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當鄒衡率領學生來到東幹溝不久，二里頭遺址的首次發掘也開始了。後來，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高天麟開始整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材料，由於人手短缺，便請鄒衡協助處理二里頭的分期問題。這個意外插曲，使鄒衡成為沒有參加發掘，卻最早接觸二里頭遺址出土材料的學者之一，從而使他對二里頭遺址發掘的資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就在這年十月，鄒衡所率領的考古專業的學生，在東幹溝的發掘中已達到了原來預期的「初步掌握田野操作和室內整理方法和目的」學習目標，接下來就要進行大規模的田野實習了。由於東幹溝遺址無法滿足這個需要，到什麼地方去，一時成了問題。於是，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趙芝荃、鄭振香等人建議他帶學生到二里頭參加發掘。考慮到二里頭遺址當時已有中央和河南省兩個單位在發掘，若再加上北大師生，就變成了三個單位，且北大又人多勢眾，鄒衡覺得不太合適，便主動放棄了這個打算，獨自一人到洛陽遠郊區谷水鎮以西的南王灣作實際調查。想不到這一去，便又引出了一起重要的考古發現。

儘管商周考古不是向達的特長，但他仍給予鄒衡一些具體的指導，並明確要求必須認真讀王國維、郭沫若的書，否則就會陷於盲目的考古。同時發自肺腑、用意深遠地指出，讀王國維、郭沫若的書，重要的是瞭解他們的治學態度、學術體系、方法和其主要貢獻，然後再考慮自己將做些什麼和怎樣去做……向達教授的教誨，使鄒衡銘刻在心，並成為他終生進行學術研究的指路明燈和追求的目標，並以這種精神和治學態度在以後的歲月裡指導自己的學生。

正如此前所作的介紹，由於安陽殷墟的發掘已被學術界證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無可爭辯地確認了什麼是晚商文化。同樣地，由於鄭州二里崗遺址的發現，學術界認為這座都城的文化早於殷墟文化，而大多數學者認為屬於商代中期仲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以此類推，早於二里https://www.hetubook.com.com崗文化的二里頭遺址，就是赫赫有名的湯王打敗夏朝最後一個叫桀的王之後，建立的一座叫「亳」的都城。如果確認二里頭遺址就是商湯的「亳」都，那麼就找到了商文化的起點。以這個起點為座標，早於「亳」都的，自然是夏文化。令學者們頭痛也放心不下的問題是，鄭州商城真的是「隞」都、二里頭遺址真的是「亳」都嗎？鄒衡在南王灣文化分期的基礎上，對鄭州商文化重新分期之後，第一個否定了上述大多數學者認為的「隞」都和「亳」都之說。

後來，他聽一些教授說，郭沫若之所以在史學界有那麼響亮的名氣，主要是研究中國上古史和甲骨文，而甲骨文研究的開山鼻祖和一代宗師是羅振玉和王國維，郭沫若正是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的。如此一來，鄒衡又找來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的文章仔細研讀，漸漸地也對二人開始崇拜起來，並對史學特別是中國古代史開始迷戀。

兩座都城的性質相繼否定，到底商湯所居的「亳」在何處？鄒衡根據多方考證，特別是對鄭州商城出土的「亳」字陶文的辨認和考釋，大膽地提出鄭州商城就是商朝的開國之君湯所居的「亳」。

南王灣文化分期的消息傳開後，許多考古界的同行前去洛陽參觀，並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讚譽。著名考古學大師夏鼐曾寫信給鄒衡，對南王灣分期的重要意義給予高度評價，並將這一成果推薦給當時在中國訪問的蘇聯著名考古學家吉謝列夫，請他親自到洛陽去實地觀看。葉謝列夫果然去了洛陽，在觀看後同樣對南王灣的分期成果給予高度評價，並稱讚中國的考古學家真了不起。而中國另一位考古學大師蘇秉琦對南王灣的分期成果更是再三給予肯定，並稱這是考古學界一項破天荒的工作。

可是，隨著政治形勢轉變，已回到北大教書的鄒衡被視為走白專道路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僅失去了編寫發掘報告的機會，也徹底和南王灣遺址的繼續發htｔｐs://ｗｗｗ•heｔubｏｏｋ.ｃoｍ.com掘無緣了。這段意外的政治遭遇，不僅成為鄒衡終身最大的遺憾，也是學術界極大的損失。

