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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宋健坐於書桌前，主要精力總是傾注到自然科學知識和他專業上的控制論和科學與社會系統論方面的研究中。可是今天，他的書桌上堆放著一部部諸如《史記》、《漢書》、《中國通史》、《世界史》等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他如醉如癡地翻閱著，並不時地摘抄著一些片斷。事實上，早在十幾天前，他就開始像這樣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中外歷史的學習與研究之中了，而促使他這樣做的一個直接動機則源於以色列的訪問之行。

李濟在揭露和批判某些西方人的種族和價值偏見的同時，也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史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見地，一九五三年他在著名的論文《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靠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講到：「在二〇年代初，即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那個短暫的時期以來，知識界有很重要的一夥人自稱是疑古派。這些不可知論者懷疑整個中國古代傳統，聲稱所謂的殷代不管包括什麼內涵，仍然處在石器時代。這些疑古派，多數都受業於名人章炳麟門下，而在那個文藝復興的浪潮裡卻又造了他們老師的反，但是積極的貢獻不多。然而這段思想十分混亂時期也不是沒有產生任何社會價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國的科學考古學。儘管科學考古學後來證明，在中國古代這個問題上，章炳麟和他的造反的學生都錯了。……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事實上，司馬遷《史記》中《殷本紀》記載的帝系上的名字，幾乎全都能在新發現的考古標本——卜辭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二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載原始材料的真實性……」。

①Johann Gunnar Andersson：一八七四至一九六〇，瑞典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一九一四年到中國任礦業顧問，作過考古勘探工作。一九二一年在河南仰韶村發現精緻的彩陶，為中國新石器代文化提供了第一個證據。同時在黃河流域發現許多類似遺址，與西南亞諸文化比較研究，確定其時間為西元前三〇〇〇至前一五〇〇年。他根據在周口店看到的石英碎片，預言會發現人類化石。六年後，果然在那裡發現中國猿人（北京人）的化石。

或許www.hetubook.com.com，正是中國學術界自己的迷茫和紛亂，才出現了日本的「堯舜禹抹殺論」，才有了西方人所認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①就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美國伊利諾大學斯塔爾等人編著、一九六四年出版的《世界史》宣稱：中國的古代文明的起源晚於美索不達米亞，且是受後者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青銅器出現在西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煉鐵技術是西元前一〇〇〇年後從西方傳入的。中國古代文明是在商之後才迅速發展起來的，商朝的年代為西元前一五二三至一〇二七年，安陽地區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證。

對於外國人的這些觀點，所有認知自己的祖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炎黃子孫都無法認同。早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中國的歷史學家尹達就對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加以駁斥；另一位考古學大師李濟則嚴厲地批判了西方人的種族和價值偏見，他在自己的講演中說道：「譬如講到（中國的）年代，西洋人在選擇兩個可能的年代時，總要偏向較晚的一個。」例如武王伐紂的年代，「考古學家董作賓定在西元前一一一一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數中國人）一定要定在西元前一〇二七年，一筆抹殺了較早的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問題上，他們也是這樣，「以便在討論文化、人種和活動方向時，他們可以隨意安排。」在安陽出土的青銅刀問題上，「一些美國的漢學家認為中國的銅刀子與北方的有關係，而在時代上，中國的比西伯利亞的晚。我相信這是他們把武王伐紂年代定在西元前一〇二七年的主要依據。把中國拉下幾十年，再把西伯利亞提早幾十年，於是就可以證明中國文化是從他們那裡來的。」

不久前，宋健率一個科學考察團訪問了以色列科學界，就在這次訪問中，他結識了以色列國家科學院副院長，著名亞述學家、中東和以色列古代史專家特德莫。特德莫已年過花甲，他是個純粹的以色列人，卻出生於中國哈爾濱。為此，他一直視中國為自己的半個故鄉，對中國的歷史和風土人情具有濃厚的hｔｔps://wｗｗ.ｈetuｂｏｏk.ｃom•ｃoｍ興趣與感情。這次面對中國官員及科學界人士的來訪，自是滿懷熱情。在一番傾心而愉快的交流之後，特德莫送給宋健一份亞述學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資料作為紀念。資料的概要是：十九世紀中葉，幾位學者成功地破譯了古亞述巴尼拔①王宮館藏泥版文獻上的楔形文字，後來的學者利用這些破譯的文字，並藉助天文學理論，終於解決了古巴比倫尼亞阿卡德①（西元前二三七八至二三七一年）以後的精確紀年，而巴比倫第一王朝①第十個王的在位時間，也由天文學家根據出土泥版中記載的金星天象紀錄算了出來。學者們根據史料和考古遺存以及碳十四測年技術等研究方法，將古巴比倫王國的年代架構大致構建起來。

