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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周人發祥地的周原，長期以來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銅器而聞名於世。自漢之後的二千多年來，周原一帶不斷有青銅器出土。聞名於世的大豐簋以及被譽為「海內三大奇寶」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鴻寶」，就出土於古老的周原大地。它們或出自於墓葬、或出自於窯藏，僅一九五〇年後在陝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就達三千餘件。特別是陝西省扶風、岐山之間周原遺址的西周青銅器窯藏，更是埋藏豐富，有極高的科學研究價值。如一九六一年在齊家村東壕附近發現的一處編號為60F齊家J4的青銅器窯藏，出土了三件無蓋，上有「周我父」銘文的銅簋。時隔十三年之後，又在這個窯穴的南邊卅公尺處發現了另一處青銅器窯藏，出土銅器七件，極為巧合的是，其中三件上鐫「周我父」的銘文的簋蓋，在形制、紋飾上都和J4出土的鐫刻「周我父」的簋完全對應。由此可見它們是同時鑄造的原器物，並屬於同一人所有，只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被分埋在了兩處。再如一九七四年在周原的強家村、一九七五年在董家村、白家村南等地的發現中，多有長銘重器，成組成套，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尤其一九七六年發現的扶風縣莊白一號窯藏，出土銅器的數量多達一百零三件。銅器的年代範圍遍布於周朝早、中、晚三期，大多屬於一個姓微的氏族所有。銅器銘文在卅字以上的有廿餘件，其中一件著名的「史牆盤」銘文達二百多字。這批銅器被埋藏在一個長方形豎井狀坑中，從表面看窯坑挖得有些草率，四角頗不規整，但坑內的青銅器卻放置得相當整齊，看來當年這批銅器的主人在埋藏器物時，還是頗為從容和精心的。

從《史記》看，晉國的歷代侯中，沒有一位叫「蘇」的人。但《世平》及史學家譙周皆稱晉獻侯籍為「蘇」。據李學勤等專家考證，「籍」和「蘇」相通，故司馬遷所載的晉獻侯籍就是編鐘銘文中的晉侯蘇。

由於編鐘及其銘文需要討論的問題很多，而學者們的看法又大多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經過專家們多次集思廣益的研究和討論，終於推定晉侯蘇鐘的「三十三年」應為厲王時期的年數。為了檢驗這個推定的正確性，定年專家對天馬—曲村M8墓中的木炭樣品進行常規性年代測定，其年代為西元前八一六至前八〇〇年（見下圖）。為慎重考慮，定年專家又用加速器質譜計對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樣品定年，其年代分別為西元前八一四至前七九六年、西元前八一〇至前七九四年（前表：晉侯墓地加速器質譜儀定年數據）。與兩種定年方法所得資料一致。《史記．晉世家》所載晉侯籍（蘇）卒於周宣王十六年（西元前八一二年）與定年結果相合。

陳夢家，原籍浙江上虞，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二日出生於客居南京的一個牧師家庭。自幼聰穎好學，十六歲考取中央大學法律系，廿歲出版《夢家詩集》，接著又陸續出版了《陳夢家作詩在前線》、《鐵馬集》等詩作，並成為新月詩派的後起之秀。震驚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之時，陳夢家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於第二天就和三位同學一道，從南京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線，加入淞滬抗戰的隊伍之中。在血與火交織的抗日前線，陳夢家以詩人特有的激|情和愛國情懷，寫出了一篇篇閃光的詩作，表達了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義憤，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抗戰禦敵、挽民族大廈於狂瀾的豪邁氣概，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精神鬥志。一九三二年陳夢家隨著名愛國學者、詩人聞一多赴青島，任山東大學中文系助教。在此期間，開始對古文字研究發生興趣。自一九三四年開始，陳夢家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為以容庚教授為導師的古文字學研究生，一九三六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從此走上了專治古文字和古史的道路。

