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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殷墟各期採集的樣品作常規碳十四定年，經樹輪曲線校正，得到廿四個系列樣品的日曆年代。

二、取樣各單位在時間上應有先後，使這些含碳樣品構成系列；

盤庚：《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載在殷、《史記．殷本紀》載先都河北，後渡河南，湯之故居。

殷墟文化三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三、四期，即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三、取樣單位的其他含碳樣品也應妥加保存，供需要時提取；

婦好墓是唯一能與甲骨文相印證並確定其年代和墓主身分的商王室墓葬。有專家認為婦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辭中所稱的「婦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廟號「辛」，即乙、辛周祭祀譜中所稱的「妣辛」。

一九五〇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首先恢復了殷墟的發掘工作，並於西北崗王陵區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屬祭祀坑。武官村大墓規模宏大，墓中發現殉人七十九具和殉牲五十九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在大司空村及薛家莊等地進行了發掘。從一九五八年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設了安陽考古工作隊，一九五九年又設立了工作站，開始對殷墟進行長期的連續性地發掘和研究工作。一九六一年，中國國務院宣布殷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劃出了保護範圍。

從碳十四定年資料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為西元前一三七〇年，最晚為西元前一〇三六年，一期文化與四期文化之間的總跨度為三百卅四年。

顯然，從上述所提出的「工程」專題任務而言，並非簡單地將殷墟文化作個劃分就算完成，更重要的，是對所作分期正確與否的檢驗以及各期年代的推算。而要實現這個目的，關鍵在於能否在各期遺存中採集到足夠的、可用於碳十四定年的系列含碳樣品。從理論上說，如果楊錫璋、徐廣德、劉一曼等學者對殷墟文化、甲骨的分期以及所推定的王世是合理的，那麼在各期中所採集到的碳十四定年標本，其所得資料也應與分期、王世的年代序列一致。透過對兩個年代序列的對比，不僅可以檢驗各自分期序列中推定的王世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建立商後期的年代架構，並為推定商王武丁至帝辛之間各王相對準確的年代提供依據。

殷墟文化四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時代。

仲丁：《尚書序》載在囂、古本《竹書紀年》載在器、《史記．殷本紀》載在隞。

南庚：古本《竹書紀年》載在奄、《尚書序》與《史記．殷本紀》無說。

關於殷都屢遷的原因，自漢以來有多種說法，但很難令人滿意。而對於盤庚遷殷之事，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有過這樣的描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m.hetubook.com.com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後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殷墟四期：約當帝乙、帝辛時代。

從鄒衡與安陽考古工作所對殷墟文化分期來看，都未超出四分法，對各期絕對年代的估計稍有不同，但基本上一致。隨著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檢驗和修正，上述分期已成為商後期文化分期的標尺。

按照學術界通常的劃分方法，商代後期是自盤庚遷殷開始至商朝滅亡這一歷史時期，而作為分界的標誌遺址就是著名的安陽殷墟。縱觀殷商的興亡史，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其都邑之頻繁遷徙，漢代張衡曾概括道：「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這裡說的「前八」是指成湯建國前之八遷，「後五」則為成湯建國後之五次遷徙。關於成湯之前八遷的具體處去，已無明確的文獻記載，近現代史學巨擘王國維曾對此作過考證，指出了「八遷」的具體方位，但沒有得到考古學上的證實，自然難成定論。成湯之後的五遷，雖有文獻記載，但又不盡相同，如可信度較高的三種文獻《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殷本紀》，其記載就有差異，彙總如下表：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商湯：《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皆載在亳。

一、所採選的各期含碳樣品必須出自有隨葬品的墓葬，或有其他共存遺物的灰坑等單位，使這些含碳樣品及其所在單位的年代判斷做到有根有據，一旦用這些樣品進行定年，就將這些共存遺物與所定年代一起發表，做到有據可查；

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安陽考古隊一直在一般保護區內做工作，並發掘了部分鑄銅遺址、鑄銅作坊、製骨作坊、圓形祭祀坑、車馬坑等遺址。一九六六年，由於「文革」爆發，殷墟的發掘工作被迫停止，直到一九六九年才恢復。在之後的卅年中，考古人員對殷墟又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許多重要遺跡及遺物，特別是婦好墓的發現，震驚寰宇，使安陽殷墟的發掘再度步入輝煌。

由於殷墟中發現了大量甲骨文，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據商王來區分時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據陶器與甲骨文的共生關係來確定殷墟各期的文化。一九六二年之後、安陽考古工作站的鄭振香、楊錫璋、劉一曼等考古學家，根據大司空村遺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結合甲骨文字研究，發現大司空村一期約相當於武丁前期，大司空村二www.hetubook.com.com期約相當於武丁後期和祖庚、祖甲時期，大司空村三期約相當於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期，大司空村四期約相當於帝乙、帝辛時期。

