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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性自出生為嬰兒，直到老死，餓了知道要吃；冷了知道要避寒取暖；看到好看的、美麗的，想要取為已有；不好的、厭惡的，想要趕快』棄。那都是天然「知性」的「能知」的作用。不過，其中又有不同的分別。知道飽、暖、饑、寒、好、惡的，是由天然「能知之性」的感覺部分所反應而知的，所以也可以叫做「感知」或「感覺」。在佛學的名詞，叫做「觸受」。但知道這個好吃不好吃，這個可要不可要，這樣能不能要，該不該要，那就屬於「能知之性」生起「所知」的分別作用，這個作用，叫它是「知覺」。知覺與思維、思想有密切關聯，隨時不可或分。當知覺的作用，要仔細分別、追尋、分析、歸納、回憶、構想時，又別名叫它是思想、思維，等等。

從中國上古以來傳統文化的總匯資料來說，當然只有根據經過孔子整理編集的五經——《易經》、《禮記》、《尚書》、《詩經》、《春秋》，最為可靠。《尚書》（書經）是以保留上古政治哲學的史料為主。《春秋》是孔子著作的政治史觀。《詩經》是收集保留歷史、政治、社會演變等各階層民意反映的資料。如果要研究有關天人之際，以及人道的傳統學術思想，只有在《易經》、《禮記》中去尋根。而在《易經》與《禮記》的傳統文化中，對於人性問題早已提出，性與情兩者，是現實生命存在一體的兩用。關於人性問題，尢其以《周易．系傳》更為明白，如說：

換言之，每一個人的行為，通常大半是受情緒的影響最為有力。例如，我們經常說某人的脾氣我知道，或是說某人的個性我知道，這所謂的「脾氣」和「個性」，就是情緒為主。情緒並不是代表某個人「所知性」的分別意識所生的聰明才智。情緒的作用，是來源於生理稟賦，由於身體內部健康狀況的作用。換言之，健康與不健康，和情緒關係很重要。如《內經》所說：

所以在中國文化中，無論曾子所著述的《大學》，和子思繼承著述的《中庸》之後，便把從人道出發的性情二字的性字，特別流行作為明通形而上道的表示。但要知道，曾子、子思，是春秋的末代人物，比釋迦牟尼後生幾十年，比蘇格拉底、柏拉圖又早生幾十年。

歷來關於《中庸》開始的第一節，人多數都把喜、怒、哀、樂當作心理的狀況，加以解釋，那是絕對錯誤的。不管他是古聖賢或今儒家，錯了就是錯了，實在不敢苟同。喜m.ｈｅｔubook•com•com、怒、哀、樂是情緒，屬於修身範圍，不屬於修心的心、意、知性範圍。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讀《中庸》一書的「中」字，固然可以把它當作中心的中，中肯的中來理解，但可能是不完全準確的。《中庸》的「中」，應該以古代中州音發音；例如以太行山為中心的山西、山東，以及中州的河南音來讀，等於南方人發音的「種」字音就對了。所有中原地帶的人，劉於某一件事，某一個東西，認為是對了，便說是「中」（音種）。如果你有這樣的瞭解以後，對於《中庸》的道理，「雖不中，亦不遠矣」。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指「情緒」沒有發動的境界。換言之，是並未動情，更未引發「意氣」的情況。但人到底是有情的動物，「無情何必生斯世」，「天下誰能不動情」，只要「發乎情，止乎禮義」。「知止而後有定」，便能做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了因此子思把「中和」的境界和作用，高推到「大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聖境上去，是多麼的真善美，而且又很切實於人情的平凡狀況，這就是人道的真現實，並不外於人情。可是，我們瞭解了這個道理以後，再回轉來看「大學之道」，要教化社會上的人，上至天子，下及任何一個平民，都須具有這種儒者的學問修養，才算是完成了一個國民人格的教育標準。如曾子所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能嗎？尤其從南宋以後，推崇尊敬程、朱之學的後儒，硬想把《大學》、《中庸》變做帝王們必讀之書，必修之課，而且還要他們做到安靜修心，不動心、不動情，學做想像中的堯、舜，豈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藥的地步嗎？看看歷史上的帝王們，連要找出心理正常的，都不可多得啊！

