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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哦，他想，回家真好。

巧的是，正是開車上戰場這個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煩。飛機飛行順利，在洛德機場降落時，他的朋友正帶著車等他。阿弗納和朋友相互擁抱之後，接過鑰匙，把手提箱朝後座上一摜，幾分鐘以後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還沒開到一英里，一個穿著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揮舞著旗子把他攔了下來。

在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中，以「阿布．哈桑」聞名的薩拉梅非常有錢，上過索爾邦大學。人們是這樣描述他的：風流倜儻，女人們無法抗拒。他是巴勒斯坦的一個上流人物，其父舍克．薩拉梅在以色列誕生之前是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中一名活躍的鬥士。在阿里．哈桑出生之前，薩拉梅是襲擊巴勒斯坦境內猶太定居點的指揮者，最後於一九四八年被猶太自衛隊哈迦納的一顆炸彈炸死。

在這種情況下，阿弗納和夥伴們尋找其餘兩個恐怖頭子的事也許就要中斷了，儘管他們一直在緊追慢趕。自從六月份暗殺布迪亞以來，他們一直沒有阿里．哈桑．薩拉梅的消息，而所有的消息都是關於瓦地．哈達德的，說他一直躲在葉門南部的亞丁。可情報並不可靠。

在阿弗納和他的隊員們設法尋找並且暗殺歐洲十一個恐怖頭子的十二個月裡，中東外交和軍事上發生的變化使他們這次的任務，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實際意義。在猶太人的「贖罪日」這個重大節日的當天下午，阿拉伯人準備兵分兩路，對以色列人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南部是埃及的第二軍和第三軍，一共五個師，跨過蘇伊士運河，對被占的西奈發起攻擊。在北部，敘利亞軍隊的五個師，對所謂的「紫線」發起了進攻——「六日戰爭結束時的停火線」——從霍蒙山一直延伸到約旦邊界汝庫阿德河與雅姆克河的匯合處。阿拉伯人的這兩面夾攻投入了相當於北約在歐洲的全部常備部隊規模的兵力來攻擊防禦的猶太人部隊。所以，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贖罪日之戰」是以阿拉伯人的勝利告終的話，那幾乎就意味著以色列國家的滅亡——除非幾個大國迅速干預——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在規模上將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可以想像得到，唯一有問題的人是漢斯。他覺得卡爾一個人就可以照料這裡的一切了，但阿弗納堅持不讓他一個人留下來。他覺得這樣的話，這次任務就相當於流產了。這不是他們所希望的。阿弗納的說法最終讓漢斯心悅誠服，所以他不必要對他下命令了。為安全起見，史蒂夫和羅伯特決定取道南非回以色列，阿弗納取道紐約。

正是因為這種困擾，「摩薩德」在利勒哈默爾失敗了。這次行動看起來非常外行，參與的特工異常之多。這些特工突然出現在一個偏遠的小鎮上，這個小鎮也是一個旅遊勝地。在那裡，陌生人非常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這裡既沒有地方躲，也沒有地方跑，只有兩條長長的高速公路，而且還容易控制。即使在襲擊目標時沒有出錯，但事後也容易被抓住。而且，這次行動中後來讓局外人瞠目結舌的某些方面——比如為了節約一天的租金，兩個特工在奧斯陸歸還一輛租來的汽車時被捕——還不那麼使阿弗納感到意外（因為他非常熟悉所有加里西亞人的祖先是怎樣審計「摩薩德」內部的費用的）。使他感到意外的是，這次行動未經提出來討論就不顧一切後果地實施。這只能解釋為——如果不說辯解的話——「摩薩德」一直被那個一心想除掉這個人的想法困擾著。因為對以色列人來說，他已經成為國際恐怖活動的化身。

在某種程度上，這還不僅僅是一個正面形象的問題。「贖罪日之戰」以後，在日內瓦的會議桌上，談判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小了。因為以色列不可能把自己談得不存在。如果巴解組織希望參加談判的話，它的立場就必須溫和。要是從策略上考慮的話，巴解組織應該克制自己，不應要求它無條件滅亡。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下午，阿弗納乘坐環球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法蘭克福飛往紐約。從特拉維夫時間當天下午兩點開始，以色列與敘利亞、埃及再次點燃了戰火。

