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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首都東京於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成為改造對象。

江戶幕府最後一位將軍，德川慶喜將政權歸還朝廷（大政奉還）後，誕生了明治政府。但是，各藩治理的領土以及當地的老百姓依舊歸藩主所有。之後，藩主將領土（版）和人民（戶籍）歸還天皇，正是日本歷史名詞中的「版籍奉還」。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又增添春季皇靈祭（春分）、秋季皇靈祭（秋分）、一月一日的「四方節」。春分、秋分本來是老百姓祭祀祖先的節日，新政府卻將此民俗信仰和天皇的祖靈結合起來。

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六月實施「版籍奉還」，藩主成為新政府官員（知藩事），也被允許治理原有的版圖。

西餐、肉食普及之後，率先享受流行的人正是這些「書生」。在喫茶店邊喝咖啡邊閱讀的風氣也是這些「書生」帶頭造成。此外，東京更是日本全國的言論機關核心，年輕人可以自由發表言論，甚至可以糾眾組黨起事。

而且，還讓太政官公佈「從今以後均為一世一元制」，這和之前幕府每逢吉凶事就改元的時代，明顯劃清了一條界線。

而且，明治天皇從京都出發直至抵達江戶這一個月的旅程，不但沿途獎賞各地的孝子、節婦，還施與財物給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和內亂受災者。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正是以這種方式施仁政，新政府也仿照舊習。

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時，東京是十五區制，但是，中心市區出現人口過密現象，表面看上去極為繁榮昌盛，背面卻隱藏著眾多下層階級貧民，許多家庭都是一家數口住在僅有三坪至六坪的租房。

其他藩國以及東北地方的青年，由於藩主和前輩錯過了維新之功，進京後，只能尋求以技能出人頭地之途。

據說直至明治八年（一八七五），仍有老百姓稱呼天皇為「天公」、「禁公」，因為在江戶時代，天皇的稱呼是「天子」，皇居是「禁裹」、「禁內」。光看稱呼，現代人可能會誤以為當時的老百姓極為尊崇天皇，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恰好說明了當時的天皇與老百姓之間的距離。

拉長自來水管，改良了自來水供水問題後，井水用戶減少了。卻因為城市規模不斷膨脹擴展，自來水使用量也隨之增加，導致旱天和夏季時，高台的山手地區經常發生缺水問題。

按江戶時代的慣例，工資都是一年領一次年薪，政府卻在明治四年廢棄舊習，改為月薪。恰巧第二年是陰曆閏年，多出一個月。當時的大藏省（財務省）為了節省多出一個月分的公務員薪俸，於是想出這個辦法扣掉因閏年而多出來的一個月。

總之m.hetubook.com.com，新政府為了讓「天子」改頭換面為統治者的「天皇陛下」，為了刷新已經習慣崇敬「公方」（幕府將軍）的老百姓舊有觀念，確實絞盡了腦汁。

江戶時代，名目上制定年號的權限是朝廷。在此之前，天皇即位的改元早已杜絕，十七世紀中旬的正保年間才又恢復，而且是幕府決定的。之後，每逢新天皇即位時便會改元。

舉例來說，明治二十年的東京帝國大學的地方出身學生，法學系佔七九％，醫學系佔八四％，文學系佔七五％。這些精英正是日後左右日本國家去向的政府官僚。

然而，明治四年（一八七一）七月，新政府又實施了「廢藩置縣」政策，各個「藩」國均改為「縣」。而且，新政府為了防禦舊藩主糾眾兵變，不但撤銷舊藩主的「知藩事」職任，並規定所有舊藩主都必須定居東京。

為了明確區別其地位，華族制度分為公、侯、伯、子、男爵五等級。身分是世襲制，子孫也能繼承，職責是保護皇室。

「明治」的改元是慶應四年（一八六八）九月八日，天皇從幾個候選名單中抽籤而定，結果抽中了「明治」。既然天皇親自抽中明治，那就是天意，上天指定的年號。

因為老百姓認為天皇踏過的土壤是「聖土」，可以醫治百病。但是，這些都是在巡幸前預先籌劃的演出，是利用老百姓注重世間利益的心理，巧妙地向民眾灌輸「新君主」的形象，順便神化天皇地位，算是一種洗腦式教育宣傳。

這種「山手人」和「下町人」的區別，一直持續至昭和時代。

陽曆的明治六年一月四日，新政府又公佈廢止舊有的五節日和八朔，並以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十一月三日「天長節」（天皇生日）為新假日。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七月頒佈「華族令」後，華族制度有了很大變化。不僅原來的朝臣以及大名，只要對國家有功，任何人都能晉升為華族。

