ＰＡＲＴ１ 明治新日本
明治時代的婚姻內情
這正是當時主張男女平等、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日本現代教育之父的「女性觀」。
明治時代的婚姻觀念仍是門戶與門戶之間的聯婚制度。也就是說，婚姻對象都由父母決定，有時直至婚禮當天，婚姻當事者雙方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
森有禮自慶應元年（一八六五）赴英國留學，之後又前往俄羅斯旅遊，接著又到美國留學。明治三年成為第一任駐美國代理公使，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回國後，開創明六社，在《明六雜誌》發表《妻妾論》，大肆抨擊日本的一夫多妻陋習，更批評日本的夫妻是「丈夫是主人，妻子是奴隸」。
江戶時代的武士門第，為了傳宗接代，採取一夫多妻制，公認男子納妾，當作妊娠後備軍。明治政府也承襲了此家族道德觀，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制定的刑法法典《新律綱領》五親等圖中，妻子和小妾均屬同等的二親等（隔代直系親屬或同代非直系親屬）。
連這種從事啟蒙運動的先進知識分子都這樣對待妻子了，遑論其他下層階級的老百姓？
因此，明治時代的高官都是一夫多妻制實踐者，最有名的漁色大師是歷任四次首相的明治維新元老伊藤博文，每年更換女人，而且特別喜歡未滿二十歲的年輕女孩。
明治時代的軍人只能死在戰場，軍人的妻子終歸會成為寡婦。到時候，要是軍人遺孀的生活過得不好，會影響現任軍官的士氣。
其實現代仍有很多這種父母賣孩子的例子，只是我們看不到，身邊沒有這種例子而已。
當時的世間人極力讚揚這些妻子，傳為盡人皆知的美談。
伊藤博文的左右手伊東巳代治的妻子八重子，甚至將側室生的孩子視為親生孩子，毫無區別地一起養大。
都市都如此了，那麼，農村呢？
福澤自己出生於下級武士家門，正因為親身體驗過各種歧視，他極度排斥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
明治二十五年，日本基督教會終於在東京召開大會，處罰了田村直臣，剝奪了他的牧師工作。如此，引起世間爭議，鬧了一年半的事件算是有個了結。
如此，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開始準備新刑法，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宣告世人，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一月實施。
只是，既然在原則上，婚姻是「門戶」與「門戶」之間的大事，當然不能承認個人的自由意志，也就不得不行使父權及戶主的權力。只有戶主圓滿地維持家庭內的秩序，才能確立社會的秩序。這正是當時的上流階層的觀念。
這可以從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七月十四日第三八八號的《女學雜誌》社論〈日本的新娘作者〉看出一些端倪：
對當時的女性來說，本質上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仍是遙不可及的奢望。
自此以後，「妾」這個字首次在日本法律條例中被削除，一夫一妻制正式成立。
「戀愛」確實是極為強烈的私人感情，不但會令人失去理智，也會令人昏頭暈腦，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當時的人視「戀愛」為一種異常心理，也並非毫無道理。
丈夫管理妻子的財產
另一位日本著名小說家有島武郎寫的佳作《某個女人》，也是現實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例子。