如果瞭解這樣的粗淺分解，便可知道心、意、知性三者，的確都別有它的不同領域。非常巧合的是，魏晉以後，佛學東來，也同樣提到心、意、識這三層次的差別。這真是合了一句古語，賢者所見略同。總之，再用一個譬喻來說，「心」好像一個盤子，「意」好像盤子裡一顆圓珠。「知性」好像盤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內照自身，外照外物。但這整盤，又裝在一個血肉所製造的皮袋裡，那就是人身。但要知道，這只是勉強的譬喻而已，並非事實的真相。在中國小說中，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那就是《西遊記》的四五個人物，作者把心身意識演化成小說，將心猿意馬，化出代表「心」的孫猴子。代表意氣的是一匹龍馬。豬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特別喜歡男女飲食。一個晦氣色的沙僧，代表沒有主見的情緒，只能挑著行李，擔起這個皮囊跟著猴子、豬八戒跑。那代表整個完整的心身生命的，便是唐僧。從表面看來，他是世界上最老實的笨人、善人、好人，雖和*圖*書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處處是艱難險阻，都是妖魔鬼怪，而在這三四個鬼精靈伴隨下，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但由於他的「誠意、正心、修身」，所以他成功了！

但無論「能知」或「所知」，從《大學》本書的名詞來講，都屬於能自明其德的「明德」自性的起用。如果明瞭「明德」自性，它是本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那所謂「能知」與「所知」，也只是「明德」起用的波動而已。攝用歸體，「知性」也並無另有一個自性的存在。譬如波澄浪靜、水源清澈，原本就是「止於至善」，這樣才是「知本」，這樣才是「知之至也」。

但是，在一般人而言，從有生命以來，始終是被「所知」的分別作用牽引波動，並無片刻安寧。從少到老，收集累積「所知」的「習氣」，便形成了「意」。也可叫它是「意識」。然後，又自分不清楚，認為「意」便是「知性」。其實，「意」是「知性」的「所知」累積而形成。「知性」收集累積成「意」以後，譬如銀幕上的演員與幕景，能夠分別演出音容笑貌、悲歡離合等情節，如幻如真。事實上，這些情節變化，都是幕後的一盤磁帶的播出而已。所謂磁帶，就猶如「意」。銀幕上的種種人物活動，猶如「所知」的種種投影。

如果用文字藝術來比方，例如李後主的詞說：「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那想剪斷它、想理順它的，是「所知」。剪也不斷，理也不順，似乎在心中去不了的，便是「意」的作用。又如蘇東坡的詞說：「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至於這個人身的形成，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力量，可以左右理智，那就要從傳統醫學的黃帝《內經》去認識，配合現在的生理、生物等科學去理解，自可瞭然於胸。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出過《內經》有關喜、怒、哀、樂等生理上情緒的變化，就是這個緣故。如果要比較深入一點去探討，首先要擱置形而上先天性的哲學範圍，只從後天人身生命的形成說起。

其實，我們平常做人處事，大部分的行為言語，都在「意氣」用事，絕少在清明理智的「明德」知性之中。加果要做到事事合於理性，那是很難的事。除非真能做到經過「大學之道」的基本修養。所渭「定、靜、安、慮、得」的學問工夫。不然，對於自己理性的真實面貌是什麼樣子，根本就無法自知，所以老子便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感言。因此，曾子特別指出「知至而後意誠」的重點。但是因為用了一個「誠」字，又被後人誤解不少，這真如禪宗洛浦禪師的話說：「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所以，從《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的觀點，來參證一部二十六史上的領導人物（帝王們），以及一個普通人物創業守成的成敗得失，就有得戲看了！

