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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親切摟著古義人肩膀促他上樓。古義人牽掛著伊賀先生，卻又抗拒不了對方極其自然的邀請，遂給帶往影展的會場入口。二樓以上似已是影展單位的管理範圍。那人胸前別著識別證，古義人和覺察到情況而大步追上來的伊賀先生卻沒有，但工作人員裝作沒看見。兩人隨那人走向大會會場，來到一扇半開大門前站著好幾個人的地方，那人走近前去，不需說什麼，一行人便給邀入會場。門扉卡咯一聲閤上。

吾良也在一捲田龜卡帶裡談到他構想的大部頭長片，這捲卡帶使得吾良「事先準備好田龜對話」，和「同時也想到要跳樓」之間的關係變得不單純。

古義人沒有進入情況，不清楚怎麼回事。可是攝影機已經啟動，錄音人員注視著這邊，還有以場記身分攤開本子的那個卡其色牛仔褲女郎，幣個氣氛都讓他不便向看來善良也明顯具深度的導演要求暫停拍攝。古義人陡然死心。

古義人還有件如今才弄清楚的事，那便是吾良寄來第一批三十捲田龜卡帶，是篁先生剛剛過世的那個時候。這彷彿表示，針對篁先生的歌劇創作，吾良一邊等候古義人的小說，一邊逕自準備拍片，皆已不容再磋。

沒錯，死亡即時間！

「事實上，我還打算具體草擬一番那個構想。我曾計畫藉著電視帶狀節目，追溯明治以來的現代化潮流；也可說是以自己的方式去摸索閣下『智者』的視野。

「您聽過夫人說她女兒壞話麼？要說那位夫人對吾良先生和女兒有意見，不如說主要在批判自己的女兒。做女兒的幫助旅居柏林的吾良先生，多方照顧他，使得關懷吾良先生的一票人甚至抱怨那女孩把導演獨占了。據說夫人為這事自責，敢是母女不和的起因。吾良先生出事後，東京一家週刊雜誌記者跑來專訪女兒，惹火了東．貝姆夫人，聽說夫人和那名記者間的糾葛可能鬧上法庭呢。」

古義人說服自己柏林百日quarantine 的目的，在於回到與吾良田龜對話之前的日子，並且自我訓練到確實能夠做到為止。這件事慢慢有了踏實的成果，在辦公室裡等候授課，尤其心情格外穩定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竟然能夠將吾良走到那一邊以後和他的互通音訊，釐清為不過是自我意識的遊戲。

「這倒叫我想起了勝子小姐曾經提過的那部短片。出資的勝子小姐母親問他下一部要拍什麼，他居然面不改色放言要用同樣的手法，拍一部比這長上十到十五倍的片子。

「不用說，這跟我公映過的電影是不一樣的。以往那些是局部的電影，我將來要拍的是整體的，看過影片的人自然而然看的是整體，也就無須再重看。而且透過這一次的整體經驗，他們將會改變對世界的看法——」

「那人練的是什麼曲子？」他問。

篁先生這才泛起了微笑，那是他罹病前常見的，一種具有批評性破壞力的微笑。

「廳千檻說，閣下到了六十四歲的時候，小明也有三十六啦，你們倆的歲數加起來不正是一百歲麼？根據可憐的松山時代你那神祕主義，到了百歲的時候，你該已成為『智者』，然後獲得你自己活過的一百年，以及包括之前之後各五十年在內的對生命的完整體認，雖然我也不很清楚這種算法有什麼根據……

「沒辦法。」古義人滿懷苦澀回答。

「我一直想，在我還能做事的年歲，終能以『總算要去碰觸那件事』的心態，開始寫閣下向著百歲之日一路建構過來的東西了；意思是說，到時候我就不至於被你甩在後面了。從事這件工作，你總不能避開咱倆的共同體驗不管罷？對我來說也是一樣。甩掉我，你是沒辦法給那件事下結論的。也就是說，以一名小說家，縱使你想藉著那件事給自己的寫作生涯作個總結，我也不能任由你一人獨自去完成。

古義人答道：「〈橄欖球大賽一八六〇〉這個日文標題，乃是將敝國歷史上兩樁大事連結在一起的一種隱喻，其一是從一八六〇年到有『第二次開國』之稱的明治維新年間發生的農民起義，再來是百年之後抗拒美日安保條約的市民運動。製作單位敢於用明喻將之影像化，我覺得很有意思。如果是吾良向年輕德國電影人提的這個點子，我一方面佩服後者所展現的幽默批判性，也讚歎前者的才華，能夠直接把它化為真實性的影像表現。

「當初打算用那個主題寫東西時候，我馬上告訴了吾良，因為那是我倆共同的體驗。吾良也說過，我哪天著手把這件事寫成劇本，就表示他要將那件事拍成電影的日子近了……」古義人說。

