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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iogenes：活躍於西元前五世紀前後，希臘哲學家。因其宇宙論和他力圖把古代思想與當時的新發現綜合起來而知名。大部分時間住在雅典。

但以當時的情形而言，試圖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學者不計其數，大家或明或暗地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商博良遇到了三名可怕的對手，他們分別是英國人楊①、瑞典人阿克布拉德和法國人薩西。這三名競爭者中，最具威脅性的當屬英國人楊。楊也是這一領域少有的天才，他十四歲時就懂得希臘語、拉丁語、法語、義大利語、希伯來語、阿拉米語、敘利亞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和衣索比亞語。在研究語言學的同時，他還攻讀醫學，並在倫敦行醫。除此之外，他對物理學也頗有研究，並以光波傳播的理論獲得了非凡的聲名。

一八〇九年，即著名的羅塞塔碑發現後的第十年，年僅十九歲的商博良受聘擔任巴黎格勒諾布爾公學歷史學教授，但天才常遭庸人排擠和暗算，年輕的教授商博良也未能倖免，他被一群庸才擠掉了教授之職，以致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窮困潦倒。在艱難處境中，不願向命運低頭的商博良寫下了這樣一段自嘲：「我的命運是定下來的了，我一定要窮得像第歐根尼①，要設法弄一個大桶棲身，再弄一塊麻布披在身上，這樣我ｈｔtps://ｗｗｗ•ｈeｔｕboｏｋ.cｏm•ｃom才或許有希望靠著雅典人的施捨過活。」

①Thomas Young：一七七三至一八二九年，英國醫師和物理學家，確證了光的干涉原理，從而復活了古老的光波動說。也是埃及學家，參與釋譯羅塞塔石碑碑文。描述彈性的數學方程式中的常數「楊氏模量」就是為紀念他而命名的。

商博良一七九〇年出生於法國洛特省省會菲熱克，自幼天資聰穎，五歲就開始翻譯古文，十一歲時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以及希伯來文時，又展露出罕見的天資。少年商博良成長在一個經常聽人談論埃及的環境中，所以當他十二歲從報紙上看到有關羅塞塔碑的消息後，便立志要破譯象形文字。或許有了這樣的人生之夢，商博良自十三歲開始，又開始學習阿拉伯語、敘利亞語、迦勒底語、波斯語和科普特語。由於他確信科普特語就是用希臘字母書寫的古埃及語，所以他對這門語言的學習格外用心，並將平時在心中想的一切都譯成科普特語寫在日記本上。他如此煞費苦心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掌握這種埃及語言，它會是我將來研究埃及紙莎草紙文獻的重要基礎。」除此之外，商博良還涉獵中國古文，為的是考察中國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間有無內在的聯繫。

此外，埃及學學者與史前和圖書史學者一起工作，逐漸採用了新考古學的嚴密方法。他們不再僅僅研究文獻或漂亮的文物，也開始對發掘的地層做專業考察。他們已經知道，分析地層後獲得的資訊，絕不亞於石碑或神廟牆壁上的銘文。藉著現代的科學方法和實驗室的研究，埃及學已大幅地擴展了研究範圍。一九七六年，第一屆國際埃及學會議在開羅舉行，此後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使全世界埃及學學者之間的聯繫更加密切。而隨著埃及學的發展，與此相關聯的亞述學和西臺學等學科也相繼誕生，整個兩河流域的年代學以及西方古典年代學正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世界古老的文明再次以特有的魅力和輝煌展現於世人的面前。

羅塞塔石碑發現後不久，《埃及信使報》發表了關於這塊石碑的評論文章，或許是上帝有意的安排，這份埃及報紙被一個法軍上尉傳到了他年僅十二歲的表弟手中，而這名十二歲的少年廿年後寫出了一篇堪稱為里程碑的文章；他竟然破譯了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從而解開了千古之謎。這名少年就是被後來稱為埃及學之父的商博良。

從象形文字的釋讀這門科學來看，商博良是當之無愧的天才，但天才在其生前註定要受到眾人特別是庸才的輕視與不屑。商博良四十二歲心血耗盡、英年早逝時，許多庸才學者居然還在指斥他的方法和成果是「幻ｈtｔps://wｗｗ.hｅｔubｏok.ｃｏm.com想的產物」。然而，到了一八六六年，又一種用世俗體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臘文兩種文字寫成的古文獻被發現，後人釋讀的結果全面證實了商博良的理論和成果是正確的。此時，商博良已過世數十年了。

