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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浚也說：「國書中言道：『自古國家迫於危亡，不出守禦與逃奔二策。今守則軍旅不振，逃則封域已窮，偏師一來，唯有束手聽命。』切恐未見緩兵之效，而益啟輕侮之意。臣以為國書宜改寫。」

胡寅幾乎每一句話，都深深刺痛了宋高宗，他頓時大汗淋漓，呆愣了片刻，突然又拍案而起，用最大的音量咆哮：「如此逆臣，不斬是無天理！」他在殿裡來回急急踱步，宦官們還從未見到皇帝如此盛怒，大家屏息斂聲，殿裡只能聽到他重重的腳步聲。宋高宗繞殿幾十圈，又氣急敗壞地坐下，提筆在黃紙上接連寫了幾十個「斬」字。張去為敏銳地觀察到，皇帝的「斬」字竟愈寫愈小。最後，宋高宗又氣憤地將黃紙撕得粉碎，把紙屑扔了滿地。

事實上，胡寅上奏的副本也已分送到都堂。張浚看後，感到十分惱火，自己看在昔日共患難的情分，好意舉薦，不料竟如此不識抬舉，給自己製造麻煩。他對呂頤浩說：「胡寅煞是狂生！」呂頤浩說：「胡左史本是狷急底人，自家們堂除他，亦是失宜。然而他秉性忠義，尚不可以一眚而掩大德。」按照宋朝官制，胡寅的起居郎是由在都堂辦公的宰相任命，叫做堂除。

「胡寅狂悖，即時逐出廟堂。御批不得外傳。付呂頤浩、張浚」

呂頤浩看後說：「當年南唐自降帝號，然而國朝曹彬終於飲馬大江。如今陛下自降尊號，願充金虜底藩臣，卑屈已極。臣與陛下君臣之分已有三年，身為大宋底首相，切恐難逃君辱臣死之責，亦是愧見百官。」原來自從宋高宗登基以後，已經向金朝元帥府屢致國書，其通常的格式是「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而這份國書卻改為「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從皇帝自動降為康王，在古代政治中當然成了頭等大事。

胡寅反問說：「德遠以為，洪尚書出使，能教虜人按兵不動否？」張浚說：「虜人狼子野心，和不可恃，須備戰守。」

胡寅是福建路建寧府崇安縣人，字明仲，他是名儒胡安國的侄子，而過繼為兒子。靖康末年，他在開封圍城中，任司門員外郎，曾與張浚一起逃入太學，不肯在立張邦昌的議狀上畫押。胡寅新近由張浚舉薦，到行朝擔任起居郎。按照制度，他應當經常在外廷值班，負責記錄皇帝言行和朝廷大事，撰寫起居注。起居注是www.hetubook.com.com當時的一種較原始的官史。然而他第一次上殿值班時，就迫不及待地上奏。

現在正是建康暑熱最盛的時節，就在洪皓奏對的翌日，晚膳過後，依然熱氣逼人，後殿內沒有一絲風。宋高宗頭上只戴一頂小冠，橫貫一枝玉簪，束住髮髻，身上穿一件淡黃薄紗袍，由小宦官不斷給自己搖扇，還是不斷滲汗。張去為站立御案前，藉著燭光，為皇帝念臣僚的上奏。他取過第二封，按以往的習慣，先粗略地看一下，不由額上冒汗，他說：「起居郎胡寅底上奏，語言指斥，直是比當年陳東底上書，有過之而無不及，小底不敢為官家口誦。」

宋高宗在從杭州到建康府的路上，就向呂頤浩和張浚提出，必須向金朝派遣使者求和，他說：「如今雖是夏日炎炎，轉瞬之間，便是到了秋高馬肥時節，虜人須是用兵。國家衰弱已極，如何支捂？遣使北上，便是第一緊切底事。朕不憚卑辭厚禮，唯是求虜人不用兵。」呂頤浩和張浚說：「危難時自願出使，極是不易，待臣等用心尋訪。」

洪皓卻反而用懇切的語調說：「我與呂相公面談數次，知得相公尚是個血性男兒，非黃潛善、汪伯彥之流可比。然而呂相公身居百僚之長，理當率先百僚，匡正國書之失。你今日不能匡正國書之失，切恐他日亦復不得君父底仇恥。」呂頤浩到此也無言以對。

宋高宗說：「呂頤浩與張浚亦是持此議，依卿底計議，國書當怎生底？」宋高宗認為，目前需要依賴洪皓出使，不便像對待呂頤浩和張浚那樣，立即回絕，只能裝出虛心聽納的姿態。

洪皓站立起來，說：「我此回自願奉使異域，原是不顧生死榮辱。然而國書恁地說，直是教我難於受命。」呂頤浩面帶怒色，說：「國家艱難時節出使，比不得承平時出使大遼。若要不卑屈，便不須出使。此事你自去面對，不須與我議論。」

