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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期，潘乃德尚未矢志以人類學為終身事業，一九二七年至Pima 印弟安部落從事田野工作，發現建立新學說的可能，才對人類學抱更大的熱忱。在這次田野經驗中，她發現文化並不只是形成人格的環境，而且也是「個人性格投射而擴大的銀幕」（personality writ large）。潘乃德將這一新見發揮，寫成『文化模式』一書（Patterns of Culturn,1934）。這本書ｗww•ｈｅｔubｏｏｋ•ｃｏm.coｍ已成為人類學的經典著作。在此，潘乃德不但說明人格與文化的關係，更進一步指出，一個民族的許多不同的個人性格中，可以找出特有的共通點，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模式」。

謝辭：李亦園教授在百忙中為本書寫序，非常感激。翻譯時，道恒參考日譯本，提供了許多幫助，瑞香替我抄稿、校對，一併在此致謝。也謝謝關心本書翻譯、出版的每一位朋友。

潘乃德是少數幾位深具人文精神的人類學家之一。她相信人類具有無限的創造https://m.hetubook.com.com可能性，個別文化只是這無限之中的部份元素所構成的一個「形貌」（configuration）。再者，我們對各項文化特質，必須從整個文化系脈中去做相對性的評價。這種看法就是所謂的「文化相對觀」（cultural relativism）。值得注意的是，潘乃德並不像某些倡言「文化相對觀」的學者，認為任何普遍的道德律則都不能成立。事實上，一九二九至四五年間，潘乃德不懈的從事一項道德使命：利用人類學知識來證明種和_圖_書族歧見的謬誤。她在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一九四〇年出版的『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

潘乃德轉向人類學研究之前，曾教過三年文學課程。後來她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成為人類學大師鮑亞士（Franz Boas）的早期門生之一，於一九二三年獲博士學位，次年即開始在哥大研究所授課，潘乃德最初的研究，完全遵循鮑亞士的門徑，以探究文化特質的傳播為主。

本書是Ruth Benedict:The chrysanｈtｔｐs://m.ｈetｕｂｏoｋ•coｍ.ｃom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1846）的全譯。

著者露絲‧潘乃德夫人生於一八八七年，原姓福頓（Fulton），一九一四年結婚後，乃從夫姓。

潘乃德就讀大學時主修英語文學，曾以筆名發表詩作。這一訓練背景對她影響頗深，她的研究著作，時常呈現人文學科的精神面貌。

《菊花與劍》出版後，潘乃德繼續在哥大參加「當代文化研究」計劃，但隨即於一九四八年因病逝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和圖書府當局為了瞭解敵方民族，於是藉用人類學家從事「民族性」的研究。由於戰事的阻擾，人類學家只能利用極少數報導人及文化成品——電影、戲劇、小說、史籍等——從事分析，這種研究方式稱為「文化的遙研」（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在這方面，潘乃德研究過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泰國民族，而以『菊花與劍』一書成就最大，影響最鉅。這本書的價值不但在於它清晰的勾劃出日本民族性格及文化模式，更重要的是它強調了民族、文化之間相互瞭解與容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