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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文所言，中國在極其遼遠的古代，就將天象觀測作為一個國家極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設置位高的專官，專門從事這種觀測工作。而朝廷對於天官的期望往往也很高，督促極為嚴格，若不認真觀測，很容易鬧出亂子，甚至橫被誅戮。在中國最古老的典籍《書經》中有一篇叫《胤征》的文章，裡面講述了一位司天的天官，因怠忽職守遭到殺頭的悲劇故事。由於這個故事發生的年代之早和具有的典型意義，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後，關於「禹時」五星聚的天文紀錄推算，由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韜和南京大學天文系蔣窈窕兩位天文學家負責。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色。胤侯承王命徂征，告於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征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補厥後，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湎於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赤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夏朝建國的年代，按一般年代估算，約在西元前二一〇〇年左右。徐振韜和蔣窈窕兩位學者應用美國ARC軟體公司開發的先進軟體，圍繞這個年代前後相差一、二百年的範圍內搜尋，結果發現有一次非常理想的五星聚會。這次特殊的天象就發生在西元前一九五三年二月。電腦顯示，從二月中旬起，在黎明的東方地平線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非常醒目壯觀，完全可能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種天象奇景一直延續到三月初。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元前一九五三年二月廿六日夜，五大行星幾乎團聚在一起，相互之間的角距離小於四度，更增加了「五星連珠」的神祕色彩和-圖-書。據此，兩位天文學家斷言：「這個天象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發生的最難得的『諱合宿』，即五大行星團聚現象。這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嘉瑞貞祥』，暗示『帝王起』，要建立新的王朝。如是，則上列兩條紀錄反映出夏朝建立時發生的天象，其絕對年代應該是西元前一九五三年。」

至此，關於夏代年代學研究的三條主要途徑，即：文獻記載中的夏代積年；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頭文化的分期與碳十四定年；文獻中有關天象紀錄的推算等已全部完成。那麼夏代到底起始於何年，又終止於何年？由於夏代總積年已被「工程」專家組根據文獻記載確定為四七一年，只要找出夏朝滅亡的那一年，再由這一年上推四七一年便是夏朝的始年。根據斷代工程對於商代年代學專家們的研究結果，確定夏朝滅亡、商朝建立之年為西元前一六〇〇年。那麼以西元前一六〇〇年上推四七一年，則夏代始年應為西元前二〇七一年，這個年代從考古學的角度看，大致落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二段（西元前二一三二至前二〇三〇年範圍之內）。因此，「工程」專家組為取整數，定西元年前二〇七〇年為夏的始年。

「工程」專題組專家用現代方法，並使用最新的太陽和月亮曆表，對歷代天文學家的十三種說法進行驗算，發現每一種說法都存在問題，而現代計算的結果是，如果文獻記載中所謂的「季秋」與「房宿」相對應，那麼這個時代就應是西元前十四至前六世紀，根本不在人們公認的西元前廿一至前十六世紀的夏年之間。夏代季秋之月太陽不在房宿，「季秋」與「房宿」這兩個條件只有其一能符合仲康日蝕。當然日在何宿是看不到的，古人如杜預作《左傳注》也不認為「房」就是房宿。因此，在兩個條件中，非要選擇其一的話，「季秋」的可能性比「房宿」大。專題組將「季秋」設定在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八日之間，對洛陽地區西元前二二五〇年至一八五〇年共四hetubook.com.com百年間的可見日蝕進行普查性計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蝕、分日蝕共有十一次，其中發生在西元前二〇四三年十月三日、西元前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西元前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五日和西元前一九六一年十月廿六日的四次可以作為夏初年代的參考。

據《太平御覽》卷七引《孝經鉤命訣》載：「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蓮璧」。另據《古微書》載：「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祥。」

以知名天文學家吳守賢為首的「仲康日蝕研究」專題組，在詳盡分析研究了歷代前賢發表的原始文獻和間接的準原始文獻，同時分析了他們各自的工作背景、依據和方法後，對這些不同成果的可信度給予了評斷。

以上的故事就是中國《書經》所記載的夏朝仲康時代的一次日蝕紀錄，也是全世界所知最早的一次日蝕紀錄。在流行的《古文尚書．胤征》篇中，比較詳細地表明了當時胤侯奉命征伐羲和的情形和理由：

從文獻記載看，夏代有五星聚合和仲康日蝕兩條天象紀錄，這兩條紀錄可以透過科學地推算來考察夏代紀年。

太康死後，其弟仲康繼位。為了汲取太康一朝的教訓，仲康對朝廷內外進行了整頓，不僅新設立了司天的職官羲和，還任命胤侯執掌兵權，很有些中興的模樣，也正在這個時期的某一個朔日，突然發生了日蝕，只見原本高懸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陽正一點一點地消失，頓時天色由灰變暗，由暗變黑，幾步之內難辨人影。在野外遊蕩的雞狗鵝鴨甚至微小的螞蟻，都因急於尋找歸宿以致在黑暗中團團亂轉，路上行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天象變化，個個驚恐萬分，爭相奪路而逃。按照當時的認識和宇宙思想，凡日蝕出現，預示著國家將有災難發生，這個災難可能會危及帝王的地位或者性命。只有國王親率眾臣到殿前設壇焚香捨錢才能將太陽重新召回，災難也可以避免。這個過程稱為「救日」。此時，宮中樂官眼看太陽一點點沉沒，黑暗就要籠罩大地，焦急與驚恐和-圖-書之中迅速敲響了救日的鐘聲，洪亮急促的鐘聲穿過一層層富麗豪華的大殿，驚動了夏帝仲康和文武百官。主管錢幣的財官嗇夫慌忙去庫中取錢禮天，仲康也匆匆出後宮，上朝率百官舉行救日之禮。就在朝廷上下忙得不可開交之時，獨不見負責司天的關鍵人物羲和前來。仲康正為羲和沒有提前報告日蝕之事大為惱火，又不見他前來行救日之禮，更是憤恨不已，情急中急忙派人去找尋。誰知這羲和正醉臥屋中發著酣聲、做著美夢，外面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似乎與他毫無關係。仲康聞知，氣得臉色鐵青，根據夏朝政典規定，不及時上報日蝕的天官殺無赦，於是他咬牙切齒地高聲喊道：「快把這個擅離職守，違背朝綱的錯官砍頭！」這一聲命令，將正沉湎於美夢中的羲和推上了斷頭臺。

