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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策也允許日本人獲得某些滿足。國務院、陸軍、海軍三單位共同指令中明白規定：「在民主的基礎上組成的勞動、工業、農業諸團體，其發展必須加以獎勵，給予方便。」日本勞工在許多產業部門都已組成工會，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活躍的農民團體也再度抬頭。對許多日本人而言，他們現在可以自發的改善生活環境，這證明他們此次戰爭到底獲得了某些東西。一位美國新聞特派員曾經報導，有一位東京的罷工者對一位美國大兵滿面笑容的說：「日本『勝利』了，不是嗎？」今天日本的罷工，跟過去的農民暴動有許多類似點；過去，農民常因賦稅傜役妨礙了正常的生產而提出請願。這並不是西方人所意味的階級鬥爭，其企圖也不在於改變制度本身。今天，日本各地的罷工並不會使生產速度減低。最通行的罷工方式是工人「占據工廠，繼續工作，增加生產而使經理人員丟臉。在一次三井系煤礦場『罷工』中，工人禁止所有經理人員進入礦坑，把日產量從二五〇噸提高到六二〇噸。足尾銅礦場的工人，在一次『罷工』中，增加產量，使工資提高一倍。」

在較近的一九二〇年代，農村居民常在投票前說：「我已經洗乾淨脖子等著被砍頭。」這句話把選戰比做昔日特權武士對庶民的攻擊。甚至到了今天，日本選舉所暗含的意義，也與美國不同；無論日本是否推行侵略政策，都是如此。

在美國，我們不停的議論著嚴苛與寬大的媾和條件。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嚴苛或寬大，而是如何利用適度的嚴苛手段，以期破除日本民族侵略性格的傳統、危險模式，設立新目標。選擇何種手段，必須視這個國家的人民性格以及傳統社會秩序而定。德國人的家庭生活及日常市民生活中，深烙著普魯士集權主義性格，因此對德媾和條件必須依此特點而決定。正確的對日媾和條件當有不同於此。德國人並不像日本人那樣，自視為世間和歷史的負欠者；他們奮鬥的目標並非償還無限的債欠，而是避免成為犧牲者。父親是擁有高壓權力的角色，像所有具有崇高地位的人一樣，他是——如德國人所說——「強求尊敬」的人。如果他未能獲得尊敬，即深感不安。在德國人的生活裏，每一代兒女在少年期都會反抗高壓的父親；他們長大成年之後，自認為只是重複著父母所過的單調乏味的生活。德國人一生中最有聲有色的，是少年期從事叛逆的「狂飆」年代。

為了達成目標，單單訴諸「判斷」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日本經濟進行重建，使目前二、三十歲的人能夠獲得安定的生計和「本位」。農民的生活狀態也要加以改善。一旦面臨經濟困境時，日本人就回到農村故鄉，但是狹小的耕地並不能養活太多的人口，何況還有債務的負擔，許多地方的農民尤要繳付佃租。工業必須推動，日本人極不願將財產分割，因此只有長男能夠繼承，這將使非長男者擁向都市求發展。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粗莽的集權主義。父親待兒女所表現的敬重和鍾愛，在幾乎所有西方觀察者看來，似乎是西方人經驗中未曾有過的。由於日本孩童認為與父親形成某種真正的友愛關係是理所當然之事，而且他們在外人面前都為父親誇耀，因此只要父親語氣稍變，就可使兒女順從。父親對幼兒並不是嚴厲的訓練者，少年期也不是反叛父母權威的一段時期。相反的，在這段時期，孩童在世人之前是擔負責任、順從的一家之代表。正如日本人所說，他們「為了學習」、「為了訓練」，而對父親表示敬意；換言之，作為尊敬的對象，父親是超離實際人格的階層制度及正確處世態度的象徵。

