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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黃道琳君是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的學生。他在進入我們這個研究所之前，畢業於台大外文系，是一個具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和豐富感情的青年，所以是最合適於翻譯這本具有文學氣質的科學著作。黃君在翻譯本書之初，曾徵詢我的意見，我也鼓勵他趕快開始，我覺得他能把豐富的感情用之於學術名著的譯述，應該是很值得的事，這是我樂意於為寫序的另一原因。

Benedict 一生中有二本最著名的書，一本是「文化的模式」（Patterns of Culturn,1934），另一本就是這裏所譯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wｗw•ｈeｔubooｋ•ｃｏm•cｏｍ。這兩本書在外表上看來雖頗不相同：一本是通論性的，一本是分析一個特定文化的。可是若細從內容上去瞭解，我們可以發現二者之間有一共通點，那就是作者在刻劃分析一個文化時，都企圖說明每一個文化都有一個主題，以這個主題為中心而後表現出該文化外在的習俗、制度與行為，這就是她所說的文化模式。在「文化的模式」一書中，我們知道她用「日神型文化」（Appollonian）來描述朱尼印地安人（Zuni Indian）人的嚴謹自律的文化主題，而用「酒神型文化」（Dionysian）一詞來描述瓜求圖印地安人（Kwakiutl Indiwww.hｅtｕｂｏoｋ•com•ｃｏman）的粗暴與衝動的文化主題。在本書中，讀者們也可以很清楚地清到，她也同樣地企圖用「菊花與劍」的內涵來說明日本民族的雙面性格。

對於受過嚴格社會科學訓練的人類學家來說，Benedict 的這種文化模式研究實在有失於太印象化、太籠統化了。對於現代行為科學家而言，要追求人類行為與文化的通則，一定要做到客觀的分析，最好要有量化的素養與決心，若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Benedict 的研究自然與之相去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文化的研究與自然的研究到底有所別；對於物的世界的研究，我們可以不具感情而以絕對客觀的態度來處理，但是ｈetｕboｏk•ｃom.cｏm對於人所創造的文化，除去分析研究之外，具有一種欣賞的精神也許是不可缺失的。因此，我們假如把Bendict 女士這本名著看作是科學與文學的混合，那麼我們對它的評價就大有不同了，這也許是這本出版於廿多年前的書會被翻譯的原因，同時也是我樂意為譯文寫序的原因。

Of ultimate drolleries.Who else cajoles

A greater wisdom from the rotting years?

Benedict 女士之所以喜歡用蘊含默示的方式來描述文化，並不是偶然的事，實際上她是以詩人的感情與氣質去體會文化的巧妙內容，而企圖借用詩的形式htｔps://ｍ.heｔｕｂoｏｋ.cｏｍ•ｃoｍ和簡潔的詞彙來道出文化的精華；從這一點上而言，她已不僅是在描述文化，她是在欣賞文化了！

Ands fashion our years out of the mocking flare

Our task is laughter,We must learn to wear

對於學人類學的人來說，Ruth Benedict 是美國人類學史上首屈一指的女人類學家，https://m.hetubook.com.com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實，但是很少人知道，她也是一個出色的詩人；不只是一個詩人，「她本身就是一尊優雅的柏拉圖式的詩神」。我們要從Benedict 的人類學著作中去瞭解她的思想實際上是不夠的，我們同時也要從她詩人的氣質去體會，才能真正瞭解她的人類學思潮。

從這一首詩裏我們可以看到Benedict 對人類責任的體會以及對於人性本質追尋熱忱。

Who else inherits earth's two hemispheres?

一九二四年冬天，Ruth Benedict 寫給她的同行與知友Edward Sapir 一首詩：

Its farthest implications in our sou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