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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擔心，政府會優先輔導殘疾人到其他工廠轉業。」

「中殘聯」本身是個很奇特的單位，為了對外的形象，募款的方便，它是財團法人的名義，一個純屬民間的機構，但事實上它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政府單位調派，拿公家薪水的公務員，鄧樸方的職位相等於民政部副部長，只不過對外不公開。而「中殘聯」的工作又大都和民政部重疊重複，這樣很容易造成權責不分，指揮系統混亂，我曾問過一些下級單位，他們說部分業務是民政部管，部分業務歸「中殘聯」管，至於這中間怎麼區分則眾說紛紜，不知所以，可見問題之嚴重性。在雙頭馬車的領導下，下級單位無所適從，所形成的現象，很可能是平日彼此爭權奪利，出了差錯又相互推拖拉一番，誰都不願負責任。這也是我深深引以為憂的。

不單單是特殊教育，還包括了社會學、心理學……等等課程也都取用自台灣，至於師資嘛，朋友無奈的表示：「以前沒有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一旦政策開放，一時之間哪裡找這麼多特殊老師？只好從已經退休的老師中，挑一些看起來面目善良、脾氣溫和的來擔任，既沒有時間訓練，也沒有人可以訓練他們，只有請他們把教材帶回去自己看看就走馬上任了，沒辦法，應急嘛！」

我一直以為，中華民國的特殊教育，比起歐美日等國，十分十分的落後，我們的師資不夠，我們的經費有限，很多的制度僵化……所以，我們要改善、要爭取、要抗議，可是，到了大陸，豈止是不夠，簡直是沒有。

造成今天「中殘聯」尷尬地位的主要原因是它本身定位的不清楚，「中殘聯」應該本諸「上帝的歸給上帝、凱撒的歸給凱撒」的原則，把一切行政執行工作交還民政部，自己扮演一個諮商和學術研究的角色，參與法令的制訂和修正、資料的彙集整理、相關課題的研究開發、教材的編撰、專業人員的代訓、評鑑制度的建立等等，充分發揮推動、監督、評估的民間機構功能，不僅提高本身的層次，而且立場客觀超然，又避免和民政部「利益」衝突，將來不論誰來領導，「中殘聯」都能順利發展，有它「生存」的空間。

今天，或許因為鄧樸方的身分特殊，民政部不看僧面看佛面，屈意配合，但地方單位是否有這樣的「共識」呢？我曾親自聽到地方民政單位對「中殘聯」有極為不滿及不屑的批評。俗話說：「人在人情在」，目前都已如此，萬一有一天，小鄧先生或老鄧先生不在了，民政部還會「尊重」這樣一個非公非私、又公又私的畸形機構，任其自由發展嗎？

這話或許說得刻薄了點，事實上，為了舉辦這次會議，中共當局確實盡了極大的努力，但是，這樣的「神話」也可以當成學術研究，拿到國際會議桌上報告，不是看輕了一千多位來自全球五十餘國及地區的代表，就是自我膨脹的「義和團」心理。

大和_圖_書會期間有一天專程安排參觀活動，我原報名另一組，結果因為主辦單位在報告中一再提及北京康復研究中心占地遼闊設備新穎，居亞洲之冠，在如此「推崇」之下，我和大多數會員樣，臨時改變主意到康復中心參觀。或許康復中心從來不曾一下子同時接待這麼多貴賓，接待人員手忙腳亂之餘，只有在走廊簡報，鬧哄哄一群亂民，既聽不清楚領隊講些什麼，到最後連領頭的影子也鴻飛冥冥，大家只有各奔前程、自求多福。

這次亞太地區康復會談是由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辦的，第二天開幕時，大會報告「中殘聯」在短短八年間發展為二千七百個分支機構，或許在主辦單位這是一件忍不住要誇耀的事，可是對任何一個有「心」的人來說，都免不了憂心忡忡，這樣快速的發展絕對是有害無利，經費或許因為鄧樸方的關係不成問題，但人才的培養卻是需要時間，需要計畫的，絕對無法一蹴可成。在人才大量缺乏下，一定是進用非專業人才，形成「瞎子領瞎子」的局面，這些人不懂專業知識，如果也不肯尊重專業人才，有一天就會出現「劣幣逐良幣」的情況，對殘障福利的落實與扎根將是很大的誤導和阻礙。

在面對許多位大陸的殘疾青年，我們不知該鼓勵他們爭取自己的權利好，還是勸他們認命的好，心中真是充滿了矛盾掙扎。在那樣一個社會，那樣一種制度下，他們到底要何去何從呢？

