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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想到，要是我們二十世紀的聖經是起源於古中文，而不是古希臘文或希伯來文所依據的腓尼基、古埃及和象形文字，那麼聖經最原始的版本很有可能至今仍保存完好，而且可以用現有的語言去讀它了。就像北京孔廟裏的周朝（西元前一一一一～二五六年）石鼓，上面刻的古中國文字工整而且有跡可循。倘使耶穌生在中國，那麼《新約全書》一定在耶穌時代即可寫成，不用等到他死後一百多年才追載他的事蹟。

話說這位東方的大老和西方大老格拉史東（William E. Gladstone）在一場招待會上寒暄過後，前者便問後者第二天是否方便到其官邸商談國事。

李鴻章的敏銳，還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中看出來：

赫德爵士寫過一本書，叫《中國國土紀事》（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這本書是在北京城遭到包圍後不久寫成的，在一九〇一年出版。書中赫德爵士一反一貫謹慎的態度，大膽預言時間將會告訴我們中國人的未來。如果讀者沒有曲解他的觀點，就會發現赫德爵士對他討論的主題了解得非常透徹，不過很多才智在爵士之下的人在歷經一九〇〇年的事件後也變得聰明了。

舊北京每年最有趣、最引人好奇的事，藝術品的年度拍賣會要算是其中之一了，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英文書籍描寫過這件盛事。

一般人提到赫德爵士，通常稱他為「總稅務司」，而他強勢的作風也像所有真正的大人物一樣，給自己樹立了許多敵人，有時還不免遭到以前的員工謾罵。記得我看過一本叫做《稅務總督》（The S. G.）的短篇小說，作者是個美國人，曾在海關工作，後來被解雇。書的內容主要是講某個稅務總督和一位美麗的俄中混血女子之間的故事，這名女子從小在北京的俄國使館長大，後來回到聖彼得堡求學。書上說，這名女子把從稅務督身上獲得的各種官方機密悉數透露給俄國。當我想去買這本書時，走遍了書店竟然都找不到，因此我猜想這本影射赫德爵士的書大概全被爵士買走了吧。

至於我，也在一八九八年三月舉辦了第一次撒紙追逐遊戲（paperchase，編按：一種遊戲，由二人做「兔」，在田野中一面跑一面撒下碎紙，由其他稱作「獵犬」的人在後追逐），結果獎盃被多才多藝的葛溫尼（Mr. Gwynne）先生抱走，他是路透社駐北京的記者，後來去南非出任《晨郵報》（The Morning Post）的編輯。

話說有一天在中國的總理衙門（相當於外交部），英國外交使節發現商談結果和他的期望不符，情緒開始激動，要通譯向李鴻章強烈地表達出他的要求。這時通譯絞盡腦汁，想找出恰當的中文字眼來表達大使的憤怒，而李鴻章和慶親王互相交換眼神之後，就轉向通譯說：「他閣下似乎有點急躁。我敢說再來他會講要是我們不能馬上令他滿意，他就要下令英國艦隊攻進大沽。因此我們還是等改天情緒冷靜了以後再談吧。」語畢，他和慶親王起身，按禮節鞠躬後退出。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有不同的方言，不過中國有所謂的「官話」（正式的話），一種可說可寫的語言。官話在幾千年前就開始用，至今依然通用。隨著教育普及，方言會愈來愈少，剩下的就是歷史悠久的官話了。中國語言得以保存，絕大部分要歸功孔子不遺餘力地收集編纂古書。雖然官話在過去用法不一，未來在發音和用語方面仍會有少許差異，不過外國學生學的「中文」就是官話這套系統，他們發現，雖然字典裏有四萬一千多個字，不過只要懂個兩千到五千個中文字，要應付日常生活就綽綽有餘了。

至於現在在美國、澳洲、亞洲和非洲許多地方通用的英語，恐怕一千年後又會變成另一個樣子呢。

賽馬是北京春秋兩季的盛事，馬場風景優美，四周有高大的白楊和垂柳圍繞，一側有一座約五、六十呎高的小山坡，正好成了中國一般民眾的免費看台。

看著這些人，就不難理解他們為什麼可以毫無困難地騎馬長驅歐洲，然而看他們溫文的樣子，又很難想像不到七百年前，他們的祖先還沒被佛教征服以前，就先征服了大部分的亞洲和歐洲。

