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恐懼的變容
有多少恐懼的情緒就可以算出我們到底喪失了多少自由與尊嚴，而權力正是利用恐懼來支配我們。對於濫殺無辜的行為，任何鼓勵不懲罰的作為或無所作為，都隱含這個意思：「全世界皆屈服於恐懼的統治」。
我回想起一九七〇年代末的時候，當時我在倫敦的當代藝術中心（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以「藝術的氣氛」（Climates of art）為題開了一門講座。我在介紹那門講座時，做了如下供詞：
這個題目當然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定下的。我定這個題目的用意是打算藉此觸發那些相關聯的裝置……如此一來，像是「恐懼的氣氛」、「恐怖的氣氛」以及諸如此類的詞彙，就會在意識不需要太使勁的情況下浮上心智的表面。
在那門講座上，現今這一系列講座題目的諸多變體我起碼提到了六次之多。我那時的出發點，即那時主要的關懷領域，是藝術和藝術家在日益壯大的獨裁政權和國家統治底下的命運，這類獨裁政權或國家統治藉由強灌給人民恐懼來鞏固其政權或統治。我尤其關心非洲大陸上的情況。簡而言之，我關心的就是對「夜半敲門」的恐懼。動不動就被拘留、突然人間蒸發，而嚴刑拷問是常規，而非例外。就連司法程序也會被當局動手腳，這會讓人變得很憤世嫉俗，政治異議分子往往會發現他們身陷的處境，足以形容為「沒有出口的迴轉碼頭」，或是「卡夫卡式沒有盡頭的惡夢，除了盡頭處或許有根絞索」；被告或許會被定下他們完全莫名其妙的罪行。在我上完那門講座幾十個寒暑之後，發生了一件舉世都很關注也都很憤慨的事情：奈及利亞的激進分子肯．薩洛─威瓦（Ken Saro-Wiwa）和他的八名同志在非法審判後被絞死了。這主要是因為薩洛─威瓦是位作家，但也是因為他所致力的目標「生態保護」已經成為全球議程（global agenda）了。
就在我上那門講座時，我目前隸屬的政治選區奈及利亞陷入了騷亂，騷亂的起因是有三名年輕人由於違反了一條可溯及既往的法令而被行刑隊處決了，換句話說，他們所犯的罪，也就是走私毒品，並不是和以往一樣罰錢就能了事。槍殺他們的舉動著實膽大妄為，而如此做的目的是：蓄意嘲弄司法的根本原理，逐步把恐懼灌輸到平民老百姓的腦子裡。事情就如此這般進行下去。奈及利亞的事件激發我創作了兩齣戲劇：《風信子的懲罰》（A Scourge of Hyacinths），這齣是廣播劇；另外一齣是《愛你的濟亞敬上》（From Zia with Love），這是《風信子的懲罰》的舞台劇版。這個事件延燒了許久，對我快活的個性造成了傷害。受到影響的人不只我一個。奈及利亞全國上下都受到很大的打擊。奈及利亞公開處決持械搶劫的犯人時，場子裡的氣氛通常很熱鬧，就像是嘉年華盛會似的，還曾被人打趣是「巴爾海灘秀」（Bar Beach Show），但據報導，處決這幾名年輕人時，場子裡的氣氛很壓抑，這很不尋常。把這幾名年輕人正法的結局實在太不可能發生了，以致於圍觀的群眾都說服自己相信某個謠言：奈及利亞的軍事獨裁政權只打算搞點象徵性的動作，他們的用意是把某種對人民有益的恐懼灌輸給從事違法勾當的人，而他們會在最後一刻刀下留人。圍觀行刑的群眾對他們恨之入骨的重大罪犯終於要魂歸西天時，通常都會異口同聲地報以嘲笑似的喊叫，但此次不同以往，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在刀下留人那一刻發出歡呼了。就在最後由神職人員主持的宗教儀式完成，而這幾名年輕人被人蒙上眼睛、進行其他種種處置等例行公事結束後，事態已經很明朗了，這場行刑沒要喊停，反而殘忍地走上早已決定的結局，圍觀的群眾裡有人發出「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的喊叫。行刑完之後，四下陷入一片死寂，圍觀的群眾完全無法相信眼前發生的事；他們大表震驚，接著就垂頭喪氣地做鳥獸散了。獨裁者沒預料到會有此等反應。沒過多久，這個獨裁政權就下令禁止公開處決，但在另一個獨裁政權推翻該獨裁政權後，那條走私毒品唯一死刑的法令就被廢除了。
