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難以捉摸的「準國家」甚至個人也在與國家分享權力，而權力自古即是自由的敵人。看著被害人獨自一人待在他那個密閉世界裡，加害者內心萬分滿足：「你們這些人已經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此刻，我，就只有我，知道你們的命運，而且就要決定你們的命運了。」這種感覺真是太爽了。

極權國家很容易定義，也很容易辨識，因此就成了很容易認的箭靶，追求人類自由的弓箭手可以輕易地把箭射上去。但「準國家」就沒那麼容易定義或辨識了，準國家這種實體令人難以捉摸，或許涵蓋了所有的意識型態和宗教。這種實體有很大的權力，但卻不是用「一定的領土」來定義的；我們用一定的領土來辨識主權國家。尤其令人沮喪的是，準國家在一開始時所設定的基本目標——打倒不公不義的現狀——通常會讓它跟「異議進步運動」難以區分。不過，「準國家」有時也會為了共同目標而跟異議進步運動結盟。然而，在此同時，準國家雖然跟異議進步運動結盟，但它其實暗地裡非常瞧不起形成這些異議進步運動背後的諸多美德。因此，為了充分理解權力的本質，我們不能只看公開的「武力展示」——也就是為了讓大家知道誰是老大而公開展現力量——我們必須看得更遠。我們不得不把準國家這個令人難以捉摸的實體納進來研究，事實上，在我們探討權力時，我們必須把它視為同等的一員。我們等一下會再回來討論準國家這個並非真正國家但權力不下於真正國家的實體。

獨裁國家或好戰國家會用最赤|裸裸的方式來展現它的權力。非洲國家一直陷在獨裁政權和內戰的漩渦裡出不來，他們已經對這種展現權力的方式習以為常了。而且很多人也已經對白天或夜間出現的突擊隊習以為常了，他們經常會突襲反對某個政治秩序的異議分子的家或辦公室，然後用很粗暴的方式把異議分子押走。他們非常瞧不起異議分子，他們對異議分子的憤恨有時會表現出來，有時不會表現出來。社會上佈滿了幾乎察覺不到的密探和被政府收買的朋友或家人，這些人是某種公開的、有組織的鎮壓武力的其中一員。尤其惡名昭彰的是衣索匹亞的「軍隊、警察和地方軍協調委員會」（Ethiopia of the Dergue）、前東德、阿敏（Idi Amin）將軍統治下的烏干達，在這些國家裡，這些人只要一發現什麼風吹草動，馬上就會向政府通風報信。近年來，恐懼的力量是中性的，既不偏於宗教，也不偏於意識型態，為了充分理解這一點，我們只要拿「衣索匹亞在馬里亞姆．門格斯圖（Mariam Mengistu）無神論秩序統治下的受害者證詞」和「伊朗在其宗教領袖宗教淨化統治下的受害者證詞」來比較即可。我們對塔利班（the Taliban）政權反人道主義的記憶猶新，就和我們對史達林恐怖統治下的前蘇聯所感受到的一樣。

我們或許會發現，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獨裁國家，其歷史都是血跡斑斑的。這類獨裁政權拒絕遵守我們認為正式國家都應該遵守的問責法規。然而，這類獨裁政權所讓我們產生的恐懼是否會讓我們怕到骨子裡，像是在等待什麼完全無法預測的事情，這一點倒還是很值得懷疑的。而準國家就是酷似正式國家的權力團體，這些權力團體組織嚴密，卻難以捉摸。準國家跟正式國家只有三方面不同：準國家沒有疆域；準國家沒有政府部門也沒有部長；因此，它們也就不用負政府必須負的責任。準國家及其菁英階層與監控（也就是監督與執行）機關，或許真的是在追求未來的世界秩序，但他們在追求的過程中卻公然宣稱人道在戰略上是可以被犧牲的，而新的世界秩序得靠他們這類秘密集團來建立，並從擁擠的地區和城市往外擴散。此外，他們視疆界於無物。