對阿拉伯世界的愛國者們來說，以色列的災難日就是他們的歡慶日。以色列建國二十五年來，和圖書阿拉伯人幾乎沒有打贏過一場戰鬥，更別說戰爭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七日，埃及軍隊成功跨過蘇伊士運河，他們歡慶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還是失去的榮耀，甚至大丈夫氣概的回歸。不僅僅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比喻，而且是一種深深的真實的情感。比如，在「贖罪日之戰」結束一年以後發表的一首詩中，敘利亞遊唱詩人尼扎爾．卡巴尼描寫了得知阿拉伯勇士們跨越運河後做|愛的情景：

當他想做個好士兵時，難道這些憂慮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時成為他感到「理想破滅」的藉口嗎？事實不就這麼簡單嗎？他頭腦中那些關於徒勞無益的想法，關於沒有什麼意義的想法，關於沒有得到足夠認可的想法，關於一定要分享榮譽的想法，都是為了掩蓋他胸口上的壓力。他之所以找這些理由，是因為他不願意承認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這裡：懦夫總在為自己的怯懦找藉口。難道不是嗎？

阿弗納一時搞不清楚她在說什麼。他終於想起來了。當然！急著給阿弗納送車，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於以色列汽油短缺，結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費解的做法。貼著某個標籤的汽車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個星期天，阿弗納那輛車不能上公共道路。

雖然不是電影明星，但……

他甚至連機場都沒有出，只給肖莎娜打了一個電話，讓她來機場見他。她帶著十個月大的葛拉來到機場。葛拉看起來不僅像個人，而且像個小女孩了。阿弗納第一次對她有了一點感覺，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這是他的女兒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並讓她給特拉維夫的一個朋友打個電話——以色列的電話幾乎打不通——讓他開車去機場接他。他所在部隊的總部就在海法的南邊，離他要降落的洛德機場開車只要一個小時多一點的時間。跟許多以色列人一樣，阿弗納打算開著私家車奔赴戰場。

就是，還有別的突擊隊。乍看起來，抱怨不該有別的突擊隊沒有任何理由。因為他們對這些恐怖頭子沒有獨占權。也沒有人向他們承諾，只有他們才有暗殺這些人的權利。伊弗里姆顯然沒有這樣說。卡爾問他的時候，他只是說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這是戰爭，不是遊獵，茲弗．扎米爾將軍的客人都有權利把分配給自己的惡人放進自己的包裡。如果阿弗納還在部隊的話，他一定會和其他部隊並肩作戰，不會反對毗鄰的部隊向同一個目標開火。不僅不反對，相反還會心存感激。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暗殺這些敢死隊的頭頭們本來純粹是為了報仇。一顆炸彈為約瑟夫．古特弗洛德報仇，另一顆炸彈為莫什．溫伯格報仇，一打子彈為漢納．瑪隆失去的一條腿報仇。正如戈爾達．梅爾在議會裡說的那樣，雖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證將恐怖活動全部消滅，但他們保證，要剁掉傷害過他們的人的一隻手。他們要讓那些殺害猶太男人、猶太女人和猶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價——這是一千多年來首次提出的。阿弗納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如果說有什麼的話，他為自己能成為一把剁掉敵人的手的利劍而自豪。

哈巴希博士及其「人民陣線」反對這個提議。對他們而言，猶太復國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沒有權利存在。因此，在一些抵制國家，如敘利亞、伊拉克、南葉門和利比亞的支持下，「反對陣線」誕生了。巴解組織內部的許多小派別自己選擇，是站在「法塔赫」一邊還是「反對陣線」一邊。

為什麼那些加里西亞人要把同樣的目標給去挪威的突擊隊？難道恐怖分子不夠？還是一定要讓他們去殺薩拉梅？也許他們給每個突擊隊的名單都是一樣的！在特拉維夫，他們可能甚至不知道哪個恐怖頭子是哪個突擊隊幹掉的——這個想法在阿弗納腦海裡一閃而過時，他感到一陣劇痛——有沒有這種可能？伊弗里姆曾經說過：「我看報紙就會知道。」羅馬、巴黎和尼科西亞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別人的功勞，有沒有這種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與惡魔的協定」包含的不僅僅是與蘇聯利益的聯盟。在他們從全民抵抗走向國際恐怖的過程中，有些巴勒斯坦人——跟其他許多人一樣，包括像伊爾貢這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漸漸相信，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只要認為對建立一個國家有利，任何不加區別的對待非戰鬥人員和平民和圖書的野蠻行為都不會遭到人們道義上的異議。正因為如此，敢死隊越過了為自由而戰和恐怖主義這二者之間的界限。所以，動搖他們腳下的道德根基的，並不是他們的事業或者他們最終的目標，而是他們使用的方法——無論他們為自己的鬥爭做了多少宣傳。

