇境內的高郵州。他早就得到了災情通報，說高郵發生水災。賈進士正要前往勘查災情，卻不想有人來報，同知劉牧劉大人在前迎候。

楊繼宗下令：「自今日起，牢中囚犯飯食一定要好，再不能這樣了，這是人吃的嗎！另外，每三天囚犯要集體洗澡一次。」牢頭諾諾。

有的人說他是暴君，有的人說他心理變態，其原因就是他大殺功臣。然而，朱元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其他不論，僅從救災體系的建立和救災來說，朱元璋是整個封建社會做得最好、對老百姓的苦難最關心和最有真情的皇帝。

小災報大災是為了多要中央政府下撥的救災物資。

精英們認為，農民起義不但沒有推動歷史進步，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精英的這種觀點，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但卻禁不住推敲。這種觀點是站在後人的立場、旁觀人的立場上來說的，命都不能有了，誰還會關注什麼歷史？毋庸諱言，農民起義確實沒有推動歷史的進步，但是它的價值在於推翻統治階級後，新的統治階級往往會對民眾做出一定的讓步。如果說，封建社會是一部「吃人」的歷史，那麼，在農民起義之後的吃法兒是比較溫柔的。這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朱元璋命令戶部，從此以後如果發生饑荒，各地可以先開倉賑濟，然後上奏朝廷備案。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起義在所難免。不但農民起義在明後期此起彼伏，就是城市裡面的市民起義、軍隊裡面的兵變、賤民階層的奴婢起義都不新鮮。這是為什麼？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明朝晚期各階層的主導人群流氓化傾向過於嚴重。

七年夏旱蝗。

最後是救災，其一般程序是：百姓報災之後地方官員進行勘災，災害情況逐級上報給戶部，戶部派官員前往災害發生地進行核實。勘災人員回來後向戶部進行彙報，由戶部主持廷議。在閣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朝廷要員商議後，擬出具體處理辦法交由皇帝審批。其賑災的主要方式是：極貧給糧（賑糧）、次貧給錢或減稅（賑錢）、賑貸（給錢買糧種或給糧種，來年還之）。通用的賑災方式如下表：

萬曆年間，明朝發生了一次大旱災，因為救災不力，旱災之後發生瘟疫。流民們四處遊蕩，無人相助，更有甚者有些沒有發生災情的州府，竟然武裝驅趕苦難無依的百姓。這時，人們只能賣兒賣女。所幸的是，這時還有一些以及商人富戶伸出了援助之手，紛紛開設粥廠救濟災民。

朱元璋說這句話的時候，是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天下連遭九年水災、七年旱災。當然，朱元璋在位時期相對於整個明朝來說，災禍為害程度並不高，然而，考慮到元末農民大起義、連年戰亂、土地荒蕪、人口銳減等因素，其對政權的威脅程度是非常高的。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考慮，朱元璋對於水災、旱災極為重視，每年幾乎都要舉行祭天拜神儀式祈求平安。

明初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十一月，發布《大詰》，以正式法律條文形式確立了荒政體系。

因為，每家每戶受災情況大家都清楚，張三家受災明明沒有李www.hetubook.com.com四家大，受助的錢糧卻多於李四，這樣一眼就會看出其中的問題。同樣，如果地方官少發救濟，那麼，也可以發現其中的問題，進行舉報。對於這種舉報，即使事後查明並非屬實，舉報人也不會受到懲罰。

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斗米千錢，人相食。

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他剛一登基就在八月詔令天下：「凡水旱之處，不拘時限，可隨時申報。」

運轉了一個半世紀後，四大倉已經成為官吏和當地強人合謀生財的工具。許多預備倉糧盡倉空，或者糧食被倒賣出去賺錢。如果此時皇帝有為，也許還能逆轉，但非常可惜，晚明江山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中，作為明君的崇禎一坐上龍椅，中國大地就遇到了一場空前的災難，用多災多難、疲於應付、焦頭爛額等詞語來形容崇禎時期並不為過。以河南為例，崇禎朝的十七年中就發生了以下災害：

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八月，又頒行《醒貪簡要錄》。由此，朱元璋用《大明律》（法典）、《大誥》（案例集）、《醒貪簡要錄》（案例集）對貪官形成了一定的威懾。

其他絕大部分糧食、錢財皆為富商富戶捐助，另外，富商富戶們還資助並組織開荒種田六千八百多畝。然而，富商富戶畢竟能力有限，一般救濟只限於當地，而「百里之鮮花難不生毒草」，有好心的富商富戶就有壞了心腸的富商富戶，趁機大發國難財的人也不在少數。

在北宋淳化二年（九九一）正月以前，官員向上級上報災害發生的時間是沒有任何規定的。上報災情全看地方官員的心情以及勤勉程度。正月以後，北宋政府規定：凡荊湖、江淮、二浙、四川、嶺南百姓向官府報告水旱災害，夏災四月三十日，秋災八月三十日為最後期限。

牢頭見狀諾諾點頭，連忙派人處理屍體。楊繼宗進了監牢，只見囚犯個個蓬頭垢面，骯髒無比。楊繼宗剛要伸手去摸一個囚犯，牢頭連忙用手相攔。「大人呀，萬萬不可，太髒了。小心！」楊繼宗重重地一推把他推開，翻開了囚犯的頭髮，只見上面蝨子跳蚤亂竄。再低頭看看囚犯的食物，楊繼宗眉頭緊皺。

賈進士連忙輕敲轎底，轎子落地，賈進士走出轎子。劉牧一見賈進士，連忙拱手相迎：「賈大人好，賈大人好！」

四大倉在賑濟方式上有所不同，預備倉用於賑糶、賑給、賑貸，常平倉只用於賑糶，義倉用於賑給，社倉用於賑貸。

「什麼？老爺呀！您可不能去呀！如今瘟疫橫行，大牢內的病人都有傳染病呀！大人，您可不能去呀！再說，那些囚犯許多人都死有餘辜！」

儘管我們翻檢史書也會發現朱元璋時代也有因為饑荒賣兒賣女的情況，但我們同樣會發現，這個問題出現之後總會有一些官員掉腦袋。也許有人會說，殺了一個還會有三個，但我要說，不殺這一個，也許後面就不止三個了！

時代在所謂地進步著，民心的解釋權被一些掌握話語權比較多的人所駕馭。其實裡面透著精英的一貫主張：你是要飯的就應該永遠要飯，你是農民就得一輩子做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是你的命！在這些所謂精英，所謂的時代旗手的眼中，《水滸傳》所描寫的農民起義，完全是一群流氓、暴民等違法犯罪分子的胡作非為。精英們還義正詞嚴地將農民起義戰爭中的大量人口死亡，全都歸咎於農民起義。

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朱元璋要求：如果災害發生，地方官員不上報，地方耆宿（老人、德行高的人，有名望的人）可以聯名申訴。

十四年二月起大饑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

八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

例如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的浙江饑荒中，祁彪佳見「流移乞丐死者日以五六人計，惻然憐之，亟擬賑救」。而當地政府的唯一作為就是支持，並進行了捐助。而且捐助是以個人名義，知縣等人集資捐助了大米三十石，大約相當於四千斤糧食。御史陳公祖念「一鄉之情」捐助十五石。另外，不歸地方管轄的主管鹽政的守憲大人捐助了一百五十兩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