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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下)

作者:王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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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回 千古一帝 阬儒生再引爭論 禁儒學莫衷一是

第四十六回 千古一帝

漢唐兩代的學者都從當時現實的立場出發、基於現實的需要對秦始皇做出了適合時勢的評價。唐代以降,及至民國,對秦始皇的評價並沒有消歇,而且基本評價都是負面的。但是唐代以後對秦始皇的評價與漢唐相比有了異樣的聲音,出現了讚揚秦始皇的觀點。當然,讚揚者有之,批評者也歷代不乏。總之,對秦始皇的評價成了一種獨有的文化現象。有正統的官方評價,同時也出現了山寨版的民間的聲音。自宋代到民國,在這一跨度頗長的時間裡,有關秦始皇的評價集中在哪幾個方面呢?他們做出了怎樣的有別於漢唐的評價呢?

阬儒生再引爭論 禁儒學莫衷一是

明人孫承恩率先發難,他專門撰寫了〈秦儒〉一文,痛斥鄭樵之言是「不深考而妄為議論」。孫承恩為什麼這樣說呢?
對秦始皇焚書所造成的後果,前人過於誇大,從鄭樵、范浚開始,對經書的消亡是否是秦始皇焚書造成的這一問題進行了重新探討,這成為一惘被不斷議論的焦點。這與對秦始皇的評價密切相關,如果秦始皇焚書對典籍造成的損失沒有後人想像得那麼嚴重,將秦始皇斥責為暴君的一個重要證據就失去了說服力。
在所有有關秦始皇的評價中最具爭議的問題是「焚詩書、阬術士」,但是,唐代之後,「焚詩書」的「詩書」變成了所有的書籍,「阬術士」的「術士」演變成了儒者,「焚詩書、阬術士」變成了「焚書阬儒」。所以,「焚書阬儒」成為後期評議的重點之一。
鄭樵之論,關係甚大。他首先說明秦始皇阬儒並不是有計劃地廢儒學,而是「一時」衝動。秦始皇對儒家學士、儒家學說,都未廢止。這是對秦始皇「阬儒」的重要新釋,也是自兩漢以來對秦始皇「焚詩書、阬術士」的一次重大翻案。
鄭樵對「焚詩書」的闡釋得到了晚清著名學者章太炎的大力支持。章太炎寫了〈秦獻記〉一文,他認為,「燒書者本秦舊制,不始李斯」。章太炎還引了《韓非子.和氏篇》中,「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二句為證,說明秦國自商鞅之時就有焚書之議。章太炎此說明顯是為秦始皇「焚詩書」進行開脫。只是章太炎的開脫比鄭樵聰明,因為秦始皇「焚詩書」是秦國一以貫之的做法,並非只是秦始皇一個人的行為。這樣,秦始皇「焚詩書」的暴行就有了新的承擔者,不必由秦始皇一個人承擔了。
朱彝尊沒有跟隨前人對秦始皇詬罵不止,而是從秦國的統治政策、治國思想與處士橫議之間的矛盾出發,具體分www•hetubook.com.com析秦始皇「焚書阬儒」的緣由,從而以更加客觀的立場對「焚書阬儒」進行評價。到朱彝尊這裡,對「焚書阬儒」的評價才漸趨擺脫了強烈的主觀色彩或一味的標新立異。
仔細比較一下鄭樵與孫承恩的看法,應常說孫承恩的話更有說服力。鄭樵過於傾向為秦始皇「焚詩書」辯護,反而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但是,鄭樵的聲音反映了一個事實,當拉開一段時間距離之後再對秦始皇的作為重新審視時,人們對秦始皇功過的看法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關於這個焦點,後來者一直在討論。清代前期桐城派代表人物劉大魁做〈焚書辨〉也提出,「六經之亡,非秦亡之也,漢亡之也」,「書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項籍之罪也」。劉大魁認為,漢軍進入咸陽的時候,蕭何只知道取律令圖籍之書,對秦博士所藏之書卻摒棄不問,項羽的一把大火使之消亡殆盡。所以秦始皇的焚書沒有使圖書消亡,後來典籍損失殆盡的狀況是蕭何與楚霸王項羽的責任,和秦始皇沒有關係。