在宋朝的官場裡，進士出身本身就是一塊金字招牌，非其他出身可比。宋高宗說：「此時自願奉使，必是忠臣，而況是進士出身，可叫他午後入對。朕思忖多時，與金虜終須一個『和』字了得。朕嗣極之初，黃潛善與汪伯彥建請，遵守靖康誓約，與金虜劃河為界。二人雖是日後誤國，卻不可因人廢言。李綱輕舉妄動，廢罷二人初議，至今兩河全失，兵禍未已。虜人所以不住用兵，一是因朕廢了張邦昌而即位，二是以朕不守靖康誓約。朕今命詞臣起草國書，唯願以卑辭緩和敵意，使國家與生民稍獲休息。」他說完，就由身邊的張去為將御案上的一份國書草稿遞給呂頤浩和張浚。

宋高宗說：「卿恁地忠心，不避危難，直是大宋社稷之福。朕今進你五官，以徽猷閣和*圖*書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卿此去若得緩兵一二年，便是大宋底功臣！卿去之後，家中老母眷屬，朕自當特增祿賜，用心看覷。」原來宋朝出使，為了提高使者的級別，經常用假官，即借官的辦法。洪皓雖然用禮部尚書的名義，但作為假官，並不擔任禮部尚書的實職。

胡寅到達張府，張浚還是按當年至交的禮節，親自出迎。胡寅和張浚由於過去的親密關係，本來是以行第互稱的，但是這次來到行朝，因為張浚已經官拜執政，就互相改為以表字相稱。胡寅坐定以後，就開門見山地說：「德遠叫我，必是為上奏底事。」張浚說：「聖上即位已是三年，明仲上奏，卻要聖上下詔，說『繼紹大統』不合道理，此是甚意？」

宋高宗又傷心落淚，他掏出紅手帕，一面拭淚，一面用近乎哀告的口吻說：「朕非木石，極感卿底忠藎。詞臣一時疏失，未能體朕迎請二宮底至意。」他用簡單的一句話，就把自己其實並無迎還二帝的心意，輕易地掩飾過去。他繼續說：「朕蒙祖宗休德，嗣位已是三載，如今在國書中自行貶降，豈不是痛切心肝？然而春秋之際，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躬自執役，降為臣虜，苦心焦思，又是過朕百倍。朕思忖多時，唯是天下百姓免於兵燹，朕又何憚於一己之屈。若是依卿之議，切恐終不得使金虜暫緩南牧之騎。」

呂頤浩和張浚明白，皇帝的用意是既要懲處胡寅，又免於自己擔當不容直言的惡名，而是叫兩個宰執替自己擔當惡名。張浚對胡寅本是滿腹氣惱，但到此地步，卻反而有推諉之意，他說：「胡寅此人，煞是狂悖，無人臣禮。下官與他論理，猶自巧言偏辭，強詞奪理。然而我唯是掌管樞密院。胡寅既是呂相公堂除，尚須由呂相公下令罷官。」

「戀棧」是「駑馬戀棧豆」的縮寫，比喻貪戀祿位。「患得患失」，特別是「戀棧」，對張浚當然是很重的批評，張浚的靈魂深處被胡寅刺痛，立時面紅耳赤，他正要發怒，卻有吏胥進來，說：「官家有御批，請張樞相去都堂！」兩個朋友免去了一場爭吵，但張浚從此在感情上對胡寅產生很深的裂痕。

張浚又另換議題說：「如今京東與陝西殘破，唯是杜充尚以重兵鎮守東京，兼護西京。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大宋承平一百六十年，只是與西夏戰事連綿不斷。陝西諸軍，人稱西兵，是國家精士健馬底所在，陛下中興須自關陝始。若是虜人佔得陝西，深入四川，則東南亦是難以自保。臣與呂相公計議，莫如命杜充節制京東、京西與淮南，臣願親去陝西，便得以首尾相應。」

宋高宗沉吟片刻，終於提筆寫了一份簡單的御批，吩咐張去為說：「你送御批到都堂，命呂頤浩與張浚立即處分，不得住滯。你須將御批帶回。」張去為說：「小底恭依聖旨！」馬上退殿。

洪皓叩見以後，宋高宗首先愁眉苦臉地說：「國步艱難，兩宮遠狩，朕不能昏定晨省，極不遑安。卿此去若能見得兩宮，遙致請安之意，亦可稍減朕底罪愆。」他說著，和圖書就滴下了兩串淚珠。洪皓受了感動，他說：「陛下如此孝悌，自可感通天地鬼神。臣此去若能叩見兩宮，定須致陛下底至意。然而臣以為天道好還，虜人殘暴，豈能久據中土。陛下日後若能掃除仇敵，克定中原，此便是聖天子底大孝。」

