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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席澤宗任《天文學報》編輯時，在第一期就刊登了討論武王伐紂年代的文章，當他最早和李學勤、仇士華等專家聚在一起談到「工程」，並表露了自己的擔心時，李學勤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對「工程」所具備的條件和可行性加以解釋，而仇士華則用具體的事例說明有些過去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現在能夠得以解決。如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仇士華表示可以用碳十四定年法，對一些墓葬的系列樣品，透過高精度定年來確定這段歷史的範圍，然後再參考其他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確定一個較為準確的年代。過去只從天文學的角度來看待年代學的席澤宗，想不到還可以從考古、碳十四定年、金文曆譜的排序等方法來綜合交叉研究並確定年代。經過幾次溝通和交流，他消除了顧慮，信心大增，決心為「工程」盡自己的最大努力。

不難理解的是，由於天象自身所具有的週期性，根據其運行規律，利用現代先進的科學手段，完全可以回推文獻記載中早已逝去的天象，這種推算方法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已達到了相當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這些天象發生的準確時間，從而幫助研究者解決歷史年代學中，特別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學的某些難題。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間，席澤宗在陝西洋縣國立七中二分校上初中。雖然生活極為清苦，但此處施行的是新式教育，席澤宗開始在這裡接觸到一些自然科學知識，包括天文學，一九四一年九月廿一日發生的日全蝕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九四四年他進入蘭州西北師範學院附中讀高中，西北師院的前身即北京師範大學，北平淪陷後遷往後方。當時學校裡學習氣氛濃厚，席澤宗讀了許多課外讀物，其中有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台長，著名天文學家張鈺哲寫的一本天文學科普文集——《宇宙叢談》。這本書使席澤宗對天文學發生了興趣，進而開始找別的天文書籍來閱讀。

在「工程」早期，席澤宗受有關方面的委託，邀請全國各地的部分天文學家如吳守賢、劉次沅、張培瑜、江曉原、陳美東、陳久金、薄樹人、孫小淳、胡鐵珠等，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專業座談會，就如何利用天文學方法研究夏商周年代問題進行了討論。會上，席澤宗開列了在「工程論證報告」中擬定的十個天文學研究專題，供大家討論，並根據與會者各自的條件和能力選擇其中的一個或幾個進行分頭研究。

席澤宗，一九二七年六月生於山西省垣曲縣，自六月歲起開始在家鄉念https://www.hetubook.com.com私塾。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的烽火結束了他五年的私塾生活。這年份，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日軍乘勝追到垣曲並佔領，席家不得不舉家避往鄉間，席澤宗也被迫輟學，從此開始了顛沛流離的少年時代。

中國是發展天文學最早的國家之一。早在史前時代，先民們對寒來暑往，月圓月缺，植物的生長、成熟和動物的活動規律，就積累了一定的知識。最遲在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先民就開始對日、月等天象進行觀測。一九七二年，在河南鄭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上，曾發現繪有天文的圖案，這些圖案有光芒四射的太陽紋和肉眼難以看到的日暈圖，有滿月和蛾眉月彩繪，還有殘存的北斗星象圖等，這些圖像反映出先民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天文知識，並把他們繪製在陶器上；據專家考證它繪於五千年以前。而一九六三年在山東莒縣凌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灰色陶尊上，則刻劃著太陽與雲氣形象的圖案，陶尊的年代距今大約有四千五百年。或許在這個時候，人們根據日的升降、月之圓缺及某星在天空的位置來定方位、定時間、定季節了。當時，除日、月外，人們對紅色亮星「大火」相當重視。「大火」在現代稱為「天蠍座α星」。傳說在中國古帝顓頊時代（距今約四千五百年），就設置「火正」之官，觀察大火運行，用以指導農業生產。可以說，天文學在各門自然科學中是產生最早的一門學科。

木衛是指從屬木星周圍的小星，它們和木星共同組成了一個系統。學術界大都認為木星的四顆大衛星是伽利略一六一〇年用望遠鏡首先發現的。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五版則認為是伽利略和西蒙．麥立阿斯相互獨立地發現的。有些書中說，用肉眼無法看見這四顆大衛星，因為它們離明亮的木星太近了。但是席澤宗經研究發現，木星的四顆大衛星是肉眼可見的，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戰國時代天文學家甘德就看見過。

相傳在夏代仲康年代曾發生過一次日蝕，這次日蝕後來記載於《尚書》中，如果透過天文學研究，這次日蝕算出在夏代仲康時所發生的絕對年代，其結果可對夏代年代架構發揮很好的補充和驗證作用。當與會者對「仲康日蝕研究」這個項目的工作條件、研究方法與途徑等問題和困難進行論證時，席澤宗說，當年考古學家徐旭生對這一記載看得非常重要。徐旭生說過：「我們疑惑我國古史可靠年代開始的和*圖*書問題，等到將來仲康時日蝕的問題能圓滿解決以後，或者就沒有多的問題。也同埃及年代學上的問題，到了天文學家確實計算出來天狼星於西元前四二四一年七月十九日黎明在孟斐斯的緯度出現以後，就沒有多的問題一樣。」