我們說殘障，他們稱之為殘疾，其實指的都是一些或因病因傷，或先天或後天，身體的某一部分機能因殘疾而致障礙者。中共把殘疾人分為五大類：視障、聽語障、肢障、智障和精神病患，根據他們兩年前的一項殘疾人口普查資料，中國大陸目前的殘疾人有五千一百多萬人，這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公布的一個國家的殘障人口約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的說法十分接近，比起我們的内政部至今仍然遮遮掩掩、羞羞慚慚地只「敢」承認我們的殘障人口只有十四萬人（事實上這只是指領有殘障手冊者而言，確實的人數應該超過一百萬人以上），我不得不佩服中共當局的「勇敢」和「坦白」。

人很容易被自己的幻想欺騙，正因為一開始期望太大，到最後整整逛了一圈下來，實在不是「失望」兩個字可以形容的。當他們誇口康復中心的規模和設備是亞太地區首屈一指時，他們一定沒有看過香港的復康醫院，也一定不知道二十五年前我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時，榮總的復健醫學部的規模與設備就已超過了他們，所謂的職能評估、復健部門不是冷冷清清一兩張桌椅，就是空空蕩蕩幾件簡單的機械。猶有甚者，水療池子全部乾涸見底不說，還擺了些雜物在池底。理由是北京的水質太硬，清洗池子太麻煩。同樣的情形，他們有太多的儀器都尚未啟封、完好無缺地「展示」在那裡，因為沒有人懂得使用全成了聾子的耳朵——擺設。

主辦單位在尚未正式開幕之前，便舉辦了一次殘障輔助器具展示，由於號稱規模龐大、史無前例，且請了亞太會議主席來剪綵，兩岸「隔閡」四十年未曾接觸，在不明虛實的情況下，我們滿懷希望、興致勃勃的前往參觀，展覽會場確實氣勢恢宏（好像是列寧紀念館還是什麼地方，記不清了），只不過擠了數十家小攤位，正聲嘶力竭，各顯神通的推銷他們的產品——這些產品實在看不出什麼突出新奇。其雜亂及商業化實不下台北夜市攤。

在此次北京會議期中，有三次「不同尋常」的經驗。

我只能說，這是一所標準的「樣板」中心！

同為中國人，我能充分體會香港代表的心情。

當然，一位中共官員「意味深長」地告訴我：「我們還未把台灣『省』的殘疾人算進去呢！」台灣到底該算「省」還是該算「國」，且留待兩岸的政治人物去各說各話吧！我只關心兩岸殘疾（障）人的福利和權益。

「說出來幾乎沒人相信，大陸的特殊教材是引用台灣的。」一位中共民政部高級主管親口告訴我。「為什麼不用歐美等國的教材，不是更先進嗎？」我免不了有些疑惑。這位朋友說，西方的東西不一定適合中國的民情，更何況，台灣的教材，連翻譯都不必，直接派上用場。

大會中類似如此不可思議的治療還有一場，一位年輕的女醫師提出一篇食物療法的「論文報告」。說明智障者的食物添加胡桃、紅棗、蓮子……等食物後，便能增加並改善他們的智能，至於食物中要添加多少分量，食用多久，智商才能獲得改善，有無做過臨床實驗，當場就有人提出質疑。可是這位女醫師卻顧左右而言他，只說她是看了四十多篇有關報導，並且根據中國的古老傳說證明的。

在台灣，我們一直強調，人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且受教育的權利一律平等，這是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益，因此，對於任何不公平不合理的限制和法令，我們一定反抗到底。多年來，在我們鍥而不捨的努力下，教育當局終於全面取消了對病殘生投考大專的設限。然而一個身有殘疾的大陸青年，想要上大學永遠是他遙不可及的夢想，因為，准不准許他接受高等教育都是政府的權「力」。

聽起來相當可笑，想起來卻不免心酸實上，這位朋友承認，他們目前還停留在收養階段，根本談不上教育！

我的一位住在寶雞市的表妹是一家服裝製帽工廠的廠長，手下有四百位職工，其中有一位單位全部都是聽語障者，大約有六十位。

好在大陸有十一億人口的潛在市場，以前物質條件極度匱乏，如今政府允許有個體戶存在，任何人員只要肯努力，就不怕訂單不源源而來。「但萬一呢？」我免不了杞人憂天：「萬一工和圖書廠經營不善，關門大吉了，你們怎麼辦？」