使館裏還有一個人值得一提，那就是莫提摩先生（Mr. Mortimo和圖書re），他精通各種運動，而且是神槍手，四十三發子彈打中四十五個飛靶，創下了華北當年的紀錄。他後來成了面積和人口比不列顛群島多、離上海一千六百哩的四川省省會成都的總領事。

話說一八七〇年代，第一位隨著外交使節團前來的公使夫人抵華後，某位資深公使便發正式公文給總理衙門，表示已有西方女士來到貴國，是否可請中國政府定下法令，禁止民眾任意在街上製造髒亂和臭味，以免有礙「蠻國」女性的觀瞻。

說到他謹慎的態度，赫德爵士在說什麼話以前，一定經過一番思考才出口，於是這其中就發生了不少趣事。據說，有一回一位迷人的女士送給爵士一朵插在襟飾孔的花，並問他會不會戴上，爵士一聽到這個問題，馬上戒備起來，神情肅穆地回答：「我要仔細想想才能回答。」

雖然這個習慣對不習慣的外國人來說或許有些缺點，但它卻是中國人累積數千年經驗得來的結果，它確實有其優點。天亮以前動物最遲緩，人類的大腦卻最清明，未受酒精或鴉片的影響，如此一來好勇鬥狠的情緒大為降低，下最後通牒與戰爭的機會自然也就減至最低了。

說到朋友，竇納樂爵士夫婦排名第一，再來就是一起上課的同學，和使館的中文祕書賈克憑先生（Mr. Cockbum）。賈克憑先生博學多聞，是個很好的同伴，後來榮升英國駐韓代表；賈先生的得力助手坎貝爾先生（Mr. Campbell）也是我結交的新朋友，使館的賽馬由他負責照料。在坎貝爾先生的悉心照顧下，我們公使的馬總能在比賽中領先，這正符合當時英國人在遠東要求事事領先的心態。不過坎貝爾先生除了對馬匹的知識豐富之外，北京話也是一等一的厲害，有他陪伴走一趟北京城，真是獲益匪淺。他不光帶我去賽馬場，還帶我逛古董店、股市、拍賣場，在這些地方講不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是沒人搭理你的。

李鴻章不論是外表或是內在，都給人一種存在感，讓所有見過他的人不由得心生敬畏。他最為人稱道的，便是戮力為國打了半世紀的仗，平息風暴，挽救了國家的顏面。可惜在一九〇〇年的事件發生時，一些西方媒體對他充滿了負面的批評，而北京的德國人更是毫不容情地大加撻伐，加速了一生為國盡忠的他走向悲劇的盡頭。雖然他盡了全力，和他的同胞（李是生於安徽省的純正中國人）一起力挽狂瀾，但那不幸的一天依然無可避免地到來。

整個拍賣過程是東方式的，也就是不說話、不點頭，而是靠藏在長袖下的手指功夫。怎麼說呢？就是想買的人抓住拍賣人的手，比畫個數字就是他出的價錢，然後這個人被另一個人推開，他也如法炮製寫下價錢……如此經過一陣子，終於出到了最高價，拍賣人便高聲宣布張三或李四以多少銀兩買了這件物品，院子中央坐著一個人，把這筆交易清楚地記錄下來。

不過，他對基督教執著的信念也碰過強烈的考驗。有一天他走出教會大門時，迎面來了一個渾身髒兮兮的中國乞丐，他伸出胳臂搭在爵士的肩膀上說：「耶穌說我們大家都是兄弟，所以我來陪你。」結果乞丐果真搭著爵士的肩走了一段路，一向篤信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爵士，這時恐怕也要懷疑究竟教會提倡所謂人不分膚色、階級、乾淨程度一律平等是否明智了吧。

這時我福星高照，竟然在竇納樂爵士舉辦的一次盛大的午宴中，十分榮幸地坐在中國的李鴻章大人旁邊。那次的宴會令我畢生難忘。我的大舅子，也就是已故的崔西上將，曾到過中國指導過中國海軍，也給過李大人一封我的介紹信。李鴻章當時的身分雖是中國第一大使，但對於宮廷禮節卻不大擅長。有個男僮揹著他的長菸斗，跟著他到任何地方，在那次的午宴，大家見識到了菸斗的用處。

赫德爵士娶了布雷頓爵士（Sir Robert Bredon）的妹妹為妻。布雷頓也是愛爾蘭人，後來在赫德爵士回到英國後接任妹夫的職位，成了北京的總稅務司。

雖然起用親戚任官的風氣在中國很盛行，然而據說慈禧太后對這麼近的親戚接任總稅務司持有異議，不過事實證明布雷頓爵士不僅有管理的才幹，而且還充滿了智慧和幽默感。我有很好的理由記得他，因為他替我寫了介紹信，我才能順利通過中國中部港口的海關hetubook.com.com，在一八九八年啟程回印度。