只要將寫出來的東西逐行檢討下去，便可以確定「如何書寫」。而在你把寫好的東西以這種方式確定之際，對「寫什麼」這個問題的追究，就不再是摸黑向水面撒網了——如此，古義人才得以重新寫下去。

這種露骨的說話方式不像篁先生平日作風，古義人唯有再度垂下眼皮。

柏林的生活之所以安定，全仗自由大學和高等研究所以萬全的準備迎接他到來，儘管他延遲再三才決定赴邀。不過，他也自覺到「逾矩而動」的過剩生命力已經不再，因而寂寥之感油然而生。

多想寫一寫近乎這種歌詞的文章啊，但不用說，那是他力有未逮的，古義人心想。篁先生既已仙逝，並不是說有何補償之道，但他還是夢想：在不算久遠的自己的死亡來臨之前，在篁先生與吾良俱已不在的深刻銘感下，就讓自己挺起胸膛對「那件事」作一番正面攻堅吧，如此，或有可能寫出人一生裡只能完成一次的完美詞藻；當然也因為陶醉於威爾第的音樂之故——

「電影也是，三天兩頭跑所謂的名片館，日子一久，就變成看很多遍了，我也有過這種情形，好比跟閣下一起在巴黎市郊看的希區考克那部《貴婦失蹤記》（The Lady Vanishes ）。可時下的年輕影迷，就愛用錄影帶看幾百遍同樣的電影，還能針對某一場景的細瑣部分，頭頭是道提出蠻透徹的見解呢。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倒是一次也沒有從這一類談論中學到什麼建設性的東西。

且說前來探病的那位洛杉磯記者，告訴篁先生說吾良的電影構想似乎與古義人準備www.hetubook.com.com撰寫的歌劇故事有關，古義人雖然未曾與之謀面，卻知道吾良很信賴他，且對他特別禮遇。記得吾良遭黑道襲擊時，古義人從美東回到加州，於洛杉磯報上看到這名記者的詳實報導，還感到佩服呢。報導說，吾良深夜返家，將心愛的那部賓利（Bentley ）他駛入車庫，正準備從後座取出行李，突然竄出兩名男子，一個從背後勒住他脖子，一個用刀子去劃他的面頰。這當兒吾良並沒有抵抗，該名記者特別強調這點。但吾良緊接著猛然發飄，不僅撞開兩名暴徒，甚至一把抱住其中一個，試圖制服，演變成暴徒為了脫身而胡亂揮刀——

旅居柏林進入後半，古義人感到此地的生活比過往任何一次逗留海外都要來得從容自在——一種建立在穩固基盤上的生活。回顧年輕時，旅費短絀，置身人生地不熟的外國城市，勇闖不適於旅遊者的場所那種經驗，恍如隔世。

吾良的異性關係，同樣令古義人擔憂。無論是第一次婚姻之前，或者從離婚到與梅子小姐再婚期間，古義人偶然瞥見的吾良那些女伴，無不是複雜難惹的女子。任誰都可以看出兩人的關係即使不至於落個不幸的下場，也是糾葛一堆。偏偏吾良似正因為她們那種複雜的背景，反倒更執著於在古義人看來算不上有魅力的那些女子。獲知吾良被黑道刺傷的當兒，古義人腦子裡就掠過吾良與這類女子的交往關係。

「目前依我的想法，是不是說你因著與小明共生，就算活了六十四加三十六共一百年？」

「那位記者的理解是，吾良兄長話短說告訴了他以兒時回憶而言非常可怕的件往事……他特別強調短說，是因為吾良兄準備拍的電影好像相當長。也不曉得是不是正經的，那位記者說要拍的是十幾小時長片呢，可話又說回來，這麼長的電影……雖然不是不可能，但你不覺得和吾良兄的電影風格不是很不一樣麼？」

「我再說一遍，作為看電影的經驗，這種方式妥當麼？一部作品不足兩小時流程，能說每一個瞬間都是活生生的經驗麼？初次欣賞時沒有看到的東西，藉著重看和追認，真就能給你更深的領受？你第二次起重複看的，會不會是第一次看的電影的所謂後設（meta ）影片？如果是，那末，你只不過多了個與初次看時的感動不同的另一種情緒經驗，也就是二次性的後設電影經驗而已——

那個冬日，古義人到赤坂的醫院探望篁先生，從本人口中得知嚴酷的病情預估。他兩年前已知篁先生在一次住院健檢中，腎臟發現了癌細胞；古義人並非沒有覺察到這是個重大的徵兆，只因年少迄今對篁先生這位天才的依賴心，總希望篁先生能為他衝破這個危機。

慢慢的，「書寫」的意識過於肥大，開始妨礙他創作新作品。陷入窘境的古義人，為了能夠繼續寫下去，苦苦尋得一條出路；關於「怎麼個寫法」這個問題，在開始下筆之前，你實在無法作一個具體的確定。因此，儘管漠然，只要決定了方向，就該立刻動筆，否則永遠無法開始。