張浚說：「臣蒙陛下知遇之深，委寄之隆，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稱。但願經營三、五年後，臣與杜充得以兩路進兵，收復河北與河東失地，迎請二聖歸朝。」

兩個多少傾向抗戰的大臣，聽到皇帝這番議論，不免深感洩氣。但依當前的形勢而論，確實也只能暫求偏安。呂頤浩和張浚感到無話可說，就準備告退。宋高宗吩咐呂頤浩說：「卿可持國書與洪皓，以朕意曉諭。」

宋高宗說：「朕不求卿收復失地，唯是命卿保守陝西。越王勾踐尚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朕既是作國書，自願去尊號稱臣，二十年內，不得言收復失地底事。淵聖做事反覆，輕毀盟約，致使虜人有以藉口，朕當引以為至戒。虜人若是願和，朕自當信守盟約，行以小事大之禮，以黃河為界河，不得逾越。便是二十年後，亦須依事勢而定。臣僚侈談仇恥，可得忠義底虛名，朕卻是受實禍。」

胡寅很快就離開朝廷，前往外地當宮觀閒官。

胡寅的議論，不免使張浚聯想到皇帝「二十年內，不得言收復失地」的談話。張浚捫心自問，對皇帝的諭旨也感到不快，但他還是用另一種想法自我寬慰，一旦國勢強盛，就可勸說皇帝改變主意。他的內心不能不承認胡寅的說法有幾分道理，但對方回絕自己的批評，卻又進一步引起他的不滿和不快，張浚在口頭上決不能認輸，就說：「明仲此說，直是矯言詭行，文過飾非！」

宋高宗說：「朕料得卿等必出此言。卿等奉朕為君，不得不如此議論。以朕所見，唯有不與虜人交兵，而保守得黃河以南地界，方是上策。金虜強大，朕便是降去尊號，有所不憚。此事朕意已決，卿等不須另議。」

洪皓完全理解，皇帝談話的關鍵是在「緩兵一二年」一句，他說：「臣受太上皇、淵聖與陛下底聖恩，如今又蒙陛下超擢，義當傚法漢朝蘇武，克盡臣節。然而國書言詞過於卑屈，使虜人底氣焰更盛，便難以行緩兵之計。」

宋高宗感到口渴，吩咐說：「取一盞涼茶來！」一名小宦官立即端來一個粉青冰裂紋官窯瓷盞，裡面盛著龍鳳團茶。宋高宗呷了幾口，茶水似乎幫助皇帝稍稍平息了一點怒氣。他又取過胡寅的奏疏，下意識地把奏疏的最後一段輕聲念了幾遍，長嘆一聲，自言自語地說：「朕已是成全了陳東與歐陽澈底千古美名，卻是背負了惡名，可一而不可再！」

當天下午，洪皓進入行宮，到後殿面對。後殿最初是一個佛殿，宋徽宗時，改為供奉道教的元始天尊，現在又將元始天尊請出了大殿。暑熱天氣，宋高宗還是頭戴隆祐太后所贈的特製道冠，身穿淡黃薄紗袍。

御批上只有御押「　　」的墨跡，卻無璽印，這是一種非正式的手詔。張去為把皇帝的口宣向兩人重複一遍，呂頤浩和張和_圖_書浚只能應答說：「臣等遵旨！」張去為不再多說，當即向張浚要回御批，然後回行宮。

洪皓也不相讓，說：「呂相公居百僚之首，當知君憂臣辱、君辱臣死底道理。」他提到「君辱臣死」四字，正好是呂頤浩奏對時的言論，更使呂頤浩的一腔怒氣，都發洩在洪皓身上，他一時聲色俱厲，說：「你知君辱臣死，我難道不知君辱臣死，眾文武都去投秦淮河自盡，又有甚人救得君父之辱？且與我退下！」

話雖如此，張浚還是認為，胡寅這份上奏可能影響皇帝對自己的信任，晚飯過後，就把胡寅召到自己的私宅。胡寅今年三十二歲，只比張浚小一歲。他雖是文士，卻長著濃密的絡腮鬍子，一對環眼，炯炯有神，光從相貌而論，就有一股豪氣。他幼年十分頑皮，經常和鄰居孩子打架。胡安國開始把他關在一個小閣。他閒著無事，就把幾十塊木頭雕成人像。胡安國又試著把他鎖在書房裡，他就開始讀書。胡安國屢次試他，竟是過目不忘。胡安國從此對他另眼相看，他對妻子說：「這個孩兒是我家底千里駒，長大成人，他的學業功名必在你底親子之上！」

