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
走出書房覓知音
周谷城上
四、為保證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工作如期完成，由國家科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院共同安排經費九百萬元人民幣，另由財政部自 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每年撥款一百萬元支持。 ……
鄧楠，國家科委副主任。
韋鈺，國家教委副主任。
組長：
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由於商周金文和甲骨文的發現，復原夏商周三代紀年才有了新的依據和希望。從此以後，中外學者利用這方面的資料，對夏商周年代學進行研究，並獲得許多重要成果。自一九二〇年代開始，隨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興起與發展，學者們找到了一條文獻以外的研究古代文明的道路——科學考古發現的遺址、遺物。正是由於這些遺址、遺物所提供的文化資訊，才對仰韶文化（約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大汶口文化（約西元前二八〇〇至二四〇〇年）、龍山文化（約西元前二八〇〇至二〇〇〇年）以及二里頭夏代文化等考古學文化有了較為準確的破譯和瞭解，並為中國古代文明在年代學上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佐證。因為此後考古學的發展迅速，發現了大量夏商周時期的遺址和墓葬，隨著研究的深入，使得這一時期的考古文化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認識。
在討論中，張光直藉由自己對中國古代考古學和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所涉及的三代年代的始年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如關於商周分界，也就是古史研究中爭論最多的武王克商的年代問題，張光直認為這個年代既是周朝的起始年代，也是制斷夏、商年代的基礎，是「工程」中的大關鍵。這個年代自漢代劉歆之後產生了幾十種不同的說法，中間相差一百多年。這些說法的依據主要是劉歆在曆法上的推算、甲骨文與少數傳世文獻中記載的日蝕與月蝕的干支，以及古文獻中有關哈雷彗星及歲星的記載與武王克商年的關係等等。之所以產生不同的說法，是因為這些材料本身未能相互支持，因此，這些材料中必然存在一些錯誤的紀錄。而這種錯誤的產生，至少有兩種可能：一是出於政治目的的作偽，一是文獻流傳過程中的訛誤。按常規，出土的甲骨材料一般不會錯，但後人對甲骨紀錄的理解和推算方法卻有分歧。理解不同，方法不同，其推算出的結果也就有了m.hetubook.com.com差異。即將全面展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應該對這些分歧分別加以推算，並以推算的結果與其他相關的材料相驗證，找出彼此不合的材料，努力探明其不合的原因，逐步排除錯誤的資料。這樣的研究，有產生各種資料彼此相符的可能，即便不能產生，中國古代文明年代學也可以達到比兩河流域、埃及、印度還要清楚和詳細的程度。
現奉上《會議紀要》一份，呈您閱示。仰慕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先驅和巨擘，佇望得到您的指點。
除此之外，古代遺址的發現和考古學的發展，使歷史學者在文獻學的研究中對若干傳世文獻的真偽有了新的評估，而這些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的新評估，又為考古學及天文曆法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堅實的基礎。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李鐵映、宋健主持會議，會議中決定：
二、由李鐵映、宋健擔任「工程」特別顧問。為了加強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統一領導和便於有關學科的協調配合，成立「工程」課題領導小組，負責管理經費、審批工作計畫、定期聽取匯報，並部署工作等事宜及重大問題報國務院。國務院一年聽取一次課題領導小組的匯報，領導小組成員為：
仇士華，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
成員：
敬頌
副組長：
李學勤，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研究員。
一九九六年三月，宋健將他正在修改中、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意義的《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第五次修訂稿，交由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孔德湧，轉致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著名華裔考古學教授張光直，徵詢他對文稿和開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意見和建議。張光直於四月四日函覆孔德湧，稱宋健的文稿「是我近年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範圍裡面所看到的文章中最有氣魄的一篇」。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方法，張光直雖直言不諱地發表了自己的見地：「這個題目……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可以做的，只有國家的力量才能夠組織勝任徹底研究三代年代的財力和人力資源，才能解決古史研究中最令人迷茫的一些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中，最巨大的，最關鍵性的一把鑰匙，就是宋博士提出來的年代學。……我對這個主張舉雙手贊成」https://www.hetubook.com.com。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列為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課題，研究工作應堅持以我為主，並採用政府支持、專家研究、權威學術機構公布結果的方式。課題自一九九六年開始啟動，要求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建國五十周年）前完成，並公布階段性研究成果。