無論對此事怎樣評價，這個事件本身是讓人難以釋懷並無法忘記的。所以自梁代天文學家虞鄺認為這次日蝕發生於仲康元年以來，歷代天文學家如僧一行、郭宗敬、湯若望、李天經等都利用不同推算方法進行過推算，至一九八〇年代已有十三種不同的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同樣注意到了這次日蝕紀錄，並委託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臺、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南京大學天文系的吳守賢、周洪楠、李勇、劉次沅等學者進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對此表示懷疑，因為在四千多年前的遠古時代，要求一個天文學家準確地預報日蝕，似乎令人難以置信。日本學者新城新藏在其所著的《東漢以前中國天文學史大綱》中，就對此事持懷疑態度。而英國人所編的百科全書，對西元前世界各國的日蝕紀錄都編入條目中，唯獨對中國這次最早的日蝕紀錄以不可信為理由棄之不理。當然，要讓現代人相信早在四千多年前，天文學家就能夠準確地預報日蝕是不容易的。但問題是，《書經》並沒有說羲和非得在日蝕發生之前的多少天加以預報。事實上，如果有了夠多的日蝕紀錄，僅將它們排比估算，也可能得到一個和_圖_書純經驗的週期公式來試作日蝕的預測，做到這一點應是可能的事情。仲康時代的羲和集他前輩同行幾百年的觀測經驗，完全有可能知道在看不見月亮的那些日子裡，應當注意發生月蝕的可能，或者說在朔日前後要勤於觀測，不能有絲毫的懈怠。一旦發現日蝕，要及時報告。而羲和的正面過失就在他對這次日蝕事先沒有聞知，以致犯了「失時」或「不及時」的大罪，最終惹來了殺身之禍。

當然，這個推算是建立在文獻紀錄絕對可靠、日曆換算也絕對準確的基礎之上。現代研究證明，古代關於天文現象的紀錄，絕大多數出自實際觀測，應該是可靠的。就五星聚天象而言，也應準確和可靠，不存在後人偽造的情況。但也不能排除的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紀錄者出於對時局、災祥的附會，或許會將現象發生的年月做些改動。再加上紀錄中出現的缺失和傳抄過程中存在的錯誤，其絕對值也難以保證。因此，「禹時」五星聚天象紀錄推算出的西元前一九五三年只能作為估定夏代年代的一個參考基點，而不能作為定點。

利用五星聚合的歷史天象紀錄來討論解決古史年代學問題，古今中外許多學者都曾嘗試過。隨著電腦和天文力學理論的巨大進步，計算行星在天體上的準確位置已不困難。因此，自一九八〇年代之後，天文學家對五星聚合的問題重新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如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等學者藉由具體的天文計算，系統地討論了中國古籍中記載的八次五星聚合紀錄，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紀錄，從而對西周共和以前的古史年代提出了許多具有參考意義的新見地。

就這次事件，與《古文尚書》相呼應的，是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的記載：「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但若將兩文比較就可發現，後者對前文的「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等時間和日蝕現象沒有記載。據常理推論，《史記》的可信度很高，而《古文尚書》是偽書，是不足以完全置信的和*圖*書。但《左傳》昭公十七年曾討論若日蝕發生，應舉行的典禮的問題時，引用到這一段《夏書》，由此可見，這次日蝕紀錄應是可靠的。依據《左傳》所載「日月之會是謂辰」，故「辰弗集于房」就應表明那一天確是發生過日蝕。

夏代經過禹、啟到太康時代，國勢就有些不妙。而太康掌管朝政後，放情縱慾，不理朝政，既不關心曆法，也不過問天官的工作，使國家政務和農事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局面。這種局面終於遭到了以后羿為代表的武裝團體反對，並起兵奪取了國家政權。太康等兄弟五人在后羿軍隊的凌厲攻勢之下，不得不放棄京都出逃到洛陽避難。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會聚在很近的距離內，或如聯珠，或如拱璧，異常壯觀。這種特殊的天象，自然引起特別的關注與詮釋。古人多認為五星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動態與政治、災祥有密切關係。五星循度，為得其行，則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亂行則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由於五星聚合關係到天下興亡，因此受到歷代帝王的青睞，也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政治、文化背景下，許多五星聚合的現象便被紀錄下來，並得以留傳後世。

經過研究分析，吳守賢等當代學者發現，在仲康日蝕的研究中，前賢們分別採用了兩類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種是採用中國古代曆數推步法，另一種是採用基於牛頓天體力學理論設計的現代日蝕計算方法。但不管採用哪一種方法，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採用了中國歷史編年史料的記載，而這些記載是否真實，往往正是歷史學家有重大爭議的所在。由於日蝕出現的規律，在同一地點兩次日蝕發生的間隔平均約三百年，也有小於三百年的間隔就發生日蝕的情況，而且仲康日蝕的天文要素記錄不全，天文學家在推算時，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歷史編年資料，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推算出的結果就很難統一和準確。

至於夏商分界之年，也就是西元前一六〇〇年是如何推算出來的，這正是下面一章要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