第一個涉足這一熱點的是南宋初年的大學者鄭樵。鄭樵是南宋興化軍莆田人(今福建莆田),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學家、目錄學家。他一生不應科舉,努力著述。《通志》是其聶具特色的著作。在這部專門以研究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為專題的史書裡,在〈校讎略〉一略中,鄭樵寫下了〈秦不絕儒學論〉兩篇文字。這兩篇文章不長,但是,提出了一個重大議題,秦始皇阬殺的儒生只是「一時議論不合者」,「秦時未嘗廢儒」,「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鄭樵的依據有六點:一是漢初大儒陸賈即是秦朝之人;二是劉邦手下另一重臣酈食其也是秦朝儒生;三是為劉邦議定朝儀的叔孫通是秦朝中央政府的「待詔博士」;四是秦二世在阬術士之後https://www•hetubook.com•com曾經召集博士三十餘人商議朝政;五是叔孫通降漢王劉邦之時手下有儒家弟子百餘人;六是項羽死後魯地百姓為項羽守節,直至劉邦將項羽的人頭示眾,魯地才降漢。可見,秦朝宮廷並沒有廢儒學,所以大秦帝國有儒生,有儒學,有儒學之風。
第一,秦國是以法治國的。通過三件事情可以看出秦國一直以來執法非常嚴格。一是秦孝公時期對公子虔的處置。自從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的法制建設就被不斷強化。商鞅變法內容頒布執行之時,太子犯法,商鞅認為,法律之所以不能貫徹執行,是因為領導階層率先違法。因此,對太子的師傅施行了黥刑。幾年以後,公子虔又一次犯法,這次他的師傅被割掉了鼻子。二是秦孝公時期對國君之母弟的驅逐。范雎為相時,實行「固幹削枝」的政策,堅決剝奪親貴手中大權,於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西元前二六六年)收回穰侯的相印,令其回封地養老。接著又把華陽君、涇陽君、高陵君驅逐到關外,將宣太后安置於深宮,不准其再干預朝政。而當時的秦昭襄王認為依法理當如此。三是荊軻刺秦始皇時大臣的表現。當秦始皇在咸陽殿上被手持匕首的荊軻追得上躍下跳時,左右之臣除了給秦始皇吶喊助威外,無所作為,因為法律規定大臣不得攜帶兵器上殿,左右之臣眼巴巴地看著主子被追殺的醜態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在當時看來,「於法宜然,無足怪也」。由這三件事,可以看出秦國對法律的熱中與依靠。
什麼叫「學者窮經而經絕」?鄭樵的意思是,學者繁瑣的注經方式導致通一經必須皓首終生。這樣的經書必然滅亡,因為它需要人一生為之獻身而又缺乏實用,這才導致了經學的衰微。
距離產生美感,歷史評價必須有待時空距離的檢驗。距離太近,往往太功利、太現實;只有拉開距離和*圖*書,人們對歷史評價的視野才更廣闊,對歷史的認識才更深刻,才更具有歷史哲學的高度。
第五,廢除百家邪說時,為什麼還要連帶詩書呢?主要是因為擔心不一塊兒焚燒,百家邪說又會借詩書之體還魂。而諸生若議論不止,勢必使法律不能整齊劃一。秦始皇憤然焚書而不顧的原因就是懼怕議論法制措施,喪失權威,影響貫徹。
上述不同時代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秦代的「焚書阬儒」進行了深刻剖析。他們的研究繼往開來,從而使得這樁存在兩千多年的歷史公案漸漸褪去神祕面紗,從而逐漸揭去強加在秦始皇身上的對古代血典籍消亡負有首要責任的重大罪名。而在這個歷來導致對秦始皇進行負面評價的證據的力量漸趨縮小之時,對秦始皇的評價亦趨客觀。
第三,機緣巧合。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二一三年),博士淳于越在咸陽宮殿上那一番要求秦始皇分封子弟的話成了導火線。妄加議論,以古非今,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燒毀百家之說,而詩書也隨之俱焚。