不過，在該政權持續統治的期間裡，下面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奈及利亞這個國家在獨立後的短短歷史裡，破天荒第一次和恐懼貼身接觸，可以說全國上下不約而同都和恐懼有了極親密的接觸。每個人心裡所浮現的問題都是這個：「還有什麼事情是他們做得出來的？」圍觀行刑的群眾是良心最有彈性的一群人，但獨裁政權竟然做出了連這群人也覺得反感的行為。我們得設法搞清楚，當時我們全都往身上穿的那件恐懼新衣跟過去的舊衣有什麼不同，但在搞清楚這件事之前，我們得把這個問題「還有什麼事情是他們做得出來的？」謹記在心。我們對全球的安全感和對在地的安全感分別受到攻擊，但這些攻擊在緊要關頭就被我們及時發現了，而剩下來的問題當然是：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會在哪裡發生？會怎麼發生？這個世界上還存不存在限制或約束？
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在非洲大陸上發生的事，不過是在仿效美洲發生的事罷了——但或許殘暴多了。「失蹤者」、「右翼行刑隊」、「國家支持的武裝自衛隊」（government-sponsored vigilantes）等等字眼都很危險，這些字眼逐漸從美洲散播到全世界。尼加拉瓜、智利、阿根廷、巴拿馬、「薩瓦克」（SAVAK）統治下的伊朗、「南非國家安全局」（BOSS）統治下施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除了幾個右翼政府外，恐懼這條產品線幾乎全都是共產主義國家經營的，尤其在拉丁美洲。然而，右翼政府和高效率的共產主義國家機器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分別。匈牙利、阿爾巴尼亞、東德、保加利亞等等。從這些一心想成為烏托邦的共產主義國家逃出來的難民，跟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逃出來的難民，基本上沒什麼不同。他們既是殘兵敗將，也是好戰分子、陰謀分子。他們在世上交叉而行，尋求協助和團結。我們這些有創造力的人的路徑經常交會，而這馬上就生出一個問題：創造力是如何逃過獨裁政權的？藝術是如何逃過恐懼的氣氛的？今日，恐懼的選民變得越來越多，但他們的選舉權卻變得越來越少。
我喜歡這麼想，我們全都知道恐懼的成因是什麼。就算我們不知道恐懼的成因，但至少都知道恐懼的症狀是什麼，因此當「恐懼的制約」（conditioning of fear）在折磨一個人或一個社群或是被灌輸給一個人或一個社群時，我們很快就能辨識出來。當然，用恐懼的情緒（emotion of fear）就可以清楚計算出我們到底喪失了多少習以為常的意志決斷（volition）。我們原本在正常生活裡很享受的自由，或者用更精確的話來說，我們原本在正常生活裡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變得相當緊縮。戒慎恐懼取代了自發性或例行性的規範。正常說話降為耳語，就算在家裡也是如此。選擇變少。大家變得越來越防備，變得越來越不敢任意行事。強|暴犯在社會上四處逍遙。連續殺人狂使整個社群人心惶惶，像最近在美國馬里蘭州發生的事件，兩個男人（一個是成年人，另一個是受他監護的未成年人）隨意挑選受害者犯案，使整個州都飽受折磨。