一、吳虎鼎與宣王十八年

逆鐘：西周中晚期間，相當夷厲前後

其他有重要銘文的銅器，特別是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

率先利用銅器銘文對青銅器進行斷代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名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中，採擷兩周銅器三百餘件，其中西周王臣之器一百六十二件，東周諸侯器一百六十一件。該書首次將現代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應用於青銅器之中，根據器銘本身可以表明某王世的器物作為標準器或尺度，以其中的人名、事蹟以至器物本身的造型、花紋、銘文字體等特徵，去判斷別的器物，從而把許多本身並未標明某一王世的銅器歸結在某一王世之下。郭沫若推定西周等時代具銘文青銅器的斷代方法，不但對器物時代鑑定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使青銅器銘文進一步具備和增強了科學價值，從而奠定了青銅器斷代的基礎。繼郭沫若之後，有許多學者對西周銅器進行了斷代研究，其中陳夢家、唐蘭、郭寶鈞等學者，在這一領域分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由於厲王三十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奔彘，至此可定厲王元年為西元前八七七年。

三年師兌簋：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庚嬴鼎：西周早期後段，相當康王前後

番匊生壺：西周中晚期間，相當夷厲前後

在「工程」中，與「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相關的學科，除了考古遺址的分期與年代測定外，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對青銅器的分期和金文曆譜的研究，這個方法是其他主題所沒有的，也是這個主題的一次創新嘗和-圖-書試。

一九九二年，長安縣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銅鼎。徐家寨村位於縣城南約二公里的申店鄉，此處西為神禾原，東為少陵原，潏河從南而來，在徐家寨村南折而西流。這一年，長安縣在此處進行黑河引水工程，就在工程進行的過程中，包括吳虎鼎在內的一堆青銅器被隆隆的推土機推出。由於工地環境複雜，人員混亂，因此當吳虎鼎等青銅器從泥水裡推出時，被現場的民工哄搶一空。長安縣文管會得到此一消息後，立即派人趕往工地展開調查，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吳虎鼎等一大部分出土的青銅器被追回。由於出土地點被破壞，文管會的工作人員已無法知道具體的埋藏情況了。

三年衛簋：西周中期前段，相當共王前後

五年師（旌，以史代生）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夷王前後

西周晚期：吳虎鼎與宣王十八年；晉侯蘇鐘與厲王三十三年。

齊生魯方彞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孝王前後

據長安縣文管會穆曉軍後來發表的文章稱：「所出吳虎鼎為立耳，小平沿，半球形深腹，蹄足，口沿下飾竊曲紋帶。竊曲紋為變形夔鳳紋，中間有目，下襯一道弦紋。腹底三足間有三組弦紋，每組兩道。此鼎通高四十一釐米、口徑四十釐米、耳高七．九釐米、耳寬九．五釐米、足高十八釐米、足徑四釐米、壁厚〇．五釐米、總重十五．四公斤。」

根據天馬—曲村M8號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斷，這座墓的墓主是晉侯蘇，而此墓所出編鐘的銘文中也有「晉侯蘇」的記載，故編鐘被稱為晉侯蘇鐘。兩組十六件編鐘共刻銘文三百卅五字，這是建國以來出土青銅器中最長的一篇銘文。自馬承源最先將前編鐘的材料公布於世並作了詳細考釋論述之後，立即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特別是編鐘銘文中所記的七個曆日和五個記時詞語，在已著錄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前所未見，這無疑將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進展。編鐘的曆日和記時語為：

從已發現、發掘的西周青銅器本身的特點看，不但數量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銅器鑄造業上的許多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水準。由於一九五〇後發現的銅器窯藏和墓葬，多數經過科學發掘和清理，並按照考古學的嚴格要求，對形制、紋飾、銘文、組合和鑄造工藝等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的考察，同時對窯藏、墓葬發現的位置、年代以及這些窯藏與周圍其他各種遺跡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科學的層位紀錄與對比研究等，為歷史年代學的斷代發揮了重大作用。

從吳虎鼎的器形、紋飾看，具有明顯的西周晚期特徵。據李學勤考釋，銘文中的「吳虎」非吳氏，「吳」當讀為虞衡之虞，是官名。銘文中「周康宮夷宮」當為夷王之廟。而銘文中的「剌王」當為厲王，由此可知這是一件目前最為明確無誤的宣王時銅器。曆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學術界一般認為宣王時已有確切紀年，宣王十八年即西元前八一〇年。由於有了宣王紀年的準確定點，將此器與其他青銅器關聯校正，在證明《史記》紀年可信的同時、可以將此鼎銘文中記載的日曆作西周晚期年代的一個重要支點。