呂頤浩嘆息一聲，他雖然對張浚的推諉有所不滿，但罷免胡寅確實又是自己的職權範圍，無可推托。他想了一會兒，就問道：「且與他遷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如何？」張浚明白呂頤浩的用意，也是想用遷職的方式，稍稍洗刷惡名，就說：「此是呂相公底職事，下官不須議論。」

洪皓說：「依微臣底議論，陛下一不可貶帝號，自居於藩位，二不可恁地卑屈，啟虜人底貪心，三須名正言順，請番人歸還二聖與天眷。目即既是敵強我弱，尤須傚法太上皇與金虜海上之盟底舊規，平起平坐，不卑不亢。」

呂頤浩正在都堂，卻等張浚到達，張去為才向他們交付御批，兩人見到御批上寫道：

皇帝的所作所為，固然可以瞞昧廷臣，卻是瞞不過身邊的宦官。馮益、張去為等人親身感受到宋高宗的變化。他現在確實一反懶於問政的舊習，不但白天辦公，有時甚至在晚膳過後，還要叫張去為或張才人、吳貴人給自己念奏疏或上書。

呂頤浩和張浚為向金朝派遣使者，也議論多次，兩人都對求和的效果表示懷疑。真所謂是病急亂投醫，既然皇帝一力主張，兩人也抱著僥倖一試的態度。然而今天皇帝自己授權詞臣起草的國書，又頗出兩人的意料之外。儘管兩人表示了反對意見，而皇帝的態度卻如此決絕，於是呂頤浩和張浚互相無可奈何地望著，不再申述異論。

呂頤浩回到都堂，就立即召見洪皓。洪皓今年四十二歲，和善的相貌中透露出堅毅，舉止雍容。呂頤浩特別與他互相作揖，以示平交的禮遇。洪皓坐定以後，呂頤浩取出那份國書草稿，遞給洪皓，說：「主上午後便召洪朝散面對，此便是詞臣所草國書。」

胡寅說：「主上即位，本是不合道理。當年陳東便持此說。主上既是對虜人自降尊號，何不與舉國臣民說當初登基底不是，亦可以感號忠臣義士，叫眾人為社稷宣力。我又不是要主和圖書上遜位，奏中言道：『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即是欺君。』此便是自家底意思。」

宋高宗聽說有「指斥」，也不免吃了一驚，他只能取過奏疏，親自閱讀，只見胡寅用正楷寫道：

胡寅說：「德遠明知和不可恃，又何須遣送一個忠心赤膽底洪尚書，前去龍潭虎穴？此是你與呂相公有患得患失之心，迎合主上偷安之意，僥倖於卑詞求和。身為大臣，恐尤不可稍有戀棧之意，遇事便須本於道理，主張正義。」

宋高宗的眼淚還是收到立竿見影之效，洪皓長吁一聲，說：「臣願為陛下一行，唯願陛下切記社稷底深仇大辱，傚法勾踐，時刻以恢復為念，臣便是在異域千刀萬剮，亦當感恩於九泉！」他不再堅持異議，君臣倆又相對慟哭一場。三天之後，洪皓一行使者就毅然離別故土，渡江北上。

洪皓把國書仔細看了兩遍，說：「國書卑屈太甚，莫須改易。」呂頤浩本來就為國書感到委屈和惱火，他說：「此是主上親定，一字改不得。」

君臣到達建康府後，宋高宗又不斷催促。一天，呂頤浩在面對時口奏，說：「今有饒州鄱陽人洪皓，自願奉使，此人是政和五年進士，官為朝散郎。張樞密舉薦後，臣與他言談，甚是識道理，通世務。」張浚補充說：「此人秉性忠義，臣敢保他不辱君命。」

宋高宗說：「朝廷久無重臣鎮守陝西，卿自請為朕遠行，極是忠藎。卿是執政官，按祖宗法制，國家所置使名以宣撫使最重，多是委任執政。朕今特命卿為宣撫處置使，出守陝西，可以便宜行事。朕依二卿之議，另命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說：「聖上自變難以來，勵精圖治，明仲不當以惡言訐直，甚失臣德！」在中國古代，「失臣德」當然是很重的批評。胡寅說：「依自家所見所聞，主上底立國規模，便是苟且偷安。黃潛善與汪伯彥正是迎合主上底旨意，故貶斥李相公，將二人倍加恩寵。如今雖是號稱維新圖治，卻將胡作非為底內侍悉與召還，王淵與康履贈謚，而內宮號稱君子底邵成章卻不得召，便見端倪。呂相公與德遠尚有恢復之志，切恐你們慘淡經營之後，卻是成全了主上苟且偷安之意。自家痛陳失政，正欲主上改弦易轍。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我底上奏，便是以民為貴，以社稷為重，不得不用危言，以聳君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