「請你翻譯一下他的問題，我決定逐題逐題回答。」

在病房與篁先生交談時便開始下雪，出得大學醫院正門玄關，雪片劈頭蓋臉而來，好不容易攔到計程車返家途中，柏油路面已是一片雪白。次日，天色灰暗如永夜，雪一直下個不停。同著小明望著漫天飛舞的雪花，一邊聽調頻廣播，父子倆都感覺到彼此內心一股強大而又不明確的不安，播報員終於報出作曲家篁氏辭世的消息。

這並非說因為是遊戲，所以沒什麼意義；唯有透過遊戲這種形式始能達成的意識的深化，確是藉著田龜遊戲做到了，這是顯而易見的。關於常被拿來與禮儀對比的「遊戲」這個獨特的角色，古義人是年過四十以後，才以自我調侃為「遲到的結構主義者」身份，重新將快要被那些敏銳的文化人類研究者所遺忘的議論作一番確認。

古義人發表過這番意見之後，訪問的導演明顯現出因有所圖而來的緊張，問道：「身為原作者，想必您非常希望看到電影完成。我們承認本製作團隊與原作者的合約有欠周全。由於您經紀人提出抗議，加上資金告竭，這部片子恐怕要永久擱置下來。為了幫大夥兒克服難關，您可有伸出援手的意願？」

開始寫作的二十五年間，作為小說家，古義人除了最初幾年從未意識到如何書寫以外，始終把「寫什麼」和「如何寫」視作糾纏在一起的兩條蔓籐，寫小說便是將之舒解開來。

該說是德國式作風罷，即便影展這種正式場合，穿了條卡其色厚實牛仔褲的女孩，交給站在那裡的古義人他們一杯咖啡和用塑膠容器盛裝的鮮奶、砂糖。她並沒有搭腔，儘管年輕知性的工作人員大多能說流利的英語。另一方面，伊賀先生被剛才那位德國人帶到小屏幕背後說話去了；依古義人看來，八成是到了這個階段，還是有些需要排除的小問題。

古義人想起不只一兩位教師把吾良這種態度視作厚顏蠻橫，嫌惡認定他是個頑劣的刁鑽鬼。古義人一起受教的那位體育老師，據說戰時曾是參加過亞運的摔跤選手，這個壯漢有張青銅般油亮可怕的臉龐。每年開始使用游泳池時，這位體育老師總要站到以白楊樹作背景的講台上說明規則。其中一項是踏上池邊時候，全員務必打赤腳，而吾良總是帶來一雙橡膠底拖鞋，他嫌池邊水泥地太粗糙，赤腳踩下去會痛。糟糕的是也不管拖鞋叭嚨叭囉作響，逕自大剌剌走經老師面前，立刻給逮了出來，甚至挨過打。以學生數目和泳池規模比例算來，一個夏天大概可以使用三到四次，每回吾良都穿拖鞋來，每回都挨揍。

因時差而熱脹的腦袋，怕也很難找到讀得進去的書本。打開堆在書庫門口尚未整理的紙箱，這本翻翻，那本翻翻，不定在翻譯過來的普魯斯特文體誘引之下，變得能夠悠閒自在想起所有的事情。果真那樣，古義人或能以從未有過的冷靜，把自己的死亡當作不遠的預定項目來思考——如若還要再活他十五二十幾年，那還得了！——脹熱的腦海甚至浮上「被發現的時間」m.hetubook.com.com，不，毋寧說「被發現的死亡」之類的書名罷。

「你寫〈橄欖球大賽一八六〇〉時候，我不是從威尼斯打過電話？那當兒飯店電話費貴得要命，把老婆大人急死了。前來採訪影展的新聞記者說，看到連載小說的完結篇好生興奮，我可是還沒看哩……

「可是，母女倆的關係怎麼會僵到這種地步呢？……」

這種對話導致古義人的短暫沉默。吾良遂抓住空檔改變話題，而那話題顯然是吾良來電話之前便已準備好的。

獨居柏林，quarantine 的最後一個禮拜，因柏林自由大學的客座課程已結束，古義人得空到舊東柏林的音樂廳去聆賞威爾第的《宗教四部曲》。

即或不這麼矮小，篁先生仍有個嫌大的腦袋，也是舉止間明顯流露出氣勢與均衡的一個人。針頭大碎點子純棉的睡衣，化療掉髮的頭上戴頂毛線帽子，一雙不轉動的深邃眼睛盯住古義人。古義人垂下視線。

不定他甚至有意表明，以後只好由他挺身出來，代替篁先生督促古義人早日執筆。現在連吾良也到那一邊去了。與田龜對話絕了緣的柏林生活，讓古義人在絕對的寂寞中深切痛感到這個事實。

