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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商無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次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王朝的滅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無可爭議的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線，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歷史年代學課題。從年代學研究的角度看，這一分界線的推定，對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總積年的終點，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可直接影響到列王年數的估算。因而這個定點的確立，被譽為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最為關鍵和重要的一環。

二、中年說。大多以文獻與金文、卜辭互證，所得克商年在西元前一〇七〇至前一〇三〇年之間。

現代著名學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驅董作賓認為，早在戰國時期就已有人嘗試解決武王克商之年問題了。但學術界一般認為，最早從事這一問題研究的，當推西漢末年的劉歆。

一、長年說。以漢代劉歆根據《三統曆》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二二年說的代表，包括用各種古曆推定的諸說，大致分布在西元前一一二七年至前一〇七〇年間。此種結論在傳統年代學研究中影響最大。

一行的曾祖張公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曾顯赫一時，張氏家族到武則天時代已經衰敗，張遂的父親僅是一個縣令。幼年時代的張遂就喜歡讀書，尤其喜歡鑽研數學和天文，致使他到了青年時代就精通了天文、曆法和陰陽五行，並以學識的淵博聞名於都城長安，具有「後生顏子」的稱謂。青年時代的張遂，正逢唐朝政局混亂，武氏家族權勢熏天的時刻。因張遂不願與跋扈的政客為伍，更不願為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所拉攏利用，遂逃避到河南嵩山削髮為僧，取名一行。在這一時期，他先後在河南嵩山和浙江天臺山研讀和圖書天文、數學和佛經典籍，翻譯和著述了多種佛經，在佛教界名聲大震。到了神龍元年（七〇五年），武則天退位後，李唐王朝因仰慕他的學識和聲名，多次召他回京，均遭拒絕。太極元年（七一二年），唐太宗李隆基即位，結束了戰亂，並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發展經濟的措施，國勢有所好轉。開元五年（七一七年），已走向穩定繁榮的李唐王朝，為了整理和編纂國書，唐玄宗親派一行的族叔，專程前往荊州，把一行聘請到京城長安，並讓他主持編制曆法的工作。經過幾年的準備工作，一行於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年）開始編曆。經過兩年多，於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年）九月，終於在長安華嚴寺將曆法初稿編修完畢，但由於勞累過度，從此染疾不起。唐玄宗聞訊，急召京師大德高僧為他誦經祈禱，亦不見效。這年十月，一行圓寂，年方四十四歲。

西元前七年，劉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統曆》，並根據《三統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這一結論在此後二千年間影響至深，幾乎成為正統。如宋代邵雍《皇極經世》、劉恕《通鑑外記》、鄭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鑑前編》等皆從其說。儘管劉歆的推算並不可靠，但學術界還是公認他制定的曆術開創了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給予後世學者很大的啟示。正如現代史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所作的評論：「劉歆造出一整套的曆學理論，又造《世經》，凡經傳古史所記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統曆》推算得到說明。這對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種貢獻，雖然準確性並不很大。」

和圖書三、短年說。依據古本《竹書紀年》立論，以西元前一〇二七年說為代表，大致分布在西元前一〇三〇年至前一〇一八年之間。

繼一行之後，關於對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代不乏人，並產生了多種不同的說法，如孔穎達疏《毛詩．大雅．文王》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三〇年說、據皇甫謐《帝王世紀》推算的西元前一一二二年說、據今本《竹書紀年》推算的西元前一〇五〇年說等等。而學者姚文田在《周初年月日歲星考》中，一下推出了西元前一〇六七、一〇六六、一〇六五年三種說法。近代以來，特別是進入廿世紀之後，研究武王克商之年的學者越來越多，參與研究的不僅有中國學者，還有日本、歐洲和美國的學者，研究者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儘管彼此之間仍有很大的懸殊和差異，但畢竟為問題的最終解決開闢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據《漢書》載，劉歆，字子駿（西元前七十七至前六年），自幼精通《詩》、《書》，並以廣博的才識受到漢成帝的召見，封為黃門郎。後來受詔與他的父親、著名學者劉向一起「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劉向死後，劉歆復為中壘校尉。到漢哀帝即位之時，由於時任大司馬的王莽年輕時曾與劉歆一起為黃門郎，便薦舉劉歆為侍中太中大夫，升為騎都尉、奉東光祿大夫，並「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哀帝駕崩後，王莽把持西漢政權，對劉歆更加倚重，劉歆由此被舉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林侯。典儒林史卜之和-圖-書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當王莽篡位當了皇帝之後，劉歆作為王莽的心腹重臣，榮登國師之位。再之後，隨著背叛王莽的行動敗露自殺身亡。

