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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史前遺跡的發掘，儘管比法國人類學家摩爾剛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幾乎晚了半個世紀，但它卻更具劃時代意義：它標誌著田野考古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中國的開始；而具有史前歷史的彩陶的發現，使上古中國的盛世時代，絕非主觀的推測和怪誕的想像。從仰韶遺址後來發掘的資料來看，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內容不僅與傳說中的記載有關，而且與中亞的史前史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這些發現物打破了西方歷史學家一貫認為的東亞是印度——歐羅巴文明的邊緣的神話，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再次提醒西方的歷史學家，東西亞文明並非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是獨立分開的。

安特生（J． Gunnar Anderson），一八七四年生於瑞典。一九〇一年，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出任該校教授並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一九一四年五月，安特生受政府派遣，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分來到中國，主要調查中國的礦藏資料，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初來中國的安特生曾雄心勃勃，決心在中國這塊古老神祕的土地上做一番大事業。

就在安特生做出一系列田野考古示範的同時，他的目光也越來越集中在一樣十分奇特的東西身上，這就是在中國民間流傳了多年的「龍骨」。

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湧動的激|情，在中國政府和地質調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又組織了一支訓練有素的發掘隊伍，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這次發掘，安特生特別作了備忘錄。從這份備忘中，可知他當時的心情——

只因在中國歷史上屬首次發現，仰韶文化很快聞名於世，安特生也因此獲得了非凡的聲譽。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學者，都一致公認仰韶遺址的發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源頭，它不僅促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誕生，而且還為中國的學者帶來了一套歐洲先進的田野發掘方法——這套方ｍ.ｈetｕbｏoｋ.ｃｏｍ.ｃｏm法在整個二十世紀都被中國的考古學家們所沿用。

由於他的博學多才和豐富的實踐藝術，使他在中國所宣導的田野考古工作漸漸得以開展。他到中國的第一年，首先便發現了基質岩有機物的起源。同年，他又在中國北部發現了第一個海普隆田野……在他的指導下，各種不同的礦物化石和古生物化石源源不斷地被發現和開掘出來，驚喜交加的安特生將這些化石標本不斷地從北京運往瑞典的烏普薩拉，供維曼教授主持的古生物研究室研究鑑定。

安特生懷著深深的困惑和好奇，回到了北京，然後開始日夜琢磨和研究從仰韶村帶回的那些古老器物。有一天，他無意中發現了一份由美國地質學家龐帕萊於一九〇三年和一九〇四年，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地區所進行的那次著名的探索考察報告中的彩陶圖片，使他眼睛為之一，這些彩陶的外表和仰韶村發現的彩陶竟出奇地相似！難道這二者之間有一種神祕的內在聯繫？他強烈地預感到，仰韶村的彩陶，有可能存在於史前時代！

就在安陽小屯發現甲骨文，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因成功的釋讀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轟動之時，來自瑞典的一位考古學家、探險家也在中國四處打探「龍骨」的消息，此人的中文名字叫安特生。

第二年，安特生來到了河南澠池縣，隨後便前往離城六公里的仰韶村。在距仰韶村一公里處，橫亙著一條峽谷，這條無名的峽谷後來由於安特生的到來而為世人所注目。在這個峽谷的北面，安特生驚奇地發現谷底紅色的第三紀泥土明顯裸|露著，並和一層滿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憑著這些特徵，安特生當下判斷，這就是石器時代的堆積。安特生進一步地搜索了谷底，很快便在堆積物的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色陶片，而且這塊陶片被磨光了的表面居然清晰地繪有一方黑色的花紋圖案！安特生幾乎不敢相信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會在同一地點！

安特生見到這些石器後，m•ｈｅtuｂｏｏｋ•cｏｍ•cｏｍ頓時兩眼發光，他對劉長山說：「我們已找到了亞洲大陸上第一個石器遺址，看來西方學者所說的中國沒有發現石器遺址的時代應該結束了！」

在中國助手的陪同下，我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七日來到了仰韶村。這個地區不僅有如此豐富的地質遺跡，而且早期歷史的遺跡也讓人驚歎不已，只要望上一眼，你就會在這兒看到漢代的墳墓出土的青銅器，而晚些時期的建築和紀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隨處可見。更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兩座古堡，看上去都經歷和平時期的安寧和戰亂時期的磨難。那一個個受尊敬的傳說物，在村落旁路邊立著的彩人雕刻的石碑上清晰可見。我深深受到了對這富饒、文明村落的虔誠和神聖崇拜。我很難想像石群下的早期偉人對我們努力探索這莊嚴神聖的史前遺跡是什麼感受？在這裡，我驚喜地看到，石器時代的村落的發展和遙遠的地質堆積物的發現，都將與我們所知的這個地區早期人類的歷史活動，鏈條般地銜接在了一起……

①辛巴威遺址（Zimbabwe）：Zimbabwe為班圖語，意為「石房子」，非洲東南部一大片石頭建築的廢墟。其中最古老的部分建於八世紀，但在之前約六百年，這裡已有人居住。一九八六年這個遺址成為辛巴威的國家保護區，並被指定為世界遺產保護區。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四年之間，由於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做出具有真正科學意義和價值的田野考古示範，才喚醒了長期沉湎於古典書本中的中國同行學者，致使他們在新的學科面前作出了新的選擇，從而為中國田野考古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那是一九二〇年秋天，安特生派他的中國助手劉長山去河南洛陽一帶，調查「龍骨」的出土線索，並蒐集第三紀脊椎動物化石，同時讓他注意有無石器時代遺存。年底，劉長山在河南農民手中買了大量的三趾馬化石，連同六百餘件石斧、石刀帶回了北京。劉長山對安特生說，「這些石器都是和-圖-書從一個村的農民那裡買來的。這個村叫仰韶村。那裡的農民蒐集了他們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遺物。」

