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繼發現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遺存之後，又相繼在河南省的洛達廟、小芝田、新砦和鄭州南關外等遺址，發現了早於二里崗、晚於龍山文化的遺存。這些考古新發現無疑又為夏文化的探索者帶來了新的重要資訊。當時剛嶄露頭角的歷史學家李學勤，深入研究這些新出土的遺址和考古資料後指出：「在鄭州商族文化層與龍山文化層重疊時，其間每每夾有無文化遺物的土層，表明兩者不相銜接。在洛達廟、南關外、旯旮王等地卻發現了介於兩者之間的文化層，我們稱為『南關外期』或『洛達廟期』。它們更接近龍山文化，但有特異點和_圖_書，如南關外的棕色陶器、洛達廟期無鬲類空足器等。這兩期都早於二里崗下期，最可能是夏代的。」李學勤此時所指的「南關外期」或「洛達廟期」，正是後來被學術界當作夏文化探索主要對象的二里頭文化範疇，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這「最可能是夏代」的論斷，標誌著夏文化探索階段舊時代的結束和進入實質性探索的新時代的到來。

最早開始這個探索行動的，是少數幾位歷史學家。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他們從兩方面主動開始：一是在古代文獻資料上考訂夏代都邑的地點；二是在既定的地hｔtps://m.heｔｕbook.com•cｏm理範圍內，根據當時已經發現早於殷墟商文化的諸考古學文化中尋找夏文化。兩種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希望用田野考古資料去印證歷史文獻中關於夏的一些問題，這種方法的可貴和可取之處，在於脫離歷史研究只依賴文獻的羈絆，找到新的有效途徑——把歷史文獻和田野考古資料結合了起來，也就是王國維所謂的「二重證據法」。但是，由於當時的客觀條件還不夠成熟，他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多偏重在地理的考證方面，而在考古學上只提出了一些假說，缺乏有力的論證，甚至出現了難以避免m.hetubook.com.com的錯誤。

所謂客觀條件不成熟，是因為中國考古學剛起步，田野考古資料匱乏，很多與夏文化有關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更沒有放射性碳十四現代定年技術的支援，無法知道考古遺址和考古學文化的準確年代。而在當時確定的商文化只是商文化後期，主要屬於晚商文化。同時所知比殷商文化更早的，主要是黃河上、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

一九五〇年代之後，隨著考古學的飛速發展，新遺址接連不斷地出現，且不斷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河南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的發現，考古工ｈｅｔｕｂｏｏｋ•cｏm.cｏm作者根據地層關係和文化特徵的比較研究，確證了二里崗商文化早於安陽殷墟的商代後期文化，並把龍山文化與殷墟晚商文化之間的空白填補起來。也就是說，鄭州二里崗商文化已經接近或屬於早商文化範疇了。

一九二八年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開始之後，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學原理和同層出土的甲骨文以及其他商代器物，進而發現了商代的宮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種文化遺跡後，殷墟在考古學上作為商文化已成定論。既然商文化如此，那麼，文獻記載中的夏代文化是否也可以透過考古學找到呢？隨著學者們對考古的信心愈發增強，學術界也從幾個方面開www.hetubook.com.com始對夏文化的探索。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歷史學家徐中舒和翦伯贊等人，推斷仰韶文化或者龍山文化為夏文化，而范文瀾在他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中，提出龍山文化即是夏文化的學說，並利用龍山文化的遺物推測夏代農業和手工業的情況。由於已知的龍山文化在年代上比仰韶文化更接近夏文化，但龍山文化分布甚廣，所存在的時間又很長，范文瀾籠統地提出龍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學說，自然引起學術界的爭議。儘管如此，史學界對夏文化的探索，畢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可以說，這是繼王國維之後，又在結合古史與現代考古學上邁出了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