這是回來之後，我一直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我們整整抗爭了十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和政府不斷的討價還價，還賠上了「張志雄」一條命，總算在今年通過了殘障福利法修正案，總算使殘障者的就業獲得定額僱用的保障，雖然將來在執行時還會發生什麼問題，還需要花多少力氣才能落實，不得而知，而在海峽的對岸，殘疾人的輔導就業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早已雷厲風行的執行當中。

交通工具尚且如此，其他公共設施和建築物就可想而知，幾乎都停留在四十年前尚未「解放」的情況，重殘的朋友想要到大陸「探親」（為擁護政府尚未開放「觀光」之故），若不隨行幾位身強力壯的保鏢，真會有寸步難行之苦。

「真好！」大陸之行二十三天，這是我唯一由衷的讚賞。

問題是，千古以來，中國人一向「人治」重於「法治」，如果五千一百萬中國殘疾人的前途取決於一個特定的人物，那麼，這到底是他們的幸或不幸呢？

另一對同患小兒麻痹的表妹夫婦，同在一家童裝工廠工作，工廠規模不大，但也有十餘位殘疾人，生產的童裝供不應求，表妹夫婦興致勃勃的表示，想要把廠包下來自己做。自己做的好處是不必拿那一份死薪水，只要有把握打開銷路，繳一定的比例給政府外，其他賺的和職工平均分配，壞處是你必須承擔生意失敗的風險，因為政府是管賺不管賠的。

在未去大陸之前，我便耳聞大陸的氣功治療如何如何了不得，這些年我的關節一直大痛小痛不斷，因此趁開會之便，順便也想找個氣功師試試看，能否減輕一點我關節的疼痛。在會議的最後一天議程，大會無巧不巧的請了一位上海來的氣功大師現場表演，一個患有「腦癱」（我們這裡叫腦性麻痹），大約三、四歲的小女孩，從小下半身癱瘓，不會講話，經過半年的氣功治療後，不僅口齒伶俐，而且能跑能跳，能蹲能站，看不出有任何「異常」之處。可惜的是這位氣功大師並未將治療過程加以實錄，何以有這樣大的療效也「語焉不清」，讓人彷彿看了場魔術表演似的。

我曾親自到他們工廠參觀，並且和他們有著簡短的「交談」，他們專門生產勞工用手套，一般人的生活額限定每天是十五打，他們的限定額是十打，至於薪水也大約是一般人的七成，好在他們不必繳稅，而工廠僱用殘疾人，這一部分的營利所得稅也可以扣除。

我繞行一周，看到一處賣輪椅的，順口問他們價格，回答說：「定價美金一千元！殘疾人特價優待二百元！」事後我越想越不懂，不知道非殘疾人要買輪椅做什麼？

快速發展的另一項隱憂是組織鬆散，管理不易，極易產生良莠不齊的弊端，一些別有用心者很可能打著為殘障謀福利的旗號，結果是「掛羊頭賣狗肉」，圖利自己，而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到。兩年前「中殘聯」的附屬機構「康華公司」就因為貪汙和-圖-書弄得烏煙瘴氣，舉國皆知，最後還是鄧小平親自下令結束關門的，但此一事件對「中殘聯」及鄧樸方個人形象的損害卻是無法彌補的。

身為一名社會工作者也是一位文字工作者，我喜歡從小地方看大問題。他們一位主管告訴我，康復中心目前所有醫護人員共有一千一百餘位，病床兩百一十張（一說二百五十張），每位病人每月至少須花一千元人民幣的住院費，說的人洋洋得意，不斷「暗示」我，他們的國家投置了大量的人力經費是多麼地「照顧」殘疾人，我除了對平均五位醫護人員看顧一位病人的「周到」歎為觀止外，我也懷疑，以大陸同胞平均一個月一百五十元左右的薪資，有哪一位病人住得起如此昂貴的康復中心？即使是報公費，以大陸人口之多，又有幾人擠得進去？

寶雞市的黨委書記希望我到大陸投資，我忘了問她，歡不歡迎我帶台灣的殘障「同胞」到大陸開工廠。

一九八七年，北京大學不知什麼原因，突然開放接受病殘生投考，一時之間「歡聲雷動」，前後兩年，北京大學總共錄取了三十一位殘疾學生，不幸的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大學之門再度關閉，理由是所有北京大學的新生都必須先接受一年的軍訓。

