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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革命陣營內之爭頗多。——第五點已經就是革命陣營內之爭，但還不止此。往往在同一派系之內，亦還要爭殺。太平天國之失敗，半由於此，人所熟知。事例甚多，此不具引。西洋唯法國革命有黨派相殘之事，其情形亦且與此有別。

蓋法律者，有其立之，而民守之者也；禮俗者，無其立之，而民成之者也。禮俗起於同風，法律本於定制。更定制易，變同風難。變其風者，其事危於更其制也。（見原書第十九卷十二章）

五、時間比較要施長。——此蓋繼第四點而來。即在推倒舊統治之後，還要削平其他並起的革命軍，併群雄為一雄而天下乃定。每每這後一段時間，比之前一段還長。這似乎亦是西洋所無。

真的！中國至此，還存得有什麼呢？不像這樣，就不算變。然而這樣的變，又豈是中國社會自己所能發生的？——不是世界大交通，從外面引發他變，一而再，再而三，不會有此。一面不這樣不算變，一面這樣的變，自己又不會有，此即上文所云變無可變了。

更有好的證明：歷史上每值天下大亂，往往有人率宗族戚黨入山避亂，遂自成邑落者。如東漢末田疇之事，即其一例據史書上說：

（上略）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都邑，和_圖_書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中略）曰：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見《三國誌．田疇傳》）

吾粵之花縣，在明季蓋為番禺之甌脫地。流賊起，其民築堡砦自衛。清兵入粵，固守不肯薙髮，不許官吏入境。每年應納官課，以上下兩忙前彙齊置諸境上，吏臨境則交割焉。一切獄訟皆自處理，帖然相安。直至康熙廿一年始納土示服，清廷特為置縣，曰「花縣」。（中略）蓋有明末遺老二人，如田疇者，為之計劃主持。二老臨終，語其人毋復固守，民從其言。吾幼時，先父尚能舉二老姓名。（下略）

第一便應指證此亂與革命之不同。亂與革命之不同，上章曾說到：「此亂世迫害雜來，紛擾騷亂，不同於階級革命有其一定之要求方向，及其劃然之壁壘分別。」往者梁任公先生嘗有《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恰好可借來一用。他指出中國不同於外國者七點：

異族統治本是造成國家一適當機會，直到異族統治而國家還造不成，則中國是社會而非國家，彌以決定。凡此皆就中國未構成階級統治一點，闡明其沒有革命之理。不過若就革命是「以一新構造代舊構造，以一新秩序代舊秩序」來說，辛亥一役應承認其為革命。它並且是中國封建解體後唯一之革命。自它以前，社會構造未曾變過；自它以後，社會構造乃非變不可。克魯泡特金在其名著《法國大革命史》上說：「一個革命的意義，是在幾年之內迅速地掃蕩那些已經在地上生了根幾千百年的制和*圖*書度，使它傾覆和崩潰。」我們自辛亥以來，確是這樣，今天我們尚在此一變革中，而正期待一新構造新秩序之出現。

這在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試問：若在階級統治之下，舊統治行將被革命勢力推翻，人們不是革命的，便是被革命的，兩面正作生死鬥爭，誰能置身事外？像這整批整批的人超身問題之外，理亂不聞，究應作何解釋？陶淵明《桃花源記》；是文章虛構，這卻不是虛構。亦正為事實可能有此，乃有人涉筆而成文章。階級國家不可能有此事；不是階級國家的中國，在其消極散漫之中，乃一點不希奇。革命雖不能避，亂則可以避。凡我所謂「社會秩序不假強制自爾維持」，我所謂「彷彿將以理性相安代武力統治」，於此見其實例。我所謂「即社會以為國家，二者渾融莫分」，此即其縮影。它較之整個中國，更逼近奧本海末爾所說之「自由市民團體」。中國的特質，在這些事實上充分透露。亂只是亂，不是階級革命。比而同之，真乃昧昧！