知 您大為康復，科學界不勝欣慰，故以崇敬之誠，冒昧報訴近事如下。
劉恕，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
大安
從張光直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位著名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前景，與史學界前輩周谷城一樣，同樣是充滿了信心與希望。
時值嚴冬，衷望為國珍攝。敬祝跨越三紀，益壽齊彭，創科學時代之新峰。
路甬祥，中科院副院長。
騰藤，社科院副院長。
為推動中國古代史的系統研究，促進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擬於「九五」發起「夏商周斷代工程」，將中國古代紀元推至夏初，比二千年前司馬遷所記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前推一千四百年，以縮短中國古代史與埃及學、亞述學等差距。自然科學，特別是天文學，放射性物理學等可能大規模介入並提供幫助。古書古跡關於天文現象紀錄，可成為新一輪研究起點，精密確定夏初（「五星聯珠」）、周初（「一日再旦」）的紀元。碳十四斷代有可能精確測定殷墟、鄭州商城的年代。物理學家告，精度可達正負二十年。此項工程的完成，可能補足中國古代史研究之遺闕，從而減少「疑古」的範圍。已聘請四位首席科學家，另邀當代少長群賢，參與工作。期望「九五」完成，公諸於世。
一九九六年四月廿四日，剛剛獲得國際亞洲研究的最高獎——一九九六年度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AAS獎）的張光直，來到北京進行學術訪問。四月廿六日，張光直受宋健的邀請，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李學勤、席澤宗、張長壽等學者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閣與宋健會面，並著重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如何具體實施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張光直認為中國政府即將把夏商周斷代工程納入「九五」計畫重中之重的科學研究專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並預言，只要中國的學術界通力合作，找到合適的方法
和-圖-書去做，一定會在古史年代學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貢獻。
周谷老：
周谷城在接到信函後，以極度的欣喜之情抱病復函：
自一九五〇年代末，大陸開始了放射性碳十四測年研究，科技考古工作逐漸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測年技術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北京大學建成了先進的加速器質譜儀（AMS），更進一步改良的話，可望達到國際尖端科技水準，於是對古代遺址出土的標本進行高精確度的年代測定便成為可能。由於採用現代科技運算方法，古代天文曆法的研究也有較大進展，任何有規律可循的古代天文現象紀錄都可以利用電腦極快地算出。如紫金山天文臺的天文年代學家張培瑜已透過電腦的運算結果，編出《三五〇〇年曆日天象》一書。此書記載了自西元前一五〇〇年到西元二〇五二年的合朔、滿月、分至、八節、日蝕等曆日和天象，倘若用他的計算程序再向前推一千五百年，推算出其間的曆日和天象，並非太困難的事情。而專門從事甲骨和金文研究的古文字學，近年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對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及西周金文的分期研究和考釋都有新的成果問世。如果將這些成果配合天文曆法研究，可建構商代後期與西周年代的曆譜。如果選擇一些典型的甲骨標本，透過高精度的碳十四測年實驗，將會使其資料與商周的王年對應、聯繫起來，這對古代年代學的建立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破。
但此時的宋健已不滿足獨坐燈下翻看史書和資料了，他想要走出書房，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融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門學科的學者之中，在深入調查瞭解的同時，看能否將縈繞於心中的念頭轉變成切實可行的計畫。
席澤宗，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院士。
宋健還不斷致函北京之外所熟悉的科學界前輩和朋友，共同對這一專案進行探討、論證。當他得知正在上海養病的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代史學巨擘周谷城身體漸為康復後，便致函問 候並報告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有關事宜。這封信函的原文是：
