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那麼這裡的夯土究竟是作什麼用的呢？當時安金槐與他的同事根據已發現的商代夯土東、西延伸情況，並結合夯土附近的地理環境——南側是一片地勢較高地帶，北側則是一片比較平坦而較低窪地帶，該低窪地帶向北延伸廿餘公里，直至黃河南岸。依此推測，這條夯土堆積層的用途，有可能是防止北面黃河氾濫時，作為防護堤使用的。為了繼續瞭解所謂「商代夯土堤壩」的東西延續情況，從一九五六年春開始，安金槐等人依據商代夯土層的延伸情況，繼續進行地下考古鑽探調查。

所以，安金槐看到夯土、陶片後，立即就地開挖了十平方公尺的探溝。結果，只見層層堅硬的夯土、清晰的夯窩，卻未見夯土的邊緣。為查清情況，又向東、西、南、北四面開出了探溝。這次在南邊找到了夯土的盡頭，仍然不見東、西、北三面的夯土邊緣。這時，卻發現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小墓壓在夯土層上。經過發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許多商代二里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遺物。由此可見，這裡發現的夯土時代不會早於商代二里崗期。再者，從夯土層內包含的陶片等遺物來看，除有龍山文化和洛達廟文化類型者較多外，還有一些商代二里崗期的，沒有發現比商代二里崗期時代更晚的遺物。這又證明這裡發現的夯土層的年代也不會晚商代二里崗期。由此證明，這裡發現的夯土層應是屬商代二里崗期的。

直到一九七二年政治情勢稍有好轉，安金槐根據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指示，對鄭州商代夯土城垣遺址的東、西、南三面城牆進一步開挖探溝解剖發掘，並邀請有關考古專家到鄭州商城遺址，現場考古勘察和論證，以及《鄭州商代城遺址發掘報告》的發表，才使鄭州商代城遺址逐步被國內外文物考古界所公認，並成為中國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之一。

經過近半年的追蹤考古鑽探調查又發現：已發現的商代夯土東端在向東延伸到白家莊村之後，又拐角向南延伸，直到和鄭縣舊城的東城牆下面疊壓的商代夯土相接；當商代夯土延伸到鄭縣舊城東南角下部時，又向西拐和鄭縣舊城南牆下面的商代夯土相重疊；而在白家莊西地已發現的商代夯土層西端，又發現商代夯土穿過現在的金水河繼續向西延伸，直到杜嶺村北又拐角向南伸展，直到和鄭縣舊城的西城牆下相疊壓的商代夯土層相接連；當商代夯土繼續向南延伸到鄭縣舊城的西南城角下面時，又向東拐，也和鄭縣舊城的南城牆下面相疊壓的商代夯土相連www.hetubook.com.com。到了這時，安金槐與他的同事們才恍然大悟：在鄭州已發現的商代夯土層構成了南北長約二千公尺、東西寬約一千七百多公尺、略呈南北縱長方形的夯土遺址，原來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春，在鄭縣舊城內外相繼發現了大面積的商代二里崗期遺址，其中有一部分相當於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階段的鄭州洛達廟類型遺址（相當於後來發現的豫西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和相當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的鄭州商代人民公園期遺址。透過發掘，弄清了相當於夏代或商代前期早段的洛達廟類型遺址、商代前期的商代二里崗期遺址和相當於商代後期的商代人民公園期遺址三者的早晚層次相疊壓的地層關係，從而為證明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是早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遺址，而又略晚於洛達廟文化遺址提供了地層學依據。

與此同時，在鄭州商代遺址中，還相繼發現了商代二里崗期青銅器鑄造、陶器燒製和骨器製作的各種作坊遺址。從遺址出土的陶製品種來看，這兩處鑄銅作坊之間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還出土了一片類似安陽殷墟甲骨文的所謂「習刻文字」。這些商代二里崗期遺跡與遺物的發現，無疑對研究鄭州商代遺址的性質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為配合鄭州城市基本建設，做好文物保護、考古發掘工作，河南省文管會於一九五三年成立了鄭州市文物工作組，由安金槐任組長，負責管理、組織鄭州商代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事宜。

與世界上許多偉大發現一樣，鄭州商城的最初發現，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鄭州商城被發現和證實之後，以安金槐為首的文物隊考古人員，才聯想起鄭州商代遺址中部既然發現有規模這樣大的一座商城遺址，而城內也應該還有商代貴族的宮殿建築區或宮殿基址等遺跡。於是，從一九七三年春季起，他們便開始在商城內進行全面的考古鑽探調查與試掘，以尋找商代宮殿建築基址。