我不知中國當局是否是聽了爵士的建議，或者是自己的決定，總之十一月十四日德國艦隊開進膠州灣入口，在青島這個小漁村下錨時，中國軍隊已經撤離軍營，換上德國的軍隊進駐，並開始做久居之計。

當時的舊北京對於私人的一些不良習慣似乎不以為忤，髒亂景象比起舊巴黎和舊倫敦的街道要嚴重許多，不過就這一點來說，如果我們相信克魯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的諷刺漫畫所言不虛，那麼東方人其實一點過錯也沒有。儘管如此，在李鴻章時代還是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我再轉述一遍這個顯示出中國人機智的故事：

中國北方賽馬的馬匹全部由業餘的騎師騎出場比賽，跟印度北部一八九〇年以前舉行的賽馬一樣，也就是說，賽馬純粹是業餘性質的社交活動。每個騎師都很聰明，同時每年有不少中國馬伕被派到蒙古挑選良駒帶回，希望其中有一匹能夠奪得錦標。

然而這一次犯上的是德國。中國人還不了解德國如果決定動武，威力是相當可怕的。於是一八四八年在中國南方發生的事件在半世紀後的現在在北方重演，場景不同，角色不同，看戲的人也多出許多。

在英國公使館的學生傳譯的好意和公使的同意下，我有幸住進使館內的一間宿舍，和學生一起搭伙。起初對於自己重回校園的感覺有點奇怪，不過和年輕的學子相處的確會激起我的學習心。梅爾斯（Sidney Mayers）是其中的一個學生，也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中文一把罩，我們每天花八、九個小時在一起研習。

美國公使田貝上校（Colonel Denby）夫婦是我在美國公使館認識的朋友。印象中的田貝先生高大英俊，面容蒼白、冷峻，生活儉樸，讓人聯想到他們搭乘「五月花號」（Mayflower）前往美國拓荒的開國始祖。田貝上校的血統不僅可以從他臉上看出來，而且可以從他參加內戰的種種英勇事蹟中顯現。

過了一段時間——也許是幾星期，也許是幾個月，也說不定是幾年，因為那個時代大家都慢條斯理地辦事——總理衙門回函了，經適當翻譯後，我們看到總理大臣李鴻章的回答如下：

至於媒體對他的誤解，乃是因為採訪李鴻章大有困難，幾乎到了不可能的地步。李並不排斥接見帶介紹信請他疏通關節的人，偶爾也讓記者採訪，然而每一位記者離去時莫不覺得自己知道的事都被「榨乾」，反而從李那裏完全問不出個所以然。但是在這個交戰的時節，一個國家只有憑強大武力才能得到西方國家尊敬的時代，李鴻章還能獲維多利亞女王頒授勳位，實屬難得。

就在一八九七年末，我們在舊北京都忙著拿起紙筆顏料，畫出中國的地圖，並標示出每個西方國家在中國境內大小不同的「勢力範圍」。西方國家開始在中國經營自己的勢力，無視於中國的格言——勿以暴力獲致不義之財。

格拉史東回答：「沒問題，來喝茶吧，四點。」

當時北京還沒人玩馬球，不過一九〇〇年時，精通馬球的李察遜上校（Colonel Richardson）就將馬球引進中國，並選擇在南安門四哩外的南園內某處做為馬球場地。

之後這件事在北京俱樂部（Peking Club）成了傳誦一時的笑話，只要有人問：「有什麼新聞沒有？」回答一定是：「怎麼，你還沒聽說？英國艦隊要攻進大沽啦。」

最迷人、最好客的大概就屬德國公使海靖（Baron von Heyking）和他的夫人了。他們之前在西姆拉、加爾各答時就很出名了，尤其公使夫人的美麗好客，加上一身好騎術，更使她在北京大受歡迎。

其實中國除了撤退便無其他的辦法，只是我不禁在想，要是當時中國奮力抵抗德軍入侵，不知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這次的入侵，使一連串的問題接踵而至，並在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事件達到最高峰，隨後也導致了滿清皇朝被驅逐和共和國的建立。