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已經消逝了。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也已經不在了。今日，會讓我們產生最大恐懼的是準國家，我們嚇得都快得精神病了。真正的國家也會培植準國家來幫他們辦事，而且他們魚與熊掌都能兼得。跟某個恐怖組織結盟，獲得該組織的正式權力，享受該組織帶來的便利，這些國家就跟雅努斯（Janus）一樣，擁有兩張面孔，一方面拒絕正式承認這個見不得人的盟友，一方面又提供大量協助給它。這是冷戰時期常用的伎倆，每一方都會製造他們自己的秘密恐怖機器，把這種機器當作國家政策的自動執行者來使用。他們的機器在執行任務時，他們會跟機器保持一定的距離，免得事後追查到他們頭上。有把沾了毒藥的雨傘在倫敦街頭刺了一名異議分子一下，這把傘最後查到了蘇聯共產集團（Soviet Bloc）頭上。拉丁美洲右翼獨裁政權的行刑隊（death squad），會出動到西班牙或里斯本炸毀異議知識分子的窩或辦公室。有的國家會在國外部署自殺炸彈客。而身為「自由世界領袖」的美國，則會用點燃雪茄讓雪茄爆炸的方式來暗殺他們意識型態敵人的領袖。前任教宗也差點被某個意識型態集團的狂熱分子暗殺而蒙主寵召。因為某國的縱容，載滿無辜老百姓的飛機就在空中爆炸了。這類混種實體幹下的壞事實在是罄竹難書。

然而，光是準國家的反抗宣言就已經很有意思了。他們很難得犯「事先表明真正意圖」這種錯誤，但這種錯誤曾經在阿爾及利亞發生過。阿爾及利亞數十年來貪汙腐敗盛行，統治菁英不管民間疾苦，而老百姓也已經對他們不抱任何幻想了。該國於一九九二年舉辦民主選舉，選民傾向支持激進運動，他們對下面這個事實多少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他們所支持的激進運動將會用神權來約束許多他們早就習以為常的世俗自由。比起「體驗自由」等概念來說，食物和住所是更迫在眉睫的問題。因此，該國一個廣受人民歡迎的伊斯蘭政黨如此宣稱：「我們應該先爬這道民主之梯，先爬到最高處，把權力弄到手；然後，我們就應該把這道民主之梯收起來，我們不應該再有民主。」我們花點時間來探討一下阿爾及利亞的情形；我們可以從這個國家身上學到不少教訓，而且這個國家也扮演了悲劇性角色，他們在不知情間變成了造就現今恐懼氣氛的其中一個人力散播中心。

我之所以拿阿爾及利亞當例子是因為這個例子很方便說明，但我不得不承認，我之所以選它當例子也是基於我的主觀選擇。我們這一代人早在成長過程中就已經透過間接管道得知阿爾及利亞人正在打一場非常慘烈的反殖民戰爭，這場戰爭甚至比肯亞那場「茅茅起義」（Mau Mau）更慘烈。這場戰爭可以說是非洲追求獨立那十年裡（一九六〇年代）所打過的解放戰爭中最殘酷的一場。此外，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非洲（甚至是美國黑人）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各種激進組織紛紛設立，而阿爾及利亞在這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阿爾及利亞是這些組織的參考資源，而且阿爾及利亞也給眾多的非洲（從幾內亞和迦納到剛果和南非）革命領袖提供道義和物質上的協助。阿爾及利亞這個北非國家在非洲國家裡算是激進的一方，但為了促成「非洲團結組織」成立，他們最後還是決定跟保守的一方團結在一起。由於有過這樣一段歷史，因此我們這一代人對該國今日的命運肯定有濃厚的興趣。作為一個獨立不久的實體，他們在「後殖民重建」（post-colonial reconstruction）方面所做的實驗也給其他獨立不久、正在追求發展轉型的非洲國家提供了學習典範。

眼睜睜看著老百姓陷在倒行逆施的國家裡，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們都會感到很痛苦，但我們也能夠得到警惕。這是一場悲劇，讓我們聯想到薛西弗斯（Sisyphus）那個永遠完成不了的艱鉅任務，常常有不可預見的力量壓在原本想成為進步運動的運動身上。這件事每天都在提醒我們，千萬不要把任何政治情勢視為理所當然，千萬不要低估準國家的能量聚集（focused energy）：準國家本能上就會把恐懼當作鬥爭武器，他們會用恐懼來逼迫一國當中最理智的人去流放或清算其他人，他們也會用恐懼來麻痺一個生氣勃勃的民族的活力。