森有禮這個人是典型的形式主義、理想主義者，他每天的生活都過得井然有序，從早上醒來至夜晚就寢之前，凡事一絲不苟。
另有一條法令規定，假如正室只有女兒，但側室那邊有兒子，那麼，丈夫的所有財產都歸側室的兒子繼承。
因為英國新聞記者兼遊記作家、詩人、東洋學者、日本研究家的埃德溫．阿諾德爵士，把日本婦女描述得過於理想化，給美國國民帶來很大影響。美國方面認為，既然日本已經如此文明化，往後沒有必要繼續在日本傳道了。
明治十八年正是內閣制度成立的年度，再婚不久的森有禮就任第一代文部大臣。他還未享受到新婚滋味，便不得不周遊全國進行演說。
田村牧師是生在日本、長在日本的純粹日本人，當然深知日本的風俗習慣，書中所描述的內容全都是事實。
然而，婚後十年，阿常竟同其他男人私奔了。於是森有禮又於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與明治維新十傑之一的岩倉具視的女兒寬子再婚。
和*圖*書
明治時代的公娼制度比江戶時代更發達，而大部份娼妓的供應源正是農村。這正說明了有許多農村父親將自己的親生女兒換為金錢，農村的父權比都市更強而有力。
首要目的是調查女方以及周邊人的思想傾向，其次是經濟狀態。
另一方面，青年層則開始認識並領悟何謂「自我的尊嚴」與「自由」的意義，他們想追求近代的新生活方式，因而出現許多參與文學及社會改革運動的年輕人。
福澤主張，只要生而為人，不問男女貴賤，均擁有自由與平等的權利。簡單說來，就是今日的「天賦人權」思想，這種論點給當時的人帶來強烈印象。
此外，森有禮將日本夫婦關係之所以如此紊亂，之所以變得有名無實的原因歸咎於法律制度，並提出自己擬定的「婚期律案」試行法。
但是，離婚率減半並非意味離婚的人減少了，而是「事實婚」（普通法婚姻）增多。也就是說，許多人都選擇雖然沒有合法登記婚姻，但有婚姻之實的婚姻方式。
國木田獨步過世後被公開的日記中，詳細記述了他與佐佐城信子的熱戀過程以及信子離家出走的原因。
根據明治民法，所有日本國民均必須從屬於特定的「門戶」，而且戶主擁有強大的「戶主權」。無論婚姻或過嗣、入贅、移居等，都必須經過戶主允許，完全無視個人的意志。長子是法定推定戶主繼承人，在家庭內同樣擁有特別權威。
這回丈夫必須出遠門進行全國演說，對寬子夫人來說，正是偷吃茶泡飯的好機會。不料，廚師對她說：
個人自由獨立後的結果是門戶獨立，門戶獨立後的結果是國家獨立，國家獨立後的結果是天下獨立。
主要原因是農村、漁村等地區，婚姻習慣仍停留在江戶時代的暴力離婚做法，娶媳婦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勞動力以及有權繼承戶主的後裔（男子），倘若妻子的行為不合夫家門風或生不出兒子，夫家的公婆甚至自己的丈夫便會隨時休妻改娶。
此外，這些高官的妻妾大部份採同居方式。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現代教育之父」森有禮的例子。
近代戀愛的萌芽
例如晚餐是歐洲式的正式晚餐，必定穿戴打著蝴蝶領結的無尾晚禮服，在身邊有廚師伺候的桌子吃西餐。並且強迫夫人也如此做。
此外，也因為集體就業制度，造成農村陷入兒媳婦饑荒困境，再也無法持續「門當戶對」的選擇，繼而提高了戀愛結婚的可能性。
既然妻子連吃一頓茶泡飯的自由都沒有，這還算甚麼簽訂合同的「契約結婚」？算甚麼「男女平等」呢？
田村牧師為何要這樣做呢？
至於農村，直至戰敗之前，父權制度仍很強。戰後因實施地方城市的集體就業，大量青年子女前往都市就職，可以自己謀生後，才逐漸擺脫父權制度。
原來信子懷有想當女記者的夢想，但丈夫獨步不但阻止她追求人生夢想，又因為文人賺不了多少錢，實際的生活相當窮困潦倒。這樁婚事完全是獨步單方面的錯，不但於婚前欺騙了信子，婚後還禁止信子外出，對所有支出極為囉唆，連一分錢、一厘錢都管得非常嚴。
戀愛是人生的秘鑰，有戀愛才有人生，除去了戀愛，人生還有何色味可言？（出自〈厭世詩家與女性〉一文）