伯克壺：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王世民和考古所的張長壽、陳公柔等青銅器專家，在參加編撰《西周金文集成》的同時，遵照夏鼐的指示，也開始了對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的整理工作。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手稿，曾於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在《考古學報》上連載過，部分內容後隨著政治形勢的驟變而中斷。王世民等將陳氏已發表和未發表的遺稿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後，由中華書局出版。再後來，王世民作為《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五百冊）其中一個分類《中國青銅器全集》（十六冊）的編委，主持了西周部分（二冊）的編撰工作，將西周青銅器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正因為有了上述經歷和學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關於「西周青銅器分期研究」的專題任務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由於晉侯蘇鐘銘文的珍異和重要性，故在引起學術界強烈關注的同時，也對銘文所涉及的許多疑難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

由於懷著這樣的信念和理想，陳夢家才不惜才力，對西周青銅器作進一步斷代研究。在書中，陳夢家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針對西周的年曆問題指出：「西周年曆的重擬，應該有步驟的做去。首先做銅器斷代的工作，從花紋、形制和出土地尋求某組某群銅器外在的聯繫，再從銘文內容尋求其內部的聯繫；其次有了若干組、群可以斷代的銅器，就其所記年月的推求各王在位的最低年數，從一個王朝的幾組銅器排比其年月日的曆組；最後由各朝曆組的排比而得西周曆法的大概面貌（曆法可以小小變異的），將前後相連接的銅器曆法組串接起來，在串接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記載的王朝年數。」在這樣的治學思想和方法的指導下，陳夢家在陝西省進行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時，盡可能的徹底清理已有銅器資料，密切關注新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不僅深入分析器銘內部的多方面聯繫，而且更注重銘文字形和書體、器物形制和文飾的相互比較，力主在綜合考察的基礎上作出判斷。這一切，對西周銅器研究進一步走上考古類型學的科學軌道，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編鐘到手後，張光裕教授將其一件件包裹好，然後乘飛機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館，流失的國寶終於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張光裕教授和馬承源館長立下了汗馬功勞。

傳世品中的成組銅器；

一九九三年，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打電話給馬承源，告知香港古玩市場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銅編鐘，大小共十四件，他一時還弄不清楚是m.hetubook.com.com真品還是贗品。馬承源聞迅，讓張光裕教授設法搞到編鐘的照片和編鐘銘文的拓片傳真過來察看。張光裕教授不負所望，想盡辦法將所需一切搞到手，並傳往上海博物館。憑藉幾十年文物工作之經驗，馬承源一看照片和銘文拓片，便知這批編鐘是貨真價實的國寶級文物。為慎重起見，馬承源又將編鐘的照片和銘文拓片拿給上海文物部門的幾位鑑定專家反覆察看，並確定為珍貴文物後，立即請示上海市政府領導人，以博物館的名義出資將編鐘購回。這一請求很快得到批准。因一九九三年的香港仍未回歸祖國，辦理去香港的簽證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為了避免節外生枝，馬承源電告張光裕教授，請他代表上海博物館和賣方進行價格談判。由於對方當時尚未意識到這套編鐘的真正價值，又急於出手，故雙方的談判較為順利，最後以一百萬港幣成交。據行家估計，如果賣方當時弄清了銘文的內容，這個價格只能購買其中的一件，甚至連一件也買不到。