殷瑋璋，一九三六年生於上海，一九五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主修後，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後參加、主持過安陽殷墟、二里頭、銅綠山、琉璃河等遺址的發掘。由於他的考古經歷和在學術上的地位，「工程」首席科學家特邀其參加早期研究計畫的制定，並聘他主持商代後期年代學的研究工作。

從出土的甲骨文來看，婦好之名，在武丁期卜辭中有較多的記載，她生前曾參與國家政事，從事征戰、主持祭祀，地位相當顯赫。甲骨文中有商王卜問婦好來歸與否及關心婦好奴隸逃亡的記載，還有婦好一次向商王貢入五十隻寶龜的紀錄。商王武丁還多次占卜婦好懷孕生子之事，並為她舉行祭祀以祓除不祥、祈求福佑等。當然，還有學者認為，婦好是殷墟三、四期卜辭中所稱的「婦好」，即商王康丁的配偶「妣辛」。墓葬年代屬殷墟文化第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之時。

殷墟文化一期；人骨、獸骨等樣品三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三七〇年至前一二三九年。

殷墟文化二期；人骨樣品三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五五年至前一一九五年。

由於此墓埋壓在殷代文化層之下，受到自然條件的保護，因而雖歷經幾千年滄桑未遭盜掘。墓中除發現十六個殉人和六隻殉狗外，還出土了銅器、玉器、骨器等大批極其珍貴的文物一千九百廿八件，其中銅器的總重量達一千六六廿五公斤。在二百一十件青銅禮器中，不少器類都是前所未見的重器。而大多數禮器上都鑄有銘文，為考證墓主身分、墓葬年代，研究隨葬品的組合，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要對殷墟文化進行斷代研究，首先要解決其文化的分期問題。殷墟自盤庚作為都城至紂王共延續了二百多年，在這樣長的歷史時間內，文化會不斷發生變化。從殷墟發掘七十餘年的實際情況看，地下文化層的堆積極其豐富，其中包含的器物，在類別、器形及質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因此，殷墟文化是可以按不同的層次進行分期。

有鑑於此，楊錫璋、徐廣德等專題組人員，先從歷年發掘所積累的資料中選出部分樣品，又於一九九七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墳南地和東南地作了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達六千多平方公尺，取得了五十餘個含碳樣品。但是，當這些樣品送往北京後，仍然不能滿足碳十四定年的需求，特別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樣品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於是，「工程」的科學家們經過研究，決定繼續和_圖_書提取樣品，並派出課題組負責人殷瑋璋和碳十四定年專家仇士華赴安陽，和專題組的楊錫璋、徐廣德等考古學家共同討論取樣的要求和方式：

1盤庚→1小辛（盤庚弟）→1小乙（小辛弟）→2武丁（小乙子）→3祖庚（武丁子）→3祖甲→4廩辛（祖甲子）→4康丁→5武乙（康丁子）→6文丁（武乙子）→7帝乙（文丁子）→8帝辛（帝乙子）

盤庚一意孤行，強迫臣民遷徙的原因，自漢之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推測和說法。有的說是為了「去奢行儉」，阻止貴族的進一步腐化墮落，頗像今日所說的「反腐倡廉」。有的說為了躲避水災水患。有的說是處對「遊耕」，「遊農」的考慮，即當一個地方的地力耗盡之後，為了改換耕地，不得不常常遷徙。也有的根據《盤庚》三篇的誥辭，得出《史記》記載「九世之亂」是促使這次遷徙的根本原因。由於當時王權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已不可謂和，時刻面臨著纂位、奪權等危險。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紛爭和政治動亂，盤庚才不得不做出遷徙的抉擇。當然也還有人說為了更有效地統治華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區，駕馭整個中原地區和四土方國，而安陽殷地還是理想的城址。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根據「工程」提出的「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的目標，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錫璋為課題組長的考古專家們、積殷墟幾代學者七十年發掘、研究之經驗，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將殷墟文化四期進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對應的商王如下：

不論以上兩種觀點哪一種更接近史實，婦好墓的發現和發掘，無疑是廿世紀中國境內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對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無論盤庚遷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舉動本身卻成為整個殷商乃至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人屢遷」動盪生活的終結，同時也使長期處於低靡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現了「殷道復興」的局面。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局面的出現，才有了後來包括盤庚在內的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餘年商代歷史的延續。

河亶甲：《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皆載在相。

一九七六年，著名女考古學家鄭振香率領考古人員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約一百公尺處發現了婦好墓。墓壙呈長方型豎穴，南北長五．六公尺，東西寬四公尺，深七．五公尺。墓葬未設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築基址的痕跡，據推測可能是一座用於祭祀的墓上建築。

殷墟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殷墟二期：本期早段年代約當武丁晚期，晚段尚未發現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計與祖庚和圖書、祖甲時代相當。