說到虛無主義，他那種肉體遇襲而起先不作任何抵抗的被動態度，不就是一種明顯的表現？古義人早自少年時代便覺察到這個，而深切的暗自痛心。吾良時常奮不顧身投入極有可能傷及己身的危險之中，儘管還不至到執迷的地步，卻似乎也從不積極躲避降臨身上的災禍。

古義人希望繼續。他主動在導演誘導性問題之下，答應如能貫徹已拍攝部分的風格，他願意免費出讓電影版權給年輕的電影人。看過錄影帶畫面，古義人益發確信劇本與製作肯定出於吾良的指示，因為在吾良前往「那一邊」以前，也在田龜中談論過同樣的構想。他真後悔沒帶田龜來，他巴不得拿幾捲卡帶對照著剛才看的電影聽一聽。當然，他也告訴對方，吾良遺產的使用方式，他既沒有任何發言權，也不想表示意見……

「因此，我想拍用不著一看再看的電影，也就是一部第一次看就能以新鮮的目光完全捕捉的電影。我絕不做一再用特寫（吾良以正港的英語發音說close-up 這個字）主導觀眾這種小鼻小眼的事。讓整體情境占滿畫面，是我的原則。我要給觀眾足夠的時間去欣賞整個情境所有的細微部分。

「電影這玩意兒嘛，再平庸的傢伙短時間內多看幾遍，都能多角度的看出門道來。他們可以信口瞎掰；什麼先不談畫面中央的主角，他背後人物的動態該這樣該那樣，簡直可笑。

古義人接下去原本想調侃說，以閣下的心理學看來，肯定也好，否定也好，總之，母性的角色所發揮的影響相當大，可那個跟這個又有什麼關連？但他還是連同下面一句話吞了下去：「身上揹了兩個百分百母性型的女性，閣下的日子敢情不怎麼好過罷！」

「那是吾良十八歲，我十七歲那年發生的事情……好歹中間隔了漫長的四十幾年……而且我倆都抓不到整個事情的全貌；聽起來好像故弄玄虛，又有點像在自我辯解，其實，真的是還沒掌握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吾良可是當作部分概要，將自己的構想講給那個記者聽的麼？」古義人問道。

「……你大概也聽說了，是有個美國年輕小說家寫的腳本，可是必須配合古義人兄創作的基幹才可以，如果你的工作沒法如期完成，我就不能把歌劇列入創作計畫裡了。……你估計能夠在春天之前完成麼？」

「沒錯，她確實是個母性很強的人。當初我和她住在松山那所寺院偏房的時候，她做起事來，可比真正的母親還要母親。」

「如此重生的領導人，不是坐在裝了木頭輪子的箱車上麼？那也是『引用』了敗戰當時，對我個人和我的家族都非常重要的一樁事。我在《聖上拭我淚》這部小說裡描寫過這個。

「在你們二位各自工作上的想像力的等離子體（Plasma ）刺|激之下，儘管身心俱衰，我還是可以想像我的歌劇在三角形另一個頂點自燃的光景。也許你會在意我這種不正確的措詞……

「……如今搞了十二年電影，自覺已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沒想到一聽你那一百歲的新點子，內心的什麼就給激起來了。本來我完全不在意的想著，要等你到一百歲還早呢，時間綽綽有餘，不定永遠到不了。偏偏你就用松山時代愛玩的數學遊戲（該說是數字魔術罷）擺了我一道；什麼父子倆的年齡加起來一百歲！老實說，我真個重重的挨了一拳。我急著想知道閣下現在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監看器螢光幕轉暗，攝影機運作著，訪問的導演近乎羞怯的笑著向古義人開始發問。翻譯伊賀先生捉住空檔，顯然很為難的問古義人：「要怎麼樣回答是古義人先生的自由……不過，我打開始聽導演的說明就覺得不是那回事，怎麼辦？還是先停止拍攝，準備好再來可好？」

這麼想著，原本死心認為因時差無法入睡的古義人，事實上還是睡著了，或說是在淺眠中做了夢。到了第二天，正如夢裡所預感的，「死亡即時間」這種思維也該是變得曖昧模糊。只是這種思維的泛音，緊接著便會在新的夢境裡迴響罷……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這些錄影帶裡高山深谷的場景，可真是準確抓住了我家鄉的地形。關於我小說裡地形上的特質，一位建築師朋友寫論文分析過。我覺得這些影像真就將他那優秀的理論視覺化了。

當篁先生委託他寫歌劇故事時，古義人振奮想道，要寫「那件事」的時刻終於來了，且電邀吾良，作了番久違的會晤，告知他這個決意。吾良雖非把這種事輕易掛在嘴邊的個性，但古義人相信當時他肯定也已決心將「那件事」拍成電影。

篁先生展示給古義人作曲時常用的筆記，上面全是纖細如植物畫的線條。「為殘生而縮減的作曲計畫」。篁先生的談話等於給這筆記下一番踏實的註腳。病情頗嚴重，想到抗癌藥劑的副作用之大，以及所要耗費的體力，只得縮減工作計畫。委託古義人寫的歌劇腳本，若無法於半年內完成，恐怕只有放棄歌劇的創作了。