早期：武、成、康、昭

㝨盤：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在研究過程中，王世民等學者根據上述五個方面銅器的圖像資料，選取比較常見的如鼎、鬲、簋、盨、尊等十一種器類共三百五十二件標本，逐類按其形制進行詳細的分型、分式，之後再根據形制和紋飾的差異，將各型器物分為若干式樣。最後，逐件說明標本形制和紋飾的特點，如出土地點、現藏處所、尺寸、銘文內容及與其他器物的關連情況等等，並判斷它們的大體年代。與此同時，還要對西周銅器上常見的幾種變化較多的主體紋飾，例如鳥紋、獸面紋、竊曲紋等進行系統研究。通過排比分析，探討幾種銅器紋飾的演變規律，判明它們的主要流行時間，在不同時期的紋樣特點、裝飾部位以及與其他紋飾的搭配關係等等。最後，根據各類器物形制和紋飾的詳細對比，銘文內容的多方面聯繫，特別是銘文一致和作器者相同的同組關係，以及年代明確的墓葬的同坑關係，綜合起來考察他們的譜系。當這些縝密而繁瑣的工作完成之後，王世民等學者將西周銅器分為早、中、晚三期。各期相當的王世為：

散伯車父鼎：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夷王前後

晉侯蘇鐘：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時期

西周高級貴族大墓發掘出土的銅器；

吳虎鼎被追回後，一直放在縣文管會的庫房內收藏。直到一九九七年清查庫房文物，工作人員對此鼎進行剔除土鏽時，才發現了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銘文。銘文鐫刻在鼎腹的內壁，共十六行，每行十至十二字，共計一百六十四字。由於一足脫裂，造成了幾個字殘缺不全。經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及其他專家釋讀後，發現其銘文的內容是：

鮮簋：西周中期前段，相當穆王時期

師遽簋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懿王前後

無㠱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懿王前後

休盤：西周中期前段，相當共王前後

由於馬承源、張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使這批極其珍貴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入異域，這批編鐘的搶救回歸，在創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個奇蹟的同時，也為後來夏商周斷代工程在西周王年的研究中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潛心研究甲骨學的同時，陳夢家又以早年在西南聯大任教時的西周金文講稿為基礎，撰寫另一部巨著《西周銅器斷代》。他認為，年代是歷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須對此先有明確的規定，然後史事才可能有所依附。但不幸的是兩千年以來，這些年代都在不定之中。學者們所標定的先秦年代，都是根據不甚可靠的材料，擬構而成的。其中共和以前，年代尤為渺茫。今日要定這一段的年代，所憑藉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戰國以來的書籍記錄；一是古器物銘文。前者則以晉代出土的魏國《竹書紀年》最為可貴。其他書籍所記，或失之過晚，不用則可惜，用之則不能盡信。後者則因近代古物學的發達，頗可補文獻之不足，證文獻之可據。此兩種材料若能慎審使用，加以精密考證，先秦年代的疑問，也許可以略略發現一絲曙光。

克鐘、鎛：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柞鐘：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大簋蓋：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十三年（病，以兴代丙）壺：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孝王前後

二十七年衛簋：西周中期前段，相當穆王前後

隨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積鬱了八百年多年的死結終於打開了。特別是隨著文物考古工作的迅速發展，各地陸續發現了大量珍貴的青銅器，尤其是青銅器窯藏的發現和從窯藏中出土豐富多彩的青銅器群，為青銅器研究開拓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零星出土和傳世品中的標準器；