有其父必有其子，薩拉梅自然也參加了「武裝革命」。但是由於他的社會背景，在巴勒斯坦運動中，他跟其他恐怖組織頭子有不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願意跟其他人合作來進一步推動巴勒斯坦的事業。薩拉梅願與極右的人合作，比如瑞士新納粹黨的創始人弗朗西斯．阿諾德，據說後者為歐洲的巴勒斯坦人掌管財務，就像他在戰爭期間為納粹分子掌管財務一樣。

「贖罪日之戰」的結局使這場鬥爭更為複雜。雖然以色列最終又一次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它也第一次表明，猶太人的這個國家並不是難以征服的。對此，以色列人的敵人比他們自己更為吃驚。不管怎麼樣，它使業已存在的主張「武裝革命」的兩大派別之間的分歧加深。一派為「法塔赫」，另一派以喬治．哈巴希的「人民陣線」為代表。

「怎麼了？」阿弗納迷惑不解地問道。他沒有超速啊。

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從呼籲武裝革命到參與到武裝革命中去，托非奇．扎亞德並不在乎啟蒙和人權國家當作他的例子。

「過一段時間？」他問道。「你一定是瘋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戰場上被打死了，誰給你交罰款？」

事實證明，他們幾乎沒有閃失。

然而，要想沒有疑慮越來越難。它已不是一個同情的問題——至少，不是「同情」這個詞通常的意義。阿弗納不同情恐怖頭子，他相信卡爾和其他人也是一樣。拿他自己來說，儘管他不喜歡殺人，但是，要是讓他把這些恐怖分子一個一個地再殺一遍，他願意。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他有一種更為強烈的徒勞無益的感覺。

阿弗納和他的夥伴們聽到這個消息時感到非常震驚，原因有三個：首先，殺錯了人，而且被捕了。他們的同事在挪威同時犯了兩個最不該犯的錯誤。不管按什麼標準，這兩個錯誤都是災難性的。阿弗納及其隊員對這兩點尤其忌諱。在訓練中，這兩個錯誤高於一切，絕對不能犯。

這些只是這一年中影響較大的恐怖活動，還有一些較小的或者不太成功的恐怖活動。仔細想一下，很難說突擊隊的行動對恐怖主義威脅產生了什麼影響——不過，阿弗納也得承認，如果那九個恐怖頭子沒有被幹掉的話，這期間會發生什麼也很難說。假定那些阿拉伯人還沒有對他們的工作徹底失望的話——對於阿德萬、納傑爾、布迪亞和哈姆沙里這樣的人，這樣的假設是合理的——他們很可能還會組織一些恐怖活動，如果他們還沒有失去行為能力的話，還會同樣的殘酷無情。

七月二十一日，一個可怕的消息打消了他們所有的懷疑。那天，在挪威的旅遊勝地利勒哈默爾小鎮上，一個以色列突擊隊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他們以為這個阿拉伯人是阿里．哈桑．薩拉梅。突擊隊的幾個成員隨即被挪威警方逮捕了。這本身已經夠糟糕的了，再加上被幹掉的人並不是薩拉梅。這個人是個摩洛哥服務生，名叫阿莫德．布赤基。他在和已有身孕的挪威妻子平靜地散步時，被槍殺了。這個阿拉伯人跟恐怖活動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個無辜的旁觀者。

但是，除了報仇之外，他們這次的任務對世界上針對以色列的恐怖活動會起到一個抑制作用，並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現實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緩。砍掉伊弗里姆說的那些惡人的腦袋，就像他們現在正在做的那樣，應該會對惡人們產生一些影響。

「能不能過一段時間再交？」他問道。

一九七三年六月，羅馬的一顆汽車炸彈炸死了兩個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納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托尼的一個問題，讓他們非常迷惑，這樣他們才知道這件事。托尼想知道阿弗納是不是覺得他的服務有什ｗｗｗ•ｈetuｂoｏk.cｏｍ.ｃom麼問題，因為這次沒有找他們。似乎連托尼——儘管他消息非常靈通——都認為這次暗殺行動是阿弗納的突擊隊幹的。而他們跟這件事一點關係都沒有。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兩個阿拉伯人是被另外一個恐怖組織，即他們的競爭對手幹掉的，但阿弗納和卡爾都對此表示懷疑。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面面相覷。阿弗納聳起肩膀，卡爾皺起眉頭。

