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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下堆積中與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還有其他類型遺物，這些遺物的時代可能與有字甲骨同時，或早或晚，當然要依據埋藏處多種因素而定。

為了獲得更多的研究商代歷史的文字資料和其他實物資料，為了更加全面地瞭解殷商都城以及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並進而研究整個殷商的歷史進程，同時也為了盡快制止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遭到破壞、流失和劫掠的厄運，對安陽殷墟整體上的保護和以現代科學考古手段進行發掘已成為學術界的當務之急。一九二八年五月，民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出任代理所長。

就在這緊要關頭，隨著與地質學、生物學密切相關的西方田野考古學，經安特生等人在中國的示範和傳播，一批思想敏銳的中國學者很快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並成為中國田野考古學的開拓者和實踐者。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出身儒學世家，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年輕時便被學界譽為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就讀，在校期間，受新思潮的薰陶，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創辦《新潮》社，鼓吹科學思想，抨擊專制積弊。他是「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回應文學革新，提倡白話文的先趨者之一。「五四」運動後，他赴英國和德國留學七年，主攻心理學，兼涉哲學、歷史、政治、文學，並對物理學、化學、數學和地質學也頗感興趣，其間，德國史學大師郎克的重史料、重考據的實證主義史學思想對他影響至深至鉅。一九二七年歸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兼國文、史學兩系主任。那時的中山大學是以新思想吸引所有青年的學習中心，傅斯年正是從這個中心走出，開始他更廣闊的學術和組織管理生涯的。

董作賓於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到達安陽，首先訪問了本地不少士紳，他們之中有彰德府中學的校長，幾個古玩店的老闆，以偽造甲骨但不認識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藍葆光。透和-圖-書過訪問，董作賓獲得了大量關於甲骨盜掘、販賣及販賣管道等情報。之後，他由一個嚮導陪同，到城西北的花園莊和小屯訪問。據董作賓在報告中稱：「花園莊有一私塾，塾師閻君金聲，招待余等入室。頗客氣。……余則私詢兒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見，不敢言。繼有一兒，由抽斗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殘字，予給以當百銅元一枚，他生皆竊出，歸家取之，共得五六片。閻君歸，亦取來二三片，云是小兒拾得者，與錢二百，小兒歡躍以去。由學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尋求甲骨出土地點。經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婦，詢曰：『汝村中小兒女，曾有撿得田中龜版龍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將來，予買少許。』婦曰：『客或有之，姑少待。』旋取出甲骨一盤，中有碎片數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贗品，付洋五毫。頃刻間，男婦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環列求售，……村人云，古董商時常來收買，能出高價，惟不要碎者。今之小塊，蓋土人發掘時所棄，而為小兒女拾得者也，故貶價售之。……以銅元十枚之酬金，請霍氏之子女為嚮導，引余等至甲骨出土之地。地在洹水西岸，為一沙丘，與羅氏（振玉）所謂之棉田，張君所謂有禾稼之土迥異。豈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證據者，一為新近土人所發掘之坑十，一為余在坑邊撿得一無字之骨版也。」

一、小屯遺址明顯是殷商的最後一個首都。

正當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縱橫馳騁，飲馬黃河，憑藉田野考古手段在學術界呼風喚雨之時，安陽小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繼王懿榮、劉鶚、羅振玉、孫詒讓、王國維等人之後，隨著國內外收藏家、金石學者以及達官顯貴、儒林雅士的重金索求，使得安陽小屯有字甲骨價格暴漲，一路狂升不下。由此，盜掘掠取甲骨，便成為當地村民尤其是古董商人牟取暴利、發家致富的重要途徑。短短的十餘年間，安陽小屯等地的甲骨被從地下一批又一hetubook.com.com批地掘出，一批又一批地流散民間和市場。盜掘的狂潮使價值連城的甲骨遭到極大的破壞和損失，安陽殷墟遺址也變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不僅許多具有科學考察價值的遺存被破壞，與甲骨共出的大量殷代遺物也被毀壞和流失，更令人扼腕的是，由於外國人的染指，使許多有字甲骨和文物流失海外，難以回歸。

李濟，字濟之，比董作賓小一歲，一八九六年生於湖北鍾祥縣，一九一八年畢業於清華學堂，隨即赴美留學。他先在麻塞諸塞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和社會學，並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來逐漸對民族學和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於是轉入哈佛大學，轉攻人類學專業，並於一九二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

李濟最初在天津南開大學執教，後入清華大學任講師，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列為清華大學五大導師。李濟是中國最早獨立進行田野考古的學者，一九二六年，他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合作，主持發掘了山西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從而揭開了中國現代田野考古的序幕。

經過調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並不像羅振玉及其同夥們所說的那樣已被挖盡，而從當地農民盜掘甲骨留下的坑痕看，殷墟規模很大，地下遺物十分豐富，進行科學考古發掘是必要的，且意義十分重大。董作賓有鑑於此，立即寫了報告給史語所，並擬定了初步發掘計畫。

在發掘的五個區中，最令人矚目也最讓後代考古學者稱道的是後崗村的發掘。這個工地的主持者是傑出的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