安金槐，一九二一年九月生於河南登封，一九四八年河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任某中學教師。一九五〇年三月被選送到省會開封學習史志，同年九月調入河南省文管會，成為一名專職文物幹部，從此開始他長達五十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安金槐加入文管會之後，就隨隊趕赴治濰工地泌陽的板橋水庫進行發掘。不過那時的他對考古發掘尚是外行，沒有區分地層的知識，只是挖東西而已。後來，他參加了當時在和*圖*書中國文物考古界頗為著名的第一屆考古人員訓練班，郭沫若、鄭振鐸、夏鼐、王冶秋、裴文中、賈蘭坡等著名學者都親自授課。當時的安金槐除了刻苦好學外，又有歷史專業，同時還有一點治濰工地板橋水庫的發掘實務經驗，自然很快就成為學員中的佼佼者。一九五一年訓練班結業於鄭州二里崗發掘商代遺址時，安金槐便是其中的一員。不過，這時的安金槐充其量只是名普通的實習學員而已。

類似的商代宮殿建築夯土基址，在商代宮殿區內已鑽探發現和發掘出數十餘處，特別是在商代宮殿區周圍已發現有部分宮城夯土基址和水管道設施。因此考古人員認為，在鄭州商代城內東北部所發現的商代二里崗期夯土基址的密集分布區，應是商代二里崗期貴族的宮殿區或宮城區遺存。在鄭州商城內外的發掘中，已發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場地和祭祀後的窖藏禮器坑，並在窖藏坑內出土了許多珍貴的青銅禮器。

鄭州市城市規模很小，原先只是一個普通的鄭縣舊城所在，但沒有人想到它竟會是歷史上的帝都。一九五〇年之後，隨著河南省省會由開封遷往鄭州，加之京廣和隴海兩大鐵路幹線在這裡交會，鄭州市的城市建設規模日益擴大。隨著鄭州市城市基本建設的相繼展開，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任務也日漸加大，為適應工作需要，一九五四年省文管會決定，將鄭州市文物工作組擴大為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第一隊，由安金槐任第一隊業務副隊長，繼續主持鄭州商代遺址的考古調查、保護與發掘工作。

為了找尋商代大墓內填打夯土的分布範圍，文物工作所曾根據商代夯土的邊緣繼續向夯土周圍進行地下考古鑽探調查。經過鑽探得知：這一商代夯土層，其南、北都已到了夯土邊沿，寬二〇多公尺；而夯土層的東、西兩側則沒有到邊，並且還在繼續向東、西方向延伸。至一九五五年冬，已鑽探出商代夯土東西長約一〇〇多公尺，其東、西兩端仍未到頭，繼續延伸著。這時，安金槐與他的同事才認為這裡發現的商代夯土向東、向西延伸得太長，已不像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敢執筆寫發掘報告，鄭州文物隊也不願以集體名義提出商城的定論向世人挑戰。只有安金槐經過反覆斟酌後，以個人的名義寫了論文《試論鄭州商城遺址——隞都》寄往北京，但北京的文博刊物鑑於各種不同意見，遲遲不敢刊發此文。

鄭州商代夯土城垣遺址圍鄭州一圈，全長六千九百和_圖_書六十公尺，包含範圍比鄭州舊城還大三分之一，這個發現曾引起了國內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因為它是當時中國考古工作中發現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遺址。由於早被國內外文物考古界與歷史界所公認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的安陽殷墟都沒有發現商代夯土城垣遺址，而在比安陽殷墟還要早的鄭州商代前期遺址中，怎麼會發現一座規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遺址呢？於是學術界特別是考古界，對鄭州商代夯土城垣到底是不是商城的問題引爆了一場大論戰。

一九五五年秋，鄭州市城市建設局在鄭州商代遺址東北部的白家莊西地較高地帶，挖掘壕溝鋪設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發現了一片堅硬的夯土層和許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第一隊得悉後，因無人可派，便讓正在向組織寫檢討書的安金槐暫時前往進行考古調查，想不到這一查又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

這一商代夯土層的發現，引起文物工作所的高度重視。夯土層是作什麼用的？專家們曾作過數次推論。起初認為這一夯土遺存有可能是一座商代大墓坑中填打的夯土。因為在安陽殷墟的商代晚期大墓中就曾發現填打了夯土，並且在鄭州已發掘的商代隨葬有銅器的墓中也曾發現填打有夯土，所以認為這一帶發現的商代夯土有可能是一座商代二里崗期的大墓。

透過這些考古發掘得知，鄭州商代遺址應是一處商代前期的重要遺址。鑑於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的規模宏大，各種遺跡與遺物的內涵豐富，於是多數學者認為，鄭州商城遺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遺址。至於是商代前期的哪座都城遺址，在文物考古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以安金槐為代表的一派考古學家認為是商代前期「仲丁遷都隞（或囂）」的隞都遺址，而以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為代表的一派考古學家則認為是商代前期的第一個王「商湯建都於亳」的亳都遺址。但無論爭論雙方孰是孰非，就鄭州商城的發現而言，無疑地是中國考古工作的重大收穫。由於第一次找到了盤庚遷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補了商代中期文化的歷史空白，並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開拓了視野和思路。同時也成為後來的夏商周代工程研究的關鍵之一。

