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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的是，在半個多世紀的甲骨學史上，董作賓的研究無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都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正如著名甲骨學者嚴一萍所說：「五十年來，經過無數學者的鑽研努力，而能夠提綱挈領建立起甲骨學體系的惟有彥堂先生」，「今天的十萬片甲骨離不開這個體系，也就是甲骨有了成為一種專門學問的基礎」。這些話對於董作賓對甲骨學所做的貢獻並非謬讚。一九四九年，董作賓到了臺灣以後，受聘為臺灣大學文學院教授，後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一生著作甚豐，有專著十餘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為其代表作，他對甲骨學最大的貢獻，是創立了甲骨斷代學。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一九七三年在小屯南地發掘中發現刻辭甲骨五千三百卅五片，其中卜骨五千二百六十片，卜甲七十五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辭卜骨近百版。這批甲骨出土時多有明確的地層關係，並與陶器共存，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三期：廩辛、康丁（一世二王）；

自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發現至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中，甲骨文出土m•hetuｂoｏk•coｍ.coｍ約十五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三萬四千八百四十四片。一九三七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有小屯、侯家莊南地、後崗三處。一九五〇年代以來，隨著考古研究的蓬勃發展，甲骨文出土的地點不斷擴大，除上述三個地點外，在四盤磨、薛家莊南地、花園莊東地、花園莊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墳東地、劉家莊北地等八個地點都出土了刻辭甲骨。殷墟的發掘，肇始於對甲骨文的辨識和釋讀，而自殷墟發掘之後，對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的範圍內科學而深入地展開。一時名家輩出，大師雲集，遂使甲骨學繼羅振玉、王國維之後，漸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

在此「十項標準」中，最重要者為世系、稱謂和貞人，由世系可知稱謂，由稱謂可確定貞人屬於某一王世，此三者實為甲骨文斷代的「第一標準」。由此三者推演互證，則又有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等六標準。坑位「可以證同出卜辭之時代，然非親與發掘工作者不易用之」，故只能作為斷代的輔助標準。根據這「十項標準」，董作賓把殷墟二百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辭劃分為五個時期如下：

一m.hetubook.com.com九九一年秋天，在花園莊東一百多公尺處發現了一個甲骨坑，編號為花東H3，出土了甲骨一千五百八十三片，其中卜甲一千五百五十八片，上有刻辭的五百七十四片、卜骨廿五片，上有刻辭的五片，共計刻辭甲骨五百七十九片。尤其珍貴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為主、其中完整的刻辭卜甲達三百多版、刻辭內容較集中、主要涵括祭祀、田獵、天氣、疾病等方面。甲骨學者根據甲骨出土的地層關係、共存陶器及卜辭內容判斷，此坑甲骨屬武丁前期。

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殷墟的發現與甲骨文的研究，把中國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多年前；但甲骨文絕大多數是卜辭，是王或王室貴族占卜的紀錄，要依靠甲骨文恢復商代社會的原貌有一定的局限性。陳夢家等甲骨文學者在董作賓提出的甲骨文分為五期的基礎上，將甲骨文進一步分組，凡屬於同一位貞人所占之卜辭，都歸為一組，如賓組、曆組、黃組等，並建立了區分其年代先後的學說。新的研究顯示，甲骨年代並不完全按照王世劃分，有時可以跨越兩王，如以前被認為是武丁甲骨的賓組卜辭，實際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和圖書對準確判定甲骨月蝕的順序，進而回推其年代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一、世系，二、稱謂，三、貞人，四、坑位，五、方國，六、人物，七、事類，八、文法，九、字形，十、書體。

第三次殷墟發掘的第二階段，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著名的「大連坑」內出土了「大版四龜」。董作賓對這十分難得的材料進行了長時間的細心研究，並於一九三一年發表了在甲骨學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論文《大版四龜考釋》，奠定了甲骨文斷代體系的基礎。他指出，甲骨文在二百餘年間，「經過了七世十一王，這七世十一王的卜辭，必有許多不同之處，因此斷代的工作，也就應運而生。倘若能把每一時代的卜辭，還他個原有的時代，那麼，卜辭的價值便更要增高，由籠統的殷人二百年間的卜辭一躍而為某一帝王時代的直接史料了」。在這一研究基礎上，他進而提出甲骨文斷代的八項標準：「斷代之法，應從各方面觀察而求其會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數種：一、坑層；二、同出器物；三、貞卜事項；四、所祀帝王；五、貞人；六、文體；七、用字；八、書法。」

一九三三年，董作賓又將其甲骨文斷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和*圖*書骨文斷代研究例》公諸世。這篇洋洋十萬言的宏文，是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重要著作，它標誌著甲骨文的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董作賓在《大版四龜考釋》的基礎上，經過深入而嚴謹地研究，創立了科學而縝密的甲骨文斷代體系，這就是通行半個多世紀的「十項標準」和「五期」說。所謂「十項標準」，即：

郭沫若對董作賓的斷代體系給予高度評價：「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文分十項，如前序中所言，其全體幾為創見所充滿」。對其貞人說尤為推崇：「多數貞人之年代既明，則多數卜辭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貢獻誠非淺鮮」。

當時正在日本進行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從董作賓的貞人說中受到很大啟發，他說：「曩於卜貞間一字未明其意。近時董氏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頗若鑿破鴻濛，……凡是同見一版上的貞人，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如上列第四版，貞人共有六個，在九個月中，他們輪流著去貞旬他們的年齡無論如何，必須在九個月內是生存著的，最老的和最少的，相差也不能過五十年。」透過同版共見的貞人間的聯繫，再結合其他斷代標準，就可能把數以萬計的甲骨卜辭分列各個王世和-圖-書之下，使殷墟二百多年的甲骨卜辭各歸其主。董作賓的這一發現，為甲骨學的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在甲骨刻辭的前辭中，經常看到有「干支卜某貞」的字樣。對於卜和貞之間的某字，以前的研究者有疑為官名者，有疑為地名者，有疑為所貞之事類者。董作賓根據「大版四龜」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辭，論定卜貞之間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這個發現，不僅使甲骨卜辭能夠順理通讀，而且為甲骨文的斷代提供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

綜觀安陽殷墟自一九二八年科學發掘以來，甲骨文不斷發現，其中較為著名的除一九二九年的「大龜四版」與一九三一年在小屯村北發現的卜甲二八五片、卜骨四片外，一九三六年六月，在小屯東北地發現了H127坑，坑內出刻辭甲骨一萬七千零九十六片，其中卜甲一萬七千零八十八片，卜骨八片，完整的有字卜甲近三百版。據研究，這是武丁時代埋放甲骨的窖穴。甲骨文的內容非常豐富，對甲骨文與商代歷史等的研究有重大意義。

事實上，早在殷墟發掘之初，董作賓也開始系統研究甲骨文，不斷地推進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九二九年，董作賓發表了《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首次提出要對殷墟出土的龜甲作系統的分析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