七、外族勢力之消長有異。——中國每當國內革命時代，即外族勢力侵入時代；綜觀歷史，其關係暨結果可分五種：（一）革命軍借外族勢力以倒舊政府者；（二）舊政府借外族勢力以倒革命軍者；（三）屬第一例而革命軍與舊政府兩斃者；（四）屬第二例而舊政府與革命軍兩斃者；（五）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為政府患者。五者事例甚繁，不備引。然在西洋則法國大革命後，猶能力抗各國聯軍之干涉。

歷次外族入主中國時，如元代清代，好像相當構成了階級統治，元末清末，似亦就近乎階級革命。其實亦未能如此。外族要自居統治一面，而把中國變成階級社會，必於兩條路中擇其一：一是把中國引入較高之工業經濟，而自己掌握其資本；二是憑藉武力支配一切土地，而把中國逆轉到封建之世。假如他們具有近代西洋人之工業文明，則不唯清人以其近三百年之統治，即元人以其不足百年之統治，亦可能在前一路上成功。但他們都不是。他們的文明程度正要受中國同化，哪裏能使中國同化於他們？在後一路上，雖元人受中國同化較少，其武力統治較強，其階級形勢較著，然元人一旦北去，中國還是中國，社會卒未因之變質。清人氣魄遜於元人，而比較聰明，自願接受中國文化。他滿以為只須自己保持一「統治的武力集團」之地位，一切可以中國之道治中國。不曉得「以中國之道治中國」，其社會構造（這是最主要的）不變，就和自己的打算恰相矛盾，而不得成功。一面雖有「跑馬圈地」之事，而在全國比例上微乎其微，以視明代政治勢力之支配土地且有遜。一面雖有滿漢成見之存，而終須以考試制度登用士人，政治機會之開放不改於前代。清祚之久，三倍於元，其故在此。然經濟、政治俱未形成壟斷，則中國依然一職業社會。只是「八旗皆兵」靡餉以自養，日久寖歸無用。不過數十年，對內對外用兵即轉而依靠漢人。及至洪楊事起，此「統治的武力集團」早已成了廢物。即常備漢後（綠營）亦不中用，末後起來穩定其統治者，乃在漢族保衛鄉土之鄉勇團練（湘軍淮軍）。試問此時究竟誰是統治階級，誰是被統治階級，不亦甚難言乎！hetubook.com.com

即如辛亥革命，自一方面說，固不同於過去之變法改制而止，但至多亦只算得中國禮俗丕變之開端。必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向舊禮教進攻，而後探及根本，中國乃真革命了。於此，孟德斯鳩有一句話正好適用：

四、各地紛然並起而不單純。——例如十七世紀英國「長期國會」時，革命軍只克林威爾一派；美國獨立戰爭時，只華盛頓一派；此外都沒有紛雜不相統屬之革命軍。這便是單純。但中國卻照例是「群雄並起」了。

一、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此謂西洋革命類皆本於多數人之共同要求，而出之以團體行動；中國則自楚漢革秦命以來，其蓄謀、戮力、喋血、奏凱，率為一二私人之事。

孫夏峰先生（奇逢）在明末，亦有類似的事跡，不過規模或不逮。又梁任公先生嘗述及廣東花縣人民自全和*圖*書於明末清初之事：

中國歷史自秦漢後，即入於一治一亂之循環，而不見有革命。革命指社會之改造，以一新構造代舊構造，以一新秩序代舊秩序，像資本社會代封建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代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雖亦有人把推翻政府之事一概喚作革命；那太寬泛，非此所云。中國歷史所見者，社會構造儘或一時破壞失效，但不久又見規復而顯其用。它二千年來只是一斷一續，斷斷續續而已，初無本質之變革。改朝換代不下十數次，但換來換去還是那一套，真所謂「換湯不換藥」，所以說沒有革命。假如不是世界大交通，因西洋近代潮流輸入而引起它的變革（如今日者），無人可想像其循環之如何打破。