「書生風俗」一直持續至昭和時代初期。戰前，日本有不少富裕人家都有讓「書生」寄宿的「書生房」。

如此，地方城市的人逐漸往東京聚集，結果，商人、藝匠和各種工人居住的地區，也就是低窪地區的下町，與官員和上班族居住的高台地區山手，兩者的差異逐漸清晰起來。不但語言、風俗，甚至連生活感情、市民意識等均產生很大的文化差異。宛如居住在同一城市的兩種不同種族群體。

明治五年～十八年（一八七二～一八八五）期間，天皇巡幸了全國各地。巡幸之際，民眾擠在路邊觀看，有人特地小心翼翼地收集天皇下馬徒步時踏過的土壤。

在這之前，年號都是幕府擅自決定，日後再向朝廷提出事務報告。但維新後，新政府中心人物不但讓天皇決定年號，還借助「天意」讓天皇抽籤，由此也可看出他們欲改革國家的強烈信念。

明治二〇年代，出現了電燈，並由於國產電燈泡試製成功，電燈逐漸普及於民間。

當時的「書生」很容易辨認，通常在開襟傳統和服裏又穿一件立領白襯衫，下半身配一件下裳的「袴」，腳上是一雙高齒木屐，走起路來鏗鏘鏗鏘作響。如果懷中再抱著幾本洋書，那真是會迷煞許多情竇初開的少女。

只是，像東京這種大都市，雖然具有讓年輕人登龍的可能性，但同時也隱藏著各種強烈刺|激官能的陷阱。這點在現代也一樣，從地方城市進京的年輕人，若缺乏堅毅的大志，恐怕會宛如跌入一和-圖-書座大迷宮，暈頭轉向地在原地轉圈子。

此外，春分、秋分亦是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這些都是基於老百姓的勞動觀念及信仰而深入民間底層的假日。

如此，這些國定假日和節日通過神社、政府機關、學校，逐步地滲入民間。

不但道路鋪設還未齊全，煤氣燈、上下水道設施的整備也都還未著手，因此政府不得不致力於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再加上西洋文明的流入，自來水供水設施成為新首都整備的最重要一環。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時，也制定了《皇室典範》，其中正包含了「一世一元制」這條規定，因此才會有明治、大正、昭和、平成這四個年號。若天皇駕崩，年號便成為該天皇的諡號，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

現代一般日本人通常不會說錯這四個年號，連自己的生年或親朋的卒年也都用年號，鮮少人用西曆。但明治之前的年號，則必須查字典才能明白到底是甚麼時代的西曆的哪一年。

東京成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後，地方城市的青年也爭先恐後懷著青雲之志進京。

江戶時代的假日，除了讓員工消除疲勞，也是祭拜祖先的日子。而新政府制定的國民假日，目的則是讓天皇的存在滲透於民間。

簡單說來，高台地區的山手，原為江戶時代諸國大名的豪宅地區，而低窪的下町則為一般庶民的狹長租房地區。但是，年號改為明治以後，高台的山手變成新政府官員的居住區。

簡單說來，當時的太陽旗和《君之代》都是推銷新政權的大招牌。真正以「國旗」、「國歌」形象滲透至國民之間，則要等到日清、日俄戰爭時。

山手人稱自己的妻子為「吾妻」、「細君」，稱呼別人的妻子為「奧樣」（太太）；下町人稱自己的妻子為「我家孩子的娘」，稱呼別人的妻子為「大娘」、「大嬸」。

明治八年，徵兵令、學校制度的教育法令都已經頒佈，近代國家制度大致成形，但是，新政府還未統一「國民」。說穿了，當時的老百姓根本不明白「國民」到底是啥玩意兒。

自此開始，直至今日，天皇家的孩子、皇族的孩子進學習院上學便成為一種慣例。

簡而言之，就是地域性的風氣使然。無論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時代或二十多年前的昭和時代，東京始終分成陰陽兩半。

首先在明治元年十月，天皇進行江戶城時來個盛裝遊行。

首先，以人口一百五十萬為目標，聘請外國工程師規劃工程。當時的人口，商人及庶民聚集的低窪地區「下町」約一百又二萬五千人，官員及武士階級居住的高台地區「山手」約三十五萬人。

也就是說，下町人視山手居民為敵，彼此看不順眼也是人之常情。

雖然新政府早在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就公佈日本船必須懸掛太陽旗，之後又成為陸軍、海軍的軍艦旗，政府機關於節日也會懸掛太陽旗以示慶賀，但太陽旗（日本國旗）真正在老百姓之間扎根的契機正是上述的東北巡幸。