二十出頭就踏上小說家生涯的古義人，寫到第二十五年，自覺正面臨一個大關卡。那並非展向未來，而是過往的累積……也就是說，如果將生命的時間折成兩段的話，那正好與成為小說家之前和之後的時期大約重疊。

奇怪的是從此東．貝姆夫人再也沒有來連絡，結果是空留一捲錄影帶，證明古義人曾口頭約定把小說的電影版權免費讓予一個連單位名稱都還沒搞清楚的一票新世代德國影人。

在柏林寓所回想這一幕，古義人領會到篁先生講那麼多話以至明顯流露疲態，其實是憐恤被遺留下來的他這個生者，用意是在鼓勵他。

「我的確因為和小明相依為命過來而有活了將近百年的感覺。等到一九九九年降臨，這種感覺只怕會更清楚罷，先且不管父子倆當中誰會在我或者他生日當天這麼覺得……」

「那末，您又是以什麼語意向他解釋呢？」

「也是有關言詞的定義問題，好久以前，古義人兄不是向我解說過折口信夫的安魂說麼？你的小說和吾良兄的電影構成三角形的兩個頂點，如能進一步帶出第三個頂點——我的歌劇，不就是折口所謂的安魂麼？有一種叫做自鳴琴的樂器不是？就是從荷蘭語翻譯過來的八音盒？假設你和吾良兄彼此力量相當的兩個頂點，逐漸加強靜電，讓第三個頂點的自鳴琴奏起歌劇詠嘆調來，那就是古義人兄你在安我的魂了……雖然不想說這些感傷的話。」

「……在松山你那麼說的時候，我懶得再問，自管茫然心想：你古義人成為『智者』，獲得自己活過的一百年以及前後各延長五十年的同一時代的視野，那我呢？你如果是一百歲，我就是一百零一歲，縱使活著，也不見得還繼續在工作……

在柏林寓所繼續回顧兩人之間的對話時，古義人也能憑著這一點清楚分辨出哪些是經由田龜的連繫，哪些又是吾良驟然跑到「那一邊」的不久前所作的電話交談。

「東．貝姆夫人好像也大力伸出援手，她是不是不太明白實際情況？抑或相反的，事先完全知道，而願意促成既成事實？」古義人反問。

這名記者接著以同情的筆觸寫道，起初毫不抵抗的吾良，所以陡然發飄，是因為歹徒同時也用刺傷他的刀去破壞車子的裝橫。氣不過而發起飄來的吾良，也不顧身上大量出血，只管奮力爭戰，兩名暴徒奈何不了，只好落荒而逃……

譯完這段，伊賀先生快口補上一句：「即使我們第三者來看，這也不是訪談中能即席回答的問題。而且也想得太美了罷；教人真要懷疑他們是想藉這訪談私下取得您的應允，同時攝影留下證據。要不要就此打住？

「吾良試驗階段的電影和他拍商業片之後的作品，本質上是不同的。好比兩個年輕人共處一室，一個蜿蜿潺潺練習小提琴，另一個豎耳諦聽，單是這個鏡頭就占去三十分鐘。」

「我說，內人雖然在柏林出生，家裡卻從沒聽誰使用過這個字眼兒。東．貝姆夫人再嫁的對象是成功的年長實業家，在傳統家庭長大，這詞彙不定是從他那兒來的。那位朋友也說，吾良先生出事時，東．貝姆夫人的女兒堅持導演是被黑道殺死的，因為他接下ＮＨＫ揭發黑道壟斷工業廢棄物處理場的報告；肯定是為這個招來了殺身之禍……」

古義人內心受到很大撞動，一勁兒回望著篁先生。

古義人很能領會吾良突然發飄的憤怒；顯然他是覺得暴徒不該那麼蠻橫傷害賓利這種上好的東西。在他演藝事業尚未踏上正軌的時候，參與外國片演出，把初次到手的片酬悉數投入一部積架（Jaguar ），任由勝子小姐雙親負擔他們逗留巴黎期間飯店住房費之外的一切費用。一年後，他把那部積架運回東京，當寶貝般維護。多年後，作為一個成功導演所帶來的財富，具體的表現在這部賓利上。比起這部名車，現實生活裡，物質上——甚至精神上，應已沒有會讓他熱中的東西。長久以來，古義人始終能夠感受到潛藏於吾良生存方式中的一種虛無主義。

古義人曾經擬定若干田龜遊戲規則，一路遵循過來，這一點便足以證明他和吾良的田龜對話是一種遊戲。吾良亦扮演了遵守規則的遊戲對手；當然，也因為古義人在對話過程中不讓吾良有脫軌的機會……

