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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個新時代到來的時候，一位在中國考古史上的重要人物，為夏文化的實質性探索掀開了輝煌的一頁，這個人物就是傑出的古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徐旭生。

徐旭生在書中回憶說：「我自一九二一年後在北京大學任教，當日我國的史學界受歐西科學的影響，對古史材料重新估價的口號高唱入雲，我個人也未能自外於時代思想的潮流。不過因為我在法國留學時學的是哲學，所以在北大教的總不出哲學史的範圍，對於歷史自身沒有時間向前深造。一九二三年前後顧頡剛、劉掞藜二先生，對於大禹是否為神，是否有實在人格的討論轟動一時，我對此問題雖也深感趣，但是因為沒有工夫蒐集資料，所以未能參加討論。當時史學界的普通意見似有利於顧氏，可是我個人雖對於他的工作有較高的評價，卻總以為他走的太遠，又復失真，所以頗不以他的結論為是。我當日覺得《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禹貢〉等諸篇固然非當日的或離當日不遠的著作，是由後人的追記，篇首『日若稽古』四個字已經可以證明；但是他們的紀錄未必無根據，紀錄的時期最早或者可以溯到商朝。」

①顯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一八四六至一九一六，波蘭作家。由於「他史詩一般的作品表現出的卓越成就」，獲一九〇五年諾貝爾文學獎。

一九三一年二月，北平師範大學與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院合組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徐旭生任合組後的北師大校長。同年九月，「九一八」事變爆發，北師大師生熱烈地投入抗日戰爭。事變後兩天，徐旭生便會同北大校長蔣夢麟，並邀集北平各大學校長，舉行緊急會議。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長、教務長等，開緊急會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年十一月，親赴南京，請求增加北師大經費，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拒不接見，徐旭生憤而辭去北師大校長職務。

徐旭生認為，所謂「傳說時代」，世界上任何一和*圖*書個民族最初的歷史，總是用「口耳相傳」的方法流傳下來。在古文獻中保存有古代傳說，而在當時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記錄下來的史料，用這種史料所記述的時代，就叫做「傳說時代」。中國的傳說時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黃時期；下限暫定在盤庚遷殷以前。

徐旭生在對二里頭遺址作了初步判斷後，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將調查的情況告知了工作站和趙芝荃等人。大家一聽很是振奮，決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長趙芝荃帶領幾名考古人員，再隨徐旭生赴二里頭作進一步調查。

「成！」農民爽快地答應了，領徐旭生到了村東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這裡發現了許多陶片，還撿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從遺址的規模和遺留的陶片和陶器的花紋、質地等判斷，這是一處規模甚大的古文化遺址。

關於史學界爭論頗為激烈的夏王朝，當時在考古學上仍是個空白點。為此，徐旭生極為重視，首次提出探索夏文化並提出了指導性意見：首先要明確「夏文化」一詞包括兩個涵義，即夏族文化與夏代文化。二者既有區別又有十分密切的聯繫。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範圍很有限，年代則包括禹以前，桀之後；如果指後者，它的地域範圍較廣，年代則始於禹，終於桀。夏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晉南平原，汾、澮、涑水流域；洛陽平原，伊、洛、潁水流域；乃至關中平原也是夏人的舊壤。

至於如何對待「傳說時代」史料。徐旭生表示，首先應當對神話與傳說認識清楚並加以區分。當然，二者之間是相近的，頗難截然分離，但也不能混為一談。

自一九三二年開始，徐旭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編輯，後改為研究員。一九三七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改為史學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長。北平解放後，又任北平研究院代副院長，並開始潛心研究古史傳說，準備撰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

一九二一年起，徐旭生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並著手翻ｍ•ｈeｔｕｂoｏｋ•cｏｍ.ｃom譯威伯爾的《歐洲哲學史》。其後又與喬曾劬合譯波蘭作家顯克微支①的歷史長篇小說《你往何處去》，這是該書最早的中文譯本。