所以子思著《中庸》，開頭就先從天命之道的「知和-圖-書性」，提到《大學》所謂「誠意」的「慎獨」。以後便特別說到：

說到「意氣」，問題可大了！「意」是「能知」、「所知」接受外物環境等所影響，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形成為自我知性的堅固影像，也可叫它為形態。但從邏輯的界別來說，它是唯心的。然而它每每在起作用時，必然的，同時關聯生理內部的情緒，兩者互相結合，所以叫做「意氣」。一部幾千年來的人類歷史、人類社會。「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作故鄉」，十之七八，都是人我「意氣」所造成的錯誤。宋儒理學家陸象山說過兩句名言：「小人之爭在利害，士大夫（知識分子）之爭在意見。」這的確是很有見地的觀點。

對於知性與意志或意識的作用，大概已有分別的說明。但照一般通常的瞭解，所謂「意」，就是心理的一種活動作用。換言之，「意」就是「心」，只是在習慣上所用的名詞有不同而已。其實，「心」和「意」，不就是同一的東西嗎？如果籠統含糊地說「心」和「意」，好像就是一個東西，等於是思想和情緒的總和。但從嚴格辨別來講，「意」是不能概括「心」的。所渭「心」的現量境界，是我們沒有起意識思維，更沒有動用知性的分別思量作用時，即沒有睡眠，也沒有昏昧的情況，好像無所事事，但又清清明明的存在，那便是「心」的現象。例如，明代蒼雪大師的詩說：

既然人性的本來，本能自己具有自明其德，本自「至善」。為什麼在起心動念，變成人的行為時，又有善惡對立，作用完全不同呢？這個問題，從儒家的觀點來說，是因為人性的變易，主要是受到後天環境的影響，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換言之，天生人性，本來是個個良善的，只是受後天的影響，受生理的環境的種種影響，由習氣的污染而變成善惡混濁的習慣。所以學問之道，便是要隨時隨處洗煉自性所受污染的習氣，使它重新返還到「明德」、「止於至善」的境界。

如在睡眠，或受外界刺|激，或因病痛發暈昏悶過去，那就不可能有這種「心」量境界的出現。甚至夢中也不可能。做夢，廣東話叫做發夢，那是「意識」所起反面的作用，不是」心」的作用。如在夢中，忽然心力特強，覺得是夢，一下便清醒了，那就是恢復「心」的境界。不過，在平常人的習慣，從夢境中一醒來，便即運用「意識」去思量，以「所知」的習慣，去追憶夢境，或以「所知」去尋求新知，永遠不會停止休息的。

所以後來佛學輸入中國，譯文所用的佛性、覺性，乃至明心見性，也都照樣引用性字，作為現實人生的生命之源，作為表詮。因此後世道家神仙的丹道之學，有所謂性命雙修之說等。尤其在隋、唐以後，因為禪宗的興盛，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主旨，在中國文化中，形成聯繫儒、釋、道三家中心之學的台柱和_圖_書。因此而有南北宋儒家理學家們起來學步，大力主張以孔孟之學的心法，大倡其性理之學。我們瞭解了這個文化歷史演變的過程，再回轉到《大學》主旨的探討，就更為明白。

總之，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以統攝天人之際，為天地萬物總體的功能，名之為道。道的本能，自然具備有一陰一陽，正反相成相制的作用。在陰陽正反的相互衍變中，各有各的同等功用，無所謂陽善陰惡，或陰善陽惡，這兩者的功用，都是「至善」的。所以曾了著《大學》，開始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他對「大學之道」的前提宗旨，完全是有所本而來的，也就是以「繼之者善也」的發揮。但他對於「成之者性」乃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卻只用「明明德」一詞來表達人性光輝的一面，不另加詳說。第一個明字，是作動詞來用，也就是說，人性天然有自明其德的功能。所以到了子思受業於曾子之後，跟著著述《中庸》，便換了一種說法，一開始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我們都知道現在醫學的說法，我們的身體，起初是由男性的一個精蟲，和女性的一個卵子，兩相結合，產生一種「生命的動力」，古人叫它為「氣」，也有叫它為「風」。因此在母胎中分合變化，將近十個月而完成為一個胎兒，出生以後便叫嬰兒。他雖稟受父母兩性的遺傳，還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碰上精蟲和卵子本身的強弱好壞，又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住胎時期，母性的生活、飲食、情緒、思想，以及父母兩性的生活環境、外界的時代背景等，非常複雜的種種因素，湊合一齊，幸而出生入世，變出一個人身。但是他內部的結構，血肉、神經、骨骼等，形成所謂五臟（心、肝、脾、肺、腎）、六腑（膽、胃、膀胱、三焦、大腸、小腸），以及外形的眼、耳、鼻、舌、身體。全盤聯結在一起，大如外形軀體，細如每一毛孔，整個系統，自己都具有一種觸覺的作用，這是生理的、物理的反應。當觸覺的反應交感與知性的知覺相結合，便形成為心理、意識的種種感受。由此配合「所知」發生作用，便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行為。