安特生當然清楚，田野考古學對古文明的發掘，有著無法估量的作用。早在一八三〇年，法國史學史研究的創始人布歇．德．彼爾特①就在索姆河畔開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了人類祖先製造業的遺跡。這個舉動比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早了三十年。此後不久，西方的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也都紛紛離開書房，奔向田野，足跡幾乎散布世界各地。這一時期，世界最有影響的田野考古學家應首推德國的海因里希．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來探求鮮為人知的文明歷史的首創者。一八五八年，他和他的妻子恩加斯．托米諾根據《荷馬史詩》透出的隱微資訊，在希臘和小亞細亞一帶大量地實際考察，並於幾年後在小亞細亞希沙立克丘的地層下面，終於發現了《荷馬史詩》中描繪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古城！十五年後，夫婦倆又發現了神話傳說中的特洛伊王后海倫的金冕。於是，謝里曼夫婦的名字響徹歐洲並震動世界！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透過與相關部門和相關人士的接觸交談，安特生發現許多問題和他想像的相差甚遠，尤其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田野考古學在西方已經盛行了近一個世紀，但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中國對此卻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①布歇．德．彼爾特（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一七八八至一八六八，法國考古學家、作家，曾首先提出人類史前史可根據地質年代進行測算的概念。

一九一八年二月，安特生終於在北京大學化學系吉布教授那裡見到了他尋覓日久的「龍骨」，並得知這「龍骨」就出土於北京南部的周口店龍骨山。從此，他與周口店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九二一年，安特生邀請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到周口店進行發掘，在著名的「周口店第一地點」，安特生ｈtｔps://m.ｈｅtubｏｏk.ｃｏm•ｃｏm曾用手掌敲著岩牆對師丹斯基作了如下天才的預言：「我有一種預感，人類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裡，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找到它。」或許，正是得益於他的天才預見，才最終引發了一九二九年「北京人」第一個頭蓋骨的世紀大發現。

如果以上西方學者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範例，因東西文化阻隔和資訊的閉塞，未能讓中國學者們充分認識到田野考古的價值和意義，安特生遺憾的是，歷史已經走到了這個時代，不光外國人，就是包括中國人自己，對恢弘、浩蕩的數千年中華文化的源頭依然感到茫然。尤其是遠古祖先留下的那些遺物和遺跡，究竟是什麼樣子？與人類文明的出現到底是什麼內在聯繫？也統統無人知曉。難怪當時的國際學術界公認，中國沒有明確的石器時代遺跡。

安特生既然不辭千辛萬苦，志願踏上中國這塊土地，當然有自己的想法。於是，他在幫助中國政府尋找鐵礦和煤礦以及組建現代礦業的同時，還主動在北京當起老師來了：他為中國的同行介紹西方有關的先進科學知識，講解西方田野考古的歷史和先進技術。當他協助開發完成了中國的第一座現代化鐵礦——龍煙鐵礦的籌備工作後，又開始組織一幫人馬，走向田野，進行了一系列具有實際意義的田野考古發掘。

當然，就安特生而言，以上的工作成就僅僅是他整個人生輝煌篇章的序幕，更加偉大的成果還在後頭。

眾所周知，「北京人」頭蓋骨是中國學者裴文中等人依照科學的田野考古方法，歷盡艱辛而發現的。這項巨大榮耀的光環之所以與安特生失之交臂，原因是安特生在周口店的發掘陷於短暫的迷茫之時，由他派往河南省考察的人發現了大批的三趾馬化石。安特生的興趣遂由周口店轉向河南。於是，剛剛來到祖先門前的安特生，探尋的腳步又向別處拐了彎。令安特生感到欣慰的是，他中途的這改弦易轍，又催生了廿世紀另一項中國古代文明的重大發現。

這些古老的器物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難道昭示著一種尚不為人類所知的古代和_圖_書文明嗎？

仰韶文化的發現使安特生驚喜異常，也使世界學者為之矚目。安特生根據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製石器，未發現青銅製品和文字等特點，認為其時代應當晚於打製石器的舊石器時代，早於青銅時代，是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相當於西元前三千年左右。這一論斷打破了一些外國學者聲稱中國沒有石器時代文化的觀點。至於這一文化的來源，安特生在一度產生困惑和搖擺後，宣布贊同某些西方漢學家的「文化西來」的假說，即仰韶遺址所發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文化，其發祥地和源頭可能在中亞，經新疆、甘肅一帶，最後傳到中原地區，並融入以陶鬲為代表的漢文化圈的本土文化。一九二四年，安特生把這一觀點正式寫進他所著的《甘肅省的考古發現》一書中，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九三四年，他在其最有影響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黃土的兒女》中，仍然堅持仰韶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這一觀點。一時間，中國文明西來說甚囂塵塵，幾乎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當然，這個觀點隨著另一個考古學文化磁山——老官台文化的發現，從根本上徹底予以否定，不過，這已是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

一八七一年德國地質學家卡爾．莫赫在南非馬紹蘭納地區的維多利亞堡，以田野考古手段發現了湮沒了幾千年的辛巴威遺址①。這一發現，令歐洲大為轟動，從而驗證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著，一八八二年美國學者唐納利則運用田野考古和語言、人種等綜合知識進行考察後，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理論：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以前，美洲與地處文明大陸的埃及文化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並由此提出了「兩種文化聯繫者就是新舊大陸之間、大西洋上曾存在過一個大洲」的理論。他推斷這個大洲就是哲學家柏拉圖提到的亞特蘭提斯；當這個大洲沉落海底後，雙方中斷了交往，從而發展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這個推斷得到了西方多數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