離開水塘之後，趙芝荃等人又在二里頭村的四周作了詳細調查，估計此遺址範圍東西約長三至三點五公里，南北寬約一點五公里。從地理環境和歷史淵源以及發現的遺跡、遺物看，這裡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帝都的可能性的確是「很不小的」。

至於如何看待疑古派的是非功過，徐旭生指出：「近三年餘年（大約自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起至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時止），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可是它的大本營卻在古史辨及其周圍。他們工作的勤奮是很可敬的，成績也是很大的，但是他們所用的治學方法卻很有問題。主要的，去世的張蔭麟先生已經指出，就是太無限度地使用默證。這種方法就是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對這一方法，法國史學家色諾波說得不錯：『現存之載籍無某事之稱述，此猶未足為證也，更須從來未嘗有之。故於載籍湮滅愈多之時代，默證愈當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處，較之在十九世紀之歷史不逮遠甚』。極端疑古學派的工作人對於載籍湮滅極多的時代，卻是廣泛地使用默證，結果如何，可以預料。……他們看見了不合他們意見的論證，並不能正常地審慎處理，有不少次悍然決然宣布反對論證的偽造，可是他們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比方說，看見《尚書．立政篇》內含有尚賢思想，就宣布它已經受了墨家思想的影響，為戰國人的偽造。可是，古人之所謂賢，也不過是說某人比較能幹罷了。……在春秋和戰國的各學派中間所稱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異、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實在更多。比方說，禹治水的傳說，堯、舜、禹三人相互的關係，在先秦諸子中，可以說是大致相同，沒有爭論的。而疑古學派的極端派卻誇張它們的歧異、矛盾，對於很www•ｈetｕｂｏoｋ•ｃoｍ.com多沒有爭論的點卻視若無睹，不屑注意！要知道春秋末期和戰國時的學術空氣是相當自由的，各學派中間的互相駁斥是並不容情的。一家造謠，正給別家落以口實，何以別家全閉口無言，默示承認？……他們對於摻雜神話的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願意去分辨。在古帝的傳說中間，除帝顓頊因為有特別原因以外，炎帝、黃帝、蚩尤、堯、舜、禹的傳說裡面所摻雜的神話並不算太多，可是極端的疑古派都漫無別擇，一股腦兒把它們送到神話的保險櫃中封鎖起來，不許別的歷史的工作者再去染指！如果與希臘的傳說來比較，關於提秀斯的神話，不比中國古帝傳說中所摻雜的神話少，可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裡面，敘述雅典國家起源的時候，還提到提秀斯……」。

由於徐旭生的首次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數十次發掘，使得二里頭成為全世界學術界最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它不僅成為學者們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關鍵所在，也成為探討中國國家和文明起源無法迴避的聖地。

當趙芝荃等人隨徐旭生來到二里頭村外後，當地農民仍在田野裡大肆興建農田水利設施。一行人來到一農民正挖掘的水塘邊，發現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們進入水塘的臺階，又看到塘壁上布滿了陶器碎片，用手輕輕一摸，這些碎陶片便嘩啦嘩啦地掉下來。這個情景讓趙芝荃等人興奮異常，在以往的考古調查中，從沒遇到過這般激動人心的場面。如果說這裡不是古代的都城遺址，那又是什麼？

一九〇六年，徐旭生肄業於北京豫學堂。這年冬天，考入譯學館學法文，於一九一一年畢業。一九一二年在彰德中學教算學和數學。數月後，考取公費留學法國。一九一三年春至一九一九年春，在巴黎大學攻讀哲學，一九一九年夏天回國。

