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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岔子就出在這裏！好像另一面門窗大闢，人們的心思聰明被領導著向「養」的問題以外用去，而回不來。分析言之，其重要關鍵有二：

其次，我們再從「安」的功夫來看——

彭更問曰：（中略）「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下略）（見《孟子》卷三）

像這樣言論見解（還有許多未及徵引的），出在二千數百年前，實為不應有的事。我說中國人理性早啟，最好藉此取證。試看：（一）在古代奴隸社會或中古封建社會，一般說來，沒有不把生產勞動看成賤役可恥而迴避之者。然而從這裏樊遲學稼學圃之請，和孔子的答語看去，意態卻是何等明通？當時有學養之士，自甘勞動之事例不少（見第八章第九章），皆可見出不甚有那種陋見陋習。（二）上層階級之悠閒坐食，何處不認為當然？又誰能反省而致疑？然從這些問答看去，卻竟然一次再次提出討論，而且有許行一班人毅然倡與民並耕運動，以反對坐食。此其理性要求，又是何等明且強？（三）孔孟雖不以耕稼為士人之所尚，卻絕不說人生來有貴賤，以肯定階級；而只從社會分工原理，說明勞心勞力之分，不過為其兼營不來，而「安」與「養」乃不得不通功易事。試問更有何處封建社會看得見如此言論？（四）最特別的，自是其所講「安」的功夫，盡在「修己以安人」一句話。請問這是什麼？這是武力嗎？這是宗教嗎？明明白白完全不落封建蹊徑。孔門之所講求，可為一大表徵；傳至後來，就有所謂「修、齊、治、平」之一套，有所謂「內聖外王」之學。後此二千餘年中國士人在社會上之職分功用，和「彷彿將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統治」之局面，皆自此開出。而追溯上去，當又有為孔子開其先者。大約從古社會內部形勢，即必有以導致此種啟悟，而理性之啟，更轉促社會形勢之緩和。如是互為因果，循環推進，發展不已。遂使此土社會風氣不同於他方，不是任何個人之功，亦莫究其端始。參看第九章所講中國封建階級自行融解一段，可資互證。（五）「修己以安人」，安人的功夫，只在修己。他如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皆是一個意思。總之，不在向外尋覓方法，卻須把心思聰明反身向裏用。「修、齊、治、平」要以修身為本，且必求之於「格、致、誠、正」。孔孟所講求的自是踐形盡性之學。若以為中國古人所見只在「安」的問題，孔孟所講只在「安」的功夫，未免淺隘，猶未得其根本。根本上是中國古人於人類生命之可貴，親切地有所認識，乃有個「安」的問題在其懷抱。又於踐形盡性之不易，深切地有所認識，而後修己功夫乃重於一切。事實上既不能外於人而有己，修己安人乃連成一片。此中學問功夫，說簡易亦甚簡易，說無窮，亦復無窮。現代學術雖云發達，於此尚無所窺，而中國人除非數千年白活了，否則，其貢獻正在此。由此我所以說它理性早啟，文化早熟。

於此我先舉亡友萬民一先生之說。他同我一樣，認為唯物史觀在解釋歷史一切發展上有所不足；但他不從人生態度立論。在他看，人類為生存，非要對付自然界以行生產不可，於是生產力從而發展，於是社會從而發展；這固自有理。但此實不過生存問題中之一「養」的問題而已。人類必以集體而生存。而任何一集體生命，總常要對抗其他集體而保衛自己。否則，便不得生存。此即一「保」的問題。同時此集體還要時時調整內部，而得其安妥。內部不安，亦是不能生存的。此即一「安」的問題。合起來那對付自然界之https://m•ｈeｔuｂoｏk•com.ｃoｍ「養」的為題，共為三問題。問題既不止一個，人類自非只向一面而活動。當其他問題吸引了人們心思活動時，就可能耽誤其生產力之發展，甚至阻遏之。東西各民族歷史之不能限定從一方向發展者以此。唯物史觀只把握了一「養」的問題，實不足以解釋一切。據他說：中國文化之特色，即重在解決「安」的問題，並且過分地把「保」和「養」兩問題，亦當做「安」的問題來解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話，顯然是把原屬「養」的問題轉移到「安」的問題上。其注重倫理上彼此顧恤，互相負責，其化階級為職業，不使經濟上趨於兼併壟斷，種種都是實行把「養」的問題放在「安」的問題中。認為從「安」上即可得到「養」的問題之解決，而不重在向自然界進攻以解決「養」的問題。又如抱四海一家之天下主義，懷柔遠人而同化之，即不從對外鬥爭上解決「保」的問題，卻幾乎把它當做對內之「安」的問題一樣看待。中國人這樣偏在「安」上作功夫，而不知對三問題分別處理，其結果當然就在「養」和「保」兩問題上有很大失敗。如人口蕃增，即感土地不足以養。一切自然災害（水旱疫癘）來了，皆無法應付。如每每受外族欺凌，乃至為其所征服統治，種種皆明白可見。尤其近百年對照著西洋人——其文化特色恰在向自然界進攻，暨對外為集體鬥爭——而形見其重大失敗。然其失敗是失敗在「養」和「保」兩種功夫之耽誤（尤以耽誤了產業革命，失敗最大）：至如其「安」的功夫固未嘗失敗，而有很大成功。——成其民族生命擴大與延久之功。試從山川地形上看，從種族語言上看，皆非不能讓中國分為若干民族若干國家者。而它卒能由人的情感之相安相通，化除壁壘隔閡，廣收同化融合之效，形成世界無比之一偉大民族。對照著西洋來看，其一國或不抵我一省一縣，其一族或不抵我一張姓一李姓；大大小小若干國若干族，紛紜複雜，鬥爭不絕，而莫望融合統一，則豈非彼此各有其得失成敗？唯其功夫能收效——不止在「安」上收效，亦且在「養」和「保」上有不少成效——於是路子愈走愈熟，乃固執而不捨。於是路子愈走愈偏，乃於其所遺漏之一面竟無從補足。這就是中國經濟不進步，生產力不發展之所以然。