獅虎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懿王前後

宰獸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孝王前後

牧簋：西周中晚期間，相當夷厲前後

十四件編鐘落居上海博物館時，仍保持出土時的原貌，鐘體上的文字絕大部分被一層土鏽所掩蓋。經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和科學考古實驗室清理剔除之後，銘文全部顯露。因這十四件編鐘明顯分屬兩類器型。第一類為大鐘，第二類為中小型鐘，兩類鐘的紋飾和特有的旋、幹等皆不相同。由於有以上的差別，而且不瞭解原有的排列順序，因而馬承源等研究者對銘文就有種種的探測，或以為銘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為銘文並不按鐘的大小次序鐫刻，也有人認為全銘為一篇銘辭等等。馬承源等研究人員在反覆研究、釋讀各種文字後，按照文辭的先後排出編鐘序列，然後檢驗各種的音階是否和諧。檢驗結果發現，第一類八件hｔｔps://ｗｗｗ.ｈｅｔｕｂoｏk.cｏm.cｏｍ大鐘為一組，大小成編，五聲音階，具有兩列八度音。第二類六件鐘也大小成編，五聲音階，只是最後缺少相協的尾音。很顯然，同第一組相比，第二組缺少最後二件編鐘。在這樣一個研究結果的基礎上，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那殘存的兩件編鐘，經與北京大學考古系和山西考古研究所聯繫，並參看相關的發掘資料，發現殘存的兩件小編鐘，形制和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編鐘第二組相同，大小和銘文完全可以排比聯綴起來。因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十四件編鐘的文字都是刻鑿的，兩件小編鐘的銘文也是刻鑿的，由此可證是同一編之物。西周青銅鐘銘文以利器刻鑿，以此為首例。若將天馬—曲村墓地出土的兩件編鐘連在一起，正好也是八件一組。後來上海博物館請音樂專家對兩件小鐘進行測音試驗，發現其音階與同組的另六件鐘相協，這就更加證明兩組十六件編鐘同為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出土。按鄭玄注《周禮．春官．小胥》載：「半為堵，全為肆。」一肆為兩列八度音，是基本單位，二肆十六件為一虡，是西周晚期制度，可見天馬—曲村M8號大墓出土的編鐘為一虡之數。

在已發現、發掘的西周青銅器中，年、月、日、紀時詞語和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約六十件，其中有器形圖像的約五十一件。經過對諸器的出土情況、形制、紋飾等綜合研究，並與其他相關青銅器做分期斷代，得出如下結論：

諫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孝王前後

「文革」結束後，隨著新的科學春天的到來，《殷周金文集成》又被提上了議程。由於陳夢家已撒手西歸，這項工作改由夏鼐主持，王世民作為主要助手之一，傾力投入到蒐集資料、考釋、研究與編撰之中。經過多方面的努力，這套書的前幾部自一九八四年開始編撰完成，並陸續出版，至一九九四年，《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部全部得以出版。這套歷時近四十年，凝聚了兩代考古學家心血和智彗結晶的輝煌巨著，共收集自宋代著錄至廿世紀九〇年代初一千多年間有銘文的青銅器一萬二千多件，對青銅器的斷代研究，具有開創性的劃時代意義和影響。

九年衛簋：西周中期前段，相當共王前後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是陳夢家在學術研究和人生道路上最為春風得意的兩年。在此期間，他的長篇巨著《西周銅器斷代》部分手稿開始在《考古學報》上連載，並引起學術界的矚目。其早些時候的《尚書通論》、《西周年代考》和《六國紀年》等著作，也在這個時期正式出版或再版。與此同時，他還著手將過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見銅器資料，彙編為《中國銅器綜錄》，並很快完成了美國、北歐和加拿大三部分冊。意想不到的是，正當陳夢家處於事業的頂峰時期並忘我勞作之時，災難突然降臨到他的頭上。一九五七年夏，他被劃為「右派分子」，開始了不明不白的蒙冤之旅。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他的《西周銅器斷代》被迫停止連載，而已編成的《中國銅器綜錄》分冊，自然也斷了出版的希望。陳夢家從人生與事業的頂峰一下滑入低谷，在精神上蒙受了巨大的壓力和創傷。儘管如此，他還是強忍著精神上的痛苦，堅持不懈地進行學術研究。

因為有了以前幾十年青銅器研究的經歷，在這個「工程」專案的研究中，王世民和其他兩位專家都清楚地認識到，過去由於歷史的局限，研究者在考訂西周有銘銅器的年代時，雖已注意到器形和紋飾的比較分析，卻長期缺乏典型墓地的分期成果作為參照，而對西周墓葬出土銅器的研究，也往往與傳世有銘銅器對比不夠。因而，這次研究在迫切需要廣泛收集已有的西周銅器典型資料的同時，還需認真進行考古類型學的排比分析，在重新考察西周銅器主要器類發展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四要素俱全的銅器的相對年代。