事實上，當我們心中無事，意識不起作用，當下忘去「所知」的分別活動，好像空空洞洞愣住一樣，這便是「心」的現象。通常一般人，尤其是大忙人，偶然一剎那之間，有時候，都會碰到這種情況，不過，一般人碰到這種情況吋，反而會起恐怖，自己會懷疑自己腦子有問題，或是心臟停止活動。便自尋煩惱，憑一知半解的醫學常識，找醫生，量血壓，檢查心電圖，大多就因為自起恐慌而真的生病了。事實上，這起因是一種人我自己的心理病。如果在這種狀況中，坦然而住，反而得httｐs://ｍ•heｔｕbｏoｋ•cｏm.coｍ大休息。不過平常沒有經驗，對自己沒有認識，沒有信心的，剎那即成過去，是不可能長久保持這種現量狀況的。

知道了心、意和知性的三層次作用，還是屬於「明德」的「內明」範疇。這心、意、知性必須憑借外物的人身，才能對這個物理的現實世界發生作用。我們一般把人生生命的整體，叫做身心，那是很確切的說法。這個生命，是由身心組合而成的。身體是生理的、物理的，是生生不已，是「生」的功能所呈現。心是心理的、精神的，也是生生不已，綿延續絕，形成「命」的功能。如果引用《易經》的說法，心性屬剛，身體屬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交互變化，呈現出生命的作用。因此，必須知道，人生的一切作為，還要看每一個人所稟受生理的情況，而形成「外用」行為的結果。很明顯可知的，當一個人「知性」在理智上明明知道這樣做不可以的，但是自身另有一個力量強過了理性，結果就非做不可。或者說，當自己在「知性」的理智上認為這樣應該做，而且是一樁好事，但是自身卻另有一個厭倦疲懶的力量，使自己始終沒有去做。最後又悲歎懊悔，自怨自艾，無可奈何！這就是說明人生的一切，以及行為的善惡是非，有一半是屬於人身生理所影響的結果。所以《大學》特別提出「修身」的重要。

那麼，怎樣才能使自性返還到「止於至善」的境界呢？那只有利用自性本自具有的「能知之性」的功用，隨時反省存察，了了明白，處理每一個起心動念，每一樁行為的善、惡，分別加以洗煉，使它還歸於純淨「明德」的本相。所以在言辭表達上，又把「性自明淨」的知性作用，以邏輯的理念，叫它作「能知」。再把這個知性，用在起心動念，向外對人對事對物的分別作用上，叫它作「所知」。

為了清楚瞭解所提出的這些關鍵性問題，我們的討論難免重提前面已經講過的舊話，犯了繁複的語病。但為了交代得更明白，只好不避重複，再來說明清楚。

自己並不想去思念它，但在心中，永遠存在著、排遣不開的，這就是「意」。所以「意」的作用，又有一個別名，也叫做「念」。就是唸唸難忘的「念」。又有形容「意」是具有強力的作用，便叫做「意志」。它配合生理的作用，就叫做「意氣」了。人生多意氣，大丈夫立身處世，意氣如虹，那是多麼美麗的豪語。「意氣」加上思想、思維以後，主觀認定的作用，便又換了一個不同的名詞，叫做「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