一九九二年，阿爾及利亞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他們想要成為世界上最堅定的民主國家，而當時，它那些住在撒哈拉沙漠對面的非洲鄰居有很多都還在為解放自己而戰，都還在對抗高壓的軍事獨裁政權。阿爾及利亞的困境可以總結如下：如果你信仰民主體制的話，你能夠不接受在沒有歧視的情況下進行民主選擇的結果嗎？就算這個結果意味著民主程序的終結？這就是阿爾及利亞人在投票時所面臨的難題。為什麼一個民族不該從馬克思（Karl Marx）手裡把黑格爾（Hege1）救出來？他們只要「以馬克思之道還治馬克思之身」就可以了，因為馬克思自己吹嘘說他一開始是採用黑格爾的歷史模式，但接著就開始攻擊黑格爾。馬克思用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來取代黑格爾的唯心史觀。他倆都同意，辯證過程使得歷史完成，國家秩序弱化。社會衝突得到解決，政治爭端得以消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界線模糊了——一方面是因為行開明仁厚的統治，另一方面是因為階級已經消滅。

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政黨所做的不過是體現古蘭經裡的歷史意志，或者說歷史精神。但諷刺的是，如果從黑格爾的角度來看，這應該被視為民主進程，因為這個廢除歷史的過程是經由人民的選擇來完成的，而且歷史意志詮釋者的衣缽——福山（Fukuyama）歸結為「歷史的終結」——是由全體選民獻給神權階級的。有誰能夠反對「選擇是民主過程的基礎」這個陳述呢？但如果一個民族選擇以後再也不做選擇了，嗯……那麼這個陳述顯然就走到了終點。歷史已經完成了。

這個陳述的問題當然是出在它否定了人類社會的動態本質，而且鼓吹「純粹的偶然無論何時都能取代永恆不變的事物」。就是這樣一種態度使得某個建立在「上帝的選民」（The Chosen）概念上的社會秩序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上帝的選民」這個概念其實是對「選擇原則」（principle of choice）——如果真有這種原則存在——的拙劣模仿，而且也把人民渴望改變的衝動全都消滅掉，但改變其實是人類發展的一個要素。在政治領域裡，就是這樣一種態度把權力永久託付給某個統治集團。能夠成為統治集團的團體從軍方到共濟會秩序（Masonic order）不等，但也可以是工會或科學聯盟（scientific union）——因為出現了特殊情勢，促使這類團體不得不去解決重大的災難或困境。不管我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現歷史已經走到了完成的一刻，但到了那一刻，天啟卻取代了調查和實驗，命令取代了辯論。對我們來說，一九九二年的奈及利亞並沒有發生什麼抽象的問題，並沒有阿爾及利亞所發生的那麼多，我們都希望阿爾及利亞不要出現那樣的困境，要不然就選別的時間來出這樣的事情，因為他們陷入困境，所以我們那個本來就已經很難對付的獨裁政權就有了護身符。

我很快講個大概。我知道有些人以為奈及利亞和阿爾及利亞都在外星球，有些人則以為這兩個國家是同一個國家，因為這兩個國家的發音很像；我就碰過不少作如是想的人。發生在這兩個國家裡的事情是有個獲得正式承認的政黨似乎就要贏得大選了，一個是在一九九二年發生的，另一個則是在一九九三年發生的。然而，就在那個當下，軍方出面要選舉喊停，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不喜歡贏家的嘴臉。然而，這兩個國家還是有一個很關鍵的不同點。在奈及利亞，即將贏得大選的政黨並沒有發表宣言說他們選上以後將會廢除未來所有的民主活動，但在阿爾及利亞，即將贏得大選的政黨卻發表了這樣的宣言。因此，在這兩場大選過後，每當有人跑來問我對阿爾及利亞|情勢的看法時，我都得趕緊想法子脫身，你們應該能夠理解我的苦衷吧？這個問題很容易簡化，而且我們也可以走一遍他們的民主歷程，然後我們就能得到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然而，誠如我們前面已經質疑過的，他們經過民主選擇後得出了什麼合乎邏輯的結論呢？「獨裁」和「獨裁般的現狀」有何不同嗎？