「沒錯。」吾良也以徹底到抵得上重重一拳的坦誠答道。

完成訪談的初老導演，恢復原先的柔和，將古義人和伊賀先生送出大廳，一面說，古義人那番話，對一心想重建德國電影——總理甚至向這次影展表示同樣的企望——的新一代影人，是個積極鼓勵，尤其在影展籌備會場，能夠得到古義人具體的發言，真是太好了。

一年後，同樣隆冬的夜晚，千檻喚醒睡在書庫行軍床上的古義人，告訴他吾良墮樓自殺的惡耗。古義人於是發現幻想三角形一個頂端上，站著孤伶伶的自己。

「你們倆的生日隔得遠麼？上回聽千檻提起時，還以為你倆是同一天生日呢。千檻不是一個驕傲的人，卻比一般謙恭的日本女性多了份自信。不定她認準了你倆都是她同一天生下的，換句話說，她自己生下了你們兩個！」

畫面再度轉變，農民集團已占領圍繞著武士陣地的那片杉林。他們前方的空間那兒，是口底下裝有木頭輪子的大箱子，上面站了個人，這人用滿是補釘的髒布條，將較諸體型嫌大了的腦袋層層包裹起來。幾個人把他連人帶車推向這邊，受到臨上陣的起義農民擁簇。數不清的竹槍舉向天空，陣陣吶喊。

「我一度死了心，可昨天一個美國記者跑來探病，他說聽吾良兄提過有關歌劇的構想，這麼一來，我又重新燃起希望來了，心想，古義人兄既然會告訴吾良兄，那就表示事情已經有眉目了啦。」

「所以你就打了這個電話……」

「聽說做母親的警告女兒：『照料人家別做得https://m.hetubook.com.com太過頭，妳那不是等於Madchen fur alles （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女郎）？這麼一來，人家很快會厭倦的。』女兒向朋友打聽那句德語的意思之後深感受創，表示即使是母親也不能原諒。做女兒的在離了婚的日本父親跟前長大，直到夫人和德國人再婚，她才依親到這兒來，所以完全不會說德語。」

頗為寬闊的一片窪地，茂密杉樹林從兩旁逼出。眼前設有陣營，旌旗槍枝林立，挺立著鎧甲武士們。兩旁一字排開的是騎馬武士，他們緊張待命。攝影機後退，隔著陣地這一邊，出現成群光赤膊的農民背影。他們為數極多，遮滿畫面。他們就那麼樣的向前挺進。而那一頭已有應戰動靜。當衝突一觸即發時，畫面陡的一變，成為英德橄欖球白熱戰的電視轉播，且是進攻的一方得利，戰鬥焦點移向對方陣營。果敢的反擊，雙方一陣殊死戰。於氣勢的巔峰，這邊球員獲得一記妙傳，攻進對方右手邊。這人一副單打獨鬥的態勢。

「你倒是知道得很清楚。」

沒有一絲細微部分的失真，沒有丁點浪費的回音，交響樂團以最大音量響徹每一個角落。音樂廳壯麗而又厚重的建築體，必要且充分的收納了它。合唱團的最強音證明了勝過管弦樂的人聲之偉大，也體現了足以與宇宙全貌匹敵的音樂結構。它時而嚴整、時而像神子的玩具般變幻自在——古義人不停的想到這些。

「根據醫師最保守的估計看來……恐怕完成了不了歌劇，關於這點，很難說責任在你還是在我。我今天想告訴古義人兄的是，對我那沒能完成的歌劇，我抱著一個夢想，就是我死了以後——其實，若當作生前已著手的話，也沒什麼好遺憾的——總之我不在以後，但願古義人兄能寫出那個故事來。

「你倆時常談到這個話題罷？」

有時他也會想起東京的醫院病房，從窗口透過重重疊疊的黑色細枝條，仰望就要下雪而同樣陰沉沉的天空，與篁先生的對話。

這天早上，他在公寓前面馬路等日語學系的副教授伊賀先生開車來接，卻遲遲不見對方出現。過了約定時間半小時，他回公寓，爬著通往自己房間的樓梯，聽到電話鈴響個不停。他沒趕上接聽，再響時拿起話筒，只聽到伊賀先生滿是焦慮的聲音告知，東．貝姆夫人為連絡不上古義人而抱怨不已。又說昨日夫人有個新建議，約好她開車先去接他，再來接古義人，到了今天早晨，臨時冒出一樁緊急工作，沒法陪同攝影採訪了。伊賀先生末了說，如果現在開車來接，兩人都會遲到，不如各自搭計程車前往，問古義人意下如何。

「她和出席柏林影展的吾良重逢，該說有過一些交往罷……這事和東．貝姆夫人的千金之間有什麼關連麼？」古義人問道。

「……一直以來聽你的說法，我就預感到可能會變成這樣；這回，與其說創新，不如說像是在發掘埋藏多年的東西。只覺還有大批沒辦法急急忙忙挖掘出來的什麼等在那裡……」

那是對田龜對話的眷戀逐漸後退成為背景的時候。住在柏林府邸街無比清靜的公寓裡，沒有訪客，自烹的晚餐佐以西班牙或義大利葡萄酒，準備對抗真實如物體般逼近過來的柏林冬日的壓力，古義人此時想起了與吾良接近最後的這番電話交談。