這個事件讓我們產生一種全然不同的感覺，這種感覺和戰爭讓我們產生的感覺不同——整個州都飽受折磨。就算炸彈和飛彈齊飛，一刻也不停地落在老百姓身上，但在戰爭進行的時候，我們還是能夠擁有相當程度的意志決斷，而這能夠減輕我們內心的脆弱，以及伴隨而來的無能感。但在馬里蘭州的事件裡，這對殺人犯成功地把恐懼變成控制當地居民的控制因素（controlling factor）。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是無名氏，而匿名的威力很強大，當地的學校和機關都停止上班上課，正常的生活秩序大亂。父母馬上到學校接孩子回家，他們緊張地四處張望。很明顯地，在那對殺人犯瘋狂殺人的期間，當地居民對身分不明的攻擊者非常痛恨，甚至非常氣憤，但他們全都有一種感覺——不知道對象是誰的恐懼。恐懼四處瀰漫，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四處瀰漫的恐懼會使一個人失去某種程度的自我認識：一個人有一部分的自我被奪走了，有一部分的意識被奪走了，而這甚至會降低一個人的自尊，總之，一個人就會失去尊嚴。當然一般公認，一個人的尊嚴未必每次都會失去，但在會失去的那幾次裡，我們總有辦法在各式各樣的脈絡裡區分出特定的恐懼。
我最近經歷了一件事，這件事讓我更加確信這樣一種區分是正確的，這種區分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我們在某些情況下比在其他情況下更能忍受恐懼；換句話說，確實存在一種我們能夠與之共存、置之不理的恐懼，這種恐懼對人類是有益的，至於其他的恐懼則是對人類有害的。南加州最近發生了幾起火災，大火蹂躪了大片土地；據說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火災。這場大火四處肆虐，風向難以預測，有數以千計的南加州居民發現他們的房子位在大火移動的路上，我就是其中之一。
嗯，我先來說說我的鄰居對這件事的態度吧。當然，他們都心急如焚、膽戰心驚。他們保持警戒，有如驚弓之鳥。雖然威脅逼近，但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受損。相反地，他們還是很有戰鬥力，他們時時交換新聞，也時時交換如何拯救鄰近地區的戰術建議。他們都不敢闔眼睡覺。警報隨時響起，警車的警笛聲和消防車的鳴笛聲劃破夜晚，這些聲音是用來通知我們此刻必須強制疏散。隨著大火越燒越近，選擇也變得越來越少。草坪上的自動灑水器沒電了，園藝水管流出最後一滴水，我們開始懷疑電會不會停。事實上，很快就停電了。我們這個面臨危險的社區開始擔心會不會碰到最壞的狀況。但沒有人真的嚇到，也沒有人失去一丁點的尊嚴。
「大火這個大自然赤|裸裸的力量」（即使有可能是縱火犯所為）和「受它威脅的人類」之間的關係，跟一個人欺凌另一個人的關係，或是極權國家欺凌他們老百姓的關係，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大自然這個原始力量和一個人欺壓另一個人之間，存在一道遼闊的情感深淵。我認為這跟人類的另一個屬性有關，這個屬性有一半得自於社會，有一半得自於遺傳。這個屬性就是尊嚴。有些哲學家，像是黑格爾、洛克等人，甚至把「自尊」這個概念延伸為「得到社會承認」（recognition）的需求。「得到社會承認」的需求是一個概念，但我不是特別喜歡這個概念，關於這個延伸需求的解說文章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都無法使人滿意；我會在第四講〈尊嚴的追求〉裡再來探討這個主題。但現在，我們發現人類的尊嚴是恐懼攻擊的主要目標之一，恐懼用攻擊人類的尊嚴來作為控制人類心靈以及攻克人類力量的序曲。
恐懼的面孔