宋健將要告別以色列科學院時，特德莫對他說：「中國與埃及、古巴比倫、印度，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四大文明古國，並在世界文明長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中國學術界對華夏文明的早期歷史能集中精力進行探索性的斷代研究，其成就將不比亞述學、埃及學遜色，其成果的取得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必將產生巨大貢獻和深遠影響。」特德莫表示，如果需要，他願意懷著對中國歷史的熱情與摯誠，像參加亞述學研究一樣，與中國學者一起為建立中華文明早期歷史的年代學，略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①巴比倫第一王朝約為西元前一八九一至西元前一五九五，第一王朝的第六個王即為制定漢摩拉比法典的漢摩拉比王。

無庸質疑的是，在歷史上曾稱雄於世的四大文明古國，其中埃及、巴比倫和印度文明，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相繼在發展、延續的進程中發生了斷代、頹敗或者徹底毀滅。只有中華文明歷史悠悠五千年而綿延不絕。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是戰亂、暴政、外族入侵，還是水旱災疫，都未能割裂和阻止它的延續與進步。正是在這綿延不絕的文明滋養、哺育之下，才培養了偉大的民族精神，才使處於世界東方的炎黃子孫以堅毅不屈的性格和非凡的創造力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然而，這樣一個對世界人類有過傑出貢獻的民族，在年代學研究上卻遠遠落後於古代埃及和-圖-書、兩河流域，而最大的缺憾則是自司馬遷以降，未能建立起形成中國古代文明特色，到邁向繁榮最為重要的三代紀年，也就沒有正式公布過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的紀年參考體系。

①Ashurbanipal：西元前六六八至前六二七在位，亞述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文武兼備，曾進行多次遠征，並在首都尼尼微的王宮內建立了一所大型圖書館。他派遣僧侶和書吏到各地蒐集蘇美—巴比倫文獻，所收泥版文獻一度達二萬五千塊以上。西元前六一二年亞述王朝覆滅。亞述巴尼拔圖書館的大量泥版因隱沒在廢墟中而得以保存下來，一八四五至一八五四年被發掘。大英博物館中保存有約二萬零七百廿塊泥版。

①Akkad：古代地區，在今伊拉克中北部，是古代巴比倫文明的故鄉。約西元前二千年起，整個伊拉克中部地區的統治者自稱「蘇美和阿卡德之王」。

就在古埃及文明衰亡近二千年之時，由於拿破崙於一七九八年的入侵，特別是一八二二年法國天才學者商博良等人破譯了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開始復活，之後又經過法、英、德、美國等國考古學家和學者一百多年的努力，終於透過古文獻、古遺址、古文字、天文學紀錄等綜合性研究，大致解決了埃及古代史上延續卅一個王朝的斷代問題。年代學者還根據天狼星偕日出的紀錄，確定了古埃及某個王的絕對年代，如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第五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七年第二季第四月十六日的天狼星紀錄，著名埃及年代學家派克據此，把這一年定為西元前一八七二年。以天狼星日期紀錄建立的古埃及天文絕對年代框架，已成為構築整個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支柱。

繼司馬遷之後，人們對這位偉大的史學之父所作的千秋《史記》中的前三篇，即《五帝本紀》、《夏本紀》和《殷本紀》，以及其他的《書》、《禮》等古代文獻紀錄，或信，或疑，或釋，或者全盤否定，這種相互歧異的論爭直到司馬遷之後二千多年的現代都未停止。如現代史學巨擘郭沫若在一九二九年雖斷言：「《尚書》始於唐虞，《史記》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真正的起頭。」與郭沫若同一時代的hｔｔｐs://wｗｗ•heｔuｂoｏｋ.coｍ•ｃｏｍ另一位史學大家范文瀾在其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將五帝、夏朝全部視為傳說，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後用「？」表示懷疑，夏代遺跡統統視為假設。