這種管理方式是一項大膽的措置，給美國的立場來看，此一政策的利益相當明顯。正如希德林將軍（General Hilldring）當時所說：

兒女從最早與父親接觸經驗中學得的這種態度，變成全日本社會共通的模式。由於階層地位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通常並不掌握專斷的權力；占於階層組織首腦地位的官吏，也不行使實權。自天皇以降，顧問官及隱蔽的勢力都是在幕後活動。關於日本社會的這一面，下面所引的話是最精確的說明。這是一九三〇年代早期，一位「黑龍會」式極端愛國團體的首領，對東京一家英文報社記者所說的話。他說：「社會（當然是意指日本）就像一個三角形，其中一角由大頭針所控制。」換句話說，三角形是在桌上人人可見的，大頭針卻看不見。有時候三角形向右傾，有時候向左傾，但都以一個隱蔽的軸為中心。借西方人所用的話來說，一切事物都要「裝飾」。日本人極力防止專制權力的表面化，一切行為都是為了表示對毫無實權之地位象徵的忠誠。當日本人指出沒有掩飾的權力之源時，他們常認為那是剝削性、違反制度的——就像他們對高利貸者和「成金」的看法一樣。www.hetubook.com.com

現在，日本人明白軍國主義的光亮逐漸黯淡了；他們將注視軍國主義是否也在其他國家黯淡下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日本可能重燃好戰的熱情，顯示她對戰爭所能做的貢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日本則可以著手證明她銘記了一項教訓：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並非求取榮譽之道。

今後十年間，任何不加強軍備的歐洲或亞洲國家，將有凌駕加強軍備的國家的可能性，因為前者可以將其國富用於構築健全富裕的經濟。在美國，當我們制定對亞洲及歐洲的政策時，幾乎不把這一事態考慮在內。我們知道，美國不會因龐大的國防費用而貧困；美國並未蒙受戰禍。我們的國家並非以農業為主，我們最重大的問題是工業生產的過剩。我們的大量生產和機械設備已經登峰造極，其結果是，除非我們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裝備、奢侈品生產、福利措施、調查研究工作，否則許多人就找不到職業。盈利投資的需要也是迫切的。但是在其他國家，情況則迥異於美國，甚至連西歐也有所不同。雖然德國必須支付許多賠償，但如果她不再重整軍備，則可在十年左右奠立健全富裕的經濟基礎，而法國如果推行軍備擴展政策，卻無法獲致這種成就。日本也可以由此途徑而凌駕於中國之上。軍事化是中國當前的目標，其雄心受到美國的支持。日本如果從預算中剔除軍備費用，則可以為未來的繁榮鋪路，成為遠東貿易不可或缺的要角。日本可以把經濟奠立在和平的利益之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在這情況下，和平的日本能夠在國際間獲取光榮的地位，而且美國若能繼續利用其影響力支持此一方案，對日本將有莫大的幫助。

當日本大勝強大的俄國，我們從其表現可以看出，只要敵國終於降服，而日本不認為敵國曾有嘲笑之意，這時甚至做為戰勝國的日本，也能謹慎的避免屈辱戰敗的敵人。有一張日本婦孺皆知的照片，所攝的是一九〇五年旅順俄軍投降的情景。照片中的勝敗兩方只能從所穿的制服區別出，因為俄軍並未被解除武器。據日本人對這次降服的著名傳述，當俄軍統帥史托塞爾將軍（General Stoessel）表明願意接受日方的降服條件時，一位日軍上尉翻譯官攜帶著食物前往其司令部。「除了史托塞爾的座騎之外，所有的馬都已被宰殺食用，因此日本人帶來的五十隻雞和一百個蛋大受歡迎。」翌日史托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舉行會談。「兩位將軍握手為禮，史托塞爾表示他對日軍勇氣的讚賞……乃木將軍稱讚俄軍長期、勇敢的抵禦。史托塞爾表示他對乃木兩位兒子在此次戰役陣亡的同情……史托塞爾把他的白色駿馬送給乃木將軍。乃木說，雖然他很想收下，但必須先獻給天皇。不過，他相信天皇會有把馬賜還給他，如果這樣，他答應當做自己的愛馬一般細心照顧。」每個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將軍為史托塞爾將軍的馬在自宅前庭所建的馬廄。這個和_圖_書馬廄常被認為比乃木將軍自己的住屋更有氣派，乃木將軍死後，也成為乃木神社的一部份。