河南省文管會接到報告後，迅速派出安金槐、趙金嘏、裴明相等三位專業文物幹部赴鄭州調查。當他們來到韓維周的住所時，只見滿屋擺著各種各樣的陶片，活像個陶片博物館。

在人類尚未發明燒製磚瓦之前，中國建築的基本方法是夯土，亦稱「版ｈttｐs://wｗw.ｈetuｂｏoｋ•cｏm.ｃom築」。墓葬後的回填土，也以夯砸實。所以，一見夯土，要不是夯土牆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了。至於陶片，它是歷史的腳印。有了它們，考古學家們就可以依據其器形、紋飾等種種工藝特點，把大約一萬年以來的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區分開來，確認某一文化層屬於哪一歷史時期。

一九五二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全國第一屆考古人員訓練班，在北京大學學習考古知識之後，隨即到鄭州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實習，在考古學家郭寶鈞等人的帶領下，訓練班學員以二里崗商代遺址為重點，拉開了對鄭州商代遺址考古發掘的序幕。

韓維周原為河南鞏縣馬峪溝村人，自幼對古器物頗感興趣，曾做過安陽殷墟發掘的技工，因而學到一些考古和文物保護知識。抗戰期間他在村小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到縣政府任參議，後到鄭州南小鎮小學任教。一度出任過河南省古籍研究會會員，鄭州文物保護委員會委員，對文物有一定的鑑賞和研究能力。

一九五〇年，剛剛擺脫戰爭硝煙和炮火的鄭州人民又開始在廢墟上建造新的家園。此時，鄭州南小街小學一位叫韓維周的教師，於教課之餘，經常到舊城四周新開挖的地邊轉轉，目的是尋找地下出土古物，韓維周尋找古物並非打算做古董商而為了收藏和研究。

調查結果表明，在鄭州二里崗與南關外一帶確實是一處商代遺址。河南省文管會得到此情，高興之餘又多了一份謹慎，為了更有把握，他們分別把調查情況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並請派專業人員前來複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報告後，先後派專家到鄭州作了實地考察，進一步證明二里崗一帶的遺跡是一處很重要的商代遺址。這是當時在河南、甚至整個中原地區繼安陽殷墟之後，發現的又一處可能比安陽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遺址。因而，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很快引起了國內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和矚目。

由安金槐率領的文物工作組，透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對鄭州二里崗一帶商代遺址的發掘，根據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徵，可以清楚地看出鄭州二里崗的商代陶器是稍早於河南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陶器。為了便於將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與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遺址有所區別，考古人員即把鄭州商代遺址的時代以最早發現地與發掘地的二里崗命名為「鄭州商代二里崗期」，並依據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的上下地層疊壓關係和上下層內包含主和-圖-書要陶器特徵的明顯變化，在時代上又區分為上、下兩大層，即「商代二里崗期下層」和「商代二里崗期上層」兩期，從而使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成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尺規，並為全國各地商代考古中所應用。

由於有這樣的條件和責任感，因此每逢下課後，韓維周總是到離學校不遠的舊城施工工地轉上幾圈，看有沒有文物出土。在這段時間裡，他發現了許多以前未曾見過的陶片，尤其在鄭州煙廠工地，發現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韓維周將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來，經初步分析研究，認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可能是一個商代遺址。如果真是商代遺址，就非同一般，說不定會出現第二個安陽殷墟。想到這裡，韓維周便打電話向剛剛成立的河南省文管會（時在開封）報告。

為了進一步證明鄭州商代夯土城垣的地層疊壓關係，一九五六年秋，安金槐等人在商代夯土城牆鑽探的基礎上，又在西面城牆上選擇適當地段各挖掘了兩三條探溝進行發掘。透過發掘獲知：鄭州商代夯土城垣時代的上限，不會晚商代二里崗期。

一九六一年，安金槐的論文終於在《文物》月刊上發表，但緊接著又是一連串的反擊和爭論。就在這個爭論尚無結果時，文革爆發，爭論雙方一同被打翻在地，誰也不再說有城還是無城了。

在考古鑽探調查中，考古人員便在商城內東北部一帶發現地下埋藏有商代二里崗期的宮殿夯土基址的跡象。經過兩年多的地下考古鑽探與試掘獲知，這一東西長八百多公尺、南北寬五百多公尺、面積約四十萬平方公尺範圍內地下，較普遍地發現了範圍大小不同的商代二里崗期的夯土基址建築遺存。稍後，在配合鄭州商城內東北部基建工程的考古發掘中，又發掘出許多座商代二里崗期的大型宮殿夯土基址。如在商代宮殿區內偏西部發掘出的一處保存較完好的商代二里崗期的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夯土基址東西長約六十五公尺（東端尚未到頭），南北寬十三點六公尺，夯土基址下面的基礎槽深約一公尺左右。在夯土基礎面上的靠近南、北兩邊沿處，各有一排東西成行和南北相應的柱礎槽坑。南、北兩行柱礎槽的間距約為九公尺，其中北行柱礎槽坑已發掘出東西排列有序的廿七個，南行柱礎槽坑已發掘出殘存的東西排列有序的十個。每行之中相鄰的兩個柱礎槽坑的間距，以柱礎槽中間計算，一般為二公尺左右。經科學計算，這應是一座東西長六十多公尺、南北寬約十三公尺，豎有兩北兩排木立柱的大型宮殿建築夯土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