「夫人，主人今天出門時特別囑咐過，他不在家時，夫人可能會想吃茶泡飯，但茶泡飯對健康不好，絕對不可以做茶泡飯給夫人吃。主人還說，他不在時，三餐都必須如常進行。」
江戶時代，通常是丈夫單方面的無限制專制離婚，妻子無權要求離婚。但是，明治六年（一八七三）五月，立法府（國會）宣佈賦予妻子要求離婚的權利。
總之，明治、大正時代的一般都市中流家庭，幾乎都是父親決定女兒的婚姻大事。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市民家庭的未婚女子，都是奉命出嫁的例子。
只是，不將被告發的羞恥事當作問題，卻直接以「社會性抹殺」方式讓作者無法立足於社會，也確實是當時的時代風氣使然。
強而有力的父權、戶主權
伊藤博文的妻子梅子，住在神奈川縣南部的大磯，別墅名為「滄浪閣」。儘管丈夫不停帶新女人過來，她也不發任何怨言，不動聲色地以女主人身分照顧這些側室。
對於這件事，世間人均單方面地批評信子，指責信子是個任性、自私的賤貨。
換句話說，日本的紅燈區娼妓幾乎都是農村出身，這也證明當時的農村的父權比都市區更霸道。
正因為福澤諭吉深知上流階級的潮流，才會這麼說。由此可見，在當時確實很難實施廢除納妾的法令。
總之，當時的自由戀愛和戀愛結婚事例，通常因鬥不過根深柢固的「門戶制度」而受挫，要不然就是因男性單方面的蠻橫理論而夭折。由女性啟開愛情之窗的主導權仍遠在天邊。
不僅如此，連丈夫去世後，也由兒子繼承一切遺產，妻子仍舊沒有一絲錢財，只能成為仰賴戶主（兒子）扶養的身分。
和-圖-書如此，福澤給明治時代的人帶來一陣旋風，導致某些後人以為他終生都為了實現男女平等的理念而奮戰，至今仍不時受吹捧並被美化。但是，這本書傳到日本後，轉瞬間便讓整個社會沸沸揚揚，所有媒體均指責田村牧師如此做是一種國恥。
「婦人矯風會」和「廓清會」曾在娼妓最大供應源的山形縣小國村進行調查，得知許多女子都是因為強大的父權而被賣掉，不是因為家裏太貧困或債務太多。
一夫一妻制的確立
也就是說，無論已婚或未婚，「女性」對明治政府來說都是無能之輩。
男性對納妾之事本來就毫無罪惡感，制定新法令的男人怎麼可能實際廢除此制度呢？他們只是從「公然帶著愛妾乘著馬車在市內兜風」改為「金屋藏嬌」而已。
明治時代之前，日本雖然沒有「戀愛」這個名詞，但並非表示男女之間也沒有戀愛這種情緒。
日本是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開始實施離婚統計。根據紀錄，十五年至三十年為止的期間，平均每三對夫妻中，就有一對離異。由於離婚件數太多，離婚在當時似乎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完全不成話題。因為幾乎都是「休妻」例子。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信子離家出走是正確的選擇。
事實上，軍官收入微薄，無法養活一戶家庭，大部份人都仰賴妻子娘家的經濟援助。
按當時的慣例，女方娘家通常會保證十至二十年的經濟援助，但男方也必須在這期間苦幹實幹，一步一步加官進祿才行。否則岳父一聲「休夫」令下，男方不但會落人笑柄，也會失去經濟上的保障。
不過，他們也明白此道理在外國不通用。在外國人眼裏看來，這種風俗習慣可能會被誤解為一種「野蠻的風俗」、「未開化的習俗」，因此上流階層的男士始終盡可能避免讓外國人觸及此問題。
譬如福澤在該書第八篇中明言「生於這世間的所有人，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這是日本女性首次被有識之士公認為「人」的例子。
也因此，福澤諭吉在《明六雜誌》中主張，即便無法立即廢除此陋習，納妾者也應該盡量隱藏愛妾的存在，應該先培養「納妾是可恥之事」的觀念。
所謂「天下獨立」，意思是與西洋列強並肩而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其中一員，晉身「大國」後，再仿效前輩各國獲得殖民地。說白一點，這正是福澤鼓勵民眾向學的真正目的。