二、雖遺址的範圍未確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遺址的重要中心。

根據以上三個假設，李濟很快制定了第二次小屯發掘的計畫並付諸實行。在董作賓的密切配合下，李濟率領考古隊於一九二九年春季和秋季分別進行了第二和第三次發掘，陸續發現甲骨三千餘片，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接到董作賓的報告後，極富創新精神的傅斯年頗為驚喜，和圖書立即決定開始在小屯進行初步發掘，經與中央研究院總部多次磋商，成功地得到了一千塊銀元的經費，這筆經費在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已是個相當可觀的數目。正是憑著這筆經費，由董作賓組織的六名考古隊員攜帶購買的測量、攝影及其他必需品，一九二八年十月七日到達安陽，開始了對小屯的發掘，這是繼安特生在中國成功示範田野考古學十四年之後，由中國人獨立主持的田野發掘，這次發掘不僅是殷墟科學發掘的開端，也標誌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起點。

梁思永是中國近代史上風雲人物梁啟超先生的次子，一九〇四年生於上海，一九二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學預備班，後來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所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就讀期間，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並特別研究過東亞考古學問題。為瞭解國內考古的具體情況，曾一度返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助教，同時整理清華大學所藏、由李濟先生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出土的陶片，並寫成專刊。一九三〇年夏季於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歸國後，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並於同年秋赴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冬季，轉道通遼入熱河進行考古調查。一九三一年春寫成黑龍江昂昂溪發掘報告後，便赴安陽殷墟主持後崗區的發掘。

這次是殷墟考古史上，首次以尋找甲骨文為主要目的的發掘。前後進行了廿四天，共發掘了四十個坑，揭露了二百八十多平方公尺的面積，掘獲石、蚌、龜、玉、銅、陶等器物近三千件，獲得甲骨八五四片，其中有字甲骨七八四片。這次發掘的負責人董作賓，手抄有字甲骨三九二片，並作了不少考釋，這個成果與他前期的調查報告，一起在後來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的《安陽發掘報告》中，作為首篇刊載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發表，不僅結束了舊的古物愛好者「安樂椅研究的博古家時代」，更重要的是，為有組織地發掘這著名的廢墟鋪平了道路。

一九三一年，殷墟開始進行第四次https://m.hetubook.com.com和第五次發掘。此時的發掘隊員增加了不少朝氣蓬勃的年輕學者，他們帶著一些新觀點和對殷墟遺址更多的瞭解走向田野。在李濟的具體指揮下，有計劃地將殷墟分為五個區，每區由一個受過訓練且有經驗的考古學家指導發掘。就在這兩次發掘中，考古人員從實踐中摸索出辨認版築夯土的規律，這一點對古代建築多是夯土結構而不是磚石結構的中國極其重要，它為後來的中國考古學發展和對中華文明的認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後來的實踐證明，傅斯年的這句口號，或者說是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針，在研究所發生了巨大的效用。或許正因為傅斯年除了有淵博的古典知識外，還瞭解西方的科學方法，這就注定了他在同時代的學者中，成為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之一。

一九二九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決定聘請李濟先生為考古組主任，並主持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掘。

據李濟回憶，一九二八年董作賓才卅歲剛出頭，是「五四」運動的追隨者，富有新思想，並急於為自己的研究搜集資料。而傅斯年之所以派董作賓而不是其他學者赴安陽進行調查有兩個簡單的原因：其一，董作賓是河南人，這在許多方面都將有利於他的工作；再者，董作賓雖然不是傳統想法中的金石學家或古物學家，但他頭腦靈活，在學問的研究上富有熱情而又有理智。但實際上，當時的這兩位學者，正如李濟先生所說，無論是指示董作賓到安陽進行田野調查的傅斯年，或是因為是河南人且具有天才，同時又易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往安陽的董作賓，對現代考古學其實都沒有任何實務經驗。董作賓在他後來的報告中也說得很明確，他這次的工作是考察遺址，同時查明是否還有一些甲骨值得發掘，或是否真像羅振玉及其同夥們所說的那樣「甲骨早已挖盡」。

董作賓，原名守仁，字彥堂，號平廬，河南南陽市人。自幼家境貧寒，曾輟學經商，但仍堅持自學，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學研究國學，師從著名學者王國維，一九二五年到福州wｗw.ｈｅtubｏok•com.com協和大學任教，次年回河南中州大學任文學院講師，講授語言學、史學等課程。後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系講師，中山大學副教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後，董作賓被聘為通訊研究員。正當此時，他奉所長傅斯年之命赴安陽開始調查工作。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後，李濟即赴開封和正在那裡的董作賓見面協商發掘事宜，並預測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在閱讀了董作賓撰寫的報告，相互接觸交流的基礎上，李濟對殷墟遺址有了進一步認識，並作了三方面的假設：

由於梁思永是真正受過考古學訓練的學者，所以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無論是思維方式還是技術，都較李濟略高一籌。在發掘中，梁思永採用了西方最先進的科學考古方法，按照土質、土色、包含物來劃分文化層，成功地區別出不同時代的古文化堆積。這便是中國考古史上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即「小屯、龍山和仰韶三種文化的堆積關係」，這個方法一直被後來的考古學者奉為圭臬，並沿用至今。其意義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發掘本身，它使中國考古學與古史研究又邁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就中國的田野考古發掘而言，梁思永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剛一創立，傅斯年立即網羅人才，成立考古組，並以機智敏捷的頭腦提出了一個被同代和後代經常引用的口號：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史語所尚處於籌備階段時，傅斯年就決定派遣董作賓到安陽殷墟甲骨的出土地實地調查。但是，這個決定遭到不少學者的反對，尤其是以羅振玉為首的大部分金石學家認為，經過卅年對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發現，再進一步搜集是徒勞無益的，而且這種企圖也是荒謬和愚蠢的。傅斯年不愧是瞭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他和羅振玉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並認為羅振玉等人的觀點才是荒謬和愚蠢的。在這樣的情形下，董作賓按預定行期趕赴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