或許我們可以繞個彎來解決這個難題，我要舉奈及利亞最近的發展為例，儘管奈及利亞的發展不過是阿爾及利亞|情勢的局部且不怎麼熱烈的迴響罷了。奈及利亞於二〇〇三年五月舉行大選，這是該國重返民主體制以來所舉辦的第二次大選，在這次大選過後，奈及利亞北方一個叫扎姆法拉（Zamfara）的州宣布他們今後要用「伊斯蘭教法」（the Sharia，也就是嚴格的伊斯蘭律法）來治理該州，後續有九個州陸續跟進。跟進的州裡有一個是塔拉巴州（Taraba State）。該年十二月，該州的州長（本身是個穆斯林）發現他不得不採取嚴峻的手段來對付一個自號為「塔利班」（the Taliban）的極端主義運動。這個團體跟州政府對著幹，聲稱州政府沒有嚴格遵守伊斯蘭教法。這個團體發動了一場叛亂，佔領了幾間警察局；順道一提，他們把其中一間警察局重新命名為「阿富汗」。這場叛亂造成數人傷亡，他們還打算推翻民選政府。後來是出動該州的武力才收拾了這場叛亂。最後該州把這個極端主義運動給禁掉了，而且也把「烏拉瑪斯議會」（Council of Ulammas，也就是宗教領袖的集會）給解散了。

如果阿爾及利亞後來真的是由勝選的政黨來組成政府的話，那麼上述情況應該就會變成該國的命運吧？我們的預測應該不是全然不合邏輯的吧？一旦在權力運作中由正確取代了權利，那麼建立在「比你聖潔」（holier-than-thou）至上論上的永恆鬥爭之路就鋪設完成了，一切將永無寧日。

然而，這僅僅是推斷而已。就我們所知，阿爾及利亞自從做了不民主的選擇以來，有超過十五萬人喪生，當中很多人是被最可怕的手段折磨死的。受害的不只是作家、電影從業人員、畫家、記者、知識分子，儘管這些人照例是第一個遭殃的，因為這些供應「骯髒思想」的人永遠都是基本教義派改革者和思想家的頭號目標。但我要說的是，當時的反對陣營（現在已經轉型成準國家了）認為，該國的鄉村和城市多多少少都犯了藐視他們陣營的純粹律法的罪，或是不夠虔誠的罪。因此他們就發起抵抗運動，一開始是用合法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阻撓人民意志」的看法，用民主的方式表達，但後來就墮落到好鬥的獸|性全都跑出來作亂了。國家和準國家進行殊死戰，雙方都把文明社會的規範給扔了。

這類極端主義不會侷限在地方上太久。我們只需想想阿富汗的情況，塔利班的一些領袖從小就出來打阿富汗解放戰爭了；這場戰爭最後打贏了，成功地把佔領阿富汗的蘇聯武力給驅逐出去了。然後我們再想想阿爾及利亞的情況，那些現在正在跟當權者對抗的伊斯蘭教聖戰士（mujaheddin），他們的領袖也是身經百戰的老手，以前也打過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解放戰爭。這些事件給全球政治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國族獨立戰爭」（nationalist War）這個概念只有在國與國之間才是終結的，在個別國家內部卻還沒有終結。或許「國族獨立戰爭」這個概念早就煙消雲散了，但當時也沒多少人注意到這件事。這個概念是被越戰消滅的，越戰是為了解放越南而打的，是為了把越南從外國人手裡奪回來而打的。

關於越戰，我必須講一下我的困惑。越南（過去稱為印度支那）打過兩場解放戰爭，第一場是跟法國打的，法國在著名的「奠邊府」戰役裡吃了敗仗；第二場是跟美國打的，感覺上美國好像比法國厲害多了。沒人忘得了美國在越戰後期不斷地轟炸越南，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都不諱言美國的攻擊太過猛烈，而他們之所以轟炸得這麼狠是為了把北越逼上談判桌。也沒人忘得了美國在越戰早期在越南灑下的大量落葉劑（defoliants），而落葉劑的影響到今天還沒完全消散，還有他們投下的大批致命的化學武器燒夷彈（napalm）。落葉劑和炸彈造成眾多越南人毀容，這些恐怖的景象永久烙印在世人的記憶裡。我的困惑如下：我很好奇，為什麼北越人（他們在很短的時間裡接連遭到世界兩大強權的迫害）從來都沒考慮過要把這個世界變成戰爭競技場，把無辜老百姓和看起來像是有罪的人變成正當的目標。越南在對法和對美戰爭期間，連一起劫持案都沒犯過，他們沒有抓過人質，也沒有隨便在觀光景點或宗教聖地引爆過炸彈。聯合國機構還有人道組織，在這場衝突裡保持中立、哪一邊都不偏袒，因此而受到世人尊敬。然而，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越戰結束一段時日後，美國的退伍軍人和他們過去的死對頭竟然同意和解。