產業革命，指生產力發展到某一階段而言。其中以機械發明，特別是蒸氣機等動力之發明為主要。唯物史觀以生產力之發展，說明社會發展，原自有理。但不自覺地假定了生產力之發展，好像不成問題。其實生產力豈能離開人而自行發展？而人之於此，卻並不定相同。徵之西洋中古人生與其近代人生，顯然可見。生產是人對自然界之控制利用，而控制利用則得力於其對自然界之觀察實驗。生產力之發展，當然便是人類意識直接間接作用於生產活動之結果。於此，否定人生者與肯定人生者相較，沉溺於迷信玄想者與孜孜於考驗自然者相較，其結果豈得一樣？假如西洋沒有近代人生一大轉變，使人們意識密切結合於生產，誰能想像它會有十九世紀之產業革命，以至今天之物質文明？有人說現代一年間的技術發明，要多過於一七五〇年以前一千年間的發明，這正為古今人生態度不同之故（回看第八章）。

關於產業革命何以不見於中國之一問題，時流意見甚多，舊著於此，曾各加檢討，具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可備參考。今不擬作此類功夫，徑直申明我之所見如次：

一是人們心思聰明轉向裏用太早，卻又甚必要。——勞心者務明人事，卻非研究社會科學之謂，而是如上文所說「修己以安人」。人的耳目心思生來是為向外用的，要它從理會外物者轉而理會到自身生命上，這在個人偶爾亦可能，在社會成風氣，則必待末後文化進至某階段，乃得有此（看下章）。所以中國實是太早了一步。此時由於未曾徹底向外用過一番心，先有自然科ｗｗｗ•hｅtuｂｏoｋ•ｃoｍ•ｃｏｍ學社會科學（特別是生物生理心理等學問）為基礎或佐助，遽然向自身生命上理會，乃易有迷誤，每每糾纏不清（指性理之學）。同時，這一理會原本亦無窮無盡。於是人們心思聰明彷彿入於無底深淵，一往而不返。此時不獨返轉向外不易，就令向外用心，亦不會在學術上再開出科學之路（其理後詳），如近世西洋者。更須認清：其社會秩序既寄託於個人道德，其社會構造已形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局，向裏用心乃時刻所必要。此種必要始終存在，人們心思即始終被引向裏去。對外物縱然亦有些辨析考察，只在膚表，不能深入。

由吾人向外看去，一切皆物。此物固自無窮無盡，但吾人自身生命正復是一「無盡藏」。過去印度人擅長向裏發掘，今世西洋人最能向外攻究。中國人卻由上述二重關鍵，一面開了向裏之門，一面阻其向外之路，特別形成其一種反身切己理會的風氣。其正面成就得什麼，非此所論。其負面最大結果，便是：物的考驗長久地止於膚表，從而所以控制利用之者就很淺。此其限制生產技術之進步，雖云間接地，卻是根本地，硬是使他無從再進一步。其他相緣俱來之結果，如：人生向外逐物之勢，彼此競爭鬥爭之勢，皆大為減殺；在己則易於知足以至自得，對人時見有公平與恕道。又如：理欲之爭，義利之辨，自古為思想界之大問題，亦殊影響於社會人生。又如：物理不明（科學缺乏），福命無定（職業分途），許多宗教迷信乃在中國人生活上不知不覺據有很大勢力。又如：在政治上勢必落於消極無為。類此者，皆消極地或積極地，直接地或間接地，遏阻其社會經濟之進步，可無待言。