對於利用歷史資料來解決現代天文學課題，席澤宗長期注意著。於是後來才有了他《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對木衛的發現》論文的發表，並再次轟動了世界天文學界。

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啟動之初，李學勤、席澤宗等科學家就注意到天象研究將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參考國外的天象研究方法，特別列出了「仲康日蝕」、「武王伐紂天象」、「懿王元年天再旦」等研究課題或專題，由「工程」首席科學家席澤宗負責在全國選擇有關學者，對項目進行分配後分頭研究。

一九四〇年代初期，金牛座蟹狀星雲被證認出是西元一〇五四年超新星爆發的遺跡。一九四九年又發現蟹狀星雲是一個很強的電波源，不久發現著名的一五七二年超新星和一六〇四年超新星遺跡也是電波源。於是天文學家產生了設想：超新星爆發可能會形成電波源。由於超新星爆發是極為罕見的天象，因此要檢驗上述設想，必須借助於古代長期積累的觀測資料。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發紀錄的工作，曾有一些外國學者嘗試過，如倫德馬克等。但他們的研究結果無論在準確性還是完備性方面都顯得不足。

早在一九五七年，席澤宗就注意到《開元占經》中所引一條戰國時期關於木星的史料：「甘氏曰：單閼之歲，攝提格在卯，歲星在子，與嬃女、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於其側，是謂同盟」。他懷疑甘德可能已經發現了木衛。這條史料許多人都知道，但伽利略用望遠鏡發現木衛這一事實，使那種認為木衛只能用望遠鏡才看得到的說法深入人心，成為傳統觀念，所以人們對這條史料大都輕易放過了。席澤宗卻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多年之後，他在弗拉馬利翁的著作中發現了木衛可用肉眼看見的主張；後來又在德國地理學家洪堡的記述中發現有肉眼看見木衛的實例，這使他聯想起甘德的記載，於是著手研究。經過周密的考證和推算，他證明：上述甘德的記載是西元前三六四年夏天的天象，甘德確實發現了木衛。同時，他又將這一結論交付實測檢驗——北京天文館天象廳所做模擬觀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青少年在河北興隆所作實地觀測、北京天文臺在望遠鏡上加光闌，模ｈｔｔps://ｍ.ｈeｔuboｏｋ•cｏｍ•com擬人眼所做觀測，一致表明在良好條件下，木衛可用肉眼看到；而且甘德的記載非常逼真。這些觀測有力地證實了席澤宗的結論。席澤宗的這項工作把人類認識行星衛星的歷史提前了二千年，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回響和興趣，國內外報刊做了大量報告，英、美等國都翻譯了全文。以畢生精力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藪內清為此發表了《實驗天文學史的嘗試》一文，認為這是實驗天文學史的開端。

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之前，席澤宗就代表中國天文學史界參加了論證籌畫與可行性報告的起草工作，「工程」正式啟動後，他以首席科學家的身分，瀏覽、指導有關天文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並對研究成果作出最終的評判和取捨。不過按席澤宗的說法，他剛開始介入這項工作之時，心理上有一種「發響亮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因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所要解決的是一個古史年代學問題，而過去的年代學研究者，往往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成功率卻極其有限。中國二千年來的研究者不用說，就連國外也是如此。例如世界頂級的大科學家牛頓，在完成有關的天體力學研究之後，開始研究《聖經》中記載的有關古史年代問題，他所傾注大量心血研究出的結果，後來被科學界當作神學類內容無情地拋棄了。在這研究領域，牛頓並不成功。

面對以上情況，席澤宗和承擔此專題的天文學家吳守賢等學者，在經過反覆討論後認為，其研究目標，首先是要確定《尚書．胤征》的有關記載是否為日蝕。假如確為日蝕事件，就可以運用天文學成果，對這次日蝕的發生時間進行推算。鑑於目前國內外已有多種推算結果，必須運用最先進的天文軟體和國內外日蝕記事的比較法，重新推算西元前二二〇〇至前二〇〇〇年間中原地區的可見日蝕。為了保證結果的正確，還需加進月亮軌道根數長期變化和地球自轉長期變化的資料。最後還要與文獻考證相配合，以斷定最合理的日蝕年代。

從一九五四年起，席澤宗連續發表了幾篇研究中國古代新星及超新星爆發紀錄與電波源之間關係的論文。接著在一九五五年發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國古代在天象觀測資料方面完備、持續和準確的巨大優越性，考訂了從殷代到西元一七〇〇年間的九十次新星和超新星爆發紀錄，成為這方面空前完備的權威資料。《古新星新表》發表後很快引起美蘇兩國的重視，兩國都先在報刊雜誌上作了報導，隨後在ｍ.heｔｕboｏk.ｃom•cｏm專業雜誌上全文譯載。俄譯本和英譯本的出現使得這一成果被各國研究者廣泛引用。