阿弗納決定不玩遊戲了，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銳部隊後備役軍官的護照。這樣可以保證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上有一個座位，同時，如果以後有什麼影響，也便於處理。實際上，他認為不會有什麼影響。跟葛拉出生時回特拉維夫不一樣，這次很顯然是緊急情況，不會因為沒有得到明確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責備。自己的國家是那麼小，用現代戰爭的術語來說，勝利與失敗之間的距離是那麼小，所以，不言而喻，每個以色列人在戰爭時代都應該這樣做。即使以後因為回去而受到譴責，阿弗納也指望會因為這一點而得到原諒。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隊去吧。」他說。「但有個條件，交了罰款才能走。」他確定了一個數目：兩百以色列鎊，不多。但阿弗納身上根本就沒有以色列幣。

但這次行動不一樣，有些特殊。一想到還有別的突擊隊在做同樣的事情，他們就非常擔心。誰知道為什麼？這種擔心無法用語言描述。不管怎麼說，很可能是出了問題。聽了利勒哈默爾發生的事情以後，阿弗納就情不自禁地想，還有多少人被帶進過戈爾達．梅爾的公寓？總理還摟著多少人，要他們記住這個時刻，告訴他們，他們現在已成為猶太人歷史的一部分。還有多少「野客」心裡裝著她的聲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著生命危險滿世界跑，以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呢？而實際上他們跟其他人一樣，只不過是個卒子而已。跟戈蘭高地上那些在坦克裡揮汗如雨的笨蛋一樣。

「你難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那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問道。

正是這個想法讓阿弗納感到震驚。然而卻是事實。不管怎麼樣，上戰場是最好的選擇。回到自己的部隊裡，事情就簡單多了。跟其他人一樣，做個士兵，現在國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開的戰場上，用槍面對面地射擊。第一個登上一座小山，第一個把手榴彈扔進敵人的碉堡裡。戰鬥。只有參加戰鬥，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參加戰鬥，才能治癒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由於某些原因，「搞掉」薩拉梅的想法一直困擾著阿弗納及其同伴們，它比暗殺任何一個恐怖頭子都使他們感到困擾。不僅因為他是名單上的第一號，還因為他普遍被以色列人看作是在慕尼黑殺害以色列運動員的負責人。雖然沒有人確知在奧運村襲擊以色列運動員的主意是薩拉梅出的，但「摩薩德」認為他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是策劃人和協調人。正因為如此，他就成了恐怖組織頭子的象徵或代號。反恐戰鬥跟恐怖活動一樣，跟幹掉一個目標的象徵意義比起來，軍事上的意義常常居於第二位。在某種程度上，暗殺薩拉梅就相當於繳獲敵人的旗幟。

這樣的詩句清楚地表明，許多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末，決意要完成自己的事業。在某些情況下，這樣做也許是由於真正的信念。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只不過是個權宜之計。對他們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他們所謂的解放自己。對大多數敢死隊員們來說，一九六八年他們與惡魔簽訂的一個協定，並不像是一個他們付不起的代價。

如果伊弗里姆正確的話。

那個加里西亞人看著他。

兩個人都信奉暴力，甚至信奉恐怖分子的暴力，但是阿拉法特偏向於將游擊行動「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的敢死隊只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領區上進行武力襲擊——而哈巴希博士支持全世界範圍內的恐怖襲擊，這種襲擊通常與其他恐怖組織聯合。正因為如此，「法塔赫」中一小撮玩弄「骯髒伎倆」的國際恐怖分子，即「黑色九月」組織，一直沒有得到正式承認——雖然它的存在從來都不是一個祕密。

克萊斯基總理的軟弱激怒了戈爾達．梅爾。在戰爭爆發前夕，她不聽部分內閣成員的建議，飛往維也納，企圖讓這位奧地利領袖改變主意，結果無功而返。恐怖分子非常狡猾，把行動地點定在這裡，是因為克萊斯基是個社會主義者，碰巧又是個猶太人。從歷史上看，在所有的歐洲領和*圖*書袖們中，他是在威脅面前最有可能屈服的。