人生態度影響生產力之發展，既不可否認，便要來看中國了。西洋近代人生與其中古人生相較，可說人生態度一大翻轉。以中國人生態度與他們相較，恰似居於中間之一種，亦即因此而平平穩穩古今之無變動。如我夙昔所作分判：近代西洋應屬人生第一態度；其中古宗教應屬人生第三態度；而中國則一向是人生第二態度。請參看舊著暨下章，自悉其詳。大致說來，他肯定人生，從不作出世禁欲等想；這就不同於第三態度，而接近於第一。但他又拒絕那種欲望本位向外逐物的人生，而偏於向裏用力。這就不同於第一態度，而接近於第三。不過第三態度為宗教之路，此則為道德之路耳。對自然，他似只曉得欣賞忘機，而怠於考驗控制。像所謂「人們意識密切結合於生產」者，這裏恰恰不然，中國人的心思聰明恰沒有用在生產上。數千年知識學問之累積，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殖產營利，尤為讀書人所不道。我想：其經濟之停滯不進，產業革命之不見，至少可從這裏說明一半。

首先我們從「安」的問題來看——

總結言之：一面由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社會構造特殊，更一面由中國不發生產業革命其勢決定；那麼，當然其社會構造亦就變不出什麼來。而社會構造愈不變，其不發生產業革命之勢愈決定，從而其社會亦愈不變。如是兩面絞扣，互相牽纏，動轉不得。這就是中國經濟停滯不進，社會歷久不變之理。

一、人類文化愈進，這圈愈放大。逕不妨以其圈的大小，衡量其文化之高下。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見《論語》卷七）

於是就要問：此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人生活動，何以在西洋末後就變了，而在中國竟不變？且究竟此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人生活動，緣何而來？

然他以對內求安為中國文化特色，卻是差不多。數千年中國人的心思聰明，確是用在人事上，而不用於物理，一「安」字正可綜攝「修、齊、治、平」那一套。唯其在這裏若有所見，而且見得太早，就出了岔子，而影響全局（全部文化）。萬君雖不足以闡明和_圖_書中國經濟不進、社會不變之謎，我卻不妨因他的意見之提出，而加引申以明之。——

一是化階級為職業太早，而且很近理。——國家亦許最後被廢除，但政治仍自有其不廢者在。那時政務將是由階級之事，變而為職業之事。所以中國封建解體，把政務由階級的轉化為職業的，乃是一進步的趨向，很接近於最後之理。唯其前進太早，條件不夠，所以只是趨向於此，而不能完成其事。唯其很近於最後之理，所以就不易改變。我們說它近理，抑又不止此。勞心者務明人事，勞力者責在生產，「安」與「養」乃通功易事，各有其所專，這不是很合理的嗎？像許行要與民並耕，雖出於理性要求，卻不免開倒車。像一般之階級剝削，雖符於進步趨向，卻又乖乎啟蒙之理性。試問除了今天科學技術大進，發見人類可役使機械生產，不再靠人類體力外，誰能預先知道還有勞心勞力竟可合一之更好的理想呢？所以這在當時的中國（理性漸啟而生產技術尚拙），實為唯一合理，更無可代替之理想。唯其合理，就為此大社會所趨求；唯其無可代替，遂一成而不變。二千多年來就在這一直不變的劃分之下，把生產之事（「養」的問題）劃出勞心者注意圈外。然而這一部份人，恰是比較有心思聰明的，又有暇運用其心思聰明的，更且有其工具設備（文字圖書等）以助其心思聰明之用的。把生產之事劃出他們的注意圈外，就等於劃出這偉大優秀民族的意識圈外。因在勞力者們，本是勞力，自少用心，兼以其聰明不高，空暇有限，工具設備缺乏，儘管天天在對付這些事，亦屬徒然。特別是他們不易超開了眼前需用而用心思，就杜絕了理智之深入與開展，杜絕了科學之路。偶有心得，卻絕開不出什麼前途。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歟？」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歟？有大從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中略）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下略）（見《孟子》卷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見《孟子》卷七）