他在書中鋪陳的新思維與自由的空氣，令大眾拍手稱快，也讓女性體會到開放感。
將校提交婚姻對象的資料給軍部人事局後，憲兵會徹底調查女方是否適合當軍人的妻子。家族、親戚、雙親是否健在、父親的職業、兄弟姊妹的動向、家族的財產、當事人的交友關係等，各方面都會查得一清二楚。只要稍微有可疑之處，上級便會命申報者延緩婚期。
外國傳教士的意見是，不應該因田村直臣向外國人介紹了本國特有的新娘實情，而剝奪他的職位。他們並非在干涉日本特有的風俗。田村直臣只是坦率地說出事實而已，這點又犯了甚麼錯呢？
閱讀國木田獨步的日記，多少可以理解明治時代的男人到底有多自私且霸道的生態。
那麼，明治時代的離婚統計數據到底有多少呢？
日本現代教育的先驅及首任文部大臣，亦是「日本現代教育之父」的森有禮，也在《明六雜誌》連載了四回《妻妾論》。
也因此，許多未婚女子在事前都僅知道對方的名字，然後在婚禮當天才看到對方的長相。不過，農村女子因必須到田裏幹活，比較有機會偷窺未來夫婿的長相或工作現場。
雖然也有一部份人認同田村直臣寫的《日本的新娘》這本書，但他們也是以「女兒年幼，不懂世間，她們之所以會奉父命出嫁，其實是信賴父母的眼光，夫家也都是門當戶對的姻眷」為由，支持父權至上的社會制度。
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對世界打開了窗口，以近代化為目標，性急地一往直前。然而，急劇的近代化底層仍然堆砌著舊俗道德觀。
有些男人故意讓愛妾精心打扮，乘著馬車在市內兜風以引人注目；有些男人則以三房四妾為傲，蓋了許多別墅，讓每名愛妾各別住在園林別館。
古籍《萬葉集》、《源氏物語》以及江戶時代的人形淨瑠璃作家井原西鶴，或歌舞伎作者近松門左衛門等人的作品中，便有許多男女戀愛事例。只是，這些自由戀愛的事例，通常被描寫為有違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特殊事件，而且是一種在人生中的異常心理。
但是，在這屆大會中，有不少外國人牧師認為這是一種迫害，高聲反對田村牧師的處罰。有人表示，在歐洲和美國都沒有這和_圖_書樣的審判；也有人抗議，只因出了一本書就被剝奪職位的話，實在沒有必要成為大會會員。
自古以來，日本便有「戀」這個字，但沒有「戀愛」這個名詞。「戀愛」的觀念是隨著其他西洋觀念傳入日本，再由某些文人翻譯成漢字的「戀愛」。往昔的中國則稱之為「兒女私情」。
北村透谷將戀愛形容為一把「解開人生秘密的鑰匙」，褒讚戀愛可以提升人活在這世上的意義與價值。
他們來到此帝國，卻不知此帝國的歷史，他們和我國國民接觸，卻不知我國國民的風氣，徹頭徹尾根據自己國家的習慣，根據自我同族的意見而妄行。如果這不算一種迂腐，那就是無禮。
為何要如此執拗地調查呢？
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但現代人的婚姻猶如主人（丈夫）雇女傭（妻子），女傭也懷著前往夫家當婢女的決心與丈夫結緣，這樣的婚姻形態令人喟然而歎。離婚習慣已經成為我國的正常風俗，眾人見怪不怪，誠可悲也！
因此，他提倡的「男女平等」，並非鼓勵女性外出工作，爭取經濟性的獨立。在他眼裏，女性最終仍是守護家庭的存在，只不過在家庭內擁有至今為止沒有的主婦權利而已。
再者，當時是富國強兵時代，女婿是帝國軍人這件事，就足以讓岳父走起路來一搖三擺。
「婚期律案」亦嚴厲禁止重婚，並聲明，妻子受到不當待遇或丈夫明顯不貞時，妻子也可以主動提出離婚要求。離婚成立時，妻子可以請求賠償費。
只是，佔最大多數的日本人牧師都投票贊成處罰，最終還是表決了。
這段文章正說明了當時的婚姻本質。
他在書中坦白敘述了日本的未婚女子完全沒有選擇配偶的自由，所有女子都是奉父親或養護權者的哥哥之命被迫出嫁。
一心朝富國強兵埋頭猛進的明治政府，用曖昧的「內部規則」語詞承襲了德川幕府的武士婚姻許可制。只要把「武士」換為「將校」，恰恰是江戶時代的幕府法令，而且明治政府的規則比幕府的形式上的制度更嚴格。也就是說，將校想結婚時，必須向上級報告，並請求正式的批准文件。