「奧樣」有教育、有文化，高雅、溫和、謙虛，絕對不會大聲說話或哈哈大笑；「大娘」的教育程度頂多小學畢業，動作粗野，多嘴多舌，愛管閒事。換句話說，兩者是陰陽對比。

對此，學校方面以及某些華族人士提議應該提供一個特殊座位，但據說，傳達天皇意志的宮內廳表示，如此做的和圖書話，在教育上對皇太子不好，於是一切依照舊例，並不因為對方是皇太子身分而給予任何特殊待遇。

自從一三三三年後醍醐天皇親政以來（史稱「建武新政」），明治時代是久違五百多年的天皇親政。對當時的老百姓來說，天皇的存在感極為薄弱，「一世一元制」不但能增強天皇的存在感，也能改變至今為止用天干地支數算年號的舊習，一舉兩得。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十月一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報導，皇太子寬仁親王（日後的大正天皇），將於十月五日進學習院上學。

公爵、侯爵是舊朝臣和大名，新添加的伯爵、子爵、男爵則為建立明治政府有功者。之後，連軍人、高級官僚、商人等也成為華族，尤其甲午戰爭之後，政府更胡亂頒授爵位，令花店賺了不少錢。

公佈時期是前一個月的十一月九日，老百姓當然會亂成一團。明明仍是十二月三日，突然變成新年的元月一日。對老百姓來說，收入減少一個月分，年末的支出卻提早一個月。

報紙甚至報導，有些老人家以為必須在兩天內做完一個月分的工作而唉聲歎氣。

學校是瀟灑的西式建築，鐵製正門氣勢宏偉。

也就是說，新政府將一場本來應該威風凜凜、莊嚴進行的儀式，改頭換面為讓老百姓也能盡情享樂的狂歡節。表演花車、擺放攤位等，於事前就已經安排妥當。

此外，至今為止的《君之代》因聲譽不佳，也在這一年被廢止。作曲者是當時任職英國駐日大使館護衛隊步兵營軍樂隊隊長的約翰．威廉．芬頓。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再度由宮內省式部職雅樂課一等伶人（樂師長）林廣守撰定《君之代》。

明治政府將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十二月三日定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從這天起，日本便開始使用太陽曆。

大批來自四面八方的地方城市青年湧進東京的結果，便形成了一種特殊文化風俗，正是日本歷史名詞之一的「書生風俗」。

將近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即將閉幕時，日本全國各地武裝起義事件頻發，但是，德川幕府的統治歲月太久，老百姓很難接受改朝換代的現實。舉例來說，由於黃瓜的切痕與德川家的三葉葵家徽相似，某些老一代的江戶人甚至不敢吃黃瓜。

對在東京土生土長的江戶仔來說，這些新政府官員本來是鄉巴佬大名或武士，只因德川將軍這方打敗了，可惡的粗野武士才紛紛搬來東京，大搖大擺地住在被趕走的舊大名豪宅裏。

同年十月，又制定一月三日元始節、一月五日新年宴會、一月三十日孝明天皇節，而之前的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則改為二月十一日紀元節。另有四月三日（m.hｅｔuｂｏok.ｃoｍ.ｃｏm本來是三月十一日）的神武天皇節、九月十七日（明治十二年又改為十月十七日）神嘗祭為國定假日。

六年後的明治十年十月，專門讓華族家的孩子們接受特殊教育的華族學校於東京神田錦町竣工，地皮是天皇給予的，也就是現在的學習院。

新政府的要人當然深知此事。只是，該如何「推銷」天皇，如何呼籲老百姓，新的統治者是京都那位「天子」，而非任何藩主或其他幕府呢？

全部都是天皇宮中的例行公事。

據說，大正時代時，由於大正天皇的生日是八月三十一日，正是炎炎夏日，不知是誰出的鬼主意，認為天氣太熱對「天長節」有礙，竟然改為比較涼快的十月三十一日。

家庭經濟不好但肯上進的青年，運氣好的話，可以寄宿在官員或富商家裏，主人提供學費和吃住，讓青年一面求學一面幫忙做家事及雜事。用現代話形容，主人算是一種慈善家或贊助者，有些「書生」甚至可以出國留學。

明治天皇從京都出發，直至江戶，一路上的隨從多達二千三百人；進江戶城時，還分發下酒菜給老百姓當紅包。江戶市民則在街道表演花車、擺放攤位，宛如現代的嘉年華會或大型廟會。

看到這則新聞報導的俄羅斯大使，首次明白原來日本也有能製作如此精美工藝的工廠，於是取消巴黎某工廠的訂單，再度委託埼玉縣川口市那家工廠製作俄羅斯公使館正門。

若按舊時代的順序來看，文化、文政、天保、弘化、嘉永、安政、萬延、文久、元治、慶應等，真會令人眼花繚亂，難怪很多現代學生都不喜歡背歷史年號。

開學三個月前，七月一日的《朝野新聞》在報紙上描述：

東京人口急劇增加，明治二十一年約一百二十九萬，二十八年約一百三十萬，之後的十年，竟然驟增至二百三十萬。當時的人戲稱：「以為是『花城』，挨近一看，原來是『荊棘樹林』。」