若究問其何以不再有革命，則凡明白上來各章所說者，不難得其解答。但我們仍不妨多方以闡明之。——

三、無中等社會革命。——近代西洋為中等社會之革命，世人所熟知。但中國革命或起自下層，如漢高祖、明太祖；或起自上層，如唐高祖之類；而起自中等社會者則缺乏。

法律制度是國家的（或教會的，如中古教會所有者），而道德禮俗則屬個人及社會的。法律制度恆有強制性，而道德禮俗則以人之自喻共喻自信共信者為基礎。前者好像是外加的；而後者卻由社會自身不知不覺演成。外加的，容易推翻它，自身演成，怎麼推翻？凡推翻皆非無端而至；革命必由於矛盾發展。而這裏卻缺乏了內在矛盾。

於此又可指出二千年來所以不見有革命者，實為社會秩序社會構造寄於道德禮俗，而非寄於法律制度之故。孟德斯鳩《法意》上說：

七點合起來，正見其為中國所特有的亂，而非所謂革命。革命是為了一階級的共同要求，向著另一階級而鬪爭的，它既不是什麼各人「逐鹿中原」，更不能這樣分不清壁壘的亂鬪。這明明是缺乏階級，特見散漫，一人一家各求前途的職業社會，當其失去倫理秩序時，所表見之行為。除上面七點外，我們還可補充一點：即以「攀龍附鳳」那句老話，可以見出他們是為了鬥爭而後成集團的，不同乎西洋革命是由集團而發出來鬥爭。他們是以一個領袖為中心，而形成的集團；領袖為本，團體為末。不同乎西洋之由集團中推出來一個領袖m.hetubook.com.com；團體為本，領袖為末。——原來之第一點，必經此補充，方才明確。

禮俗者何？所習慣而公認為不可叛者也。苟一旦以為可叛，則其國乃無一存。（《法意》第十九卷十二章）

試再就辛亥革命來看，大清帝國是這樣大，其統治又這樣久，又非遇到對外戰爭失敗那種機會，乃竟於短短三四個月內，輕輕地就給推翻，詎非怪事！此無他，你若以統治被統治兩大階級各為其命運而作最後決鬥來看，自然索解不得。那是沒有這樣容易的。你若曉得：它本未構成階級統治，全國之中並沒有兩面確定相反的立場；社會內部形勢流動散漫，而救國的民族立場又超過一切；此時革命主力寄於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則通於統治之上層，代表清廷統治各省之封疆大吏，及其所恃為統治之具的武力，原不難於一轉念間而贊成革命。則武昌舉義，各省紛紛響應，一個月而大勢已定。三四個月而完全解決，又何足怪！

何處社會無禮俗？但不像中國徑為其社會構造社會秩序之所依託，而法律制度乃僅為其從屬。禮俗從屬於法制者，矛盾得禮俗之扶持；反之，如中國者，矛盾恰因禮俗而不立。何以言之？它既由階級分解而使矛盾化整為零，由強變弱；更由倫理互以對方為重之義，而使彼此對立不起來。矛盾即因禮俗之不予承認而不立。由此易得調和妥協，就不致暴發為革命；這固然了。更要緊的，乃在矛盾雖不能就此解消，卻使人常常抱著希望，致力於其解消（士人以倫理責勉君民雙方，眾人以倫理互勉及自勉）。解消得幾分，固於禮俗益加肯定，即解消不了，亦歸咎在人，誰能因此否定禮俗？這樣，就使此共喻共信者數千年歷久如一，從無翻案文章。社會構造不變，當然就無革命。法制雖間有變更，在此無關宏旨。蓋從不越出傳統禮俗範圍，變於何有？歷史上每次變法改制，皆發之自上，此即證明其變動所繫不大。而每次大變亂之發生，亦從不聞其代表一種反對制度的大運動。此又證明其已是變無可變了。

二、有野心革命而無自衛革命。——比如陳涉所說「苟富貴毋相忘」，項羽所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所說「某業所就孰與仲多」，皆顯然可見；與西洋之迫不得已，起而自衛其生存權利者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