徐旭生分別對登封縣的八方、石羊關、禹縣的閻砦、谷水河等古文化遺跡進行田野調查，有一日途經偃師，準備到洛陽考古工作站，當他來到洛河邊一個叫二里頭的村外hｔｔps://ｗww•hｅtuboｏｋ.ｃoｍ.ｃｏm時，發現此處有些異常，便停下來四處走走，以尋找心目中的東西。當他在村外轉了幾圈後，有一個正在田野裡勞動的農民感到很奇怪，心想這個外地老頭一定是丟失了什麼，便主動向前詢問。這一問，徐旭生樂了，他幽默地說：「丟了一件大東西，是一座城，幾千年的一座城。」農民不解，徐旭生解釋說：「我是搞考古調查的，想在這一帶看看有沒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麼的。」這時農民懂了，他不以為然地說：「陶片，我們這裡多的是呢，還有完整的陶器，都是搞水利建設挖出來的。」徐旭生一聽，大為驚喜，急忙對眼前的農民說：「好兄弟，你說的地方在哪裡，能帶我去看看嗎？」

與此同時，徐旭生在仔細研究有關夏代的先秦文獻的基礎上，認為尋找夏文化的重點應放在豫西和晉西南兩個地區。為了讓這個理論得到事實的驗證，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已是七十二歲高齡的徐旭生不顧年老體衰，帶著助手親赴豫西對文獻記載中的「夏墟」展開調查，從而揭開了實質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徐旭生一行數人在豫西這個既定的圈子裡來往穿行，每日步行四十餘里，每一遇到大雨，鞋子陷進泥中行走不便，徐旭生乾脆光腳在泥濘中前行。其為科學事業歷盡艱辛而不辭勞苦的精神，令人感動和敬仰。

當時，極端疑古派學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長時代的歷史。對傳說資料視若「腐朽」之物，或加偏見，或不引用。徐旭生撰寫這部書的目的則是力圖「矯正他們錯疑所不應疑的偏向，使治此段歷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軌，使夏及其以前的歷史，還其本來面目」。

二里頭遺址位於偃師城西南約九公里處，洛陽城之東。就其位置而言，它南臨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嶽、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黃河，東有成皋之險，西有降穀崤函之固。其所處的河洛地帶自古被稱為中土、土中、地中。「河山拱戴，形勢甲於天下」，為萬方輻輳之地。傳說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聖王皆在河洛地帶膺圖受瑞。「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這裡的https://www.hetubook.com.com嵩山被稱為五嶽之中嶽，又為太室山，也是周武王不願遠離的「天室」。武王曾在此廷告於天：「餘其宅茲中國，自之又民。」因而這裡也是本來意義的中國。周公遵武王意在此營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還在嵩山附近建測景（影）臺，從禮制上確定此地為「地中」。它被賦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合也」等等神祕意義。漢魏以後亦有不少王朝留意於此，在此建都。這裡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區。

一九二六年秋，徐旭生任北京大學教務長。次年，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鑑於當權者對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無知和偏見，不惟不獎勵科學，且阻礙研究，於是提議組織起來，到各地蒐集材料，以為精深研究提供條件；對於外國人，願與協會真誠合作者表示歡迎，對於那些企圖進行文化侵略，攫奪科學材料的人，則予以拒絕，不使再溷吾士。抱著這種宗旨，經過一番鬥爭，才與當時已進入中國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合作，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由徐旭生任該團中方團長，開始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科學考察，之後並獲得重大學術成果。

徐旭生，原名炳昶，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清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桐河鎮硯河村，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八歲。徐旭生自幼生長於書香門第，從小受到古文化的薰陶，青年時代，就對中國古史產生了濃厚興趣，這為他後來進行古史和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基礎。

一九二五年，任《猛進》主編。《猛進》是當時具有進步傾向的一種政論性的週刊。徐旭生在《猛進》上發表過題為《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的時事短評，引起魯迅的重視。魯迅因而在《語絲》週刊上寫了《論睜了眼看》的文章，就此進一步展開論述。此後與魯迅建立了友誼，並經常通信評論問題。

現在要瞭解徐旭生一生的事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從考古學家黃石林為徐旭生所寫的傳略、可以看出大體的概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