一九四七年秋，陳夢家離開美國回到北平後，在清華大學中文系繼續講授中國文字學等課程。一九五二年秋調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並協助夏鼐副所長主持考古學書刊的編輯出版工作。自此開始，陳夢家進入了學術研究的高峰時期，在短短的幾年間，他精心收集四萬多片甲骨拓本，進行全面的綜合整理，並對董作賓的「貞人」說和甲骨分期斷代「五期」說以及「十項標準」作了補充和修正，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作出了新的貢獻。尤其是他於一九五六年出版七十餘萬字的《殷墟卜辭綜述》一書，全面而系統地總結了甲骨文自一八九九年發現至一九五六年，近五十七年的研究成果，並在充分總結、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研究甲骨學的精深造詣，對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的經過、方法和內容等，特別是分期斷代研究方面進行了科學論述，綜合敘述了卜辭中的各方面內容，在許多方面較前人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並為甲骨學的普及和提高發揮了積極作用。這部自甲骨文發現以來，甲骨學研究領域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在甲骨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並對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伯（窮，以見代躬）父盨：西周中晚期間，相當夷厲前後

由於將四要素俱全的銅器置於整個譜系架構中加以考察，這樣所判定的年代就較為客觀合理。

研究者認為以上第二條二月干支有誤，決定將「癸卯」改為「辛卯」，從而變成：二月甲戌朔，既望辛卯十稚日，這樣干支、曆日俱合。再次證明晉侯蘇鐘「三十三年」為西元前八四五年的準確性。

元年師（旌，以史代生）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夷王前後

伊簋：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鄭季盨：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夷王前後

王世民，江蘇徐州人，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文革」爆發前的近十年間，在https://www.hetubook.com.com作為考古所副所長、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學術秘書的同時，還參加由著名甲骨學家、青銅器斷代專家陳夢家主持的《殷周金文集成》的編撰籌備事宜。一九六三年，陳夢家的右派帽子被摘掉，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由他主持的《殷周金文集成》的編撰一事重新上馬，王世民即協助陳夢家作籌備工作。這項工作稍有點眉目時，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陳夢家身為知名知識份子，躲過了「反右」一劫，卻未能逃脫「文革」的厄運，不久即被活活整死，《集成》一事再度擱淺。

既然編鐘銘文「三十三年」已定為厲王時期，根據《史記》記載，由於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獻記載中明確的歷史紀年始自共和元年，即西元前八四一年。那麼厲王的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按《史記．周本紀》載，厲王在位共卅七年，而《史記．衛世家》和今本《竹書紀年》又說厲王在位均不足卅年。文獻上的牴牾與矛盾，用晉侯蘇鐘來加以校正，可知厲王在位應超過卅三年。

趩尊：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孝王前後

（舛，以鬲代夕）攸從鼎：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一九九二年秋，山西省天馬—曲村晉侯墓地M8號墓遭到了盜掘。盜墓賊將墓室東南角用炸藥爆破成一個豎井狀的坑道後，順坑道下挖至槨室東南角的底部，然後再向西橫穿一個圓洞直接棺槨的足端。正當盜墓賊順洞而入並瘋狂地在墓中劫掠器物時，被當地村民發現，由於村民的制止和報警，盜墓賊攜帶部分珍貴文物倉惶逃離。

虢季子白盤：西周晚期後段，相當宣王時期

元年師兌簋：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起，以馬代巳）鼎：西周晚期後段，相當宣王前後

善夫山鼎是一九六〇年代由陝西省乾縣農民李培乾捐獻給陝西省博物館的一件青銅器。據李培乾說，此器於一九四九年前在麟游、扶風、永壽交界之地的某條河溝中出土，同時出土的還有其他幾件青銅器物。據近年學者吳鎮烽考證，這批器物實出土於永壽縣好疇河。此鼎高四十五公分，立耳蹄足，口沿上飾重環紋帶。內壁鑄銘十二行，共一百廿一字。其中的銘文「唯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是已知西周金文中紀年最高的一例。從銘文日曆看，不適合於宣王。研究者考慮到此鼎的形制、紋飾等均接近於厲王末年、宣王初年的頌鼎等青銅器，其時代應屬厲王。由此可證《周本紀》所載厲王三十七年奔彘說是可信的。若取共和當年稱之說，厲王三十七年當為西元前八四一年，三十三年當為西元前八四五年。從晉侯蘇鐘銘文日曆和記時語看，該年依建丑：