中共「解放」大陸四十年直忙於公鬥私鬥、内鬥外鬥，從三反五反、土改大躍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大陸老百姓給鬥得死去活來、一窮二白，哪裡有時間有心情去關心殘疾人？不過，在這些大鬥小鬥中，倒也產生了一位和今天大陸殘疾人息息相關的關鍵人物——鄧樸方。文化大革命時，鄧樸方被紅衛兵從樓上扔下來，造成半身癱瘓，八年前，他在加拿大接受了一次手術後回國，創辦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簡稱「中殘聯」），開始推動殘疾人「事業」（我們叫福利，他們稱之為事業），由於他是鄧小平的兒子，身分特殊，這幾年，殘疾人「事業」便成為中共當局政策重點之一，不久前，他們才通過「殘疾人保障法」，目前尚有「殘疾人勞動就業法」正在擬訂中，藉著這次帶隊赴北京參加第九屆亞太地區康復會議，稍稍對他們的殘疾人「事業」做了一點觀察和了解。

我國殘障福利法施行細則即將公布，定額僱用也將從八十年度強制執行，但政府若不事先做好職業訓練，加強對工商企業體的宣導溝通，屆時企業體找不到足夠「具有工作能力」的殘障者就業，還要承擔被罰的後果，只怕會引起很大的反彈，「後患無窮」。至於政府自己，若不改善公務人員考試任用體檢辦法，恐怕每一家政府機構都要被罰，聽說中鋼、郵政局等單位已公開表示，他們不歡迎殘障人士任職，寧肯編列預算繳交罰金，問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錢難道不是來自納稅義務人的荷包嗎？而殘障福利法只怕到時候又要成為「殘障」福利法！

會後，一位香港代表忍不住挖苦說：「中國有這麼多偉大的研究發明，早就可以得好幾座諾貝爾醫學獎啦！」

親友hetubook.com.com聽說我對氣功有興趣，特別找了一捲有名的張大師治病的錄影帶放給我看，只見一位癱瘓在床二十多年的女病人，經過張大師按頂灌「氣」之後，短短不到幾分鐘時間，就掀開被褥，下地行走，另一位手拄拐杖的殘障者，竟然把枴杖一扔，跳躍如小鹿，跪在張大師面前，磕頭如搗蒜，如此的「神蹟」，只有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的耶路撒冷見過，耶穌對躺在地上的癱子說：「起來！拿起你的褥子平平安安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

安置殘疾人就業，固然是中共當局的政策之一，一聲令下，上行下效，而在這樣優厚的條件下，工廠配合的意願也相當的高。寶雞市已經有工廠陸續跟進，身為工業重鎮的西安市則已有二十餘家工廠接納殘疾人。根據中共的一份統計資料，大陸十六歲以上五十九歲以下的殘疾人就業率，大約在百分之五十八，和台灣的就業率不相上下，只不過我們是靠殘障朋友自己流淚流汗打拚出來的成績，他們是靠政府的保障。

我的一位表妹和表妹夫都是小兒痲痹患者，表妹夫的症狀十分輕微，未裝支架，亦不須枴杖，只是走路稍稍有些不平衡，他連考了兩年大學，兩年的錄取通知都寄到了家中，卻在體檢一關時被刷了下來，最後只好死了心，乖乖進入工廠。在共產主義的社會裡，工人萬歲，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更何況書念多了，思路開通了難免要「造反」，這是他們的大忌，因此，基本上中共並不鼓勵人民接受太多的教育。

要落實殘障福利，首要之急是無障礙環境的規畫，否則，殘障朋友若連自家的大門都邁不出去，又哪裡談得到就醫、就學、就養呢？所以，每到一個新的地區，我第一個注意到的是當地的公共設施、交通工具和建築物。北京，是他們的首都，不久前又剛剛辦了次亞運，為了示範，也為了宣傳，因此，在他們這次整修馬路時，主要的道路兩側便都「不露痕跡」的做了斜坡道，但「市面」上依然很少見到殘障朋友，因為光有斜坡道還不夠，北京的地下鐵、電車、公共汽車全部都有障礙，加上北京人口一千萬，上下班時非得具有楊傳廣十項全能身手才有可能擠上車，遑論殘疾人？殘疾人要上街的唯一工具是三輪「腳踏車」（他們把腳踏車叫自行車，把摩托車叫「腳踏車」）中共對「腳踏車」的管制極嚴，有的城市一年只發五個牌照，誰家有輛「腳踏車」是件既拉風又騷包的事，當然，這中間要走多少後門就不得而知了。而唯一不受限制的便是殘疾的人，只不過一輛三輪「腳踏車」時價好幾千元人民幣，不要說沒有工作的殘疾人，就是他們有工作，以他們百把塊微薄的工資，除非家長支援，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擁有一輛？這也是為什麼我一上街就成為注目的「焦點」，小孩兒好奇的叫著：「小轆轤車，好好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