冷戰期間，「武力恫嚇」變得越來越嚴重，超級強權互相競賽，想盡辦法贏過對方，每一方都在製造更大、更厲害的炸彈，然後再偷偷地把炸彈丟到他們意識型態敵人的後院裡。世人對原子彈實在太懼怕了，我一些歐洲朋友決定一輩子不生小孩，說他們才不要給必定會發生的核子大戰提供素材。有些藝術家聚居在偏僻的島嶼上，在島上建立社區，過儉樸生活，養殖海藻——因為某種我現在想不起來的理由。他們之所以過這種生活，是在等待必定會發生的核子大戰到來，希望屆時能夠逃過一劫。民謠歌手，像比特．西格（Pete Seeger），寫了很多反核武的歌詞，成了國際反核團體的偶像。湯姆．萊爾（Tom Lehrer）的歌曲摻雜了可怖的、天啟的幽默，這些歌曲成了學生和反體制核心小組（anti-establishment caucuses）的精神食糧。而偉大的男中音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在法國參加了好幾場社會主義分子辦的和平集會；在這些和平集會裡，「反核武」議題壓倒了其他所有的全球性議題。但他這個舉動使得龐大的「共產主義陰謀」（communist conspiracy）變得更加可信。
現實的確正在迎頭趕上科幻小說，或者，我們現在可以說，由於現實似乎一直在複製科幻小說，因此歷史總是不斷在重複自己。我認為文學有一個終年不變的主題，就是誇大狂（megalomania），文學對「一個人瘋狂地想要支配世界」這個概念很著迷。誇大狂只想要「支配」（dominate），但「支配」跟「統治」或「治理」有很大的不同。這方面的科幻作品很多，而現實裡也的確出了希特勒這樣一名誇大狂。今天，「第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 007）不再只是描述大膽無畏的行為，這系列作品創造了一把全球性的「德謨克利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這把全球性的「德謨克利斯之劍」是一顆軌道衛星，這顆軌道衛星藏在一座沒人進得去的小島內部，除非幾千億歐元匯人壞人的一個特別帳戶，而且全世界也都承認壞人是宇宙的新主宰時，否則壞人就會按下這顆軌道衛星的按鈕。然而，就連這顆軌道攻擊衛星也有其侷限，這顆衛星是沒辦法讓世人全都感到惴惴不安的。比起軌道衛星來說，地方機構更有辦法讓世人感到害怕，地方機構都很普通，但正是因為普通，所以比精密炸彈更恐怖，而且其殺傷力也跟炸彈一樣強大。把一小袋沙林毒氣（sarin）放在沒人知道的地方，一收到信號就把袋子刺破，放出毒氣。掉在地鐵站入口的普通購物袋，可以是無害的購物袋，但也可能是潛在的敵人，也會造成損害，雖然其損害沒有飛機像顆火球般從空中掉下來那麼富戲劇性，但卻是一樣恐怖的。ｈtｔｐs://wｗw•hetuboｏk.coｍ•cｏｍ
果然不出所料，這個恐懼超越了藝術表現，激起了實際迴響。很多人出來參加示威遊行，他們最早示威遊行的地方是亞德曼斯特（Aldermaston），這也是名氣最大的一次示威遊行。我也參加了幾次反核遊行，我很喜歡這類遊行裡那種嘉年華會式的狂歡氣氛。我參加這類活動時總是非常興奮，我覺得這是公民社會所提出來的先發制人的行動方案。我覺得我是某項全球性事業的其中一員，更不用說能夠親身跟著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起遊行有多讓我激動了。順帶一提，他在一九四八年受邀主講「李思講座」，是該講座第一位主講人。我對他的印象很好，印象中的他是個愛抽菸斗的矮個子，有一顆大腦袋。他是無神論者，他的無神論是建立在他的信仰上，他相信人類第一個效忠的對象是他的同類，而科學永遠都必須受人文關懷的約束。和-圖-書