保存情況較好的西周青銅器窖藏；

十五年趞曹簋：西周中期前段，相當共王時期

儘管晉侯蘇鐘否定了厲王在位不足卅年的說法，但仍無法肯定司馬遷《周本紀》記載的準確。夏商周斷代工程專題研究者，又設法利用另一件青銅器來做推定，這就是頗負盛名的善夫山鼎。

晚期：厲、宣、幽

晉侯蘇編鐘銘文中有「唯王卅又三年」的字樣，通觀整個西周晚期在位超過卅三年的，只有周厲王和周宣王，但從文獻中可以看出，周宣王十六年時，晉獻侯蘇已死亡，由此可見編鐘銘文所說卅三年，絕非在周宣王時，只可能在厲王時代。按照李學勤的推斷，銘文中的晉侯蘇係他即位後追諡，編鐘的一部分原是他隨厲王出征作戰的勝利品，因此後來將之配成了全套，作為紀念。因俘獲的鐘不會有鑄好的文字，於是後來加以鐫刻，稱號也依刻字時的身分而改變了。

西周早期：靜方鼎與古本《竹書記年》昭王之年；《召誥》、《畢命》曆日與成、康之年。

依據「工程」專家的設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以上七個支點，整個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大師虘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孝王前後

二、晉侯蘇鐘與善夫山鼎

自一九八〇年代開始，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一些不法分子趁機勾結海外走私團夥，大肆走私盜賣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國寶流失海外。一九九二年，馬承源因公務去香港辦事，由於職業的習慣，便經常趁工作的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場遊覽。也就在這看似輕鬆的遊覽中，他發現許多中國大陸出土的珍貴文物在此明碼標價地出售，這讓他感到極其痛心和內疚。自此，他暗下決心，如果條件允許，一定要想辦法盡己所能地將這些流失的國之重寶搶救回祖國。在回大陸時，他將這一想法告訴了在香港的許多朋友，並請他們留意古玩市場的動向。

西周中期：「天再旦」與懿王元年；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

一九三七年，北平淪陷，清華南遷，成為西南聯大的一部分，陳夢家與許多知識份子一起，由北平南遷昆明，在新組建的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主要講授中國文字學、《尚書》等課程，並從事古代宗教、禮俗方面的研究。一九四四年九月，陳夢家以客座教授的身分應邀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講學，一年之後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不駐校專題研究員，主要考察、研究流散美國各地的中國青銅器。在美期間的三年裡，他先後造訪了上百處公私藏家，親手摩挲千餘種銅器，攝取圖形圖片，打制銘文拓本，對各種情況作了詳細考察和記錄，並於一九四七年編成《美國收藏中國青銅器全集》（英文稿）。一九六二年，此書的中文稿改為《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此外，陳夢家還曾和*圖*書遠涉英、法、瑞典、荷蘭等四國首都以及加拿大多倫多，收集當地所藏中國青銅器資料。在他不辭勞苦地奔波和努力下，共有兩千多件國外所見青銅器資料被收集起來，成為國內外青銅器研究領域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

吳方彞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懿王前後

需要說明的是，青銅器斷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總體框架，並不能解決全部具體的西周王年。但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此基礎上，依據青銅器和一條天象記錄，結合文獻，採取從後往前的方式，來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數。所依據的材料分別是：

（鄭，以䙴代奠）簋：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正因為青銅器的斷代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學價值，故夏商周斷代工程在醞釀之時，就專門設立了「西周青銅器分期研究」這一專題，並預定了研究目標：「以西周青銅器中銘文可供西周曆譜研究者為主，就其形制、紋飾作考古學的分期斷代研究，為改進西周曆譜研究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

兮甲鼎：西周晚期後段，相當宣王時期

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宮夷宮，道入右吳虎，王命善夫豐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走簋：西周中期前段，相當共王前後