但是，幕府不僅在天皇即位時改元，逢喜事或遇凶事時也讓朝廷改元。特別是後半期，幕府力量減弱，幾乎每隔四、五年改一次，甚至有僅維持一年的年號，例如萬延、元治。

隆重舉行盛大的開學典禮那天，天皇和皇后都出席了。天皇當場授予「學習院」稱號。課程是小學八年，中學八年，第一屆入學的孩子總計一百三十名。

這是當時任職大藏大臣的大隈重信親口說的，應該是事實。

此外，藩主和朝廷公卿一樣，都被賦予特殊的「華族」身分地位。「華族」即「貴族」。當時的華族數有四百二十七家。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天皇巡幸東北地方時，新政府還特地讓迎接的農民打扮得乾乾淨淨，村落四處都有手持太陽旗歡迎的兒童。這也是意圖將太陽旗與農民信仰的太陽神，天皇與天照大神結合起來的一種演出。https://ｍ.hetｕbｏｏｋ•cｏm•ｃom

論素質，論學力，當時的「書生」和現代的大學生均有天地之別。他們可以說是走在時代最尖端的精英。

另一方面，現代的日本全國各地都能看到明治天皇巡幸的紀念石碑。其實這些紀念石碑正是新政府苦心推銷明治天皇的存在之證據，亦是天皇制現代國家觀念如何逐步在老百姓之間扎根的路徑。

真不愧是推翻德川幕府的人，這完全是心理戰嘛。

但因為當時的電費很貴，許多澡堂和寄宿租房依舊使用油燈，東京離「夜不眠城」仍有一段距離。

就連妻子的稱呼也不一樣。

江戶時代的老百姓的真正統治者是各地藩主，而各地藩主的真正統治者是德川幕府。對老百姓來說，「天公」是遙不可及的存在，「禁裹」更是天遠地隔，恐怕只有土生土長的京都人才會具體意識到天皇並非烏有人物。

薩摩藩（鹿兒島縣）、長州藩（山口縣）、土佐藩（高知縣）、肥前藩（佐賀縣、長崎縣一部）出身的青年，大多會利用各種門路與已經登上顯赫高官職位的前輩攀關係。明治新政府的中心人物正是這四藩的人，因而這四藩出身的青年可以仰賴鄉親關係擠進政界官場。

直至明治三〇年代，電氣化才開始真正普及，電車出現，替換了之前的有軌公共馬車。

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來看，去年是「萬延元年」，今年又改為「元治元年」，叫人如何記住呢？

江戶時代的幕府國定假日是人日（一月七日七草粥）、上巳（三月三日女兒節）、端午（五月五日端午節）、七夕（七月七日七巧節）、重陽（九月九日菊花節），以及八月一日的八朔。

老百姓的「年號」是天干地支，組合十天干與十二地支，一循環剛好六十年。第六十一年就是花甲。按當時的平均壽命來看，能活到花甲就該謝天謝地，因此用天干地支數算或記住自己一生中的大事，不但綽綽有餘，也不會混亂。

八月一日是德川家康進江戶城的日子，江戶幕府將這天定為僅次於新年元日的喜日。不過對江戶庶民來說，八朔也是祈願五穀豐稔、子孫滿堂的日子，順便在這天送禮給平素深受關照的人。

新政府為何在明治五年採用太陽曆呢？

陰曆改為陽曆後，變成一星期有七天的七曜制，第七天的星期日是休息日。並且以宮中的祭祀節日為基準，制定了國民假日。

原來老百姓根本不使用公式年號。即便幕府或朝廷改多少次年號，對老百姓來說也無關痛癢，甚至沒有必要記住。

「明治」年號時代持續了四十五年，而「昭和」年號時代更長達六十多年。再來看看江戶末期的六十年之間，德川幕府到底換了多少年號？

那麼，當時的老百姓到底如何記住年號呢？他們不會混淆不清嗎？

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起，日本政府開始著手全國各城市的近代化工程。

二次大戰後的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施行《日本國憲法》，華族制度才被廢除。

據說，盛裝遊行和進城費用花掉政府歲入的百分之二十。之所以不惜投下巨資，目的全在給老百姓留下「主人交替」的深刻印象。

為了接納這些地方青年，東京出現了許多學生宿舍或讓學生寄宿的人家。本鄉和神田聚集著各種學校，這些青年多半住在學校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