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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日本出光美術館出版了《館藏名品選》第三集其中編號為六十七的為一件中國西周時青銅器——靜方鼎。這件器物在此之前未見刊錄，前些年李學勤和其他學者去日本訪問這家美術館時也未曾見到。當靜方鼎突然公布之後，據李學勤推想，此器可能入藏不久。但後來又聽說該器外部曾附有一個舊的盒匣，由此又推想並非是新出土之物。但這件珍貴的器物到底出土於何時、何地，怎樣流散於外域並輾轉到了出光美術館，恐怕沒有一個中國人說得清楚。約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期間，北京大學考古系副教授徐天進，赴日本對部分美術館和博物館收藏的中國青銅器作了初步調查，經出光美術館的同意，徐天進對該館所藏部分青銅器進行了實測和墨拓，其中的靜方鼎引起了他的格外關注，並就該器的形制、紋飾、銘文等作了研究。但從後來發表的《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靜方鼎》一文來看，似乎徐天進對此器出土、流失情況也不知曉。這一點對中國人來說，也許永遠是一個不得其解的祕密了。在為中國有那麼多珍貴文物悄然流失而扼腕長嘆的同時，中國學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據器物的照片和銘文的墨拓做一些學術上的研究。

據此，成王元年應為西元前一〇四二年，康王元年則和*圖*書在西元前一〇二〇年。

《尚書》中有成王七年曆日「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和「惟三月丙午朏」。《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的《畢命》篇，記有康王時曆日「唯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十二年曆日合於西元前一〇〇九年，成王七年曆日合於西元前一〇三六年。

此器通身覆有光潤的青綠色鏽，布有紅褐色鏽斑，銘文共五行，四十四字。經釋讀為：

所見靜方鼎內壁鑄銘九行，共六十八字。經李學勤、張培瑜、裘錫圭等專家釋讀，發現此銘首文為：

當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的一九九六年八月，從陝西傳出消息，一件虎簋蓋在陝西丹鳳縣被發現，這件青銅蓋應是和虎簋連在一起的，遺憾的是器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蓋埋入泥土之中。此蓋剔除土鏽後，發現是一件西周青銅器，上有銘文一百六十一字：

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宮，格於大室，密叔內（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內）史曰：……

虎簋蓋銘文的王年為卅年，西周中期穆王、共王www.hetubook.com.com、懿王等諸王在位超過卅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蓋當屬穆王時代的器物。

據「工程」專題人員陳久金等對三年衛盉、五祀衛鼎、九年衛鼎、五年趞曹鼎等推排的結果，共王元年為西元前九二二年，而《史記．周本紀》所載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按共王當年改元計算，前推五十五年，則穆王元年應為西元前九七六年，穆王三十年則為西元前九四七年。按金文曆譜推算，該年四月丙寅朔，甲戌為初九，虎簋蓋的曆日正好與此相合，可知以上推定的共王、穆王年代可信。

據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荊，十九年表六師於漢，卒於漢水中；與此事有關的青銅器，有明記十九年的卣、析尊等。「工程」專題組按照這個系統進行排比，可知靜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與「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為西元前九七六年上推，昭王十八年為西元前九七八年，十月癸亥朔，甲子初二日；十九年為西元前九七七年，昭王元年就應為西元前九九五年。八月戊午朔，庚申初三日，合於初吉，丁丑二十日，合於既望。wwｗ.ｈeｔｕｂook.cｏｍ•com可見以上推定合乎歷史事實。

關於這件青銅器於何時、何地出土，又是在什麼時候流失海外。並被何家收藏於何處等情況一直搞不清楚。有傳言說此器被美國一家機構收藏，但究竟被哪一家機構收藏，仍沒有人給予一個肯定的說法。因此，這件器物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鑑於此器銘文內容的重要學術價值，一九八三年，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等人，趁著在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對這件記載中的「鮮盤」原件曾再三探訪，希望能一睹其廬山真面目。遺憾的是，始終未能得到這件神秘器物的半點訊息。正當李學勤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時，一九八六年春天他應邀赴英國，同當地學者合作研究歐洲收藏的中國青銅器，就在這個期間，李學勤無意中在英國倫敦埃斯肯納齊商行見到了他盼望已久、尋訪了幾年的神祕「鮮盤」；藉著對原件和照片的反覆觀察，認為是真器真銘，並非偽造。只是器物並非《彙編》所稱的盤，而是一件簋，應稱鮮簋為是。

據文獻記載，西周成王、康王在位總年數不少四十年。前已推定昭王元年為西元前九九五年，那麼成王元年就不得晚於西元前一〇三五年。

從以上解釋看，李學勤認為銘文中的www.hetubook.com.com「褅」當為祭名，而當時的周王既然出面祭祀昭王，則作器時代必然晚於昭王。考慮到鮮簋的形制紋飾尚有西周早期遺風，其年代不可能太晚，據文獻記載，西周早期昭王以後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卅三年以上者，唯有穆王。因此，李學勤進一步推斷，此器的時代唯一的可能就是穆王三十四年。按虎簋蓋銘文推算的時代，穆王元年為西元前九七六年，則穆王三十四年為西元前九四三年。從曆日干支看，五月壬寅朔，戊午為十七日，與既望相合。故以上推定年代應是可靠的。

鮮簋是西周時期的一件青銅器，在學術上有著重要的價值。這件器物長期不為中國學術界所知。一九七八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巴納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光裕教授，共同編著出版了一本名為《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的書。這部著作是兩位先生長期奔波世界各地，四處探訪金文材料的收穫。書中收有一件流失海外品名為「鮮盤」的青銅器的銘文拓本，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銘文體例的特異又使不少學者看後認為這是一件偽器。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暨靜省南國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暨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按照李學勤的解釋，這篇銘文的大意是：在王的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和-圖-書這一天，王在弅京（宗周宗廟所在）向昭王進行褅祀。鮮受到王的褒獎，飲了鬯酒，王賞賜他未開光鑿刻的玉石三種和貝二十串。他感激王的恩惠，乃作此器，使子孫長期珍藏紀念。

虎簋蓋發現之後，立即引起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青銅器專家的重視，遂集中精力對此蓋的銘文進行研究。陳元金等金文曆譜專家根據銘文月相、干支推定，此器放在宣王和穆王時代都可相合。為此，關於虎簋蓋到底屬於哪一個王的問題，專家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正當大家為此爭論不休時，一個意外的插曲出現了。「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應邀到臺灣作學術交流，期間他在臺灣故宮博物院看到了一件師虎簋，是西周懿王元年之器。其蓋的花紋跟陝西丹鳳出土的虎簋蓋相同，銘文中均有「文考曰庚」，用字措詞也均相同，由此可見兩件器物為同一人所作。從虎簋蓋銘記王命虎「胥（佑助）師戲」的記載看，當是虎初襲職時之事。因臺灣收藏的師虎簋為懿王元年之器，則虎簋蓋必在其前。

透過上述青銅器的研究，西周晚期的王年已經推定，而中、早期王年，同樣可以用青銅器加以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