當然，在越戰期間，如果說全世界都籠罩在恐懼的氣氛裡，這樣的說法是言過其實了。雖然我們到最後或許會爭執不休，不知該從這個對比裡得到什麼樣的教訓，但這個對比仍然值得我們仔細研究。我會在這一系列講座的第五場，也就是〈我是對的，你們死定了！〉再來探討這個問題。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這些民族過去的歷史、哲學和宗教。我們在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抗爭上也可以得到同樣的觀察結果，這場仗也打得很辛苦，敵人也很殘酷無情。但南非那些受壓迫的黑人並沒有宣稱外面世界有罪，並沒有宣稱外面世界在他們被一點也不寬容的種族主義政府機器折磨得半死的時候，犯下了坐視不管、繼續過他們太平日子的罪。對比式研究能讓我們得到許多教訓。這些教訓，在我們承認當前恐懼氣氛的主要源頭以後，或許能讓我們找到徹底解決全球性不公不義狀況的辦法，而非僅僅是修正目前的處理方式。

衝突的物質因素很容易處理，而我們的確知道，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類因素會被視為主要原因。這些因素很容易辨認，也很容易理解，而且常常能夠作為談判的共識基礎，就算是在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國家會為了土地、水供應或其他物質資源而打仗，也會為了「政治邊緣化」（political marginalisation）而打仗（內戰），這些原因都很容易理解，說出來也很令人信服。這些原因直指人類的社會安全感和生存需求的核心。不過，有個因素跟這些原因合在一起，不過並沒有糾結到完全無法分開的地步，這個因素長期以來都被我們忽略。這個因素是權力的一部分，就是想要支配、控制的意志，那是一種奇特的衝動，這種衝動說服某些人相信，他們只能透過控制別人來實現他們個人的或是集體的存在。我說的是戰爭已經發展到超越其物質原因的階段，也就是已經把剝削的秩序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給矯正過來，轉而把全副力量都放在奪取及行使赤|裸裸的權力上。那些獨裁者的情況正是如此，他們在很久很久以前都很有開創性，都很有理想，但後來就死抱著權力不肯下台，為了權力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如果要在當代找一個例子的話，我們可以看看辛巴威統治者的可悲處境。他過去曾經很有革命理想，但現在只是一個難堪的統治者，他的統治之所以能夠延續到今日，靠的並不是民眾的支持，而是恐怖手段。

因此，權力的恐怖不僅僅只是在其結構化的表現方式上。支配意志對領土的追求，也就是支配意志的實質展現，不過只是這故事的一部分罷了。權力也有其鬼崇的行使方式，這種行使方式通常都比結構化的表現方式更傷害、更有勝算。這種權力或許會放棄對控制領土的興趣，但卻不會放棄對支配的渴望。我們可以把支配的意志比作遙控器，這種科技小玩意兒大家想必司空見慣。今日，衝突各方所進行的對話都很火爆，而支配的意志就在其中扮演了相當危險的角色。我所說的權力並不是實際統治的權力，而是追求目標的權力，某種濃縮的、會使人上癮的純粹權力。這種權力無需固著在物質基礎上，其本身就是眾人追求的目標，就是眾人所渴望的。小孩會逗弄抓到的昆蟲、限制昆蟲的行動，學校裡的小惡霸會做出欺負人的惡劣舉動，這些行為是最早進行的權力實驗，小孩從那時起或許就會逐漸發展出攻擊整個社群的行為。受害者（昆蟲或是小學生）的情緒是隨著折磨者而生的，換句話說，折磨者當然很愛看受害者所表現出來的恐懼還有伴隨而來的任憑宰割的樣子，他們把受害者的表現當作他們的報酬。