那麼，針對這些外國人牧師的發言，日本社會到底做何反應呢？
難怪第一任夫人的阿常會同其他男人私奔。
明治二〇年代，正是士族叛亂、自由民權運動受挫的時代，國家主義者呼籲「老百姓必須具有肩負近代國家之未來的『國民』意識」。
第四、第六任首相的松方正義亦擁有二十數名愛妾，孩子多達二十六個。有一次，明治天皇問他到底有幾個孩子，他當下答不出，只能回說「日後經調查再上奏」。松方正義因孩子太多，考慮到世間體面，據說晚年的孩子全都申報為「孫子」。
新法律本來是取代舊律令的近代化公法，才會取名為「新律」，另一方卻又理所當然地接納了一夫多妻制陋習。社會更傾向擁有小妾的男人才是有能者的潮流，「妾」成為男人誇示權力與財富的標籤。
合同書中第二條標明「認可夫妻雙方的義務」，第三條則確立「夫婦的財產權」。表面上看來，森有禮可以說積極地以身作則實踐了男女平等的口號。
不過，根據當時的統計，離婚件數大多集中在東北五縣和新潟、山梨、靜岡、鳥取、島根等縣。
田村牧師擔憂外國傳教士到日本傳道的風潮會隨之減弱，認為阿諾德爵士沒有認清事實，只看到表面，過於美化日本女性，於是決心執筆暴露真相。
思想家、教育家，亦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福澤諭吉，在其著《勸學》（一八七二～七六年）第八篇中，不但強調「生於這世間的所有人，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譴責一夫多妻制及擁有愛妾的男人，並炮轟「妻妾同居」等同於「家畜小房」。
農村看似比較自由，不像都市上流階級那般死板。然而，事實正相反。農村的未婚女子的命運比都市女子更慘。這從當時的公娼制度問題可以看出。
森有禮在《妻妾論》中大肆抨擊日本的夫婦不是真正的夫婦，丈夫是主人，妻子是奴隸，當丈夫的除了妻子以外還納一妾或數妾，又明言「妻妾同居有違人倫大道，不合人性」。
他於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在當時任職東京府知事的大久保一翁及福澤諭吉的見證下，與廣瀨常完成契約結婚。據說這是日本最初的契約結婚例子。www.hetubook.com.com
「婚期律案」的內容是，只要男子超過二十五歲、女子超過二十歲，都可以各自依照自己的意志結婚；結婚時，需要婚姻當事者雙方的同意，用威逼進行的婚姻無效。
軍人的結婚許可制
然而，寬子夫人是朝廷公卿的女兒，生在京都、長在京都，無法適應這樣的用餐方式。婚後，她一直很想吃一頓茶泡飯。
「日本的新娘」事件
簡要說來，就是有一位名為田村直臣的牧師，於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寫了The Japanese Bride（《日本的新娘》）一書，在美國出版。內容是日本女人的婚姻實情。
由此也可看出，當時的有識之士都同意女子的婚姻自由確實犧牲在日本家族制度上，雖然這是日本特有的風俗習慣之一，但也是短處之一。田村正因為暴露出這種不能讓外國人知道的內情，才會給他冠上「國恥」、「賣國賊」等罪名，並實施變相的「公審」，以剝奪職位定罪。
既然如此，出身好，家庭經濟也寬裕的大家閨秀為何甘願嫁給窮漢軍官呢？
那麼，日本女子到底如何掙脫這個強而有力的父權制度呢？
不過，福澤於婚前、婚後的女性經驗始終只有妻子一人，這點倒是說到做到，值得讚賞。
然而，田村直臣不僅正面挑出了此問題，還出版成書，恰似對美國國民訴說日本人是個多麼未開化的民族那般。這對日本國內的知識分子以及上流階層男士來說，是一種嚴重的羞辱，絕對不能饒恕。
這要等到職業婦女層急劇增多後的大正時代中期至後期。女子只要在經濟上能夠獨立，想擺脫父權或夫權的控制也就沒有那麼難了。
然而，新刑法完全是虛假招牌，沒有登記戶籍的「婚外婚」依舊盛行不衰。