目標中所謂「銘文可供西周曆譜研究」的銅器，是指銘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其研究任務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對這些四要素俱全的銅器進行比較準確的分期斷代，從而使曆譜研究能夠建立在科學而堅實的基礎之上，避免過去那種不顧銅器年代妄加推算的混亂情況。這一專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世民負責。

大鼎：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師（釐，以又代里）簋：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吳虎鼎：西周晚期後段，相當宣王時期

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是中國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重要分支，研究青銅器在中國已有很久的歷史傳統，早在秦漢已開始萌芽，此後漸成一種專門獨立的學問。自宋以來的劉敞、呂大臨、薛尚功、阮元、吳大澂等，都是研究這門學問的大家。尤其是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被學界公認為是青銅器著錄的典範。這部完成於一〇九二年的《考古圖》，其成就正如現代考古學家李濟所言：「用最準確的方法，最簡單的文字，以最客觀的態度，處理一批最容易動人感情的材料。從他開始，很成功地用圖像摹繪代替文字描寫，所測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寬度、長度，連容量與重量都記錄下了。注意的範圍，已由器物的本身擴大到它們的流傳經過及原在地位。考訂的方面，除款式外，兼及器物的形制及文飾。」這部流傳後世並備受推崇的《考古圖》，其成就的確是了不起的，它標誌著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搜集、研究的一個高峰。但是，古代的研究也有其歷史的局限與方法上的不足。由於流傳的大批青銅器，絕大多數是偶然發現或者發掘所出，沒有明確的出土記載，只能一件一件孤立地研究。同時，古代的金石學家始終是因襲舊慣，研究中大多偏重金文，無文字的器物往往被誤以為缺少價值而遭到棄置。尤為嚴重的是，「對原始資料審訂的工作及取得手續，這八百年來的古器物學家沒有充分地注意。」（李濟語）。同時，他們對銅器形制、紋飾和銘文都缺乏全面考察，因此就年代的推定而言，多不可靠。所以，「當金石學走到清末民初的時候已是日暮途窮，需要新的方向了。」

鑑於該墓葬已慘遭洗劫和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組成考古隊，對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清量。就在這次清理中，在槨室的東南角出土了兩件青銅編鐘。編鐘呈灰褐泛黃綠色，基本無銹蝕，形制為甬鐘。兩件甬鐘的正面鉦部分別鐫刻銘文，其中一件有銘文七字，為：「年無疆，子子孫孫」。另一件有銘文四字，為：「永寶茲鐘」。從出土的情形看，這兩件甬鐘顯然還有同伴，並和它的同伴組成了一套完整的編鐘系列，後來這套編鐘的其他幾件已被盜墓賊席捲而去了。

此鼎、簋：西周晚期後段，相當宣王前後

師（狀，以（譽，以臼代與）代爿）簋：西周中晚期間，相當夷厲前後

王臣簋：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孝王前後

根據司馬遷《史記．晉世家》記載：

中期：穆、恭、懿、孝、夷

克盨：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五年（病，以兴代丙）盨：西周中期後段，相當孝王前後

善夫山鼎：西周晚期後段，相當宣王前後

頌鼎、壺、簋：西周晚期前段，相當厲王前後

按照以上研究思路，王世民等三位學者，將收集的西周銅器典型資料分為五個部分：

一九六三年，經過了六個寒冬的煎熬，陳夢家終於恢復了正常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在陽光初露的春天裡，遵照考古所的計畫要求，他開始主持籌備《殷周金文集成》的編纂工作，同時繼續撰寫《西周銅器斷代》一書。令人扼腕的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陳夢家雖躲過了「反右」一劫，卻逃不脫「文化大革命」的厄運，他再也無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污辱，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含冤自戕，年僅五十五歲。而由他所主持編纂和撰寫的《殷周金文集成》與《西周銅器斷代》兩書也隨之擱淺。

正當考古人員為編鐘的流失悲憤不已、扼腕嘆息之時，中國文物史上又一個罕見的奇蹟出現了。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上海博物館在香港古玩市場，將從天馬—曲村遺址8號大墓中被盜走的編鐘全部搶救回歸。讓這個奇蹟得以出現的，就是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

五年衛簋：西周中期前段，相當共王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