進入史學系之後，鄒衡的成績並不是很好，只能算是中等，主要的原因是參加社會活動過於頻繁。向達知道鄒衡酷愛古代史，不久就將他叫到自己的家中，勸他將來最好學習考古，同時與系主任商量，推薦鄒衡為史學系即將成立的考古組的第一個研究生。學習考古也正是鄒衡所喜歡和嚮往的，當考古組正式成立後，鄒衡如願以償，開始商周考古的學習和研究。

儘管鄒衡與南王灣遺址的考古發掘絕緣了，但探索夏文化的腳步並未停止，也正是對南王灣文化的成功分期，使他對夏、商文化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在北大史學系讀研究所期間，鄒衡的主攻方向是商周考古，不可能涉及夏代，但在他的心中，始終對夏朝的問題不能釋懷。

鄒衡，一九二七年生，湖南澧縣人，先就讀長沙兌澤中學，抗日戰爭時期隨家遷往四川併入國立十八中學就讀，一九四七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在北大就讀期間，一邊主修法律學專業，一邊旁聽文、史、哲等學科的課業。就在這段期間，一位歷史系的教授向學生們推薦了郭沫若著的《青銅時代》等幾本書籍。鄒衡在中學時，對文學類的書籍看的較多，對史學書卻極少看，這次經老師推薦，買來郭沫若的書一讀竟很受震撼，立刻感到郭沫若的學問很了不起，確實屬於大師，由於對郭沫若的崇拜，也感到歷史學是一門大學問，比其他學科的學問都大；儘管這個想法有些偏頗，但卻符合當時的實際。自此之後，鄒衡雖人在法律系，但思想和興趣卻慢慢向史學傾斜。

既然鄭州商城是「亳」，或者說是商文化的起點，而二里頭文化又早於鄭州商城文化，且兩種文化又不相同。那麼以鄒衡的觀點，二里頭文化自然就屬於夏文化。又二里頭文化是同屬一脈相承的同一類型的文化，不存在突然斷裂和突然侵入、興起的外來因ｗｗｗ.hetｕｂoｏｋ.ｃoｍ.ｃoｍ素，所以也就用不著操刀在這個文化整體上切來切去了，原來由學術界認可的一、二、三、四期文化全部屬於夏文化。

一九四七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因為北大法律系湖南籍的一位同學韓建華約鄒衡一起去拜望同是湖南鄉親的一代學術巨匠、北大史學系著名教授向達。當他們來到東四十條向達家時，已是全國聞名的向達教授熱情地接待了兩個初到北平不久的年輕學生，並親切地談起湖南家鄉的一些往事。當向達先生得知鄒衡在湖南時曾上過兌澤中學時，便以自豪的言語說起這是清末由湘西人在省城長沙創建的一座名聲不錯的老學校，並說也是他的母校，只是後來轉入了明德中學。或許因為這一層關係，鄒衡感到向達格外和藹親切，交談中也就漸漸放鬆了緊張的情緒，自此之後，鄒衡經常去看望向達，並隨時請教一些史學問題，而向達也像對待自己的弟子一樣，熱情地予以解答和鼓勵。隨著時間一天天流逝，鄒衡對史學知識的渴望也愈來愈強烈，興趣愈來愈大，對所學的法律專業反而感到索然無味了。在這種情形下，鄒衡決定放棄法律專業，轉到史學系開始新的學習。當他把這個想法告知向達後，得到了贊成和支援，向達還特地向當時的史學系主任鄭天挺推薦。於是，鄒衡就順利地轉到史學系了。

當鄒衡來到南王灣剛作了不足兩個小時的調查，便發現了一大片新石器時代遺址，在這個遺址中，明顯看到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共存，並夾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陶片。根據採集到的陶片分析，此處的仰韶、龍山似乎都有早、晚的不同。面對這個特點，一個想法驀然在他的心中產生：也許在這裡可以解決學術界幾十年懸而未決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關係及其年代的分期問題。隨著這個想法而來的，就是決定在此處發掘。