柏林影展即將於次週中的星期天上午，古義人前往波玆坦廣場的飯店，算是旅居此地以來初次嚐到踩上飄盪地盤的感覺，那是他在別的國家旅遊時頗為熟悉的一種感覺。

「所以，我就向她打聽小說的詳細內容，雖然誠如閣下批評的，無論小說還是電影，我都沒辦法好好兒摘要歸納……

縱使這樣，兩人的通訊仍帶著對話中或多或少會有的一股動力，將古義人推向若是獨自一人則不會想到的新視野上去。他同時明白彼此都沒有冒犯規則，譬如，他倆都謹守其中一項，就是哪怕對話再白熱，也不提及任何往後將要共同從事的工作。

「封建體制下的地方藩長，將第一次農民起義的領導人處死，農民搶回用鹽醃漬的首級，於第二次起義時將之安回領導人遺體上，攻向河下游的商店街；這個構想也是把我小說裡的隱喻還原成明喻，加以影像化的。

那兒是個兩層樓高的立柱式大廳。正面靠裡邊的舞台仍在準備中。進門椅子上擱著四、五個人份的外套，同樣有四、五個人以一面小屏幕將場子區隔起來，正在裝設照明器具。其他的攝影器材已經安置妥當。

「那以來，我一直不停的構思如何藉著電影來表現這個國家的一百五十年，並把山坳裡你的老家當作原型。也想過從未來一個時點回溯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我假設你能同我一起編劇，末了，即使弄不成，也還可以一起檢視這個計畫。

無論如何，至飯店玄關碰頭為止，事情進行得還算順利。伊賀先生立刻到影展接待處接洽，卻因兩人都沒有列名受邀名單而不被理會。伊賀先生提出抗議，也只能被當作皮球在工作人員之間踢來踢去。古義人隔段距離，看了近一小時這種場面，末了，從二樓大廳寬大的樓梯從從容容下來一人向他打招呼，這人看似比他年長幾歲，整個的人透著一股知性的柔和。「十年前在法蘭克福的攝影好生愉快，那時候拍的錄影帶不曉得寄到東京了沒有？」

歸途中，伊賀先生帶點補充意味的說：「作為當年德國電影新浪潮的先行者之一，他會為那些在艱困經濟狀態裡打拚的新世代加油，也是理所當然。不過，吾良先生不曉得可曾意識到自己會這麼深入去幫助年輕的德國影人？他們還沒有簽下原作改編電影的版權就開始拍攝，吾良先生是不是被捲入他們故作模糊，造成既成事實的陰謀裡去了？」

作為歌劇的素材，篁先生委託他寫一部小說時，古義人決意這回絕對要弄清楚「如何寫」才下筆；因為已確定要「寫什麼」。他決定寫十七歲那年經歷的一件事。從那以來，他的人生當中不想起「那件事」的日子實在不多。尤其是大學畢業，與吾良的妹妹結婚前後那段日子，只為不要去想「那件事」而刻意去想別事，成了所有思考的附加動機。而且在他寫作生涯裡，從未以「那件事」寫過小說。

「我也希望吾良兄能以同樣的故事拍一部十幾小時的長片。m•ｈｅｔuｂｏok.coｍ.com我的願景是古義人兄的小說，吾良兄的電影，加上我的歌劇，分別成為等邊三角形的三個頂點。

「反之，如果您有意支援他們完成……我也認為這個企畫很不錯，單拿已完成的部分來說，誠如您所評價，相當優秀，我很樂意把您的意見翻譯給他們……」

「勝子小姐和吾良兄分手後，還說如果他肯停止拍攝票房掛帥的電影，她打算再請母親出資，且擔任製片人。一直到她腦溢血病倒之前，還在跟我提配樂的事呢……」

篁先生搖搖毛線帽子貼得過緊的腦袋，眼睛與嘴角微微可見苦澀的笑意。「我也是想問這個呀，我還在空想一些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好比假設古義人兄只告訴吾良詳細的故事，吾良兄搶先把它整理在記事本上……然後，我從一旁探望，知道正是我要的劇本……這不是像在說夢話麼？」

「二十年前，我旅居墨西哥城時候，吾良和我太太——您剛才也提過，就是他妹妹——一起到我老家去作詳細的田野調查，他把當時所見所聞活用到作品上。縱然這些年輕電影人事前曾聽過吾良仔細講解，我還是要對他們表示敬意；他們那麼真實、那麼生動的把我家鄉的情景影像化了。」