日本降服當時的重大問題，是確定占領的性質。戰勝國是應該利用既存的政府——甚至天皇——還是廢除它？在美國軍政府官員的指揮之下，是否需要施行縣市的地方行政？德義兩國的占領形式，是在各地設立盟軍軍政府本部，做為戰鬥部隊的從屬單位，而將地方行政權託付盟軍行政官手中。對日戰勝日當時，太平洋區域的盟軍軍政府官員，仍然預期在日本設立這種統治體制。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尚能保有多少行政上的責任。波茨坦宣言僅規定「聯盟國所劃定的日本領域上諸地點，只有在為了確保此處所述基本目標時，才加以占領。」同時必須永遠解除「欺瞞日本人民、誤導他們從事征服世界之舉者的權力和影響。」

在麥克阿瑟元帥領導之下美國對日本的管理，承認了日本人這種能夠改弦易轍的能力。美國占領政策不採取屈辱的手段，因而沒有阻礙日本人的新進程。根據西方倫理，如果我們強行屈辱手段，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西方倫理有一信條，認為屈辱和處罰是使犯錯者認罪的有效社會性手段，而這種認罪又是犯錯者自新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的倫理要求一個人為其行動的一切後果負責，過錯所自然導致的後果，會使他明白該項行為的不良。總體戰的失敗也可能是這些自然後果之一。但是，日本人並不把這些事態看做屈辱而產生憤慨。照日本人的說法，一個人或國家屈辱別人或其他國家，是藉這些手段：誹謗、嘲笑、侮辱、輕蔑、揭瘡疤。當日本人相信他們遵受屈辱時，復仇是必要的德行。不管西方倫理多麼強烈指摘這一信條，美國占領日本的效果如何，必須視美國人在這一點上的慎重而定。日本人截然區分嘲笑和「自然後果」，前者使他們極度憤慨，而後者，根據他們的降服條件，包括解除軍備及苛酷的賠償義務。

無疑的，日本人所要走的是一條長遠而艱苦的路程，但如果國家預算不支付重整軍備的費用，那麼他們便可以有提高國民生活水準的機會。珍珠港事件之前十年間，日本以國家歲入半數花費在軍備及軍隊維持上，這樣的國家如果能停止這方面的支出，逐步減輕農民的租稅，便可以建構健全的經濟基礎。如前所述，日本農穫的分配方式是百分之六十歸耕作者，百分之四十繳付租稅。這跟其他稻作國家的情形極為不同；譬如在緬甸和泰國，向來農穫量百分之九十是歸耕作者。歸根究柢，日本農民的巨額租稅，支付了日本的龐大軍事經費。

但是，正當華盛頓制定這項指令時，仍然有許多美國人疑懼日本人會採取敵對的態度，他們深怕日本人虎視眈眈的等待著復仇機會，將會破壞一切和平計劃。這些疑懼後來證明都是不必要的。其理由在於日本的特異文化，而不是任何有關戰敗國及其政治經濟的普遍真理。善意政策在日本推行的成功，恐怕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比擬。在日本人看來，這種政策使冷酷的戰敗事實去除了屈辱的表象，促使他們實施新的國策。而這新國策之能夠為他們接受，正是由於他們在特異文化中形成的特異性格。

美國的最終勝利，使日本人所處的情境再起變化。正如日本生活的通常情形，他們的終極失敗，促使他們放棄過去所推行的方針。日本人的獨特倫理，使他們能夠把宿怨舊賬一筆勾消。美國的政策以及麥克阿瑟的占領行政，未在那本賬簿上再記下一筆新恥，而只堅持日本人認為是戰敗「自然後果」的事件。這種策略已經奏效。

當然，日本會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但不像在美國，西https://www.hetubook.com.com方制度不可能成為改造世界所能信賴的工具。普遍選舉及民選立法機關的權威，其利弊委實相等。當其弊端加重時，日本人將會修改我們賴以獲致民主的方式。這時候美國人會憤憤不平的說，打了一場戰爭完全白費了心血；我們相信我們的方式是最正確的。但是，重建日本成為一個永遠和平的國家：在這項工作裏，普遍選舉頂多只是占著次要的地位。自從一八九〇年代日本初試選舉制度以來，日本並未產生根本上的改變，因此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當時所記述的一些弊端，今天仍然可能再度發生：