再深切地來說：「化階級為職業」，「修己以安人」，「心思轉向裏用」，……這一切都有理想成分在內，並不全是事實。事實上常不免職業逆轉到階級，常不免既不修己亦不安人。乃至心思亦並不轉向裏用；那麼，似乎是不能遽爾斷言其結果如何了。然而不然。要知道一切具有理想成份的，就是中國的治道。它從理性早啟，以至蔚成禮俗，當初既非順著自然趨向來的，便與生產力自然發展之路岔分開，而且從此總是岔分著。生產力發展之所以受牽阻在此。治道既時時為人們所趨求，以蘄成為治世，那麼，亦就時時牽阻了生產力之發展。至於事實不如理想之時，似乎治道放鬆，牽阻可免。而不知其時人心便流於放肆，社會逆轉於封建，還不及收促進生產之功，已陷於亂世而破壞了生產。順轉不行，逆轉亦不行，進退兩無所可。於是生產力發展之受阻滯，乃與hｔtｐs://ｗｗw.ｈetｕbｏｏｋ•com•cｏm中國歷史相終始。同時，其歷史亦就在一治一亂之循環中度過，不見有革命。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卷七）

中國所以無革命之理，似乎已說了不少，實則尚未說到要緊處。要緊處在經濟之停滯不進，產業革命之不見。此超過一切問題之大問題，實為中國之無革命之因，亦為中國無革命之果。這就是說：一面由於經濟之不進，而文化和政治（禮俗、法制）不變；同時一面亦由於文化和政治之不變，而經濟不進步了。正為兩面交相牽掣，乃陷於絕地。必明白此中鈐鍵，而後於全盤問題可以豁然無復疑滯，凡上文所說者亦有待此為補充，而後其義始明。

粗言之：由於人類心思聰明天天向自然界進攻，結果就知識日進，一切工具日利（參看第九章講古今不同只在工具一段）。客觀一面，彼此間關係既日以繁廣，日以密接，其勢乃不容不由鬥力進而講理。而主觀一面，人亦經陶養得更理智、更理性，兩面合起來，便造成這圈的放大。一步一步放大，最後便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試看眼前世界豈不是正在被事實造成One World or None？「不和平即毀滅」，人們勢須以理性相安共處，代替武裝之自保，人類前途將只有「安」的問題而沒有「保」的問題。又第八章講過，理性要從階級來，奧本海末爾亦有經濟手段對政治手段步步制勝，最後完全清除之說，凡此皆可互相參證。人類歷史正不外乎「自己人」或「同類意識」如何被動地逐漸放大之歷史。理是產生在兩力——力與力——之上的，是由事實發展而逼出的，不是人類理性演出來歷史，倒是歷史演出來人類理性。

我們知道，集體對外自保固要作武力，即對內求安，照例亦少不得武力。武力統治是從古代奴隸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到近代資本社會，乃至現代向著共產而過渡的蘇維埃，一直昭然存在之事實。古今前後分別，只在輕重隱顯直接間接之有些不同。除從資本社會而下，可望輕減外，自封建而上，其武力都不得不重，不得不顯，不得不直接。同時隨著其階級界別要嚴，亦有不待言者。然單單武力又絕不足以獲致安妥，此時宗教毋甯是更重要。階級之發生，原在以生產勞動委諸一班人，而另一班人則以對外對內之武力為事。因此階級界別，就在其勞動於生產與否。宗教在這裏，主要是賦予階級秩序以信仰價值，而不去究問其所以然。事實上，「行之而不著，習焉而不察」，亦誰能理會其所以然？一切什麼都是當然的。社會就這樣在階級矛盾中安妥下來。一般說，「安」的功夫只是如此（武力宗教合起來統治），豈有其他可講求的？我們知道，「養」的功夫——農工生產——之被留意講求而發達成學問，固然很晚，「安」的學問亦絕不早一步，或者可說更遲。然而奇怪的是中國遠在二三千年前，卻已留意到此而講求之，以為士人的專業，亦為上層階級的職責。這從孔子孟子對人問答話語中，明白可見。例如：

中國人心思聰明不止像上面所說，不用在求經濟進步生產發展上，更有時遏阻之。此如歷史上所稱「奇技淫巧有禁」，如歷代之賤商，商業商人所受箝制因辱，從法令到禮俗，說之不盡。又如歷代屢有海禁，多守閉關主義，使交通不通，工商發展，顯受遏阻。除這些顯而易見者外，還有許多間接不易見出的，類如前章所說倫理社會不適於資本主義之滋生茁長者，其為力更大。史不絕書之限田均田一類運動，同屬此例；其間如西晉北魏以至隋唐，每勵行授受，「不聽賣易」，前前後後數百年；經濟怎得盡其自然之發展？或者有人要說：這在西洋中古及其以前，又何嘗沒有？他們古時宗教不許人營利，中古一般政俗乃至工商自身制度，均束縛經濟之自由發展，不過至近二百年始不然罷了。我們回答：問題正在這裏！在西洋事屬過去，即是遏阻未成；中國截至最近西洋風氣輸入前，始終未變其傾向，豈非終成遏阻？這與上面所說原是連貫的：西洋即由其中古之人生第三態度而來；而中國則發自其人生第二態度。末後他們由第三態度變了為第一態度，一切和-圖-書於生產力發展為不利的，已轉向有利。但我們則始終持守其第二態度，一切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從消極不用心到積極遏阻），一直延留至最後。——此即中西之大不同。