但伊弗里姆正確嗎？這確實是個問題——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惡人頭上又長出了新的腦袋，好像砍掉這些腦袋會刺|激新腦袋的生長似的。自他們執行這項任務以來，恐怖頭子在馬德里殺害了巴魯克．科亨，還發出了一系列書信炸彈，有些擊中了目標。書信炸彈充斥於曼谷的以色列大使館。三月，他們在賽普勒斯殺害了一名以色列商人。四月，他們在羅馬殺害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名義大利雇員。貝魯特突襲的當天，恐怖分子在幾分鐘之內殺害了以色列駐賽普勒斯大使及其家人。他們還企圖炸毀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幸好被一名空中警官及時阻止。布迪亞死亡三天後，他們在華盛頓特區槍殺了——據「巴勒斯坦之聲」電臺聲稱，這是為布迪亞報仇——以色列軍事專員約瑟夫．阿龍。大約三個星期以後，「人民陣線」和「日本赤軍旅」的一些人聯合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飛往阿姆斯特丹的波音七四七飛機。途中，他們的女頭領企圖用手榴彈自殺。飛機被迫在中東繞了四天之後，在班加西被炸毀。不過，乘客事先被放出來了。八月五日，「阿拉伯國家青年」組織的兩名殺手在雅典襲擊了環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這架飛機從特拉維夫起飛，一落地就遭到襲擊。這次襲擊造成五名乘客死亡，五十五名乘客受傷。一個月以後，五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企圖在羅馬用兩顆蘇聯薩姆七型地對空熱追蹤導彈，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噴射客機打下來。就在一個星期前，九月二十八日，兩名來自賽誇組織（敘利亞支持的恐怖組織）的恐怖分子，在奧地利劫持了一列火車，車上全是俄裔猶太難民，以此作為人質，來逼迫奧地利布魯諾．克萊斯基總理答應關閉為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提供的薰瑙城堡臨時營地。阿弗納認為，這個行動是敘利亞轉移以色列政府注意力的一部分，讓以色列政府注意不到阿拉伯人即將發起的進攻。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成功了。

阿拉伯人的這種感受很奇特，是一種巨人歌利亞被弱者大衛打敗的特別屈辱的感覺。弱者在強者手中遭受的苦難人們寫得很多，而一個強者一再被一個弱者打敗之後給其心理上帶來的傷害，人們則很少注意到，雖然人們知道他們也會勃然大怒。這當然能讓他們成為愛國者，用尼扎爾．卡巴尼的話來說，就是：

不，不可能。畢竟在貝魯特襲擊之前，他們在日內瓦見過伊弗里姆。當時他們把截止到那時所做的工作都告訴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對他也許沒有關係。問題就在這裡。

到十月六日下午，一切已成定局。他們已沒有時間在日內瓦等待指令。形勢迫使他們做出決定。阿弗納被迫這麼做了。「我回部隊去。」他說。「我希望卡爾和漢斯留在歐洲守著這個攤子。史蒂夫和羅伯特去哪裡由你們自己定。有什麼問題嗎？」

阿弗納的理想破滅還有一個原因。一九七三年夏天發生的事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們一直有這樣的懷疑——事實上，他們第一次通報情況後卡爾就問過伊弗里姆——但一直到六月他們才確切地知道這一點。

但他們是士兵。士兵操心這樣的事情難道不丟人嗎？沉默片刻之後，漢斯說話了。他的話說出了所有人的心聲。「得了吧，夥計們。記住，我們不是電影明星。」

伊弗里姆的惡人仍然活著，而且活得好好的。新腦袋一個一個地長出來。有些甚至比被替代者更加窮凶極惡，卡洛斯就是一個例子。

在紐約，人們騷亂不安。他們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戰爭非常殘酷，實際上，成千上萬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國的猶太人以及與猶太人無關的美國人——都準備乘飛機到特拉維夫助一臂之力。這個問題就嚴重了，這些人在戰爭中沒有多大用處——他們的願望是好的——還會占據那些真正能幫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儘管機場的官員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來應付混亂的秩序，但仍然很難。人們還得到消息，埃及軍隊跨過蘇伊士運河，建立了橋頭堡，在幾個地方還成功地滲透進「萊克希肯」——在以色列占領區上的一條沿著運河的南北主幹道——形勢非常危急。

在這種情況下，阿弗納覺得繼續待在法蘭克福或者日內瓦已沒有多大意義，想把跟蹤薩拉梅或者哈達德博士的線索撿起來，但又發現在情感上無法這樣去做了。因為，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樣，他們對這場戰爭幾乎沒有任何防備——是幾乎，並不是一點防備都沒有。從一九七三年春天他wwｗ.hｅtｕbｏoｋ.ｃｏm.ｃoｍ們就從線人那裡得到傳聞，說埃及在集結軍隊，準備進攻。關於這個，他們五月初甚至還在日內瓦給伊弗里姆留了一條信息。阿弗納和卡爾都覺得應該這樣做，儘管嚴格說來，這不是他們的任務。但是，正如「贖罪日之戰」後所清楚表明的那樣，在阿拉伯人備戰的這一年裡，一些比阿弗納的突擊隊重要得多的消息來源定期將情報數據送往耶路撒冷。