埃及學自創建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較之商博良的時代又有了很大發展，大批古埃及的典籍、文獻資料出土，其中包括王室敕令、政府公文、戰報、宗教和醫學文獻，以及教諭詩、史詩、散文和故事等。大批學者長年潛心研究這些極其珍貴的文獻資料，不斷地開拓和深化埃及學的研究領域，豐富了人們對古代埃及文明的認識。

商博良始終密切注視著競爭者的研究動態，擔心他們超前，但又不把別人的研究成果放在心上，他形容楊的發現是「可笑的吹牛」，說阿克布拉德「連三個字都讀不出來」。

商博良雖然譏諷別人，但他自己直到一八二〇年都毫無任何突破性成果可言。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和其他的競爭對手都未能解答一個問題，這便是，到底埃及文字是表意文字，每個符號表示一種意思；還是屬於一種標音文字，每個符號代表一個發音？此時，學者們已經知道，碑文中在國王名字的周圍加一圈邊飾，乃是古埃及人的習慣。根據羅塞塔碑已成功釋讀的希臘文法老名字，商博良逐漸辨認出相對應的和*圖*書象形文字。一八二二年，他在尼羅河上菲萊島嶼的方尖碑上，又發現了跟羅塞塔石碑相同的托勒密法老的希臘文名字，更出乎意料的是，旁邊另一圈邊飾裡的名字則是埃及豔后克麗奧佩脫拉。比較這兩個名字，商博良發現了四個符號的語音，也排出了其他字母的順序。碑銘文中象形符號共有一千四百一十九個，而希臘文的字是四百八十六個，由此商博良發現了其中暗含的祕密：象形文字不全是表意文字，也有標音作用，而且有些符號發音，有些則不發音。在托勒密和克麗奧佩脫拉這兩個名字的邊飾裡，共有十二個象形文字。商博良根據這些符號，研究羅塞塔石碑和其他石碑上有邊飾的八十四個名字，接連認出了「亞歷山大」、「貝雷尼斯」、「尼祿」、「韋斯巴薌」和「圖拉真」等名字。發現了這一破譯方法之後，激動萬分的商博良想盡快將這一原則應用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文獻之中。於是，他到義大利杜林詳細察看了德羅韋蒂的收藏品，到埃克斯去辨認薩利埃購入的紙莎草紙文獻，並去看了查理十世自薩爾特購買的收藏品，商博良發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很有成效。一八二二年九月廿七日，商博良向「法國碑文與純文學學院」提交了一篇論文：〈致達西埃的信：論埃及人在紀念碑上刻希臘羅馬君主姓名時，使用的標音象形文字字母表〉。標誌著商www.hetubook.com.com博良對象形文字天才破譯的同時，這篇論文也標誌著一門新的學科——埃及學的誕生。

當時，楊、阿克布拉德、薩西、商博良等四人，各自擁有一份羅塞塔石碑的複本，研究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很簡單，既然有了一段已經破譯釋讀的希臘文版本，那麼，只要在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體文字的版本裡，找到相應的詞，並確定這些詞的性質，謎也就得以解開。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羅塞塔碑發現後近廿年裡，四人中竟沒有一個能理出任何頭緒。一八〇二年，阿克布拉德辨認出通俗體版本中的一些詞，薩西亦然，到一八一九年，楊才破譯了十來個單詞，卻又誤解了另外一些詞。

儘管商博良命運多舛，但他仍潛心問學，把破譯羅塞塔碑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當作最大的宿願和最崇高的理想。

此後，商博良幾乎將所有精力投注到辨認象形文字中更多的名字，冀圖確定他發現的字母表完全適用法老時代的所有文獻，從一些自埃及寄來的碑文抄本，他讀到了「圖特摩斯」、「拉美西斯」等一些名字。同時，商博良還證實羅塞塔碑上刻的那段象形文字碑文是譯自希臘文，而不是像過去所認為的希臘文是譯文。由於他的成功釋讀，使原本「死的」文物一變而為「活的」嚮導，並引領人們的視線進入數千年前的「文明世界」。此後的埃及考古一片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