美國所不能做的——其實這是他國無能為力的事——是以命令創造自由民主的日本。在任何被支配的國家，這種方法從未收效。對一個習慣、假定有所不同的民族，外國人不能為他們制定一種與自己相同的生活方式。我們不能以法律強制日本人接受民選人員的權威，忽視他們階層制度所設定的「本位」。我們也不能以法律迫使他們採納美國人的種種生活態度，譬如：自由輕鬆的人際交往、自立的必要性、每個人選擇自己配偶、職業、住宅、義務時應有的熱勁。不過，日本人自己對這方面的改變頗有自知之明，他們認為這是必要的改變。自從對日戰勝日以來，日本政府官員即一再指出，日本必須鼓勵國民主宰自己的生活、信賴自己的良心。他們雖未明言，但每個日本人都瞭解他們是在懷疑日本社會中「恥」的重要性；他們希望同胞間萌生一種新的自由：免於恐懼「世人」指摘與擯斥的自由。

日本的社會壓力，不管日本人多麼自願承受，對個人要求了太多的犧牲。這些壓力要求個人隱藏情感、克制慾望、面對世人代表家族、團體、國家。日本人證明了他們可以忍受這種生活方針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訓練，但他們所承受的壓力是非常沉重的。為了自己的幸福，他們必須極度抑制，由於沒有勇氣過一種心理負擔較輕的生活，他們被軍國主義者引上一條道路，使他們的負擔不斷增加。付出了這麼高的代價之後，他們變得自以為是、蔑視倫理規範較為寬容的民族。

人們說，自從俄軍降服之後，日本人已經變了；譬如說，當他們占領菲律賓時，其殘虐破壞是舉世周知的事實。但是，對一個像日本這種具有極端機會主義倫理的民族而言，這並非必然正確的結論。第一點，敵軍在巴丹半島戰役後並未降服，只有局部性的投降。甚至當日軍自己在菲律賓降服的時候，日本仍未宣佈停戰。因此日軍在菲律賓的暴行不能算是停戰後的行動。第二點，日本人從未認為俄國人在本世紀初期時「侮辱」了他們；相反的，一九二〇、三〇年代之間，每個日本人都認為美國政策是在「貶損日本」，或者用他們的話來說——「把日本看成臭物」。日本對排日移民法、對美國在樸資茅斯條約及海軍裁軍條約中所扮角色的反應，皆是如此。美國在遠東經濟地位的擴張、美國人對有色民族的種族歧見：這些事件也一再使日本人採取同樣的反應。因此，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以及在菲律賓對美國的勝利，顯現出日本人行為中兩個相對的極端：涉及侮辱及不涉及侮辱兩種場合。

天皇制的保存具有重大意義；這件事處理得很好。當初是天皇造訪麥克阿瑟元帥，而不是麥克阿瑟元帥造訪天皇；這件事對日本人是活生生的教育，其效果是西方人難於理解的。據說，當美國方面勸告天皇否認其神性時，天皇反對說，要他捨棄他原本沒有的東西是很困窘的事。他正確指出，日本人並不把他看做西方人所意味的神。但是，麥克阿瑟司令部卻勸告他說，西方人對天皇神性論的看法，會損及日本的國際聲譽，於是天皇答應忍受否認神性所帶給他的困窘。他在元旦發表宣告，令屬下將全世界各報對其講辭的評論譯成日文；他讀過這些評論之後，傳訊給麥克阿瑟元帥司令部，說他感到滿意。顯然外國人過去並不瞭解實情，他很高興發表了聲明。

這些新聞社論並非僅是少數知識份子的心聲，東京街上及偏僻鄉村的一般民眾，也都同樣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最令美國占領部隊官兵難以置信的是，這些友善的人民，過去卻曾誓死以竹槍奮戰到底。日本人的倫理包含了許多美國人所斥的要素，但美國人在占領日本時所和_圖_書獲的經驗，證明了一種異樣的倫理在許多方面也是令人讚賞的。