由於文獻的說法不同，自漢代之後的研究者也就眾說紛紜，難有一致的結論。當然這個爭論主要是相對各王遷徙的具體方位而言，對總體上的「後五」，並無非議，還是給予肯定的、不過這後來的五次遷徙與前八次相比，有其性質上的不同。前八遷是商族建國前氏族部落之流動遷移，後五遷則為殷商王都的遷徙。按《竹書紀年》的說法：「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雖然學術界對這個七百七十三年之數是否真實表示懷疑；但基本上都相信，商代自盤庚遷至殷之後，直到商王朝滅亡這一歷史時期內，再也沒有遷過都城了。

前面已經說過，至遲在秦代，殷都已成廢墟，其具體地望和位置漸不被人所知。而關於殷墟的發現與發掘情況，前文也有較為詳細的敘述。需要略加補充的是，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這十二年內，由於抗日戰爭及國內戰爭的爆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對殷墟的發掘工作被迫停止，大部分發掘物品被運往臺灣。

殷墟文化四期；人骨、木炭等樣品五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〇八七年至前一〇三六年。

殷墟文化二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時代。

在殷墟初期的發掘中，李濟等考古學家曾對小屯地下的文化層進行過嘗試性分期，但限於當時的條件和學術水準，只能區分出早於殷文化的仰韶和龍山文化及晚於殷文化的隋唐墓和現代堆積，對殷墟階段的商文化未進一步進行綜合性分期研究，只有殷墟的早期發掘和研究者董作賓在甲骨文方面加以劃分。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根據建國前殷墟遺址的地層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並把它與鄭州二里崗商文化連接了起來。一九五九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根據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將殷墟文化分為早晚兩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鄒衡又根據建國前後殷墟遺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銅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為四期七組，並參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銅器銘文，初步估計出各期的絕對年代。即：

根據已達成的共識，專題組人員在安陽考古工作隊的安排下，於一九九七年秋至一九九九年秋，在殷墟的三家莊東地、花園莊西地、董王渡西南地及其他幾個地點作了不同規模的發掘，並取得了一批含碳樣品。經過三年的努力，專題組從殷墟十二個地點，共採集含碳樣品一百一十一個，大致上滿足了碳十四定年的需要。由於發現材料增多，專題組便將原來所劃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稱「三家莊階段」，並從第一期中劃分出來，原第一期晚段改稱第一和_圖_書期，並據此推定為武丁前期遺存。

殷墟文化一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屬盤庚、小辛、小乙時代。

四、由於一期和四期的含碳標本相對較少，下一步應以獲取一、四期系列樣品為重點，並至洹北三家莊等地考察選點。

殷墟文化三期；人骨樣品十三件；擬合得其年代區間介於西元前一二〇五年至前一〇七〇年。

其八世十二王的世系如下：

殷墟一期：約當盤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這三篇頗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文章，司馬遷沒有轉載，卻在《尚書》中保存了下來。這是研究殷人，特別是盤庚遷都唯一、也是最重要的依據。現在看到的《盤庚》三篇，雖然其中加入了某些後代的成分，但其基本內容為殷代史實似無疑義，其中史料價值之高是學界所公認的。三篇均為盤庚告諭臣民之辭，共計一千二百餘言，為商代遺文中篇幅最長者，它詳細記錄了遷殷前的準備工作以及遷殷後的政策措施，從三篇的記載可以看出，盤庚的這次遷殷，幾乎遭到了舉國上下的強烈反對，在這強大的阻力面前，盤庚也顯示了他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的帝王氣概。對於貴族大臣的「傲上」和離心，盤庚在遷殷前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指責：「荒失朕命」；「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汝有戕則（賊）在乃心」。（盤庚中篇）……這一連串的指責表明，當時商王朝面臨的處境是很危險的、如不聽盤庚的命令後果極其嚴重。於是，在盤庚向貴族大臣們三番五次地「敷心腹賢腸」的勸說動員、威逼利誘之下，臣民們才不得不隨他一同從河北渡河南，來到洹水南的北蒙（又叫殷）的地方居下來。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就在專題組人員為尋找樣品，在洹水北岸幾個地點勘查與發掘過程中，偶然中發現了總面積達四百萬平方公尺的商代城垣。這是整個廿世紀發現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規模最大的一個。這一發現，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震動。

殷墟文化分期及常規碳十四定年數據：

殷墟自一九二八年首次發掘以來，有數十座宮殿遺址、十餘座陵墓和十多萬片帶字甲骨以及數以千萬計的銅、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卅萬平方公里的殷墟範圍內被發掘出來。其數目之多、種類之齊全，是其他任何遺址都無法匹敵的。殷墟的發掘不僅對中國新史學和中國考古學的興起產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響，而且對中國歷史的斷代研究起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專門圍繞殷墟文化設置了「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的課題，並由殷瑋璋負責研究任務。

祖乙：《尚書序》載在耿、古本《竹書紀年》載在庇、《史記．殷本紀》載在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