鄭樵認為,劉邦進入咸陽,蕭何入秦宮收秦律令圖書,證明秦始皇並未焚書。世傳的焚書事件,只是「一時間事耳」。所謂「一時間事耳」即是指一個短期之間發生的事,不是持續不斷地焚書。而且,真正導致經書毀滅的不是秦始皇焚書,而是另外一大原因——學者窮經而經絕。「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第四,李斯是荀子的學生,也曾經學過仁義之說,怎麼會以焚燒詩書為快呢?其實,他所深惡痛絕的是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與此相關的是,秦始皇阬殺的是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
與鄭樵同時代的另一個著名學者范浚也認為詩書之亡並不是秦始皇焚書導致的。在〈對秦問〉中,他承認秦始皇焚過書,但是秦始皇的焚書並沒有導致詩書的https://m.hetubook.com.com消亡。范浚提出了兩點證據。第一,現在仍然有六經傳世,難道現在看的六經不是詩書嗎?所以秦始皇焚書並沒有導致詩書的消亡。第二,經之所以為經,並不僅僅依靠簡牘的傳播方式而存在,它可以有多種傳播途徑。被秦始皇燒成灰者不過是些枯竹罷了,漢代不是從房屋牆壁中發現了詩書嗎?因此,詩書不會因為秦始皇的焚燒而消亡。
再者,秦帝國的博士相當龐雜,有占夢博士、有方士,即使留下來一些未殺的儒生,也未必是真正的儒生。
范浚的觀點與鄭樵不謀而合,秦始皇確有焚書之舉,但是對書籍造成的影響並沒有後人誇張得那麼嚴重。范浚與鄭樵二人的目的不盡相同,鄭樵意欲為秦始皇焚書翻案,范浚則想說明秦始皇通過焚書的辦法來控制天下言論,是不可行的,焚書最終導致了焚國。
對秦始皇的「焚書阬儒」,清代的朱彝尊也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點,他認為秦國的「焚書」,是處士橫議者燒的。為什麼這麼說呢?他認為有五個方面的理由。
首先,陸賈、酈食其雖然是秦儒但沒有被朝廷重用。叔孫通「待詔數年,獸畜而已」,根本沒有受到秦帝國的重用。如果非要對天下儒生斬盡殺絕才算廢儒,豈不是太苛刻了?
鄭樵之說的意義,在於他對秦始皇的評價擺脫了傳統評價中只罵不分析的傾向,明確指出即使是備受後人詬病的「焚詩書、阬術士」也還有重新分析的必要。當然,鄭樵純粹是為秦始皇「焚詩書、阬術士」進行辯解,不免有牽強之處。章太炎的言論意在說明秦國施行文化專制由來已久,並非自秦始皇開始。這些看法對我們認識秦始皇和_圖_書「焚詩書、阬術士」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范浚的觀點在歷史上並沒有引起多大的迴響,因為他想證明的「焚書亡國」論與以前對秦始皇的批判並沒有多大分別,只不過借用了另外的一種論證方式而已。但是,鄭樵石破天驚、標新立異的觀點確實令人注目,但也引發了後人的激烈爭論。
魯迅先生指出:「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的思想的。」(〈華德焚書異同論〉)
第二,處士橫議。士人對社會以及統治者指手畫腳的風氣由來已久。當周天子大權旁落之時,天下處士就聞始議論滔滔了,孟子認為這些邪說歪理,是無父無君,不異禽獸。隨著秦國勢力的漸趨強大,這些處士開始以攻擊秦國為快事,稱秦國為「嫚秦」(「嫚」是輕視、侮辱之意)、「暴秦」、「虎狼秦」、「無道秦」,各種侮辱斥罵的詞語無所不用其極,只恨語言不夠豐富。這個時候,秦始皇剛剛統一六國,六國的貴族正處於國破家亡的痛苦之中。正因為如此,秦始皇對這些妄議者隱忍未發。
此種觀點到康有為那裡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一篇中鮮明地指出「秦焚書,六經未因此而亡;秦阬儒,儒生未因此而絕」;而造成「後世六經亡缺,歸罪秦焚」,是因為人家「不知此劉歆之偽說也」。康有為又把責任加在西漢劉歆的頭上,也與秦始皇沒有關係。
鄭樵提出的另一個重大課題涉及「焚詩書」。
在條分縷析之後,朱彝尊得出結論說,當初秦始皇焚書,主要是因其重法,而百家邪說紛擾不止,從而使秦始皇下定決心,毫不猶豫地「焚書阬儒」。這是邪說造成的禍害,所以,不是秦始皇願意焚書,而是處士橫議者迫使他這樣做。從這個意義上講,是這些處士燒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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