一行編修的曆法初稿在他逝世後，經張說和陳玄景等學者整理後，取名《大衍曆》，不久即由朝廷頒布昭告天下。經過實際檢驗，《大衍曆》是當時最優秀的曆法，它比唐代既有的其他任何一部曆法都更精密、合理。其主要成就是正確地掌握了太陽周年運動的規律。經過一行的細心觀測和計算，發現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速度並不均勻，他以定氣編排太陽運動表，在計算中使用了不等間距的二次差內插法，糾正了過去曆法中把全年平分為廿四節氣的錯誤，這在數學史上是一大創舉，也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開元廿一年（七三三年），《大衍曆》傳入日本，行用近百年。其編寫方法，在明末之前，一直被中國曆法學家所沿用。由於一行在天文、曆法、儀器製造、數學等方面的傑出貢獻，被譽為與張衡、祖沖之、李時珍齊名的中國古代「四大科學家」之一。一行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大衍曆》以及根據「曆議」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的學說卻流傳下來，並為後人所銘記。

顯然，以上長、中、短三個大的年代範圍中的四十四種說法，不可能都是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歷史上真實的克商年只有一種結論。那麼真正的克商之年該怎樣推定呢？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經過縝密的考慮和籌畫，制定了兩條途徑。一是透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碳十四定年、甲骨文日月蝕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和圖書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藉由金文的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推算，尋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出一個最佳年代。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後，專門設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這一課題，而且專家組的專家們一致認為這個課題是「工程」所涉全部問題關鍵的關鍵。對這一課題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對前人的成果有個全面的瞭解，以達到知己知彼，百尺竿頭，更進一尺的效果。但是，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學術文獻非常繁雜，且分散於國內外各個地區的各種報刊之上，有些論著在國內外著名的圖書館也難以尋覓，從而在研究、借鑑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和障礙。鑑於這種情況，「工程」專家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彭林等學者，毅然提出由北師大國學研究所牽頭負責蒐集編輯、翻譯有關這方面文獻的設想。這一計畫自一九九七年三月開始行動，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繼劉歆之後，關於武王克商年的研究，影響較大的是唐代僧人一行根據《大衍曆》所推算的公元前一一一一年之說。這一結論得到了董作賓等現代學者的支持。

由於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具有重大而非凡的影響力，所以傳世文獻對這一事件的敘述比較豐富，同時史料中還含有若干曆日和天象的紀錄，這就為古今中外的學者利用文獻和天文曆法知識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和可能。但是，武王的軍隊何時出征？決戰的鼓聲何時敲響？鹿台的大火何時點燃？……這一切，學者們的推算僅僅「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而實際問題的解決要比單純的理和-圖-書論推算複雜、困難得多。因為傳世文獻對武王克商這一事件的記載雖豐富但不完整，而且真偽難辨，甚至相互牴牾和歧異，從而造成歷代學者對資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時所採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逕庭，所推出的結果自然也就懸殊。

一行，俗名張遂，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縣）人。生於唐高宗永淳二年（六八三年），卒於玄宗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年），中國唐代傑出的文學家，他一生中的主要貢獻是編制《大衍曆》，另外在觀測天象、製造天文儀器和主持天文大地測量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在彭林教授主持下，學者們將蒐集到的各種文獻編輯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書出版。叢書中可以看到，在四十四種說法中，年代最早的為西元前一一三〇年，最晚的為西元前一〇一八年，前後相差一百一十二年。就年代長短及立論的依據而言，四十四種克商年的結論，大體可歸結為長、中、短三種年代說。

過去，關於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種說法，一直是言人人殊，很難有個統一的結論。有的說共廿三種，有的說共廿八種，一般認為最多可到卅多種。在這卅多種之中，有相當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見原文，這就使各種說法越發變得撲朔迷離。而由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彭林教授主持蒐集、編輯成書的文獻《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國內外論著已達五十七篇，共有四十四種關於克商之年的說法，其中日本學者七種，美國學者七種，英國、瑞典、韓國學者各一種，其他為中國學者的結論。每一種結論都來自原作，因而成為有關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備的學術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