既然「隞」都予以否定，那麼二里頭遺址號稱的「亳」都也跟著發生了動搖。鄒衡認為，如果二里頭遺址是湯都西亳，則與古文獻記載完全矛盾。據《呂氏春秋ｍ•hetｕbｏｏk•coｍ.cｏm．慎大覽》所載，商湯伐桀，「令師從東方出國西以進」。也就是說商湯的軍隊從所佔據的中國東部向西攻打夏桀的武裝力量。又據《書序》云：「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也就是說，商湯的軍隊滅了夏之後，又回到了亳都。這些記載說明，亳和桀住的夏都不在一起，且亳都的方位在桀都之東。這個「東」在那裡，依然是從文獻記載看，應該在豫西之東，不會是在二里頭所處的豫西位置。故此，二里頭遺址「西亳」說同樣受到了否定。

一九五六年十月，當他聽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名歷史學家暨考古學家徐旭生在北大歷史系所作《夏代探索》的演講後，更增強了解決夏代問題的信心。一九五九年，徐旭生首次在豫西調查了「夏墟」，並發表了調查報告，使他備受鼓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已畢業留校任教的鄒衡帶領考古專業的學生赴洛陽實習，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的站長芝荃，安排他和學生到一個叫東幹溝的仰韶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就是這次考古發掘，拉開了鄒衡一生中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按照鄒衡的分析推斷，鄭州商城文化延續時期很長，而鄭州商城所涵括的年代也具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相反的是，商代中期那位叫仲丁的王所居隞都不過廿來年，無法與都城延續時間相合。而據當時的放射性碳十四測定，鄭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達到西元前十七世紀，照歷史學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達夏朝的記載時期。又據古文獻記載，鄭州所處的位置與隞都所在的地理不合。因此，鄒衡認為鄭州商城絕不可能是仲丁所居的「隞」都。

鄒衡「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與「二里頭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說」的提出，如同一塊巨石砸進平靜的水面，立刻在學術界掀起了滔天大浪，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由此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爭，有關夏文化的探索進入了一個色彩紛呈的新時代。

當南王灣的發掘進行到一個月之際，狀況頗佳，各方面都朝著鄒衡預期的目標ｈｔtｐs://ｗｗｗ•hｅtｕｂｏoｋ.ｃom•cｏｍ發展。三個月之後，由於嚴寒的冬天已經來臨，不宜在野外發掘，鄒衡便率領學生攜帶大批發掘器物撤出工地，來到考古所洛陽工作站進行室內整理。據鄒衡多年後回憶：這段時間工作進展很快，學生們對陶片的熱情很高，經常對到深夜還不回宿舍休息，最後有三對男女同學居然對成了終生伴侶。他看到這種情況，內心有說不出的喜悅。當然，學生們除對成終生伴侶之外，還對成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完整的陶器多達五百多件。

陶片對得差不多時，鄒衡便指導學生對發掘遺物進行文化分期，發現各期文化都很豐富，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方便，為了核實南王灣遺址分期是否正確，此後不久，鄒衡又把學生分成若干組，分別到洛陽和伊洛地區，經過他事先親自複查過的遺址進行調查與試掘。就在這次調查與試掘中，發現了一些屬於二里頭文化和鄭州二里崗文化的遺址、跡物。根據南王灣的發掘和洛陽以及伊洛地區調查試掘的材料，鄒衡經過詳細的分析研究，把伊洛地區從仰韶早期到商代前期之前的文化以四期十一段的劃分方法分離開來。即：第一期——仰韶期；第二期——過渡期；第三期——龍山期；第四期——二里頭期。各期之間又分不同的階段。這個劃分在學術界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就當時的考古界而言，對於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還沒有明確的分期，而在仰韶、龍山文化之間有沒有一種混合文化，還無法真正弄清。換句話說，當時的考古界對新石器時代的認識還較模糊。透過對南王灣的文化分期，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尤其是對仰韶期—龍山期—二里頭期—早商期序列的排定，基本上就把中原地區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各個環節聯結起來，不太可能有什麼其他文化穿插期間。如此一來，就可考慮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的相互結合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文獻記載的夏朝真的存在，即它必然就在這個環節之中。可以說，透過對南王灣的分期，直接為探索夏文化創造了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