日本人的世界觀既是如此，他們可以對剝削和不義的措置提出反抗，而卻毋須成為革命者。他們並不企望破壞世界原有的秩序。像他們在明治時代所作所為一樣，他們可以推行最徹底的變革，而對原有制度卻毫不批判。他們稱之為「復古」，即「歸復」往昔。他們不是革命家。有些西方作家，他們把希望寄託在日本的意識型態群眾運動，他們在戰時高估了日本的地下勢力，期待這股勢力在日本降服後掌握領導權，自從對日戰勝日以來，他們就一直預言急進政策將獲得選民支持——這些人都嚴重的誤解了事態。他們的預言並未實現。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一九四五年組閣時所說的話，對日本人的看法有更正確的說明：

當然，不管推行的政策如何具有善意，任何戰敗國的行政管理都是困難的。在日本，糧食、住宅、國民再教育諸問題必然是深重的；這些問題，在不利用日本政府官員的占領方式下，至少也會同樣深重。戰爭結束之前美國當政者深慮的軍人復員問題，由於保留日本官員的措施，而比較不嚴重，但並未輕易就獲得解決。日本人知悉這些困難；去年〔一九四五年〕秋天，日本報章動人的指出，對於那些勞苦而未捷的軍人，戰敗是多麼苦痛的滋味，懇求他們不要因此而影響「判斷」。一般而言，遣返祖國的軍人都能表現優異的「判斷」，但失業及戰敗使一些軍人參加追求國家主義目標的舊式秘密會社。他們現在所處的社會地位，極易使他們憤慨；日本人不再賦予他們昔日的特權地位。過去，傷兵常全身穿著白色衣服，人們在街上向他們鞠躬致敬。甚至在平時，村民為入伍者舉行歡送會，退伍回鄉時也有歡迎會；會中他處於上座，有酒、點心、舞蹈、衣裝。現在，復員軍人得不到這種優厚待遇；家人為他找個安身之所，如此而已。在許多市鎮裏，他們被冷淡輕視。瞭解了日本人對這種態度的轉變如何痛心疾首，我們就易於推想，當這些復員軍人再跟昔日戰友結合在一起，試圖回復過去日本光榮託付在軍人手中的時代，這時他們會感到多大的興奮。有些戰友會告訴他還留在爪哇、山西、滿州的日本軍人已經開始向盟軍抗戰，這些軍人是多麼的幸運。何必絕望？戰友會告訴他，他們將再度作戰。國家主義秘密會社是日本極早就有的團體；他們要為日本「洗刷污名」。那些認為一旦復仇沒有貫徹實現就會「世界危傾」的日本人，是最可能參加這類秘密會社的人。這些團體——如「黑龍會」、「玄洋社」——所採取的暴力，是日本倫理所允許的——那是對名分之「義理」。日本政府向來鼓吹「義理」而貶抑對名分之「義理」；此一做法來年必須繼續推行，才能排除秘密會社的暴力。

國務院、陸軍、海軍三單位對麥克阿瑟元帥所下的共同指令，關於這些事件具體表示了一項重大決定，這項決定也獲得麥克阿瑟元帥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將負責他們本國的行政及重建。「最高司令官將透過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政府機構行使權力，以期圓滿推進美國的目標。內政方面，日本政府可在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之指令下，行使正常的政府機能。」因此，麥克阿瑟元帥對日本的行政管理，與盟軍對德義兩國的管理性質頗有不同。在此，全然是一種利用日本各級官吏的司令部組織，其通牒所下達的對象，是日本帝國政府，而非日本國民，也非縣市居民。其任務是制定日本政府的行動目標。如果某位日本內閣大臣認為這些目標不可能實現，他可以提出辭呈；如果他的論點正確，也可使指令重經修正。