順著自然趨向，人們的心思聰明原是為「養」的問題而用——用於奧本海末爾所謂經濟手段，自己勞動於生產，或與他人的勞動為等價交換。乃至為奧本海末爾所謂政治手段——強把他人的生產無代價收奪——而用，亦同是很自然的。因一般生物總是要向外界爭取養生之資；人亦是生物，除了他最親的「自己人」而外，其他「人」與「物」最初是分不清的。不但古時歐洲海盜與商業不分，即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間亦還是同樣合法。這就是對外人如同對外物。人類從古以來，總是在自己圈內才有情理講，在自己圈外就講力（這是自古及今未曾變的真理）。無端地誰去理會什麼「安」的問題？人之意識到「安」的問題，是一面遭遇另外一力量起來相抗，一面卻又覺得不好或不能以對外物的態度對待之。此不好，或不能，就是肯定它在自己圈內，不像「養」的問題之對自然界，或「保」的問題之對外邦異族那樣，可唯力是視，無所顧惜，亦無所顧忌。自己這圈愈大，就愈有「安」的問題，「安」的問題實現乎這圈的大小為比例。圈的大小，人世間萬般不齊，難以一言盡。然而有兩點是可說的：

像這樣順著自然趨向走，雖不免迂笨，卻是有前途的，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條路。而且事實保證了理性，步步踏實不虛。通常可說都是這樣，而偏偏中國不這樣走。它由親親而仁民，以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廣於外，構成倫理本位的社會，自動地放大這圈。「養」的問題本在「安」的問題之先，而中國古人眼中寧多看見「安」的問題。「安」的問題原出「保」的問題之後，而中國古人襟懷，其對外亦有對內意味。萬君指證其過分地把「保」、「養」兩問題亦當作「安」的問題來解決，蓋信有之。它實越出常途，走了捷徑。順著自然趨向走，就是從人所同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向外爭取養生之資）出發，然後慢慢轉到人之所異乎一般生物的一面（理性）。而中國卻是直從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即人之所異乎一般生物的一面出發。出發點幾乎便是終點。這樣走，是走不出去的。中國文化發展與一般有異，全在此。試問不到「把人當人待」時候，有何人事關係之足重視？有何安的功夫之要講求？而「把人當人待」，在一般皆力量均衡之結果，在中國甯發乎理性。這樣就缺乏客觀事實為保證，而不免於反覆。中國歷史表現，與一般有異，全在此。——此所謂「走不出去」，所謂「不免於反覆」，看下文自明。

萬君之說，具有理致，未嘗不近真。他與唯物史觀同樣看到人類求生存這一點上。但唯物史觀幾乎把生存就看成一吃飯問題，他卻更看出要吃飯，還大有事在。人事關係沒弄好，「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請看今天世界威脅人類的，是吃飯問題呢、還是飯如何吃問題呢？是問題在人對自然界之間呢，還是在人對人之間？唯物史觀只看見人類同乎一般生物的那一面——對自然界求生存一面——顯然太簡單了。其次，他把人事關係分為集體對內、對外兩面，亦大致不錯。只可惜他的「三問題」，說來說去不出一生存問題，仍舊把人類看得太簡單了。人類實已超出生物甚遠，而有其無限之可能；因之，其問題亦無限。若把人類活動，歷史發展，限定在一個或幾個問題上，那簡直是笑話！他不曉得人類歷史愈到後來，或人類文化愈高，便愈遠於其生物性。三問題在人類文化史上地位先後不同，且亦非永遠存在者。今天世界已漸漸要將「保」的問題攝收在「安」的問題中，而一旦人類合起來控馭自然界之時，則「養」亦即不復為問題所在。凡想要把握人類歷史動因——貫乎歷史全程的一個動因——而在歷史文化研究上建立一普遍適用的理論，恐不免都是妄想，不獨唯物史觀與萬君為然也。

二、這圈之放大。通常卻很少出於自動之一視同仁，而寧多由對方之爭取得之。——此點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