當然，對古代史料的可靠性充滿信心者，並非肇始於安陽甲骨文的發現，實際上，在司馬遷之後，也一直大有人在。唐朝的著名學者張守節在他的《史記正義》中，認為中華文明確從黃帝開始，並推算出從黃帝到西漢天漢四年共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即黃帝的紀元始年為西元前二五一〇年。張守節的這個論斷獲得了唐後一千多年來許多政治家和治史學者的認同，但在年代座標上作了不同的修訂。如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建立同盟會，為了表示與清朝劃清界線，便在日本東京創辦的《民報》上，改用從黃帝開始的紀年，根據東京史學家的推算，黃帝紀元開始於西元前二六九八年，以此下推，將清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年）定為「中國開國紀元四六〇三年」，並在首頁印製了「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畫像。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正式決定中華民國改用按《民報》推算的黃帝紀年，中華民國元年定為黃帝四六〇九年。通電發出後，由於孫中山的威望，這一紀年方法為多數革命家所接受，各省群起響應，多數報刊紛紛改用新的紀元。

特德莫所贈的這份資料，儘管有些地方艱澀難懂，論證方法繁瑣複雜，很難讓局外人完全弄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但宋健明顯感到這份資料的研究方法與參考資料，跟埃及年代學的建立有異曲同工之妙。令宋健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就在這次訪問以色列之前，他曾到非洲訪問，並在埃及短暫停留。就在這短暫的停留之際，他在中國駐埃及大使楊福昌的陪同下，參觀了舉世聞名的金字塔和盧克索神廟遺址。從陪同者的介紹以及與當地學者的交談中得知，埃及的神廟建築延續的時間要比金字塔長一倍以上，幾乎和埃及古文明相始終。但古老偉大的埃及文明在經歷了三千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在西元前三三二年，隨著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終結了法老埃及的政治生命，輝煌的埃及文化也急劇衰落。後來在希臘文化、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的和_圖_書影響下，埃及文明徹底走向沒落，留給後世的只有如盧克索那樣無法以人力完全毀滅的一座座神廟和石頭堆砌的遺跡。

一九九五年夏季一個傍晚，時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吃過晚飯，像往常一樣，在夫人的陪同下散步了約一個小時，便回到自己的書房裡開始一個夜晚的工作。

但在舉國上下一片改天換地的凱歌聲中，也傳出各種不同聲音，如江蘇的當權者根據當地歷史學家的推算、堅持認為一九一一年應為黃帝四四〇二年，民國元年應為這個數字、於是江蘇的報紙用了自己推算的紀年，比「法定」紀年晚了二〇七年。另外有一位叫黃藻的史學者編輯了一本叫做《黃帝魂》的書，此書初版於一九〇三年，之後又多次修訂再版，在學界影響頗大、其中刊出由別的歷史學家推算的黃帝紀元，將民國元年定為黃帝四六二二年，比「法定」又早了十三年。由此可見，對黃帝的確切紀年問題，各地歷史學家雖然對史料充滿信心，但仍眾說紛紜，難以達成共識，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黃帝紀元最終宣告流產。

儘管宋健對特德莫所展現一片真情，只是作了「歡迎」之類的禮貌性回答，但這件事本身卻刺|激和啟迪了他，同時也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幾年前，宋健曾赴印度進行國事訪問。在此期間，時任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的埃及人托爾巴先生和宋健一同被邀請去參加印度部長舉行的歡迎宴，在宴會上，托爾巴先生曾興奮而自豪地致詞：「我們，世界上三個最偉大的文明古國的代表在這裡歡聚，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因為保護環境是我們古代文明的要義……」聽著托爾巴先生的慷慨陳詞，宋健頓感熱血沸騰，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世界史》中，與斯塔爾等人持相同觀點的英國人羅伯茲稱，中國的商朝於西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統治河南一帶約四萬平方哩（十萬零四千平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國今天的面積還小。商代是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以東、有證據的唯一文明，可能於西元前一〇二七年為周朝所滅。羅伯茲還表示：「一致公認，中國的文明史從商開始，這是長期以來研究中國歷史的基礎。因為中國只有西元前八世紀以後的紀年，沒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樣的紀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