這個全球性的恐懼季節是在戰場上了結的。但在這個恐懼消失以後，又出現了一個新恐懼，這個新恐懼就是對解放我們這個世界的武器（原子彈）的恐懼。解放世界起碼是個好藉口。這個恐懼帶來了似乎是無遠弗屆的毀滅性影響。科幻小說對毀滅後的世界做了很多預測，人類會產生突變，他們的身體會分解，然後他們身上最後一丁點的人性也會喪失。電影印證了我們有這個恐懼。「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是一部很詭異的電影，充滿諷刺和黑色幽默，這部電影用很隱晦的手法向我們揭示四處瀰漫的恐懼，也向我們提出警告、發送強烈的道德訊息，把我們從核戰邊緣拉回來。這部電影的目的是透過訴諸負面記憶（negative memory）的方式使我們對權力和毀滅產生道德憂慮。有誰忘得了彼得．謝勒斯（Peter Sellers）幾近狂躁的表演？他的手臂有自己的意志，會突然比出納粹敬禮的手勢。這個影像很驚人，但在這部片子裡還有一個影像比這個影像更驚人：另一個狂熱的瘋子（MAD）跨騎在核子彈上，一邊呼喊一邊奔向遺忘和抹消。ｍ•ｈeｔuboｏk.coｍ.coｍ
上個世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我們的確被「核子彈大屠殺」的恐懼給控制住了。然而，這個恐懼不過是另一個恐懼的後繼者罷了。在戰爭結束後，這個恐懼就取代了先前的集體恐懼——恐懼我們這個世界會被宣揚種族淨化（race purity）福音而且也想在這世界上實現種族淨化的狂人所統治。就為了宣揚這個福音，數以百萬人被有計畫地消滅了，還有數以百萬人戰死在範圍從北極到南太平洋群島的沙場上。誠如我在回憶童年歲月的自傳《在阿凱的童年時光》（AKE:The Years of Childhood）裡所講述的：雖然相隔千里，雖然希特勒遠在烽火連天的歐洲，而我則是生活在遙遠的殖民地，但他還是讓我們聞之色變。父母都拿希特勒來嚇唬吵鬧不休的小孩，小孩聽到希特勒的名號就怕得安靜下來。殖民地官員頒佈法令，要求家家戶戶夜裡不能讓光線透出窗外。違者就會被罰錢。後來，停在首都拉哥斯（Lagos）礁湖裡的一艘貨船起火燃燒，還發生了好幾起爆炸，爆炸甚至把離碼頭很遠的窗戶都震得粉碎，我們這些小孩當時一點也不懷疑，讓整個自由世界陷入恐慌的恐怖已經到來了，他們就要把我們運去當奴隸了。https://www.hetubook.com.com
幾十年前，集體恐懼有一張立刻就能辨識出來的面孔——原子彈。雖然原子彈到今天尚未絕跡，但我們可以說已經消除對原子彈的恐懼了。核彈威脅對當前恐懼氣氛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響，但原子彈不過是恐懼軍火庫裡的一件武器罷了——理論上是一整套零件，一個手提箱就裝得滿，可以在最近的廁所裡組裝完成。然而，能夠讓世人嚇得魂不附體的再也不是「武力過於發達的國家使整個世界進展到『最終場景』（ultimate scenario）的可能性」，也就是「相互保證毀滅」。矛盾的是，「相互保證毀滅」這個策略過去有一度是作為相互牽制的機制的。今日，恐懼則是一股狡猾、無形的力量，是「準國家」的法寶。所謂的「準國家」就是無法主張任何領土、無法高舉自家國旗的實體，就是在任何國際組織裡都找不到的實體，就是跟「相互保證毀滅」這樣一套超級強權所傳播的毀滅福音一樣瘋狂的實體。https://m.hetubook.com.com
然而，像歐洲那些藝術家所採取的先發制人策略（移居到偏僻小島上），在我所屬的大陸上，一個例子也找不到。甚至在上個世紀中葉，法國不顧非洲國家的抗議，執意在非洲大地上試爆第一顆核子彈的時候，也沒人採取什麼先發制人的策略。非洲人早就已經習慣其他種種的恐懼形式了，而核爆造成的火災卻是一種外國威脅，因此他們只會把法國的試爆視為政治上的挑釁，不會把法國的試爆轉化成內心的恐懼。非洲大陸可說是地球上少數幾個對恐懼免疫的角落之一，但今日在非洲大陸上，沒有人會否認當前的恐懼情勢和恐懼面向已經改變非洲人的意識了，他們馬上就迷上「歐洲藝術家集體從歐洲出走」這件事情。只有一個麻煩，他們對恐懼的想像力過於活躍，因此他們很難找到能夠落腳的安全目的地。恐懼的範圍有多寬廣我們迄今都難以想像，但種種恐怖事件已經使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都變得很脆弱、很容易受到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