使他們感到震驚的第二個原因，是利勒哈默爾發生的事情讓他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麼容易。他們讀著報紙上的報導，感覺就跟賽車新手第一次撞車一樣。如果這樣的事情能夠發生在那些人身上——毫無疑問，那些人跟阿弗納及其同伴們一樣，也是訓練有素和經過認真選拔的——那也有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這不是一個在挪威的監獄裡待幾年的問題——相比之下，這不算什麼——而是，用卡爾的話來說，是在十分鐘之內從英雄變成狗熊的問題。這太可怕了。

在戰爭時期的以色列，這是嚴重犯罪。申辯也沒有用。那個女警察立即把他帶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後面、滿身散發著光輝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加里西亞人，白色的小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阿弗納極力為自己辯解。他說他一直在國外，是個預備役軍官，正朝自己的部隊趕，去參加戰鬥。他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感到抱歉，因為一直在國外，沒有想起來等等。請現在就放他走，行嗎？

就以色列來說，它對阿拉法特的看法很矛盾。從官方來說，巴解組織不承認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承認巴解組織，即使它穿著溫和的外衣。但有些以色列人相信，有阿拉法特這樣的巴勒斯坦領袖，也許有可能協商解決。另外一些人則相信，「法塔赫」的領袖跟最直言不諱的恐怖組織頭子一樣不「溫和」。雖然阿弗納及其同伴們很少談論政治，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之間還是有分歧的。史蒂夫、羅伯特和漢斯不看好阿拉法特，但是卡爾沒有這麼悲觀。阿弗納呢，處於兩者之間。但他相信一點，「黑色九月」組織的戰略家薩拉梅必須被殺掉。

還有第三個原因。

為什麼要跟伊弗里姆有關係呢？這不是阿弗納自己搞出來的問題嗎？

六月以後，阿弗納——在他看來，卡爾也是這樣——開始重新思考他們這次的任務，不僅僅是這次任務本身，而是這次任務背後的整個理念。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但阿弗納總是禁不住去想它。他的第六感告訴他其他一些人也在考慮這個問題——除了史蒂夫之外，也許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問題的麻煩之處在於，考慮這樣的問題只會動搖他們的意志。阿弗納已充分意識到這一點，這是危險的，非常危險。凡是有疑慮的人是絕不會去執行這項任務的。

雖然兩派都認為以色列國的消滅是革命的最終目標——同時，在整個中東實行某種形式的阿拉伯式的社會主義——在諸如重點、策略和優先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問題上，兩派從來都沒有一致過。哈巴希博士首先是一個好戰分子，其次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在他看來，巴勒斯坦的鬥爭只是一場更大的泛阿拉伯的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而「法塔赫」的第一要務是「解放巴勒斯坦」，然後是「人的解放」，意思是實行某種形式的阿拉伯社會主義。

他們不是唯一的突擊隊。

儘管阿弗納也被這個想法困擾著，但他下決心絕不要讓他和他的同伴們這樣不顧一切。他們不能犯類似的錯誤。

詩歌，作為一種表達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的手段和指南，在二十世紀阿拉伯文化中的地位要比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重要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對蔓延在阿拉伯世界的好戰的民族主義起著驚人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尼扎爾．卡巴尼新近找到的這股力量是短命的——到十月十四日以色列軍隊就截住了，到十六日他們在西奈開始對埃及軍隊發起反攻——但他的詩歌中所蘊涵的情感並沒有因為阿里埃勒．夏隆少將那個師再次跨過蘇伊士運河而受到影響。以色列的利劍將連接埃及第二軍和第三軍的那張軟軟的薄紙斬斷，從而也就把進攻的力量分成了兩半，但阿拉伯人奮力抵抗的精神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這種屢敗屢戰、愈戰愈勇的精神在以色列得到廣泛認同。比如，在「贖罪日之戰」開始幾天的災難性的日子裡，人們曾普遍猜測，美國人不會給他們施加停火的壓力。國務卿亨利．季辛吉認為，阿拉伯人需要在軍事上贏得一場徹底的勝利，讓他們恢復自尊，這樣他們才能以一種更加平和的心情回到談判桌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