或許沒有一個政府，能像中國一樣有赫德這樣得力的外國人替他們效命，所以他那極高的薪水（一直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高），也得之無愧。幾乎全世界每一個國ｈｔtｐs://wｗｗ•ｈｅｔubｏｏk.ｃom.cｏm家都在表揚他，當維多利亞女王授予他男爵勳位時，中國皇帝不想錦上添花，便追封一個相當於公爵的諡號給赫德爵士的先父，這是中國特有的表揚方式，因為他們認為一個人的智慧和成就，均應歸功於先輩。

其他我有幸認識的人，包括法必爾先生（Monseigneur Favier），英格蘭教會的史考特主教（Bishop Scott），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漢學家兼《中國傳說》（The Lore of Cathay）等書籍的作者丁韙良博士（Dr. W. A. P. Martin）。丁韙良博士是中英文詩賦高手。有一次，我騎著我那匹蒙古馬，踩著一大片北京特有的黃沙，趕赴史考特主教夫人遠近馳名的茶會，在路上恰好遇到坐在馬車裏的丁韙良博士。等我到了史考特主教家裏不久，丁韙良先生來了，他一眼就認出我。雖然我與他素昧平生，路上那一次可算是初遇，但他立即做一首中文詩做為我的見面禮，內容大約是這樣的：

每個面朝院子的房間都有拍賣人租下來，這些房間的入口都用六、七呎高的木板圍起來，板子後面的賣主站在支架撐起來的台子上，雙手拿著瓷器高舉過頂，物品的價值通常不菲，賣主多半會將它們用紙包好。

眾所皆知，孔子最強調敬老尊賢，特別是尊敬文人，因此我遭到這番斥責算是咎由自取，不過我事後也想出了一首詩來回應：

按照中國人的說法，文字是從圖形演變而來的。人們因為可以用圖形表達自己的思想行為，所以才比動物優越；中國人獨特的文字也使得他們在藝術品味和繪畫方面獨具一格。

和英國使館毗鄰而居的蒙古市場，是學生和年輕一輩最愛去的地方。這裏有蒙古種的小型馬，有著濃密的長毛，雄糾糾的，身旁站的是毛葺葺的雙峰駱駝，看這兩者的長毛，真會讓人以為牠們是同類。這裏還有蒙古的冷凍雉、松雞、鵪鶉、野兔和鹿肉，男男女女穿著長靴，他們因為從小騎馬的緣故，所以走起路來有點外八字。

中國人最重視的就是黑白相間的馬、花斑馬和純白色的馬。在一九〇〇年的大災難來臨以前，中國皇帝在北京附近的公園和內蒙的呼和浩特和多倫兩處，飼養了許多馬群，其中不少馬群在一九〇〇年時被外國人掠奪而去。

於是第二天清晨三點半，唐寧街的巡警很驚訝地看到一隊人馬，幾個中國人護送一頂綠轎子，手提著寫著李的大名和官銜的大紙燈籠，一路來到英國首相的官邸。巡警上前勸阻，但是中國侍從硬是按了門牌十號的門鈴。過了一會兒，一位睡眼惺忪的家僕開了門，他一聽是要來見格拉史東先生，便說對不起，首相去參加招待會，很晚才回來，現正在睡覺，他不敢吵醒他。然而李在中國這一套早就聽多了，便叫通譯轉達這次會面是首相自己訂的。於是家僕只好叫醒格拉史東，李仍端坐在街上的轎子裏。約過了半小時僕役長出來，將這位中國首相引進首相的臥室。原來格拉史東先生意思是下午四點，可是李聽不出「喝茶」指的是「下午茶」，畢竟在中國，隨時隨地都可以喝茶，而且皇帝都是在清晨三點到五點時處理重要的國家大事。像是一七九三年時馬戛爾尼大使就是在破曉時分覲見中國皇帝的。

講到舊北京的社交生活，就一定得說一說赫德爵士。雖然他很少接受邀請，但他卻是最好客的人，經常在自己家裏舉行晚宴和舞會。此外，他每星期三下午都會在家，在自己的中國花園裏，欣賞他的中國樂團演奏悠揚的音樂。像所有的愛爾蘭人一樣，赫德爵士也喜愛女性，因此他招待客人也定下一些特別的規矩，例如晚宴時，每位在場女士的盤子上會擺著一個精美的小禮物，而每位受邀參加舞會的男生一定要跳舞。有一次舞會進行當中他發現我站在陽台邊，從此他便不再邀請我。其實當時我的鞋子破了，不過跟大人物來往的人就知道，他們是不接受任何藉口的。