把第二個問題翻譯到這兒之後，伊賀先生改用古義人也能聽懂的英語反問導演：「關於這個意願的內容，具體上您期望的是什麼？」

「時下一般家庭都有錄影機，有些年輕人可以把一部電影看上十幾二十遍。不過，在個人房間裡用錄影帶重複看某一部電影，對作品來說，是正當的接納方式麼？以你的領域而言，圖書館雖然也有書，一般人是在自己書架上備著要看的書。哪怕你對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特別關切，也不至於短時間內一再反覆閱讀罷？隔段時間再回歸特定的書，這種情形是有的，可頂多也是一輩子讀它五、六回《魔山》的程度罷。

「巴哈的〈無伴奏組曲〉第一號……旁聽的那一個偶爾搭訕，可也沒有期望對方回答……」

「不過，那名記者也沒打聽出多少東西來。……以前也曾經從夢中得到靈感突破創作窘境，沒想到現在卻開始做起白日夢啦。」

就這樣，原本在清醒的正常狀態下無法接受的意念，在此階段或許也可以令他有「發現了具說服力的東西」那種感覺。一經這麼想，他甚至覺得自己的死，已經是不久之前的事情。所謂的「不久之前」，總是以驚人的速度退向時間流程的那一頭。別的不說，他就覺得吾良之死已是百年之前的事了。而他自己又以死了有段時日的人，迷迷糊糊待在久遠以前就過世的吾良身旁，也是很自然的事。

訪談於焉開始。第一個問題是繼剛才螢光幕上的畫而之後，是根據古義人長篇小說德譯本《Der Stumme Schrei 》（無聲的吶喊）製作中的電影，除了原作者的感想和評價之外，也希望聽一聽古義人對稿（土高打不出來）吾良導演的看汰。年輕一代德國電影人於經濟極艱困的環境中努力不懈，而吾良導演從改編劇本開始不遺餘力的指導他們，勉勵他們。古義人既是這位悲劇自殺的導演多年好友，又是妹婿……

從小屏幕背後回來的那位訪問人兼導演，以設定好節目的自然態度，請古義人坐到屏幕前兩張椅子的右座上。依舊面有難色的伊賀先生則在左邊就座。負責錄音的分別將麥克風裝到兩人身上，導演於正面那架攝影機旁就位，向身側的工作人員下指示。從古義人這邊也可以看到的監看螢光幕亮了起來，映出眾多日籍演員扮演，幾令他錯覺是黑澤明早期古裝劇的典型鏡頭。

「從那通國際電話知道〈橄欖球大賽……和『智者』的構想不一樣，老實說我大大鬆了口氣。當時我雖在國外拍電影，對國內而言卻只是個不怎麼起眼的半吊子演員，可我還是可憐巴巴抱著希望，但願能夠參與古義人的百歲計畫。

「不管怎麼樣，總覺得你那種活到百歲的想法有一股吸引力。我開始認為你將不會是一名學者，而是一個創作者。

吾良說過，他所以成為電影導演，是想有朝一日將「那件事」拍成整體性的長片，這番話喚起古義人強烈的同感。

他繼續說：「以往我不是沒想過，你把一百歲那年作為『智者』的時刻到底是怎麼回事，更不可能認為你會漫不經心渡過那之前的約莫四十年；因為正如千檻所說，你這人欠缺懈怠荒廢某一段年月的本事。

這是他刻意選擇的題材。他已有十足準備，經常抱著「書寫那件事」的想法。他也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不寫「那件事」就結束小說家生涯，而藉著這個想法，古義人似已能確定自己是為了要書寫「那件事」才成為小說家的。

旅德期間已經長達百日，以天數算來，已大幅超過quarantine這個約是源自義大利語的字彙所意指的期間。想來，返國之際，古義人將會被出國時幾乎沒什麼影響的時差苦上十來天罷？這段日子裡，他必須藉著某種什麼讓自己穩穩的回到現實；他會刻意不給田龜裝電池，這麼一來，就有可能躺在書庫的行軍床上想像給哪個朋友打電話了。然後，他將覺察到一個赤|裸裸的事實，那便是作為通話對象的六隅老師、篁先生，還有一些親近的朋友都走了，而且誠如吾良於田龜裡批評他的，連個親近一點的後輩都沒有……

「是因為告訴她那句德語意思的朋友跑到我這裡來確認。那人向對方解釋了以後，又有點擔心，所以……」

「我的意思是……合約上，製作團隊有優先拍攝權，可並沒有取得原作改編電影權，我們想知道能不能免費送給我們拍電影？另外，聽說稿吾良導演的遺產高達五百萬馬克，能否幫忙說服遺族投資這部電影？」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可以確定的是她是真的喜歡電影，柏林影展期間，我就常在年輕人拍的實驗電影試映室看到她。可她會去參與牽涉製片法律的這項陰謀麼？我聽過她吹噓她以前是個女演員，吾良先生還是剛出道新人的時候，曾以前輩身分與他合演過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