雖然當時也有相親這個手段，但是，相親只是結婚的必要手續之一，只要相了親，通常無法謝絕親事。
可是，這篇社論的邏輯其實很怪，完全牛頭不對馬嘴。
然而，從女性史的角度來看，福澤的「天賦人權論」中，其實並不包括女性及某些人。
這是福澤的論旨。
若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大概沒有人會相信親生父母竟然會賣孩子。無論家境再怎麼貧窮，哪有當父母的人會賣自己的孩子呢？
福澤在《勸學》中論述，所有人都應該向學、積極接受教育，並追求個人的自由獨立。而且，只要生而為人，人人皆具有此權利。
已婚女性被貶至必須絕對服從丈夫的地位，還有一條「丈夫管理妻子的財產」法令。所謂管理，意思是丈夫有權隨意處理妻子的財產，妻子不但無權擁有自己的財產，所有經濟性行為都要經過丈夫同意。
總之，福澤主張的「人人皆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中的「權利」，根柢仍與「該如何讓國家強大起來」的問題有關。他的「天賦人權論」也拘限在此次元內。也因此，他在當時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與我們現代女性目前正在享受的男女平等實境，其實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當時批判此事件的文章中，不時出現「暴露國民的缺點，煽動外國人的感情」這類詞句。
福澤諭吉的著作《勸學》，在當時可以說是空前的暢銷書。
福澤諭吉在《日本婦人論》中，表明了他的理想女性形象是西式的賢妻良母，而且最好是「擅長家政」，亦即當時的英國上流階級婦女形象。
如果膝下沒有孩子，則由直系尊親（丈夫的父母）繼承遺產。若沒有兒子，但有女兒，就讓女兒招贅，讓女婿繼承遺產。
而在農村，相親習慣更被省略，通常都是父親一聲令下，便決定了女兒的終生大事。
某些有識之士認為日本若想和先進國家並肩而行，終究還是不能讓納妾制度存續。
福澤諭吉與森有禮的「女性觀」
日本的父權制度歷史很長。就此意義來說，田村直臣於明治二十五年告發的《日本的新娘》，確實是不能被忘卻的重要事件。
明治時代的評論家、浪漫主義詩人北村透谷，正是針對視戀愛為違反社會道德的舊觀念挑戰。
當時的女子也對這種婚姻形式不懷任何疑問，她們都認為這正是女人的命運，完全聽天由命。
田村牧師的懲罰
大部份的憤怒與反駁意見都來自有識之士階級。因為當時的有識之士階級正是父權體制、戶主統治制度的支持者。不過，他們也明白田村牧師寫的均是事實，更深知日本女子毫無擇偶自由的根源正是戶主統治制度。
兩人熱烈相愛，不顧父母及世間人的反對，以私奔形式毅然地結了婚。結果，婚姻生活僅維持五個月，信子即離家出走。當時的信子身懷六甲，卻瞞著此事與國木田獨步離婚。
然而，擋在這些剛覺醒的「自我」面前的障礙物，正是日本古來的「門戶制度」。
森有禮確實在《妻妾論》中大肆抨擊當時的納妾制度，並提倡婚姻自由、禁止男子重婚等，在當時算是思想極為先和*圖*書進的男士。
女性一旦結婚成為某人的妻子，只能在這種父權體制、戶主統治的制度下，放棄自己決定自我人生的權利，一切以丈夫的生活為基準，迎合並適應夫家。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施行的民法典，不但讓「門戶制度」復活，且比之前更牢固地壓迫著個人生活，婚姻亦是「門戶」與「門戶」之間的聯姻。被父母強迫嫁出去的女性，往往過著奴隸般的生活，在家務和育兒、服侍丈夫及公婆的瑣事中，空虛地結束類似無薪工的一生。
日本小說家，亦是著名的思想家、評論家德富蘆花，於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十一月至三十二年五月，在《國民新聞》連載的暢銷小說《不如歸》，就某種意義來說，正是反映了當時的日本人無法脫離「門戶制度」，讓新婚夫妻重組小家庭的社會制度。小說內容主要描寫相思相愛的主人公武男和浪子，被婆婆硬性拆散的事例。