午宴中，大家聊著聊著，就談到了李大人不甚喜歡的話題——政治。一位外國外交官透過通譯，向李大人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只見李二話不說，轉過頭去找菸斗，他的男僮立即將菸斗送進他嘴裏，然後幫他點上菸。李大人長吸了一口，轉向通譯，縮緊嘴唇，慢慢地把菸吐在通譯的臉上。就在全場的人還摸不著頭緒時，李卻和_圖_書有了充分的時間可以深思熟慮，然後好整以暇地回答。即使這樣的舉動很失禮，然而這一招實在太完美了，同時也表現出了歷史悠久的東方國家對暴發戶式的西方國家的輕蔑。

薩爾瓦候爵（Marquis de Salvago-Raggi）是義大利公使，他和他的夫人在開羅（Cairo）很出名，我就像一般人一樣，對可愛的侯爵夫人著迷不已。

當時還是一介年輕軍官的我，毫不猶豫地就說：「最好叫他們什麼也別做，火速把軍隊撤離膠州就好。」

李老在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早上十點三十分在自己的床上仙逝，當時皇室已從北京避居西安府，於是這位一生效忠慈禧太后的臣子至臨死都不曾再見過主子一面。一位中國官員說，李老死後被皇室加封了幾乎是最高的爵位。他生前做的最後一件事，一件後果是他始料未及的事，便是向皇帝推薦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

拍賣就在人聲沸騰、一片混亂中持續進行。賣主拿起想出售的物品，將它遞給代理人，每個代理人就會被人團團圍住，成為混亂的中心。有時運氣不好，瓷器在你爭我奪之際掉在地上碎成片片，我猜這時候，大家就可以知道這個瓷器本來的價值有多少了！不過碰到這種意外，賣主和那些可能成為買主的人通常能夠處之泰然。

這個巨變使得從未思考的舊北京外交人員開始思考起來。在一八五八年到六〇年時，北京並無外交官，甚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外交人員仍認為這純粹是地方上的紛爭，並不會牽涉到歐洲國家。

這個語言沒有字母，沒有文法，而是由圖形所組成，每個圖形就是字，不是英文那種音節。然而就像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英文和今天的美式英文已相去甚遠一樣，古代的中文字和現在的字體也差了很多，只有學者才能辨識。

這種容易發生意外的拍賣方式一定讓人覺得非常野蠻，然而當我愈了解中國人後，我便不再覺得中國人在拍賣會的舉動和平常溫文有禮的樣子格格不入。原來中國人是天生的賭徒，在拍賣會上那種賭博氣氛的刺|激下，任誰都會把孔老夫子的明訓拋到腦後。拍賣場成了賭場，因為別人出的價錢是祕密，只有拍賣人知道，而且物品半遮半掩，想買的人無法看個仔細，於是買主也在賭，賭買到的物品能引起市場的注意，使東西的價值在一夜間連翻好幾倍。

我們使館旁邊就是俄國使館區，由巴布羅夫（M. Pavloff）擔任公使。他後來背上破壞朝鮮和平的惡名，同時他在朝鮮和北京的做法——不知是否獲得俄國當局的許可——也間接地造成了日俄戰爭。

來自各國的代表將政治糾紛放在一旁，在馬場上一爭高下，希望能把「年度最佳馬匹」的冠軍獎盃捧回家。只有中國產的小型馬有資格參賽，這些馬皆來自蒙古，平均有十三點一個手寬那麼高（編按：手寬為量馬高度的單位，一手寬約四吋）。

羅馬拼音，不管怎麼發音，也無法把中文字準確地唸出來。所以外國人要學一口「字正腔圓」的中國語，就算他學問再怎麼好，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連中國馬車伕的吆喝聲，外國人也學不來。

北京冬天的時候地上結成冰塊，不過濕氣也在裏面，因此春天時雪經常融得很快。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是春天的第一天，也是撒紙追逐盃舉行的那一天，我在天還沒大亮時就把紙撒好了。比賽結果出乎我意料的有趣，因為我放了一排紙在泥地，但是我放的時候卻因地面結冰而不知道。等到太陽高掛在空中，參賽者跑到這一段路時，多數的人都陷入了泥沼裏，沒辦法再比賽下去。說真的，我並不是有意「陷害」！

中國最早的象形文字數量不多，而且描繪的是實際的物體，然而經過演化，漸漸地這些文字可以表達思想，甚至成為語言，於是講不同語言的部落就可以用共同的文字溝通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大而繁複，中國人逐漸將它們縮小合併，以簡省時間、空間和人力，於是中國字以五、六百個象形文字為基礎，到《康熙字典》問世時已有四萬一千多個字。直到今天，雖然經過了幾世紀，中國字幾乎完全沒有改變，看得懂當代中國小說的人同樣也可以看懂唐朝（六一八～九〇六年，當時文學地位在中國非常崇高）的書籍。