西方人把這種轉變看成主義的變更，而抱著疑念。其實，無論在人際或國際關係上，這是日本人處世方式的一項要素。日本人採取某項行動方針而不能達成目標時，即承認犯了「謬誤」；一項行動遭遇失敗時，他即改弦易轍，像是揚棄已經被駁倒的論點。依照他的性格，他不會固執已經失據的主張。他說：「後悔是無用的。」一九三〇年代，日本人認為他們和_圖_書可以藉軍國主義手段獲得世界的讚賞——建立在其武力基礎上的讚賞——他們甘願忍受這一策略所要求的一切犧牲。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至高無上的發言者天皇向他們宣告戰敗，他們隨即接受這一事實所意舍的一切後果。既然這意味著美軍的進駐，他們歡迎美軍；既然這意味著侵略企圖的失敗，他們願意制訂一部放棄戰爭的憲法。投降十日後，日本一家報紙『讀賣新聞』，已經開始論述「新藝術與新文化的誕生」，更說：「我們必須堅信，軍事的失敗並不影響一國的文化價值；軍事失敗毋寧是轉機的原動力……國家失敗雖是慘痛的後果，但反過來說，這卻能提昇日本人民的心靈，由而正對世界、客觀的審觀事物。使日本人思考偏曲的一切非理性因素，都必須藉坦率的分析加以去除……正視戰敗的冷酷事實，需要具有極大的勇氣，（但我們必須）對明日的日本文化抱持信心。」日本人嘗試了一項行動方針而遭遇失敗，今天，他們對嘗試和平的處世術。日本各報社論一再呼籲：「日本必須求得世界各國的尊重。」而在新基礎上獲得這種尊重是日本國民的義務。

自從對日戰勝日以來，美國人自然有理由為他們在日本所行使的行政管理而驕傲。美國的政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電台所廣播的國務院、陸軍、海軍三單位共同指令中即已制定，而後在麥克阿瑟元帥領導之下順利推行。美國人誇耀所根據的理由，卻常因美國報紙及廣播黨略本位的稱頌和非難而變得曖昧。更且只有極少數人對日本文化具有足夠的瞭解，而能肯確判斷某項政策是否可行。

今天，日本人承認侵略戰爭是「謬誤」，是失據的主張，這是他們向社會變革邁出的第一大步。他們希望在和平國家間再度受到敬重，這個希望只有在世界和平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如果今後數年間美俄兩國傾力擴充軍備，一旦戰爭爆發，日本將挾其軍事知識而介入。但是，縱令我們承認這可能性，我們仍然不懷疑日本成為和平國家的固有可能性。日本的行動動機是隨情境而變的。如果情況允許，日本將在和平世界中取求位置；要不然，就在一個形成武裝陣營的世界中求取位置。

這種對民主制度的解釋，在美國人看來毫無意義。但是無疑的，在這種對過去認同的基礎上，較之以西方意理為基礎，日本更易於擴張人民自由的範圍，增進人民的福祉。

日本可賴以重建成一個和平國家的真正力量，在於日本人敢於承認行動方針的失敗，而後將精力投向別的方向。日本人的倫理是允許變通的。他們在戰爭中企圖求得「本位」而失敗了；現在他們可以放棄那條方針，因為他們所受的整個訓練，使他們能夠改變方向。倫理規範比較絕對性的民族，必須使自己相信是為主義而戰；向戰勝者投降時，他們說：「我敗則正義失。」自尊心驅使他們為此「正義」的再勝利而努力。或者他們會自責，為自己的罪惡懺悔。日本人毋須如此。日本投降五天後，在尚無美軍登上日本國土時，東京大報『每日新聞』已經開始論述戰敗，以及戰敗將導致的政治變革。它說：「這對日本的終極解救是大有幫助的。」社論裏更加強調，任何日本人都不能片刻忘記他們已被徹底打敗。由於他們試圖把日本完全建構在武力之上的努力遭到徹底的失敗，此後他們必須改向和平國家的目標前進。另一東京大報『朝日新聞』在同一星期間，也認為日本近年「對軍方的過信」，是內政外交政策的「一項重大謬誤」。「過去的態度，使我們所得如此少，而所失卻如此大；我們應該揚棄這種態度，採取尊重國際合作與和平的新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