我相信，現在是面對「嚴峻的現實」（是嚴峻的，因為並非全然是新鮮事）並把權力的要素（亦即追求權力的本能）納入「能夠激發人類責任和社會運動」的因素裡的時候了，這個要素是無法量化的，而且總是主宰了大多數的社會和國際關係。歷史承認這世界上有不世出的大人物，不管是過去或現在，像是亞歷山大大帝、蘇里曼一世（Suleiman）､大流士（King Darius）､祖魯王恰卡（Chaka the Zulu）､阿塔圖克（Ataturk）､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等等，有些人就是具有開創國家或是滋養權力的性格。後面這種驅動力並不是假的，並不是歷史學家或是研究強人或女強人的精神分析學家捏造出來的。當代的情勢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是，權力不再專屬於優秀的、不世出的大人物，而是越來越容易被某個政黨或是代表某類「選民」的行動成員取得。他們越來越不滿只能分到權力的一杯羹了。

美國有些極端的反墮胎分子會追蹤並殺害幫人墮胎的醫生、去墮胎的病人以及無辜的過路人，有時候甚至是在眾人的掩護下犯案的。難道他們不也犯了那條「汝不可殺人」的道德律嗎？或者，準國家的成員之所以令人畏懼的一個因素也就是，他們能夠行使某種超越所有主流社會協議的權力。我會在本系列講座的第五講裡更加仔細地探討「選民」這個主題。

但現在，我可以跟你保證，如果你想要觀察最世俗的權力面孔，你不用跑太遠。你不用花錢進電影院看馬龍．白蘭度所扮演的黑手黨教父。這張面孔無所不在，從手裡把持著一份重要文件的小職員到美國一個還沒被承認、大家一般叫做「國稅局」的恐怖組織的匿名職員身上，皆可看見。光是收到該組織（國稅局）寄來的追討信，你就想像得到寫信的人有多會逼迫人！

實際上，就我個人的遭遇來說，我對該組織的恐懼早就被另一個恐懼給取代了，至少是短暫地取代了；這個恐懼是某種誇大的警戒狀態的產物，這種警戒狀態現在在很多國家（像是美國）都很盛行。這些日子以來，在你已經辦好登機手續而且也已經通過重重安檢關卡之後，你或許會發現在進入登機門之前，你還是得接受最後一次非常詳細的檢查，檢查你這個人以及隨身行李。這種檢查是挑人進行的，大多是用電腦隨機挑選的。然而，在有些機場，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有些機場搭乘特定航班時，決定你命運的則是機場的安檢人員，他們被安排在行李掃瞄關卡的前後。安檢人員想必不僅受過人類心理學的訓練，也受過文件心理學的訓練；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你，好像你是什麼奇怪品種的昆蟲，然後再看看你的護照，用一隻手或兩隻手挑一挑，然後再看看你。她不會問你問題，所有的決定都是建立在雙重審查上：你和你的證件。她遲疑了一下——你後面大排長龍，但她還是遲疑了好一陣子——讓你知道你的命運是操在她的手裡。接著，她突然抬起頭，神情十分倨傲，指示你通過，或是……到旁邊，加入其他一小群人的行列。這些人擠作一團，等著被剝到只剩內衣褲。你們不用相信我的話，自己去看看這些人是怎麼做事的就知道了。你有很多辦法可以讓乘客知道，為了某個值得讚許的理由，你不得不強制他接受某些會給他造成不便的事，我就能夠想到上百種辦法，大多數都可以很客氣、很人性化。但這些人不這麼做，這些人一開始就讓你知道，你將要經歷很令人屈辱的事，而他們，就只有他們，有這個權力強迫你做如此丟臉的事情。

我很遺憾必須告訴大家——先把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擱到一邊——我所碰過的會用這種辦法對付我的安檢人員，也就是那些最可惡、最會擺出一副大權在握的樣子的安檢人員，全都是女性，大多數的年紀都介於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而且都是黑人！或許，兩性之間長年征戰不斷是其中一個因素，這個因素使得美國的種族歧視史變得更加複雜；我希望社會學家能夠好好研究一下我的經驗，並且跟我講一講他們得出來的解釋。我現在講的全都是我的親身經歷。我敢發誓！