這位中國偉大的政治家為人稱道的事蹟不少，其中一件刊載在一www.ｈｅtubｏｏｋ.ｃｏm.ｃｏｍ八九六年《真相》（The Truth）雜誌聖誕節當期，當時李在全球各地的訪問正好到了英國這一站。

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時代，赫德爵士還有一個有趣的習慣，就是他非常虔誠，抱著像孩童般單純的信念，根據從聖經上隨意翻到的章節做為解決實際問題的依據。一八九六年時，他面臨了是否要從目前在北京的這個職位上退休，或者是留下來面對困難的抉擇時，據說他決定留下來，是憑他翻到的《聖經．箴言書》上第一段跳到他眼前的文字：「保羅對羅馬軍隊隊長和士兵說：『你們唯有留在船上，方能得救。』」

我們學中文，是從最基本的一千個生字入門，這些字或者是用手寫，或者是印在厚紙上，每個字的左上角還有以較小字體列出詞語——也就是這個生字最常和哪個字搭配使用。紙的反面則是生字的英文翻譯。如此學生先學每個生字的字形，再學它的意義，接著把它記起來。前六百個生字都還不算難，再來就愈來愈難記，等到學了一千五百個生字以後，接下來的生字就要靠解剖的功夫，把一個字切成好幾段，來記它的音義了。

事情發生在十一月一日，兩名德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山東被中國人殺害。事實上自一六〇〇年外國人開始插手中國內務以來，被殺的外國傳教士不知凡幾，但是就我所知，這是第一次有德國籍的傳教士殉難。在此之前的遇害事件，皆是用錢和擴充傳教設施來息事寧人，外國人也就用這些錢和設備，硬是把自己的信仰傳給不情願的中國人。

這個天大的消息傳到北京時，我正好在官道（中國人對使節區主要道路的稱呼）上遇見竇納樂爵士。此時身旁正無心腹可商談的爵士情急之下竟也開口問我：「你看，我該給中國人什麼建議呢？」

印度人把來自西方而自己國家沒有的東西，直接拿英文——發音錯誤的英文——併入本國語，例如engine、railway、bicycle這幾樣東西，中國人則喜歡自己動腦，從現有的文字中創造新詞，於是engine成了火輪車，railway是鐵路，bicycle是自行車。由此看來，雖然人稱中文「紊亂無章」，西方人認為它甚難使用，但我卻以為中文歷久彌新，想更動它只會使人混淆而已。

李鴻章確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他擔任直隸（面積人口相當於奧匈帝國）總督的多年中，當地沒有發生過變亂。可惜他不寫自傳，我們也無緣得見追隨他多年的洋祕書——美國籍的白狄克先生（Mr. Pethick）的日記，不然我們一定可以知道更多李老多采多姿的冒險犯難故事，和他豐功偉業傳奇的一生。

大家一看到這件物品，就開始喊叫並且努力地擠到房門口。賣主仔細觀察他的機會，然後不其然把東西遞給手伸得最長最近的人，這個人通常是拍賣人混在人群中的代理人。代理人一拿到東西就立刻挾到腋下，其他想買的人都圍住他，並伸出手來想把包著物品的紙撕破。

因為我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學中文，所以特地「賣弄」了上面這麼一大篇話，來表示我並沒有在這裏「瞎混」。話雖如此，不過由於我住在英國公使館，所以閒暇時也參加了北京不少活動。過去我在印度從軍，接觸的只有印度的狩獵活動，如今我有機會可以體驗一下社交生活的樂趣了。

一八九七年秋天，一件事情擾亂了北京的社交生活。誰也沒料到，這件事竟會在日後造成軒然大|波。

冬天的某個清晨，我和坎貝爾先生穿著毛皮大衣，穿過「前門」，來到北京的商業區。我們走進一家客棧的大門，進去後是個長方形的小院子，三面各有許多房間。院子裏擠滿了中國人，主要是交易商、古董收藏家，或是那些收藏家的代理人。因為是冬天，所以每個人都穿著裏面塞滿棉花的中國式大衣（也有少部分人穿的是絲質毛邊的衣服），頭上戴著像個碗狀、黑緞做成的小圓帽，正中央還有一個紅絲線纏成的小圓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