經過一個上午的討論，在大家對相關問題初步取得共識之後，宋健提議，如果這項工作得以實施，就取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
從二人往復的函件中可hetubook.com.com以看到，如果說宋健在字裡行間無不透露著自己的真摯與誠懇，那麼，已九十九歲高齡的史學大師周谷城，則對這個工程能夠實施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可以說，他對這個工程的前景是滿懷信心與希望的。遺憾的是，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未能親眼看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逝世。
尊敬的宋主委：
幾天後，宋健透過歷史學家朱學文先後找到了歷史學家李學勤、考古學家嚴文明、俞偉超、中國科學院院士暨天文學家席澤宗、碳十四測年技術學家仇士華等五位一流學者。一九九五年九月廿九日上午，五位學科巨擘來到中南海國務院小會議室，由宋健主持召開座談會，就是否可以構建中國古文明年代學的問題展開討論。
宋健一九九六年元月廿日
這次座談會之後，宋健與大陸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多次共同主持會議，更廣泛地徵求專家們的意見，並聯絡相關部會，共同醞釀「夏商周斷代工程」計畫，進一步明確研究目標。
李伯謙，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院長、教授。
按照五位學者的看法，就中國古文明的研究而言，年代學問題在先秦史上可謂是最為棘手的問題，但無疑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研究古代史離不開年代座標，若無此座標或座標不確切，許多問題會永遠處於渾沌和爭論不休之中。司馬遷在著《史記》時，編了《十二諸侯年表》，將紀年上推到西周共和元年，但對之前的夏商周年代，他認為因為資料記載不一，取捨不易，只好放棄，所以《史記》雖有《三代世表》，卻沒有明確的紀年。自司馬遷之後，歷代學者西漢晚期的如劉歆、三國時期的譙周、晉代的皇甫謐等，一直不斷努力，試圖推定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前的年代。如劉歆在他的名著《世經》中就稱夏代的紀年為四百卅二年，商六百廿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商湯伐桀之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七五一年，武王伐紂之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等等。由於劉歆與其父劉向曾在西漢朝廷擔任過校中秘書，在學術、文化上均有其貢獻，因此有許多學者認為他這一推論可信度較大，但也有陳忠等學者認為此說並不可信。關於劉歆之說是對是錯的問題，學界歷二千年的爭論尚無https://m.hetubook.com.com一個確切的結論。
承賜教言，無任榮幸。茲特不揣冒昧，略抒喜悅之意：一、夏商周斷代工程，重要偉大。過去無人敢提，今天主委宋公，高瞻遠矚，言近旨遠，登高一呼，史學界皆大歡喜。谷城堅決擁護。二、將古史年代向上延升至夏初，令人敬服。過去如講向上延升，定遭打擊，今則可以暢所欲言矣。三、所有工作難度都大，但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合力攻關，政府支持，不出數年之後，當有大成。
張德勒，國家文物局局長（後改為新任局長張文彬）。
三、聘任李學勤等四人為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並由領導小組聘任相關科學家成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負責組織科研工作。專家組組長由李學勤擔任，仇士華等三人任副組長。其成員和學科構成為：
一九九六年二月於滬
先此預祝，謹致敬禮。
甘師俊，國家科委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
為了心中的這個念頭，一連十幾天，宋健除了繁忙的日常事務和一些擺脫不掉的應酬，閒暇之餘，他總是盡可能地找一些與古代文明研究有關的書籍和資料研讀，他深知，中國和外國畢竟不同，要將心中的念頭變成一個切實的計畫或實行方案，到底可行性有多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最終的結局如何？這些或許不是他目前就能把握的。因為他畢竟不是個社會科學家。
正因有了以上種種條件，才使得重新構築中華文明成為可能。但是，從歷史學的角度看，這尚缺年代學尺規的兩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時代和夏、商、周三代兩個大的組成部分，如果要完整架構，必先構築夏、商、周三代的基礎，而且，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國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轉折時期。因此，在這個座談會將要結束之時，五位學者根據學術研究的規律和現實條件，建議首先進行以探索中華古文明起源為最終目標的夏商周年代學研究。如果說春秋時代的震盪產生了《左傳》，戰國秦漢的演變造就了千秋《史記》，那在這樣的偉大的民族復興時期，夏商周年代尺規的建立，將落在跨世紀的中國科學家群體的肩上，只要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界的科學家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中國古文明必然可以重建起來。
陳佳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