只是，妻子要求離婚時需要父兄陪同出席，由這點也可看出明治政府於各方面都在加強父權體制。而實際上，妻子基於經濟性理由，也很難主動提出離婚，但在法律上，妻子總算有權要求離婚，對女性來說，算是往前跨出了一步。
所幸，這種野蠻風俗習慣對外國人不通用。明治政府當時的最大課題是消除不平等條約，政府要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修訂條約。為了向外國證明日本正在步向文明國家之途，最終不得不制定廢除男子納妾和妻妾同居的法令。
理解了上述這些明治時代的民法，再去閱讀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便能明白夏目漱石在小說中到底想表達甚麼。
但是，對男人來說，一夫多妻制與重婚制（當時非常多）是一種可以公然享樂的合法手段，不可能因有識之士提出異議而廢止。
總體而言，對於這類外國人的發言，基於個人的自由，雖然沒有必要防止，但假如他們的發言內容也表現在實際言行中，那就有必要發出異議。畢竟他們不是在外國傳道，而是在日本帝國內傳道。倘若傳道也是一種教育行為，身為牧師的人應該鑑於該國家的歷史、習慣、人情、風氣等，忠實並謙遜地考察該如何應用於傳道。
這篇文章刊登在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二月號的《女學雜誌》，在當時的青年之間掀起極大反響。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實施了民法，規定男女結婚和離婚都必須向政府申報，離婚率也隨之減半。
公然的一夫多妻現象
女子自己能賺錢的話，不但會促進自主性，也會提高發言權，繼而主張獨立。據說，當時的職業婦女大多是戀愛結婚。因此，父權制度下的婚姻形式變化，是源自都市女子的經濟獨立。
別忘了，當時的女性根本無權選擇自己的婚姻對象，都是「戶主」指定要選誰作女婿。
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左右，《女學雜誌》曾針對離婚問題刊載了數回文章。文章中提及：
簡單說來，就是直至明治二〇年代，「國民」的觀念還未普及於一般大眾。
武士門第社會直至天保年間（一八三〇～四四），始終沒有相親這個習慣，但在庶民社會中早就確立了。明治、大正時代當然也有相親習慣，只是，相親對象都由父母決定，完全沒有當事人插嘴的餘地。
文章的內容及口吻都相當傲慢。簡單說來，意思是「外國傳教士不理解日本特有的歷史以及習慣，所以最好別多嘴」。
說起來，此等外國教師（傳教士）對我國的習慣、感情、風氣、歷史等，均為門外漢也。假如他們明白何謂謙遜和禮貌，明白該如何敬重日本前輩的道理，便應該對這種問題也緘口不言才是。
他主張，民眾通過教育，可以除掉舊有的封建社會，有能力的人也能讓自己自由獨立：
小說的女主人公是日本小說家、詩人國木田獨步的第一任妻子佐佐城信子。
明治時代的離婚
倘若女方曾當過藝妓或其他鄙賤職業、家庭經濟窮困、單親家庭等，統統否決。因為在上述環境中成長的女子沒有資格當「帝國軍人的妻子」。
在父權至上的制度下，當父親的人對女兒的感情會變質。他們會將女兒私有化，並視女兒為私有財產的一部份。在他們眼裏，「女兒」不再是人，而是「物」。
明治時代中期，日本發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奇妙案件，名為「日本的新娘」。
總而言之，大多數的明治時代女性都沒有選擇婚姻伴侶的自由，只能遵循戶主（父親或哥哥、弟弟）的指示，嫁給一個從未見過面的男人。
日本有位牧師因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批判日本家族制度的書籍，最後被剝奪了神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