一九四八年元旦，正在中山大學讀書的席澤宗在廣州《越華報》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預告今年日月蝕》。此後他一面學習，一面在廣州香港等報紙上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大部分是關於天文學的。一九五一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恒星》，那時他還是一名學生。

歷史上的占星家關注的天象主要有兩類，一類屬於奇異天象，另一類則是五星運動。關於奇異天象的占驗比較簡單，因為某一顆星主掌某事都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於是占星家根據它們的變化特點，便可預測吉凶。相對而言，五星的占驗就複雜的多，不僅各星所具有的吉凶性質不同，而且它們的動態所反映的吉凶情況也不同，占星家們把已經掌握的五星在一個運動週期內的運動情況作為五星的常態，如果它們的運動與常態相悖，就可以依據不同的變化來確定吉凶。毫無疑問，中國是天文學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史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佔有最光輝的一頁。而中國古代天象紀錄，其數量之多，門類之全，系列之長是世界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由於古人留下的這筆珍貴而豐富的文化遺產，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另一條重要的研究途徑。

隨著無線電波天文學（Radio Astronomy）的迅速發展，《古新星新表》日益顯示出其重大意義。於是席澤宗和薄樹人合作，於一九六五年又發表了《中朝日三國古代的新星紀錄及其在無線電波天文學中的意義》。此文是在《古新星新表》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修訂，又補充了朝鮮和日本的有關史料，製成一份更為完善的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發編年紀錄表。同時確立了七項鑑別新星爆發紀錄的判據和兩項區分新星和超新星紀錄的標準，並討論了超新星的爆發頻率。一九六六年，美國《科學》雜誌第一五四卷第三七四九期譯載了全文，同年美國國家航太和航空局（NASA）又出版了一種單行本。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國科學家在討論超新星、電波源、脈衝星、中子星、γ射線源、Ⅹ射線源等最新天文學研究對象時，經常引用以上兩文。一九六五年，李約瑟即致函竺可楨，建議推薦席澤宗為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當時席澤宗為助理研究員。劍橋英文版《中國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雜誌主編、愛爾蘭丹辛克天文臺的江濤在一九七七年十月的美國《天空與望遠鏡》雜誌上撰文說：「wｗｗ•hｅtuｂｏok•coｍ.ｃoｍ對西方科學家而言，發表在《天文學報》上的所有論文中，最著名的兩篇可能就是席澤宗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五年關於中國超新星紀錄的文章。」美國著名天文學家歐．斯特魯維等在《二十世紀天文學》書中只提到一項中國天文學家的著作，即席澤宗的《古新星新表》。

中國早期天文學在為了「定季節」的同時，還伴有鮮明的占星學特點和強烈的政治色彩。《周易．彖傳》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繫辭．上》也說：「天垂象，見吉凶。」這裡說的天文就是天象，按中國古代的星占家的理論和學說，宇宙天體與人間社會可相互感應，天象的變化乃是上天對人間禍福的示警。這種獨特的文化心理不僅促使統治者壟斷一切天文占驗，而且使他們不得不辛勤地觀測天象，以便尋找天象與人事的某種聯繫。傳說中從黃帝開始，之後的歷朝歷代都有占星家，這些人幾乎都以他們各自的占星術對當時的政治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當時蘇聯天文學界對利用歷史資料研究超新星爆發與電波源（Radio Source）的關係很感興趣。蘇方曾致函中國科學院，請求幫助調查有關的歷史資料。竺可楨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席澤宗。這是席澤宗涉足天文學史研究之始。於是一年之後，蜚聲中外的《古新星新表》問世。

席澤宗從中山大學畢業前，因對天體物理感興趣，曾聯繫好去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工作，但畢業時，他卻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編譯局，擔任《科學通報》的編輯。在這裡他認識了主管編譯局的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一九五二年，在竺可楨的安排，他被送往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專修俄語兩年。一九五四年回編譯局後，和戴文賽合譯了蘇聯阿米巴楚米揚等人的《理論天體物理學》，這本書於一九五六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後，曾長期被作為研究生的教材。

對於這種看法，席澤宗認為，「徐旭生先生未免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事實上，古埃及的年代問題，並不是單靠天狼星偕日出的計算解決的。而中國夏代仲康時期的日蝕，也是從梁代虞鄺以來，一千多年爭論不休的問題。首先，記載這次日蝕的《尚書．胤征》篇的真偽成問題；其次，承認確有這個文獻，但說的是不是日蝕，又有爭論；第三，承認是日蝕，但發生在哪一年，又有爭論。經過歷代為數眾多的天文學的推算，仲康日蝕發生的時間，最早的可以早到西元前二一六五年，最晚的可以晚到西元前一八七六年，上下相差二八九年，而按一般說法，夏朝只有四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